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村，它的名字叫“高畈”

文/陈水河（浙江）

每当想起或提起老家，内心的情感便如村口那方池塘的水，被风一吹，就漾起细细的涟漪，想收也收不回来。这池塘的水，最终都流向了村外的白沙溪。在一圈圈渐次荡开的水纹里，老家的瓦屋、巷弄和炊烟，便一一在眼前浮现，清晰得让我挥之不去。

然而思绪终被拉回现实。我常常独自漫步在兰江江畔，看双燕南来北往，见白鹤掠过水面，只能隔着一江秋水，向东眺望。目光自西向东，努力辨认着北山那青黛色连绵的轮廓，在那片巨大的山影之下，寻找那条云雾缭绕的山垄——山垄的出口，便是白沙溪蜿蜒而出的地方，我的故乡，就枕在溪水转弯处的臂弯里。“忆绪乱纷纷，相对独无言”，正是我此刻内心的写照。在记忆中，我能清晰看见乡亲们春播时水田里的倒影，秋收时谷场上的金黄；可等到真正踏上故土，脚踩着坚实的土地，却又一时茫然，不知该先去哪一家，开口说那些在心头反复酝酿的家常话。酒过几巡，话在嘴边滚了几滚，终究还是化作了沉默。我们之间横亘的，不只是岁月的沟壑，更像是一整个喧嚣时代投下的沉默。他们用砖瓦筑就现实的家园，而我用文字搭建精神的楼阁，彼此相望，却难以抵达。 在那种踌躇徘徊之间，我总觉得，老家骨子里还是旧时模样，它并未真正跟上时代的脚步。偶尔沾上一点时尚的边，也总像被一场透彻的雷雨洗过，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可见风俗这看不见的力量，是何等强大。

毕竟，逝去的时光无法重来。这大概也正是我虽在老家工作，却又不敢完全亲近它的原因。

尽管如此，我心底仍对一辈辈长期居住于此的乡亲们，怀有崇高的敬意。正是因了他们日复一日的辛劳、年复一年的坚守，这方村落才得以存续，并在一砖一瓦的修葺与一寸一尺的扩建中，由旧变新，由新变得更加秀丽、明媚。

也正因着这份淳朴的乡谊，我家的老房子才得以保留至今。原本一溜五间的大屋已拆去两间，二哥在那一半地基上建起了敞亮的新楼；而余下的三间，经小哥持续打理，一次次为它修补瓦顶、粉刷墙面，基本保留了白墙黛瓦的徽派样貌。它背靠着连绵的底山丘陵，如同一片安稳的靠枕。自然，它总有一天也会转手他人。老建筑最终归于尘土，估计是迟早的事，那就交由时间来决定吧。我已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向小哥提出“应该留下些什么”的要求。我知道，自己早已脱离“村籍”，在法理与情分上，都不再是那栋建筑的主人了。未来的景象，谁能预料？侄儿已在兰城买了商品房，他的小儿子因为要在城里读小学也转成了城市户口，大儿子想必也将循此路径。除非今后的“非转农”政策有变，且三哥的后代中，有人愿意回老家承续那渐已模糊的传统。

带着这份对故乡的复杂心境，我因在外驻点招商，跑过义乌、永康和台州各地。那些发展良好的知名村落，其尊老爱幼的传统、敬神祭祖的风俗，梅江老家几乎都有；它们拥有的现代化公共设施、村民自办的工厂与企业，老家却寥寥无几，更谈不上形成有竞争力的块状经济。村里的乡亲，一无雄厚资金，二无营销经验，三无管理能力。外出打工，在建筑工地干的是零活，消耗的是最原始的气力与健康；在居民区做装潢，虽能带上一两个亲戚，能从承包头那里按时拿到工钱，已属不易。于是，一个个小家庭的日子看似过得红红火火，但关乎全村的大集体和公共事务，却少人问津。慈善事业只有堂弟陈旭义一人在默默坚持，几乎是孤军奋战。

再将目光投向田野。老家的大田山地，作物种植几经变迁。原本植稻苗、种麦和撒播红花草籽的田地，如今连片成了蔬菜基地。豇豆、春大豆、四季豆、土豆、芋头……四季轮转，应有尽有。虽赚钱不多，但总算做到了良田不荒。樟下山一带，就属于北山延伸出的底山丘陵，曾以出产青枣、黄桃和茶叶闻名，如今也已成往事，尽数化作一片绿意盎然的雷竹山。清明上坟时，新生的雷竹笋尖带着乌黑的壳子挡在路上，让人只能小心探步，快走不得，慢行又徒生焦躁。倒是上厅和塔脚寺山地上种的翠冠李，近年博得了一些名声，老家人口中的“蜜李”，还促成了当地政府兴办的蜜李节。但这份兴旺能否持续，乡亲们仍在翘首以待。

我的记忆，也随之飘回了更久远的、充满生气的过去。老家的养殖业，那时真是鸡鸭成群、六畜兴旺，尤以肉猪为最。父母健在时，家里除了养四五头肉猪，还单独养了一头母猪。我至今记得精瘦的父亲，如何娴熟地扮演接生婆的角色，一窝产下十只是常事，十一二只也不稀奇。那时候，谁家养了母猪、备好了竹制的小猪笼，总能引发我无限的遐想：仿佛能听见纸币唰唰作响，看见镍币在阳光下闪动微光。其实家里根本谈不上富裕，所有进项，都毫无保留地花在了培养我们这群“小老爷”读书求学上了。

而贯穿我整个童年记忆的，是门前那条白沙溪。溪水清浅，可见水底乱石嶙峋；水声潺潺，是四季不变的催眠曲。我们曾在溪里摸鱼捉虾，在夏日午后跳进深潭洗涤一身泥泞。那时的溪水，丰腴而慷慨，滋养着两岸的田地和一代代村民。它从北山深处发源，流过这片连绵的底山丘陵，一路陪伴着这个村庄。家狗、山羊、黄牛，村民们也零零散散地养着，点缀在小溪两岸、田野之间，构成一幅安宁的田园画卷。

父亲的快乐，全藏在自家地里种的、那一捆捆黄烟里；母亲的快乐，则是换上那身唯一的蓝色的确良衣裳，走去三个出嫁的女儿家做客。而我的快乐，则寄托在翻烂了的小人书，和大队屋里那些方方正正的报纸上——这多少使我与伙伴文山、和平、道炎、建金和金余他们，有了一些不同。他们后来，都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匠、泥水匠。在那个年代，除了当兵、读书，会一门手艺便是老家青年最有出息的象征。如今重逢，我总以“建筑师”、“包工头”称呼他们，言语间是由衷的敬佩与赞叹。

每年农历年初，各级政府都会召开乡贤会，号召大家以不同方式支持家乡建设。这时，我总恨自己能力有限，无以回报这片土地的深恩。除了满腹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我把太多时间和精力，耗在了文山会海、检查总结这些看似忙碌实则虚空的事务上。唯有在不时外出采风之后，静心写出一本本承载着故土气息的书，才感到自己的精神如白沙溪般，终于找到了流淌的出口，在纸页的河床上沉淀下对故土最深切的回响。 这才觉得稍稍对得起父老乡亲，也算勉强了却自己一生的夙愿。

我的老家，是梅江镇一个小山村，它安稳地坐落在北山的南坡之下，背靠着连绵的底山丘陵。那条承载了我无数记忆的白沙溪，从山的怀抱里流出，从它身边静静流过，汇入梅溪，也汇入我绵长的思绪。它有一个土得掉渣倒也充满期待的名字，叫高畈。这个名字，质朴如田间的土块，却仿佛就寄托了先祖们在这片‘高的田地’上，对于丰收与未来，最朴素也最坚韧的仰望。

（撰写于2018年6月2日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