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摆地摊

两次摆地摊

王维宝

㈠卖辣椒

初中毕业后的某天是辛寨大集，家里省出来一串通红通红的干辣椒要我去集上卖掉，老称十二两，相当于新市称七两半。

我用竹筐提着来到大集上，地点是老公社邮电局丁字路口拐角向西约两米处的北侧。我把辣椒从筐里小心翼翼取出来，摆放在早就带来的小塑料布上，屁股就地而坐，等待买家。

很快有人问价了，我说“一元六角一斤”，顾客提了提“多少斤？”“七两半”。

顾客心算后还价“一元一斤吧！”“不行！”我想多卖几个钱。顾客没再还价，拍屁股走了。

我继续等顾客，记忆中在半头晌午里前来问价的也就三四个人，都没成交。

近中午了，夏天的太阳晒得满头大汗，真不是个滋味，又不想放弃，再等等吧。

我的左边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卖菜老头儿，个头不大，黑黝黝的肤色，脸庞消瘦，下巴尖尖的，额头那几道深深的皱纹特别的显眼，说起话来倒是干脆利落，一听就是外村的。看来是饿了，只见他从带来的粗布袋里摸出一个窝窝头，交了一口，再喝了一口从家带来的大瓶子水，“咕咚、咕咚”真痛快啊！

老头的位置再向左就是公社饭店的熟食摊子，饭店在此路口处东侧。这时，饭店里刚出锅的菜来了，三五个大盘，有扒鸡、炸肉、酱肉、下水等。你看那盘炸肉，红红的，兹啦兹啦的冒着油泡泡，散发出浓浓的酱香味，馋人呀！饭店摊的服务员也是个老头儿，身高与卖菜老头差不多，但脸型略宽，气色比买菜人红润。

忽然卖菜老头向饭店服务员老头提出一个谁也想不到的要求：“大哥，能喝点汤吗？”饭店老头先是一愣，回话了“有碗儿吗？”“有，有”卖菜人从布袋里掏出个花瓷大碗，慌忙站起来，两只手捧着靠近酱肉盘。饭店老头把肉盘的左侧提起，右侧压低，向卖菜人倾斜，肉汤欢快地流进卖菜人的碗里。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卖菜人十分感激。饭店老头笑着：“快吃饭吧，别饿着”

卖菜人狼吞虎咽，很快一碗肉汤下肚，又站起来了“大哥，能再给点汤吗？”

饭店老头笑了“肉汤有点咸，别齁着”“没事，没事，我好吃咸”，又一碗。

“小伙子，辣椒咋卖的？”有人问价，我回过神来“一块六一斤”“你这些多沉？”“十二小两，市称七两半”问价人稍停片刻“一共一圆贰角吧！”“是”我答应他。问价人打开钱夹子抽出一张一元和两张一角纸币，装上我的这串辣椒消失在满大街的人群里。

这三张纸币在有钱人眼里或许无所谓，但在我的眼里……真的感到很多。

我像小鸟一样飞向家里。

㈡卖棉花

1978年7月我第二次参加了升中专的考试，8月份收到了章丘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通过了向往已久的“独木桥”。

那时的电话尚未普及，心情兴奋，决定骑自行车去明水给父亲“报喜”，也顺便看看章丘师范学校究竟生在哪里，长个啥模样。当然不能白跑这一趟，顺便带上皮棉（当地语“绒子”）卖点钱。

那年，明刁路段还是土路，少不了坑坑洼洼。自行车上紧蹬快跑，一路颠簸，到明水用了两个多小时。

父亲的工作单位是原章丘水利局，吃过午饭后，先去寻找“章丘师范学校”，少不了“问路”，这才发现有的当地人也不知道竟然还有个“章丘师范学校”。

终于找到了，原来所谓的“章丘师范学校”校址不在城里，而是在城东外的秀水村南，四周一片开阔地，有点荒野的感觉。

找到就放心了，马上回到爸爸的工作单位，带上棉花绒子出发了。

从老邮电局向北走不远是一片浅表水地，此地向北延伸是一条铺就石头的小路，小路两侧的地里种有水稻，这儿便是明水各村的地盘。我选个不影响交通的空地摆上小袋装好的棉绒，等待惠顾。

在这里摆小摊我是独一无二，雪白雪白的纯皮面，够显眼的。

有过路人问价了：“棉花咋卖的？”“两元一斤”我应答。

问者是个男的，三十来岁，用手抓起一小把，握了握再松开，没还价要了二斤。

太顺利了，窃喜，觉得带来的十来斤绒子会很快卖光的。

随后又有几个，却只是看看摸摸，没有买的意思。

夕阳慢慢降落映红了西天，晚霞透过淡淡的浮云投射在大地上，给稻谷披上了淡淡彩锦，慢慢地，渐渐地变浓。忽然刮来一瑟秋风，我本能的抱了抱双臂，立刻感到穿来的上衣变“薄”了。

大概六点，忽然成群结队过桥人蜂拥而来，个个穿着深蓝色的工作制服，有的骑着自行车也有步行，有说有笑，这就是下班工人吧，真羡慕啊！

不乏有人发现了我这个“新大陆”，走过来，问问价，有好事者还凑近乎交谈几句。

问“是北乡人吧？”

答“辛寨的”

问“奥，那里可是有名的产棉区，自家种的？”

答“是”

问“是今年的新棉花？”

答“不是，去年的，10月才能轧出新棉花”

问“原来是旧棉花”

答“一年棉花不是旧棉花，和新的一样，再说今年刚下来的棉花价格肯定要贵点”

¨¨¨

什么顾客都有，不厌其烦的讨价还价。

又过了大半个小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带来的绒子终于卖出去了，换来十多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