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嘴上占便宜到最好的顾客

　　老家村口的晒谷场边，总晃着俩身影——一男一女，年纪都快追上我父亲，可绕着族谱捋几遍，竟都跟我平辈。这俩人有个癖好，见了谁都爱嬉皮笑脸地“占相因”，张口闭口喊人“舅佬”，仿佛这声称呼能嚼出蜜来。

　　那年我高考落榜，揣着皱巴巴的成绩单回村，连村口的老槐树都觉得比往日沉郁。偏巧他俩撞上来，“舅佬长、舅佬短”的喊声像碎石子，一颗接一颗砸在心上。起初我攥着拳头忍，低头往家躲，可他们像是没看见我的脸色，声儿反倒越喊越亮。终于在一次赶集时，我当着满街人的面发了火，话像淬了冰：“别瞎喊！我没你这‘平辈外甥’！”他俩的笑僵在脸上，灰溜溜地走了。后来常听人说，他俩逢人就叹：“那娃太古板，开句玩笑都受不住。”

　　如今隔着十几年光阴回头看，倒觉得是自己当年太钻牛角尖。他们哪有什么坏心思？不过是把乡野间最朴素的玩笑挂在嘴边。在老家，这类“嘴上占便宜”的戏码随处可见：同辈见了喊“舅母子”“亲家母”，晚辈碰到长辈偏叫“舅舅”“亲娘”，遇上比自己小的，就拍着胸脯要人家喊“姑爷”——说到底，都是借着称谓过嘴瘾，仿佛喊一声“舅佬”，就真沾了“娶人姊妹”的喜气，图个热闹，凑份人情。

　　有的玩笑更绕弯子，藏着几分狡黠。比如瞅着你发愣，就凑过来说：“昨天还精神头十足，咋今天就‘老’（舅佬）了？”或是笑你认死理：“你这脑子，还是块‘旧脑’（舅佬）筋。”就连官场里，也掺着这类烟火气的调侃。有回新调来的副县长到乡上检查，我见他跟老书记熟络得很，便随口问起交情。县长指着老书记打趣：“他是我家大哥，二哥还在检察院当差呢。”我正琢磨着这层关系，就见老书记拍着县长的肩笑：“少在这占我便宜，当年你还借我粮票呢！”这才闹明白，原是俩老熟人在拿称谓寻乐子。

　　人为什么总爱揪着称谓开玩笑？“生就是那舅子命，想当姐夫万不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老辈人挂在嘴边的俗语，藏着答案。这类玩笑的本质，是对“成家立业”的朴素向往，是对“亲缘联结”的本能渴求。就像孩童总爱抢着当“大王”，成年人借称谓“占相因”，不过是在模拟那些尚未拥有的身份：丈夫、女婿、父亲……这些头衔里，藏着对“被需要”的期盼。

　　人这辈子，就是被各种称谓推着走的。以男人为例，生下来是父母的儿子、祖父母的孙子；母亲有姊妹，便成了外侄；父亲有兄弟，又多了“侄儿”的身份。可还有些更重要的称谓，得等时光熬：娶了妻，才是“丈夫”；有了娃，才是“父亲”；岳父母在场，才敢接“女婿”的称呼。这些称谓像一枚枚勋章，挂在人生的衣襟上，证明着“我不是孤单一人”。

　　除了亲缘，社会又给人套上另一张网。职员、经理、下属、领导，工人、军人、作家、专家——这些头衔与“舅佬”“姑爷”不同，关联着生存与价值，却同样是“联结”的证明。你的称谓越多，意味着与世界的交点越密：在家里，是撑起一片天的顶梁柱；在单位，是独当一面的骨干；在行业里，是能被人想起的“某老师”。可凡事皆有两面，交点越多，被牵动的滋味也越真切：顶梁柱要扛风雨，骨干要担责任，“某老师”要顾脸面——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从来都在。

　　我们追着称谓跑，说到底，是追着“存在感”跑。就像法国作家亨·特罗亚笔下那个老人，走进花圈店时，指节发皱的手摩挲着样册，一口气要订十几个花圈：献给父亲的、献给祖父的、献给姑爷的、献给伯父的……店主越听越心惊，悄悄报了警——哪有人一家子同时离世？调查的结果却让人喉头发紧：老人一辈子未娶，无儿无女，连个奔丧的亲人都没有。他怕自己死后葬礼太冷清，便提前给“虚构”的亲人们订花圈，借着那些印在挽联上的称谓，假装自己也曾被亲缘紧紧包裹。

　　店主没拆穿他，只是默默添了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着：“献给最好的顾客”。这行字，像一束暖光，照进了老人用称谓织就的幻梦。

　　如今再想起村口那俩“占便宜”的老乡，我倒生出几分愧疚。当年我怒怼他们的那些话，多像在拒绝一份笨拙的善意——他们不过是想借一声“舅佬”，把我拉进村口的人情网里，告诉那个失意的少年：你不是孤零零的。

　　那些我们嘴上“抢”来的称谓，那些拼命追求的头衔，本质上都是在找一根能拴住自己的线。毕竟人这一辈子，谁也不想做飘在风里的蒲公英，总得有几个称谓、几重关系，把自己稳稳地系在这人间烟火里。

　　2019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