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丽瑛：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

茅丽瑛，1910年8月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个破落的小官吏家庭，6岁那年，父亲因债台高筑投河自尽，茅丽瑛随母亲背井离乡来到上海，投奔在启秀女中任教务主任的亲戚陈招悦。高中毕业后，茅丽瑛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她仅读了一学年，因为交不起昂贵的学费而被迫辍学。第二年，考入上海江海关担任英文打字员。工作之余，她努力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接受进步思想，同时参加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会(“职妇”前身)，参加江海关地下党组织的“东文社”，并成为一名积极分子，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一、积极投身抗日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海关地下党支部以“东文社”骨干为基础，迅速成立起“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茅丽瑛担任慰劳组负责人。

她不知疲倦地终日奔走，为了捐募，她几乎跑遍了江海关每一个部门。她逢人便说：“我们在悲愤中忍受了六年，这一次我们不能再退让了。抗日烽火已经燃起，战士们在火线上与敌人浴血奋战，我们也理应作贡献。在国家危难的当口，我们要勤俭，以物力支援抗战。”

钱捐到了，还得买布缝制衣服。8月23日中午刚过，日军飞机又窜至南京路上空，扫射市中心街区。行人纷纷逃避，商店家家关门。茅丽瑛刚刚赶到南京路、准备采购一些缝制战士内衣的布匹，哪知敌机已飞至几家大公司的屋顶上方，扔下一枚重磅炸弹，南京路顿时血肉横飞。

她顾不了那么多，只得挨家挨户地去敲商店的门，边敲门边大声叫喊。好不容易叩开一家布店的门，里面的伙计探出头说：“买布?你看看这是什么时候?打仗了，形势这么急。”茅丽瑛急切地说：“老板，发发善心吧，前方战士在流血，我买布做衣服给前方，为的是支援战士早日打败东洋人。”店伙计终于被感动了，虚掩着门，请茅丽瑛进去谈，帮助她挑选大量布匹。

等她拿了这几匹布走出店门时，南京路上已空无一人，哪里还能雇得到黄包车？她只好双手抱着几匹布独自走回来。回到服务团，她汗流浃背，两腿发软，瘫倒在地板上。

军队的英勇抗战鼓舞了人民群众，上海市民的爱国热情又激励了前方战士的斗志。医院和许多学校住满了伤员。茅丽瑛带领一支慰劳队，冒着酷热、步行到红十字医院、太和医院等慰问伤兵，送去苹果、桔子、罐头等慰问品。她向战士们讲述各地抗战形势，和慰劳队员一起唱抗战歌曲，受到了伤员的热烈欢迎。

二、心驰神往延安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了上海。一大批热血青年积极寻找出路，走向内地、奔赴延安。

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已不适应当时的环境，经过反复商议、得到组织支持，决定组建“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到广州等地海关去宣传抗日。

“长征团”实行自愿原则。茅丽瑛认为爱国职责义不容辞、决心参加。她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母亲。母亲对这突如其来的计划惊呆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什么?辞职?去广州?离开家?”20多年来，茅丽瑛从来没有离开母亲。茅丽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又仔细地重复了一遍。“你不能走，妈妈年老了，不能离开你。你不能走，不能走啊!……”母亲反复恳求，声音在颤抖。看见母亲枯皱的脸上布满了泪水，茅丽瑛不禁悲从心来、潸然泪下。

自古忠孝两难全，她犹豫了。母亲又请人来劝阻她：“搞抗日，也并非一定要丢掉金饭碗，再过几个月，你服务满七年，就可拿相当一年薪水的酬劳金，你算算每月78元，一年不就是近千元。母亲养育你费了多少心血，做女儿的可要懂得孝顺啊……。”茅丽瑛左思右想、十分矛盾，为了抗日救国，抛弃这近千元的酬劳金她是在所不惜，可是年迈的母亲孤身一人的确需要人照顾啊！

两天后，战时服务团为“长征团”举行盛的大欢送会，茅丽瑛深受鼓舞。当晚，她再次向母亲和盘托出自己想去内地的道理，她对母亲说：“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我决定走了。等赶走东洋鬼子，我们就可以过上安宁的日子”。“妈妈，宽恕我吧，请你原谅女儿的这一行动吧。”母女俩只是无声的流泪。母亲了解女儿，她一旦决定，就不会回头。

11月27日下午，“长征团”一行19人乘坐一艘法国邮轮，随着汽笛响起，准备启航了，茅丽瑛突然行色匆匆地赶到了码头。同事们望着她那双哭红了的眼睛，看看她提着的行李都惊呆了，忙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茅丽瑛说：“奇怪吗?我突然决定走，欢送长征团回去后，想了一夜，也难过了一夜，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决心，我太感动了。”“但是，你母亲……?”“是的，我爱我母亲!但我也爱我祖国，危难中的祖国，是更需要我们年青人的热血去挽救啊!”“我母亲老了，她只有我一个女儿，她爱我，我爱她。我们平时是相依为命的，但这时不同了，我要为祖国尽最大的力，就得离开她，否则，就不可能投身祖国的怀抱。我母亲的哭声几乎动摇了我的决心，但我想到侵略者加于我们祖国、我们人民的损害与屠杀，我又坚定了下来。”说着，泪珠又从她的眼角滚落下来。茅丽瑛扶栏眺望，她的思绪、她的呼吸，随着海潮而起落。既已选择了这条路，就要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延安是革命者的摇篮。当时全国成千上万的青年向往延安，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寻求救国道路。茅丽瑛敬仰延安，想到延安去寻找共产党，她觉得这是为自己展现一个新的世界。长征团一部分人也打算去延安，然而，茅丽瑛却因为接到“母病重速回”的电报而未能与长征团一起成行。

她拜访了当时在广州主持《救亡日报》工作的夏衍，夏衍鼓励她回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说那里同样也有很多工作可做，并让她回沪后去找于伶。

三、精心筹建“职妇”

1938年春回大地时，茅丽瑛回到了上海。她下轮船后见到码头上迎接她的好友蒋学杰，第一句话就说：“假如我有兄妹的话，我决计不回来了。” 茅丽瑛回沪后，谢绝了上海江海关的聘请，回到启秀女子中学担任初二年级英语教师。

由于斗争的需要，经党组织安排，茅丽瑛与董琼南、郑玉颜、蒋学杰等人共同主持了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以下简称“职妇”)的筹建工作。5月，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正式成立，会所设在南京路120号慈安理大楼3楼。茅丽瑛、蒋学杰等人被推选为负责人。

当年初夏，茅丽瑛加入了*。7月，经全体“职妇”会员选举，茅丽瑛当选为“职妇”俱乐部主席，蒋学杰为副主席。在党内茅丽瑛任“职妇”支部委员，分管党团工作。

茅丽瑛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性格又爽朗，她到哪里，哪里就会活跃起来，因而她能够把活动搞得红红火火。茅丽瑛也善于联系群众，不仅关心会员的工作问题，也关心大家的职业、婚姻、家庭、生活各个方面。她经常抽时间上门拜访，看看会员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她还与老同志谈心，劝他们走出家庭小圈子。通过长期、深入的思想工作，茅丽瑛很好地完成了“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任务，与群众结成了鱼水般的关系。

四、果断举行“义卖”

1939年春节，上海慰问皖南新四军的各界代表团回沪向各救亡协会代表作报告，茅丽瑛和支部书记董琼南都去听报告。当茅丽瑛听到前方战士在受苦，不仅缺衣缺药，而且时至严冬，身上还没有寒衣穿的情况时，她感动得难以自抑，猛地站起来插话：“兄弟姐妹们，救国救民如救火，我们马上行动起来，支援新四军，变敌人后方为前线，欢迎新四军打到上海来!”这慷慨激昂、带有鼓动性的讲话，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赞同，大家一致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援助新四军。

党组织迅速作出指示，利用上海“孤岛”特殊条件，以茅丽瑛为首的妇女团体打头阵，为新四军筹募寒衣和款项，同时也为难民募集救济金。茅丽瑛高兴地对董琼南说：“这个工作很重要，这样，不就是变敌人后方为前线了吗？回去以后，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职妇”俱乐部党支部进行了专门研究，决定举办一次物品慈善义卖会。茅丽瑛为此专门组建了义卖筹备委员会，亲自主持会议，决定具体事项。义卖的物品一方面发动会员向社会广泛募集，一方面组织会员自己生产。

义卖会原定7月14日在宁波同乡会开幕。临期之前，宁波同乡会突然通知：请另觅地方，我们有难处。“难处?准又是敌人搞了名堂。”茅丽瑛让大家沉住气，想想办法再说。她们又联系了新新公司、美国妇女总会、逸园跑狗场等。这些地方，联系时都满口答应，可是仅仅过去一天，又都一一拒绝租借。时间已经是7月13日了，职妇会所内一件件物品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万事俱备，只欠场地。

下午，支部书记紧急召开支委会，传达党组织指示：这次义卖，我们打的是头阵，类似这样的活动，还有许多团体要举行，所以我们的义卖事关全局啊!茅丽瑛接着说：“无论如何，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接着又说：“今晚召开筹备人员会议，会议决定后，用我们的联络网通知各位。”

筹备会上，十几位筹备人员表现出不同的情绪。茅丽瑛饿着肚子，胃病又发了，头上沁出了汗珠。她听着想着，心里却是从未有过的忐忑不安。时间一分秒一秒地过去，还有一夜就是14日了！时间紧迫，紧迫到了极点。她蓦地站立起来，大声说：“环境越是艰难，我们越动摇不得!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商场就在此地!”短短数语，感人肺腑。于是，大家紧张地忙碌起来，抢在天亮之前布置好义卖会场。

经过一整夜地紧张工作，小小职妇会所已陈列得琳琅满目，竟然像个百货商场。茅丽瑛怕场地太小不够用，又临时借了隔壁的海关用房，作为第二商场。第一商场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这里陈列的物品全是职妇会员自己手工做的枕套、靠垫、服装、绒线衣等物品。

中午刚过，茅丽瑛接待前来采访的记者。茅丽瑛特别关照记者要通过报纸表示这样的意愿：“希望沪上的公司、商号能本着爱人即是爱己、救难亦即救国之心，踊跃的来举办义卖，那末，我们这次举动就算是有了抛砖引玉的效果了。”

话音刚落，只闻会所秩序大乱，“乒乒乓乓”的声响随之而来，售货柜被推翻了。两个穿着西装的男子步入第二商场，气势汹汹地捣烂桌上陈列的物品，还大声喊叫：“叫茅丽瑛出来!”一边叫一边撕下义卖的标语。“请大家不要慌张，暴徒的捣乱有什么用?我们赶快收拾好物品，继续义卖。”茅丽瑛站在人群里大声说。

这时，被会员追逐的两名暴徒已在楼下被扭获，押送工部局巡捕房。不一会，会所义卖又恢复了原先的平静。暴徒被扭送工部局后，巡捕房通知“职妇”派负责人出庭。茅丽瑛挺身而出：“我去”。“不行，敌人已经注意你了，有危险。”会员们担心。“工部局洋人多，我那点英语便于应付，不必为我担心。”

法庭开庭，茅丽瑛作为“职妇”代表到庭作证。她义正词严地陈述了两个暴徒的肆虐行径，并把事先准备好的被毁坏的物品当庭出示。暴徒在物证面前哑口无言，只得招认所作所为完全是奉“76号”（汪伪特工总部）之命前来捣乱破坏的。法庭遂判决两个暴徒各数月徒刑。

一段时间后，日伪汉奸的《新申报》在一篇报道中说，上海*之地下活动，日渐活泼，开始显露独特之动向……据最近之情报……实际以*激烈分子茅丽瑛为中心……此事既以判明，深遭重视。很显然，汪伪“76”号已伸出魔爪、显露杀机。

五、不幸英勇牺牲

党组织觉察茅丽瑛的工作遭到敌人注意，要求她立即隐蔽、待机转移。茅丽瑛很感动，她说：“要我行动小心，这是对的，但我决不因此而逃避责任，除了革命工作，我生命中没有更可留恋的东西!”茅丽瑛提出先把“职妇”积极分子工作做好，巩固群众的情绪后再离开。

组织上批准了这一请求。然而敌人的罪恶之网早已张开。因为“职妇”要于12月19日召开音乐义卖会，“沉寂”了20天的茅丽瑛，觉得有必要去会所商议一些事情，鼓鼓大家的劲。

谁知12月12日天一黑，茅丽瑛和两位会员一起提前离开会场、行至一楼梯转角处，被潜伏在那里的特务连击三枪，腹部和腿部中弹，送入医院后，12月15日永远地离开了她热爱的组织和姐妹们，时年29岁。

弥留之际，茅丽瑛留下了最后遗言：“吩咐一切的人别为我悲伤!我死，没有什么关系，我是时刻准备着牺牲的，希望大家要继续地努力，加倍地努力!”

12月17日，上海万国殡仪馆里哀乐回响，上海人民继鲁迅逝世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追悼和公祭活动正在这里进行。上海各界爱国人士满怀悲愤的心情向静卧在鲜花丛中的茅丽瑛同志做最后的告别。

1949年，茅丽瑛牺牲10周年之际，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为她题写了挽词：“丽瑛同志被难十周年纪念，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是最光荣的，人民永远纪念她！”

2014年9月，茅丽瑛被列入全国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作者：胡遵远，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原副院长，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