烂秀才与拜叉人

我们那地方，称那些有些迂气、好说大话却又热心肠的读书人，或者自以为是的角色，叫做“烂秀才”。这称呼里，有几分揶揄，也有几分亲昵，算不得什么恶名。兰秀才便是这么一位。 

清瘦的他原是马涧镇马三村的老农民，头发花白了，身板却还硬朗，并不显多少老态。他最爱与人说的，是曾当过“领袖警卫”的辉煌。见旁人听了低头窃笑，他便急了，忙不迭地解释：“那是在无锡三国城的一家照相馆里，我穿着租来的军装，系着横皮带，皮带上挂着照相馆提供的驳壳枪，在领袖的巨幅画像左右，各端端正正地照了一张相。”他说得郑重，仿佛那快门按下的瞬间，真有一段金戈铁马的岁月附在了他的身上。我们便也顺着他的话，夸他“英武”，他脸上那点因激动而泛起的红光，便久久不散了。 

他的热心，是全用在给人做媒上的。然而这桩功德，有时却会惹来麻烦。他曾被一户祖孙三代都当过村长、校长的人家请去。那家的女儿，二十六岁了，心气高，起初只想嫁乡里的机关干部；真等乡干部托人上门了，她又想着市里的机关干部了。高不成低不就，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兰秀才上门，问明了条件：一要家境好，最好能分到三间黄泥屋（那土木结构的两层楼，在乡下便是体面的家当了）；二要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三要有一门吃饭的手艺。兰秀才拍着胸脯去了，不多久，真寻着个大致不差的。谁知姑娘过门后，男方兄弟分家，原先指望的三间屋，只分得了两间。此后，“骗子”的名声便跟随他一生。 

 我们都能想见当时的场面，兰秀才定然是涨红了脸，山羊胡子一翘一翘地辩驳：“天地良心！若没有我老兰，你这般嫌三嫌四的，只怕如今还在娘家做老姑娘哩！”他这话，大约是憋了许久的真心话。在他想来，他牵的是一段实实在在的姻缘，成全的是一桩人生大事，那区区一间黄泥屋的出入，比起一个“人家”来，又算得了什么？他不懂得那些水涨船高的心思，他只认一个朴素的理：人，总要落土的。 

午后，冬日的日头暖得像个温吞的梦，懒洋洋地泼洒下来。马涧老街那一方宽敞的明堂边上，背风的水泥矮墙上，常能见到两个并排坐着晒太阳的身影——一个是兰秀才，另一个，便是严大爷。 严大爷来自距离集镇六里路的严宅村，今年七十有三了。乡里传唱着他的歌谣：“一对儿子是将官，一对女儿是鸳鸯。”这自然是夸他儿女有成，家庭和睦。此刻，他眯着眼，一口一口慢悠悠地吸着旱烟，那烟雾缭绕着，混在日光里，显得分外安详。兰秀才则不同，他清瘦的身子挺得直些，双手比划着，正对着空荡荡的明堂，重温他三国城“警卫”的旧梦，或是某一次做媒的惊险历程。那话语，便像这午后的光尘，纷纷扬扬，不知有几多虚实。 

严大爷只是听着，偶尔从鼻孔里“嗯”出一声，算是应答。他中年时，是远近有名的“拜叉人”。马涧寺郎岗的庙里，他每日清晨六点必到，上半日两场，下半日两场，执着那法器，唱念做打，为四方乡民祈福禳灾。这份工，工资从每日五十元，渐渐涨到了一百五十元。他最远曾到过义乌与兰溪交界处、马岭上的那座古庙。那山路上的风霜，寺庙里的香火气，早已浸透了他的骨子里，让他比激昂的兰秀才，多了一份如山岳般的沉静。 

有时，兰秀才说累了，也会歇下来，问起严宅村祠堂修缮的事。一说到这个，严大爷的话匣子才算是真正打开了一条缝。他不说自己出了多少力，只将旱烟杆在鞋底上轻轻磕了磕，望着明堂前那棵老槐树的枯枝，缓缓地说：“一要感谢祖宗，省吃俭用，给我们留下了这座老祠堂；二要感谢两个后裔老板，慷慨捐了七十万的巨资。”在他心里，这一切都是“承前”与“启后”，他自己，不过是这绵长链条中忠实的一环。 

日头偏西，光变得柔和。兰秀才的言语与严大爷的沉默，一如这乡土的喧腾与沉静，相伴相生，构成了岁月本身。 （2025-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