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5）•巍巍井冈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新军阀与旧军阀

　　第二章：日本出兵山东攻占济南

　　第三章：蒋介石绕道“北伐”

　　第四章：第四军初战五斗江

　　第五章：杨如轩败退永新城

　　第六章：朱德用兵草市坳

　　第七章：打垮江西两只“羊”

　　第八章：火柴盒承受的使命

　　第九章：红色大地的召唤

　　第十章：平江暴动一声惊雷

　　第十一章：中共湖南省委的“烧饼”

　　第十二章：“八月失败”的由来

　　第十三章：黄洋界上炮声隆

　　第十四章：彭德怀转战湘鄂赣

　　第十五章：这里也有红四军

　　第十六章：湘鄂西的火种

　　第十七章：从七里坪到柴山堡

　　第十八章：都市里的堡垒

　　第十九章：红旗飘过鄂豫边

　　第二十章：国民党的编遣会议

　　第二十一章：迟到的中央来信

　　第二十二章：朱德的扁担

　　第二十三章：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

　　第二十四章：红五军上井冈山

　　第二十五章：柏露会议决策

长篇历史纪实文学

    《星星之火（5）·巍巍井冈》（1—10）章

        井冈山，巍峨的山；

　　山间毛竹，长且又端；去两头，保中间；

　　既可做扁担，还能织箩筐；

　　箩筐屯粮盛薯甘，扁担路挑肩。

　　说到井冈山，也许我们很多人并不陌生，从小学课本《八角楼里的灯光》和《朱德的扁担》中，已经知道了井冈山这个具有革命历史传统的大山。特别是在上了初中后，在语文课本《井冈翠竹》中，对井冈山就更加熟悉了。

　　在袁鹰先生的《井冈翠竹》中，有这样两段文字是用来描写井冈山翠竹的：

       当年用自己的血和汗保卫过第一个红色政权的战士们，谁不记得井冈山上的翠竹呢？用它搭过帐篷；用它做过梭镖；用它当罐盛过水，当碗蒸过饭；用它做过扁担和吹火筒；在黄洋界和八面山上，还用它摆过三十里竹钉阵，使多少白匪魂飞魄散，鬼哭狼嚎。如今，早就不再用竹钉当武器了，然而谁又能把它们忘怀呢？

　　你看，那边山路上走来了两位老表，一人提着一只竹筒。这是什么？这不是红军的硝盐罐吗？要不，是给山头的红军送饭来了吧？这两只小小的竹筒，能引起老表们想起冲过白匪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送上山来的粮食，想起山上缺粮的年月。那时，红军每天每顿只能用南瓜充饥，但是同志们仍然意气风发地唱：“天天吃南瓜，革命打天下！”

　　井冈山是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最初的人民军队中国红军第四军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是革命先辈们生活与战斗过的地方，也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起点。

　　在这之前，无论是风起云涌的南昌起义，还是风云突变的广州起义，都失败了，只有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组织的秋收起义，在失败后总结经验，然后在这个井冈山站住了脚跟，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成功之路的探索。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其实都是一种尝试，但遗憾的是，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只有井冈山的革命尝试没有失败，而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但是，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井冈山的革命为什么没有失败，它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翻开历史的书页，再回过头去看井冈山的革命，发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是毛泽东顶住了各种外来的压力，风雨如磐，坚韧不拔，为革命不断地积攒着成功的经验，因而才谱写出了“井冈山精神”这个中国革命史上最壮丽的一曲。

　　我们可以从这几个“第一”中看出，井冈山精神的光荣与伟大，即：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第一个农村红色政权；第一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第一次土地革命运动以及由此积累的第一部土地分配方案《井冈山土地法》。

　　这些“第一”，为后来的革命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直到革命的烈火燃遍全中国。

　　但是，当我们今天接触到井冈山革命的那些详细资料时，这才发现，要获得这个“第一”，却是多么的艰辛，又是多么的艰难，还是多么的艰险。它不光是革命先辈们在这个地方以求生存，更其重要的是，还得面临枪林弹雨，还得面对生死存亡；既要直面“惨淡的人生”，还得正视“淋漓的鲜血”；既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还得“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真是太不容易了！

　　历史的真相却远非于几句话所能概括，这里面饱含着多少心酸与血泪，又充斥着多少波谲与云诡，还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惊一跳。

        井冈山，革命的山；

　　山间劈竹，可当钢枪；打土豪，灭匪帮；

　　墙头口号声，分田立标杆；

　　配上红缨插梭镖，还把红旗扛。

　　中国要富强，首先得进行土地革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被百分之二十的地主、富农占有。而中国要发展，必须得把百分之八十没有土地而靠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解放出来，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那就是空谈富强，一直要受世界列强即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与侮辱。

　　但是，要达到这一步，看似容易，可做起来就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地主阶级背后有一个保护他们的国民党政权及其庞大的军队，尽管这个政党曾经也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革命和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不是一码事。他们的革命只是为了推翻封建帝制，而并不是推翻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以在共产党实行自上而下的土地革命时，他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地主阶级一边，充当起忠实的庇护者和强大的保护神来。这样，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共产革命的对象，即共产党要进行的革命，首先要打倒的，就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政权，而要打倒它，首先就得消灭它的多如牛毛的军队。

　　这就是那场旷日持久的你死我活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死因，而井冈山的斗争，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但这个片段却意义重大，它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孕育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开辟了一条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独特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开端。

　　这是经过无数次失败检验后才获得的真理。所以说，井冈山是革命成功的摇篮！

　　但是这个片段却是复杂的，也是残酷的。在没有足够军队的情况下，仅靠长矛、梭镖、大刀、鸟铳等简陋武器武装起来的工农革命军，与国民党全副武装的庞大军队相较量，无疑是把鸡蛋拿来往石头上碰，真有些自不量力，但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真到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境地！

　　幸喜毛泽东把在秋收起义失败后的少量队伍转移到罗霄山脉中断的井冈山后，集腋成裘，积沙成塔，才逐渐把那些简陋的武器换成了钢枪。在井冈山，他一直都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从“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以及实行士兵委员会，到在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建立工农兵政府，无不都是在革命实践中进行探索。

　　当朱毛会师后，特别是三占永新、巧夺莲花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实行“耕者有其田”，以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并把它平均分配给农民，其分配原则以“人均分地”与“劳动力分地”相结合，进行调查核实，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实行“剔肥添瘦”、“肥瘦搭配”，为初具规模的《井冈山土地法》寻找客观依据。

　　在军事斗争中，朱毛红军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特别是在永新广泛反动群众来共同参与抗击强大敌军的事迹，都是人民战争思想的初步尝试与探索。

　　在作为上级的中共湘南特委、湖南省委不切实际的“瞎指挥”下，红军的存在受到了威胁，怎么办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人只能自己树立革命的信念，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不唯书不唯上，坚持真理至上，表现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同时，也为后来所向披靡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了初步的验证。

        井冈山，真理的山；

　　山间爆竹，皮厚瓤香；红米饭，南瓜汤；

　　只有饱吃苦，才能赚三餐；

　　不经历血火涅槃，路又在何方？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人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多年的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终于探索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正确途径，但其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

　　而在井冈山，却是迈开的第一步。这一步，走得是异常的艰难。在那个只有一年零三个月的烽火岁月里，革命先辈们身处强敌包围，险象环生，经历漫漫之路，荆棘丛林，但他们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一如既往地顽强拼搏，在死里逃生中苦苦争斗，最后冲出重围，到更为广阔的赣南闽西去，创建了一个更大的根据地。

　　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当我们在详细了解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过程之后，不得不对革命先辈们那种舍身取义，公而忘私、不怕吃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所感动，可能这时才真正知道，井冈山，是革命的山，光荣的山，壮丽的山！

　　井冈山革命的历史，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励精图治、筚路蓝缕、不屈不挠、艰苦创业的缩影，而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实践中的不断探索，以及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不怕外来压力的倔强精神与磊落品行，就像那五百里巍巍井岗，一直使后来人崇拜与敬仰。他们所焕发出来的“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以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和艰苦奋斗作风”，被誉为“井冈山精神”，一直都在激励着今天的我们，并将与日俱增，与世长存！

　　一九二八年五月初，正当朱德与陈毅在井冈山脚下的砻市与毛泽东会师之时，而复出后不久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却正在为他的第二次“北伐”进军北京。

　　关于这个问题，从去年八月起，他就开始了行动，但却在徐州外围打了败仗，后来即使把临阵脱逃的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给杀了，似乎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只好宣布“辞职下野”。

　　但经过几个月的风云变幻，这个曾经在上海外滩证券物品交易所赚了大笔钱的“蒋纬记”，却奇迹般地“翻盘”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来扭转他的乾坤的。

　　去年十一月十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国，正好遇上那个短暂的宁汉战争进行到第二十一天的节点上，那时唐生智在李宗仁和程潜的联合进攻下，再加上江西那个朱培德的临阵倒戈，终于把号称十万之众的第一方面军从安徽芜湖赶到了武汉，正从武汉赶往长沙。这时，唐生智准备辞职下野，把总司令一职让给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而李宗仁和程潜则步步紧逼，企图以苛刻的条件准备对刘兴等四个军进行“收编”，但蒋介石却提出了一个优厚的“收编”条件，致使刘兴等决心抵御到底，以长沙为中心，东至平江，西到湘阴、益阳构筑防线，这样李宗仁和程潜的企图也就在无形间落空了。

　　接下来，蒋介石看见汪精卫、张发奎与李济深的矛盾已趋尖锐，就主动跟三个月前最大的政敌汪精卫联络，利用他与李宗仁、李济深的矛盾使张发奎在广州发动“张黄事变”，从而导致汪精卫一派在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受到李宗仁、李济深一派的强烈攻击。

　　为了推翻“复出”的最大障碍南京特别委员会，蒋介石把捣毁目标锁定在支持这个委员会的铁杆同盟西山会议派上。然后，他暗地里指使其心腹干将陈立夫怂恿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寻衅滋事被枪击，让公众误以为是西山会议分子从中挑唆，从而导致西山会议派脱不了干系，又引起公众对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失职不满，这样他们就让蒋介石采用“一石二鸟”的计策给打败了。

　　之后，又在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利用李济深与汪精卫两派的相互攻讦，从而导致都想拉他这个“中间派”来作为自己压倒对方的筹码，这样他也就借机“翻”了起来，让南京特别委员会自动解散，而恢复了以前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让他自己恢复了原职并兼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

　　正当汪精卫在庆幸广东的“张黄事变”终于没有把他击倒时，桂系白崇禧就想雇佣杜月笙来暗杀他。于是，蒋介石就利用这个事件把汪精卫给吓跑了，致使他流亡欧洲。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在一片拥戴声中，偕谭延闿、杨树庄、何成浚、陈立夫等人，从上海出发坐火车到南京，然后开始了筹备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一月六日，谭延闿、丁惟汾、陈果夫接收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机关，宣布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恢复工作。

　　一月九日，蒋介石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

　　正当蒋介石在踌铸满志之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有两个人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惩办汪精卫。这两个人，一个是最早“反共”的西山会议分子邓泽如，另一个则是留在广州的广东省财政厅长古应芬。

　　他们声称汪精卫及其党徒对于“广州事变”，不仅仅是参与逆谋，还直接发布指示，以致“养奸成祸，害国殃民”，因此要求对汪精卫明令通缉逮捕，捉拿归案。

　　但是，他们这种要求，却得不到蒋介石的答复。

　　于是，邓泽如、古应芬之流认为，这是蒋介石在有意袒护。

　　这就激怒了他们背后的最大支持者胡汉民。所以，在一气之下，胡汉民又以考察各国政治、经济为由，不愿意和蒋介石同流合污，而是偕孙科、伍朝枢一起去了欧洲。

　　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昔日的两个最大的政敌都一下就离开了中国，让蒋介石觉得，真是老天有眼，把一个诺大的国民党一下就交给了他这个毫不张扬的人来统领了。

　　从此以后，不太有可能还有谁敢公开反对他，这就意味着只有他说了算。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至七日，国民党在南京市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二届四中全会。

　　这次会议由蒋介石亲自操办。与上一届会议相比，它全面否定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推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

　　经过蒋介石一手操纵，这次会议相继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案》、《整饬党纪之方法案》、《政治委员会改组案》、《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

　　这次会议，还修正了《国民政府组织法》，恢复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设置，规定：

　　“国民政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推定其中五人至七人为常务委员，于常务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

　　并规定主席的职权为“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使，并举行或参与国际典礼”。

　　会议选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蒋介石、丁惟汾、于右任、戴季陶为常务委员，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不久后，蒋介石又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主席，加上他所任的中央党部组织部长一职，已经是国民党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核心人物。

　　一个国民党的蒋介石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筹备北伐推翻张作霖操控的北京政府。在国民党中的这些右派分子看来，北洋军阀所把持的北京政府如果不推翻，就意味着孙中山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依然存在。

　　所以，象征他们革命成功的标志就是马上去推翻北京政府，而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这个集党、政、军于一身的蒋总司令肩上。

　　所以，蒋介石在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时就已充分考虑到了，在这个国民政府中，还得吸收大批有钱的财阀来担任要职。因为战事一起，用钱的地方就多了，于是他让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让大盐商徐静仁担任财政部盐政处处长，棉纱大王荣宗敬担任中央银行理事，江浙财阀虞洽卿担任中央银行监事。

　　要北伐，就得花钱。当时，南京政府月收入不到三百万元，而整个北伐，却需要一千一百万元到一千六百万元之间。

　　在北伐初期的时候，为了搞钱，蒋介石就曾用过“通匪”的罪名去威胁甚至绑架过一些财阀，使他们主动捐款，这样才解决了军费的短缺。这次复出，他改变了以往这个做法，要宋子文牵头，让江浙财阀中几家大银行主动买下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之后再由这些银行出面，在证券市场抛售。

　　他这样做，是想在江浙财阀们心中留下一个好印象，让钱大家赚，这样他就能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地掏这些“钱袋子”。这叫放长线钓大鱼，或者也叫“治国安邦的长远之计”。

　　所以，为了回报这些财阀们的付出，就得把他们中的相关巨头都吸收进国民政府，让他们担任一些要职。

　　这样，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就与这些财阀的利益绑在了一起，成了一个完全脱离广大工农民众的官僚资产阶级政府。

　　而在农村，他们又坚决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不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以损害地主阶级的利益。

　　如此一来，这个国民党也就不再是孙中山时代的工农联盟政党了，而是十足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

　　在二届四中全会期间，蒋介石住在南京市三元巷二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自从他官复原职后，这里又从门可罗雀一变为门庭若市了。很多人都是来此办事的，此时蒋介石没忘掉一个人，他就是何应钦。或者说，是何应钦在统领他的嫡系部队，即由黄埔军校学生军扩编起来的第一路军。

　　但是他复出后，要马上把这个指挥权从何应钦手中夺过来。

　　这几天，他从何应钦住宅门前过，发现这里已经布上了警戒线，有一支全副武装的卫戍部队居然在这里守卫着，于是心里一动，觉得这个排场也太大了吧，他想干什么？

　　到了总司令部后，蒋介石马上打电话给南京市戒严司令谷正伦，要他立刻撤走何应钦住宅附近的卫戍部队，要越快越好。最后，他把交通部长王伯群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李仲公通知到他的办公室来，要他们做好准备第二天跟着他出行。

　　二月九日这天，蒋介石带着随从及卫队悄然渡过了长江到达对岸的浦口，然后坐火车直奔徐州而去。那里是他的嫡系部队所在的前线位置，也就是由何应钦统率的第一路军就驻扎在那里。

　　过了徐州再往北，就是山东军阀张宗昌的地盘了。

　　想当初，也就是去年八月十二日那场徐州之战，蒋介石本想一口吞下徐州，让那个不听他指挥的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瞧瞧，从此以后就别在他面前翘尾巴。

　　哪知上帝却不成全他，而是弄巧成拙，反被孙传芳咬了一口，结果全线崩溃，只得仓皇逃窜。本来是想以此举动取胜来作为自己颐指气使的砝码，但其结果恰好相反，真是倒霉透了！

　　所以，蒋介石把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抓起来，以“临阵脱逃”罪名给枪毙了。其实他是在让王天培来替他受过，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要说临阵脱逃，他也经历了。他这样做，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他以为他这样做，就能平息众怒，但实际的效果却恰恰相反，根本得不到他的政敌们的原谅，所以也就免不了来一个“引咎辞职”，以息众怒。

　　现在，蒋介石一看见徐州，这座他未曾攻克而让别人攻下的城市，心里就不免有些醋意，同时也对他手下那个何应钦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憎恨。那是因为在他提出“引退”时，作为他部下的何应钦却一言不发，这就助长了李宗仁、白崇禧这些新桂系对他的排挤力度。所以“下野”也就成了一句不是说说而已的戏言，而却变成了“假戏真做”的一次庄严行动。

　　如果不是那何应钦和桂系的白崇禧坐在一起一声不吭，说不定这个“下野”的结果还可以暂缓，哪知这个何应钦却一言不发。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他与新桂系已“沆瀣一气，臭味相投”，也巴不得他早点“下台”。

　　想想这个何应钦，他在国民党军中，或者说在由黄埔军校学生军建立起来的第一军中，也算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连他都巴不得蒋介石及早下台，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蒋介石的指挥水平的确太差。

　　但是蒋介石不这么认为，他首先敏感到的是，“越俎代庖”、“喧宾夺主”这样一些词。也就是说，在他的心里却是“何应钦有野心，想取而代之”这样一个结论。

　　何应钦有这个胆量吗？从大量史实来看，你就是借给他三个胆，他也不敢。其实，他只是个对军事技术颇有研究的专门性人才。

　　何应钦出生在贵州兴义县，比蒋介石小三岁。他早年留学日本东京的振武学校，与蒋介石同校。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作为同盟会员回国参加了由陈英士在上海组建的沪军，任营长。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又到日本京都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是国民党军中唯一一个在日本留过两次学的人。

　　从第二次留学回国后，何应钦就一直在黔军都督袁祖铭手下供职，任军参谋长，同时还兼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所以，在后来组建黄埔军校时，他就格外被引起重视，就任全校总教官。其实，在黄埔军校任校长的蒋介石，本来也没什么经验，所以他一遇到何应钦这种已当过地方军校校长的下属，就像得到了一个宝贝似的。

　　从渊源来看，此二人都是日本振武学校的校友，应该是有一点旧情的，从能力来说，何应钦两次留学日本，在总教官的位置，也表现出了一种高超的组织与训练能力，所以蒋介石是非常信任他的，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副手来对待，就任第一路军总指挥。

　　哪知这个何应钦，在关键的时候，却与新桂系站在一起，在他蒋介石面前却演出了“逼宫”这一出，就不得不使他必须严加防范了。在蒋介石的潜意识里，下面的人最可贵的不是“能力”，而是“忠诚”。

　　说得具体一点，有没有能力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听话”，把吩咐下去的事，不折不扣去完成，不管它对与错。

　　进入徐州城之后，蒋介石就直奔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准备一到就宣布撤销何应钦的总指挥职务，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

　　哪知事不凑巧，何应钦却不在。一问原因，下面的人说，他一早就带着卫队出去了。去哪里了呢？蒋介石马上通过电话询问，下面各军都说，不知道。这一下，蒋介石可来了劲，他马上通知各军军长来总指挥部开会，他要正式宣布撤何应钦的职。

　　终于，各军军长们都到齐了，他们是第一军军长刘峙，第九军军长顾祝同，第十军军长杨胜治，另外还加了一个徐州行营主任何成浚。

　　原来，这何成浚是随蒋介石从上海到南京复职的。之后，他就被派到徐州来就任行营主任了。实际上，他是代表蒋介石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起监军作用的。

　　何成浚这个人，也是在日本振武学校留过学的，但比蒋介石早四年，应该是他的“学长”了。所以，当蒋介石一接到恢复他总司令职位的通知后，就把何成浚找来，要他去出任徐州行营主任。

　　蒋介石设置的这个“行营”，在后来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也就是说，他最初设置的动机，是在由于自己忙于政事无法脱身，而另一边的军事也很重要，这怎么办呢？就只有委托一个人去代替他。这样，这个“行营”的机构也就产生了。当然，他委托的人，必须是他所信任的，有一定资历的，这个人就像他的替身，必须对他忠诚可靠。

　　此时，何成浚悄悄告诉蒋介石，何应钦不在，八成是带着他的卫队到城外打猎去了。

　　这一下可好了，终于让蒋介石逮着了一个把柄，于是就在这个由各军军长参加的见面会上，他突然宣布，何应钦在统率第一路军期间，“军纪弛废，军人涣散”，拟撤销其第一路军总指挥职务，由第一军军长刘峙来代理。

　　这一下，可把全场都惊呆了。这何应钦究竟犯了多大错，居然被撤职了。于是，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会场顿时静得出奇，连一张纸掉在地上仿佛都能听见。

　　为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善于随机应变的刘峙，马上站起来附和道：“坚决服从校长的安排！”

　　当然，他是最大的获利者，如果不表示一下，肯定也说不过去。

　　大家一看刘峙都表态了，于是就恭恭敬敬地站起来，纷纷表示：“坚决服从校长的安排！”

　　这刘峙是谁，他能充当此重任吗？

　　原来，他也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其资历仅次于何应钦。

　　在黄埔军校期间，蒋介石和何应钦对刘峙的印象都不错，这主要是他在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和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中表现得非常出色，特别是在关乎黄埔学生军生死存亡的棉湖之战中，他脱去上衣赤膊上阵，身先士卒带头冲杀，一举击败了陈炯明叛军，给蒋介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接下来，蒋介石向大家转述了二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即国民革命军各军要在近期内集结徐州进行北伐，希望大家做好准备。

　　三位军长一听，心里有数了，马上把孙传芳的最后一次进攻告诉给蒋介石。

　　原来孙传芳在蒋介石忙于夺权的十二月中旬，就与张宗昌又发生了争斗，结果被驻扎在开封的冯玉祥给击退了，然后何应钦才敢倾巢出动，从蚌埠以北杀向徐州，与冯玉祥合兵一处夺回了徐州。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亲自到了刘峙军中，检阅了他昔日的黄埔军。

　　然后又到第十军去看了看。现在这个军长叫杨胜治，是王天培被捕后，以“没有脱逃，稳住了阵地”为由被蒋介石提升上来的。据说，他作战勇敢，在全军溃逃时，只有他那个师最后才撤走。

　　之后，蒋介石对随行来的王伯群说：“伯群兄主管交通，这浦口到徐州的铁路线就靠你来把控了，一定要保持畅通。”

　　王伯群听后，马上点头哈腰，恭敬地应承。

　　接着，蒋介石又对李仲公说：“至于仲公兄，我现在就拜托你一件事，你过去与何应钦关系不错，你去对他说，这撤职之事，是他咎由自取。我要让他知道，有我蒋某人，才有他何应钦，不然他什么都不是！”

　　李仲公一听，这才知道蒋介石要他来，原来是早就想好了的，于是马上说：“何应钦我很了解，他不是轻易就背叛谁的人，更没有什么野心，这一点请总司令放心！我和他接触的多，了解也就多一些，他平时忙于手中的事，在一些问题上没认真思考过，所以就显得迟钝了一些。”

　　蒋介石的先声夺人，让何应钦猝不及防。当他打猎回来时，在半道上就被蒋介石的卫队给挡了驾，然后向他宣布“被撤职”的决定，这使何应钦听后既惊讶又沮丧。

　　自龙潭战役以来，何应钦与白崇禧密切配合，好不容易把孙传芳的军队从南京城外赶到长江对岸的浦口，再从浦口又赶向徐州，而且现在已把阵地稳扎在了徐州以北。这在蒋介石“下野”之前是不会看到这个局面的，但现在却被当着无功，还被当着“军纪弛废，军人涣散”而被撤职，真是冤枉极了，也是倒霉透了！

　　于是，何应钦在一气之下，就带着他的卫队去了火车站。他要回南京去，他病了，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当何应钦回到南京后，发现曾经布置在他住宅周围的卫戍部队也不见了，心里就更是窝火。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老蒋不是心血来潮撤他的职，而是早有预谋。这样一想，何应钦就更气，还真的就病了。

　　看来，这“军纪废弛，军人涣散”一说纯粹是个幌子，而真正被撤职的原因肯定是另有其事。于是，他马上想到了去年蒋介石“下野”的时候，他是一直保持沉默的，这说明蒋介石对这个也是计较的，而且憎恨透顶，所以他要报复。

　　其实，他之所以保持沉默，那倒不是他有什么野心要投靠桂系，而是觉得如果他再说两句话为他的上司蒋介石辩护，可能在以后他在桂系面前就没法抬头了。因为蒋介石的溃退，让他都觉得害臊，他还有什么脸面来说上几句，这不是越涂越黑吗？

　　难道杀了一个王天培还不够，还要他何应钦再去垫背吗？

　　正在何应钦闷闷不乐，胡思乱想之际，王伯群和李仲公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原来这王伯群和李仲公与何应钦的关系都非同一般。他们既是贵州的老乡，又都是一起从贵州出来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的，而且王伯群后来还成了何应钦的大舅哥。

　　蒋介石把他们带到徐州，是有其用意的。那就是何应钦被撤职之后，肯定会想不通，那还得需要有人去做安抚工作，毕竟这个人是有能力的，将来他还有用。

　　所以，他就选定了王伯群和李仲公。对何应钦的撤职，蒋介石只是想给他一个警告，目的是要让他清醒清醒，在关键的时候要站好队，否则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

　　何应钦见到他们后，马上说道：“这个蒋志清真是不讲情面，是他把事情搞糟了，却反而怪我们这些下属，死了一个王天培还不够，还要我去陪葬吗？”

　　他叫蒋介石为“蒋志清”，那是因为他们在日本振武学校留学时，蒋介石就是用的这个名字，但他与何应钦不是同一班，而是高一级。

　　李仲公毕竟是李仲公，他知道这里面的微妙，也就是说，他不能把双方的原话进行转达，这样会火上浇油，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使矛盾越陷越深。

　　怎么办呢？他只有在双方的面前尽量回避他们互相不满的言辞，而杜撰一些好听的话进行哄骗，这样就慢慢使双方的不满开始降温，以达到最终的化解。

　　通过李仲公这么一糊弄，效果还真不错。

　　他还终于把这场风波给平息过去了。

　　最后，他让何应钦写了一份辞呈，提出自己病了，需要疗养。

　　蒋介石看了，也就给予了批准。

　　蒋介石一到徐州后，马上又发电报通知进驻安庆的第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进驻苏州的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二人前来徐州，还通知已有投靠意向的前张发奎部队缪培南第四军赶快北上，经安徽来徐州集结。

　　缪培南部不是在广东五华县境内的潭下之战中被黄绍竑抄了后路差点儿全军覆没吗？还好，目前他们已冲出包围圈转移到了江西东北部，正在接受蒋介石的“收编”。这一下好了，在蒋介石的第一路军中，又多了一个军，这对一向注重实力的蒋总司令来说，真是一件大喜事，何况北伐在即，正是用人之际，又何乐而不为呢？

　　陈调元和贺耀祖这两个人，以前都是孙传芳、吴佩孚的部下。如今改换了门庭，其手下的部队也不少，都可以进行整编后开赴战场。

　　在未到徐州之前，蒋介石就想好了，把何应钦的兵权夺到手后，以原来的第一路军为基础，成立一个第一集团军。经过他仔细斟酌，第一集团军应下辖四个军团十八个军，其部队的建制及各级指挥官序列如下：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

　　总参谋长：杨杰

　　第一军团：总指挥刘峙

　　参谋长：杨杰

　　第一军：军长刘峙（兼）

　　第四军：军长缪培南

　　第九军：军长顾祝同

　　第十军：军长杨胜治

　　第二军团：总指挥陈调元

　　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

　　第二十六军：军长陈焯

　　第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

　　第三军团：总指挥贺耀祖

　　第二十七军：军长夏斗寅

　　第三十三军：军长张克瑶

　　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兼）

　　独立第二师：师长陈耀汉

　　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

　　第三十四军：军长阮玄武

　　第四十一军：军长鲍刚

　　第四十二军：军长马文德

　　第四十七军：军长高桂滋

　　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

　　第三军：军长王均

　　第十二军：军长任应岐

　　第三十一军：军长金汉鼎

　　第四十六军：军长方鼎英

　　炮兵集团：总指挥陈诚

　　后方预备队：总指挥钱大钧

　　航空队：总指挥张静愚

　　铁甲车队：屠金声

　　然后，蒋介石还准备把冯玉祥的陕军和阎锡山的晋军，组成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让他们专门去对付张作霖的奉军，而他的第一集团军则主要在山东地界对付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

　　从以上序列看来，这第一集团军，共四个军团十八个军一个独立师，外加炮兵集团，航空队、铁甲车队和后方预备队，总兵力已达二十九万人。

　　这样，整个北伐的东路军事力量，也就基本具备了。

　　目前，蒋介石根本还没考虑到李宗仁的征西军。他认为，既然他们还在为征讨唐生智丢下的刘兴部四个军，那就让他们去打好了。对于蒋介石来说，李宗仁和白崇禧，还有那个不老实的程潜，与唐生智、刘兴等，都是一路货色，就让他们去相互消耗吧！

　　之后，蒋介石在徐州拍电报给冯玉祥和阎锡山，先对他们在他未复出之前对他的“复职”呼吁表示感谢，然后要他们到开封来，他要亲自去和他们商议第二次“北伐”的事情。

　　这样，蒋介石就离开了徐州奔往开封。

　　此时陇海铁路已经畅通，其间三百多公里的路程，坐火车十多个小时就到了。

　　“陇海铁路”这个名字，是后来才叫起来的，最初却不这样叫，它只有从洛阳到开封这一段，应该叫“汴洛铁路”，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再继续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直到西至甘肃天水，东到江苏的连云港。

　　此时的冯玉祥驻扎在开封。他是去年三四月间从潼关出发，一直向东打到了洛阳，然后又打到郑州与唐生智的部队会合，最后才向东边的开封进军，而在北面，沿京汉铁路，几乎都有他的部队驻扎。

　　在军事力量上，冯玉祥现在已有三十多万人，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北伐武装。如果再加上一直龟缩在山西的阎锡山晋军，总兵力不低于四十五万人，这对蒋介石来说，去争取他们，已经是毫不犹豫的事情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个人的武装本来就不是国民党自己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中途投靠过来的。这就预示着如果条件一变，他们还有可能“反水”。所以，去拉拢他们已经是蒋介石义不容辞、刻不容缓的事了。

　　说到冯玉祥，蒋介石上一次和他见面，是在徐州西郊的一个小站。那是去年的六月十九日，是冯玉祥亲自坐火车去徐州与他见面，或者说，是冯玉祥有求于他，才主动从开封过来，与他协商共同北伐的事。

　　那时，汪精卫要“东征讨蒋”，而冯玉祥却要“北伐奉张”，如果蒋介石忙于去对付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军，那东边的孙传芳、张宗昌就会乘虚而入去抄他的后路，到时候就麻烦了。所以他在郑州给了汪精卫四个字，“媾合清党”。

　　出于冯玉祥当时有二十八万人的军队可以牵制张作霖的奉军主力，汪精卫也就不得不听了。同时，在徐州的会晤，也不得不让蒋介石听从他冯玉祥的主张，放弃后顾之忧，在东边进攻孙传芳和张宗昌。

　　从当时的形势看，冯玉祥是既为了国民党右派们的大局，也为了他自己不被张作霖、孙传芳和张宗昌“围歼”，所以他要特意到徐州去一趟。当然，这是非公开的，为了不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把自己所乘的火车不是往东开，而是往西开了一段路后，再往东开。

　　为了保守秘密，蒋介石带着幕僚们专门来到徐州西郊的一个小站迎候，也准备在那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磋商。而此时，冯玉祥却耍了一个心眼。他不坐在前面迎接他的“花车”上，而是躲在后面堆杂物的车厢里，跟蒋介石玩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把戏。

　　那时大家都还是第一次见面，只听见熟悉的名字却没见过人。所以当蒋介石们发现他们隆重迎候的“花车”居然没有主角时，正在疑惑。这时只见一个叫花子似的大汉像疯子一样从最后一节闷罐子车厢里跳了下来，然后笑着向欢迎的人群不停地招手。

　　大家一看，此人十分高大，头上戴一顶有帽沿的蓝色帽子，但上面没任何标记，还缠着一块布料把两耳遮住只露出一张黑色的胖脸，脖子上也拴了一块蓝色的布单作为披风，而腰间却拴着一条布巾，衣服和裤子都是那种洗得发白的河南灰色土布，还扎着绑腿，穿着草鞋，再别上一支二十响驳壳枪，让人一看就想到了这有可能是来自沙漠中的劫匪。

　　大家正在惊讶冯玉祥哪儿去了，这里又出现了这么一个大汉，就更惊讶，但是却没有人去阻拦，仿佛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呆了。正在这时，却看见从花车上下来的警卫们马上分列两旁，各就各位，然后给这个出奇的大汉让道，还齐刷刷地敬起了军礼。

　　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原来他就是冯玉祥。

　　现在，冯玉祥在接到蒋介石要来开封的电报后，心里非常高兴。其实，在一月初，他就知道蒋介石复出了，而且还邀请他参加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但是由于冯玉祥的军务在身，根本无法前往，所以就只好放弃。

　　想当初，在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后正在闲居之时，冯玉祥和阎锡山就发过电报支持他复出，这倒不是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的交情，而是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或者说，是另一种危机正在威胁着他们，那就是张作霖、孙传芳和张宗昌的军队，开始在向他们进攻。

　　此时，他们希望蒋介石复出后在东边的徐州继续牵制孙传芳和张宗昌。不然，如果张作霖把所有的北洋军压过来，可能他就只有“吃不了兜着走”了。

　　此时，南方正在发生宁汉战争和“张黄事变”，而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却已开始在向张作霖进攻。尤其是那个精于算计的山西人阎锡山，在十月初就正式向他一直依附的北洋军奉系首领张作霖宣战了。

　　而初战似乎很顺利，几乎是三路出兵，三路顺风，一下就攻占了山西之外的新乐、石家庄、涿州、怀化、定化。

　　那时，蒋介石已下野，李宗仁正在讨伐唐生智。冯玉祥除了在双方的关系中斡旋，还对唐生智施加压力给予威胁，说如果他不听南京特别委员会指挥，那就有可能大家一起来讨伐他，而且还把前锋部队摆在了武胜关，给唐生智的背后造成了威胁。

　　其实，这是他故意制造的一种假象，目的是让唐生智屈服，不能再兴风作浪，然后大家一起去对付张作霖的北京政权。如果他真的要去讨伐唐生智，也根本就派不出多少兵，原因是张作霖不给他这个机会。

　　此时，冯玉祥看见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已指望不上他们了，于是就与阎锡山约定，一同伐奉。具体分工是，直隶及其以北地区，由阎锡山的晋军攻取，而陇海线以北地区的山东地界则由冯玉祥军队负责。

　　十月初，阎锡山率领他的晋军，对奉军发动了突然袭击，晋奉大战拉开了帷幕。

　　几天后，冯玉祥兵分三路，也向盘踞在山东境内的直鲁联军发起了进攻。第一路以鹿钟麟为主帅率兵五万，从豫东沿陇海线进攻徐州；第二路由刘镇华率兵八万，从考城向山东济宁进攻；第三路由孙连仲率兵四万，从大名向山东德州进攻。

　　此外，以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马鸿逵、郑大章等部的九万余人，为总预备队，在郑州、开封集结待命。

　　因为各种原因，刘镇华和孙连仲这两路，进展不大，只起了一些牵制作用，真正的大战却发生在陇海线上。

　　此时，鹿钟麟所率的五万多人，却被直鲁联军前敌总指挥褚玉璞统率的十万之众所冲击，除此之外，还有白俄雇佣军和铁甲车助阵，鹿钟麟马上就顶不住了，只得后退。

　　这一退不要紧，马上就丢失了商丘、归德，一直退到兰封附近。

　　此次战役损失惨重，连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也成了俘虏。

　　冯玉祥这一下慌了，急调十万兵力，由石友三、韩复榘指挥，去支援鹿钟麟。

　　此时也是十月下旬，直鲁联军沿铁路西进，快逼近开封，但他们却犯了一个错误，即战线太长，轻敌冒进。

　　这就给了冯玉祥一个“切成数段，各个击破”的机会。于是，直鲁联军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冯玉祥摆在肉案上的一副骨头架，任意宰砍了。

　　冯玉祥的策略是，以主力猛攻铁路两侧，用骑兵抄袭直鲁军后方。

　　当他切断了铁路交通线后，直鲁联军顿时大乱，只好放弃铁甲车徒步撤退，途中又遭围追堵截，有三万人居然被俘，五列铁甲车也躺在铁轨上，成了冯玉祥的战利品。

　　铁甲车在当时算是军阀战争中最新式的武器，把它安装在铁道上，就像一座可以移动的堡垒。有了它，在敌群进攻中，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抵挡的。

　　前线兵败，使长得牛高马大的张宗昌非常沮丧。为了泄愤，他居然不讲战场规则，把俘虏来的高级将领郑金声给杀了。

　　冯玉祥和韩复榘知道后，一面为郑金声的遭遇悲痛不已，一面把张宗昌的残暴愤恨到了极点。他们发誓，以后抓住张宗昌本人，一定要亲手宰了他。

　　正当冯玉祥和阎锡山开始向张作霖和张宗昌进攻之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又开始发动了惩治唐生智的宁汉战争，所以一时却腾不出手来，这样就使冯玉祥本来是打了胜仗的，却不敢孤军冒进了，而是把主力撤回到兰封一线。

　　张宗昌看见冯玉祥打了胜仗却还要撤退，觉得有些反常，以为冯军内部出了问题，于是又重新集结了十二万的大军，再次向冯玉祥驻守的豫东地区滚滚杀来。

　　这一下就像捅了马蜂窝，直鲁联军是倾巢出动，仿佛在做最后一次挣扎，想以此来挽回他们曾经失去的河南，甚至安徽与湖北。

　　他们兵分三路向冯玉祥进攻，冯玉祥也兵分三路迎战，双方兵力不相上下，就在这豫东平原的开阔地带展开了决战。

　　这有些像两个人摔跤，没有任何投机或侥幸的可能，只有凭着那股子蛮劲。结果却发现，只要有一方失误太多，而另一方就渐渐占了上风。

　　从这一点看来，直鲁联军却是最先出现这种迹象。

　　因为，在它的内部，比冯玉祥内部更复杂，各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本来就差，再加上指挥者们都不愿拼死作战而保存实力，其战斗力就更差，这就被冯玉祥采取的“各个击破”终于打败。

　　在陇海线上大获全胜后，冯玉祥的大军逼近了徐州。

　　于是，双方又在徐州城西郊开始了反复争夺。

　　驻安徽宿州的孙传芳见徐州危急，为了保存实力，他只好下令开始北撤。

　　此时，何应钦率领的第一路军却在宿州以南的蚌埠，他看见孙传芳撤军，才敢北上。

　　十二月中旬，当何应钦的第一路军进至徐州南郊时，孙传芳和张宗昌怕腹背受敌，慌忙撤离徐州。

　　这样，何应钦所率的第一路军也就占领了徐州。

　　当冯玉祥接到蒋介石的复出电报后，心里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国民党内终于又在蒋介石的手中掌控了，更其重要的是，他在对付张作霖时就再也不是孤军了。

　　现在，他接到了蒋介石要亲自来开封会他的电报，更是喜不自胜，于是就整了整衣冠，准备率队到车站去迎接。

　　想起蒋介石在去年六月间给他承诺的每月二百五十万大洋的军费，他马上就来了劲。蒋介石一到，看来这军费又有着落了。

　　但冯玉祥也是一个不容低估的政客，他马上又敏感到了另外的事情来。因为蒋介石要屈尊来会他，这说明肯定有要事来求他。他在心里说，看来还得谨慎，不然会被他卖了还帮他数钱。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蒋介石带着随从坐火车前往开封。十多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到了。

　　一下车，马上就得到了冯玉祥的热烈欢迎。

　　此时，冯玉祥一改先前那种叫花子式的打扮。他戴着苏式大八角帽，但衣服还是那种灰色的土布，却没有扎腰带，也没有背枪，脚下也没扎绑腿，而是穿着一双平底黑布鞋。

　　当他和蒋介石握手之后，两人免不了是一系列的寒暄，叙说分别后的情形。然后一起上了早已预备的高头大马。

　　在马队的一路开道下，大家众星捧月般地把蒋介石迎进了司令部。此时，蒋介石戴上大沿帽，脚蹬长筒靴，身背武装带，腰别小手枪，一副正规军人的打扮，而冯玉祥却像一个大个子伙头兵，在他的面前晃来晃去。

　　待大家在司令部坐定之后，蒋介石尖着嗓子对冯玉祥述说当前的形势，要冯玉祥积极配合他马上就要举行了第二次北伐。由于他是浙江奉化口音，使安徽出生的冯玉祥听起来很费劲，于是就找了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来做“翻译”，他就是冯玉祥手下第四军军长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这个人以前是清朝的军官，当过西域镇总兵兼阿尔泰护军使，还被袁世凯拜过上将军。

　　二月十七日，冯玉祥陪同蒋介石坐火车到郑州去检阅了他的西北军。这里是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交差的十字路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待检阅完后，蒋介石所看见的冯玉祥部队人数众多但武器不行，许多人还在使用那种大刀片子，心里就有些嘀咕，他们这样行吗？其实这是冯玉祥特意做来给蒋介石看的，目的就是要向他要枪要炮，还有军饷。

　　为了笼络住这个大财神，在冯玉祥的授意下，由老将军马福祥出面，提议他和蒋介石结拜为异性兄弟。

　　蒋介石一听，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原来，他也信这一套。这真是“唱歌的与拉琴的会在了一起，一拍即合”。

　　为了笼络别人，蒋介石也曾用过这个手段，在第一次遇见李宗仁时，也做过结拜。结果怎么样呢？在关键的时候，还不是被李宗仁挤下了台吗？

　　但是，现在形势需要他这样做，所以他也就不敢推辞。

　　在二月十八日这天，蒋介石在郑州又用他拉拢李宗仁的办法，以封建行帮的形式，与冯玉祥换了兰谱，盟誓结拜。

　　这“兰谱”是个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把各自的姓名、生辰八字写在一张硬纸片上，然后再写上一句相互祝福或勉励的话，交换后各自收藏作为凭证。

　　在长者马福祥的主持下，结拜仪式在一片清烟缭绕中开始了。

　　他“哼哼啊啊”地在两人跪着的大厅中央唱了几句什么之后，就开始念道：“四十二岁蒋中正生于丁亥年九月十五日，与四十七岁冯玉祥生于壬戌年九月二十六日，于今日义结金兰，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

　　在“兰谱”上，蒋介石写给冯玉祥的是：“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

　　冯玉祥写给蒋介石的是：“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马福祥的话音一完，二人马上向他叩了一个头，以表示对“长者”的感谢，接着又互相叩了一个头，这才把胸前一直捧着的“兰谱”互相做了交换。之后，二人携起手站起来，互相作揖道贺，开始按“兰谱”称兄道弟起来。

　　在郑州逗留的几天里，阎锡山一直没到，看来他那边确实有些吃紧。所以，只有把他派到冯玉祥军中的代表叫来参会了。

　　在冯玉祥的高层军官会议上，蒋介石宣布，第二次“北伐”马上就要开始，希望广大将士用心努力，并承诺，所需军饷和枪支弹药由国民政府统一拨发。

　　他这一说，让一向贫穷的冯玉祥手下的军官们马上来了精神。

　　于是，按照冯玉祥提供的名单，蒋介石又宣布，继续把他们编为第二集团军，而阎锡山的晋军则为第三集团军。

　　其具体序列如下：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

　　总参谋长：刘骥

　　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孙良诚

　　第三军：军长孙良诚

　　第五军：军长石友三

　　第二十一军：军长吕秀文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

　　第一军：军长韩占元

　　第十四军：军长秦德纯

　　第十三军：军长张维玺

　　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韩复榘

　　第六军：军长韩复榘

　　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

　　第二十三军：军长刘镇华

　　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恩茂

　　第二十八军：军长万选才

　　第九方面军：总指挥鹿钟麟

　　第二军：军长刘汝明

　　第十八军：军长鹿钟麟

　　第二十军：军长庞炳勋

　　第三十军：军长刘骥（兼）

　　第三十二军：军长冯治安

　　骑兵第一军：军长郑大章

　　铁甲车集团：刘自珍

　　第三集团军的详细名单，由于阎锡山没来参会，就不是很清楚。参会代表只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名单，现也罗列如下：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

　　总参谋长：朱绶光

　　左路军：司令商震

　　中路军：司令商震

　　右路军：司令徐永昌

　　预备军：司令丰玉玺

　　炮兵集团：司令周岱

　　以上两个集团军，大概有四十五万人，加上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那就是八十四万人。这对蒋介石来说，已是非常乐观的事了。

　　但是，正在他高兴之余，却有一件事又让他不安起来。

　　原来李宗仁的征西大军在白崇禧和程潜的进攻下，已占领长沙。此时，刘兴已出走，余下的四个军被白崇禧收编在他的名下，这一下，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部队，一下就增加了四个军，这让蒋介石怎么能心安呢？

　　却说阎锡山没来郑州开会，那是有原因的。因为，阎锡山被张作霖从石家庄赶回了山西，正在手忙脚乱之时。现在张作霖的奉军快冲到太原东边的娘子关了，他哪里还有心思来郑州，他要带着他的十几万军队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出击。

　　因此，他在二月十六日给冯玉祥的电报中说，他赞成蒋、冯二人的北伐计划，并表示，一旦津浦路、京汉路“开战”，他将“同时由京绥、紫荆关、京汉线三路反攻”。

　　如今，阎锡山手下的军队主要驻扎在井陉、怀来到雁门关一线。在各要道关口，他都配有重兵。如果他擅自离开，奉军攻来，下面那些将领就会失去主心骨，山西可就完了。

　　十几年来，为了保住山西这块地盘，阎锡山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在中国政坛军阀角逐的风云变幻中，他就像一条游蛇，一会儿跟着这个，一会儿又跟着那个，似乎从没有一个定准。

　　但仔细一琢磨，他还是有方向，就是谁强大，他就跟谁，谁弱小，他就躲谁。他这叫“靠着大树好乘凉，靠着山水好饮泉”的实用主义逻辑。为了在军阀角逐中能保住他屁股下面的这块地盘，他就得不惜信誉、尊严、颜面、骨气乃至金钱的丧失。

　　有人说，他这是两面三刀、墙头草、变色龙，他却说，这叫纵横捭阖，见风使舵，或者叫虚与委蛇，韬光养晦。其实，也就是个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哪里有便宜，他就往哪里钻，哪里有风声，他就往风平浪静的地方躲。

　　从整个华北的形势来看，目前张作霖还有五十万军队在那里虎视眈眈，而他却只有十几万人。要去和张作霖抗衡，那显然是鸡蛋去碰石头，根本不是对手。怎么办呢？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已打到河南的冯玉祥和南方的蒋介石身上，让他们三家去对付这个姓张的。

　　说到阎锡山，他可是一个非常精明而机敏的人，什么地方赚，什么地方赔，什么时候盈，什么时候亏，他都算得很清楚。一句话，遇到事情，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赚，他就要进，否则他就得退，反正以“不能亏”为原则。

　　想当初为了保住他在山西的这块地盘，他可成了一条典型的“变色龙”。本来，他是以孙中山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去“接管山西”的，有些像湖南的那个第一任都督焦达峰。但不久焦达峰却被人暗杀了，而他阎锡山现在却还活着，依然是山西境内的“大哥大”。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有什么诀窍，其实就是察言观色，然后瞅准时机，把握方向。谁强大，他就跟谁，谁有可能卡住他的脖子，他就捧谁。所以，在袁世凯制裁国民党枪杀宋教仁激起孙中山“二次革命”后，他就不站在孙中山那一边了，而是投靠了袁世凯。

　　那时，参加同盟会的人许多都反袁了，像湖南的焦达峰，安徽的柏文蔚等，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拥护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即使在后来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也不惜颜面去参与“劝进”。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他心里就没一杆秤吗？

　　其实他很清楚，心里也明镜似的。孙中山他们要第二次革命，叫嚣几句后袁世凯一反扑，就草草收兵，然后往香港跑，往越南跑，甚至往美国跑。可他阎锡山就在袁世凯的眼皮底下，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而且袁世凯在他身边还安插了人在监视他，他跑得了吗？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那就会人头落地，所以他怎么着也不敢打出“反袁”的旗号。

　　基于阎锡山有这样一种能屈能伸而不顾颜面、尊严的随机应变能力，所以在袁世凯死后的数十年军阀混战的风云变幻中，他都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

　　为了保住山西这块并不太大的地盘，他一会儿投靠这个，一会儿又依附那个，让人捉摸不透，其实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即使风浪再大，他都能稳坐钓鱼台。

　　去年一月以来，阎锡山听说南方的北伐军已攻进了武汉，就立即派代表与广东国民党中央联络，要求加入国民革命军。

　　当时冯玉祥已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把自己的军队称为国民军，而阎锡山却用不着那么麻烦，他早就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只需他的代表到广州后说，他投靠袁世凯，那是在为国民革命保存一股有生力量而迫不得已的韬光养晦，就会赢得许多人的认可。

　　事实正是这样，阎锡山的行为得到许多人理解后，国民党中央就把他的军队命名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

　　但是，当阎锡山获得这个称号后，并没有马上把它用出来，而是收藏起来在等机会。尽管在五月冯玉祥与唐生智的部队在郑州会师，他都是一声不吭。

　　直到十月份冯玉祥开始从陇海路发起了进攻，他才开始积极配合。因为，在这之前，他与冯玉祥约定，必须统一行动，否则大家都没好果子吃。为此，他们还结拜为兄弟，希望互相都有个照应。按年龄，冯玉祥还大阎锡山一岁，称兄。

　　现在，阎锡山已亮出了旗号，决定与张作霖摊牌了。十月一日开始，他基本上是倾巢出动出兵去攻击，其具体部署为：

　　以右路五个军的兵力外加三个炮兵团，在副总指挥徐永昌、杨爱源的带领下，以孙楚为前敌总指挥，进攻石家庄和新乐；以左路两个军加两个骑兵师三个炮兵团，在商震带领下，以张荫梧为前敌总指挥，沿京绥路两侧前进；另以傅作义第四师和李服膺第十四师从蔚县出发，直接进攻北京城南北两侧。

　　出乎预料的是进展很顺利，不几天，右路军就占领了石家庄、新乐、定县，左路军还占领了怀安、定化一线，而傅作义部却延伸到了涿州。

　　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却派了第二十九军戢翼翘部突然侧击定县，马上使阎锡山军队全线动摇。为保存实力，阎锡山只好下令撤退，这样傅作义所率的第四师八千人占领涿州也就成了孤军冒进，被张作霖出动四万兵力进行围困。

　　涿州城被张作霖围困了近三个月，光是炮弹就向城里发射了六万多发。城中所有的房屋几乎被炸塌，老百姓死伤不少，粮食短缺，许多人都被炸死、饿死，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傅作义占领涿州的目的，是想把它作为进攻北京的跳板，但现在跳板已经没有了，反而成了众矢之的，这想起来就觉得怆然。

　　当然，战场上的事，瞬息万变，谁又能算得那么准？此时，涿州已是一片焦土，早已失去了它的战略意义。

　　怎么办呢？傅作义只好服软，马上呼吁“退出内乱，不再参战”。然后，出面与张作霖谈判。

　　张作霖尊重他的呼吁，把他余下的部队改编为“国防军”，开拔到俄罗斯边境满洲里去戍边，并把傅作义软禁在保定，但是几个月后，傅作义却逃了出来，转移到天津躲起来了。

　　一九二八年初，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已告一段落，结果还是一个以蒋介石为中心的黄埔系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就说明，在未来的岁月中，他们把持中央政权，已经是板凳上钉钉了。所以，在趁蒋介石还没到南京复职之前，李宗仁马上决定，得赶快把唐生智留下的刘兴等几个军解决掉，不然蒋介石一上任，宣布收编这几军，那就晚了。

　　一月一日，李宗仁任命白崇禧为征湘讨逆军总指挥，对湖南长沙展开了进攻。

　　白崇禧要程潜率第六军、第四十四军，沿武长铁路南下，要朱培德率第三军、第九军，从江西方向进攻株州，而自己却率第七军、第十九军，从武昌以南的通城向平江移动。

　　正在积极进兵之时，程潜手下的右翼纵队叶开鑫第四十四军却反叛倒戈，致使程潜的第六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原来，叶开鑫和唐生智一样，都是以前湖南军阀赵恒惕手下的部将，难道在紧要的关头，他起了恻隐之心，要帮同僚唐生智一把？

　　其实并非如此，这是蒋介石在中间作梗。

　　在刘兴等四个军的收编计划上，他给出了很高的交换条件，但都被桂系给破坏了，所以他秘密收买了叶开鑫，让他在中途倒戈。这样，第六军、第十三军就猝不及防，被叶开鑫和刘兴两面夹击，被打得溃不成军。

　　这给程潜和白崇禧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于是，白崇禧马上命令夏威带着他的第七军奋勇出击，这才将叶开鑫击退。

　　叶开鑫的倒戈给了刘兴一个反攻的机会，但是狡猾的白崇禧却另辟蹊径，从长沙北部的一个小地点金井乘虚而入，抄了刘兴的后路。

　　突然之间，白崇禧的部队就出现在长沙北郊，致使刘兴大惊失色，只好赶快后撤，收缩兵力。

　　可是，已来不及了。白崇禧很快攻占了长沙。这一下，唐生智的这些败将们，纷纷致电李宗仁，请求停战，接受改编。

　　一九二八年三月七日，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已推任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然后由蒋介石向各地方实力派进行任命，让他们就任本地方的分会主席。

　　这样就产生了以下一些“主席”，他们是冯玉祥任开封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任太原政治分会主席。此时，蒋介石看见李宗仁在湖南的战事已结束，还收编了四个军的编制，因此也任命他为第四集团军司令、武汉政治分会主席。除此之外，还任命李济深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

　　这样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各派终于达成了空前的团结，而李宗仁的那个第四集团军也义不容辞地要被推向“北伐”战场了。

　　其具体序列如下：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

　　参谋长：白崇禧

　　第七军：军长夏威

　　第八军：军长李品仙

　　第十二军：军长叶琪

　　第十三军：军长白崇禧（兼）

　　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

　　第三十军：军长魏益三

　　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

　　独立第二师：师长罗启疆

　　独立第八师：师长刘春荣

　　这里不难看出，李宗仁已把从唐生智军队中收编过来的第八、第十二、第三十六三个军加了进去，使他们成为北伐战场的一个纵队。李宗仁认为，这个纵队让李品仙来任总指挥，是挺合适的，因为他是广西人。至于那个第三十五军，其军长就是何键，被李宗仁留在了长沙作为卫戍部队。

　　自此以后，何键这个“反共”专家也就逐渐倒向了蒋介石，成了湖南一个强悍的地方军阀，而李品仙却追随了李宗仁，成为桂系中的一员悍将。

　　通过对唐生智部队的收编，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已由原来的三个军扩张到了六个军，加上新组建的第十三军，如今已有七个军，总兵力已不低于二十万人。这样，加上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八十四万人，北伐可以出征的，已有一百多万人。

　　而此时的北洋军阀具体有多少人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安国军”序列：

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

　　总参谋长：杨宇霆

　　第一方面军团军团长：孙传芳

　　第一军军长：孙传芳

　　第二军军长：郑俊彦

　　第三军军长：李宝璋

　　第二方面军团军团长：张宗昌

　　第一军军长：张宗昌（兼）

　　第二军军长：张敬尧

　　第三军军长：程国瑞

　　第四军军长：方永昌

　　第五军军长：王栋

　　第七军军长：许锟

　　第八军军长：柴云升

　　第十一军军长：吴奠卿

　　第十二军军长：寇英杰

　　第十三军军长：刘志陆

　　第十五军军长：陈文钊

　　第二十二军军长：许宝祥

　　第三十军军长：毛思义

　　第三十一军军长：武衍周

　　第三方面军团军团长：张学良

　　第八军军长：万福麟

　　第九军军长：高维岳

　　第十军军长：王树常

　　第十一军军长：富双英

　　第二十军军长：于学忠

　　炮兵军军长：邹作华

　　第四方面军团军团长：韩麟春

　　第十五军军长：汲金纯

　　第十六军军长：胡毓坤

　　第十七军军长：荣臻

　　第二十九军军长：戢翼翘

　　预备军军长：富占魁

　　第五方面军团军团长：张作相

　　第十二军军长：汤玉麟

　　第三十军军长：于芷山

　　第三十一军军长：郑泽生

　　第十五师师长：张作相（兼）

　　第六方面军团军团长：吴俊升

　　第十六师师长：于琛澂

　　第十八师师长：吴俊升

　　第九旅旅长：陈玉昆

　　第十三旅旅长：吉兴

　　第十七旅旅长：张明九

　　第十八旅旅长：张焕相

　　第二十一旅旅长：李振声

　　第三十旅旅长：齐占九

　　骑兵第二旅旅长：程志远

　　第七方面军军团长：褚玉璞

　　第六军军长：徐源泉

　　第十四军军长：孙殿英

　　第十五军军长：褚玉璞（兼）

　　第十六军军长：袁振青

　　第十七军军长：曲同丰

　　第二十军军长：李藻麟

　　第二十一军军长：王振

　　第二十三军军长：杨清臣

　　第二十八军军长：纪元林

　　海军总司令：张宗昌（兼）

　　副司令：沈鸿烈

　　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沈鸿烈

　　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吴志馨

　　空军司令：周培炳

　　这里的第十一军军长富双英本来是投降了张发奎的，曾被编入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一师，但是在张发奎回广州后，他们并没有跟着去，而是被滞留在了长江北岸，后来居然又回去投靠了张作霖。

　　现在的“安国军”究竟有多少人呢？

　　在前年北伐之初，也就是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张作霖有军队三十五万人，吴佩孚有二十万人，孙传芳也有二十万人，而张宗昌，只有十万人左右，加起来，也就八十五万人。现在吴佩孚已经覆灭，一个人都没有了。张作霖还有三十万人，孙传芳不到五万人，而张宗昌也损失了一半多。所以他们现在的安国军，加起来，也就四十万人左右，但他们对外却号称有六十万人。

　　所以一旦开战，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了。如果打起来，可是一场空前的大决战，其规模与阵势会超过以前任何一次战役，而国民党的胜算好像也居多。

　　但必须清楚地看到，这种决战，不是一场由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战争，而是新旧军阀为争夺北京政权和京津战略要地所进行的集团间利益的内战。

　　当然，在国民党人的嘴里，他们就是在革命。想当初袁世凯为了登上正式的总统宝座却杀害了他们曾经的党魁宋教仁，而后又把他们赶得鸡飞狗跳。那时，他们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就像一个个被吹涨了的气球在空中飞舞，可是一遇到强风就只有破碎。

　　今天可不同了，他们可是拿着钢枪这个硬硬的家伙的一百多万人，该是算总账的时候了。所以，他们决心，要把袁世凯的余孽北洋安国军赶尽杀绝，一个不留！

　　在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后，以谭延闿为主席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派新任外交部长黄郛去与美、英、日等国交涉，希望国民政府在“北伐”时，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此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已到上海，黄郛决定首先去拜访他。在这个行动之前，他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标榜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是“各友邦维持并增进其亲善关系”，这就和昔日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不同了。它的“维持并增进”，实际就是承继北洋政府一切媚外的政策，也就是说，到了他们这里，以前的“优惠”依然不变。

　　然后，黄郛才去拜访那位马慕瑞先生。可此人却非常傲慢，一开始就抓住“宁案”不放，要国民党南京政府妥善解决，否则免谈。

　　什么叫“宁案”？就是在去年三月，当北伐军进军南京城的当天，还没有把整个城全部控制之前，山东军阀张宗昌的溃兵趁混乱之际，对城里大肆抢劫，居然抢到了外国公使馆，而且还打死了人。这些公使馆有美国的，英国的，还有日本的。里面的侨民被抢掠，只好跑到附近江面的军舰上求救。

　　为了报复这些溃兵的抢劫，那些美、英军舰就不断向城里发炮，致使城中军民死伤无数。

　　事后，这些国家居然找到武汉政府要求他们进行赔偿。但是，当时的武汉政府是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在外交上坚持平等原则，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无理取闹，坚决不予理睬。他们派外交部长陈友仁对这些国家的公使进行严正交涉，不承认抢掠公使馆是北伐军所为，并且要他们赔偿打炮所造成的损失。所以，这件事难以达成共识，也就只好不了了之。

　　可是，在蒋介石开始“反共”建立南京政权后，这些国家又来找他要赔偿，但蒋介石却把责任全推给了共产党，说抢劫使馆的事是共产党所指使，与他无关，依然没有赔他们的损失。

　　现在，黄郛代表南京政府又来求助于他们了。于是，他们就首先提出了这个“宁案”的赔偿问题。这次，为了达到“北伐”的目的，蒋介石终于同意可以进行谈判以解决所谓“宁案”问题。

　　三月三十日，双方以中美《讨论宁案之基础》为蓝本，在南京互相交换了照会，然后就具体细节问题，进行了磋商。

　　在磋商过程中，黄郛依然将南京外侨公使馆被抢劫一事栽赃给共产党，声称将追查到底予以惩办，并表示歉意和赔偿。他想以此目的，达到与美国之间修改中美条约，不承认北洋政府而承认他们。

　　至于美国军舰炮击南京城导致城中多人死伤，美国方面的马慕瑞只用了一个“深表遗憾”就算完事，还声称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

　　但是，当黄郛找到日本人时，情况就不那么顺利了。日本政府除了要求赔偿“宁案”之经济损失之外，还拒绝与南京政府签订任何协议。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不愿放弃与张作霖北洋政府的合作。

　　更其重要的是，蒋介石马上就要北伐，要北伐就要经过山东，而这个山东可是他们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在这个领地上，北洋军阀张宗昌就像一只听话的狗，如果北伐军要打他，他们肯定不会答应。

　　所以，黄郛的外交事务只能到此为止。

　　蒋介石知道日本的态度后，马上就在心里笼上了一层阴影。这就使他不得不想到在日本东京会见田中义一的事，以及那个只有他知道的秘密协议。

　　看来，这日本人早就算到了这一步，所以他一到日本后就被当成了贵宾，还千方百计要找到他会谈。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国际友人头山满、田中义一，都是企图吞噬中国的一群恶狼！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再次来到徐州，向在这里集结的部队宣布，第一集团军正式成立，由他任总司令，何应钦任总参谋长，下辖四个军团十九个军，第一军团司令刘峙，第二军团司令陈调元，第三军团司令贺耀祖，第四军团司令方振武。

　　每个军团下面有三至四个军，现在得分别部署在向北进攻的位置上。

　　四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出师北伐发表宣言，声称：“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卖国军阀之窃权所致也。”

　　宣言认为，中国要强大，要抗击外患内忧，就得“建设统一政府”。因此，国民党“为实现中国人民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铲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同时，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告后方将士及同志书》、《告诫前方将士书》、《告北方同胞书》和《告北方将士书》，表达了出师北伐、统一全国的决心。

　　四月二日，蒋介石又发表《告海外同胞书》，为南京政府的“北伐”大造舆论。

　　一切都准备好后，在四月七日这一天，蒋介石发布了誓师宣言。他说：“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全军同志，万众一心，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惜牺牲，竭尽责任，实行三民主义，努力救国救民，以上慰我总理及已死诸将士在天之灵。”

　　随后，第一集团军各部在徐州誓师出兵。

　　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刘峙，指挥王均的第三军、缪培南的第四军、顾祝同的第九军、杨胜治的第十军和第三军团贺耀祖的第四十军，由徐州北进，担任津浦路正面的进攻，为中路军。

　　第二军团总指挥陈调元，率曹万顺的第十七军、陈焯的第二十六军、夏斗寅的第二十七军、金汉鼎的第三十一军以及自己的第三十七军进攻临沂、沂水，直趋胶济线，为右翼军。

　　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率阮玄武的第三十四军、鲍刚的第四十一军、高桂滋的第四十七军和余念慈的独立骑兵师，沿鱼台、金乡进攻济宁，为左翼军。

　　四月九日，蒋介石下达了北伐总攻击令。十日，冯玉祥和阎锡山的第二、第三集团军也同时下达了攻击令。

　　战争开始后，蒋介石的作战部署是，第一集团军左翼和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进攻济宁；第一集团军右翼和中路军，攻占日照、临沂一线。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驻扎在黄河以北的部队和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同时从河南、山西境内向直隶省内的张作霖奉军发起进攻。

　　北洋军方面，张作霖的作战部署是，把奉军主力安排在京汉线、津浦线沿途采取守势，而对山西的阎锡山部则采取攻势。他们的意图是，先收拾“反叛”他们的阎锡山，然后再回过头来向南挺进。而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则专门对付蒋介石的南军。

　　四月初，战事首先在鲁南拉开，双方展开了会战。但是，时间不长，直鲁联军就节节败退，原来张宗昌看见国民党方面各路大军席卷而来，简直是倾巢出动，料想难以取胜，于是就下令鲁军总撤退。

　　这样，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几乎在不战的情况下，就占领了山东最南边的郯城。

　　但是，孙传芳的直军却还有战斗力，他们从左翼一举突破了第一集团军的阵地，打得他们如惊弓之鸟。正在岌岌可危的时候，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用骑兵去抄孙传芳的后路，这才解除了蒋介石的危机。

　　四月十九日，方振武的左翼军攻克了滋阳，第二天又攻占济宁。

　　张宗昌只好把他的鲁军残部，撤向泰安。

　　孙传芳部五个师退到肥城后，用主力控制了界首、万德一线，准备伺机反扑。

　　二十一日，方振武的左翼军由济宁北上，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一个师也紧跟而来。

　　张宗昌看见泰安也守不住，继续北撤。

　　在第二天，方振武与孙良诚那个师在泰安会合。

　　过了泰安，就是济南了。四月二十三日，第一集团军各部和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已基本汇聚在泰安、莱芜以北一线。

　　这时，蒋介石下令，全力进攻济南。

　　他想尽量把直鲁联军消灭在黄河以南地区，以免他们逃到北边去把奉军主力招来。

　　不过，济南城的西郊不远处，就是黄河。如果真打起来，直鲁联军越过黄河逃窜，那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这个计划能否实现，那就要看实际的操作了。

　　四月二十四日，第一军团刘峙部兵分两路从大汶口沿津浦线北进。

　　四月二十五日，左翼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经东平、东阿进军，右翼的第二军团陈调元部，已到泰安、莱芜以南，第三军团贺耀祖部已进至肥城附近的仪阳。

　　四月二十六日，左翼军方振武第四军团向孙传芳盘踞的肥城进攻，而右翼军陈调元部第三十七军已推进到雪野庄附近，第二十六军一部也在东边的日照与奉军激战八小时，然后占领了圈子山附近的安家庄。

　　四月二十七日，贺耀祖军团北上，与孙传芳的直军在鱼池展开了激战。第二天，方振武部已推进到肥城附近，其他各部，也进至平阴、大留一带。

　　此时，刘峙部攻占泰安、大漠口。当晚，方振武的左翼军夺取了万德、张夏一线，与刘峙的第一军团会师。

　　这时，东路的右翼军陈调元部第二十六军却继续沿胶济路东进，击溃了井泉庄、三元庄一线守敌。

　　四月二十九日，刘峙第一军团夺取了大佛寺。第二十六军却攻占了龙山车站，这就意味着他们已切断了胶济线。

　　四月三十日，右翼军陈调元部第三十七军攻克十里铺，挺进到王舍人庄、沙河一带；中路军刘峙部则占领大涧沟、党家庄一带，贺耀祖第三军团已进抵万德以西。

　　就在这一天，左翼军方振武部终于攻占肥城，而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对望山口、南乐湾、凤凰庄一带坚守的奉军也发起了进攻，经过激战，奉军败退。

　　出兵二十天，蒋介石在东线的集团军，已经分左、中、右三路逼近了张宗昌的老巢济南。

　　在济南城西郊，黄河从西南方向滚滚而来，向东北流去，到入海口，都在山东地界。明代诗人谢榛就生长在这里的黄河边。他有一首诗就叫《渡黄河》：

路出大梁城，关河开晓晴。

　　日翻龙窟动，风扫雁沙平。

　　倚剑嗟身事，张帆快旅情。

　　茫茫不知处，空外棹歌声。

　　此时，蒋介石真有些意气风发，想马上把直鲁联军消灭在黄河以南，这样他就可“日翻龙窟动，风扫雁沙平”了。

　　但是，黄河对岸的张作霖奉军，能让他实现吗？所以那句“茫茫不知处，空外棹歌声”却很适合他此刻的心情。

　　其实，张作霖算什么？更危险敌人却正在向他走近，他却一点也不知道。

　　五月一日，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各路军队，对济南发起了总攻。

　　当天夜晚，张宗昌率残部弃城北逃，他的守军也大乱，开始了大量的抢劫后，也弃城逃跑。

　　这时，第一军团刘峙的先头部队攻入了济南，城内守兵抵挡不住，只得放下武器投降。

　　进城后，刘峙把司令部设在张宗昌的旧督署衙门。

　　也就在这一天，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进攻黄花团，居然未遇抵抗。当晚，他们就直驱长清。第二天，已到了济河县东部。

　　五月二日，蒋介石由泰安进抵济南，指令各军就地驻扎，然后部署各地的治安守备。

　　之后，他才走进济南城，驻扎在刘峙早已给他准备好的总司令部里，也就是他占领的张宗昌旧督署衙门。

　　根据蒋介石的战略构想，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主力应在黄河北岸积极部署，给张作霖制造一个就要进攻的假象。这样，他也就不敢分兵去支援孙传芳和张宗昌了。

　　这就达到了把奉军牵制在直隶省内的京汉路沿线。

　　的确，张作霖看见了这一切后，决定先下手为强。

　　四月五日，他以三个军的兵力向驻扎在京汉线彰德正面的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主力发动了进攻。

　　十天后，他们居然突破了丰乐镇两侧冯玉祥部的阵地，致使冯部正面的几个师只好退守彰德车站、韩陵山和崔家桥一带。

　　四月十九日，冯玉祥第二十军一部相继攻占高平、固县村等地。

　　奉军见势不妙，退守大正集。

　　四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九日，张作霖用第二十军去增援，向彰德两侧发起猛攻。

　　随后，冯玉祥的第六军、第二十军一部相继投入战斗。

　　奉军见势不妙，也增加兵力。同时，把铁甲车、飞机也用上来了。

　　一时间，双方围绕着韩陵山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阵地几度易手，又几度拼命地夺了回来。

　　双方激战竟日，奉军第十一军伤亡殆尽，攻势受挫，战事遂进入胶着状态。

　　在东边的大名方向，四月九日，直鲁联军以四个军的兵力，从大名、东昌分路进攻内黄、南乐、观城、濮县，冯玉祥在西边已抽不出兵来，只好把驻道口的总预备队第一军用了上去。

　　十七日，在奉军强大兵力攻击下，冯军所驻观城被占；冯部第二十九军放弃濮县。

　　十八日，奉军以四个军加一个师的兵力从侧翼攻内黄和南乐，冯部第一军抵挡不住，于二十三日晨，弃守南乐后退。

　　四月二十五日，奉军迫近清丰。

　　三十日，冯部第八方面军又回到南乐附近。

　　在山西的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最先面临被奉军攻击。

　　四月初，张作霖为抢占先机，集结了三个方面军共三十个师，分三路向晋军发起了全线进攻，战线绵延两千余里。

　　四月一日，奉军第三方面军张学良部、第四方面军杨宇霆部从直隶省的平山、获鹿一线向西进攻，主要目标是夺取晋东出入的咽喉娘子关，而处于晋北雁门关、平型关一线的奉军第五方面军张作相部则给太原构成了威胁。

　　数路奉军中，第十七军荣臻部进展最快，向石太路沿线的海山、申后、大车圩、南同冶一带展开攻击，与阎锡山的晋军发生激战。

　　晋军抵挡不住，只好退到井陉附近构筑工事加强布防。

　　四月五日，奉军第十七军占领井陉，向晋边界推进。

　　四月六日，奉系第八军万福麟又从井陉南北两线展开。在石太路南侧，他们从南同冶直取北障城。

　　双方在井陉以西的雪花山展开了血战。

　　但阎锡山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晋军依靠这些工事据险扼守，奉军却久攻不下。

　　为了攻下娘子关，奉军第二十八军纪元林部从元氏出发攻击老年峪，第十六军胡毓坤部第十四师从赞皇出发进攻黄沙镇、下段里，企图从侧面包抄。

　　四月中旬，奉军已占领小梁家、柴树山、洪水村、杨树清等地，迫近娘子关。

　　四月十三日，南线奉军进至梅庄，而北线奉军却在迫近荆蒲关时，遇到了晋军前所未有的抵抗，再也无法前进，只好退回井陉。

　　之后，双方一直对峙着，直到四月底。

　　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之快捷，有些像秋风扫落叶，这让盘踞山东多年的张宗昌既怕又恨，于是秘密派他的参谋长金寿良前往青岛日军基地去请救兵。

　　其实，蒋介石准备进攻济南日本早就知道了。他们的最高层田中内阁在去年与蒋介石就已经在东京议决过此事，还相互订有秘密协议。那就是蒋介石要北伐，到了山东，不能损害日本人在那里的特权。蒋介石的回答是，可以绕道。但今天北伐军这种势头，让日本人看来，蒋介石好像并没有遵守承诺。

　　四月十六日，日本驻济南武官酒井隆早就发密电告东京日军参谋总长铃木庄六说：“北军形势正日益变得不利”，“鄙职认为帝国决心出兵的时机已经成熟。”

　　四月十七日，日本政府作出了出兵中国山东的决定。田中内阁决定以“就地保护侨民”为由，派遣第六师团一个先遣队五千多人在青岛登陆。

　　四月十九日，铃木庄六向近卫师团长谷川直敏、第六师团长福田彦肋及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新井龟太郎发布关于派遣第六师团及“临时济南派遣队”的第一号命令，说“为了保持国家及国军的威信”，“可以使用武力”。

　　四月二十一日，已有驻天津的日军三个中队开进了山东，对济南的商埠地带进行了军事占领。尽管交战双方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都曾予以强烈谴责，但日本政府却置若罔闻，根本就不理他们。

　　恰在这时，张宗昌的特使金寿良到了青岛，与在青岛的日军基地最高指挥官、第六师团长福田彦肋取得了联系。

　　福田彦肋在青岛登陆后，正在找借口进兵济南，现在见张宗昌派人来请，简直心花怒放，便满口答应马上派兵。不过，他却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张宗昌将济南、龙口、烟台等地都交与日军负责“防卫”。

　　张宗昌知道这个“防卫”具体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强占。但是，如果不要他们来抵挡一下南军，他可就没命了，所以两权相害取其轻，他只好全部答应福田彦肋的要求。

　　此时，福田彦肋正好得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要他抢占济南的训令，于是他便在四月二十五日派先头部队第十一旅团斋藤部三千人向济南进发。

　　其后，福田彦肋第六师团的其他部队也陆续在青岛登岸，准备对蒋介石的北伐军实行武装干涉。

　　四月二十九日，福田彦肋果然不忘交换条件，马上又派兵去占领烟台、龙口。

　　在五月一日，当蒋介石的部队攻进济南城后，日军便发布了声明，宣称：

　　“此次所以不得不派兵山东省，不外乎帝国政府自卫的措置，对于中国及其中国国民，帝国政府及帝国国民素所保持之睦谊，仍未改变。此乃帝国政府所累次声明者。盖帝国政府不但对于中国之内政无何等干涉之意，而且于南北两军之任何方面，皆不加以直接或间接之援助，或与以妨害。此乃不待言也。迨至认为保护该地居留民之自卫的措置，已无派驻军队之必要时，则当然立即命已派遣军迅速撤退”。

　　这个声明，冠冕堂皇。从字面看不出他们有丝毫的侵略，而只是声明为了保护他们的“该地居留民”，而且还声称，他们并不干涉目前正在交战的双方，也不介入任何一方。而且还说，当他们觉得已经“无派驻军队之必要”时，自行会撤走。

　　但事实真的是那样吗？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具体事实吧。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日上午，日军中将福田彦肋带领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三千人开进了济南城，在正金银行楼上设立了司令部。然后，把军队分别驻扎在三大马路的日本使馆、五大马路的济南医院和日本寻常高等小校、二大马路的济南日报社等地。

　　待他们部署好兵力后，就开始派铁甲车在城中巡逻。

　　这时，驻扎在城里的刘峙第一军团有些部队看见这种情形，不敢轻举妄动，马上派人去报告。

　　蒋介石知道后，并没有任何表示，好像此事与他无关。其实，他正在思考，这日本兵来了，该如何应付。如果打起来又该怎么办？

　　蒋介石想，现在进入这个济南城，是不是有些早了。突然，他的脑海里马上就出现了田中义一与他在东京会谈的那一幕。

　　这日本人说到做到，果然来了，看来还真的要谨慎呢。

　　于是，他下令，只要日本人不动武，决不能向他们挑衅。

　　然后，他马上派新任外交部长黄郛去与日军交涉。

　　其实，黄郛这个人，他早就准备好了，或者说此人一直在他军中待命。特别是进军济南的战斗打响后，他就知道日本人在这里有可能制造事端。为了避免发生冲突，他就把黄郛从南京调了过来，让他在济南设立一个交涉处，与日本方面进行交涉。

　　日军为了麻痹国民党军，派长期与他们打交道的“中国通”、间谍佐佐木到一来见蒋介石。佐佐木到一向蒋介石保证，日军进城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不会轻易挑起事端，请他放心。

　　蒋介石听了佐佐木到一的这番话后，深信不疑。

　　原来此二人还不是第一次见面，在以前，佐佐木到一还担任过孙中山的军事顾问。在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时，还是孙中山介绍他们认识的。现在，既然有佐佐木到一这么一个双方都信任的人来通融，蒋介石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但是，在五月三日上午，日军却突然对第三军团贺耀祖部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发起了攻击。当时这两个营的营长均去师部开会，无人指挥，顿时大乱。结果，有一个营被日军全歼。

　　他们用大炮轰击市区，攻占邮局和电报局，洗劫商店，捕杀中国官兵和平民，仅仅在这一天，就杀害了一千多人。

　　第九十二师因被指定为济南卫戍部队，于是奋起反击，在旁的第九十三师也参加了战斗，一下就把日军的嚣张气焰给压了下去。

　　这时，日军师团长福田彦肋立即派佐佐木到一去见蒋介石，威逼他下令停火。

　　想到与田中义一所订的秘密协定，再加日本人强大的武装，蒋介石只得派一个由十人组成的传令班打着白旗，到各部队去传令停止对日军还击。同时，又派黄郛到日军司令部去交涉。

　　但是，在这一天深夜，日军木庭大尉却带着一队日本兵闯入了山东交涉公署掳掠财物。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将中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从床上拖了下来，打翻在地。然后将全署十八个人都用绳子捆绑起来拉到院子里，剥光衣服后进行毒打，再用刺刀乱砍乱戳。

　　蔡公时大声抗议，声明他们是外交人员，不能这样对待他们，这是违背国际法的。

　　但这伙暴徒却根本不听，究竟是听不懂还是故意肆无忌惮，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所以，蔡公时只好怒骂道：“你们这些失去人性的强盗，别得意太早，早晚有一天，你们的罪行，是要被清算的！”

　　日本兵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看他的表情就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抗议，于是就专门收拾他，把他的舌头割了，还顺便割下了他的鼻子。

　　但是蔡公时还在骂，只是有些听不清了。

　　最后，还是被日本兵给刺死了。

　　十八个人中，只有两个人幸存了下来，原来他们是趁混乱中逃跑的。

　　就在这一天，日军还炸毁了济南电报局，并连同局里的职工一起轰炸。

　　中国军民，无论在马路上行走，或者在商店里买东西，甚至在澡堂里洗澡，理发店理发，只要被日本兵碰上，立即惨遭杀害。

　　据事后不完全的统计，这次惨案，日军共杀害了中国军民三千二百五十四人。

　　由于日军制造“济南惨案”，致使蒋介石的北伐军无法北进，而被讨伐的对象张宗昌的鲁军，却趁此机会逃到了济南以北的德州。

　　此时，蒋介石已退出济南，把司令部设在南郊的党家庄。其实，他很清楚，他现在遇到的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日本人已打在自己头上了，却不去还击，还低三下四地赔着笑脸去迎合他们，这是什么逻辑？但如果要维护尊严，那就得真打起来，日本可是一个发达国家，他敢去打吗？

　　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就没打赢过。

　　再说，为了一个小小的济南，就引发更大的军事冲突，最后演变成一场中日之间的战争，好像也不划算。

　　同时，北方的张作霖集团并没有被消灭，到那时他们就会以中国政府的身份自居和日本人媾和，然后纠集起他们的残余势力伺机反扑，这事情就更糟。

　　所以，对蒋介石来说，目前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他与日本人的争端。否则，这“北伐”就搞不成，与日本全面开战，那就连长江以南现在占领的地区也可能保不住。与其这样，还不如与张作霖谈判，划江而治得了。

　　所以，蒋介石只能定下这样一个底线，就是日军在他眼皮底下肆意捕杀他的官员，攻击他的士兵，侮辱他的人格，他都只能忍气吞声，装着不知道。对于日军屠杀无辜民众，他也不能去给予保护，而且还得下令将部队全部撤出济南。

　　原来，日军在五月三日屠杀了一天之后，在第二天，还向蒋介石的北伐军提出了一些苛刻的要求。现摘录如下：

一、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

　　二、胶济、津浦两路不许中国运兵；

　　三、中国军队一律退离济南二十华里以外。

　　针对这些要求，可能谁看了都会气愤。可蒋介石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他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派人去与驻济南日军的最高长官福田彦肋进行谈判。

　　五月三日，他派黄郛、陈韬去，四日又改派熊式辉，因为此人在日本留学时与福田彦肋是同学，五日换成了赵世暄，六日再派王正廷、崔世杰……

　　总之，凡是和这个福田彦肋打过交道的外交官或外交使节，老同学或老熟人，蒋介石都动用了一遍，希望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是，这些人去了，没有一个是痛快回来的。他们不是被日本人谩骂，就是遭羞辱。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好忍气吞声，从五月四日起，下令将军队全部撤出商埠区。

　　五月五日，他又下令，除留下两个团的卫戍部队在济南城内，其余国民党军一律撤出，还严令取消一切反日活动，禁贴反日标语。

　　为了不让各部队擅自行动，蒋介石还引用日本人发布的诽谤他们的言论训诫他的部下：“对于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为救一日本人，虽杀十人亦可；若遇有事时，日本人要求枪支，即以枪支与之，要求捕捉俘虏，即听其捕捉俘虏。”

　　五月六日，蒋介石与从河南前线赶来的冯玉祥在济南城以外的党家庄举行会议，商讨目前“北伐”遇到的问题。会上，他居然提出了一个让大家匪夷所思的问题，就是放弃北进，与张作霖奉张集团“划江而治”，以维护南北两个中国的现状。

　　这个提案一出，马上遭到许多人反对，尤其是冯玉祥。

　　他说：“现在我们近百万的军队已经出动，人力物力财力花费了不少，为了一个小小的日本在山东制造一点麻烦，就这样放弃，值得吗？”

　　随冯玉祥而来的参谋长刘骥也说：“现在北伐军势头正旺，古人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我们不趁着这个势头拿下北京，以前的努力不仅白费了，以后可能永远也没有了机会。”

　　还有人说道：“总理的灵柩还停放在碧云寺呢，我们什么时候去把它接回来呀？”

　　一看见这么多人反对，蒋介石只好放弃这个主张，同意继续北进，但要绕开日军，不要和它发生正面的冲突。他说：“日军不是只有济南才有，还有青岛、烟台，再往北还有秦皇岛，满洲就更多，关键是还有一个日本国在后面给他们提供一切保障。而这个日本国，就目前我们的力量，是无法抗衡的，所以只好避战！”

　　会后，他把进攻京津地区的指挥权交给了冯玉祥，要他会同阎锡山的晋军一同进攻北京。还说，谁先进入北京，就把那里的治辖权交给谁。这有些像项羽与刘邦的约定，谁先进入关中，谁就可“称王”似的。

　　五月八日，日军又炮击济南城，城内守军只接到“不许还击”的命令，而没接到撤退的命令，所以守军既不敢还击，也不敢撤退，只有被动挨打。

　　此时，蒋介石已退到泰安。黄郛看见他不高兴，就建议他去爬山，到泰山的玉皇顶烧一柱香，祈求上苍能够保佑他们能躲过这一劫。蒋介石一听，欣然应允。于是，几个人就在卫队的保护下上了泰山。

　　在山顶的岱庙前，他们看见了相传为秦始皇留下的“泰山刻石”，传说为李斯所撰，全文应该是一百五十六字，但现在只有十个字还在。毕竟有两千多年了，岁月沧桑，连坚硬的岩石都经不起它的跌宕。

　　从秦始皇开始，历代帝王把到泰山“封禅”作为自己一生的政治抱负，可真正到这里来“封禅”的，又有多少呢？

　　什么叫“封禅”？就是帝王们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以感谢上天的恩赐，到这里来进行祭祀天地的大型盛典活动。

　　在《管子•封禅篇》中早有记载，从远古到夏、商、周三代，就有“封禅”之说。这好像是古代帝王们的一种政治策略，因为通过“封禅”，就可以晓谕天下，他所治理的社会已进入了风调雨顺的太平盛世，这样就可安定人心，但前提是必须名副其实。

　　当然，后来的帝王“封禅”，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改朝换代后，通过天下大治社会安定了下来，他们也来“封禅”。所以，西汉时刘向在他的《五经通义》里就道出了这一意义：“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

　　后来按这个标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来泰山“封禅”的帝王，却只有五个，他们是汉武帝刘协、光武帝刘秀、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和宋真宗赵恒，真是屈指可数。

　　今天蒋介石来此，可以说大开了眼界，也算是感触很深。现在东洋人都打进了家门，还把它没办法，这哪里还有什么资格去“封禅”哟！顶多也就像宋高宗赵构那样，偏安一时吧。所以，他在玉皇顶烧香的时候，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进行的。

　　但是，当他烧完香后正在斗母宫小憩，准备在这里用餐时，却接到山下来人报告，日军对济南又开始了新的进攻。

　　也就是说，留在济南城里那两个团的卫戍部队，还不够去塞日本人的牙缝。

　　蒋介石听见报告后，缓缓地说：“知道了，下去吧！”

　　可是，在他的心里，却依然有一团火在燃烧。他把手中的茶杯紧紧地捏着，半天不说一句话。此时，他在心里愤愤地骂道：“娘希匹，你个田中义一老儿也太骄狂了，我不是答应了你的条件绕道吗？你怎么还不罢手。总有一天，我蒋某人会找你清算的！”

　　五月八日那天上午，日军先是用大炮轰炸新城兵工厂、无影山弹药库，接着又炮轰城内外居民的住宅区。

　　济南城内顿时火光冲天，死尸遍地。

　　蒋介石留下的那两个团忍无可忍，只得还击。他们是第一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叫李延年；第四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第二团，团长叫邓殷藩。

　　这两个团，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成了现代中国最早的抗日部队。为了保卫济南城，他们连续抗击了两个昼夜。

　　打得难分难解时，他们请求支援。到五月十日的晚上，增援部队却不到，而接到的命令却是让他们放弃济南，所以只好忍气吞声地撤了出来。

　　这样，在五月十一日清晨，日军轻松地占领了济南。他们耀武扬威进城后，就开始到处抓人，杀人。

　　此时，长达三个昼夜的战火，已将济南的街道变成了一片瓦砾。在交战激烈的地方，倒下了很多军人和平民。

　　在这次炮击与进攻中，军民的死亡不低于四千人。

　　日军进入济南城后，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具体要杀哪些人，日军参谋部还拟出了一个标准，共十八条。细读起来，那是极其荒谬的。说白了，就是没标准，见人就杀。

　　现把这十八条标准罗列如下：

一、穿裤子有皮带者；

　　二、身穿灰色服装者；

　　三、有军用品者；

　　四、穿草鞋者；

　　五、有青天白日旗徽者；

　　六、发式为平头或学生式头者；

　　七、女子剪发者；

　　八、穿皮鞋者；

　　九、带照相机者；

　　十、镶金牙者；

　　十一、有军用钞票者；

　　十二、戴开国纪念币者；

　　十三、有三民主义及共产主义的书籍者；

　　十四、有南方人名片者；

　　十五、有自卫枪械者；

　　十七、类似学生之青年；

　　十八、检查时开门稍迟者。

　　这里，差一个“第十六条”。这不是收集资料者的疏忽，是因为这个《标准》是从墙上揭下来的，可能是不小心被撕掉了一处，或者是那个第十六条的地方粘得太牢，撕不下来，但相比较起来，还算最完整的一张。

　　在西关黄河东岸有一户人家，日军进城时，全家十八口人躲在一艘空船下。他们是把船倒过来，躲在下面的，就想躲在一个巨大的头盔下，但还是被到处搜查的日本兵给发现了。

　　这些强盗端起刺刀，疯狂地刺进船身的夹缝里，结果将这家人全部刺死。鲜血从院子的排水沟里流出，一直流到家门口的河沟里。

　　进城的日本兵，闯入城内顺祥绸缎店杀人，店老板和十二个伙计全被他们刺死，尸体摆满了店内外。店里的绸缎，却被洗劫一空劫。拿不完的，就放火烧。

　　日本兵闯入民宅后肆意糟蹋妇女，甚至在大街上，也有强奸妇女的。

　　北门外有一妇女正在自家草棚里给两个婴儿喂奶，日本兵闯入后将她轮奸，然后将两个婴儿用刺刀挑死，最后又将这个妇女杀死。

　　一队日本兵将抓到的几十名妇女赶进一个日本商人开的面粉厂，排队进行轮奸。

　　这些被糟蹋的妇女，大都被日本兵折磨得死去活来，侥幸挣脱的却没脸见人，只好跳井自尽。

　　面粉厂门口那口水井，已填满了自杀者。

　　日军还闯入了江家池医院和西门外的前方医院，将三百多名抵抗的中国伤兵和全部医生、护士统统杀死。

　　一些负伤的俘虏则被日军倒挂在树上，用鞭子轮番抽打，用烧红的烙铁烫烧他们的手心和脚心，再将他们的肉一刀刀割下。

　　有将近一百多名俘虏惨遭折磨后被杀掉，后来在当地居民收尸时发现，有的身上的刀痕居然有一百多处，肉被剔光后，露出了白骨。

　　日军攻占济南后，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只得绕开济南，往西边渡过黄河。

　　五月六日，有部队已开始行动。他们是方振武第四军团第三十四军阮玄武部。

　　阮玄武那个军集结在乐口镇。在没有接到命令撤退的情况下，他们首先从乐口渡过了黄河。随后，第三军团贺耀祖部各军也先后渡河。

　　这一行动，可以被看着是国民党向北进军“绕道”的开始，也可以被看着是蒋介石的这次“北伐”已进入第二阶段，也是打破他企图在黄河以南消灭孙传芳、张宗昌直鲁联军幻想的佐证。

　　五月七日到八日，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各军，也相继渡过黄河。其中，吕秀文的第二十一军还推进到荏平一带。

　　五月十日，阮玄武第三十四军一部击溃奉军后进占禹城。第二天，郑大章的骑兵第一军和吕秀文第二十一军已到高塘附近。接着，他们又顺利占领恩县，而其他各军也很快到达恩县附近。

　　也就在十日这天，蒋介石在滋阳举行国民党党政联席会议，也叫“兖州会议”。会上，他又把“退回南京，划江而治”这个主张拿出来讨论。到了现在，他好像都还拿不定主意，觉得继续往北，会引来更大的麻烦。

　　此时，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却提出了异议。也就是说，他和冯玉祥一样，都反对“划江而治”。冯玉祥的理由是不能被日本人的枪炮所吓倒，而谭延闿的理由则是国民党应为历史负责，不能把国土分为两半，也不能使耗资一千六百万元的“北伐”半途而废。至于日本人那边，他和蒋介石一样，都怕。但他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即通过“自强外交”。

　　谭延闿说：“日本人要占领济南，就让他占领好了。现在我们可绕开济南继续北进，只要在这次北伐中攻下北京城，那些列强们，也包括日本，就会抛弃奉张来支持我们！”

　　谭延闿这一番话，听起来依然是怕日本人，但最终的结果却不是半壁江山，也不是半途而废，谁不愿意呢？所以，他好像一语点破梦中人，使参会者大多数都如梦方醒表示赞同。

　　蒋介石听后，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一下，他好像心里有底了。于是，借口有病需要疗养，把第一集团军总指挥的职权让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来代理，就离开前线，返回南京去了。

　　其实，他是想回避日本人，觉得自己远离一步，可能更方便一些。让别人去与日本人打交道，而他在幕后指挥，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并没忘记“自强外交”这一坦途。尽管他在前线派了那么多人去与那个福田彦肋谈并无收获，但他还希望通过国际参与来实现日本对他的缓和。所以，他依然派黄郛去上海与美国公使马慕瑞联络，还电告李济深到香港去找英国人帮忙。他是希望美、英从中调和，让日本人不要太嚣张，这样就可以减轻“北伐奉张”的压力。

　　但是日本人好像并不买美英的账，因为“北伐”一旦结束，南中国江浙一带的特权，显然要被他们占据，这对日本来说是很不“公道”的，所以他们不能答应美英提出的蒋介石的请求。

　　在晋东方面，从五月三日起，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开始反攻，他们兵分三路，从黑山关、下口镇、泥儿沟向温汤镇进发。

　　经过激战，奉军开始退却，于五月七日退向平山方向。五月八日，晋军各部都抵达平山附近，奉军只得再向东撤。与此同时，处于正太线井陉一带的奉军，在晋军第二十八师的攻击下，也向正定方向后移。

　　此时，阎锡山晋军一改上个月那种被动挨打的处境，在五月九日这天，已占领灵寿、行唐，第十六师当天还占领石家庄，第三军的骑兵支队也抵达正定。

　　五月十二日，晋东北的奉军，在全线溃退的情况下，也开始向大同、浑源方向退却。晋军第九师、第十五师紧追。二十二日，攻克涞源。二十七日，又占领满城，这一下，就从侧翼威胁着保定。

　　在河南北部的彰南地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主力，早在五月二日就渡过了漳河，向磁县、临彰一线挺进。五月八日，在日军进攻济南那天，韩复榘的第三方面军第六军已攻占顺德。

　　此时，张作霖的奉军各部，已得知东边津浦线的直鲁联军已经败北，于是无心再战，即向京津地区收缩兵力。

　　五月十三日，韩复榘的第六军也顺利抵达石家庄，与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会师，于是两边合兵一处，继续北进。

　　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给阎锡山发电报说：“今日唯一方略在速占北京”。所以，他要求阎锡山之晋军，应加快步伐前进。

　　在直隶最南端的大名地带，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刘镇华部，于五月一日开始反攻，奉军第七方面军褚玉璞部前来应战，却有些抵挡不住，只好向临清方向撤退。

　　五月三日，第八方面军进占大名；六日，攻克临清；八日，又攻下夏津；九日，占领武城。刘镇华部所向披靡，使这一路的奉军如秋风落叶，让刘镇华部一路横扫，最后只得退守德州、故城、枣强一带。

　　五月十八日，刘镇华部又攻占武邑、武强等地。

　　在津浦线这边，五月十三日，驻扎在平原县附近的奉军王树常的第十军和毛思义的第三十军等部，突然发生兵变。借此机会，方振武第四军团阮玄武第三十四军迅速推进，占领林庄，然后向平原发动攻击。

　　顿时，奉军大乱，根本就无法抵抗。许多人已无心恋战，四处奔逃。在这种情况下，方振武第四军团第四十一军鲍刚部主力及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骑兵军乘机攻占了德州，并展开兵力于桑园、东光、二十里铺等地。

　　在山东境内，奉军把德州一失，战线就得北移，这就直接威胁到了张作霖的腹地京津地区。

　　此时，在奉军的各个战场，战事均不乐观，到处都在失利。因此，为了保全实力，张作霖只得下达总退却令，准备把兵力收缩在京津周围，以图自保。这样，蒋介石的北伐军各路，也就因此未遇到什么抵抗，就进入了直隶省的腹心地带。

　　五月十七日，方振武的第四军团各部，已经在东边的沧州附近集结。

　　到了五月底，整个第一集团军各部，已占领了东泊头、南皮、吴桥、孙镇等地。

　　顿时，京津地区震动，奉军已无再战之心，开始全线溃逃。

　　五月十六日，在日本的田中内阁专为“支那问题”举行了秘密会议。

　　会议决定，若是张作霖退出关外，国民党军还穷追不舍，他们的皇军就可以对双方军队采取解除武装的行动；若只是张作霖一方退出，国民党军没有追击，他们可以不介入。

　　但是，日本要趁此机会，在张作霖那里索取点什么，来作为补偿。于是，就有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与张作霖会晤一幕。

　　五月十七日晚，芳泽谦吉在北京东交民巷会见张作霖，与他谈到深夜，但结果却是不欢而散。

　　开始，芳泽谦吉说：“大帅的安国军已岌岌败退，现在大势已定，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地带，你看该怎么办呢？”

　　张作霖听后不悦，知道他没安好心，但一言不发。

　　突然，芳泽谦吉又反问道：“你们能打过蒋介石吗？”

　　张作霖说：“打不过他们，不是还有你们吗？”

　　芳泽谦吉说：“我们是不能随便出兵的，只能是协助。”

　　“协助？我看你们是只会抢地盘！”张作霖愤愤地说，“在济南，你们做了些什么？可南军还是过来了！”

　　芳泽谦吉狡黠地笑了笑，然后说：“我看，你还是收拾好军队撤回满洲去维持那里的治安吧！这样，无论对中国的国民还是对奉天的军界，都是一个很好的交代，也是一个万全之策。”

　　“撤不撤，那是我的事，这个你们也要管？”张作霖很不高兴地说。

　　“当然，我们要协助你吧？！没有我们，你能撤得回去吗？”

　　张作霖说：“怎么不能？关外是我的地盘，想回去就回去，难道还有什么不能的？”

　　“是的，这得我们说了算！”芳泽谦吉说。

　　“就这个，我还得要你们日本人同意？”张作霖很气愤，他知道在奉天，就驻有日本兵，所以他们可以对他指手画脚。

　　“是的，你如果没有我们日本方面的保护，是很难回去的！”芳泽谦吉好像在暗示什么，同时也是在威胁。

　　之后，芳泽谦吉对张作霖说，如果打不赢蒋介石，就只能在就地被他们消灭。日本人所要做的是帮他撤回关外，但那是有条件的，就是要张作霖和他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的合同。

　　吉会铁路具体在哪里？就是从中国吉林通往朝鲜会宁之间的这段铁路，日本企图修通它，然后就可以从朝鲜直接运兵到满洲。

　　但是，张作霖可不像蒋介石那么软弱，他觉得这些东洋鬼子一出口就没好事，都是卡脖子的事，马上断然拒绝。

　　芳泽谦吉见张作霖不上他的套，就采取了要挟手段，他从怀里掏出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支那”南北双方的觉书，向张作霖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要张作霖答应，但张作霖还是拒绝。

　　芳泽谦吉见张作霖今天非常强硬，心里也很恼火，马上又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

　　张作霖一听，勃然大怒，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地向地下一掼，然后气愤地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岂有此理！”

　　而那个烟袋被掼在地上后，马上就变成了的两节。这时，张作霖大声说：“今天你们的要求实在太多，恕不奉陪了！”

　　说完，转身就走。

　　五月十八日，日本驻北京使馆武官建川也抵达保定，专门面晤在前线的张学良和杨宇霆，声称如战争波及到满洲，则日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将会采取行动。因此，现在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即：“动乱行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

　　至此，奉张集团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

　　五月二十四日，美国把要求武力保护侨民的照会公开发表。日本的田中内阁见形势不妙，遂不敢在京津地区轻举妄动，同意国民党和平接收京、津地区，并敦促张作霖退往东北。

　　五月二十五日，代表中国的北洋政府发表了《北京政府正式宣言》，复照日本政府，指出：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忽视；对日本军界制造的济南惨案，也予以谴责，提出“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

　　五月十七日，蒋介石给前线各军发出密电，指出：“我军到达京、津，应力避与外兵冲突。”同时，他还奔赴于各个战场，及时了解情况，做好各种突变的可能准备。

　　在第二天，李宗仁于武汉发表通电称：“奉系将领愿与本党合作一致对外者，亦可许其参加。”还说，如果奉军“自行出关，一致对外，内忧外患自可迎刃而解。”

　　这是国民党内高层在给张作霖施放“和平”解决的信号，让他知道了好心中有数。

　　五月十九日，蒋介石坐火车到郑州，与冯玉祥会商最后的进攻战略。

　　通过运筹拟定，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二集团军沿津浦线以西，京汉线以东北进，第三集团军分两路，北面由京绥线向东，南面由正太线向东再转京汉线北进。

　　然后向各集团军要求，在五月二十五日前，京汉线、津浦线各武装军团，必须到达庆云、南皮、交河、武强、晋县、正定一带；津浦线各作战部队仍照以前部署；京汉线上阎锡山第三集团军维持当前进攻状态；把白崇禧指挥的第四集团军即刻调赴正定集结。

　　此时白崇禧带着的桂系主力还在长沙，李宗仁就开始注重对敌方的“策反”。在政治方面，他的确要看得远些。他深深地懂得在《孙子兵法》中那条“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的微妙之处。

　　从四月以来蒋介石开始北伐，李宗仁就没想到要有一个第四集团军加入，所以在战场上，我们根本看不到他和白崇禧的身影。现在北伐已进入第二阶段，在蒋介石的敦促下，桂系的第四集团军再不出征，好像也说不过去了。

　　原来，被编为第四集团军的桂系集团还不稳定，因为他们刚收编了刘兴部四个军，再加上程潜的第六军和叶开鑫那个反叛的第四十四军，从来就没使李宗仁放心过。所以，在出征之前，就该是他“铲除异己”的时候了。这叫出门在外，屋子里外还需打扫干净，以免回家后找不到家门。

　　五月十九日这天，李宗仁在武汉通知程潜和白崇禧来开会。程潜接到李宗仁的通知后，与白崇禧一起从长沙坐火车到了武汉。

　　五月二十一日，在程潜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李宗仁扣押，而且还致电南京政府，称：“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成性。西征后更是跋扈飞扬，把持湘政。本日特别会议将程潜暂行监视，请即明令免其本兼各职。”

　　就在同一天，蒋介石亲自到了河南新乡，与冯玉祥和北上到这里的白崇禧会商第四集团军从京汉路北上加入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阵营一起“北伐”的事。

　　蒋介石当面向白崇禧承诺，第四集团军加入北伐后，其粮饷开支与枪支弹药全由中央政府供应，请他不必顾虑。同时，任命白崇禧来就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暂代本集团军总司令职权。

　　程潜被扣押后，蒋介石心知肚明这是桂系在“卸磨杀驴”，“排除异己”，但现在北伐战场正需要兵力一鼓作气推翻奉张集团，所以李宗仁此举不但没得到追究，反而还得到了支持与迎合。

　　五月二十三日，蒋介石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免除程潜本兼各职，着令听候查办。

　　就此，蒋介石以牺牲一个程潜为代价，终于启动了他对“李白集团”的重新节制，还让他们奔赴北伐战场。

　　李宗仁看见程潜被解职，已如愿以偿，于是欣然宣布，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并正式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然后发布命令开始北上。

　　五月二十六日，第四集团军第十二军叶琪部坐火车抵达石家庄，后面的部队也沿京汉线源源而来。

　　在山西方面的阎锡山第三集团军，从五月初开始了进攻。

　　从南天门、龙泉冈出发的第一军、第三军、第五军、第十三军四个军，于五月九日那天占领了阜平，十一日，又攻克曲阳、唐县，十五日，抵达完县。

　　从石家庄出发的第十二军、第十六军、第十七军三个军，沿京汉线北上，于五月十二日越过新乐，十四日抵达永丰，十五日，进占向庄。

　　但是到五月十七日，在满城方向的奉军又集中了四个军的兵力进行反扑。

　　双方在方顺桥一带展开激战。奉军第十六军、第十七军猛攻晋军，使晋军渐渐不支，于五月二十日退到高古至完县一带。

　　而在京汉铁路东侧的奉军反攻更猛，到五月二十五日，居然又把阎锡山的晋军打得从龙泉河直退过唐河。

　　到二十七日，晋军才稳住阵脚。这样，双方又恢复成旗鼓相当的胶着状态。

　　而在绥察一线，晋军在这里作战，虽不是主战场，但激战也是相当激烈。五月初，奉军驻守在晋北朔县、马邑等地有三个军，因京汉路战事不利，他们也实行总后退。

　　这样，在五月十一日，第三集团军商震部夺取了朔县、马邑两地后抵达怀仁，十九日逼近大同。

　　同时，商震另一部进绥远、察哈尔一线作战。五月十九日，奉军从绥远向东北方向全线退却，这一部就马上去占领归绥。二十五日，他们的第六骑兵师还夺下了张家口。

　　阎锡山的晋军在各个战场进展很快，这对他来说，都是始料不及的。想到上个月，他在山西受到东、北两个方向奉军的夹击，几乎面临绝境，如果不是他坚决抱着拼死抵抗的决心，可能早就被奉军给攻破了。当然也就没有了现在这个局面，所以他很庆幸自己的远见与坚毅。

　　现在，阎锡山的私心开始膨胀，就是想最先到达北京城，以取得在那里的治辖权。哪知天有不测风云，到了五月二十五日这天，张作霖却突然发起了总攻令，这样就让正在沾沾自喜的阎锡山猝不及防，结果致使他的第三集团军孤军深入，在定县、清风店一线受挫。

　　此时，阎锡山才大有所悟，开始怀疑奉军的退却是在诱他深入，于是下令，现在获得的地盘来之不易，依然要拼死抵抗。

　　五月二十八日，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攻克方顺桥，迫近保定，这才给阎锡山减轻了压力。

　　原来，张作霖这个总攻令却是他有生以来的最后一次下达。因为从战场的整个态势来看，对他都不利。所以，对阎锡山的进攻，还没来得及去顾及，人家就已经打到了家门口。现在，总的要表示一下的，不然会被他们瞧不起的，于是就开始了反攻，但底气明显不足，难以改变整个局面的失败，已经是肯定的了。

　　五月二十六日，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已有军队占领了涿鹿，接下来就有人逼近了新保安，而另一路却抵达了延庆。

　　北京，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五月二十七日，蒋介石与谭延闿、张静江在徐州进行商谈。他们认为，北伐战线很快就要推进到京津地区，为了避免与日本再次发生冲突，最好是采用和平的方式进入。

　　这就要取得国际上的同意和支持，说的更准确一些，应该是取得美、英等国的支持，只有他们从中斡旋，日本人才不敢轻举妄动。当然，也要考虑到张作霖的便于接受，不能让他太难堪。

　　初步的设想是，只要张作霖退出关外，把京津地区让出来，北伐军各部就不去追赶他。

　　五月三十日，蒋介石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专门为进入京津地区进行部署。

　　为了使国民党的军队进入京津地区后，不与日本人发生冲突，可能只有阎锡山的晋军最合适。这不光是他们已经占领了进入该地区的各战略位置，更其重要的是阎锡山这个人，他处事圆滑，善于应变，再加上他又在日本留过学，懂得日本人的心理，所以派他及他的晋军去进驻北京，就会把风险降低到最低点。

　　所以，蒋介石也不绕什么弯子，就直截了当地说，只要阎锡山同意承担接收京津地区的任务，他蒋介石可以应诺，将来京、津两地及直隶省的政府长官人选，就全在第三集团军中产生，但前提是，不能与日本人发生冲突。

　　阎锡山一听，激动不已。没想到他的梦想，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就奇迹般地实现了。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看见蒋介石一脸的正经严肃，他心里马上又警觉起来，难道这里还有什么埋伏？

　　仔细一想，他终于明白。其实，蒋介石之所以要这么做，那是因为他的晋军所处的战略位置不同，如果竞争起来，也是他优先进入北京。更其重要的是，不能与日本人发生冲突。这就意味着人家打在你头上，你也不能还手。这是何等的窝囊！？

　　再说，让他这个半路出家的变过节的老同盟会员坐镇京津，不知有多少人在背后骂，又有多少人会红着眼睛看着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成了众矢之的了吗？

　　于是，阎锡山马上谦让了一番。这种谦让，不是做做样子，还真有些不愿意。

　　哪知蒋介石好像早就料到了，他态度坚决，没半点商量的余地。

　　这就意味着事情不会完，麻烦还在后头呢。

　　“这狗日的蒋中正，居然把我阎某人放在火上烤！”阎锡山在心里忿忿地骂道。

　　从五月二十八日起，蒋介石的北伐军，开始了对北京城进行全线总攻，战争已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就在这一天，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第九、第十五师向固守满城的奉军一个师发起了猛攻，战况异常激烈。

　　正在难分难解之时，在方顺桥方向的第二集团军第八骑兵师却突破了奉军阵地，然后与第十军一起追击奉军到高阳，致使保定右翼的奉军全线崩溃。

　　五月二十九日，第三集团军商震部全线围攻保定。经过两天的激战，扫清了保定外围。到三十一日这天，骑兵第三师攻进了保定。当晚，商震把第一军司令部搬进了保定城。

　　保定一失，京津地区震动。

　　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只得下令奉军全部撤退到冀东地区。

　　六月一日，第三集团军沿京汉线向徐水进军。四日，奉军退至琉璃河一带。

　　也在五月二十八日这天，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也开始了进攻。

　　二十九日，韩复榘的第六军已经攻克博野。在驱逐滹沱河南岸的孙传芳残部后，第二十八军占领饶阳。三十日，骑兵第一军到达雄县。第二天，经过激烈炮战，奉军退出高阳。

　　六月一日，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军击溃奉军攻占肃宁，并向霸县挺进。其他主力部队向宝坻、永清、固安方向追击。

　　六月五日，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第六军攻克固安。六日，先头部队抵达南苑。骑兵第一军、第二十一军主力，已进军霸县，威胁天津。

　　沿津浦线北上的蒋介石第一集团军，五月二十八日都已抵达德州以北地区。

　　五月二十九日，孙传芳的直鲁联军一部与第二军团第二十六军在北霞口、南皮附近展开激战，但直鲁联军难以抵挡只得败退。

　　六月二日，在第二、第四军团的合力围攻下，守卫沧州的奉军已弃城北逃。

　　六月六日，第一集团军各部陆续到达马厂、赵扶镇一带。

　　在蒋介石第一集团军的强大攻势下，孙传芳、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有很多都纷纷投降，余下的纷纷向天津东北的辽东方向退却。

　　此时，孙传芳已无心交战，而张宗昌却还不服，坚决还要打。毕竟，褚玉璞那个方面军还有三万人，他们集结在天津车站，随时都可以出击。但是，后来还是东撤了，然后占领了滦河以东地区。

　　张宗昌、褚玉璞已把司令部撤退到了秦皇岛。

　　六月六日，第三集团军右路军司令商震在保定城下令，所部各军向天津、北京、昌平等地进攻。

　　在快到长辛店、卢沟桥一带时，却接到蒋介石的电令：“为避免外交纠纷，须待命前进”。于是，各部只得停止进攻。

　　此时，张作霖已经向山海关退走，北京政务已移交给治安维持会会长王士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针对形势的不利局面，张作霖在五月三十日于北京召集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几个方面军司令举行紧急会议。会上他决定，为保存实力，得马上下发总退却令。

　　这个在去年六月十六日就任海陆空大元帅的东北“胡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要撤退了。

　　在这个会上，张作霖还请王士珍出山，并电请南京政府前来和平接收京津地区。他已经不愿意打了，要回东北老家奉天去。

　　王士珍是何许人？原来他是北洋老军阀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和段祺瑞、冯国璋一起，被称为“北洋三杰”，而且还排在第一位，是袁世凯的“龙、虎、豹”中的那个“龙”。此人精通政务，善于应变，曾就任过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后来又急流勇退，渐渐消失于政坛。但由于他是北洋耆老，所以一些要人有事还是要找他来商议，希望他出点主意或从中“斡旋”。

　　现在，张作霖有事了，而且还是一败涂地的糟糕事，凭借国民党目前的阵势，他肯定是打不赢了，为避免他的老巢奉天被国民党军东进后“踏平”，他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出北京，来作为他们不再穷追猛打的交换条件。于是，他就把王士珍重新请出“山”来，做这个中间人进行“调和”。

　　所以，在张作霖退出北京后，王士珍就担任起北京治安维持会的会长来，与熊希龄等人一起组织了和平运动。

　　当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第六军抵达南苑时，王士珍马上派出大量市民到那里去欢迎，并打出了“和平运动”的旗号，敦促南京政府派代表来接收北京。这实际上是“婉拒”这个第六军进城，让他们原地待命。

　　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占领沧州、河间后，从六月一日起，三个集团军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铁路线向京津地区全面推进，有的已到北京郊外。

　　六月三日，张作霖见撤退时机已到，于是命张学良留守北京，然后在当天夜里带着吴俊升等人乘专列离开北京，回奉天去了。临走前，他还下达了总退却令。

　　但是，当火车在第二天早上五时三十分，行至奉天附近一公里半的皇姑屯三洞桥时，突然听见了一声爆炸，接着火车头就被强大的震动弹出了铁轨，而张作霖所乘坐的那节车厢却被炸得血肉横飞、四零八落。

　　后来有人拍下照片，仔细一看，连车盖顶也被炸飞，全散落在铁道旁，只剩下了一个钢铁架子焊接的底盘还在铁轨上。

　　和张作霖在一起的吴俊升被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了一颗大铁钉，脑浆都被炸出来了，当场死亡。而张作霖呢？却被炸出了三丈多远，但咽喉已破裂，还没有死亡。

　　原来这三洞桥的桥墩是坐落在一块花岗岩上，此时这桥墩已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被炸得变了形，然后被抛向空中后，又落下来散落了一地。

　　这是谁干的？经事后调查，原来是日本关东军搞得一次有目的的“谋杀”。他们不满张作霖在修筑吉会铁路合同上不签字，在没经过日本政府同意就决定实行报复。

　　张作霖离开北京的具体时间，早已被日军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侦知，于是就派了他手下的一个大尉叫东宫铁男的，在皇姑屯三洞桥埋下了三十袋炸药。

　　就这样，爆炸事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这次事件，导致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被炸重伤，但在被送回奉天的帅府后，无力抢救，于当天上午九时三十分，也死去了。

　　事件发生时，张学良在北京，正在与南京政府派来的代表何成浚谈判，却接到奉天督署的一封加急电报，内容只有“立即返奉”四个字。

　　他心里一惊，这个时候，正在脊骨眼上，怎么会招他返奉，是不是日本人打进来了？

　　为了稳定眼前的局势，张学良只得找了一个理由退出谈判席，让别人去继续谈判，而自己则化装成一个铁路工人，秘密乘火车返回奉天。

　　张学良回到奉天都督署后，才知道是他的父亲大帅张作霖已死。张学良顿时惊呆了，仿佛天就要塌下来了。此时他才二十七岁，还没有经受过这么大的压力，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好在有一个他父亲最信任的人在奉天坐镇，他就是安国军参谋长杨宇霆。

　　此时，一切主意都得由这个杨宇霆拿了。

　　经过详细调查，张学良已知火车是日本人炸的。由此，他对日本人更是充满了仇恨。为了稳定局势，他们暂时不敢公开张作霖死亡的消息。

　　半个月后，张学良已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而且完全掌握了奉系军队的指挥权，这才把他父亲张作霖的身亡消息公布了出来，也只能说是抱病去世。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张学良在回奉天时，马上命令他们的安国军各将领要约束士兵维持治安，不能擅自行动，避免外国势力的干涉，然后吩咐继续谈判。

　　南京方面，蒋介石派了他最信任的何成浚作为代表，最终达成协议，国民党军和平接收京津地区。

　　六月八日，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入北京。四天之后，也就是六月十二日，曾经在涿州镇守了三个月之久的傅作义，和平接收天津。

　　自此，以张作霖为海陆空大元帅的北京安国军政府宣告结束。从此，那个长达十六年的袁世凯北洋军阀的统治，也就落下了帷幕。

　　六月九日，在北京各界的夹道欢迎下，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第三军第六师列队入城。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将“北京”改称“北平”，直隶省改称“河北省”。

　　两天后，也就是六月十一日，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的阎锡山与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入城。

　　进入北平后，阎锡山成了主政平津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之后，他任命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以维持平津市区内的治安。

　　此时，天津附近的奉军、直鲁联军见大势已去，已陷入纷乱之中。孙传芳已退到山海关外，张宗昌、褚玉璞残部已奔向滦河。

　　鉴于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在第二次北伐中是中途北上的，还没有立下一寸之功。所以，南京国民政府把围剿这些“安国军”残余势力，就交给了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去完成。

　　六月十九日，在奉军元老杨宇霆等的推戴下，张学良出任奉天军务督办。七月四日，张学良又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兼东三省巡阅使。

　　因为他年轻，此时才二十七岁，在奉军元老们的眼里还只是个娃娃，但他们还必须听这个“娃娃”的，于是一个颇具风格的称呼“少帅”，也就应运而生了。

　　张作霖被炸死时，奉军已开始全线撤退，准备回东北。他们几十万人，全集结在滦河以东，一片混乱。幸喜张作霖的死，他们并不知道，否则早就逃之夭夭了。

　　而张宗昌、褚玉璞的三万多人，大都被白崇禧率领的第四集团军给消灭了。之后，其首领张宗昌、褚玉璞却逃到了大连、旅顺等地躲起来了。

　　自此，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算是大功告成了。

　　（1）

　　一九二八年五月初，在井冈山脚下砻市的毛泽东，虽然身居偏远的罗霄山脉中段，但对整个中国的形势还是很了解的。

　　从书童龙开富给他运送的各种报纸的信息中，他已经知道了国民党军阀的主要武装力量奇迹般地团结起来，正在完成他们的“北伐”。这就出现了一个他们的后方湘赣边界兵力空虚的问题，这不正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发展壮大的好时机吗？

　　关于国民党各路军阀联合起来进行“北伐”，毛泽东认为这种事情只是暂时的，一旦把张作霖把持的北京政权推翻后，他们之间的争斗又会重新开始。

　　朱毛会师以后，在井冈山地区的工农武装，已经有一万多人，有一种革命队伍突然壮大之感。但毛泽东非常清楚，这些武装，许多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地方赤卫队，要是打起仗来，肯定是没多少战斗力的。

　　所以，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对这些地方赤卫队的训练，然后打出外线去，扩大这个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

　　在砻市总部，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一直都在讨论如何扩大根据地的问题。

　　然后，他给中央写信，汇报在井冈山会师及成立第四军的事情，并建议在罗霄山脉中段，也就是现在的宁冈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之事。

　　五月的井冈山，正是春天最浓的季节。在这个到处都充满着翠绿的地方，也是大显身手的舞台。由于革命形势所迫，把这些原来并不认识的英雄志士们聚在了一起。现在，为了一万多人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又要在这里运筹自己的智慧，开始革命的新征程。

　　根据目前的情况，一万多人的部队要生存，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马上扩大根据地。这是他们经过思考后已达成共识的基础。因为没有足够面积的根据地，这一万多人是养不起的。

　　达成了这个基本认识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去扩大了。按毛泽东的设想，在井冈山地区，目前只有两个方向可以向外延伸。一是向西，去茶陵。因为那里曾经被工农革命军占领过，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二是往南，把曾经开辟过的遂川给重新恢复起来，这样就把周边几个县连成了一片。

　　至于在这个基础上又如何再去扩大，那是下一步的事情。目前，先得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再说。

　　于是，毛泽东在砻市的龙江书院，也就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总部，召开了一个前敌委员会会议，把这个意向提了出来。同时他还说，为了方便行动，部队还可按原来建制分头行动。一个往西，一个往南，同时进行，这样就可很快地扩大根据地。

　　基于这个设想，从湘南来的部队本来就是从西边过来的，所以他们往南边去开辟遂川比较合适，至于西边的茶陵，还是让原井冈山的部队去，比较适宜。

　　毛泽东把这个意思说了后，朱德、陈毅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表示赞成。这样，在大的方针上也就定了下来。

　　接下来，就是如何去作战的问题了。

　　说到作战，朱德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我们虽然有一万多人，但除了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可以打硬仗外，其余都是没经过特别训练的农军，枪支又很少，大都用的是梭镖、长矛之类。所以，我们在作战中还得讲究一个‘巧’字，不能硬碰硬！”

　　毛泽东听后大加赞赏，说这是把《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那套用上了。那就是用计策去战胜敌人，这种办法能“以少胜多”或“以弱胜强”。工农革命军目前还很弱小，所以很适合学会这些本领，运用它在战场上争取主动。

　　其实，这也是毛泽东经过了几个月的战斗生活总结出来的经验。这真是实践出真知，巧从实践来。共同探索革命道路，一旦发现真理，英雄所见就会大致相同。

　　于是，就在这个前委会上，毛泽东定下了以后革命军总的作战方针，那就是“善于隐蔽，灵活机动，集中兵力，分割包围，先歼敌一部”的办法。

　　总的来说，就是不能硬碰硬，敌人多了就躲，敌人少了就坚决消灭它。敌人势头正猛时先让它过去，这叫避敌锋芒，然后去袭击它的尾部，也就是薄弱环节。

　　按照前委的决定，从五月六日起，部队就要展开行动了。

　　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以及遂川县赤卫大队，要翻过黄洋界，从茨坪经小行洲，从朱砂冲下山，经黄坳、五斗江翻笠麻山，再下遂川县城。

　　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从九陇山以西进入茶陵，先攻下高陇，与早已回茶陵的陈韶游击队形成南北呼应局面。第三十团、第三十二团、第三十三团作为留守部队，分别在砻市、茨坪、茅坪驻扎，然后运送军粮，支援前线。

　　第十二师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都是湘南来的农军，其任务是守住南边的酃县地界，与茶陵游击队形成腹背之势，密切注视湘南动态，并在师长兼教导大队大队长陈毅的指挥下加强训练。

　　（2）

　　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国民党在湘南的“追剿”军虽然没有继续追过来，但是却惊动了江西的国民党军朱培德部。

　　此时，朱培德本人已带领他的主力第三军、第三十一军所组成的第五路军作为总预备队去了北方蒋介石的北伐战场。但是，留守在江西南昌的国民党省党部对他们省内的共产党防范，并没有减轻。

　　说到那个第三十一军，其实就是原来金汉鼎的第九军。由于在北伐中与第一军团顾祝同的第九军番号重复，就被蒋介石改成了第三十一军。

　　那时国民党内也还是刚刚才统一了局面，要说步调一致，可能谈不上。但是，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他们却是出奇的一致，就是不问青红皂白，抓住了就是个“杀”字，而且坚定不移。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共产主义学说，直接揭露了他们这些有产阶级财产的来源，使他们依靠剥削而活着的秘密直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无疑是揭了他们的老底。更其重要的是，还组织共产党要推翻他们，让天下劳苦大众从他们的皮鞭下解放出来，所以他们的政党国民党就把这个学说当成邪说，把信仰这个学说的人共产党员当成是洪水猛兽，要坚决铲除之。

　　自去年八月以来，尽管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但“反共”、“清共”、“屠共”已成了他们的一种常态化现象。在今年二月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还特别通过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把“反共”、“清共”与“剿共”以决议案的形式制订了出来，然后下发到各省党部，要求他们对共产党要严加防范。一旦发现，就坚决铲除。

　　在这个决议案中，国民党明确宣布，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并开除曾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林祖涵、谭平山、吴玉章、董用威等人的党籍。

　　所以，现在井冈山的共产党又是打土豪，分田地，又是攻城略地，又是会师……他们闹这么大的动静，身处国民党江西省的地方政权及其军队岂能漠然处之？按一般的逻辑，他们肯定会派兵来镇压，或者叫“剿灭”。

　　但此时，在国民党的江西军队中，其主力第三军、第三十一军和独立第七师、第三十七师，这些被称作朱培德第五路军的赣军大都去了北方，余下的只有两个师没有走，他们是杨如轩的第二十七师和杨池生的第九师。也许这两个师曾是从北洋军阀孙传芳那边争取过来的，如果去北伐蒋介石可能不怎么放心，但更其重要的是，他们的后方也要有足够的兵力来镇守。这样，两个师就被留了下来。

　　严格意义上说，杨如轩的第二十七师，还不是真正的留守部队，因为他本来就在前线，只不过不是在“北伐”，而是在“剿共”。那个一月份所进行的共产党万安暴动，就是由杨如轩的二十七师和赣南刘士毅的独立第七师去“剿灭”的。当时为了防止井冈山的袁文才北犯永新，杨如轩还在新城加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监视，结果反被毛泽东杀了一个回马枪，从遂川过来把它给灭了。

　　杨如轩失掉了那个营后，就一直在想怎么报复，但由于朱培德要去北伐，省内兵力空虚，所以他也就没敢动。待朱培德他们的北伐军在济南受阻后，杨如轩突然听见说井冈山又来了大批的共产党，这些人是从湘南那边过来的。这时他才明白，新桂系在那边“赶羊”，却把“羊”赶到他这边来了。这就说明，他这里已经不太平，同样是处于风口浪尖上了。

　　突然之间，杨如轩心中掠过了一丝阴影。看来，这个你死我活的决战，是早晚的事。可是现在兵力不够呀，怎么办呢？

　　他正在发愁，却接到了上司朱培德的电报，这是从北伐前线拍来的，要他把第二十七师开到井冈山去剿灭共产党，但电报的落款却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

　　也就是说，是蒋介石命令朱培德的赣军负责“进剿”井冈山，而杨如轩的第二十七师距井冈山最近，所以就首当其冲被选中。

　　这样，杨如轩也就马上被推向了江西“剿共”的最前沿。他无法推脱，只好把部队从吉安移驻永新，准备对井冈山进行第二次“进剿”。

　　不过，在杨如轩看来，他还没有真正和共产党打过仗，因此骨子里也就没服过输。至于新城那个营被他们消灭，那只是个失误。所以他到了永新之后，并没有把“进剿”放在心上，而是没忘记自己的嗜好，就是空了听听戏。

　　在永新这个穷乡僻壤哪来的戏班子呢？因此杨如轩想了一个办法，把他在吉安城中放西洋唱片的那个木匣子拿了来，选了几张他最喜欢的戏本，准备空了就听听。这些唱片，都是在上海搞来的稀缺货，有马连良的《空城计》、梅兰芳的《宦海潮》等。

　　但是，在刚到永新的时候，他倒没有心思去听戏，而是在料理军机。也就是如何去进攻井冈山的事情？他盯着地图看了很久。结果发现，井冈山的地形很复杂，随便进去可能就出不来。在那个干瘦的参谋长的建议下，他决定兵分两路，南北夹击，让井冈山的“共匪”首尾不能相顾。

　　其具体部署是，一路在北，经永新城西南的烟阁向龙源口挺进，然后越过七溪岭，直插宁冈的腹地茅坪；另一路从鹅岭翻到泰和的拿山去，然后绕到五斗江、黄坳，从遂川以北的荆竹山上山，袭击茨坪，与北路形成铁钳之势，就可一举荡平井冈山“匪患”。

　　于是，杨如轩命令，北路由七十九团负责进攻，团长叫刘安华，南路由八十一团实行偷袭，团长叫周体仁。八十团作为预备队，和他一起固守永新，待命出击。

　　（3）

　　五月六日这天，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在朱德的带领下，先出发了。

　　他们是从砻市到大陇，然后从大陇开始爬山，准备翻过黄洋界，从小井到茨坪，然后经过朱砂冲哨口去遂川。

　　翻过黄洋界，这时他们才看见，原来这里的山间居然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盆地，真是别有洞天。原来王佐的第三十二团第二营，就驻扎在这个盆地上。而他大本营茨坪就在这个盆地的中央，在它的四周，还有四五个村庄，一直绵延到盆地边沿的山脚下。

　　此时，王佐已带着他的队伍出村来迎接，而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也站在那里，眼睛却不时从队伍中掠过，他是在寻找朱德军长。

　　目前，何长工被任命为第二十八团党代表，是应该随王尔琢这个团长一起出征的，但他又兼任第三十二团的党代表，所以在王佐这里也算是东道主，就和他在一起站在路边迎接去遂川的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

　　很快，何长工就发现了朱德，原来他没有骑马，而是在步行，马却被警卫员刘刚牵着，跟在他身后，而且还驮了很多东西。

　　何长工马上跑到朱德身边，给他敬礼，同时主动给朱德介绍起这里的地形地貌。王佐看见，也跟了过来，嘴里叫着：“朱军长，你怎么不骑马呀？这大陇到这里也是好几十里的山路呢！”

　　朱德只是抿嘴笑笑，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由他们带着，到大本营茨坪去休息。

　　自从王佐与袁文才去湘南跑了一趟后，算是长了见识，所以一回来后，他就把自己的“聚义大厅”给改了，首先把那把特别显眼的老虎皮蒙着的太师椅给换了，后面墙上那个“王”字大旗也不见了。他依照何长工对他说的那样去做，就是共产党人的革命是为穷人打天下闹翻身的，要官兵平等，不能搞特殊。

　　现在，朱德军长就坐在王佐的大厅里。他一边了解着井冈山的民情，一边还打听着遂川那边的敌情。

　　这次出征，王佐部队依然不能去，他们的任务是守山，但在必要时，还得为前方部队提供后勤支援。前委决定，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去战场杀敌，第三十团可得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也就是把军粮源源不断地从北面的山下各村庄往井冈山上送。而且还决定，在处于交通要道的小井设立兵站，在上井建立红军医院。这些事情，就得王佐部队来协助完成了。

　　今天，从湘南过来的部队又从这里源源而来要去攻打遂川，这让王佐越来越看清了，自己的队伍只是沧海一粟，在革命的大洪流中，简直微不足道。因此，他有一种幡然顿悟之感。他觉得，原以为杀了一个尹道一就万事大吉了，结果还有很多个尹道一还存在，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把这些坏家伙杀得干净！

　　当朱德还在茨坪的时候，其前锋部队已经从小行洲过了朱砂冲，接着就是一直下山去黄坳。

　　这时，前方来报，有一股国民党军从五斗江方向而来，已进驻黄坳，问打还是不打？

　　毕竟，他们是去遂川的，如果接上了火，可能一时半会儿就脱不开身了。

　　朱德一听，对来报告的人说：“要他们看清楚，是敌人的正规军，还是当地的保安团？我随后就到！”

　　说完，他赶紧上马，直奔黄坳。

　　何长工作为第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也跟着朱德走了。

　　（4）

　　原来这个消息是从胡少海的第二十九团团部送来的。在二十八团的前面，就是二十九团，而萧克的第三营和王次楱带领的遂川赤卫大队，却走在最前面。

　　这个大队是作为向导来的，队长王次楱和那个挑大粪被选为遂川县苏维埃主席的王次淳可是一个村的。论辈分，他们还是同宗兄弟，但这个王队长却比那个王主席还大七岁。在毛泽东他们第一次攻打遂川时，他和陈正人、王佐农等都不在遂川，而在万安与南康交界处打游击。

　　在路上，朱德对送信人说：“赶快去告诉胡少海，要搞清敌人是从南边来还是从北边，是正规军还是保安团？”

　　何长工问：“军长，这很重要吗？”

　　“很重要，它牵涉着我们的行动计划！”朱德说。

　　此时，他正在想，这股敌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南边还是北边？南边，就是他们要去的遂川。难道遂川已有敌人重兵把守？如果从是北边来，那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泰和？拿山？好像又不太可能。

　　突然，朱德有一种预感。这些敌人极有可能是从永新而来，因为在永新的东北面，就是吉安，他们绕这么远来进攻井冈山，这说明了什么呢？或者说，他们的意图何在呢？

　　“我看先派一支部队去接触一下，试试他们的战斗力如何？”王尔琢说，“再抓几个俘虏来问问，不就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了吗？！”

　　“对！”朱德马上说，“那就接触一下吧！”

　　其实，当朱德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前方已经打起来了。

　　原来杨如轩的第八十一团的先头部队，已到了黄坳，正准备上山，但得到报告说，井冈山上的土匪们，正在下山呢。于是，那个先锋营的营长黄兴邦马上命令，占领黄坳附近的有利地形，只等那些土匪到来，就杀他个人仰马翻。

　　八十一团的团长叫周体仁，此时他还在拿山，而它的先锋营却过了五斗江，来到了井冈山南麓的黄坳。

　　可是，黄兴邦刚下命令不久，就听见了枪声，原来到大路边的已来不及去占领什么制高点，就被萧克第三营集中的五六十支枪一起击倒，其余的见势头太猛，撒腿就跑。这样，架在地上的枪也来不及拿了。

　　而此时萧克却很有经验，叮嘱快枪队专打拿枪的敌人，梭镖队除了去捡枪，就是专用梭镖长矛去刺正在逃跑的敌人，能活捉的就一概活捉。

　　这一下，黄兴邦的兵却受不了了，他们不仅组织不起兵力来反攻，反而被动挨打起来。最后，黄兴邦支持不住，也往后撤。

　　这一仗，其实也就只用了几十分钟，居然把黄兴邦的云南兵给冲散了，而萧克的梭镖营却捡了六十多支枪，还抓了一些俘虏。

　　之后，萧克把七连长彭睽找来，要他带两个俘虏到总部去，军长要审问他们。

　　（5）

　　通过对俘虏的审讯，朱德知道了这些兵都是从北边来的，但使他惊讶的是，这些兵，居然就是他们曾从南昌南下一直都在争取的杨如轩的部下。这个杨如轩，在抚州给他让了路，在上堡给他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让他整训部队，可是在这里，却要兵戎相见了。

　　在蔡锷进行的护国战争中，朱德和杨如轩可以说是患过难的生死弟兄。那时，朱德任营长，而杨如轩却是他手下的连长。在棉花坡一战中，朱德这个营被包围，如果不是杨如轩组织敢死队杀开一条血路，他们就有全营覆没的危险。这一仗可是打出了威风，致使后来朱德升为旅长，而杨如轩也升为团长。

　　现在已经距那时很多久了，不管中间经历了如何的曲折，但两人已经明确地站在了各自抉择的对立阵营，所以碰到了还是要打，这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了。这不光是杨如轩，还有昔日的好友金汉鼎、朱培德，甚至在十分艰难中帮过他朱德一把的范石生，都会是这个结局。

　　现在朱德已知道了敌方的意向，原来他曾经的这个下属杨如轩居然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想吃掉他们，看来他们去攻打遂川的计划应该有所改变，得先把眼下这个周体仁的第八十一团给它消灭了再说。

　　于是，朱德拿定了主意，马上就在黄坳召开了一次营以上干部会议。

　　在会上，朱德说：“我们此次出征，目的是攻打遂川，却不知道赣敌已有‘进剿’我们的计划，所以对他们的行动也就不知其意图何在。幸喜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他们，才知道原来是周体仁带了一个团来，想采取南北夹击的方式把我们一网打尽。也就是说，他们北面还有一个第七十九团，已在龙源口开始进攻了。这样看来，我们的情况是很不妙的，所以得改变原来的计划，不去遂川了，先吃掉这个周体仁团再说。”

　　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首先表态支持朱德。第一营营长林彪也说：“既然周体仁这个团是来进攻茨坪的，那我们就在朱砂冲一带设伏，让他们有来无回！”

　　第二十九团第三营营长萧克却说：“他们刚在黄坳吃了亏，还会来吗？”

　　第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也说：“我认为，他们在黄坳吃了亏后，不会轻易再来了。所以，我看应该在前面他们的来路上去设伏！”

　　王尔琢说：“对，为了迷惑他们，我们还可派少部分人去遂川方向，然后大队人马就在前面去设伏。”

　　朱德问：“前面是什么地方？”

　　来开会的王次楱说：“前面是五斗江！”

　　“你熟悉那里的地形吗？”朱德问。

　　“熟悉！”王次楱答道。

　　“好吧，那就马上派部队去设伏，你做向导吧！”

　　这时，胡少海又提出一个疑问：“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敌人不来又怎么办呢？”

　　朱德答道：“作为战场的指挥者，在经过自己的判断确信无疑时，就不能再更改。要知道，临断不断，反受其乱。疑行无成，疑事无功，这是兵家之大忌！”

　　就这样，朱德把二十八团派了上去。他们星夜出发，去五斗江设伏。

　　为了让敌人能来五斗江，朱德让胡少海把抓到的三十几个俘虏给放了，还让党代表龚楚专门去给他们训话，宣传革命军不杀俘虏的政策。

　　这样，龚楚就去对俘虏们说：“我们要到遂川去，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

　　这些俘虏听后，半信半疑，直到让他们领了两块大洋捏在手中，这才知道没骗他们。

　　（6）

　　一切都安排好后，王尔琢带着他的三个营在遂川赤卫队的引领下，向五斗江奔去。

　　到了五斗江，他们根据赤卫队员提供的地形地貌，开始进行埋伏。原来在赤卫队员中，本来就有五斗江的人，这让二十八团的官兵更是增添了信心。

　　根据当地赤卫队员所提供的信息，五斗江这个地方其地形还比较复杂。从拿山到这里一直是从北往南，但到了五斗江却随蜀水逆流而上，一直往西，就到了黄坳。也就是说，五斗江其实是在一个大拐弯上。

　　其实，五斗江这个名字不是指一条江，而是指一个村。这里虽有一条大江从西南流向东北，但它不叫五斗江，而叫蜀水。

　　蜀水发源于井冈山南麓，从茨坪流下来的行洲河都是它的支流。这里之所以叫五斗江这个地名，那是因为蜀水流到这里由于水源充沛，在沿江滋补了许多良田，其收入也就旱涝保收，所以把这里取名为五斗江，那是有来历的，意思就是一年下来，再怎么着一亩地也要产个五斗，这完全没问题。

　　五斗江村，坐落在蜀水的北岸，但又是拿山通往黄坳的拐点，在它的北面有许多村落，主要由三条线组成，东边是南坑、仓下、新田、沿河境、三溪，西边是上水、王吹坳、湾坑，而中线却只有烂泥坑。

　　西线和中线这两条路，是不能直接到五斗江的。如果真的要来，就要翻过一道道山岭，中间那道山岭有些特别，被叫做百岁亭，西边的那道又有些古怪，叫棺材岭，而大路却在东边，而在五斗江村的北边，又有一道山岭成为极重要的屏障，它叫长山岗。

　　在团长王尔琢的亲自带领下，第二十八团的三个营，就应该分别埋伏在棺材岭、百岁亭、长山岗，以等待赣军周体仁团的到来。

　　但实际却是，王尔琢将林彪的第一营安排守东面的大路口，也就是在五斗江村外布防，而把二营袁崇全部安排在潘屋和王屋，三营肖劲部则被安排在三溪。

　　王尔琢把团部设在潘屋，却让遂川赤卫队驻五斗江村里的横街，以迷惑敌人。还派出人去占领百岁亭、湾坑、山王庙、棺材岭这些制高点，作为监视敌人的哨口。

　　（7）

　　几乎就在同时，从拿山通往五斗江的路上，的确开来了一支军队，这就是国民党第九军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周体仁部。

　　说到周体仁，他兵驻拿山，却要往五斗江顺蜀水去进攻井冈山，是不是太绕了一点。他完全可以通过王佐引诱尹道一的那条小路从桐木岭进入茨坪的，又何必绕这么大弯子从五斗江、黄坳去进攻？这有一个原因问题，一是他们没向导，对那条路根本就不知道。再说，那是一条小路，即使有人知道，这上千人的部队要通过那里，可能也展不开，如果王佐在险要地方埋伏，那就只有全军覆没。再说，兵不厌诈，从五斗江、黄坳这个方向迂回，那是出人意料的，其成功的几率不是更大一些吗？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一条路。

　　一九二八年五月八日凌晨，当周体仁的另两个营正从拿山赶往五斗江的路上，却见黄兴邦那个营残缺不全地灰溜溜回来了。这些正在急行军的人感到很诧异，马上去报告。

　　周体仁知道后命令停止前进，原地待命，然后传令黄兴邦来见。

　　此时黄兴邦刚从死亡线上逃了回来，还心有余悸。他诚惶诚恐地走到周体仁面前，大声叫道：“报告姐夫，前面有埋伏！”

　　原来他们是亲戚，这黄兴邦是周体仁的小舅子。

　　“什么姐夫，叫团长！”周体仁说，“前面怎么了，说清楚！”

　　“报告团长，我的那个营刚到黄坳，就遭到了埋伏，损失了一百多人！”黄兴邦把大致失败的经过夸大其词一说，周体仁听着傻眼了。他马上想到，这样看来井冈山早有准备了，这该怎么办呢？

　　幸好旁边那个团副多问了一句：“他们有多少枪，居然使你失去了一百多人？”

　　“他们没有多少枪，全是用梭镖……”黄兴邦怯怯地说。

　　“真是个蠢猪，用梭镖就把你打成这样。”周体仁愤愤地说，“你们的枪呢？怎么不放倒它一大片？”

　　“我们在休息，不注意，他们就冲上来了……”黄兴邦只好说了实话。

　　“原来是这样，真是蠢到家了！”周体仁大怒。于是，他马上命令，继续前进，先到前面的五斗江再说。

　　可在快要到五斗江时，又遇到了那些被放回的俘虏。除了人还在，枪却没有了。

　　这些俘虏说，前面来的共军，领头的叫朱德，他们没带多少枪，是去遂川的。

　　周体仁一听是朱德的部队，心里一震。因为他知道朱德和朱培德的关系，在南昌那个军官教育团，他还参加过培训呢。但是一听说他们是去遂川的，路过被碰上了，也就放心了。这说明井冈山上已空虚，正好是他趁虚而入的大好时机。

　　于是，就决定继续前进，争取在天亮前赶到五斗江。

　　（8）

　　天已经大亮了，但是却布满了阴云，好像要下雨的样子。这时，五斗江这个小小的村落却沉寂在一片宁静与安闲之中，连远处鸡叫的声音都能听得很清晰。

　　此时周体仁的队伍，已到了南坑。他作为一团之长，在军事上毕竟是行家，一看五斗江的地形，就开始警觉起来。他想，前面不是出事了吗？朱德去了遂川，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没去呢？那不就上当了吗？所以为做到万无一失，在周体仁看来，正南方向那个高地，得赶快去占领它。

　　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五斗江村北面那道屏障，它叫长山岗，在它的西边，就是棺材岭。但是这些制高点，王尔琢还没有全部去占领。

　　而此时，负责镇守五斗江村的第一营营长林彪，已经派了一个排去抢占长山岗，而且还写了一张纸条给潘屋的团长王尔琢，要他知道长山岗的重要性，得马上得第二营调上去。

　　在五斗江村正街，林彪第一营，战士们睡得正香，只听那个放哨的跑来叫道：“营长，不好了，敌人来了。”

　　趴在阵地上睡觉的战士，被他这一喊，全都惊醒了。而此时，他们的排长、连长却没有睡，营长林彪更不敢睡了。

　　林彪，这个从南昌南下就一直跟来的周士第第七十三团第三营第七连连长，由于机智善战，现在已被朱德提升为营长了。此时，他站在村边一个较高的地方，两眼直望着新田那个方向。

　　突然，林彪看见不远处的柯树坳，有移动的人影和闪烁的火光。他马上明白了，这是有人在那里抽烟，于是心里一震，马上意识到“敌军来了”。

　　林彪赶快跳入阵地隐蔽起来，他不得不佩服朱军长的判断，敌人果然来了。接着，他马上传下命令，等敌人靠近了才打。

　　很快，在村中的赤卫队也跟着隐蔽起来，他们的任务是战斗打响后负责去捡枪，发现了伤员，马上抬下来，再就是合适的时候也参加战斗。

　　放哨的跑到林彪附近正要喊叫，却被人拉了过来，这时他发现了林彪，张口想说。但林彪正在给他做手势，要他不要吱声，又指了指敌人来的方向，意思是他知道敌人来了。

　　敌人快进村时，林彪打响了第一枪。

　　这一枪不光是命令大家开火，也是对团部和二、三营报个信，敌人已经来了。

　　所以，当林彪射出第一发子弹后，在五斗江这个地方，枪声骤然四起。

　　（9）

　　密集的枪弹顿时在五斗江这个小小的村子上空飞来飞去，让在南坑的周体仁一惊。没料到原来这里已有共军，该不会中了他们的埋伏吧，那些被放回来的人不是说，朱德已去遂川了吗？

　　为预防万一，周体仁早就把部队分做两路进入五斗江。一路从东边，经南坑、仓下、新田、沿河境、三溪，一路从他们所在的正前方石坳子、烂泥坑，去抢占那个制高点长山岗。看来，他的部署是对的。

　　在噼里啪啦的枪声中，天空居然下起了小雨。此时，周体仁已顾不得这些了。他毕竟是一个军人，显得临阵不乱，还不时地命令迫击炮连向那些制高点开炮，想在他的人还没到那些制高点之前，先来一个大轰炸，把有可能在上面隐蔽的“共匪”给清除掉。

　　顿时，在五斗江附近那些山岭上，到处都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

　　但是，当周体仁的队伍去占领这些制高点时，却被早在那里埋伏的革命军战士给打了回来。原来在长山岗上，革命军第一营一个排和第二营两个连在此阻击，坚如磐石，终于使周体仁想抢占这个制高点没能得逞。

　　待林彪从村中冲出来反击时，他们已经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

　　在雨水与血水的交融中，周体仁的赣军不断有人倒下。时间不长，在长山岗已倒下一大片。

　　此时，天公也不作美，居然电闪雷鸣，大雨滂沱。这于敌于我都是不利的，怎么办？周体仁看见情势对他不利，有一种撤退的打算。

　　但革命军这边，团长王尔琢却在冒雨指挥，他已调动二、三两个营分别向敌侧翼发起了进攻，二营在棺材岭、百岁亭，三营在三溪，和第一营齐头并进。

　　这样，周体仁的一个营马上就被革命军三面包围。

　　枪声不断，炮声隆隆。短兵相接，喊杀四起。顿时，赣军大乱。

　　周体仁见状，知道自己的计划是难以实现了。不要说去偷袭井冈山的茨坪，可能连这个五斗江都过不去了。因此，他改变主意，想退回拿山，于是下令撤退。

　　此时，黄兴邦带着他那个被打得已残缺不全的队伍想从西边突袭进来，却发现在这里守卫的全是拿梭镖的，心里不免一惊。

　　原来他们是从上水、王吹坳、湾坑过来的，一路畅通无阻，正在侥幸快要得手，殊不知又是梭镖队在等候他们。

　　俗话说“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黄兴邦的那些兵已被刺过一次，这次又遇上了。有的人一件梭镖，已吓得不敢靠前，只是不停地打放枪。但是王次楱的遂川赤卫大队却是本地人，熟悉地形，一部分正面迎敌，另一部分却绕到侧面去。

　　这一下，就给黄兴邦感觉他们又被装进了“口袋”，于是赶快叫：“撤！”

　　可他没走多远，一颗子弹却从背后飞来，马上就把他打倒了。

　　这是王次楱学的林彪的方法，专打当官的，结果还真凑效。这样，敌人会群龙无首，赤卫队就可以在山岭中任意追击逃窜之敌了。

　　五斗江一战，历时两个多小时，工农革命军第二十八团和遂川赤卫大队获得了全胜。

　　他们共歼敌一个多营，缴枪三百多枝，俘虏了十几个人。

　　朱德知道后，马上命令王尔琢继续追击。

　　可是，当他们追到拿山后，居然发现，周体仁已率领残部逃往永新去了。

　　（10）

　　周体仁从拿山逃回永新后，把失败的经过向杨如轩进行了汇报。

　　此时，杨如轩正在那个由木匣子装着的放唱机上听京戏。勤务兵在旁边给他用手摇着发电机摩擦发电。

　　当杨如轩听到“我站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突然一声“报告”，马上就打断了他的思路。

　　这时，只见杨如轩把手一抬，那个勤务兵马上就停止了。这时，他才站起来转过头看是谁在喊报告。顿时，他发现他派到南边去进剿井冈山的周体仁团长灰头土脑的现在他面前，让杨如轩心里一惊。他知道情况不妙，于是就说：“看你的气色，是不是南边的事不好办了？”

　　“师长，我们还没开始攻山，就中了共匪的埋伏，我太辜负您的期望了！”周体仁怯怯地说，他以为杨如轩会臭骂他一顿。

　　哪知杨如轩却没这样做，而是和颜悦色地说：“我的部署只有我知道，他们怎么会在半路埋伏，难道有神仙指点不成？说来听听，你们在什么地方中的埋伏？”

　　“在五斗江，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周体仁说，然后把事情的大致经过也说了。

　　杨如轩一听，沉思良久。他坐镇永新，目的就是在这里等两边带回来捷报。哪知周体仁这一路却给他带来的是败报，心里就觉得有些晦气。他马上问：“这个埋伏是哪个在指挥，你知道吗？是不是那个毛泽东？”

　　周体仁说：“不是，是另一个人！”

　　“谁呢？”杨如轩问。但是，他看见周体仁马上避开了他的眼睛，好像不敢说。

　　“胜败乃兵家常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吞吞吐吐的？”杨如轩说。

　　周体仁一听，这才说：“那个指挥的人是朱德，就是你以前的上司朱代珍、朱建德！”

　　“是他呀，你没弄错吧？”杨如轩惊讶道。

　　“千真万确，那些逃回来的人说，还亲自见过他。”周体仁肯定地说。

　　这时，该杨如轩沉默了。当他知道是朱德把他的队伍打败后，心里就不是滋味了。他把放唱机的盖子一关，然后在屋子里来回走动起来。

　　他想，朱德不是去韶关了吗？怎么又到他这里来了？更其重要的是，他已经是他们要“剿灭”的共产党了，这该怎么办呢？

　　这时，许多往事都涌进了杨如轩的脑海，使他有些坐卧不安。他们曾是生死弟兄，以前朱德给他来过几次信，他都没回，就是不愿意听他的话去参加他的共产革命，但也给他帮了一些忙。可现在两人已经是敌对的两个阵营，想不打可能也不行了。

　　但是朱德用兵，他是知道的，非常诡道，真正较量，他杨如轩未必是对手呀！这该怎么办呢？

　　无可奈何之中，他只好决定，必须把朱德的部队堵截在永新县以南，不能让他进永新，现在龙源口这边，第七十九团已经出发了，所以他只好把留下的八十团和周体仁余下的残部全部调往拿山与永新之间的鹅岭，去防范朱德的到来。

　　（1）

　　却说毛泽东和朱德分头行动后，还没有去西边茶陵，就听说北边来了敌人。他只好放弃西边，去应对北边。

　　根据中共永新县委提供的情报，有一股敌人已从新城北面的龙源口杀来。这里是在永新县城的西南面，经过龙源口，再翻过七溪岭，就到了宁冈。毛泽东只好暂时放弃去茶陵开辟根据地的打算，马上把第三十一团集中起来，去七溪岭御敌。

　　说到七溪岭，这可是个险要的地方，毛泽东以前并不知道。自从攻下新城之后，在视察各地的分田情况时，就曾路过这里，这才发见此地如此险峻。当时，他就在想，如果敌人来了，在这里可以设伏呢。没想到这个想法，今天还就应验了。看来，平时的观察与思考，还是很有用的。

　　原来，这个七溪岭是宁冈与永新交界的地方。在这个分界线上，横排着七座气势磅礴的山岭，不远处，又有七座，就像两扇遮挡狂风的大门。东头那七座，叫新七溪岭，西头那七座，叫老七溪岭，两边相距，只有十里地。

　　而永新到宁冈的路，主道就在新七溪岭上。从永新到这里，全是陡峭的山路。也就是说，敌人如果从北边来，在这些路上设伏，就可以让它有来无回。

　　可此时，当他们来到七溪岭，再派人去龙源口侦察，才知道敌人并非一小股，很可能是一个团。因为先来到七溪岭北麓龙源口还没有进山的就有一个营，在烟阁那边，还在源源而来。

　　其实，他们的判断是对了，这正是刘安华的第七十九团正在南进，准备与周体仁的第八十一团，分南北两面夹击宁冈。

　　这一下，毛泽东不敢轻敌了，马上带着第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去查看地形，准备在新老七溪岭之间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但是，他们足足等了两天，却不见敌人进来。开始还有些紧张，以为敌人众多，万一寡不敌众。可到了第二天却希望它来了，但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毛泽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马上又派人去打探。结果，打探的人回来说，来龙源口那个营不知是怎么回事，居然撤走了。

　　毛泽东一听，马上心里一动。他的第一感觉就是，敌人的指挥系统出了问题。不然，怎么会来了之后不打两下就走了呢？

　　正在沉思，突然他想起了去南边的朱德第十师，还不知道他们攻下遂川没有，现在却一点消息也没有。这些撤退的敌人，该不会是去南边对付朱德他们吧？

　　但不管怎么说，敌人撤走了毕竟是好事，所以毛泽东下令，除留下少部分兵力守住山口，其余人马撤回宁冈待命。他让第一营驻守古城，第三营去守新城。

　　哪知伍中豪带着第三营刚到新城，就接到消息说，第二十八团在五斗江打了个大胜仗。

　　毛泽东一听，先是一惊，后又一喜。他惊的是朱德他们居然在半路遇到了敌人，喜的是打败了这股敌人。于是，他终于明白，龙源口的敌人为什么主动撤走，原来他们是想南北夹击宁冈县，结果南路失败，企图破产，所以他们把北路也撤了。

　　（2）

　　却说五斗江战斗结束后，朱德也赶到了这里。此时，由刘之至任团长的第三十团，也纷纷来到这里。他们给二十八团、二十九团送来了粮食，然后把受伤的战士抬回井冈山医治。此时，革命军在小井、中井、大井等村，设置了四个医疗点，由王佐的第三十二团第二营在负责料理。

　　在湘南的时候，刘之至是邓允庭第七师的参谋长，第七师到了井冈山后被编成了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三团，师长邓允庭也当上了第三十三团团长。目前被任命的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负了伤，毛泽东和朱德就让邓允庭来代理这个师长。目前，第三十三团在井冈山北麓搬运粮食，从大陇一直要运往黄洋界。

　　朱德来到了五斗江，看见第二十九团正在打扫战场。一问第二十八团的去向，胡少海说，他们已去拿山追赶逃敌了。

　　朱德一看这个形势，想到马上不能去遂川了，只有在五斗江等二十八团回来。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他立刻敏感到情况有变，于是赶快奔往拿山。

　　原来，第一营营长林彪，带着他的生力军最先追击周体仁。可是，当他们跑到拿山时，周体仁却比兔子还跑得快，根本就不见踪影了。这时林彪对团长王尔琢说：“我们不能去攻遂川了，而应该继续追击，趁他们不防备，可以一举攻下永新。”

　　“这样行吗？”王尔琢问，“这可是改变行动方向的大问题，你想好了再说吧！”

　　林彪说：“我想好了才说的。现在，敌人的意图很明显，是想夹攻我们，在南路的已被我们打垮了，而北路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乘胜追击，趁他们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王尔琢说：“这样做的后果呢？你考虑过吗？”

　　“我考虑过，敌人肯定没防备。”林彪说，“只要我们突袭永新，北路的进攻也会不攻自破。到那时，遂川也就好解决了。”

　　王尔琢听后，在心里有所触动，想不到这个林彪，年纪轻轻的，看问题还很老道。从年龄来说，王尔琢也大不了林彪几岁，可就怎么没想到呢？作为战场指挥者，王尔琢同意林彪的看法，而且也知道，战机一失，要想再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他一边派林彪带着第一营去继续追击，一边派人向朱德报告。

　　当朱德在半路上听到林彪已去追赶周体仁，心里却有些不高兴。他想，这个林彪的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自作主张使全军改变行动方向。如果按着他的思路走，要是败了，谁来负责？但仔细一想，林彪的举动还真有些道理，如果放在他朱德身上，可能他也要去追。

　　这兵法上不是有这样一段话吗？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拿山到永新，少说也有一百五十里地，这林彪的第一营能在一夜之间赶到吗？当朱德在心里提出这一疑问时，他还是为林彪的擅自行动捏了一把汗，总觉得这还是有些草率和冒险。

　　可以，当朱德到了拿山，才发现王尔琢也不在那里，这就说明整个二十八团都在林彪的“带动”下追击去了。看来，朱德只好往五斗江传下命令，后续部队三十团守住去遂川的隘口，二十九团跟着他进军永新。

　　（3）

　　五斗江一战，打乱了杨如轩的部署。

　　在永新，他正在命令刚撤回来的周体仁，得赶快带着他的第八十一团残部去鹅岭阻击工农共产军，还准备把第八十团都一起调上去。可就在这时，却听见城外传来了激烈的枪声。

　　原来，林彪的第一营通过一夜急行军，已奔袭了过来，在永新城外追上了周体仁残部，于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开起枪来。

　　本来这些赣军是打了败仗的，心里早就不痛快，同时又从拿山那边星夜退回，早就筋疲力竭，目前只希望退到永新城里美美睡上一觉。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后面还有追兵，而且这么快就追来。所以枪声一响，顿时大乱。看来，都成了惊弓之鸟，只有奔逃的份了。

　　枪声让杨如轩心里一惊，他马上敏感到情况不妙。正在疑惑，却突然接到守城的第八十团钟团长来报告：“师长，不好了，井冈山的共匪从拿山那边打过来了！”

　　杨如轩一听，心里暗暗吃惊。他知道朱德的厉害，但也不至于来得这么快呀？！于是说了一句：“是不是当地的共匪武装呢？你们看清楚了吗？”

　　钟团长说：“看清楚了，是朱德的工农共产军。我们正在集合队伍，准备去鹅岭，但是他们却把刚到城外的第八十一团给打散了，接下来可能要攻城！”

　　杨如轩一听，心里顿时大乱。他知道朱德用兵，神出鬼没，说不定早就有一股部队潜伏在城外，只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而已。这八十一团刚到城外，是典型的疲惫之师，而人家却以逸待劳，岂有不被打散的道理？

　　杨如轩想，现在第七十九团已被派出，第八十一团又被打散，只有这个第八十团还算完整，但死扛下去，可能凶多吉少，于是他拿定了主意，三十六计，走为上。

　　想到这里，杨如轩无可奈何地在牙缝里挤出几个并不愿意说的字：“撤，赶快撤！”

　　“撤哪儿？”那个第八十团的钟团长问。

　　“回吉安去，要快！”说完，杨如轩连他的放唱机也不要了，就赶快冲出屋去。他叫马弁牵出马来，然后骑上就跑了。

　　这时，那个第七十九团刘安华部，却还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刘安华正从烟阁往龙源口赶，可是当他到了龙源口，正准备进山的时候，却接到要他撤回的命令。

　　刘安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要他撤回，于是慌慌张张地撤回永新。哪知刚到永新城边，就遭到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第二十八团第二营和第三营的伏击。

　　在革命军中，这两个营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而且还有机关枪、迫击炮之类的重武器。这就把刘安华吓得不敢交战了，剩下的事情，和杨如轩一样，逃之夭夭。

　　就这样，由杨如轩制定的第二次“进剿”井冈山的计划，又彻底破产了。

　　（4）

　　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朱德率领第二十九团和遂川赤卫队，第一次进了永新县城。

　　革命军进城后，马上成立永新县工农兵政府。

　　这一天，天空晴朗，万里无云。下午，在阳光灿烂下，永新县城的那个宽敞的草坪上，已经站满了人。草坪正前方中央，用毛竹搭起了主席台，还插上了红旗。

　　“永新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的红色横幅，也旋挂在了主席台的上方。

　　在主席台正前方，坐着工农革命军的全体指战员，他们抱着钢枪，瞩目台上，周围是站着的手拿大刀和梭镖的赤卫队员，他们就像一片森林，真可谓“刀枪林立战旗红”。

　　此时，草坪上也来了很多永新的当地群众，他们有专门来开会的，也有来看热闹的。

　　主席台上，已坐上了毛泽东、朱德、王尔琢和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等。

　　此时，毛泽东显得特别兴奋，在胜利的喜悦声中，他还隐藏着一种对永新的特殊感觉，那就是曾经在大仓村第一次见面的贺家兄妹，他们就是永新人，而且还说永新最早的县委成员。现在，他们在哪里呢？

　　那个曾经照顾他脚伤的贺子珍已回了永新，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呢。在人群中，他希望今天能看见她，但这人山人海的，又谈何容易哟！

　　可天下有些事就是那么奇怪，这明明就是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又可能了。在人群中，毛泽东居然看见有一张熟悉的面孔也在往这边看，那不就是曾照顾他脚伤的贺子珍吗？她还真来了，就在人群里。

　　自三月初在秋溪村一起调查后，贺子珍就回永新了。在永新，贺子珍还兼任县委委员、妇女部长等职务。江西这边的敌情，主要还是靠贺子珍在永新那边给他带回的报纸才能了解到一些，那是通过书童龙开富转到他手里的。这之间，他曾托人捎信给贺子珍，希望她到前委来工作，可就是不见回音，也不见人来。

　　一阵鞭炮声后，庆祝大会开始了。毛泽东马上要发表讲话。因此，关于贺子珍的事情，他只好不能再往下想了，只能搁在一边。

　　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站到了台前，热情洋溢地说：“永新县的工友们、农友们，你们辛苦了！今天是我们工农革命军进入永新的第一天，在这里召开这个大会，是向大家声明，我们工农革命军进永新，是专门来打土豪、分田地的。我们老百姓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干活种地，但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地主霸占着农田，让我们交地租，而国民党杨如轩的军队还为他们撑腰，所以我们要先打跑这个杨如轩，才能把永新县的豪绅地主打倒，让我们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样才有饭吃有衣穿，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接着，朱德军长也发表讲话，他主要是向大家介绍目前军事方面的形势。他说：“我们的工农革命，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组织起革命的武装去打垮反革命武装，才能给‘打土豪，分田地’提供安全保障，否则就搞不成。目前杨如轩的军队虽然跑了，但他们还会来，只有把他们彻底消灭，才能使我们的土地分得踏实安稳。”

　　在大会上，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也发表了讲话。然后他宣布，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于今日成立，由彭文祥任主席。

　　这彭文祥已经三十岁，在永新县的革命者中算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他是高溪乡梅花村人，在去年永新暴动中，就参加了革命。

　　在这个会上，贺子珍代表全县妇女，也发了言。她留着一头乌黑的短发，穿着一件花格子浅色衣服，腰扎一根皮带，挺胸抬头，两眼注视着会场那么多双眼睛，一点也不显得怯场。

　　她说：“在永新县，我们青年人要行动起来，妇女也一样，一起来支援革命军，打败杨如轩，保卫我们自己的永新县工农兵政府！”

　　贺子珍的话不多，但清脆悦耳，在关键处，还有鼓动性。

　　顿时，下面就有很多人在议论。

　　有的说：“这是我们永新县本地的妹子吗？我看不像。”

　　“她是妇女部长，小小年纪，本事可大了！”有人回应着。

　　接着又听见一个声音：“听说，她能使双枪，一打一个准！”

　　（5）

　　庆祝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回到驻地，正准备和朱德商议下一步工作。这时，贺子珍来了，她是专门来看望毛泽东的，还拿来了一些报纸。

　　毛泽东马上高兴起来，笑着说：“几个月不见，真是如隔三秋！”

　　“有那么严重？！”贺子珍微笑着，然后问，“你的脚还疼吗？”

　　“不疼了，不疼了，全好了！”说完，毛泽东还在屋子里试着走了几步，好像刚刚痊愈似的，“多亏你曾经的照料，才有了今天的矫健！”

　　“我看，好像还有点跛，是不是还有些疼呀！”贺子珍知道，这是毛泽东在他面前做样子，所以关切地问。

　　“哪儿呀？没有了！”毛泽东在尽力掩饰，其实还真被贺子珍说中了，有时还真疼。

　　但此时，毛泽东的心是温暖的，他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这关心的话不是贺子珍说的，而是另一个人，她是谁呢？她就是妻子杨开慧，于是一股热流涌上了心头。自从去年在长沙与杨开慧话别后，已经有八九个月没见面了，不知道她和孩子们过得怎么样呢。

　　何长工在回长沙时，毛泽东曾托付过他，让他见到易礼容时，要易礼容经常去照看一下，他们毕竟是新民学会的老友，私人关系也不错的，但何长工去长沙时，根本就没见到易礼容，所以这个话题也就没了下文。

　　现在贺子珍无微不至地关心，让毛泽东有一种家的温暖，仿佛杨开慧就在他的身边。但此心思刚一产生却像春天的惊雷，一闪而过，因为他明白，这个妹子还没出嫁呢，又怎么能把她与开慧相比呢？他们的关系只能是同志加兄妹。

　　此时，毛泽东尽量把“脚”的话题岔开，不想去深究个人安危以及家庭琐事。他笑着对贺子珍说：“原来，这永新还是个好地方呢，你看这地名就有些特别，从‘一’到‘万’，真是神奇！”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贺子珍道。

　　毛泽东马上扳着指头，对贺子珍说：“你看啊，这里有一夜祠、二王庙、三湾、四教街、五里冲、六蛇咯、七郎庙、八团、九陇、十里山、百巴丘、千喜洲、万年山！”

　　“呀，你这一长溜，连我这个永新人都记不全。”贺子珍惊讶地望着毛泽东，“你怎么对我们这儿这么熟？一定是有人先告诉你的吧！”

　　“是呀！”毛泽东说，“你猜猜是谁呢？”

　　贺子珍笑道：“这还用得着猜吗？肯定是那个姓袁的呗！”

　　她说的“姓袁的”，就是袁文才。

　　（6）

　　毛泽东和贺子珍正说着话，只听朱德在外面咳了几声。其实，这是四川人惯用的办法，就是在不方便打扰对方的情况下，采取“咳嗽”来掩饰自己以提醒对方有人来了。

　　果然，毛泽东已听见了朱德的咳声，马上就说：“朱老总，你进来吧，这里没外人。”

　　朱德笑着就进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个子不高的军人。

　　毛泽东马上跟贺子珍说：“这是我们的朱军长。”然后，又对朱德说，“她叫贺子珍，永新县委的干部，当过我的资料员。”

　　“哟，这么年轻呀！能干，能干！”朱德称赞道。

　　此时，贺子珍好像想起了什么，她问道：“朱军长，你哪儿不舒服，是不是感冒了？”

　　“没有，没有！”朱德连忙掩饰。

　　贺子珍不明白了，又问道：“那你怎么老是咳嗽呢？”

　　朱德笑着说：“我不咳几声，没人搭理呀！”

　　贺子珍一听，脸马上就红了，她很不自然，于是就跑了出去。

　　这时朱德把身后的矮个子军人介绍给毛泽东。他说：“这是一营长林彪，突袭永新就是他出的点子。”

　　“哟，还很年轻嘛！”毛泽东马上伸过手来，准备去握林彪的手，但是林彪却马上立正，给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才伸过手来，嘴里叫道：“毛委员好！”

　　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井冈山的初次见面。所以，采取的都是很有礼节的方式。此时，林彪给毛泽东的印象是，个子虽小，但眼里有光，说明此人经常在遐思。而毛泽东给林彪的印象却是，根本不像个军人，特别是那双大手，握住时既暖和又有力，与他那和蔼的眼神非常配合，看来此人的确是个大领导，但对军事方面未必在行。

　　原来，朱德带林彪来，是想和毛泽东商议，看是否还可乘胜追击杨如轩第二十七师。因为从五斗江奔袭拿山，又从拿山突袭永新，都用的是这个办法。现在，是不是一鼓作气去攻吉安呢？

　　毛泽东想了想说：“不能去，因为吉安是赣军西部的大本营，和永新不一样，不能去硬碰。我们应该有多大脚穿多大鞋，目前兵力有限，还缺乏枪支弹药和训练有素的士兵，所以去攻城市，哪怕是小一点的吉安，都是以卵击石，后果不堪设想。”

　　“最好的办法，是把敌人调出来打，先消灭它一部分，然后才能去端它的老窝。”朱德加了这么一句。

　　“朱老总说得对！”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就是调动敌人，让它分散，然后吃掉它的局部！”

　　接着，又听毛泽东说：“朱老总呀，你看我们这样行吗？”说完，他在一张纸上随手写了这样八个字：

　　声东击西，调虎离山

　　朱德一看，马上明白。他说：“这个主意不错。”

　　此时林彪在一旁听着，觉得毛泽东对军事还并非外行，也许是他判断有误。

　　待朱德和林彪走后，贺子珍进来问道：“毛委员，你们到了永新，就不走了吧？”

　　“不一定，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要看情况。”毛泽东说，“不过，永新这个地方，很重要，它紧靠吉安，非同一般呢。”

　　（7）

　　第四军攻下永新后，毛泽东已看到了下一步棋该怎么走。他准备把杨如轩从吉安“调”出来打，这就得用一个办法，那就是进军湖南，把声势造得大一点，给杨如轩一种永新已空虚的感觉，让他来重新占领，然后再回过头来收拾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和朱德进行了分工，他要朱德去“调动”杨如轩，而自己却要到农村去搞一些调查。因为根据原计划，湘赣边界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将在近期召开，对土地分配问题，他必须要到第一线去做调查研究，才能在会上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

　　此时，部队陆续在往西边移动，在永新附近，只留下第二十八团第一营林彪部监视赣敌。

　　第三十一团第三营继续驻守新城，与林彪构成掎角之势。而毛泽东所负责的前委要到永新县的西部，准备在那里开展分田运动。

　　在经过古城的时候，他把第一营营长员一民找来，要他带第一营去西边的高陇，看看茶陵是怎么个情况。如果有报纸，尽量多找一些带回来。

　　毛泽东把书童龙开富找来，要他跟员一民第一营去。员一民负责打仗，他只负责收集报纸。为了此事能顺利进行，毛泽东说至少要派一个班去协助他。

　　龙开富听说要他“指挥”一个班，心里害怕起来。他什么人呀？才参加革命没几天，连枪都不会放，就让他带一个班，这不是开玩笑吗？他把担心跟毛泽东说了。

　　毛泽东一听，笑了。他说：“你就放心跟他们去吧，准确地说不是你指挥他们，而是他们指挥你。”

　　“那还差不多！”龙开富轻松地笑了。

　　“让杨梅生跟着你，这下你放心了吧？”毛泽东说。

　　“那就太好了！”龙开富高兴起来。

　　自从会师后，毛泽东身边的那个警卫员杨梅生却调动了工作，到第三十一团就任警卫班班长去了。其实，他原来就是这个职务，只是从修水到文家市后被总指挥卢德铭调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现在队伍壮大了，毛泽东身边的人也多了，他也就被调回原来的部队去了。

　　这个杨梅生原名叫“杨勋梅”，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还是毛泽东的老乡。不过以前他们并不认识，可能是因为年龄相差十二岁，各自的经历不同吧，所以就认识很晚咯！

　　现在毛泽东身边，除了警卫员李根勤，还有秘书谭政，书童龙开富、马夫黄达。这杨梅生好像也就可有可无了，但是部队那边紧缺战斗员和指挥员，所以毛泽东就让他回部队了。

　　员一民这个第一营，党代表就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临出发前，毛泽东把毛泽覃找来，说让龙开富跟他们去，还说叫那个警卫班的班长杨梅生也去，协助他在高陇弄点报纸回来，他要了解一下湖南那边的情况。

　　毛泽东对他们说：“在茶陵的高陇，可是出了一个大人物呢，你们知道吗？”

　　大家都面面相觑，纷纷摇着头，显然都不知道。

　　毛泽东看着龙开富说：“小龙可是茶陵人呢，也不知道？”

　　“不知道！”龙开富马上说，“难道他比你毛委员还大吗？”

　　“我算什么？人家可是当今的一品大员呢。”毛泽东说。

　　龙开富问：“谁呀，有这么大吗？”

　　“他叫谭延闿，现在南京就任国民党的政府主席。”毛泽东笑着说，“你们去高陇之后，一定要去他家‘拜访’一下，他家的书应该不少哟！”

　　龙开富这才说：“该不会就是我以前去过的谭家吧，小时候我和我爷爷去过那里，他是砖瓦匠，给他家砌过墙。”

　　“是吗？那就太好了！”毛泽东笑了。

　　毛泽覃一听，马上问：“大哥，你是想看他家的什么书？”

　　“如果有《三国演义》，可以借来一阅！”毛泽东说。

　　可龙开富一听，却惊讶道：“他不是我们的敌人吗，干嘛还读他家的书？”

　　“你的立场是对的。”毛泽东说，“但这和他家的书没关系。书是古人所写，他读了有用，我们读了也有用。”

　　龙开富一听，更搞不懂了。他认为，这个谭延闿，本来就很反动，还用得着去看他家的书？更让他疑惑的是，为什么都看了这些书，却走不到一块儿，还成了敌对的两个阵营，打来打去。

　　在旁的谭政看他好像不开窍，马上给他解释：“毛委员的意思，是让你跟杨梅生去，等他们攻下高陇后，你就专门找到谭延闿家，能拿的报纸、书籍尽量拿些回来！”

　　“这个，我办得到！”龙开富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毛泽东对毛泽覃说：“润菊呀，这个小龙可是不识字呢，你得多关照，一旦拿到书报，就赶快叫小杨把他送回来。”

　　毛泽覃说：“大哥，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8）

　　在永新县西乡，毛泽东在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的协助下，开始了农村分田分地的调查工作。他们选择的地点在塘边村。

　　这个村坐落在永新县的西部，也就是靠近三湾的一个偏僻山村。它位于小江下游，由大屋、塘边、凉茶树下、新莲四个自然村组成，共一百多户人家五百多人。翻过村背后那座山，就是大岭、汗江和三湾等地。

　　贺子珍被中共永新县委派到毛泽东身边协助调查，同来的还有一个干部，他的名字和前面说的警卫班长一模一样，也叫杨梅生。不过，这个杨梅生却比那个个子高，但不会放枪，却有文化，还能拨弄算盘。

　　据当地人介绍，目前塘边村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外村的大土豪霸占，而绝大多数人是靠租种他们的土地过活，还有的却靠给土豪做长工、打短工为生。

　　所以，要在这里分田分地，首先就得打倒这些土豪。经过调查，这里最大的土豪，叫徐美山。

　　至于外村的土豪为什么会来霸占这里的土地，那是有一个原因和过程。每当遇到荒年，这里有的人就过不下去了，只得被迫出卖土地。而那些外村的土豪就趁人之危用低价购买，最后再转租给原来土地的主人。

　　无论是本村土豪还是外村，他们都有一个规矩，即议定交租的数目后，不管是丰年还是歉年，或是天灾人祸，都得交清，一粒也不能少。

　　这个规矩看似公平，却让许多人在歉年把刚收获的粮食一交，就没米下锅了。怎么办呢？只得又向那些土豪借，而“借”又不是白借，那是要给利息的。这样，就造成了“租上加租，利上滚利”的恶性循环，以致铸成这些债务永远也别想还清。

　　其实，这种现象，也不是塘边村才有，准确地说，它就是当时中国整个农村的缩影。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面临的都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只有把他们从这种利滚利的“怪圈”中解脱出来，才能使他们摆脱束缚。

　　把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从这种变相盘剥的“天网”中解放出来，既是革命的需要，也是革命的目的。也就是说，要让革命成功，就得需要没有债务的农民来参与，而国家要强盛起来，也得需要这些没有债务的农民来当家做主。

　　换句话说，中国要摆脱世界列强的随意欺辱，如果不把占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解放出来，那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土地分配，则又是农民的根本问题。

　　这个根本之根本的问题，就是目前毛泽东要解决的问题。

　　在塘边村，毛泽东住在一个姓徐的人家里。

　　在第二天，他就召开本村贫苦农民开会，以了解当地的情况。在这个会上，他们成立了本村的土地委员会，把当地最大的土豪徐美山作为第一清算对象。

　　所以在会后的当天下午，土地委员会马上就没收了徐美山的土地，并当众宣布，要分他的田分他的地分他的山。接着，又全部没收了外村土豪在这里的土地。

　　土地委员会由徐正芳、徐桂芳两人负责，还推选了一些经验丰富的人做土地委员，以充实分田队伍。这样，在塘边村马上就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分田运动。

　　在以后几天里，围绕着“如何分田”这个事情，毛泽东反复召集村干部和贫农代表开会，进行细致研究。因为田地没收过来还算容易，那就是靠枪杆子，但是如何分配，这里面就存在了许多具体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发现一个问题，就用笔把它记下来。最后总结起来，共有十七个。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广泛征求意见，最后形成了十七条纲领。

　　可是，在“按人口分配好，还是按劳动力分配好”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却使毛泽东拿不定了主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分别来到了祖辈务农的土地委员徐邦勋家和贫农徐沛沂、徐安寿家，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然后又与县委书记刘真、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彭文祥沟通，最后才确定下来，就是“以人口分地为主，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按劳动力来分”。毕竟，有人分了地却无力耕种，那就是一种损失与浪费。

　　这个办法确定后，十七条纲领马上就完善了，接着就开始在附近的下幽、南城、厚田等村，首先进行推广。后来，毛泽东又拿到来自各乡的贫苦农民会议上，叫大家回去推广。

　　一切准备就绪后，分田就开始了。这时，毛泽东就加入了分田队伍，帮他们插标，教他们丈量。贺子珍、杨梅生这些知识分子也有了大用场，帮他们计算。

　　农民们分到田后都非常高兴，说毛委员的这个十七条纲领订得好，符合绝大多数庄稼人的利益。

　　这样，塘边村的分田经验，也就在永新乃至整个湘赣边界推广开来，而那个十七条纲领，也成了后来毛泽东制定《井冈山土地法》的最初蓝本。

　　（9）

　　却说员一民带着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从三湾出发，从西边翻过九陇山，就到了高陇，但没想到情况比预想的还复杂。

　　要去那里，还得找到合适的路径。在古城以西，全是大山，没有直接去茶陵的路，还得回到他们来时的三湾。从三湾西边的围子里进去，再沿着小溪翻过九陇山，就到了高陇东边的马首村。

　　当然，还有一条路，就是从北边的莲花，在一个叫三板桥的地方往西，翻过一座低矮的山岗，也可以到达高陇。但这对第一营来说，路就远得多了。

　　到了马首村后，他们派了几个人去侦察，这些人回来说，高陇没有敌情。这让员一民有些高兴，但他不知道，敌人已经躲起来了。

　　原来，自从工农革命军去年十一月离开高陇后，当地的挨户团就从四面八方杀了回来，把曾经让革命军占领的高陇血洗了一番。他们把跟着共产党分田分地的农民杀的杀，关的关，所以这次革命军过来，并没有哪一个还敢去接近他们，这就失去了当地群众为他们提供真实情况的可能性。

　　据当地的群众后来回忆说，在高陇的守敌是茶陵挨户团第一队，队长叫陈本田，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他下面有三个排，共一百多号人。当听说九陇山那边翻过来了几百人的“共匪”武装，料难取胜，于是马上就躲起来了，然后派人向腰陂那边报信。

　　这样，在茶陵县城的罗定靖卫团很快就来堵击。

　　从地图上看，高陇这个地方，和江西的莲花县接壤，且都是在一个地形板块上。也就是说，它的平原地带是与莲花县连在一起的，而且一直往西延伸，直到茶陵县城首善镇。所以，高陇也就成了茶陵与莲花的连接点，当然也是江西与湖南的连接点。由此看来，高陇的战略位置就显得很重要了。

　　当员一民他们进镇时，发现这里还算繁华。从市面上看，街上行人还不少，店铺也成片。而且，全是湖南货。当然，在长沙印刷的各种报刊书籍，这里也不少。

　　此时，员一民把第一连安排在镇周围警戒，第二连作为预备队驻扎在高陇河南边的光启村，然后派第三连去镇外侦察敌情。

　　第三连连长张金泉，在高陇镇附近没发现敌情，于是就想带着本连队准备去西边的腰陂镇侦察，因为那里更接近茶陵县城。

　　可是，当他走出镇外，准备越过一片开阔地时，却被河对岸隐蔽在山林中的罗定靖卫团发现了。接着，阻击他们的枪声也就响了。

　　原来，高陇并不是没有敌情，而是敌人都埋伏在镇外。他们估计工农革命军不会只到一个边远小镇高陇，而是要向西去攻取县城，所以就把火力封锁在向西的交通要道上。

　　张金泉以为山林中敌人不多，也许只是几个毛贼在进行骚扰，所以并不在意，而是急中生智，率领战士们溯江而上，准备在另一处涉水过河。

　　当敌人发现了这种情况，马上从树林中冲出来，像一群饿狼朝他们扑去。

　　看来情况不是张金泉估计得那么简单，冲出树林的这些人还不是几个毛贼，而是全副武装穿着制服的靖卫团士兵。这一下，张金泉慌了，马上命令机枪扫射。

　　顿时，革命军的机枪响了，可没见有敌人倒下。张金泉一看不对，原来机枪位置太低，不起丝毫作用，得抢占一个高地。

　　危急之下，他发现附近有一个山嘴。他要机枪手赶快到那里去架设机枪，可是机枪手刚跑到那个山嘴架好机枪，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就被飞去的子弹打倒了。

　　机枪一哑，敌人的进攻就显得更加嚣张。张金泉一看情况不妙，马上奔向山嘴，从牺牲的战友手中抓过机枪就开始扫射，这才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

　　可就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发炮弹却落在了张金泉的身边，顿时就把他炸得血肉横飞。原来，罗定的靖卫团还带着迫击炮，这显然不是他们的武器。可能的情况是，吴尚第八军的正规军也参与了进来。

　　敌人的疯狂进攻，使第三连遭到重创，还搭上了一个连长，这让营长员一民感到震惊与愤怒。

　　看着密密麻麻的敌人，他真想一口把他们吞掉。但理智告诉他，紧靠他手中这点力量肯定不行，于是就意识到得赶快去搬救兵。

　　员一民把通信员找来，要他赶快骑马回三湾，向军部报告这里的情况。

　　接着，他开始组织反攻。

　　但敌人有炮，火力上就占了优势，所以尽管发动了几次冲锋，都不管用。

　　此时，在员一民的脸上、手上到处都是血，衣服已被烧焦，腿也受了伤。

　　副营长陈毅安看见他这样，马上劝他撤下去休息，由他来指挥。但员一民却操着陕西口音说：“怕啥，大不了我今天就死在这里！”

　　说完，他操起一挺机枪，冲向敌人，横竖扫射。可就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马上就把他打倒了。

　　陈毅安一看，营长已经牺牲，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于是赶快叫道：“撤，快撤，目标，马首村！”

　　（10）

　　镇外战斗打响后，毛泽覃却正在镇里带着龙开富收集报纸。原来，龙开富从小就随祖父在高陇、火田一带做“砖瓦匠”，对高陇的谭家应该是很熟悉的，但是今天他傻眼了，原来的记忆已经对不上号了。

　　这可能是时过境迁，再加上有钱人也在不断翻修房屋，所以也就找不到了。最后还是毛泽覃有办法，叫专找那种最豪华的高楼大宅。结果还真管用，终于找到了。

　　这谭延闿的家确实与众不同，高墙大院，青砖楼阁，飞檐翘角。一问，果然是那个当今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家，于是，杨梅生就带着十多个战士冲了进去。

　　原来里面并没有人拿枪抵抗，毕竟谭延闿本人已离开此地很多年了，而当地豪强为了巴结，就把他的家宅当着一种荣耀来守护，所以就只派了几个家丁在维护。因此，当杨梅生他们冲进屋子，也没有听见枪声。

　　进去后他们发现，这里果然有很多书报。毛泽覃一看，有上海的《申报》，香港的《大公报》和在长沙发行的湖南版《民国日报》。他马上惊喜起来，这不是他大哥都需要的吗？于是就赶快叫龙开富拿来口袋尽情地装。

　　突然，毛泽覃想起了他大哥要找一部《三国演义》，于是就去书架上去翻，结果只找到一本下册。上册哪里去了呢？

　　毛泽覃不甘心，马上问那些已成俘虏的家丁。可这些人却像在听天书，把个头摇得像货郎鼓似的。有个家伙还大着胆子说：“什么上册下册？我们只晓得看戏才一折。”

　　毛泽覃不好跟他们理论，待龙开富扎紧口袋他就帮着抬出了宅院。

　　他们的这些举动，让家丁们算是开了眼界。他们认为，天下强盗，只抢金银钱财，而今天这伙人，不要金也不要银，却要这么些废纸，还把它当宝贝。

　　毛泽覃他们刚从谭延闿家出来，外面的枪声也就响了。此时，他们已顾不得许多，而是一味地往邮政所跑。原来，在谭家那些报纸，不一定是近期的，要近期的，还得奔邮政所。

　　此次行动，让龙开富装了满满两口袋，然后挑着，在杨梅生的护送下离开了高陇。

　　（11）

　　在第二天，也就是五月十八日，朱德带着第二十八团两个营过来了，然后在马首村集中。此时由陈韶、谭家述带领的茶陵游击队，也从九陇山这边来参加战斗。陈毅安把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也从老鼠坳带了过来。这一下，工农革命军的兵力倍增，而且还有迫击炮。

　　在朱德的指挥下，革命军兵分三路，向盘踞在高陇附近的罗定靖卫团展开了进攻。

　　一切准备就绪后，朱德命令第二十八团担任主攻，从店背坳的左、右两侧进攻盘踞在狮子岭和沙子岭上的敌人，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茶陵游击队，越过店背坳，从敌后杀向沙子岭。

　　这样，第一路在袁崇全的带领下从光泉、乐家亭、半边街、园下、荔市上了鱼家岭；第二路在肖劲带领下从龙下、傅家、沙下、白鹅洲上了鱼家岭；第三路在陈毅安带领下直插到沙子岭西北方的山坡上，打敌人的背后。

　　到渔家岭的这两路，人数最多。他们越过鱼家岭后到江边村过河。过了河后又分成三路，一路到店背坳的左边，攻狮子岭，另一路到店背坳右边，攻沙子岭。剩下的一路从荔市翻过天心寨沿山坡到石床。

　　攻狮子岭的这一路有炮。他们先放了两炮，就把岭上的敌人据点给打垮了。这时，另一路就借助这个炮的威力开始冲锋，很快就冲过了农田，一直冲到沙子岭上。

　　那个插到沙子岭西北面打敌人的背后的，是陈毅安带着的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茶陵游击队。他们在傍头仙过河后，以闪电般的速度马上就到了象鼻岭山脚下，接着就冲到了岭上。

　　敌人见这阵势，马上就乱了，他们赶紧调集兵力封锁桥梁和河道。

　　当太阳正当顶的时候，革命军发起了全面的反击。在正面，袁崇全的第二营抢渡高陇河，直捣峰顶，肖劲第三营很快歼灭了狮子岭的敌人；在敌后，陈毅安带着三十一团第一营，迅速夺取了象鼻岭敌人的前沿阵地。

　　这样，来自县城首善镇的靖卫团就招架不住了。他们开始逃跑，革命军就趁着势头猛追。

　　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终于大获全胜。

　　此役，革命军共歼敌一百多人，俘敌二百多人，并缴了他们的枪，算是为员一民、张金泉这些牺牲的烈士报了仇。

　　（1）

　　却说杨如轩退到吉安后，一直在想，朱德该不会又来进攻吧？这位老兄一向是不按常规出牌的人，跟他打交道，许多事情都在意料之外。所以，他有些坐卧不安。

　　杨如轩一直在思忖，如果朱德真来进攻吉安，那该怎么办呢？

　　此时，他的上司朱培德已把主力部队带走了，而且还在北伐进攻京津的路上，还代理蒋介石就任第一集团军司令，绕道山东，继续向北讨伐张作霖的奉军。也就是说，他已无暇顾及江西这边发生的事。所以，杨如轩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也就不那么现实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马上收拢溃散之兵，加强防备，有了机会之后再战。如果没有，就坚守不出，也不失去什么，待朱培德回来后再说。

　　杨如轩的军队，目前刚退出永新，士气还很低落，要马上反攻去夺回永新，好像也不可能。首先是兵力问题。此时，国民党在江西省的驻军，只剩下三个师在防守。除了杨如轩在吉安，就是杨池生的第九师在南昌，还有刘士毅的独立第七师在赣州。

　　所以，杨如轩拿定了主意，不再轻易出兵。他要等朱培德的主力回赣后，才能重整旗鼓，与朱德和毛泽东决一胜负。

　　不过，为预防朱德部队来进攻，杨如轩对井冈山这边的情况打探也是不敢放松，特别是他曾驻扎过的永新县城。所以，他不断地派人乔装改扮成商贩，到永新一带去打探。

　　结果没过几天，这些人回来说，朱德的主力已经撤出永新县城，去湖南茶陵了。一个探子这么说，两个也是这么说，接着好几个都这么说，这就证实了消息的可靠，也改变了杨如轩的想法。

　　既然朱德主力已去茶陵，这可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事，永新县城空虚，何不趁此机会，给他杀个回马枪呢？

　　于是，杨如轩就在他的智囊们的簇拥下，又向永新进发了。也就是说，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又杀回来了。这一天，正好是朱德进军高陇的五月十六日。

　　这几天里，永新有什么变化，杨如轩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回到永新县城后，看见的都是一切照旧，没什么变化。而此时，在县城外，到处都在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这个，他可能就知之甚少了。

　　其实，杨如轩此次来永新，已处于人民战争的包围之中，但他却不知道。反正他认为，这和几天前他撤走时没什么两样。既然来了，就得先关闭四门，然后对进出之人进行盘查。他就不信，共产党会从地底下钻出来。

　　然后，他准备以两个团的兵力，去突袭井冈山腹地。待朱德知道后回救时，已经晚了。他也想让这位老兄尝尝“被突袭”的滋味，那是不好受的。

　　（2）

　　却说毛泽东在塘边村调查，一个星期后，他只得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宁冈去。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收到了陈毅的一封信。

　　陈毅带着第十二师去了黄坳到拿山一带，目前部队情绪不稳，所以他把他们进行了缩编。原来这个师的三个团是从耒阳、永兴、资兴转移过来的农军，其番号分别是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团长是刘泰、黄克诚和李奇中，他们都是曾经在湘南暴动中在本县的农军总指挥。

　　现在这些农军在陈毅的指挥下，从大陇翻黄洋界然后到黄坳的路上为前线运物资，然后又经五斗江再到拿山。在拿山的时候，有很多人认为，湘南那边的敌情缓和后，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他们认为，在这里没有多少出路。生活窘困不说，还每天爬山运粮，群众纪律也很严，不许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所以，许多人根本不习惯，闹着要回家。

　　本来嘛，他们也是老百姓，有的还拖家带口的，妇女、儿童、老人，应有尽有。还讲个什么群众纪律哟！只要在什么地方弄到一口吃的，就不错了。

　　陈毅在信中说，这第十二师有近四千人，却只有一千多支枪，怎么去打仗呢？像这样的部队，根本就没战斗力，是遣散回家，还是继续留下，这个问题他做不了主。在拿山，为了防备敌人的进攻，他在朱德的指点下，已经把三个团缩编成了一个团，还给他们配了一个黄埔军校出身的团长刘之至，也就是第三十团的团长，让他们隶属于第十师，而他这个第十二师也就不存在了，该取消。

　　看了陈毅的信，毛泽东做了认真的思考。本来这些农军，当时就不该一股脑儿地编进部队，这是要打仗的，把一个难民营编成部队，是不合常理的。但仔细一想，这不是事情很急吗？所以，下一步，就要重新整编一次。当然，此事他是想听听朱德、王尔琢的意见，这些人毕竟是他们带过来的。可是现在不行呀，朱德、王尔琢正在高陇呢，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哟！

　　于是，毛泽东给陈毅写了回信。在信中，他谈了个人的看法。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在井冈山只能留下贴心干革命的人，如果有人诚心要走，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只要他不去投敌，而是到别的地方干革命，也未尝不可。所以，这些人要回去，可能也留不住。

　　再说，他们大都是老百姓，要吃粮当兵，那也是青年后生的事，而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却不在此列，列朝列代都如此，何况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呢？所以，应该放他们回去。

　　把陈毅的回信刚写完，身处砻市的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根宗却找上了门。他一口气把自己的遭遇说了，让毛泽东听后很惊讶，他真没想到，原来袁文才是这样一个人。事情的根由是，文根宗这个堂堂的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却被袁文才的一句话就给撤职了，而又被他另一句话，却让他信任的人去当了主席，还堂而皇之地说，这叫“轮流坐庄”。

　　袁文才的所作所为，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太自高自大也太自由散漫了，居然干起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来。这不是“干政篡权”吗？这是封建帝王们所做的勾当。在以前叫“发动政变”，那是要灭九族的。他袁文才不外乎就仗着有几支枪嘛！但是，在人民的监督下，谁要是敢胡作非为，那就要坚决地消灭他。

　　毛泽东马上问文根宗：“这件事情，宁冈县委知不知道？也就是说，龙超清、刘辉霄他们知不知道？”

　　文根宗说：“知道，就是他们让我来找你的，看这件事怎么办？”

　　毛泽东从兜里摸出一支烟来，在阴暗中划上了一根火柴，然后点燃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结果被呛了，咳嗽起来。此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但头脑却是清醒的。他在想，袁文才为什么要这样做，而龙超清、刘辉霄这些县委的领导们就把他没办法呢？

　　说到这文根宗，他是古城区江边乡的人，在当政府主席之前，是乡暴动队队长。今年二月，在攻打新城的战役中，是他亲自捉到了向西逃窜的国民党县长张开阳，算是立了奇功，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抽了几口烟后，毛泽东的心情渐渐的平静下来。从几个月来和袁文才的接触，他知道袁文才也不是那种背后搞阴谋的人，此人虽然疑心重，不会轻易相信人，但对他毛泽东还是要认账的。如今他敢把由他亲自提议担任主席的文根宗取缔而派上他信任的人，这听起来有些不合逻辑。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隐情？但不管怎么说，袁文才这样做，是不合章法的乱来，那是要遭到制裁的。

　　于是，他给龙超清写了一封信，要他对此事做个详细调查，待以后处理。至于文根宗，县委给他另外安排工作。然后，他要文根宗把信转给龙超清。

　　（3）

　　原来，这文根宗被撤职的背后，却还有很大的症结。这个症结其实与文根宗本人无关，而是与文根宗背后的家族有很大关系，这个毛泽东不是很清楚，但在井冈山时间一久，他也就敏感到了这些问题。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整个社会成员按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划分，那是很简单的，反正不是白就是黑，这样也不难分清敌我友三方。但在中国的农村，却没那么简单，其社会成员却是由很多不同经济成分的人组成。所以，毛泽东曾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对湖南的农民就进行过细致的划分，把他们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身份，以警示革命者们注意，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而现在的井冈山却不是这样，他们除了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还有“土籍”与“客籍”之分。何为“土籍”？就是他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来到了这里，而把沿河一带有利的地形都占领了，并世代在这里耕种。所以若干年后，他们的后人就成了拥有良田沃土的土籍人。

　　知道了“土籍人”的来历，这“客籍人”就不难理解了，那就是后来的却没有地盘，只能去山沟里开垦，或“占山为王”。这些人背景很复杂，有军队里的逃兵，也有杀了人后躲避官府的追踪，当然也免不了有遭天灾后到处流窜的难民。为了生存，他们要么在山沟里垦荒，要么靠租种“土籍人”的田地为生。

　　所以“客籍人”一直认为是“土籍人”骑在他们的脖子上，但这些人已有几百年的根基，他们是没办法的。于是就一直在想，在什么时候能出这一口恶气呢？至于土籍里面也有穷人，客籍里面也有地主，这个他们可不管，这就是井冈山地区的现状。

　　其实，这可能也是各个地方都存在的问题，只是井冈山的表现要突出一些罢了。

　　因为在井冈山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外来人口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一种势力，并且与土籍居民在不断产生冲突。即使共产党来了，开始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富农作为清算对象，但他们的土客籍之争，并没有停止。哪怕客籍人袁文才的土匪武装“马刀队”还是被土籍子弟龙超清和刘辉霄去做大量工作才把他们动员来参加革命的，但是他们之间仍然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大革命来临时，土籍人的文化水平稍微高一些，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能说会道仿佛就是本地代表的呼声。但客籍人却拿着枪杆子，在实际行动中不跟你去理论，而是大打出手，结果又往往占着上风。因此，在井冈山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土籍的党，客籍的枪。”

　　这种不协调的怪现象，造成了他们互相之间都给对方过意不去。

　　去年年底在“打土豪”时，打击和镇压的八个土豪豪绅中有六个是土籍。当龙超清和刘辉霄知道后，就认为是袁文才、王佐他们在公报私仇。

　　而文根宗就任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后，袁文才又耿耿于怀，说“不能把客籍打下的江山交给土籍来坐”。

　　所以，双方在争执不下时，就不得不采取“轮流坐庄，一届三月”的方式来维持了。

　　当文根宗任期结束后，该由客籍人上阵了，他们推选的人是乔林村的甘金煌。可是，在宁冈县委举行讨论时，土籍人却不认可，说甘金煌文化低、能力差，不能用。

　　袁文才听到后很气愤，就趁大家在宁冈县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集中开会这一天，当众把县委书记龙超清的枪给他下了，并说：“你是县委书记，负责主持党的工作，打仗用不着你，带枪纯属多余！”

　　龙超清听后，气不打一处来，却又无言以对。他知道，这是袁文才在为客籍人没有当上主席出气。

　　之后，袁文才还把聚集土籍子弟读书的巽峰书院给烧了，说这是土豪劣绅们的大本营，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不烧会有危害。

　　当文根宗走后，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不化解他们两派之间的矛盾，可能会造成隐患。于是决定，除了要单独找袁文才谈话外，还得在步云山继续开办党员训练班，就土、客籍之间的问题进行思想教育。

　　（4）

　　毛泽东回到茅坪，先和袁文才谈了关于文根宗被撤换的事。

　　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荡，公正无私，乐于奉献，怎么会有门第观念，拉帮结派，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呢？这不是和封建势力一样吗？那我们还革个什么命呢？这个旧世界就让它原封不动好了。但问题是农民没有土地，天下的劳苦大众不能得到解放，我们中国人就永远不能翻身，永远受世界列强的欺负，所以这革命还是要革的，这是大前提。既然是这样，在革命队伍里，一切小团体的利益必须服从革命这个大局，不能搞门第观念，不能拉山头结链子，那是很危险的，搞得不好，会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也会给自己留下后患！”

　　袁文才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毛泽东已经清楚文根宗被撤换的事了，只好承认是他出面提出的“轮流坐庄”。他说：“我们客家人，世代受他们土家人的欺负，现在共产党来了，也应该让我们当家做主一回，扬眉吐气吧！”

　　“你的想法不坏，但是你的方式却错了。”毛泽东说，“在合适的时候，我会让你扬眉吐气的，可这件事不行。政府主席是要经过公推公选的，是在当地有声望或者有突出贡献的人，而且还需要一个稳定，短时间不断地换人，这对革命的大局也是不利的！再说，换上来的人也要有实际的工作能力，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行！”

　　袁文才听了毛泽东的话，好像才懂得这方面的道理。毕竟，在以前，他只知道打打杀杀，为朋友两肋插刀，江湖义气很重，今天听了毛委员一席话，他也在思考该怎么办才好。于是，他向毛泽东表示，以后要多学习，他一定重视这个问题，反省自己的过错。

　　他们正谈着，那个书童龙开富挑着书终于回来了。杨梅生把他送到永新地界，就回部队了，所以他往塘边村去，结果毛泽东却回宁冈了，他又往新城去，结果又听说回了茅坪，就这样一路找来，居然走了三天。

　　毛泽东看着龙开富挑回来了这么多书报，简直是如获至宝，他高兴地拍着龙开富的肩膀说：“怎么样？谭主席请你喝茶了吧？”

　　“哪里呀？人家已经走了好多年了，只有一些家丁在看房子，我们进去后，这些东西随便拿！”龙开富解释道。

　　“原来如此，真是辛苦你了！”毛泽东笑着说，“我看看，你拿来的是些什么。”

　　他边说边去找。终于，那本《三国演义》被翻了出来，但是怎么找，也只有一个下册。他马上问龙开富：“这是怎么回事，只有一个下册，是不是路上搞丢了？”

　　“没有，那个书，就这个下什么册，关于这个问题，你的弟弟还专门问过家丁，结果他们却什么也不知道。”

　　毛泽东感叹地说：“唉，看来这世上，有许多事情并不完美呀，古人有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们也要靠这半部《三国演义》打天下啰！”

　　陈毅从黄洋界上下来，就到茅坪的八角楼来见毛泽东。他是从拿山那边过来的。自从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去攻永新后，从黄坳到五斗江、拿山一带，全是由他的第十二师去守卫，还加了一个第三十三团。就这样，来自湘南的农军却全都作为后续部队在这一路凑齐了。

　　在茅坪，毛泽东与陈毅会谈了关于第十二师缩编的问题。他说：“井冈山来了这么多人，其前景却不怎么乐观呢。按理说，这人多好种田，也好打仗嘛，怎么会又产生不乐观的事情呢？这井冈山地嵴民穷，人多了粥就少呀！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干脆把有战斗力的青壮年留下，其余的让他们回家。”陈毅建议说。

　　“这样不行呀，他们是有难处才投奔我们而来，共产党人的使命就是救人民于苦海。现在湘南那边敌情严重，把他们遣散回家，这不是把他们往老虎口中送食吗？”

　　陈毅说：“那，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毛泽东才说：“我想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开辟一个根据地出来，这样就解决了我们眼下的困难。”

　　“是吗？那可太好了！”陈毅说，然后问道，“到什么地方去呢？”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地图拿出来给陈毅看，这是曾经的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给他画的一张草图。他说：“如果湘南的那几个师的敌人还没走，我们可以先让他们去开辟桂东、汝城或者崇义、上犹一带。”

　　“对，这样就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连成一片了。”陈毅马上兴奋起来，好像发现了新大陆。

　　“我们只能在罗霄山脉中段这个两省边沿地带发展武装，这里毕竟是敌人力量统治薄弱的‘两不管’地区，但我们可以依靠当地群众，逐渐扩大根据地。”毛泽东说。

　　“对，正如你在会师那天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陈毅兴奋极了。

　　“当然，今天只有你我两人谈及此事，还不能向外透露，朱老总又不在，此事还得他同意。再说，现在我准备在这里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把几个县的党组织统一起来，发动群众，支援革命。”

　　“好，就这么办！”陈毅说。

　　（5）

　　朱德在高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时，有的人就建议继续往西边打，把那个曾经攻下的茶陵县城给恢复过来。朱德却摇了摇头，说：“不行，我们不能去攻茶陵！”

　　部队要突然向东，这让许多人想不通。有人还在背后说，这明明是打了胜仗，应该乘胜追击才对，怎么却回去了呢？这也太离谱了吧？！

　　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但他们却不知道，战争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玩意儿，为了争取主动，它有时却不按常规出牌。

　　在掩埋了员一民、张金泉等烈士后，朱德为他们举行了追悼会。他说：“同志们呀，我们要振作起来，不要过于去悲伤已经牺牲的同志。革命嘛，就是这样，这天是他们，明天说不定就是我们。如果怕流血牺牲，大家就不会跟着我走南闯北来到这里。所以，我认为员一民、张金泉等同志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当然，牺牲几个同志特别是指挥员，这对我们确实是个严重的损失。但是，这是没办法的事，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走员一民他们还没有走完的路。现在我在想，敌人和我们打仗，他们怕的是什么？我认为，他们怕的不仅仅是子弹和炮弹，他们还怕我们这个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铁和钢，怕我们人人都是指挥员和战斗员。所以在以后，他们怕什么我们就给它准备什么。我们要人人炼成铁，炼成钢，炼成一个合格的指战员，去更多地消灭他们！”

　　接着，他又讲道：“高陇这笔账，暂时给它记着，等以后再算吧！我们一定要加倍让他们偿还。现在我们还无暇顾及，我的任务是得马上回去，因为永新城又被敌军占领，杨如轩已出兵攻宁冈了！”

　　就这样，在当天晚上，朱德、王尔琢就率领第二十八团的两个营和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离开了高陇。

　　五月十八日，天刚蒙蒙亮，朱德他们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从那个三板桥进入了莲花境内，又从三湾以北的文竹沿禾水下游直插永新县城禾川镇。

　　这其间，有人计算过，至少有一百三十里。这和林彪率第一营从拿山奔袭永新县城，也是差不多的路程。

　　工农革命军主力突然出现在永新以西的军事重镇澧田，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料到的。在这里，他们收拾了一个靖卫团，然后在第二天又继续向东，准备去攻永新县城禾川镇，想来个“围魏救赵”。

　　但此时，杨如轩已在禾川镇内用完了兵。他弥补了上一次“南北夹攻”的缺陷，采取集中兵力只攻一线的方针，用两个团屯扎在龙源口，然后准备分两路向新老七溪岭进攻。

　　五月十九日中午时分，朱德他们到了澧田镇与禾川镇中间一个叫草市坳的地方。正与向西而来堵击他们的刘安华第七十九团相遇。原来，杨如轩准备用两个团去进攻宁冈，然后预备了一个团在身边，随时可以接应。哪知他刚部署完，就听说澧田那边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在进行骚扰，居然把当地的靖卫团给灭了。为了确保他西边的安全，杨如轩就派出了这个第七十九团，要他们赶快去澧田，然后注意西边朱德的动静。

　　这个想法是很完美的，但是他就没想到，他的老上司朱德却兵贵神速，不能让他得逞。所以，在刘安华刚出发不久，在草市坳就遇到了朱德。这样，草市坳这个并不起眼的地名，就不得不载入史册了。

　　朱德本来是想去端杨如轩的老窝永新县城，但是走到这里却听见前锋部队来报告，他们发现了大量敌情。敌人有一个团的兵力正冲着他们而来。

　　朱德听了后灵机一动，他马上传下命令，就地隐蔽起来。然后，他登到一处高地，察看了一下地形，问当地的一个战士：“这里在哪个位置，距县城还有多远？”

　　这个战士说：“这里叫草市坳，距县城只有十几里地。”

　　原来这草市坳正好在禾川镇与澧田镇之间的中点位置，西去澧田，东至禾川，都是十五里。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只有一座石桥能通行。

　　朱德马上心中有底了，他与王尔琢等立刻部署作战方案，让第二十八团第二、三营负责正面主攻；三十一团第一营采取侧面助攻。此时，有一支地方赤卫队听说要打国民党军，却主动来请战。

　　原来，他们还不是永新当地的赤卫队，而是来自醴陵、萍乡一带的由矿工组成的游击队，由一个叫刘型的人带领。

　　去年王新亚的第二团攻醴陵占浏阳，刘型带着他的队伍也参加了，但后来被打散了。此时，刘型带着他手下的八十多人五十多条枪，已经转战了好几个月，今天终于来到了这里。

　　（6）

　　晌午过后，杨如轩的第七十九团从草市坳石拱桥那边，大摇大摆地准备过桥来。他们得到的情报是朱德主力还在茶陵，要到这里来根本不可能，所以就一点防备都没有。但是，当他们过了桥后，却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攻击。顿然之下，全团官兵被打得晕头转向。

　　团长刘安华蓄着一脸的胡子，被一些人称为“刘胡子”。此时，他知道中了埋伏，急忙命令后撤。但是刚刚撤过桥来，又有一股人马从后边杀来。事到如今，他只能就地硬抗了，可此处的地形却对他极为不利。没办法，为了这个团能冲出这个被动挨打的地方，今天他刘胡子也就“豁出去”了。

　　只见他大吼一声：“弟兄们，赶快抢占高地，就地堵击，我就不信打不过这些共匪的游击队！”

　　刘安华和周体仁不同，周体仁是慢性子，善思索，而他却是个急性子，欠思索。再说，他就算是善思索，也不会想到朱德的主力部队会这么快就到眼前。

　　打了一阵，刘安华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因为他感觉对方火力很旺，机枪声此起彼伏，仿佛就像在唱歌。原来，有四挺机枪在那个关键的山丫口上同时对着下面的主要通道一直在横扫，只要经过的人，不死即伤。这样，刘安华的军队就被困在了一个狭小的范围不能动弹。

　　这时，刘安华才开始怀疑这不是什么“匪”，这是“工农共产军”的主力。难道朱德回来了？还是他本身就没去高陇，而他们获得的只是一个假情报？但此时，这些都好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得赶快突出重围，争取主动。

　　可就在刘安华正在思考往哪个方向冲时，一颗子弹飞来，在他的脑袋上马上穿了一个窟窿，顿时就让他倒地毙命。

　　这一下可糟了，团长一死，队伍更乱。

　　很多人都被打死，剩下的，奔的奔，逃的逃。

　　在一个多小时之后，第七十九团居然荡然无存，除了倒下一片尸体，就是到处散落着各式各样的枪支。

　　这一下，可把工农革命军的战士们乐坏了，都跑来捡枪。

　　经收拢后一清点，共二百多支。

　　接着，朱德就趁热打铁，直接去攻打永新县城。主意拿定后，他马上命令去攻永新。

　　这时，那支醴陵游击队的队长刘型来见朱德，说他们也要去攻永新。朱德一听，很是惊喜，笑着说：“你们远道而来，辛苦了。现在的任务是帮着永新县委打扫战场，这里也是战斗，服从命令！”

　　（7）

　　却说永新城里，杨如轩派出第七十九师后，觉得此次用兵比上一次更完备了。虽谈不上滴水不漏，却也做到了万无一失。这样，从龙源口进攻新老七溪岭的两个团，也可以无后顾之忧了。

　　顿时，杨如轩紧张的心情一下就松弛了下来。于是，他又把勤务兵叫来给他手摇发电机，他要听两折京戏。上一次那个，由于撤退时慌乱，已经顾不得拿走。这一次，他又弄了一个来。只见勤务兵的手臂不停地转动着，而杨如轩却眯着眼开始了静养。几分钟后，只听喇叭里唱出了几句清亮的男高音：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我也曾差人去打听，打听得司马领兵往西行。

　　……

　　杨如轩边听边打着拍子，正沉浸在“领兵往西行”这一句里时，仿佛他就是司马懿，但是，他现在已经派了刘安华往西去，这该不会是张郃去西边偷袭蜀营吧，想到这里，他的心中顿时一沉。

　　这“张郃”可是被诸葛亮射杀了的，而他所派去的刘安华却不能出事哟！忽然，他觉得这次突袭宁冈有些不妙，万一刘安华出了问题，这不又是全盘皆输吗？

　　正在后怕，城外还真就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枪声，让杨如轩大吃一惊。上一次是在南边，这次却不同了，是在西边。他慌忙跳起来，说道：“勤务兵，快，去看看是谁在打枪！”

　　此时，在杨如轩身边，却只有一个营，而且还是警卫营。只见警卫营营长慌忙来报告：“师长，不好了，朱德从西边打来了！”

　　“什么？”杨如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他是不是搞错了，朱德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嘛，再说，他已经派刘安华去西边了，怎么着也得抵挡一阵子吧？！

　　正在疑惑间，只见一个到城外打探军情的探子马上来报告，说第七十九团在西边的草市坳被朱德歼灭了，团长刘安华已壮烈殉职。这一下，杨如轩才如梦方醒，他又上了朱德的圈套，于是命令：“撤，赶快撤！”

　　可是当他走出来后，突然看见在大街上已经没有了路。当兵的和老百姓混在一起拥挤不堪，都在夺路逃命，有的还打了起来。这哪里还有走的路可退？而此时，城外已枪声大作，而且还有迫击炮弹飞过城头的爆炸声。此时，杨如轩已心惊肉跳，那种认为是朱德不可能来的想法早已灰飞烟灭，而留给他的就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出城。

　　一想到这里，他的脚一下就有劲了，于是带着几个卫兵马上冲到城头。但不是西门，而是东门。他是想用绳索把自己从城墙上吊下去，这样才能撤出去。

　　在东门那边一个僻静处，在几个卫兵的帮助下，杨如轩终于从城墙上慢慢坠地。

　　可就在他庆幸毫发未损时，一发炮弹却从远处飞来，就在他附近爆炸，马上震得他一个趔趄就倒地，待爬起来后才发现自己的耳朵痛，而且正在流血，是弹片飞来后被擦伤的，接着又觉得左手抬不起来，原来手臂也受了伤。

　　就这样，杨如轩在他的贴身卫兵护卫下，带着伤逃回了吉安。

　　在当天，也就是五月十九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四个营，开进了永新城。

　　这次从高陇出发的百里奔袭战，战绩可称辉煌。他们歼敌一个团，击毙敌团长刘安华，击伤敌师长杨如轩，还缴获山炮两门，迫击炮七门和大批枪支弹药。

　　而此时，杨如轩另外那两个团，正准备进攻新老七溪岭时，却接到了他们的指挥部被朱德主力给“端”了的消息，所以和上次刘安华一样，只好狼狈撤走。毕竟，他们也怕“南北夹攻”呀！

　　（8）

　　第二次攻下永新后，朱德带着主力部队进入了永新县城。这次除了缴获大量枪支弹药，还有六台缝纫机。

　　当时，许多战士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准备推到河里去，可朱德、何长工这些在外国留过学的人，马上就认出来了。

　　朱德说：“这可是一个个宝贝疙瘩呢，有了它，全军的衣服问题也就解决了。”

　　此时，在宁冈境内的毛泽东，却要在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了。

　　在毛泽东的设想中，要扩大根据地，就得有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而这支军队的后勤保障，就得由一个统一的政府来提供。所以，目前井冈山地区，就需要这样一个把几个县都统一起来的政府，这应该叫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要完成这一使命，就得先召开一次各县派代表参加的会议来选举产生这个政府。于是，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这一形势要求下召开了。

　　关于这个会议，在毛泽东的心里已酝酿了很久。因为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所开辟的根据地也越来越宽。这样，几个县的工农兵政府也得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来领导，才能步调一致。再说，分配土地等问题，也得有一个统一的法令才行。只有把地方工作搞好了，前方的军队才无后顾之忧。

　　就这样，在五月二十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宁冈茅坪谢氏慎公祠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的会场很简单，主席台后墙上，是请人画的两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虽然不太像，但也是大胡子。在画像上面，是用红纸贴出的“*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横幅，而前面只摆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会场，则是一排排木制的长板凳。四周的墙上还贴着“打土豪，分田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标语。这后一句，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的最后那句话。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宁冈、永新、莲花、酃县、遂川五个县的县委和茶陵特别区的区委以及军队的代表，共六十多人。朱德、陈毅、宛希先、何挺颖等作为军队代表也参加了。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经验，特别是土地分配的经验。他把在塘边村总结出来的《十七条》在这个会上公布了出来，然后说：“现在是大家去实践的过程，有宝贵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进来，将来可以制定一部更完善的土地法，由政府统一颁布实行。”

　　但是在这个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分田分地，敌军来了怎么办？那时，地主们就要反攻倒算，田地依然会被他们夺回去，所以再好的分田方案，也是白忙！”

　　毛泽东觉得这个问题提的好，于是就开始阐述建立工农政权的重要性。他说：“有了政府，就不怕地主反攻倒算，如果他们要反攻，就坚决镇压他们。至于敌军来了，那就该是革命军的事，只要政府能为革命军提供后勤保障，革命军就能打败这些敌军，使他们不敢再来。”

　　有人马上又提出一个尖锐问题，说：“国民党军队那么多，靠井冈山自己的队伍能打赢吗？他们人数多，武器好，如果一起来进攻，该怎么办呢？”

　　朱德一听，马上就说：“这个没关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待敌人退去了，我们又回来？”

　　有人马上又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地，到了年底，敌人来了，收成会被全部夺去的，该怎么办？”

　　有人还问：“这井冈山的革命究竟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

　　毛泽东一听，马上就敏感，他们是担心我们的红旗究竟能扛得起多久。

　　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给大家做了一个回答。他说：“要保住井冈山分田分地的成果，就得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而这支武装从哪里来？它不会从天下掉下来，得靠我们自己去建立。这就要我们的子弟踊跃去参军。至于敌人的武器好，这不假。但是我们也可以自己造，还可以在战场上去缴获。”

　　“说到‘打得赢打不赢’的问题，这只是个战术问题，朱老总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毛泽东继续说，“面临强大的敌人，我们自己弱小，就不能去硬拼，但是可以消灭他的局部。打不赢就走，不是无原则的逃跑，而是为了更好地打，争取主动，这一点请大家要搞清楚！”

　　说到井冈山的革命究竟能坚持到多久的问题，毛泽东肯定地说：“要一直坚持，直到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那一天。至于国民党新军阀的军队很多，这个不假，但他们之间有矛盾，不会齐心协力‘剿共’，一旦有利益冲突就要去争，这就避免不了在争夺中打起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工农武装发展壮大之时。这些，都得依靠我们的军队与人民联合起来才行，而协调这个工作的就是工农兵政府。等革命力量壮大了，我们不光只占一个井冈山，还要占领中国所有的山，还有大城市。”

　　毛泽东的话犹如一道闪电，穿过层层迷雾，在高空中一声霹雳，把许多人一直堵塞在心中的黑暗突然照亮了。

　　接着，毛泽东又说：“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先造成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政权，然后一步步向外发展。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需要一种坚定的信念才能完成。但是革命战士也是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吃饭穿衣，这就需要井冈山的人民来为我们提供。所以，我们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要加强党的根据地建设，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主要动因。”

　　（9）

　　在边界党的“一大”上，代表们讨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问题，还讨论了地方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工农武装建设的问题，研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为边界斗争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

　　这次大会开了三天，最后选举出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别委员会委员。他们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宛希先、刘辉霄、谭震林、陈正人、刘寅生、刘天干、谢桂标、龙高桂、王佐、龙寿宇、贺老华、刘炎、谭普祥、陈竞进、陈韶、刘真等十九人。

　　其中，毛泽东、宛希先、刘真、谭震林、谢桂标为常务委员，朱德、陈毅、刘辉霄、龙高桂为候补常委。

　　这些代表除了在部队中的，就是来自宁冈、茶陵、遂川、莲花、酃县、永新的各县代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本地很早就参加革命且具有一定声望和影响力的人。

　　毛泽东被推选为特委书记，其办事机构设在宁冈县茅坪村的攀龙书院。

　　湘赣边界特委下辖宁冈、永新、遂川、酃县、莲花五个县的县委和茶陵特别区的区委，是边界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它的上面就是由省委直接领导。按照地域，中共湖南省委或者江西省委都行，这要看中央如何去给他们分工了。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的召开，是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

　　大会后，马上在宁冈茅坪的仓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袁文才任副主席，下设土地部，军事部、财政部、政法部、工农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和妇女运动委员会，其领导机构组成如下：

        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袁文才

　　土地部部长  谭震林

　　军事部部长  张子清

　　财政部部长  余贲民

　　政法部部长  邓允庭

　　工农运动委员会主任  宋乔生

　　副主任  毛科文

　　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  肖子南

　　副主任  刘真

　　妇女运动委员会  吴仲廉

　　副主任  彭儒

　　这里，有两个我们还不熟悉的人，一个是宋乔生，一个是肖子南。

　　宋乔生比毛泽东还大两岁，是从湖南衡阳水口山铅锌矿那边举行暴动转战过来的工人领袖。在今年一月份年关暴动中，他带领八百多工人先后共缴获矿警队一百多支枪，然后转战到桐梓山区，与那里的两百多农民武装汇合后，组建了一支近千人的队伍。后来与朱德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会合，被编为独立第三团任团长。

　　肖子南是宁冈砻市本地人，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是宁冈县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一九二六年秋北伐战争期间，他在宁冈成立了共青团宁冈县支部，任书记。在大革命失败后，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成立了共青团宁冈区委。在井冈山地区，他是最早树立共青团旗帜的人。

　　（10）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后，接下来就是要处理眼下的紧迫事情。这是什么事呢？首先是军事问题。现在，杨如轩又被工农革命军赶出了永新，但是并没有消灭。所以，毛泽东估计，他还会来一次大的进攻，至于多久来？不知道。根据经验判断，下一次，可能得十天半个月之后了。所以，在这空档时间，就得整肃部队，加强训练。

　　但是，财政部长余贲民却叫起苦来，这里突然增加了一万多人，这粮食和蔬菜的供应也越来越困难，所以他来找毛泽东，看怎么办才行。为此，毛泽东马上召开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再召开工农兵政府各部部长会议。最后决定，对军队进行精简缩编，留下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剩下的普通老百姓，原则上还是让他们回乡。

　　来自资兴、耒阳、永兴这三个团，已经被陈毅从三个团缩编成了一个团，剩下的那些老百姓，已经让他们回乡了。但是，目前第三十三团，人数却还很多，他们是从郴县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改编的，原来在刘之至的那个第三十团编了一部分，但是陈毅把三个团缩编成一个团后，让刘之至来当团长，原来在第三十团的郴县人也就只能合在第三十三团去了，这就意味着这个团人数最多，又得缩编。这是问题之一。

　　问题之二是，即使缩编了第三十三团，但是来自湘南的这两个团，人数都还是在两千五百人以上，这对井冈山的财政依然是负担不起。算来算去，目前政府最多只能供应六千人的军队。那怎么办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缩编后来自湘南的这两个团编成四路游击队，给他们配备好军事干部，到桂东一带去打游击，待以后湘南敌情缓和后，再转回家乡去。

　　这样，经过边界特委的批准，具体方案就出来了。按原来在湘南永兴、资兴、耒阳、郴州这四个县所组成的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编为四路游击队，离开井冈山，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桂东县去开辟新根据地。

　　桂东，是毛泽东南下去接应朱德、陈毅部队路过的地方，按照他的估计，在那里坚持个一年半载应该没问题，待工农革命军占领整个遂川后，就可以和他们会合。到那时，整个湘赣边界的根据地也可以连成一片了。

　　就这样，从五月二十五日起，根据边界特委的最新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取消师的编制，由军部直接指挥各团。由湘南农军组成的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三团被分别编为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四路游击队，在原各县领导的带领下，给他们配备军事干部，离开井冈山去桂东。

　　留在井冈山的主力部队，只有六千多人两千多支枪，他们是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和一个教导大队。

　　（11）

　　可是，当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三团在接到命令南下酃县水口时，许多人都不愿意往人地生疏的桂东去，却在这个岔道上私自结伙去了耒阳和郴州，致使第三十团团长刘之至、第三十三团团长邓允庭手下一大批干部无兵可带，怎么办呢？他们只好和二百多名干部一起回井冈山。

　　这里面有一个来自湘南的农军战士，他叫邓华。若干年后，他回忆说，在开往桂东的途中，水口镇附近大路两边有一个分岔口，向西南通往郴州，向东南则去桂东。就在这个岔口，他看见了队伍是如何走散的。

　　当时，一些人产生了动摇情绪，想回家乡去。有的干部还吵吵嚷嚷地说，到桂东打游击，还不如回郴县去。一位副团长一声吼，拉着他家乡的两个连，径往西南方向走去，谁也制止不住，其他连队也纷纷效仿，自由行动。这样，马上就形成了一个失控的局面。

　　这时，同在第三十三团的表弟首培之来劝邓华一起回乡，说：“家乡群众基础好，情况熟悉，有枪有人有组织，肯定能干出名堂来。”

　　“不能回去，农民同志家乡观念重，回去会散伙的。”邓华对表弟说，“湘南暴动时，我们的人枪还少吗？党的组织还不强大吗？要不是撤到井冈山来，早就完了，我看还是跟着井冈山的路子走吧！”

　　但是，邓华没有说服他表弟，他最终还是跟着大队人马往西南方向去了。

　　这时，邓华回过头一看，岔路口空荡荡的，除了军部派来的几位军事干部和少数地方上来的政工干部，上千人的队伍一下就走光了。显然，桂东是去不成了，大伙儿一商议，只好回井冈山去。

　　那个第三十五团团长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他们永兴县的游击队走到中途，县委书记李一鼎带着他的妻子去衡阳找湘南特委去了，剩下的队伍他主张在永兴与耒阳、资兴边界打游击，但没人听他的，而是一味要回永兴，结果在一夜之间，全部走散。待黄克诚醒来后，身边只有三个人，后来在中途又跑回两个战士。

　　可那些回去的人，并没有好结果，而是被当地的挨户团抓起来，一个不剩地杀了。

　　刘之至他们从水口回到了井冈山，毛泽东知道后，不但没批评他们，反而派出第三十一团三营八连连长李天柱前来迎接他们，并且立即编队，军事干部到第二十八团，政治干部到第三十一团。刘之至做了第二十九团的参谋长，邓允庭年龄大了，依然当他的政法部部长，邓华被编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任党委干事。

　　（1）

　　井冈山朱毛会师，对于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政府来说，并不在意，因为那是发生在边远的罗霄山脉中断的事，他们怎么会去重视？只有等这支武装会师后不断壮大且在两省的边界给他们构成威胁时，才开始重视起来。

　　但是这朱毛会师，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却是太重要了。因为它标志着一个节点，一个在中国革命中共产党人终于有可能建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强大军队的开始。

　　所以，朱、毛的这个会师，都在中共江西省委和湖南省委的密切关注下，同时把他们知道的一切写成报告，再秘密呈送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哪怕是有些消息不那么准确，只是道听途说，他们也没放过。

　　这样一来，就给秘密隐驻的中央一个新的惊喜，然后指示他们派人与井冈山联络，进一步了解这支军队的状况。

　　首先是五月以来，在中共江西省委的活动下把朱德、毛泽东在遂川、永新的军事活动以及一些传闻，写成报告转呈中央，致使中央已知道，他们一直派人寻找的朱德，原来从赣南到粤北，又从粤北到湘南，而现在却到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在湘赣边界举行暴动的武汉警卫团汇合在了一起。

　　而在湖南方面呢？却并不乐观。除了我们在前面知道中共湘南特委不来井冈山却在回衡阳的路上被集体捕杀这个恶果外，还知道它的省委也出现了危机。随着书记王一飞的被捕牺牲，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也没法立足，只好转移到湘东，与曾在长沙城外准备暴动却没有搞起来的负责人滕代远在一起。

　　在长沙“灰日暴动”以前，滕代远这个近郊区委书记，就被省委书记王一飞调到了湘东任特委书记兼醴陵县委书记，那个刘型带着的游击队，就曾在他的领导下在今年一月参加过年关暴动，但“扑城”两次都没有成功。

　　现在省委转移到安源，已经和滕代远的湘东特委在一起办公，或者说省委来了，安全问题湘东特委要一概负责。这样，滕代远的责任就更大了。

　　“灰日暴动”没有成功，年关暴动也很不顺利，省委书记又被捕牺牲，一系列的灾难变故，导致了省委严重受创，所以在长沙就不好呆了，只得秘密转移。

　　当然，那时长沙的国民党政局也不稳，开始是唐生智手下的周斓任省主席，后来是新桂系势力进长沙，让程潜任主席，而现在却是谭延闿第二军的代理军长鲁涤平任主席。

　　在国民党中，无论是哪一个派系来当权，对共产党他们都是斩尽杀绝，决不手软。

　　那时省委书记由宁迪卿在代理，而负责日常事务的是副书记廖保庭，一个安源煤矿的矿工出身，但是真正在起作用的是两个来自上海的中央代表，一个叫林仲丹，另一个是贺昌。

　　在南昌暴动南下途中，前敌委员会之外，还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书记，贺昌、颜昌颐为委员。现在，贺昌从上海来到了湖南。而那个林仲丹，却是大名鼎鼎的林育英。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他改了名字。

　　在安源，他们也听见了朱毛会师的事，于是就准备派人去联系。这样，在井冈山根据地，就第一次出现了来自中共湖南省委的巡视员杜修经。

　　（2）

　　当毛泽东和朱德知道这一情况时，也是六月上旬的事了。那时从莲花来的交通员带来了一个人，说是从省委来的特派员。

　　原来，他们基本是走去年“三湾改编”前那条路，然后经古城直奔茅坪。

　　在见到毛泽东那会儿，杜修经发现他正忙着。自从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就一直在管政府的工作。

　　袁文才不是认为他们客家人没掌权吗？这一次毛泽东就把他推荐为副主席，让他如愿以偿，他应该感到满意吧？

　　但实际是，边界政府刚刚初创，有许多事都得从无到有，或者说什么事情都得运筹盘算，这个可能袁文才就应付不了了。怎么办呢？只有毛泽东来想办法。

　　但是，许多具体的事还得袁文才这个副主席去落实。此时，他才觉得日子不好过了，这哪里有打仗那么痛快？许多婆婆妈妈的事，都得经他去办，这时他才觉得政府主席不是那么好当的。

　　现在他才明白，客家人哪辈子当过主席？谁有经验能告诉他怎么当？所以有些事，靠武力和霸道争来，也不一定管用。

　　现在，就光是军队的开销，也够他头疼的。六千人至少每天得九千斤粮食，一个月下来，十八万斤，还有蔬菜、肉类、盐、布匹、药材，都得靠政府去统购，然后再拨给军队。这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

　　这段时间，连身体也在给袁文才过意不去，屁股上居然长了一个疮，使他站不能站，坐不能坐，只能侧着身躺下。

　　后来，还是政府主席毛泽东有办法，马上决定，筹办两个厂以备急用，一个是服装厂，一个是造币厂。服装是为了改善部队的装备，货币是为了经济的搞活而便于流通。

　　第二次进永新，第二十八团缴获了六台缝纫机，加上原来在遂川带回来的两台，一共是八台，这完全可以建成一个服装厂了，再加上在遂川的时候，缴获了许多布匹，现在完全可以用来做衣服了。

　　至于造币厂的开办，那是为了搞活经济，方便市场流通。因为井冈山地嵴民穷，老百姓攥在手里的银元毕竟有限。这都是由于国民党在各路口设置了关卡所致，使外面的商人不能随便进来做生意，这就导致了当地的货币流通严重短缺，经济也就搞活不起来了。

　　为了打开这个“瓶颈”局面，作为边界政府，就只有发行自己的货币，于是在毛泽东的提醒下，袁文才找到王佐，要他重操旧业，重新点火启炉铸造银元，但这一次可不能是假的，而是要铸造真的货币。

　　革命军不是打土豪收上来那么多金银首饰吗？把那些银的选出来，融化成一个个方便流通的银元，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原来，王佐在以前当土匪的时候，一遇到手里没钱了，又没有抢到钱，就开始私铸银币，而且里面银的成分极其有限。

　　这是他在“吊羊”时曾吊到的一套设备，采用的是墨西哥鹰币的模板。

　　其实，制作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把一块块银子放在一个大铁瓢里燃烧，使它化为银水，然后把这个“水”倒进模子里，待温度冷却后，倒出来就是一块块的银元了。当然，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是一个技巧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个工匠来把握。

　　于是，就在王佐的建议下，准备去请广东那边的师傅来掌握这个度。那里有一家姓谢的花边厂，师傅是谢火龙、谢官龙俩兄弟，只要请来一个，事情就好办了。

　　但这千里迢迢的，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实现，怎么办呢？袁文才决定先在上井那个偏僻的地方找一间空屋子干起来吧。

　　（3）

　　当杜修经来宁冈后，这些工作都已做起来了。在交通员的护送下，他被直接带到了茅坪去见毛泽东。

　　此时，毛泽东正忙呢。他在给中央写信，汇报建立罗霄山脉中断湘赣边界特委的事，也准备把自己的战略构想写在信中。此时，看见多久没有联系的中共湖南省委终于派人来了，还真有些家人久别的感觉。

　　想去年离开省委的时候是八月底九月初，现在掐指一算，已九个月了，心里不免有些感叹，因为就在这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长沙不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民党派系的不断争夺以致几易其主我们暂且不说，就连中共湖南省委居然也被迫迁到他曾出发的地方安源。

　　这一变化，真是太出人意料了，可想这革命的残酷性有多么严峻，革命的现实性又有多么艰难？

　　原来，去年十二月因为发动“灰日暴动”而失败，连省委书记王一飞都牺牲了，而现在的省委，人员更替，几乎已面目全非。还有，他的妻子杨开慧和孩子们在哪里？他们危险吗？是死还是活？

　　但是，毛泽东一问起这些事，这个叫杜修经的人却一概不知。是真的“不知”还是因为不能说，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通过杜修经后来的回忆，我们知道了他第一次来井冈山的全过程。

　　在大革命期间，杜修经就曾担任过中共华容县委书记，后来又调到了湘东，在湘东特委的领导下，就任中共醴陵县委书记。当省委转移到安源后，他又被调到省委任秘书。现在他来井冈山是代表省委来初步了解情况的。

　　从今年四月起，杜修经就曾两次准备来井冈山，都因中途变故不能成行而折返。这次是第三次，却显得很顺当，但仔细一想，还是前两次的探路有了经验才有这个效果。

　　见到毛泽东后，杜修经把带来的文件，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居然是几张揉皱了的白纸，于是马上叫谭政来，把这些白纸浸泡在水里。不一会儿，在水中的这些纸，马上显出文字来。

　　原来这是中共湖南省委写给第四军的信，这都是贺昌用药水写过的，干了之后被杜修经装在怀中当作“手纸”，揉得皱皱巴巴以麻痹敌人在沿途的搜查。

　　在浸泡的木盆里，毛泽东清晰地看见了上面的内容。

　　第一段是介绍湖南的革命形势，第二段要求第四军要有一个根据地，做休息和训练之用，并且要巩固这个根据地。

　　当毛泽东看到这里，和他的设想不谋而合，于是马上叫道：“说得好，本来就该如此！”

　　信的末尾说：“已接到中央指示，你们的军队应改称红军。”

　　原来在五月下旬，中央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决议案》的内容，决定将顺应那里面的提法，建立红军。于是就决定，中共领导下的所有军队，都取消“工农革命军”的称号，改称“红军”。

　　这可能是有继续保持广州暴动革命精神的一面，因为在广州苏维埃政府下的革命军队就称“红军”。也可能是中共“六大”已决定在莫斯科召开，而它的军队也必须与苏联红军保持一致，该称“中国红军”。

　　反正在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第五十一号的《中央通告》里《军事工作大纲》

　　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只是现在千里迢迢的，路途遥远，又要经过无数敌人的封锁线、封锁卡，又没有电讯设施，中共湖南省委也就知道个大概，就先把这一消息通过杜修经转给了毛泽东。

　　其实，也就在杜修经来井冈山期间，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也正在给朱毛部队即红军第四军写信，但是这封信要在什么时候到达，就不敢说了。

　　（4）

　　杜修经来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带着他上了茅坪的后山。在路过茅坪村时，他看见墙上有许多标语，于是就向毛泽东提及了许多问题。当说到日本人会不会侵略中国时，杜修经认为不会，但毛泽东却否定了他的看法。

　　在这条路上，毛泽东还把他们如何改造袁文才和王佐部队的事，告诉了杜修经。

　　在茅坪的后山，杜修经看见了层层梯田，毛泽东向他说，这些都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成果。待翻过一个大的山坡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像是集镇一样的大村子。原来这里叫葛田村，从宜章来的第二十九团就驻扎在这里。

　　毛泽东向杜修经介绍了团长胡少海和党代表龚楚，然后要他们马上召集全团排以上干部开会，省委特派员杜修经要传达指示。

　　一时间，在一个大一点的屋子里，就挤了好几十个人。此时，杜修经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对他们进行了亲切的慰问。他说：“你们辛苦了，省委知道你们，中央也知道你们，特意派我来看望大家，以后我们就是革命同志和战友了！”

　　有人马上就在下面说：“那你就留下来吧！”

　　杜修经却说：“你们的意见，我完全接受，待我回省委汇报了你们的情况后，一定争取来！”

　　有人马上又说：“这是真的吗？你是坐机关的大领导，别骗我们了！”

　　杜修经却笑道：“不骗你们，但还得听从组织安排！现在我宣布一个事情，经中央批准，我们的革命军以后统称为红军。”

　　“对，这样很好。”新上任的参谋长刘之至说，“苏联有红军，我们中国也有红军了！”

　　此时，杜修经的感觉是，这个团很有朝气，仔细一看，女同志还有好几个，在部队里，这倒是很新鲜的事。但是，还有一样他看不到，这个团党员最多。据统计，有九百多人，应该是政治思想觉悟最高的团。

　　下午，毛泽东带着杜修经到了砻市红军总部，给他引见了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然后他们就红军发展问题，聊了一整夜。

　　在第二天，大家都骑上马，在特务连的护送下，上了黄洋界。他们要去看望在大井医院住院的伤病员，特别是那位负了脚伤的第三十一团前任团长张子清。

　　在医院，他们见到了张子清。由于负伤，人明显瘦了许多。据他本人说，脚上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但还不能走路，需要疗养。

　　在大井医院，杜修经亲眼目睹负伤者缺医少药，而且动手术没有麻药，战士们很痛苦，咬着牙在承受。看到这里，杜修经的心里在颤抖，这时毛泽东就告诉他，伤员现在连最普通的消毒药碘片都没有，用盐水在消毒，希望他回省里后，看能不能搞点碘片来。

　　之后，他们又去了上井，看了看造币厂。原来这个造币厂的模子是由墨西哥那个国家设计的，币面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鹰，所以被称为“鹰币”。

　　在那里，工人师傅们为他们操作了银子从燃烧到融化然后被倒进模子的全过程。之后，毛泽东还拿了两块冷却后的银元给杜修经，要他带回省委给领导们看看。

　　待下山回到茅坪时已经天黑。但他们又去参观了办在桃寮村的服装厂。

　　原来，这个厂在今年二月就开始筹备，但都是手工操作，不能做新衣服，只能缝缝补补。自二进永新后，缴获了六台缝纫机，这才想到应该要制作新衣服了。

　　目前，部队被叫做红军了，其设计也得有所讲究，既然叫红军，总的有一些地方是红色的吧？！这就意味着不能沿用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样式，得另外设计。

　　特别是帽子，他们的上面有青天白日帽徽，而红军的帽子上应该是什么呢？想来想去，还是朱德说了算，缀上一颗红星。因为“红军”一词来源于苏联，而朱德是从苏联回来的，他知道苏联红军是什么样。

　　最后根据朱德的提议，再结合井冈山现在的缝纫水平，把帽子做成列宁戴过的那种大八角帽，而且普遍都采用灰色，至于帽沿的硬度，可以装进竹林中的笋壳。鉴于衣裤，还不能统一染成灰色的布，就只能是各种颜色了。鞋子呢？好办，现在是夏天，一律穿草鞋。

　　方案确定后，他们就动起手来。但是没有人会使用缝纫机，就到永新城请来师傅，然后再培训徒弟。这样，不到几天，第一套军服就诞生了。

　　有人穿上一试，八角帽显得很威武，缀上用红布做的红星也很耀眼。

　　只是衣服是褐色，上衣钉四个不带盖的口袋，纽扣五个是用手工挽的布条疙瘩。裤子是黑色，上面没有扣子，也不开前口，属于直桶形。

　　但穿上草鞋，背上子弹带，手拿钢枪，同样是一个威武的军人。

　　（5）

　　几天的时间里，在杜修经的耳闻目睹中，全是大革命时期他所看见的一切，这里应有尽有，真是把他乐坏了。从这里，他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景，但困难却还不少。

　　这些，他都一一记在了心里，准备回省委后进行书面汇报。

　　一天，毛泽东风趣地对杜修经说：“你觉得我们这里怎么样呀？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学生呀？”

　　杜修经说：“你们干得很不错，我挺佩服。你们所做的，很多地方都是我们其他地方应该学习的，说到当你的学生，那可是求之不得的事！”

　　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其实，这是他在跟杜修经开玩笑。他说的当学生，意思是要杜修经看看他的农村调查纪录，也想通过他的“审阅”，然后汇报给省委。毕竟，他想制定一部《井冈山土地法》。这些，都得向省委或中央汇报。

　　毛泽东笑着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你愿意，那就先看看这些‘课本’吧！”

　　说完，就在他的文件柜里，一个很深的可以挑动的大木箱里，拿出一大摞他的手稿来。杜修经也觉得好奇，马上接过来，感觉挺沉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些账薄，或者黄色的包装纸，或者香烟封面装帧起来的本子，但那上面有空的地方都写上了文字。

　　在回忆录里，杜修经说，他详细地翻看了好几天，这里面有宁冈县的秋溪乡调查、永新县的西乡调查。

　　看着这些长长短短不同颜色的纸张，杜修经感慨很深。

　　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能找到一点纸，是多么的不容易，如果想挑三拣四，肯定就搞不成。

　　再看里面的内容，有对一个地方一年收入与支出的调查，有对一家人一年中经济收支的跟踪。除此之外，还有风土人情的记载，一些病例的小单方，某个地方地名的来历以及传说，等等等等，就像一个大博物馆，也像一部百科读物。

　　就这样，杜修经一边看着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一边也到附近去做一些考察，一个星期就过去了。这时，他也想到该回省里去汇报了，于是就来向毛泽东辞行。

　　这时，毛泽东又忙起来了。原来，军情又来了，那个刚被打败的杨如轩好像又在蠢蠢欲动，听说纠集了五六个团要来进攻井冈山，他们已在想办法看如何御敌呢。

　　毛泽东听杜修经说要辞行，马上就意识到他的安全问题，于是对他说：“你等一等吧，待敌情一缓和，我派专人送你！”

　　（6）

　　原来，杨如轩从永新败退后，只好把失败的情况向在北伐途中的上司朱培德报告。此时朱培德他们的北伐军正在关键的第三阶段，所以无暇顾及江西，同时也抽不出兵来回到江西“剿匪”，怎么办呢？只好暂时搁置，待攻下京津地区后再说。

　　六月初，朱培德所在的前线已推至京津地区外围，张作霖快抵挡不住，准备退到关外，结果在皇姑屯被炸死，这样北洋安国军就如秋风扫落叶，很快就全线崩溃。

　　这时，朱培德才有一点空，腾出身来顾及他的领地江西省西部。他把杨如轩接连失利两次的事跟蒋介石一说，蒋介石马上重视起来，坚决支持他在赣西“剿共”，但是要立刻派部队回去，好像有些不现实，因为远水是解不了近渴的。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蒋介石终于想出了一个两省“会剿”的妙招，然后马上给谭延闿发了一个电报，要他叫湖南的鲁涤平派军队从东边往赣西移动，负责与赣军一起“会剿”朱毛共匪。这样，鲁涤平就把吴尚第八军驻扎在株洲的一个师往东移防，让他们从攸县进入茶陵，再向酃县挺进。

　　所以，从一九二八年六月上旬起，蒋介石对共产党在井冈山实行两省“会剿”的军事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此时，杨如轩接到的命令是免去“进剿”井冈山总指挥的职务而任命为前敌总指挥，总指挥一职由第九师师长杨池生来担任，这就说明朱培德已不信任他这个总指挥，而要走马换将了。他想，这样也好，他也可以趁此机会去疗伤。原来，他在上一次“进剿”中，由于夺路败逃，其左臂和右耳都受了伤。

　　被任命为总指挥的杨池生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原来他和杨如轩一样，都曾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第四期的同学。但是，由于信仰不同，早就分道扬镳了。

　　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还未攻下南昌之前，杨池生和杨如轩都是北洋军阀孙传芳那边的师长，是孙传芳手下赣军总司令邓如琢的滇籍陆军第一师师长和中央暂编第六师师长，其任务是负责镇守赣南一带。

　　在北伐军进攻江西之前，邓如琢手下的江西陆军第一师早就投靠了北伐军，然后在等待机会和他们里应外合。这个师的师长叫赖世璜。

　　当北伐军兵分三路向江西进军时，位于中路的第二军第五师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分别从粤北和湘南直攻赣南。此时，杨池生部驻守大余、南康、上犹、崇义一线；杨如轩部驻守赣州、信丰、龙南、全南、定南一线；而赖世璜部则驻守石城、会昌、于都一线。

　　但在关键时刻，赖世璜却宣布他接受广东国民政府改编，退出了孙传芳五省自治的阵营，还向安远、信丰前进，反戈攻击杨如轩和杨池生部，致使二人猝不及防，纷纷逃至赣县王富和南康塘口一带。这样的结果，是让北伐军很快就进入了赣州城，而杨池生和杨如轩只好向遂川败退。

　　在走投无路之时，他们的老同窗北伐军右路总指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却迎面而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只好去投靠朱培德。就这样，朱培德除了有金汉鼎、韦杵、王均这些滇中名将，现在又多了一个“二杨”，真是人才济济！

　　杨池生和杨如轩本来和朱培德一样，都是云南人，那他们怎么又到江西去充当邓如琢的师长呢？这个过程就有些复杂了。

　　原来，二人以前都是蔡锷手下的军官，由于在反袁护国中有功，和朱德一样，被擢升到了旅长。可正在他俩飞黄腾达之时，蔡锷病死，唐继尧当政，而他们的总司令顾品珍却要和唐继尧争高下，准备驱逐他以争得云南的统治权。侥幸的是他居然争到了，但还没稳多久就被唐继尧联络当地的土匪给杀了，然后重新主政。这样，顾品珍的部队也就群龙无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二人在副总司令张开儒带领下，想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

　　可是，当他们走到广西柳州时，张开儒却不走了，他还想杀回云南，于是他们就和另一个姓杨的密谋，杀了张开儒，才一起去投孙中山。这个姓杨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杨希闵。

　　但后来孙中山在平定陈炯明的叛乱时，杨希闵却带着杨池生、杨如轩和来自广西的刘震寰一起反叛，准备与陈炯明里应外合。结果却被广州革命政府知晓后，让黄埔学生军和工人纠察队给打败了。这样，杨池生和杨如轩只得逃到北洋军阀那里去，而杨希闵却逃奔香港。

　　此次朱培德北上，把杨池生、杨如轩留在江西，那是有深意的。因为他们去北伐，伐的是孙传芳、张宗昌，而杨池生、杨如轩就是从他们那里反叛过来的人，朱培德会放心吗？为了消除隐患，最好不用，所以朱培德只好把他们留下来镇守后方。

　　当蒋介石确定要两省“会剿”后，朱培德就只有发电报给杨如轩和杨池生，让他们继续“进剿”，而且还说，蒋总司令已督促湖南方面协同“进剿”，并命令杨池生为本次“进剿”军总指挥，把杨如轩第二十七师剩下的那两个团带去，一起去“剿”他们的老同学朱德。

　　此时，杨如轩已打定了主意，他决定把剩下的两个团交给杨池生去指挥，而自己却要在吉安养伤了。如果不是朱培德来电任命了他是前敌总指挥，他还想去上海疗伤呢。

　　杨池生知道，杨如轩两次进攻都没有成功，还搞得负了伤，肯定有情绪。所以，为了照顾他这个情绪，他也就只好亲自带着五个团去“剿灭”朱德，但出于礼貌与俩人的感情，在出发之前，他还是去看望了一下杨如轩，问他关于他的部队第八十师、第八十一师，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杨如轩却显得很真诚，他说：“我对你是绝对的放心，没什么可交代的。但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那个朱代珍，你可要小心哟，他可不是昔日那个朱建德了，他现在叫朱德，用兵极其诡秘！”

　　杨池生却说：“这个，我可不怕！其实他就那么两下子，我们师出一门，谁还不知谁呢？”

　　（7）

　　在井冈山，正如毛泽东估计的那样，在十天半个月之后，敌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此时，毛泽东通过报纸的信息，已经洞悉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快接近尾声，接下来他们就要调转枪口对付工农武装了，于是他就有了一种预感，即敌人绝不甘心其失败，肯定会卷土重来，而最大的威胁就是两个省同时出动。

　　为了打破这种格局，应该争取在他们还没有“合围”以前，先给一方以重重一击，这样既可以扩大以前的战果，还可以争取主动，让这一方暂时无力反扑，然后再去对付另一方，才有可能打破这个“会剿”。

　　主意拿定之后，他把杜修经送走了，然后来到砻市总部，和朱德商议军情。

　　现在最让毛泽东担心的是国民党实行两省“会剿”，但是湖南那边究竟如何，他不得而知，所以他打算派兵去试探，至于江西这边，他想还是故技重演，先把部队撤出永新，让杨如轩来占领，然后引蛇出洞，把他们调出来打。

　　朱德担心地说：“他还会来吗？”

　　毛泽东说：“按常理，他是不会来了，但朱培德不会答应，蒋介石也不会答应。再说，我们只要在酃县搞出点动静后，不怕他不来。”

　　接着，他们商议，马上召开一次军委会，由军委委员参加，这里除了他们两个还有陈毅、王尔琢、宛希先、何挺颖，张子清也算，但是他来不了了。

　　毛泽东让陈毅来主持，并且说：“以后这个军委书记就让你来当，我只任党代表，因为特委和边界政府那边事情很多，有时根本就分不开身，军队在外，在紧要时要当机立断，军委书记不跟军队，怎么行呢？”

　　陈毅听后，还是谦让了一番，他说：“我才疏学浅，不堪胜任哟！”

　　这时，朱德说话了：“你作为政治部主任，以前又是武汉军校里的党组织负责人，对于党务工作，很在行呢，怎么不行？就别谦虚了！”

　　陈毅一听，笑着说：“既然老总都这么说，那我就试试吧，以后遇到难题，还得请教大家呢！”

　　“这是自然，遇到大问题，大家还是要一起商议的！”王尔琢说。

　　这时，毛泽东却严肃地说：“我们的军队要接受党的领导，现在是要接受边界特委的领导，但最终还是要接受省委和中央的领导。”

　　这个话本来是没有错的，但在坐的几位听了后却沉默起来，马上觉得这个话题太沉重了。可仔细一想，的确是这么个理。军队不接受党的领导，革命不就失去方向了吗？

　　沉默了一会儿后，还是毛泽东打破了寂静，把话题转到今天开会的议题上，即敌人如果再来，该如何应战？

　　毛泽东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有可能采取两省“会剿”，应该趁他们还没有合围，先把赣敌从吉安调出来打。

　　朱德说：“看来只有这样做。只要打残他们，就无力反扑我们，然后再去对付湘敌，就避免被两面夹击”。

　　接下来，大家就开始议论，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最后，毛泽东总结道：“看来我们的总方针只能这样，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但现在需要做的，却恰恰相反，是先要对湘敌采取攻势，让赣敌主动来攻击我们，这样才好收拾局面。”

　　之后，他把自己的想法详细地说了出来。

　　为了把杨如轩再调出来打，他们得先去攻打酃县。如果顺利的话，可以从酃县穿过茶陵西北部，再从高陇绕到莲花、永新，从赣敌的后面去攻击。

　　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杨如轩已换成杨池生了，所以在第二十八团主力撤出永新县城后，不到两天，杨池生就带着他的三个团和杨如轩那两个团从吉安来到了永新。

　　（8）

　　杨池生虽然在杨如轩面前说了大话，但到了永新后，他却谨慎起来。也就是说，既然是两省“会剿”，他就不能轻易出击，要等西边打起来后，才主动出击，这叫“鹤蚌相争，渔翁得利”。

　　这时，毛泽东和朱德通过各种渠道也知道赣敌那边换成了杨池生，而且他和杨如轩一样，也是按兵不动。于是就按原定计划，在六月十六日这一天，主动出击酃县。

　　具体部署是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从睦村进十都，再到沔渡，而二十八团主力则从新城经茅坪西南一处翻山到十都。三十一团第三营则在古城待命，第二十九团在大陇至新城一线防守，并监视新七溪岭动向，三十二团第一营驻守茅坪，以监视老七溪岭，三十二团第二营以茨坪为中心监视南边遂川。

　　从这个布局来看，毛泽东是撒了一张大网，准备在“引蛇出洞”的同时，也防备“狼虫虎豹”的侵袭。

　　六月十六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在十都与吴尚的第五十三团一个营遭遇，当时就展开了激战，这个营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迎头痛击。但是，他们后面还有两个营源源而来，看来是凶多吉少。

　　正在危机时刻，王尔琢带着第二十八团主力已经赶到，于是合兵一处，把这个营给消灭了。其他两个营一看这个结果，马上纷纷后退。第二十八团开始追击，一直追到酃县县城。

　　接下来，王尔琢开始往回撤，准备北上茶陵，直插高陇。但是两天后，却发现吴尚的另一个团从十都来到了洞里。王尔琢马上想到高陇这条路，可能行不通，湘敌也有准备了。再说不能把这个团放进宁冈，于是命令出击，结果在虎爪这个地方，他们歼灭了一个营，随后经瓜寮马上回宁冈。

　　（9）

　　鉴于茶陵那边湘敌也有准备，毛泽东只好调整以前的部署。

　　六月二十日，红四军主力到达古城，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因为，就在这几天部队出击酃县时，赣敌杨池生果真出动了，他开始在龙源口屯兵，准备进攻宁冈。

　　看来，出击酃县的动静，已收到逾期的效果。

　　在这个会上，他们决定，以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为主力，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利用宁冈北部的新、老七溪岭的有利地形，对付来进攻的赣敌；由毛泽东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去永新最西边的龙田、潞江一带，监视高陇方向；由袁文才、王佐带领三十二团在宁冈南边游击，以监视湘敌从酃县而入。

　　经过几次交战，毛泽东和朱德已总结出了一个经验，就是“集中兵力，相机迎敌”。这样，就可避免被各个击破。

　　所以，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把在遂川提出的十二个字又重申一遍。他说：“敌人是强大的，随便一凑合，就是好几个团，而我们呢，只有四个团，能够作战的，也就四千人，硬仗，消耗战，是不能打的，只能敲它的零碎。因此，我们的作战，一般情况下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但是今天看来，有机会我们还是要打的，那就是在敌人疲劳的时候。”

　　陈毅马上说：“那就叫‘敌疲我打’吧！”

　　朱德马上点头说：“对，把它补充完整，就是一个对整的十六字，让每一个战士都好记。”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好像有点道理！”王尔琢仔细咀嚼了一遍。

　　陈毅说；“很好，我们要让每一个战士都把它记在心里！”

　　“这个顺序应该是这样才对。”朱德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对，当敌人异常强大的时候，我们不能去鸡蛋碰石头，要按计划撤退到他们不知道的地方。”毛泽东说，“等他们停下来休息时，就找机会骚扰他们，那时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让他们不得安宁。待他们疲劳后，就给它重重一击。”

　　“当然，这里也要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争取小范围的绝对优势，在他只有三个人时，我们是五个人，就可以干！”朱德说。

　　“这叫集中力量，以大欺小！”陈毅风趣地说。

　　（10）

　　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前往永新西乡的龙田和潞江一带，他要在这里发动群众骚扰赣敌，并监视湖南那边的湘敌有可能从高陇方向而来。而红四军主力则由朱德率领移驻新城，准备前往新、老七溪岭迎战。

　　也就在这一天，杨池生的第九师三个团由永新向新、老七溪岭开进，妄图趁虚来占领宁冈。他把杨如轩那两个团放在永新，而自己则亲率第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团，向老七溪岭进攻，而以团长李文彬代理前敌总指挥，带领他那个第二十七团从新七溪岭进攻。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写信给驻在新城的红四军军部，对他们透露了赣敌已经从永新县城向新、老七溪岭进攻了，并提出了一个破敌的决策。

　　接到信后，陈毅马上在新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安排部署。朱德认为，敌人这次所采取的是“分进合击”，想通过新、老七溪岭这两条不同的山路，使红军首尾不能相顾，然后分而歼之。所以他决定，再给赣敌一个出人意料，然后再各个突破。

　　原来这新七溪岭的路全在山脊上，走这里要近一些，而西边的老七溪岭就不同了，路全在山坳里，走起来要远一些。

　　朱德以为，敌人应该把新七溪岭作为重点，所以在这里他们会放上重兵，但他偏不把重兵放在这里，而是把战斗力弱的第二十九团用来镇守，主力第二十八团则放在老七溪岭。他想通过第二十九团的堵击，来争取时间让第二十八团打通老七溪岭后从背后去打新七溪岭的敌人，这样二十九团就会马上减轻压力，同时还使赣敌两面受敌，这样就容易打破了。

　　哪知他的对手杨池生也是这么想的，真是师出一门。他把主力放在老七溪岭，而新七溪岭只用一个团去进攻，想牵制红军的主力，然后从老七溪岭进去，在新七溪岭背后去吃掉红军主力。这样，就歪打正着了，主力对主力，针尖对麦芒。

　　二十三日凌晨，朱德率领第二十九团、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从新城往新七溪岭奔来，抢占了制高点望月亭。

　　杨池生第二十七团李文彬部凭借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从龙源口爬山，沿着山脊陡峭的山路，向望月亭压来，夺取了地势险峻的风车口，并架起了数挺机枪，向红军阵地扫射。

　　敌军的火力密不透风，把第二十九团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虽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但伤亡也很惨重。看着望月亭这个制高点很快就要守不住，朱德亲自上阵，提起一挺花机关枪就向敌军猛烈扫射。红军战士看见军长都亲自上阵，于是都拼死抵抗，结果终于守住了望月亭。

　　在这次战斗中，朱德的帽子也被打飞。说来也怪，拿在他手中的花机关枪原来是有故障的，可在今天，却很争气，一点也没卡壳。这种花机关枪，其实就是后来所说的冲锋枪，它可以连发，是德国造“MP18型”冲锋枪。由于在它的枪筒上有许多圆洞，就像漏筛，可以很快散热，所以打起来威力很大，真有些机关枪的感觉。

　　这次战斗，在朱德亲自指挥下，先打掉了敌人的机枪，这才保住了阵地。这多亏一个班长，他叫马奕夫。当时，他带着本班向前冲，借着树木、怪石的掩护，很快就接近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只见他扔出了几颗手榴弹后，敌人的机枪就哑了，而马奕夫也中弹倒地。

　　这时，战士们马上跳出战壕，向敌冲锋。但敌人的机枪又吼叫起来，一批战士马上被打倒。原来那挺机枪并没有被炸着，它不做声是敌人的狡黠，这让已倒下的马奕夫感到愤怒，他忍着痛慢慢爬起来，终于爬到了机枪旁边，然后用上吃奶的劲，一跃而起，用胸膛去堵枪口。

　　顿时，敌人的机枪不响了，战士们马上又开始冲锋，待消灭了这股敌人后。这才发现，马奕夫已经牺牲。

　　之后，新七溪岭的红军阵地与赣敌李文彬部形成了对峙。

　　（11）

　　王尔琢负责指挥第二十八团去阻击老七溪岭，可是等他们到达时，发现敌人已攻进来，而且占领了有利地形。

　　原来老七溪岭与新七溪岭恰恰相反，它的路道全在山沟峡谷中，且基本都是羊肠小道。但是今天却被杨池生布置了两个团，准备趁新七溪岭激战正酣时，一鼓作气冲进宁冈。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的是每走一段路，就占领一个山头，这样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其用意就是无论你在前面怎么攻击他，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根本就攻不进来，因为它密不透风。

　　现在，王尔琢看见敌人已经在一个叫百步墩的地方居高临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搞得他们非常被动。

　　这时，第一营营长林彪慌了，他觉得情况有些不妙。他不愿意吃这种眼前亏，于是建议不要在这里磨蹭了，部队应该马上撤走，从古城绕莲花，再到永新，从它的屁股后面去包抄。

　　王尔琢一想，不行。这一绕，就是一百多里地，等到绕到它的后面，黄花菜都凉了。那时敌人已攻进宁冈，而新七溪岭却腹背受敌，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是把毛泽东提出的那个“敌疲我打”记在了心上，想通过袭扰使敌疲劳，然后再打。

　　那么，怎么才能让敌人疲劳呢？第三营营长肖劲建议，可以通过“车轮战法”使敌疲劳，或者说把敌人拖疲劳，然后再击溃它。

　　王尔琢马上让肖劲组织实施，集中起全营所有的花机关枪，以二十四人为一组分多组轮番攻击。具体分配为，每组三挺花机关枪，九支驳壳枪，七支汉阳造，五杆梭镖。

　　上午，云南兵占着有利地形，红军即使采用了车轮战法，把他们也没办法，还伤亡了很多人。待到下午，云南兵鸦片烟瘾犯了，有的人就开始流口水，战斗力突然减弱，这时肖劲带领的突击组才终于攻下了百步墩。

　　当攻下百步墩后，林彪建议，应马上追击，王尔琢却不听他的，没有去追。因为今天战况很不顺利，他怕中埋伏。开始，他以为这些敌人只是曾被他们打败过的杨如轩那两个团，没想到有这么强悍。他这才判断应该是另外的敌人。所以，他不敢掉以轻心，只能步步为营。可是这样一来，就给了敌人一个喘息的机会，让他们马上又构筑起新的制高点进行反击。

　　（12）

　　就在王尔琢再准备重新组织突击队进攻时，对面的敌人却自行乱了。只见他们纷纷往后撤，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他们的诱敌之策还是新七溪岭已经打破了进攻，从后面开始进攻他们了？

　　在没有得到确切判断之前，王尔琢还是不敢追。但林彪见了又想去追，却依然被王尔琢阻止了。

　　终于，在王尔琢的耳朵里的确听到了撤退之敌的后面传来大量枪声，这时他才下令追击。

　　其实，在敌人后面进行冲击的还不是新七溪岭那边的部队，而是袁文才的第三十二团第一营。袁文才虽然不能亲自来作战，但他的第一营在营长徐彦刚带领下，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从武功潭那边的僻静小路斜插到敌后，然后和永新赤卫大队会合，在白口村那个进山的村子里“端”了杨池生的前线指挥部。

　　这就是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应该埋伏一支奇兵在敌后骚扰，关键时候能收到奇效。

　　这一下却解决了大问题，致使敌两个团失去了指挥，顿时军心动摇，以为是新七溪岭那边的第二十七团已经失利，所以纷纷撤退。看着这种阵势，王尔琢这才下令，三个营全线追击。

　　这一下，杨池生的这两个团就全乱了，正应了古书上说的群龙无首，兵败如山倒。他们一路撤，红军一路追。

　　在追击中，第三营营长肖劲却不幸牺牲，这是很遗憾的事。去年八月，他跟随陈毅从九江到南昌去追赶大部队，到抚州才追上，这之间历尽了艰辛。现在，他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井冈山的土地革命。

　　当追到龙源口时，新七溪岭进攻的第二十七团看见后面乱了，也无心恋战，开始往后撤。在望月亭周围山上的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看见这种阵势，知道第二十八团已经得手，马上开始了反击。

　　萧克的第二十九团第二营第七连也加入了追击，可当他刚越出战壕准备带领战士们冲锋时，脚下却感到有谁好像扯了他一下。他回头一看，发现有一颗子弹飞来，正好打在他的脚下，血已经流了出来，顿时就站不稳了。

　　这时，幸好由宁冈县委组织的担架队已经过来，马上把他抬走了，还直接送到黄洋界那边的小井医院。

　　两边的红军开始追击，把兵力集中在龙源口，使在这里淤积的杨池生三个团处处挨打，混乱不堪。

　　他们不知道红军还有哪里会埋伏人马，根本无心应战，只是一味地奔逃。

　　这就给第二十八团这支善于追击的部队一个好的机会，亲自实践了“敌退我追”的战术。

　　这一追不要紧，却追到了永新县城。

　　让赣军总指挥杨池生从白口前线指挥部逃到永新县城，又从永新县城逃回了吉安。

　　这一仗，杨池生至少损失了一个团的兵力，而红四军则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县城。

　　经过缴枪、捡枪，红军获得了八百多支枪。这样，终于把第二十九团的梭镖、大刀都换成了钢枪。

　　六月二十六日，永新城内召开了红四军班长以上干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负责人联席会议，陈毅主持了会议，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总结了龙源口大捷的经验，研究了红四军马上要做短期分兵的问题。

　　在这个会上，毛泽东给大家指明了以后的发展方向。他说：“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们已经在永新打败了敌人三次，看来这里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用大力气经营这个永新，把它创建成一个革命的中心区域。”

　　之后，按照红四军军委决定，把第二十八团派到安福县，第二十九团派到莲花、第三十一团去吉安边界，开始了“分兵以发动群众”的革命工作。

　　具体地说，就是分配土地，建设乡村苏维埃政权，以巩固目前的胜利，然后再向外发展。

　　龙源口这一仗，也让永新的老百姓终于看见有了红军才有希望，于是就编出了一首歌谣在到处传唱：

　　五月初五是端阳，七溪岭上摆战场。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1）

　　当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当时的工作重点是筹备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许多人都要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只留下少数人驻守上海。

　　关于“六大”这个会议的召开地点，为什么要选在莫斯科而不是中国境内的某一座城市？这个问题在前面已交代过，这主要是在国内根本就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来召开这么大型的会议。

　　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在它的二届四中全会中通过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后，其“反共”气焰更加嚣张，一旦发现哪一个地方有共产党在聚集开会，肯定会一网打尽，而且是杀立决。这样，共产党人还敢在国内哪一座城市就像召开“五大”那样大张旗鼓吗？那无疑是飞蛾扑火，自投罗网。

　　三月以来，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考察，都觉得在国内根本就不适合召开“六大”，哪怕是香港和澳门，都有很大风险，这才决定把会场搬到国外的莫斯科去。

　　当时遇到一个契机，就是需要中共派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青年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样中共方面就要走很多人，这让细心的周恩来发现了可以借这股东风，顺便在那里召开“六大”，于是就给赤色职工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协商，让她代为请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回国后，这个由共产国际指定的代理人，赤色职工国际驻中国代表向她的总部这样说道：

　　“在这次党代会上，很需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切实领导，现在正需要党来弄清所有问题，因此我们和中央一起给你们发去电报，我们认为在苏联境内召开代表大会是合适的。”

　　她这里说的党，是*，她这里说的党代会，就是第六次代表大会。显然，她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给共产国际和苏共发出请求的，这就如同中共在亲自请求，只不过是借了一下她的嘴巴而已。

　　然后，她罗列出了中共不能在它的国内召开这个代表大会的原因。她说：“第一，是由于国民党的竭力“反共”，可能会遇到破坏的危险；第二，没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重要代表参加，肯定也不行；第三，环境不安宁，会给代表们带来焦躁情绪，这样就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

　　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和斯大林看了她的“请求”后，表示同意。这就让中共这边彻底放了心。然后，就开始积极筹备起来。

　　（2）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国际的布哈林看了，为什么还要征求苏共总书记斯大林的意见呢？要搞清这个问题，就得从头说起。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后，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却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包围之中，也就是说，它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外援，许多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不承认它，而且还要想方设法鼓动它内部的敌对势力进行捣乱和破坏，甚至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像一个孤立无援的斗士，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敌对者所攻击。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冲出包围圈，在国外去寻求同情者和支持者。

　　为了打破这种被包围的被动局面，就需要去全世界争取最广泛的同盟者，而这些同盟者肯定不是那些有钱人掌权的国家，而是也肯定是那些正在受压迫的民族。所以，苏维埃俄国的奠基人列宁就决定把视觉伸向国外，准备成立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世界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共产国际同盟”，试图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斗争。

　　当然，这个想法与列宁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这个远大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在一九一九年就成立了这个机构，并马上行动起来。

　　尽管那时国内财政还很困难，到处都还在发生反革命分子所发动的武装叛乱，但列宁还是要拿出一部分钱来帮助那些正在被压迫的民族建立共产党。这样，比邻东方的近代中国就成了他的第一个被选择对象，这就是*为什么能出现在世界东方的渊薮。

　　但中共成立时，只是被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的，所以其活动要受它限制，活动经费也要它提供，而共产国际是没有钱的，只能由苏联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承担。

　　所以，如今中共要在共产国际那里申请必须在苏联境内召开“六大”，这肯定还得斯大林同意。这不光是一个尊重“老大哥”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请求提供会议经费的问题。

　　*一诞生就弱不禁风，因为它没有任何财政来源，最开始的活动是靠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创建人在北京大学任课的薪水在维持，然后就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在不定期的时间给予一些办公、宣传所用的费用。那时，除了青年学生，大都是有职业的信仰者，他们入党后，就通过缴纳党费来维持组织的经费开销。

　　但是后来，由于党员人数增多，中共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就需要专门有人来领导这些加入组织的信仰者，然后代表这个组织从事整体的革命活动，这就产生了职业革命家。

　　职业革命家的存在，那是需要专门经费来养活的，这就出现了一个经费支撑的问题，怎么办呢？还是得由共产国际这个首任成员国苏联把这个“麻烦”承担下来。所以，当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完全脱离挣钱养家的职业而专门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后，也就从原来在北京大学每月可挣三百个大洋的工资，一下就变成了只有十五个大洋一月的生活津贴。

　　当然，陈独秀先前的三百个大洋，并不是他拿来全部享用了，而是每当工资到手后，他只留下十五个大洋作为家庭生活必需，余下的二百八十五元就全部交了党费，乃至有一次妻子高君曼要他给上海的两个儿子寄点钱去，他都置之不理。

　　陈独秀之后，很多人都成了职业革命家，其处境都和他大同小异。在社会形势威逼下，他们只得放弃个人利益，专门来从事革命活动，这就意味着没有工资，没有报酬，只能靠拿每月十五元的生活津贴，有时还不一定有，有了也是由共产国际通过赤色职工国际在上海的办事机构转过来的。

　　也就是说，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就像在襁褓中的婴儿，随时都有可能被外来的风雨所侵袭，或者被雷电所击碎，如果不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从中呵护，要想搞到今天这种局面，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一个人，他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就是列宁。他希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目标一旦实现，其力量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说能抵御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甚至把它们加起来的总和。

　　但是，要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可能有些难，时间也很漫长。不过，只要在奋斗，也就有希望。

　　（3）

　　在共产国际和苏共同意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后，身处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马上就开启了筹备工作。

　　负责这项工作的开始是瞿秋白和罗亦农。瞿秋白主要负责政治报告，而罗亦农则负责向各省分配代表。当时，中共在全国已经有十七个省建立了省委，省委以下各地具体有多少组织，多少党员，只有罗亦农这个中央组织局局长知道。

　　不幸的是，正在罗亦农紧锣密鼓地安排这一工作时，却被秘书白鑫、贺治华夫妇出卖，于四月二十一日被国民党枪杀。之后，这个工作就只有落在刚从广东回来不久的周恩来身上。

　　“六大”的具体困难，除了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会场，然后就是经费问题。召开这样一次大会，有人算过，至少要一千二百个大洋。而那时，中共的财政收入，几乎为零，其活动经费、办公用费甚至基本生活津贴，都是共产国际在接济，而共产国际只有通过苏联来筹这笔钱。但是，由于供不应求，所以常常会出现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情况。

　　因此，要召开这样一个大型会议，在经费方面只得求助于共产国际或苏联。那时，专门驻在莫斯科的两个工人出身的代表向忠发和苏兆征，就给共产国际汇报过关于中共的经费问题。其实，共产国际执委会已举行过会议，同意在一九二八年为中共拨款二十万卢布，现在中共要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为了应急，在召开前的六月十四日，又拨款九万卢布来给已到达目的地的瞿秋白他们，这才保证了会议能顺利召开。

　　追溯共产国际及苏联给中共经济援助的历史，应该是从一九二〇年十月开始的。那时，陈独秀在上海被法租界关进了监狱，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大笔的钱请律师为他辩护才被放出来的，从那时起，共产国际就在为中共的事情开始掏钱了。

　　之后，共产国际基本上是以每月七百四十元的标准在资助中共。

　　从一九二一年十月至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共中央机关只收入自行募捐而来的一千元，而支出就花了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也就是说，有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是共产国际提供的资助。

　　这些钱用在哪里了？原来各地方劳动运动就用去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印刷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两千余元。

　　这个劳动大会是指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刚刚建党就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主持召开的，这个书记处也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七个月中用于党组织日常活动的经费支出就有六千六百元。这就不难看出，三分之二的支出，是用于工人运动和各种形式的劳动者运动。

　　从这些用费来看，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援助，只靠所有党员所交的那点儿党费和捐赠，是肯定不够的，因为它只占整个开支的百分之六，仅够开一次劳动大会。

　　当然，这个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还不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全部援助，这可以从他们派到中国的代表马林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说，从一九二二年九月至十一月的三个月中，中共花费了二千三百美元。

　　从莫斯科收到马林申请三千美元给他们这些国际代表作路费这个报告来看，中共在这期间每月收到一千五百美元给党组织，一千五百美元做活动经费， 五百美元给青年团，就没有钱了，但妇女工作却没有了经费，所以他请求每月再寄三百美元来。

　　此外，他还请求莫斯科至少再寄 一千到一千二百卢布满足代表们和中共的需要，作为顺利开展工作的基础。

　　陈独秀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也强调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元，其中一千六百元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

　　有人统计过，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中共每月活动经费不超过七百四十元，而在第二次到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年中，这一数字已增加到一千二百五十元。

　　至于和国民党合作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以及对国民党的援助，那就数不胜数。特别是对国民党的军火援助，反而造成了新军阀崛起的资本，真是弄巧成拙，养虎成患！

　　（4）

　　为了召开“六大”，从今年四月底开始，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周恩来就开始秘密离开了上海前往莫斯科。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是不能同路的，而且时间还得错开。

　　在四月二十八日这天，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邓中夏、项英等，还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召开了一次出发前的会议。会议就留守问题又做了周密部署，中央机关除了留下李维汉负责，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助手，他就是任弼时。

　　然后，他们顺便讨论了一下共产国际刚刚转到的一份名叫《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重要文件。这是共产国际在二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的，现在才辗转送到中共的手里。

　　文件中否定了前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的“不间断革命”，认为中国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他认为的无产阶级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中间不停顿地坐直达车，这是不可能的。

　　根据罗明纳兹这一观点，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以来在各地发动的武装暴动，大大小小不下于一百次，但都失败了，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罗明纳兹对中国国情不知深浅，是属于“左”倾盲动主义行为，应该马上制止。

　　罗明纳兹所说的革命的高潮，其实已经过去，现在是在第一次高潮与第二次之间，所以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就是玉石俱焚。

　　经过许多事实证明，共产国际这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或者说，结束各地的盲动主义后，武装暴动就不搞了吗？革命队伍就解散了吗？或者，大家都躲起来不革命了吗？

　　所有这些问题，大家都希望在召开的“六大”上解决。

　　在这个会上，大家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的观点，并接受这个观点。但细心的周恩来却认为，这个事情还不能立刻往下传达，以免打击广大革命青年的积极性，得慢慢纠正，逐步降温。那些大规模的不切实际的暴动肯定得取消，一切问题待“六大”召开后再说。

　　在参加会议的这几个人当中，项英是刚到中央来的，他的本名叫项德隆，是一个搞工人运动出身的领导，现在他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已经被确定为出席“六大”的代表。

　　在大革命时期，项英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他的表现很突出，其影响也很大。但是就在“国共分裂”的时候，他得了一场大病，所以一直是隐蔽起来的，直到病好后才归队。

　　但是，此时他接到的江苏省委已不是前任邓中夏在的时候了，因为在响应各地暴动时，他们也在秘密准备，但却被敌人发现后破坏，连刚从湖北调来就任组织部长的陈乔年也被捕，致使前任总书记陈独秀又可能失去第二个儿子。

　　（5）

　　瞿秋白是第一个出发往莫斯科的中央主要领导。四月二十九日晚上，他在特科保卫人员的护送下离开了上海，然后坐轮船到大连，经中东铁路到哈尔滨，再到满洲里。

　　从这里出境，经西伯利亚的赤塔，绕贝加尔湖半圈，直到五月中旬，他才到达莫斯科。

　　前任总书记陈独秀也是被特邀参加“六大”的，但是他坚决不去。

　　在虹口的日租界江西北路福生里酱园弄，陈独秀已经住了好几个月。

　　自去年十一月瞿秋白专门来这里看望他并要他给新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写文章后，他还是很积极的，从第一期到第十九期，都有他写的文章。

　　陈独秀以“撒翁”为名，在“寸铁”专栏上发表文章，思想之敏锐、分析之深刻、语言之犀利，一点也不亚于建党初期及“五四”时期的写作风格。

　　首先是揭露并声讨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工农群众的罪行，其次是阐释反帝国主义的重要性，指出他们才是最危险的敌人，然后就某些社会名流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攻击，据理力争并加以驳斥，还指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落后性。

　　撒翁，意为“撒手不管事的老翁”，但从文章的实际内容来看，这却不是一个“撒手不管”的人能写得出来的。

　　今年三月以来，刚调到上海就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专门来看过他。他看见这个儿子后，就想到了大儿子陈延年。

　　尽管他们兄弟俩以前在经济上求助于他而他这个做父亲的却置之不理，但陈乔年还是来看望了他已经离职的父亲。其实，陈独秀当时不管他兄弟俩，那是有其用意的。他认为，玉不琢不成器，他是要让他们去经受一些具体的困难后才知道人生的真谛，然后期望他们将来能成大器。

　　现在，大儿子陈延年已为革命牺牲了，所以他看着这个乔年，就想起了延年，鼻子未免有些发酸。

　　好在乔年的性格和他哥哥不同，他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看见父亲的表情有些异样，就马上把话岔开，尽量说一些他感兴趣的事。

　　但不幸的是，这个陈乔年现在也被捕了。

　　在四月下旬的一天，曾经的秘书黄文容又出现在陈独秀的面前，他是奉命来通知陈独秀参加中共“六大”的，陈独秀刚听见时，多少有些兴奋，但是后来他发现，这是一个“圈套”，他不能去。

　　如果在本国召开，他肯定去。但在苏联，他最好不去。为什么呢？原因有三：第一，大革命的失败，完全是共产国际把事情搞糟了，却把责任推给中共乃至他陈独秀一人。第二，“八•七”紧急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他本来要参加的，凭什么不通知他？第三，共产国际一直在通知他去苏联，是不是怕他说出很多真相，所以要把他软禁起来？

　　其实他一直都认为，中国人自己的事得靠自己解决，无需外国人在那里指手画脚。但是，这个共产国际一会儿要他这样，一会儿又要他那样。结果呢？却丧失了很多争取主动的机会。所以，他拒绝去莫斯科，包括参加这个“六大”。

　　后来那个《布尔塞维克》的编辑郑超麟也来劝他，说他应该去莫斯科，但是他还是没答应他要去。

　　为了要陈独秀的文章，郑超麟经常跟他打交道，有一次来不及了，还把陈独秀请来编辑部住了三天，终于让他写出了那一期“寸铁栏”的内容，不然就成了空白。

　　就在那几天，陈独秀还见到了瞿秋白，但俩人都避免谈政治，而是说一些文学与写作的事。在大革命失败这个问题上，他俩是有分歧的，所以心照不宣，有意避讳。因为一谈，肯定又要发生争论，这就会触及共产国际的“不是”。

　　从去年大大小小的暴动搞了几十次，到处处都失败，已经让此时的瞿秋白开始怀疑起共产国际的政策来，但他不能说，因为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只有待以后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才能去下结论。当然，也应该是共产国际自己去下结论。

　　快接近五月，王若飞来了，他代表中央来请陈独秀参加“六大”，但陈独秀还是不去。

　　王若飞曾经是“四大”以后中央的首任秘书长，曾和陈独秀形影不离。这次陈独秀回上海的住址，就是他专门去找的。那时他在中共江苏省委任农委书记。苏北有几个县要举行暴动，都是由他在发动，但形势不利，始终没搞起来。

　　王若飞说：“路费就不用您操心，到了莫斯科，也是自由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不会对您怎么样。”

　　但是陈独秀还是不去，并说：“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解决，最好不要让外国人插手！”

　　接着，他又说：“我去干什么？去了也只有挨骂的份，又不让我说话，我可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所以还是不去的好！”

　　王若飞听后，心里一惊，想到的确是这么回事，如果他去了，和共产国际或斯大林争论起来，不是会被当成第二个托洛茨基吗？此时，他终于明白陈独秀不去可能情况会更好。

　　于是，在回复瞿秋白时，王若飞说：“我本赞成他去的，但听说那边正在反托洛茨基，他去了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到那时，就不好收拾了，所以，不去也好，以免惹出更大的麻烦”。

　　（6）

　　周恩来带着邓颖超去出席“六大”，也是走的瞿秋白那条路，但却经历了危险。

　　五月一日，他为中共中央修改审定的《湖北工作方针决议案》终于完成，然后交与秘书处向湖北党组织下发。针对湖北省的党组织在今年三月以来不断遭受破坏，周恩来在这个决议案中，指出了“机关的群众化，负责同志的职业化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决议案对当前党的工作任务，作了详细的部署。对于城市工作，它强调“绝对防止削弱甚至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与力量的‘无动不暴’的盲动倾向”。

　　在乡村工作方面，对各县如何从健全党的领导机构、编组农民群众武装即赤卫队，到开展游击战争；对如何从发动暴动到“割据乡村”、“造成深固的基础”和编组工农革命军以及如何从“普遍的乡村割据”到发动城市暴动、“造成几县联合的割据局面”等问题，都进行了详细说明。

　　这不难看出，周恩来的思路，和毛泽东有些不谋而合。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还负责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的党的保卫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日臻完善，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掌握情报，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了大量工作。

　　遗憾的是，罗亦农的被捕，还来不及救援，就被敌人枪杀了。这件事，敌人做得非常周密，根本就插不进去。好在他们很快就把叛徒白鑫查了出来，并给予处决。不然，后果很严重。因为白鑫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要把整个中央机关出卖给英国巡捕房，然后潜逃出国。

　　在临出发前，周恩来还把从潮汕转移到上海的两个文化人欧阳本义和李一氓派到曾经很有影响的创造社去占领舆论阵地。这是因为这个阵地已出现薄弱环节。

　　原来，这个创造社是郭沫若、郁达夫等进步文人在二十年代初就建立起来的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团体，它虽没有《新青年》那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在上海滩，也算是倾向革命充满朝气的一朵奇葩。正因为这样，其主要创建者郭沫若后来才参加了革命，亲身体会了他在《女神》中所写的那只凤凰是怎么“涅槃”的。

　　可惜的是，郭沫若从潮汕回到上海后，却和沈雁冰一样钻进了亭子间隐蔽起来，因为他曾怒骂过蒋介石，比沈先生目标大，所以他想老是这样躲着也不是办法，于是就决定带着安娜及孩子们到日本去，就算是他带着日本老婆回娘家吧！这样一想，就决定下来，并在二月底就动身了。

　　接下来，就是负责这个团体的成仿吾也去了日本。他虽不是党员，但毕竟也是进步文人。他这一走，留下的那个张资平却是不可靠的，因此倾向革命的郁达夫力量就很薄弱了。所以，要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文学从而让它服务于中国革命，就得让革命战士去占领它。

　　这样，周恩来就把和郭沫若在南昌一同南下的四川老乡欧阳本义和李一氓派到了创造社。

　　这个欧阳本义，一进创造社，就在当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马林英》，然后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阳翰笙”。

　　（7）

　　五月初，周恩来、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董商夫妇，由上海乘坐日本轮船去大连，准备经哈尔滨转赴满洲里到苏联，去莫斯科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

　　当他们坐上一艘日本的客轮经过青岛时，那艘轮船却在那里停了好一会儿。这时，周恩来才想到应该下船去看一看，邓颖超想买几件衣服应急，因为在离开上海时走得急，没法带上。再说，这装扮成富商的样子，也得像个富商样，不然露馅了就不好办了。

　　就这样，二人都下了船。为了了解北方的政治军事动态，在一个书摊上，周恩来买了几张报纸，准备上船后看看。

　　待他回到船上后，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就在前几天，日军已经从这个青岛上岸，然后出兵济南，把蒋介石的北伐军给赶走了。

　　周恩来想，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这不是明目张胆在侵略中国吗？可恶的是，这些所谓的北伐军，再也不是武汉时期的那个北伐军了，它们是国民党新军阀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的工具，为了不和日本人发生冲突，就不惜牺牲山东这个原张宗昌统治的地盘。

　　唉，看来这革命的确得反帝反封建呀，否则这些帝国主义就把中国当成他们家菜园栽种的韭菜，想割就割，想拔就拔！

　　周恩来把报纸拿给邓颖超看。邓颖超看了，也很气愤。她认为，这日本人简直就是一只豺狼，而那个北洋军阀张宗昌却是依附于它的狂犬，国民党蒋介石呢，只是一个欺软怕硬的瘪三，在本质上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共同蹂躏着手无寸铁的济南百姓。

　　这些势力不倒，中国就永无宁日，要谈解放劳苦大众于天下，就是一句空话。

　　当然，这些想法只能在她的心里翻滚，因为他们是去莫斯科开会，那是很秘密的事，不可能把想说的话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即使这样，在这艘船上，已有人开始在注意他们了。因为周恩来买了那么多报纸，这属于反常行为。作为一个普通商人，他能这样做吗？只有关心政治或时事的人，才有此举动，这好像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果然，船到大连后，周恩来居然被码头上的关卡给卡住了。有几个水上警察跑过来，把他和邓颖超带到了一边，然后问道：“干什么的？”

　　周恩来说：“做古董生意的！”

　　“做古董生意的，需要那么多报纸干什么？”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问道。

　　“这不是坐在船上无聊吗？买几张看看，混混时间不行吗？”邓颖超马上反问道。

　　但审问者却不理她，只说了一句：“还得跟我们走一趟！”

　　周恩来一听，觉得情况不妙，马上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用一个有钱人的口吻说：“你们要我去可以，但必须把我的夫人送到大连最好的下榻处，让她在那里等我。”

　　这几个人说：“可以，那就在大和旅店吧！”

　　就这样，周恩来就被这几个警察带到了驻大连的日本警察厅。

　　进去后，只见这里面早已有人在专候。一个戴着眼镜的日本人用汉语熟练地问道：“干什么的？”

　　“做古董生意的！”周恩来依然答道。

　　但此人却不往下问了，而是把抽屉打开，拿出一叠照片在翻看。当他的手不动时，眼光就盯在了一张照片上了。然后，他瞅近周恩来的脸说：“你是周恩来？”

　　周恩来一听，心里顿时一惊，但马上就镇定下来。因为他在船上就想过了，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镇定，还得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样才能麻痹对方。于是，他说道：“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姓王，一个古董商，什么恩呀来的，我可不吃这一套。我只知道生意场上无父子，该给多少一个也不能少！”

　　“你叫什么，到哪儿去？”这个家伙突然问道。

　　“我叫王福生，江苏淮安人，到吉林我舅舅家。他叫周贻赓，在财政厅当班，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

　　“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这不是扯谎吗？”

　　“你是中国人吗？”周恩来故意问道，“怎么会不知道舅舅和我母亲一个姓，而我却要跟父亲姓？”

　　日本人被问得哑口无言，终于不做声了，最后无可奈何，只得放行，但派了人监视。

　　待周恩来回到那个最高档的大和旅店，然后就和邓颖超过起了“有钱人”的生活。

　　他们先是洗了个澡，然后到餐厅用餐。其实，他们是在利用洗澡把一些有风险的文字材料进行销毁。

　　第二天，他们准备坐火车到长春，还是日本特务帮他们买的火车票，但也派了人一直跟着。待要下车后，跟着的那人还给他们一张名片，表示原意结交朋友。

　　周恩来谎称自己的名片在旅行包里，要去取来互换。那人看见没什么破绽，就说不必费心了。这样，才终于摆脱了他们的监控。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还真就到伯父周贻赓家，还住了好几天，最后在堂弟周恩寿的配合下秘密来到哈尔滨，然后被那里等候的交通员护送到满洲里。

　　（8）

　　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去开会的代表一般是经过这三条路线：第一，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到满洲里，然后出国境到苏联的赤塔，许多代表都是走的这条路；第二，从上海坐船经日本再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第三条，从哈尔滨往东经滨绥铁路到绥芬河，然后翻山到海参崴。

　　这第三条是在第一条人员太多时怕暴露目标，才把他们往这儿送的，因为它与去满洲里的方向恰恰相反，路程就加长了许多，属于绕道。去苏联学习而不是参加“六大”的人，这时候一般安排在这条路。

　　出席“六大”的代表们一般是在上海集中，然后分成若干小组，如果能遇到苏联的船只在上海，那就直接搭乘到海参崴，再坐火车去伯力绕东西伯利亚去莫斯科。但苏联在上海停泊的船只却很少，也就只有选择走大连到哈尔滨这条路了。

　　据有人回忆，邓中夏、王若飞他们就是走的这第二条路，他们原来是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对上海很熟悉。在五月的一天，他们化妆成黄浦江码头的搬运工，在搬运货物中，躲进了一艘日本货船，然后藏在底仓里，先到日本，再到海参崴。

　　在哈尔滨负责联络和护送代表出境的负责人叫唐韵超。他是直接受中共满洲省委的派遣专门来护送中央代表的省委常委，同时也是出席“六大”的代表。

　　由于长期搞地下工作，唐韵超的名字很多，有唐圣修、唐福山、金涛、金红等。

　　省委给他的联络工具是一只火柴盒，里面有二十一根火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当时也不知道，到了最后，他才发现，原来代表们是用这种方式进行联络。当对方把火柴盒拿出来，里面是被折断的火柴，就算是来找他们的人。

　　第一次，他通过这种方式，顺利完成了护送任务，接着又从满洲里返回，进行第二次。当进行到第三次时，有人就告诉他，不必再回去，一同去苏联，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也是开会的代表。

　　他第一次护送的是广东代表。一路上大家不能多说话，一切由他出面交涉。特别是有南方口音的广东人，更要注意。从哈尔滨到满洲里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然后再返回，接到的代表又是来自江西、贵州、云南的。

　　最后一次，已是五月下旬了，唐韵超接到被护送的代表居然是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到了满洲里时，张国焘告诉他，这一次就不用回去了，一起去莫斯科。

　　看来，张国焘是专门负责断后的中央负责人。

　　火车到了满洲里，下车后他们却被引上了一辆马车。马车夫不和他们说话，只把他们直接送出国界，然后送到一座山上，那里有一所房子。在那里，他们需等到晚上才有去赤塔的火车。

　　在赤塔，他们又住了一夜，到第二天才等到从东西伯利亚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旅程，他们终于到了莫斯科。

　　（9）

　　在哈尔滨交通站，除了有当地的地下交通员，也有从上海来要到苏联学习的人在协助他们。这些人一般都来得早，所以就加入了交通员的接待行列。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就是这样的人，她带着两个人，在四月下旬就到了哈尔滨。这两个人，一个是她的女儿小独伊，一个就是刚牺牲的罗亦农夫人李文宜。李文宜到了这里，也加入了接待各地代表的行列。

　　罗亦农的牺牲，给刚结婚不久的李文宜有很大的打击。刚得到消息那会儿，她有三天不吃不喝，人马上消瘦了下来。杨之华看见她这样，心里也很难过，于是就一直在照顾她，鼓励她。现在，大家马上要去苏联开会，总不能撇下她不管，于是经申请，她终于有了一个去苏联学习的机会。这样，杨之华就带着她和小女儿一起，来到了哈尔滨。

　　为了把工作做的不露痕迹，杨之华和李文宜都被安排和男同志一组行动，以假夫妻做掩护。为了把工作做细，杨之华要女儿喊这个同志为爸爸，女儿只得听她妈的。可是后来见到自己的父亲瞿秋白时，她就不知叫什么了，这时杨之华又让她叫爸爸，她只好又叫。但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却产生了不解，为什么别人只有一个爸爸，而她却有这么多“爸爸”呢？

　　想不到的是，他们奉命护送一批人向东去绥芬河时，就再也没回哈尔滨，而是在一个铁路工人的引领下翻山去了海参崴，然后坐火车到伯力，再经东西伯利亚去莫斯科。

　　在中国的最东端，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交汇处，这里有一座城市，中国人叫它伯力，而苏联人却把它叫做哈巴罗夫斯克。

　　当火车来到伯力时，杨之华、李文宜居然在这里遇到了徐特立、方维夏、何叔衡这几个湖南老前辈。原来，他们这几位也是去苏联学习的，所以也被安排绕道了。

　　徐特立与方维夏不是在武汉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们没有跟郭亮去湘西贺龙那里，因为郭亮也没有去，而是被中央另派到了岳阳去就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刚走，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就遭到了破坏，新的省委书记还未到，省委常委夏明翰就遭到逮捕并牺牲，后来多年从事妇女工作的向警予也遭逮捕牺牲了。

　　因此，在这严峻的形势下，他们只好和刚接头不久的湖北省委机关秘书熊瑾玎一起，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可惜的是，离他们而去的郭亮到了岳阳后不久，却被从井冈山逃回长沙叛变革命的第三团团长苏先骏认出，然后把他出卖给国民党而遭枪杀了。

　　几个人回到上海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熊瑾玎被留在中央做专门管理经费的会计，而徐特立和方维夏二人却随湖南来的老友何叔衡一起被安排去苏联学习。

　　这熊瑾玎是什么人，怎么被中央如此信任？

　　原来他的渊源极深。准确地说，他们这几个老同志都是在湖南就认识，而且还曾经是一个学校的同仁，而此时担任中央秘书长的李维汉那时还是他们的学生，也包括在井冈山的毛泽东。

　　熊瑾玎和徐特立一样，早年都是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他就任校董，说白了就是学校的经费是由他在筹措，不仅如此，连何叔衡和毛泽东到上海去出席中共“一大”的路费，都是他给筹备的。

　　在大革命失败之际，革命处于低潮，许多人不是叛党就是脱党，而他们却毅然选择了入党。这，可见其坚定与忠贞！

　　所以从今年四月起，熊瑾玎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的会计， 以开办“福兴”商号做掩护， 与一党内女同志建起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联络处。

　　看来，这可能是他曾经的学生李维汉举荐的，因为李维汉去武汉巡视时发现了他，就叮嘱过他，湖北站不住脚，就到上海来找他。作为曾经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李维汉知道他曾经的这个校董具有非凡的能力，所以认为他是从事秘密工作的最佳人选，现在来了，就把他留下，专门和经济打交道，就任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

　　之后，李维汉给熊瑾玎一个任务，要他建立一个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地点。

　　就这样，在英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的地方，从一个脏乱的小巷子里进去，就会看见有一栋三层楼的房子，底层是一家医院，而它的旁边，却是一家湖南纱布店，但是在二楼，却是这家布店的库房，可到了三楼，就成了那个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地点。

　　为了更好地掩护熊瑾玎的工作，周恩来还亲自调来一位十九岁的女党员朱端绶，以夫妻名义，做他的助手。

　　（10）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了第五十一号通告，题目叫《军事工作大纲》，其中对目前共产党在各地的工农武装统一更了名，叫“红军”。不难看出，这是以广州暴动时建立的“红军”作为革命军统一称谓的正式开始。

　　原来，是中央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决议案》的内容，决定将那里面的提法“要把革命军建立成红军”吸收进来，于是就决定，中共领导下的所有军队，都取消“工农革命军”的称号，改称“红军”。

　　其《军事工作大纲》原文如下：

　　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的名义，唯在暴动各县有工农革命独立团的，仍可听其存在。

　　红军之编制，须依武装及作战需要而定，暴动的群众，既不能有多量的武器，在作战时必须参用旧式的粉枪、大刀、梭镖、尖串，其作战时亦多系乡村战争，故暂决定试用三五制，即以十二人为一个班，五排为一连，五连为一营，五营为一团，五团为一师，每师共四千五百人。

　　……

　　六月四日，留守在中央的任弼时、邓小平等，遵照军事部长周恩来从苏联发回来的电报指示，专门给井冈山的朱毛红军写信。

　　这是五月四日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在宁冈砻市致信给中共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报告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编制情况和准备在井冈山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后，中共中央对朱德、毛泽东的明确回信，对其行动方针及部队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也作了明确的指示。

　　这封信是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第一封信，该信肯定了红四军这几个月以来在各地转战的经历，认为他们为了生存，这是很有必要的。

　　信中通报了“八•七”紧急会议以来中央最近的工作，特别是全国的政局，指出各派军阀的状况，以及工农革命运动的形势。

　　信中再次明确了“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我们的政策是没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关系，建立工农独裁的苏维埃政权”，并从八个方面对红四军今后的任务和工作作了指示。

　　信中同意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湘赣边界之永新、宁冈、遂川等县实行武装割据并可在已有的基础上向四周发展，以推动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形成。

　　信中明确指出，第四军“可以正式改称红军”，在红军建设上，取消党代表，设立政治部，实行士兵的政治训练，还要求在割据区域内深入进行土地革命。

　　信中确定在根据地重新建立中共前敌委员会，全权领导永新、宁冈、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的军事斗争，指定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

　　信中指示，“关于前敌指导机关的组织，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

　　据说，这封信定稿后被抄写了四份，一份存档，一份送中共湖南省委，一份送中央代表贺昌，一份送中共江西省委，都希望他们能转送到井冈山。

　　但是，此信发出后，由于路途遥远，加上国民党沿途的严密盘查，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朱毛之手，那就要看机遇了。

　　（1）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旅程，中共“六大”代表绝大多数来到了苏联首都莫斯科。

　　掐指一算，这已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上旬的事了。但是这里由于地处北半球偏北，天气并不热，一旦下雨还有一种阴冷的感觉。

　　说到莫斯科，学过世界历史的人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个词，那就是“莫斯科公国”。原来，地跨欧亚两大陆的沙皇俄国，最初并没有这么大，而只是在乌拉尔山以西那片呈沼泽状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小小封建国家。

　　由于这里地势较低，多雨潮湿，所以就取名“莫斯科”。这是一句芬兰语，意思是“潮湿的地方”。

　　莫斯科公国最早的发祥地在克里姆林宫。因为这个地方地势高，叫波洛维茨山，在一条河的北岸，所以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边过来的斯拉夫维亚迪奇人，也就是俄罗斯人的祖先，就在这里的针叶林丛中，修筑了抵御外来攻击的城堡，叫它“克里姆林”。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塞”、“城堡”，是用来防备攻击的军事设施。但最初都很简陋，就是用木栅栏把一个中心点围起来，然后在这个点上建立一个可以抵御外敌的塔楼。

　　追溯其历史，那是十二世纪以前的事了，即公元一一四七年的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时代。那时，在莫斯科这个高地上，斯拉夫维亚迪奇人修筑了一座木栅城堡，并在城堡的周围挖了一条护城河。这就是后来克里姆林宫群殿的最初设计，也是莫斯科这座城市的起源地点。

　　后来，地盘越扩越宽，越来越大，直接蔓延到伏尔加河，沿途也修筑了很多座“克里姆林”，像喀山、诺夫哥罗德等地都有，但其规模都没有莫斯科这个大，也难怪，地盘越宽，越要有一种军事力量去巩卫，这就少不了有很多个“克里姆林”这样的要塞。

　　至于后来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地界修起了华丽的宫殿，并作为最高统治者沙皇的寓居，那是后来的事。

　　从一三六七年起，那位德米特里大公，就将这个昔日的“木栅城堡”改成了白色的石墙。

　　七十三年后的伊凡三世时代，也就是一四四〇年，石墙损毁严重，伊凡三世请意大利设计师来重新设计，用红砖修建了宫殿和围墙，并拆除了东侧约二百米内的所有建筑，把它平整成广场。这个广场，由于地面也是用的红砖铺设，所以被叫做“红场”。

　　到了二十世纪，这里早已不是那个在一条河的北岸建起来的木栅塔楼，而已经变成了华丽的宫殿，高耸的教堂，以及由钢筋混凝土建造起来的多层塔楼共同组合的建筑群。

　　现在这里，不光是俄罗斯帝国最高统治者沙皇的寓居，也是他们最高权力的中枢之地。从伊凡三世算起，已经有四十六位沙皇传承到了现在。

　　但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各种力量的联合进攻下，终于推翻了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也就是沙皇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以亚历山大•弗多洛维奇•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却在运转了七个月后，终于使一同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失望，最后在列宁的直接号召下，于十一月七日推翻了这个政府，这就是伟大的十月革命。

　　当时，是工人和水兵组织起来的红军，在彼得格勒攻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冬宫，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苏维埃政权。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鉴于莫斯科的地理位置是处于一个交通枢纽的地带，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很方便，在列宁的倡导下，联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权机构就迁到了莫斯科，并进驻克里姆林宫，象征政权已掌握在人民手中。

　　那个红场，也就成了检阅红军的广场。

　　（2）

　　中共“六大”的很多代表到了莫斯科后，以为斯大林要在苏共中央的所在地克里姆林宫召见他们，但却估计错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九日左右，当中共的许多代表都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却在市区内一条小街的一幢房子的二楼上，接见了中共前来参会的重要代表。他们是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邓中夏等人。

　　从广东来的黄平也参加了接见，但他迟到了。当他走进屋子，只见斯大林已经坐下在和众人谈话了，。原来这是一间宽敞的屋子，里面是一套套桌椅围起来的一个椭圆形大圈，而斯大林却没有坐在主席台位置，只是随便地坐在进门的对面，这样在他的左边挨着坐的就是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苏兆征、米夫和陈绍禹等人。

　　这个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书记，而陈绍禹却是他的秘书。原来，这人就是后来在中共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王明，此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现在被临时安排给米夫当翻译。

　　黄平看见自己迟到了，就只好轻轻地胆怯地坐在进门口的位置，也就是斯大林对面。

　　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但可以说俄语，此时，只有瞿秋白来给他当翻译。

　　当斯大林站起来的时候，黄平发现，他个子并不高，表情严肃，一双浓眉下长着一对鹰似的的眼睛，机警而明亮，长长的鼻子下是一束浓浓的胡子，拖到嘴唇两边还微微往上翘。面部粉红中透黄，还稀稀落落地散布着几个坑点，可能是少年时代出天花留下的痕迹。

　　此时，他穿着一身士兵服，肩上和帽上都没有任何级别和兵种标志，所穿的靴子也是肥大笨重的粗牛皮做的，从外表看，很像一个军队中复员的农民。

　　在这间屋子里，斯大林谈了很久，也谈了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第二，现阶段的革命，是高潮还是低潮？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来看，斯大林真不愧是世界级的革命导师，因为他所说的内容，在后来的岁月中，算是基本上被预见到了。

　　首先，他说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不管是以前和国民党合作还是以后由共产党独立领导，其性质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这一条很重要，它是揭示为什么现在到处暴动到处都失败的原因，那就是指导者没有把问题搞清楚就犯了急性病，把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混淆起来了。

　　他说，中国将来的革命主要是由农民组织起来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其革命的主力军不是工人，而是为了获得土地的农民，是农民组织起来的游击战争，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区域发展壮大，然后再进军城市。

　　这和毛泽东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然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不谋而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当然，斯大林说，这场革命虽然是以农民为主力军，但它是需要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共产党来组织和发动，然后再经历一场摧枯拉巧的革命战争。

　　但是，不得不承认，由于敌人的异常强大，革命者只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才能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这样才不致惨败。千万不能在不成熟时就轻举妄动，否则就是血的代价。要坚持斗争，扩充实力，以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

　　说到革命高潮的问题，斯大林首先肯定地下结论说，现在不是革命的高潮，而恰恰相反，是两个高潮之间的低谷。他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来作说明，勾画了高潮来临的前景特征，并且说：“这些目前在中国，一点也没有看到。”

　　此时，胆子很壮的李立三却说：“那为什么我们在发动群众时，还有那么多人跟着响应呢？难道这不是高潮吗？”

　　瞿秋白觉得这个“坦克”又在莽撞了，在这种场合，不该插嘴。本来他不想把这句话翻译给斯大林，但斯大林却用疑惑的眼光看了李立三一眼，再看着瞿秋白。这使瞿秋白不得不把李立三的话翻译出来。

　　斯大林一听，笑了。他说：“在低潮时，我们多少也能看到几朵浪花的！”说着，他在桌子上拿过一支红色铅笔来，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表示这是一条河流，然后在这几条线上画上几个大小不同的圆圈，表示这是在低潮中不小心撞击出来的浪花，然后出示给大家看。

　　在斯大林的设想中，那个高潮不是局部所看到的群众运动，而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狂潮，其规模是全国性的，排山倒海的，而被革命的对象却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那种境况，其革命的声势犹如摧枯拉朽，势如破竹！

　　这个状态，在眼下的中国，确实还看不到。

　　（3）

　　“六大”的会址没有在莫斯科市区，而是在莫斯科南郊几十公里处的别勒乌麦斯基村，音译过来就是“五一村”，这是在纳拉法明斯克区的一家大地主的庄园，这里原名旧尼科利斯基村，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居住的地方，十月革命后才更名为别勒乌麦斯基村。

　　在这里，有一幢三层高的筒子楼，也就是两边是房间，中间一条巷道的那种楼，由于它是用红砖砌成而外面涂成了白色，这样在阳光照耀下就分外晃眼，所以被当地人叫做“银色别墅”。

　　这就是中共召开“六大”的会址，有人计算过，这里距莫斯科市中心，至少有四十公里。

　　代表们到了后，先在预设的医疗站检查身体，然后住下来等待别的代表到来。

　　这里有许多松林，风景优美，加上附近也有几幢房子可用，因此也就被共产国际选中成为召开中共“六大”的会址和代表们吃住都可以配套的地方。

　　许多代表来莫斯科后，就被专车直接送到这里来。

　　按照最远的路程，从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要经过哈巴罗夫斯克，然后是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这些大站，才慢慢到达莫斯科北站，总共有九千二百八十八公里，按火车那时每小时二十五公里的速度计算，也得十五天后到达。

　　然后还得在交通员的护送下，搭上专门为他们准备的汽车或马车，从莫斯科北站直接往南，穿城而过，一直到达西南方向的这个五一村。

　　六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五一村召集了一个由中共代表参与的“政治谈话会”。他的职务，除了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处书记，还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中共方面，参加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等二十一人。

　　按张国焘的回忆，在一间不很大的屋子里，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带着东方部书记米夫及秘书陈绍禹，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预备会。

　　说是预备会，其实是一次摸底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想听听代表中有多少人对中共中央自大革命失败后所犯错误的指责，或者说有多少人公开反对过由前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所倡导的“不断革命”指导下的左倾盲动主义，现在就可以把想说的话说出来。

　　布哈林是长期从事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联共（布）中央委员，曾写过一本书，叫《共产主义ABC》，对共产主义理论的了解与学习具有启蒙的作用。

　　这本书，可能在坐参会的许多人都曾读过。

　　十月革命成功后，布哈林坚决捍卫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还系统阐述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被列宁称赞为“党内最可贵和最大的理论家”，是“革命的金童”。

　　原来，布哈林就出生在莫斯科，对五一村这一带应该很熟悉。现在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带着米夫来指导中共“六大”的召开，最想知道的，就是要听听在中共“五大”之后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的看法，然后可以在他写的报告中尽量避免脱离实际，尽量不跑出理论联系实际的轨道。

　　（4）

　　按张国焘的回忆，会议一开始，布哈林就说：“让反对共产国际的人先发言。”

　　大家都面面相觑，没有人发言。

　　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在中共高层反共产国际最大的人物并不在场，他就是陈独秀，其次，就是谭平山，此人已被罗明纳兹开除了党籍，根本就没资格来开会了。

　　怎么办呢？目前可能就只有张国焘，曾经对共产国际也是喋喋不休过，所以此时瞿秋白和陈绍禹都开口说：“就让国焘同志说说吧！”

　　于是，张国焘也就毫不客气地作为“反对派”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

　　他首先申明，自己并非是反共产国际，而只是有一些不同看法而已，而实际呢，就是对他们所派代表在中国的“瞎指挥”不满。

　　他认为中共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而恰恰相反，是过于依赖共产国际所造成。

　　然后还根据事实，批评瞿秋白在中央把暴动当成儿戏，或称“儿戏暴动”，也就是说，随便哪儿都在搞暴动，成了无动不暴，而中央就好像一个“编辑部”，把每一次暴动失败的材料编辑起来，作为下一次暴动的宣传，或者叫失败的“炫耀”。

　　接着，他阐述自己的看法，认为在暴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不能任意去搞，而应争取群众，扩大实力。

　　张国焘认为，在白色恐怖下，更不应该轻率暴动，而应保全实力。可是中央方针却恰恰相反，不注重团结革命势力，急功冒进，不断暴动，在广州暴动严重失败之后，仍认为革命潮流是在继续高涨，又制定出两湖暴动计划，坚持继续不断的暴动，结果呢？又都失败。这等于是“自杀”。

　　关于群众运动，张国焘认为，争取群众的机会其实很多，比如日军在五月三日进攻济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日浪潮，但是瞿秋白中央却认为，如果此时去反日，只会帮助国民党蒋介石，所以采取了消极态度。

　　他说：“中央只注重土地革命的工作，对反日反帝国主义不重视。”

　　当布哈林听到这里时，把眉头皱了皱，然后又摇了摇头，惊叹道：“原来是这样，说下去！”

　　接着，张国焘又说了很多具体的事。他认为工人的经济斗争应该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但瞿秋白中央却忽略了这一点；并且认为，就是农民斗争也是只希望武装他们攻城掠地，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表面胜利，而忽视了农民的组织和一定程度的经济要求。

　　最后，张国焘还谈了中央的惩办主义，说这样做不好，因为它导致了党内一部分人有离去的倾向。还说，他曾建议纠正，但瞿秋白不听，也逼得他想离去了，直到接到被邀请参加“六大”的通知，他才放弃了这一想法。

　　张国焘的这些话是十分大胆和尖刻的，他就当着瞿秋白的面说，同时他的发言也太长了，致使许多人可能想说上两句，都没有时间了，再加上布哈林已听够了，不需要再听别人的，所以也就没叫人再发言了。

　　（5）

　　六月十七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统计了各省已到达代表，一共来了一百三十八人。

　　这个数据不是应到人数，按应到人数，这里还差几个，也许还在半路上，也许在路上已遇到了麻烦，也许因故本来就没法来。

　　在这个联席会上，周恩来确定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此外，还有主席团下设的各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的名单。

　　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有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苏兆征、项英、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杨殷、关向应等十九人，但有人提议把斯大林和布哈林也写上，这样总共就有了二十一人。

　　大会主席团下面设了十个委员会，它们是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和财政审查委员会等。

　　大会秘书处设在会场附近，负责纪录、传抄、整理、打印等工作。由周恩来任秘书长，黄平、罗章龙任副秘书长。

　　秘书们大都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调过来的留学生。那位罗亦农的遗孀李文宜刚到莫斯科，也被中途安排过来当了会场纪录。

　　从福建来的省委书记罗明回忆，大会对每个代表都编有号码，他是十八号。

　　十七日当晚，主席团举行了预备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宣布了各项规定和议程：

　　（一）会场秩序

　　1.开会时间每日（从十八日起）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四时止。五时至八时休息。晚九时至十二时委员会会议。

　　2.每次召集开会以振铃（小铃）为号，不得迟到过五分钟。

　　3.召集会议后在已到会场正式代表超过到会正式代表过半数，主席即有权宣布进行议事日程。

　　4.开会时会场秩序由主席团值日主席维持，值日主席有权调节一切举止行动。主席团值日主席由主席团轮流担任。

　　5.未经主席团宣布散会，正式代表不得自由离席，如有特别理由，应得主席团值日主席允许，方能离席。

　　（二）议事细则

　　1.大会逐日议事日程由主席团拟定宣布之。

　　2.每次会议中如有议事日程以外的临时问题，应在该次会议议事日程进行完毕或得到主席团允许后才能提出讨论。

　　3.每种问题讨论之开始应在该项问题报告之后，由主席团征求同志发言，然后进行。

　　4.发言的同志应用纸条签上自己的名字（用自己的号码代替）提交值日主席，到开始讨论时，由值日主席指定发言。

　　5.发言时应站在主席台旁之发言台上。

　　6.讲话时间正报告与副报告由主席团预告决定。对于讨论之发言每人至多三次：

　　（A）对于政治报告之讨论：第一次至多四十分钟，第二次十五分钟，第三次五分钟。

　　（B）对于其他问题：第一次二十分钟，第二次十分钟，第三次五分钟。有特别需要时，得主席团或大会许可后得延长之。

　　7.发言之先应先报告自己的号码。

　　8.发言时如涉及讨论范围之外时，值日主席有权制止。

　　9.讨论终结时，由报告人收集各方意见做出结论交各该项问题委员会讨论后，向大会报告结果，并提出议决草案由大会通过。

　　10.表决以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代表之多数为标准，表决时代表应举起表决权□为号。

　　在这个预备会上，除了瞿秋白在主持外，还有一个人在忙着，他就是从湖北来的工人代表向忠发。

　　此人长着一张消瘦的脸，其身子骨也和他脸差不多，没多少肉，是属于那种筋骨型的体质。还没到五十岁头发就花白，其表情也很特别，在浓浓的眉南下长着一对三角眼，看上去鬼鬼祟祟的样子。

　　在大革命时期，向忠发只是一个在汉口江面上跑趟的码头工人，年轻时下过苦力，上了一点年龄后，就开始当上了码头帮的舵爷来，在汉口三十六个码头中，他们帮与帮的关系，简直是太清楚不过了。

　　大革命以前，他积极参加了京汉铁路总罢工，在码头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吸收为共产党员，并兼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此时他在开会前的频繁活动，已经让从福建来的罗明敏感到此人可能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角色。

　　你看他那积极样儿，就好像在办他们家私事似的，俨然以半个主人自居，见人就打招呼，显得很谦恭，认得的，双手合起来作揖，认不得的，也能看见他一副笑脸。

　　（6）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南郊四十公里处的五一村一所旧式庄园三层楼房的底层大厅开幕了。当时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

　　由于人数众多，房间有限，所以主席台上只能容得下一人讲话，其余的人只能坐在一排排的长凳上。

　　参加大会的，除了中共代表，还有共产国际、少共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和苏联、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代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处书记布哈林也来了，也只能坐在最前面一排长凳上，但斯大林却没来。

　　大会由工人出身的湖北代表向忠发主持，他宣布大会开始，然后又宣布全体唱《国际歌》。这是法国工人欧仁•鲍徳埃作词的全世界无产者的战歌，现在苏联把它用作了国歌。

　　国际歌唱完后，主持人向忠发宣布，向从去年四月以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被屠杀的革命烈士们进行追悼。

　　他说：“我们党在一九二七年第五次大会以后，我们的同志与一切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地主军阀等敌人搏斗。在战场上成千上万牺牲了的工农群众和我们的同志，以及许许多多我们的同志受异常残酷的刑讯，或拿到监牢里的，到处都有，牺牲人员的名单不能纪录，……广东、南昌、江苏、两湖，几次暴动死的英勇的烈士非常之多。大会对于过去死难的同志和其他烈士，英勇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应当表示热忱的哀悼，我们应当起立默哀三分钟。”

　　大家轻轻地站起来，把头低下，开始了沉默。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渐渐稳不住了，开始泣不成声，甚至哭起来了。

　　幸喜那个罗亦农的遗孀李文宜还没到会场，不然她在这里，肯定会嚎啕大哭的。

　　这些为革命死难的烈士，据周恩来在本次大会中所讲的数据，在三十一万到三十四人万之间。

　　接下来是大会第四项，通过主席团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此外，还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的名单。

　　然后，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向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

　　虽然是六月，但莫斯科是在高纬度上，再加上天气变化，使身子虚弱的瞿秋白在今天居然穿了一件浅黄色的粗呢长大衣。

　　他在开幕词中简单地回顾了自“五大”以后大革命失败的经过以及共产党奋起反抗举行一系列暴动却不能成功的经过，特别是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失败的过程，并承认中共自己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所以他希望在这次大会上，一方面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要肃清一切“变形了的机会主义”，使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

　　接下来，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安贝尔•德罗致贺词。他是瑞士人，是在十月革命后才开始倾向共产主义的，并创建了瑞士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起，他就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布哈林今天来参加开幕式，不代表共产国际了，他代表联共（布）向大会致贺词。当他站在台上演讲时，人们才发现，这人个子不高，但精力充沛，反应敏捷。

　　接下来是少共国际，法国、意大利、日本、捷克斯洛伐克、伊朗、美国等地的共产党致贺词。

　　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致完贺词后，中共属下的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也上台致贺词。

　　之后，瞿秋白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谢词。

　　接着，全体代表齐唱《少年先锋队歌》。

　　然后，向忠发宣布：“开幕结束，全体休会！”

　　（7）

　　六月十九日，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报告《中国革命与*的任务》。

　　在这个报告中，布哈林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第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第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

　　六月二十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

　　瞿秋白这个报告，有二万六千字，光是代表们讨论，就用了七天。

　　之后，大会分组讨论了这两个报告。气氛十分激烈，有时还要发生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

　　在讨论期间，蔡和森、王若飞、张国焘等作了长篇发言。

　　六月二十七日那天，周恩来也作了长篇发言。之后，他在六月三十日和七月三日，又分别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

　　周恩来在做军事报告后，早就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伯承，也来会场作副报告。

　　在作组织问题的报告时，周恩来回顾了一年多来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

　　他说，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约有三十一万至三十四万人，还有四千六百多人被监禁着。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全国的工会组织由七百三十四个锐减到八十一个，而这些工会都是秘密的，群众也很少。

　　但就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共产党人仍然进行着英勇的反抗，并把力量重新集合起来，在农村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在遭受破坏后，又重新恢复了。这是近一年来艰苦工作的成果。

　　在作军事报告中，周恩来回顾了“四大”以来的军事工作，总结了在“八•七”紧急会议以前中共在军事上所犯的二十种错误，把其中的六种错误进行了分析，这就是帮助了资产阶级巩固军队、没有在士兵中开展政治工作、武装工人和士兵没有坚定的方针、没有军事工作中心、对红枪会这些民间组织也不注意、对帝国主义军队没有做工作。

　　在建立红军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一，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

　　刘伯承的副报告，或者叫补充报告，主要谈了他在南昌暴动前军阀部队中的一些工作经验，即如何把军阀部队进行改造的问题。他谈了帝国主义与豪绅军阀封建制度南北军阀的性质，以及他们自身的矛盾和必然崩溃的命运，然后再谈军阀部队里的成分以及如何去搞兵运工作把他们的士兵发展成共产党员的问题。

　　其实，在他的心里还压着一块石头，那就是南昌暴动南下失败的问题，在这里他只字未提，也许是中央没有要求他去总结。但是这之后，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却在业余时间写下了他终生难忘的南昌暴动南下的经过，命名为《南昌暴动始末记》。

　　通过这份纪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大革命失败之际，共产党人是那么迫不及待地要去拉队伍，但没想到失败得那么快，原来在开始的时候，就力量不足，再加上沿途的损耗，到了目的地后，已经是强弩之末。

　　（8）

　　七月九日、十日，大会通过了已修改的《*章程》和各项决议案。

　　新的《*党章》，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

　　决议案有《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关于党纲的决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组织决议案（草案）》、《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关于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等十六个。

　　这使“六大”成了历次代表大会中文件形成最多的一次。

　　之后，大会进行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选举。

　　最终选出了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以此组成第六届中央委员会。

　　在选举的中央委员中，有几个是没来开会的，那是因为路途遥远没法通知到，他们是在海陆丰的彭湃、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和在湘南的杨福涛。

　　特别是杨福涛，此时他已牺牲，但大家都不知道，还以为他在湘南第一线战斗呢，其实此时他已离开人世近两个月。今年四月以来，敌人六、七个师进攻湘南，郴州已守不住，陈毅劝杨福涛一起去井冈山，而他却固执不去，结果在撤退衡阳的路上被地主武装挨户团给包围，整个中共湘南特委机关全军覆没。

　　在选举中，还选出由三名中央委员、二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审查委员会。

　　这应该是以前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延续，也是后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过渡。

　　（9）

　　在选举中，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和已在苏联学习的刘伯坚，提名陈独秀可以被选为第六届中央委员。

　　顿时，会场上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蔡和森站起来，马上说：“你们这种提名，简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汪泽楷一听，心里有些不服，他站起来要求发言。

　　当得到主持人向忠发同意后，汪泽楷说：“我要说的，并不是轻得不重要，也不是重的了不得。和森同志说，我们的名单中有‘独秀’二字，是件很奇怪的事，有政治作用，我却不这样认为，相反的，我认为和森这些话才很奇怪，有政治作用呢！”

　　接着，他解释说，自己和刘伯坚提出的名单，是不分什么新机会主义旧机会主义的，而是认为只要是同志，既能工作，又是人才，有政治经验，有工作历史，总之有能力，就选他。

　　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不管此人有何政治背景，只要是个能人，都应该被选，并且说：“名单之中有十五个工人，六个知识分子，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提‘独秀’这个名字呢？因为他有政治经验，对于党有很大的贡献，没有卑鄙污浊的行为，对于工作也很努力；虽然他以前是机会主义的，但他现在是接受了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的，既有政治经验，又有工作能力，还在党内是同志，我们不可以因他有错误，就把他说的一无是处。”

　　刘伯坚也发言表态：“选举之后，没有别的话可说，希望被选举的中央，不用揣测别的，在新的精神之下工作好了。”

　　汪泽楷见刘伯坚在支持他。于是又说道：“望共产国际注意，不要以为是小事，有政治性的私人利益作用。”

　　本来前面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这句话，却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共产国际，这个问题就大了。于是，汪泽楷马上被当成了一只老鼠，人人喊打。

　　首先是来自广东的苏兆征发言。他说：“汪泽楷说自己是为了党的利益，而实际不是。陈独秀是吗？也不是，因为他连‘六大’都不来出席，这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他还配被选为中央委员吗？”

　　接着，苏兆征又说：“独秀有政治经验是不假，但他并没有接受国际九次扩大会的决议呀，也没有接受大家对他错误的批评呀，所以，你为他说话，其实是与独秀一样的。”

　　汪泽楷一听，露出不屑的表情，马上调侃道：“你也太恭维我了！”

　　瞿秋白一听，马上发言。他说：“汪泽楷的话已没有实际意义了，不必去讨论！”

　　那位主持人向忠发说道：“过去党有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独秀工作是有历史的，主要的责任应加之新中央，这是对的。可是汪泽楷出席大会的态度与精神，给了大会什么影响呢？完全是不好的。他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他说独秀同志过去工作有成绩，谁也没有否认呀，是否对于他失望了呢？也没有呀！国际及中国党都要他来，如果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就应该来！”

　　张国焘也说：“汪泽楷说话的内容，我们可以不究，但态度实在不对。我提议，大会应给予汪警告。”

　　其后发言的李子芬也认为，大会快要闭幕，还闹出如此扫兴的事情来，可见机会主义的影响还在。他严厉指责汪泽楷的发言是反对党的利益，代表了落后的思想。

　　他说：“独秀可以工作，革命的群众并没有抛弃他，他有功绩，可是不能以此掩盖错误的责任。而汪泽楷到大会上来捣乱，实在是不对。”

　　李子芬发言后，王若飞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与陈独秀交往较多，因为他曾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也就是后来的秘书长，主要工作就是协助总书记陈独秀处理日常事务。这次到莫斯科来开会，他还亲自去劝过陈独秀来参加，但他却坚持不来。

　　王若飞说：“对于汪泽楷的发言，同志们说了很多，我觉得对他的批评是不是太过，太感情用事了？陈独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过去的错误也很大，但不是他一人负责，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所以，我认为提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也是可以的。因为陈独秀可以改正错误，继续工作；同时，党内选举，允许每位代表发表意见，怎么会觉得奇怪，‘有政治作用’呢？”

　　在王若飞讲话时，台下有人要他停止说话。

　　会议主持人向忠发看见这种情况，马上宣布停止发言，并问台下：“有人提议给汪泽楷以警告，有附议没有？”

　　台下马上有人表示赞同。于是，大会表决，结果大多数人都同意，给汪泽楷以严重警告处分。

　　见此情况，刘伯坚也主动提出也给他以警告处分，但大会没有接受。

　　（10）

　　七月十一日，大会闭幕。

　　这时，代表人数增加到一百四十二人。原来在开会期间，又从国内辗转来了四个。

　　经过二十四天紧张的工作，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六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首先，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进行了整肃。

　　大会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大会总结了党领导的军事运动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还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

　　大会正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阶段，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革命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夺取政权、把农民同盟军、建立和发展红军、创造和扩大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视为生长和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并把它提到了全党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的高度。

　　简单地说，其总路线就是八个字：发动群众，等待暴动！

　　*从成立的那天起，似乎就注定了自己所走的路是艰难曲折的，到处都充满着坎坷，到处都荆棘丛生。所以，也难怪一个代表着人民利益的大党，当她发现自己有悖于历史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毫不犹豫地拭去蒙住眼睛的沙尘，再继续前行，哪怕是还有可能遇到很多艰难险阻，激流险滩，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决不回头！

　　（11）

　　七月十九日、二十日，就在刚刚结束的六大会场，又举行了由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的六届一中全会。

　　在这次全会上，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等五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

　　向忠发，被确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六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张国焘等留在莫斯科，参加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等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回国。

　　从后来的历史评价来看，“六大”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同时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这未免又是一种酿成错误的隐患。

　　从中央领导机构的人员变局来看，共产国际居然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确定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这是许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后来的历史进程可以证明，向忠发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却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恶劣影响。

　　会议造成这种现状，可能有它内部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认识世界的问题。由于认识有局限性，发现真理的过程就极其艰难，所以许多事的发生，都是在前进中难以避免的。

　　不过，尽管中共“六大”存在着一些瑕疵，但它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1）

　　却说被派往井冈山的杜修经回到安源后，把到井冈山的情况向中共湖南省委做了汇报，还把那个在小井造币厂拿的两块比较粗糙的鹰币出示给林仲丹、贺昌他们看。

　　听了杜修经的汇报，林仲丹这才知道朱德和毛泽东已经会师。这应该是好事，或者说，自从新桂系组织三个师从衡阳向南压过去的时候，他们就一直没有得到湘南特委的消息，再加上省委在长沙又不能立足只好迁到安源，就更得不到湘南那边的任何情况了。

　　现在听说湘南的人马已到了井冈山，林仲丹心里悬着的石头算是落了地。但是，他又听杜修经说湘南特委根本就没去井冈山，心里又打起鼓来。

　　那个杨福涛还被省委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在“六大”上已被推荐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他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按照林仲丹的设想，杨福涛能选上中央委员，将来这个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职务非他莫属。但是现在，有关杨福涛及湘南特委的消息，却一点也没有。

　　其实，此时杨福涛及湘南特委已全体牺牲，只是路途遥远，消息闭塞，使他们无法知道而已。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马上又困扰着林仲丹，就是朱毛的会师，能说明什么呢？说的具体一点，这意味着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还是低潮的开始？这个问题，真不好下结论。

　　按照中央去年“十一月会议”的精神，只能把这种现象解释为“高潮”，所以他认为，既然他们在井冈山已搞出了一个局面，那就要在其他地方策应他们，让能暴动的地方跟着暴动起来。

　　听杜修经说，他离开时，敌人已经在进攻井冈山了，看来这建立农村根据地也并非易事，所以现在要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要杜修经把到井冈山的情况写一个详细材料，他要向中央汇报，并等候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当时中共湖南省委和湘东特委都在安源，也包括中共安源市委，有时他们还一起办公，但大多数时间是分散隐蔽。这时，省委书记是宁迪卿在代理，林仲丹来了，他也就基本不管事了。目前，省委的日常事务，却是由矿工出身的副书记廖保庭在料理，但实际拿大主意的却是由中央派来的林仲丹和贺昌。

　　在林仲丹和贺昌的设想中，湘东所辖的区域有株洲、醴陵、浏阳、安源、攸县，而到了湘鄂赣，则有岳阳、临湘、崇阳、通城、通山、大冶、阳新、平江、修水、铜鼓、万载，如果把毛泽东他们所开创的湘赣边界六个县连起来，再与杨福涛他们所辖的湘南七县连成一块，那就是一大片的红色区域。

　　不难看出，这个区域一旦实现武装割据，那就有三十来个县，向西，可以觊觎长沙，向东可以虎视南昌，向北可以威逼武汉。这的确是一个理想的战略意图。

　　但是今年三月份，那个刚从武汉来岳阳上任的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却被从井冈山跑回长沙的苏先骏给认出，然后跑去国民党那里领功请赏，把郭亮给出卖了。

　　这样，就导致郭亮被捕，不久被枪杀。从那时起，共产党在湘鄂赣地区就没有了主心骨。因此，要实现以上的战略意图，得派一得力干将去。林仲丹是中央特派员，他有这个权力去推选跨两省的地区特委书记。于是，就与中共湖南省委常委贺昌商议，决定把湘东特委书记滕代远调去顶替郭亮。

　　事情决定后，林仲丹把滕代远找来进行了单独谈话。

　　他告诉滕代远，到了岳阳后，得先重新建立特委机关，然后设法和各县党组织建立联系。还特别叮嘱，驻守在平江县城的国民党独立第五师里有党的组织，负责人叫邓萍，在军队里官职不大，只是一个团部副官，但第一团团长彭德怀却是一个党员，所以在路过平江时，一定要去看一下，他们那里能不能举行暴动，如果能就要尽量去争取。让他们把队伍拉出来后成立一个红五军，这样就能与井冈山的红四军相呼应。

　　就这样，几天后，杜修经又重新被派往井冈山，去完成中共湖南省委交给的任务，然后滕代远也把湘东特委的工作转给了一个叫蒋长卿的人，也出发了。

　　这时，正好是六月底七月初，天气开始逐渐变热，到了午后，还能听见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

　　（2）

　　说到郭亮的被害，首先要说那个苏先骏。他不是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队伍中担任第三团团长吗？由于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把他的团长职务撤了，他心怀不满，同时对毛泽东把一百支枪送给袁文才更是暴跳如雷，所以就在那个刚进入井冈山地界的古城愤然出走，说是要到省委去状告毛泽东，可是他去了吗？

　　苏先骏从井冈山回到长沙后，已经是十月份了，他到处寻找党组织，却怎么也找不到。于是，就东游西荡。那时，正是宁汉战争爆发前夕，唐生智的势力在湖南是占绝对优势。他同样不会让共产党在他的后方“捣乱”。所以在长沙，他把清除共产党的活动当成了一大要务，只要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就要穷追不舍。

　　这样，在长沙的中共党组织几乎全都转移了。所以，苏先骏和后面专门来找省委汇报工作的何长工一样，根本就别想找到人。

　　当然，像苏先骏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散兵游勇”，更是像无头苍蝇，到处瞎撞，不仅找不到党组织，而自身也存在很大风险，也就是被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侥幸的是在长沙，他居然没引起注意，也就没被抓，但也找不到党组织，只好回到他的家乡浏阳。

　　他毕竟是浏阳人，以前还是这里的农军负责人，所以一回去，就被当地党组织接纳了，而且还领受了任务四处活动。

　　今年三月，他奉命到岳阳去办事，党组织给了他一个接头地址，岳阳镇翰林街二十二号。结果，他去一找，还真找着了。原来，这个地方是一家卖煤的工场，当地人叫“煤栈”。

　　一看见那些煤灰，苏先骏就想躲，心里不住地埋怨怎么让他跑到这里来接头，真是晦气！他拍了拍已经打扮成商人的衣服，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在一大堆煤炭面前，他对正在忙着的伙计说，他要找一个叫“满爹”的人。

　　伙计一听，心里一紧，但没有理他，只是马上向四周看了看，过一会儿后，才轻声说：“你跟我来！”

　　原来这伙计叫周尚武，是郭亮的助手。待他把手里的事情处理完后，才把苏先骏引到一个僻静的屋子，然后把郭亮请了出来。

　　原来，他俩早就认识，一见面居然互相都打起招呼来。郭亮个子不高，短打扮，留着小平头，蓄着小胡子，黑衣黑裤黑布鞋，像个戏台上的武生，也像个江湖上的侠士。

　　他们见面后，苏先骏还调侃说，在去年暴动时一路撤到井冈山，还沿途贴标语，都是以他“郭亮”的名字署名，让百姓们看了还以为这个郭亮肯定有千军万马，想不到他却在这煤栈只管两三个人。

　　在大革命时期，郭亮在长沙担任过湖南省总工会主席，领导过长沙工人的很多次罢工，其知名度和号召力都很大，所以毛泽东才借用他这个名字，使沿途的人都知道他们这支队伍是站在工农一边的。

　　可此时，苏先骏见了郭亮后，居然忘记了自己来干什么了，他知道郭亮曾是省级领导，就把他在井冈山所受的委屈全部倒了出来，还诋毁了毛泽东一番。他说，本来是要到省委去反映情况的，状告毛泽东擅自撤离长沙，把队伍拉到江西宁冈去，还无原则地送枪给土匪头子袁文才。

　　郭亮是个认真的人，他听苏先骏这么说，就拿一个小本子把听到的都记录了下来。不过，他这是干秘密工作，所记录的，都是一些只有他才能看懂的符号。

　　此时，郭亮答应苏先骏，待他回省委后可以把这些情况反映给上去。

　　哪知当苏先骏一离开郭亮准备去长沙时，就在岳阳的火车站被人认出，然后在那里被捕。

　　在岳阳国民党警察局的刑讯室里，苏先骏声称自己是做生意的。刽子手们根本就不听他的解释，也没给他用刑，而是把他带去看了看别人是怎么受刑的，他就一下软了，把什么都交代了出来。

　　这样，“满爹”老板郭亮也就被捕了。不久后，在长沙壮烈牺牲。

　　（3）

　　滕代远第一站准备去平江，然后再到他要去的岳阳，但是在路过浏阳的时候，却被交通员带到了丙子岭，原来这里是中共浏阳县委秘密活动的地方。他们正在召开县委扩大会议。

　　由于浏阳县不是滕代远的终点站，他只是顺路，所以作为曾经的湘东特委书记，他还是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本是曾护送过毛泽东去铜鼓发动秋收暴动的那个潘心源，但现在他被调到湘东特委去任副书记了，浏阳县委书记只能另外换人。现在，潘心源也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叫彭清泉。

　　在这个扩大会议上，彭清泉和刚上任中共湘东特委书记的蒋长卿也来了，他们除了安排目前浏阳县委的重点工作外，还重新建立了新的中共浏阳县委，让以前的县委委员张启龙担任书记，王首道任组织部长，刘大荣任宣传部长。

　　为了召开这次会议，他们做得很隐蔽，先是在一个姓沈的地主家，后来又转移到孙家塅谢家冲，其议题主要是解决目前党内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一是对土地的分配不采用共耕制而采用分配制，二是对主张“只有把房子烧了，群众才出来革命”的错误观点进行批评。看来，这左倾盲动主义，不仅从中央开始在肃清，而在各地方也知道了它的危害，所以也在自觉肃清阶段。

　　会议结束后，滕代远告别他们，去了平江。在交通员的一路护送下，他到了平江东乡的浊水村，这个村就在城边上。在那里，滕代远又与中共平江县委的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钟期光接上了头。

　　在钟期光的特意安排下，滕代远妆扮成一个回乡探亲的绅士，让手下的交通员雇来一顶小轿把他抬着，这样就避免了进城的关卡盘查。

　　在路上，滕代远可是个有心的人，他坐在轿子里也没闲着，而是在悄悄地看着外面的风景，其实他是在查看平江县城附近的地形地貌，哪儿有一个高地，哪儿有一道沟壑，他都努力把它记在心里。

　　他认为，这些地形很重要，如果一旦举行暴动，依靠这些地形堵击敌人，那就会争取主动。在长沙城外，他也是这么做的，可惜还没有搞起来，就被取消了。

　　（4）

　　平江县城坐落在幕阜山下一个盆地上，群山环抱，屹立四周，汨罗江从东北大山中流出，然后绕城而过，向西流去。

　　说到这汨罗江，它可是一条名江呢，因为战国时代的士大夫屈原报国无门，就是在这条江边自尽的。

　　据说他准备跳江，又怕沉不到江底，就把一块石头绑在身上，这是成心要把自己毁灭的佐证。他这是效忠楚怀王的愚忠，今天可行不通了。国民党背信弃义，以人民为敌，该反还是得反！

　　在平江县城的独立五师第一团团部，滕代远终于见到了副官邓萍。

　　他是以会见老同事的身份去找邓萍的，但当这个四川人看见他时却并不认识，于是滕代远就说了一个接头暗号。邓萍一听马上就明白了，但旁边有人，他只得装出一副老友相见的样子，立刻问长问短起来。

　　之后，他把滕代远安排在城中君子巷的旅店“镜中天”住了下来，到了晚上还带了几个同志专门去会他。

　　邓萍是四川富顺人，此时刚刚才二十岁，显得很年轻，他看见省委已派人来联系他，就知道可能有新的指示，于是就把他知道的几个党员找来，晚上以“打牌”为名到了“镜中天”旅馆。

　　遗憾的是团长彭德怀不在，他也是党员，但带着一个营出外巡视去了，要几天才回来。

　　原来这彭德怀和毛泽东一样，都出生在湖南湘潭县，但不是韶山冲，而是彭家围子。此时他已经三十岁，在军队中已干了十几年。作为一个军阀部队中的团长，按理说都是在做“升官发财”的梦，哪里还有革命的志向哟！但他是个例外，居然加入了共产党，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彭德怀出身贫寒，对穷苦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在骨子里早就有参加革命的愿望，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这才耽误到现在。不过自从他秘密入党后，人虽还在军阀部队中，但心却早就飞向了革命，或者说他已认为自己是个革命战士了。

　　彭德怀的名字以前叫彭得华，乳名叫钟伢子，后来知道了“滴水穿石”的道理，就改为“石穿伢子”。他从小就死了母亲，又遇到父亲病重，只得在祖母的带领下一起去讨饭。

　　在母亲还健在时，他还读过两年私塾，但后来家道不济，他只得辍学回家，开始务农，还下过煤窑做矿工。

　　由于他生活道路非常艰辛，性格中就养成了一种坚定与倔强。十五岁那年，也就是民国二年，他参与了“饥民闹粜”的风潮，被官府通缉，只有逃到洞庭湖去当堤工。但三年后，他再也没有出路，只好去投湘军。

　　当了兵后，他非常同情家庭出身贫困的士兵，就秘密组织了一个“救贫会”，其目的是专门救济那些生病或负伤的人。哪知他听说有一家恶霸在乡里横行，居然连在外当兵的家属都不放过，于是就派会员们去杀死了这个恶霸，结果他也被抓，但侥幸的是，他却在被押解的半道上逃脱。

　　经过了一番“杀富济贫”的经历后，他知道当兵靠“光宗耀祖”已行不通了，所以“得华”这个名真是不可用，怎么办呢？那就“德怀”吧，心里一直怀着一颗“大德”的心，也就足够了，这样他就改名为“德怀”，意为“广德天下，壮志满怀”。

　　改了名后，他似乎很顺当，去报考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居然还考上了。毕业后，又回到湘军，但再也不是什么大头兵了，而是从排长做起，然后连长、代营长、营长、代团长、团长，真是歪打正着，步步高升。

　　但此时，彭德怀却受大革命的影响，把当军官是为了“升官发财”的想法早就放弃了。他觉得共产党“救民于水火”才是他该走的人间正道，才是真正的“大德”，所以他就在团部副官，一个叫张匡的共产党人那里，想秘密加入共产党。结果几经周折，最后还是被批准了。

　　经邓萍的介绍，原来他们这支队伍，或者叫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本是驻扎在岳阳以西的南县、华容、安乡一带以配合国民党地方政权进行“清乡”的。

　　这个师的师长叫刘铏，但实际负责的却是副师长周磐，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因为这个独立第五师经历了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北伐战争这几个阶段，其间被很多军阀都收编过，现在却落到了今天湖南省主席鲁涤平的手中。

　　为了掌控这个师，鲁涤平专门派了一个心腹叫刘铏的来充当师长，而原来的师长周磐却被降为副师长了。

　　由于独立第五师在南县那边一直在闹军饷，所以被他们的上司鲁涤平调到平江来驻防，以替换原来驻防的阎仲儒旅。这样，一来可以减轻军队“哗变”的风险，二来可以用它来浇灭湘东一带农民革命的烈焰，这就可以收到“一举两得”的奇效。

　　哪知他们的算盘却打错了，因为革命的种子已在这个师的第一团播下了。这就极有可能让他们弄巧成拙，偷鸡不着，还得折一把米呢！

　　（5）

　　通过邓萍的介绍，滕代远知道了目前这个独立第五师的驻军情况。

　　师直属队、第一团团部和下辖第一、三营驻扎在县城，第二营驻扎城南几十里处的思村；第二团驻在城北梅仙至南江桥一线；第三团驻在城东南几十里之外的献钟、嘉义、长寿街一线；随营学校却还在岳阳。

　　目前，第一团的秘密党员最多，除了邓萍和团长彭德怀外，还有一连长李灿、九连长黄纯一、通讯班长张荣生和马弁李光等，此外第三团的三营长黄公略、师随营学校的副校长贺国中，也是秘密党员。

　　当时，准备在师里建立一个党委，由彭德怀任书记，在下面成立两个支部，第一支部由邓萍任书记，其成员有李灿、黄纯一、张荣生、李光等，第二支部由黄公略任书记，其成员有贺国中等。

　　从人数上看，这支队伍里党员少了一点，但是第一团的团长彭德怀却是党员，这就很有威力了。只要能抓住火候，在他的一声令下，说不定全团都得跟着他走，那可是一千多号人呢，再加上黄公略和贺国中的人马，加起来就有两千人左右，这可不能小觑呢！

　　所以，滕代远现在看清了，目前的形势如果有利的话，那就马上举行暴动，在平江先把革命的火焰烧起来，至于到岳阳去就任湘鄂赣特委书记一事，先放一放再说。

　　这个问题，可能要等到彭德怀回来才能决定，所以滕代远就把省委的指示和自己的想法说了。大家也觉得，只有等团长回来才能定夺。

　　于是，邓萍马上给彭德怀写信，要他尽快回平江县城。

　　滕代远也在给省委写信，把了解到的情况做了汇报。

　　（6）

　　第二天，彭德怀回来了，他来旅店见了那个省委特派员滕代远。

　　给他的印象是，此人有一股书生气，就像学校里的学生，浓浓的眉毛下却是一双机警的小眼，但待人接物却很随便，即使初次见面，也好像是老熟人似的，不感到生分。

　　见了彭德怀，给滕代远的印象是，此人中等身材，和他差不多高，走起路来大大咧咧，不像是个讲步伐的军人。浓眉下一双大眼一闪一闪的，显得很活泼，鼻梁塌陷下去，使嘴唇微微翘起，看起来虎头虎脑的。

　　其实他们之间，只差六岁。由于经历的不同，年长的彭德怀笑起来却很开朗，而滕代远只能勉强地迎合一下，好像有些腼腆似的。

　　他们这是初次见面，哪知道这一见，却是多少年的同甘共苦！这些，此时他俩都不知道。

　　首先，彭德怀以他团长的身份，在旅馆给滕代远“接风”。其实，是以这个宴席做掩护，商量大事情呢。

　　通过互相了解，滕代远才知道，彭德怀是今年四月才入党的，但追溯其历史却是前年十月北伐军攻取武昌后，他就被那时的第一团指导员米青看中，在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

　　那时，是在何键第三十五军的第一师，鉴于何键“反共”的苗头已经显露，所以这些事，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那时，共产党员段德昌给他看了许多进步刊物，如《新青年》、《向导》等，还看过布哈林所写的《共产主义ABC》。可正当他要求入党时，段德昌却犹豫了，没有马上答应他。因为共产党内有明确规定，在发展党员时，对国民党军官不能选择，那是因为怕被国民党攻击说在挖他们的墙角，这是影响“国共合作”大局的。所以，段德昌是很慎重的。再说，何键的三十五军，其反动军官极多，在这个军队里发展党员，可能是不现实的。

　　结果不久，完全证实了这个判断。因为蒋介石公开“反共”后，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而这个事变的幕后指挥者就是何键。所以，彭德怀的入党问题就更加渺茫了。但是，这丝毫没影响到他的信仰，而是一直在等机会。结果，以周磐为师长的这个第一师，最后却摆脱了何键的控制，被鲁涤平收编为独立第五师了，这样好像机会就有了。

　　那是在独立第五师进驻南县的时候，彭德怀的第一团与其他团不一样，他们从不侵犯老百姓的利益，相反的，还惩治当地的恶霸。这让在秘密状态下的中共南华安特委开始注意起他来，认为这究竟是什么人在带领这支部队，难道他就不怕国民党制裁吗？

　　为了寻找这一答案以便后来争取这支部队，中共南华安特委就专门派了一个化名为张匡的人去军队里了解，结果发现他们的团长彭德怀，居然还保持着大革命时代那种进步军人的革命朝气。

　　更其重要的，张匡还了解到这个团长彭德怀居然受过段德昌的影响。恰在这时，段德昌因为在鄂西开创革命根据地时在沙市负伤无药医治，这时就托人找到彭德怀请求援助，结果彭德怀表现得很积极，一听说段德昌被送到岳阳，就马上派军医去精心料理。

　　之后，就在段德昌直接介绍下，加上整个中共南华安特委的信任，终于同意彭德怀入党。但是，这个申请书报到中共湖南省委后，却迟迟没被批下来，直到今年四月，才有“同意”的回音。

　　（7）

　　今天晚上，彭德怀借给省委特派员滕代远接风的机会，把本团几个秘密党员找来陪席，目的也是向省委汇报，现在已火烧眉毛了，看该怎么办？

　　原来彭德怀在第一营营长陈鹏飞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是陈鹏飞的一个亲戚从长沙来，给他透露了国民党已破获秘密状态下的中共南华安特委，在获得的文件中，发现有一张通行证，居然是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副校长黄公略签发的。这就说明，黄公略的身份已经暴露，得马上想办法让他转移。

　　滕代远听后，也觉得事态严重，怎么办呢？看来只有先下手为强了。既然中央特派员林仲丹在临别时要他相机行事，那就只有先把红五军的旗号打出来再说。于是，他向在坐的各位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并且说：“现在敌人已发现了你们这里有共产党，下一步就是顺藤摸瓜，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肯定会被一网打尽。所以，我们现在只有抢在敌人的前面，先下手了！”

　　彭德怀一听，觉得这个姓滕的一下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快刀斩乱麻，痛快！这很对他的脾性，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真是太爽了！于是就第一个表示同意，还把手举起来了。

　　其他人看见彭德怀举手，也跟着举了起来。

　　然后，就马上派人去第三团第三营给黄公略送信，要他马上行动，不然就来不及了。

　　经过大家紧张的磋商，决定以“闹饷”为掩护，到师部和国民党平江县衙门去“示威”，然后采取行动，逮捕那些反动军官和贪官污吏，彻底与国民党决裂。

　　这也算是在召开党的重要会议，部署暴动的具体事宜。所以，滕代远在这个会上，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就党的政治主张，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政纲等提出了最低要求，希望大家都牢记和遵守。这些要求是：

　　一、彻底消灭平江县城内的民团、挨户团等反动地主武装，抓捕县长、省督察员、独立第五师副师长周磐、李慧根等反动头目及一切土豪劣绅。

　　二、宣布成立中国红军第五军，并把一部分缴获的武器转交地方组织，武装工农。

　　三、建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宣布土地政纲和劳动法令。

　　四、释放在监狱中的一切政治犯。

　　五、在湘鄂赣边界创立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红四军形成呼应。

　　六、改善士兵生活。每人发现大洋三元，官、兵、夫一律平等。

　　七、向富商筹募军饷，没收土豪劣绅及反动头子的财产。

　　八、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没收各帝国主义者在平江的教堂、企业和财物，归苏维埃政府所有。

　　九、武装拥护苏联，并与各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一切战争。

　　十、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等的自由。

　　会后，彭德怀又专门派人去岳阳通知贺国中，要求他们急速带领全体学员到平江来参加暴动。

　　（8）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彭德怀在平江县城召开全团排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武装暴动的紧急部署。

　　在这个会上，他说：“弟兄们，大家都是贫苦百姓出身，靠吃粮当兵，以前我们成立了‘救贫会’，今天我们可就要全部加入这个‘会’了，他就是共产党。我们只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能彻底消灭那些为富不仁专门欺压穷苦百姓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阀，才能把所有贫苦的工人和农民救出苦海。所以现在我决定，我们第一团全体官兵，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天下穷人才有好日子过。不然，我们就是一条道走到黑，成为军阀欺压百姓的工具。”

　　中午时分，彭德怀又对集合在天岳书院的第一团第一营全体官兵，进行了暴动誓师演讲。

　　在大会上，先由士兵委员会总代表李灿庄严宣布，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第一营在平江举行暴动了。

　　然后，他扯起了一面绣有斧头镰刀架起“十”字的红旗，把它挂在主席台后面的墙上，接着要大家把帽子上的国民党党徽取掉，然后发给每人一根红布条，要他们拴在脖子上。

　　换旗易帜结束后，是军长彭德怀讲话。

　　他讲了在平江他们为什么要暴动？那是因为国民党腐败，当官的克扣军饷，士兵饿着肚子，土豪劣绅霸占土地，农民们既要交地租，还得受层层盘剥，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他说：“士兵同志们，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要在平江举行暴动了。经过十几年的摸索，现在我才明白，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天下的穷人才有衣穿，有饭吃。所以，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战士就算加入了革命队伍。从此，我们就脱离了国民党那边，成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第一团第一营的战士了。以后，一切行动都要听共产党的了！”

　　接着，他宣布各连指挥员的名单及革命纪律，然后命令各连带好武器，系上红五军的标记，就是脖子上那根红布条，向县城内预定的目标进军。

　　他说：“我们既然是暴动了，就得对当地的土豪劣绅进行清算，每个团、每个营都事先给你们划定了区域，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大家一听，马上拿起武器向城里冲去。

　　（9）

　　出发后不久，平江县城内，终于听见了枪声，而且越来越大。

　　这就说明，暴动已经开始。

　　结果只用了两个小时，就顺利解除了一千多名反动警察和民团的武装，然后控制了整个县城。城内的反动分子大都被捉，这里面有国民党平江县长刘作柱、清乡督察员杨鹏翼、清乡委员黄思岑等。

　　副师长周磐不在，另一个副师长李慧根和参谋长杜际唐乘乱逃跑。这两人平时没看见有多大劣迹，所以彭德怀也就没派兵去追。

　　与此同时，革命的士兵又从监狱里解救出了六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其中有三百多人是已被判处死刑但还没来得及执行的。

　　这次暴动，缴获的战利品也不少，有步枪一千多支，子弹一百多万发。

　　下午三时，彭德怀与滕代远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一队兵打着红旗进了城。这时他们发现城内到处都贴着标语，看来平江县城内的地方党组织也从秘密转为了公开，这是他们贴的标语呀！

　　（10）

　　在嘉义镇驻防的黄公略，在接到彭德怀的密信后知道情况不妙，于是想到，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把第三营先从第三团拉走再说，目标是平江县城，与彭德怀的第一团会合。

　　嘉义镇在平江县城的东南方向，地处县城与长寿街之间，其里程相隔至少有一百里。

　　此时，三团团长刘济仁已获悉黄公略是共产党员，正要派人来抓。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黄公略抢先了一步，马上通知第三营操场集合。

　　他谎称要去西边“打野外”，需立即出发，就这样，他终于摆脱了刘济仁的抓捕。

　　当部队走到思村附近时，正遇第一团第二营也在那里起事，这时黄公略高兴极了，马上命令和他们会合，一起开往平江县城。

　　这一下，却把下面有个连长的脑子搞乱了，他就是九连的贺仲斌。在大家走到丹田镇休息时，他居然悄悄把他那个第九连全部带走了，待黄公略发现后，已经晚了。

　　一打听，这个家伙并没有往原路返回，而是往浏阳去了。

　　这一下，可把黄公略后悔死了。看来，这军官们的思想不搞通，可能也是一大弊病。或者说，没把握的人，就坚决撤换他们，这样就可避免这种损失。

　　但今天把部队带出来，也是事发仓促，所以根本就来不及去替换谁，这样就让这个贺仲斌钻了空子，着实可恶！

　　（11）

　　平江城里火红了天，却迎来了另一支队伍进城，仔细一看，原来领头的居然是个女的。她可是大名鼎鼎的胡筠，中共平江县委书记。现在，她把县委机关及四乡农民组织起来的赤卫队也开进了城，与红五军会师。

　　只见她长得眉清目秀，还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很像一个知识型的现代女性，但殊不知，她还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呢。现在，她腰里别着短枪，左臂上戴着鲜红的袖章，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前头。咋看起来，甚是威风，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

　　这一天，整个平江县城简直沸腾了，大家都纷纷跑来围观这个从平江本地走出的红军女司令。

　　彭德怀见到胡筠后，先是惊讶，然后肃然起敬，还给她端端正正行了个军礼。然后，伸出大拇指说：“你真不愧是女中豪杰！ ”

　　七月二十四日，彭德怀、滕代远在平江县城召开了庆功大会，庄严宣布成立中国红军第五军。

　　全军下辖第一、第四、第七三个团和特务连、机枪连、炮兵连，共计二千余人。

　　第一团团长由原来第一营营长雷振辉担任，第四团团长由原第二营营长陈鹏飞担任，第七团团长由原第九连连长黄纯一担任。其序列如下：

　　                     中国红军第五军

　　军长  彭德怀

　　党代表  滕代远

　　参谋长  邓萍

　　第十三师师长  彭德怀（兼）

　　党代表  滕代远（兼）

　　参谋长  邓萍（兼）

　　第一团团长  雷振辉

　　党代表  李灿

　　第四团团长  陈鹏飞

　　党代表  黄公略

　　第四团团长  黄纯一

　　党代表  贺国中

　　同时，红五军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由士兵参加军队管理，维护军队纪律，开展群众工作，还要实行“官兵待遇一律平等”。

　　接着，红五军的领导人与平江县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胡筠、钟期光等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实行总暴动。

　　七月二十五日，中共平江县委在县城召开了群众大会，成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选举胡筠为政府主席。

　　彭德怀、滕代远等红五军领导人参加了大会，热烈庆祝红色政权的诞生。

　　大会选举了十五人组成的政府领导机构，颁布了施政方针，枪决了反动县长刘国柱。

　　会后，在县委的组织下，区、乡也都陆续成立了红色政权。

　　就在这一天，贺国中率领随营学校的一百多名学员从岳阳来到了平江。

　　这所学校，共招收了一百多名学员，其中不少人是被国民党清乡委员会曾经追捕的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校长由副师长周磐兼任，但实际负责的是副校长、共产党员黄公略。后来，黄公略被周磐送往黄埔军校深造，这个学校的副校长就由共产党员贺国中来担任了。

　　贺国中接到暴动通知后，是以“打野外”为由带兵出来的。也就是说，是去野营训练，这样就很顺利地来到了平江县城。

　　作为党代表的滕代远，向随营学校的学员们讲了革命的道理，并说：“今天，你们到了这里，就算毕业了。愿意跟着我们革命的，就留下，不愿意的，发给路费回家。”

　　这个学校是整个独立第五师的，所以其学员都来自一、二、三团，按彭德怀的安排，原来在第一团的就回第一团去，第二、三团的自愿选择。结果，大多数人都没有走，只有少数人离开了。

　　黄公略率领第三团三营的官兵，与第二团一起进了平江县城，和彭德怀他们会合。

　　（12）

　　平江暴动一声惊雷，把长沙城的国民党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搞得坐卧不安，他马上派出六个团的兵力来“平定叛乱”。

　　自新桂系赶走刘兴部北上后，在湖南只剩下了何键的第三十五军，这时谭延闿的代理人鲁涤平又得瑟起来，接替了被李宗仁撤职的程潜的职务，充任起湖南省政府主席来。

　　为了把湖南掌控在他鲁涤平的手中，他把全省划分为五个治安区，并分派了五个军事长官来负责，而平江是属于北区，由他直接指挥的第二军副军长张辉瓒负责。

　　此时，张辉瓒已派第六师师长戴岳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六个团向平江杀来。

　　为了对付比红军多十倍的兵力，彭德怀召开了军事会议。他沉着机智，对守卫平江城进行了部署，决定利用城郊周围的有利地形，先歼灭敌人一两个团，然后再撤出平江县城，有计划地向江西修水那边转移。

　　县委书记胡筠知道后，马上动员各区的工农武装组织赤卫队前来协助作战，平江附近的百姓也挑菜抬猪，从四面八方赶来慰劳红军。

　　七月二十九日，敌军先以五个团的兵力分前后两个梯队从西边向平江县城推进。当时县城内红五军只有六个连的兵力，但彭德怀没有畏惧，而是带着这六个连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其他各营连听说敌人来进攻，也从四面八方聚拢平江县城，决定与敌人打一场堵击战。

　　三十日上午，敌人向西门猛烈攻击，但遭到了隐蔽在据点内的第一团机枪的阻击，几次冲锋，都被打了回去。

　　与此同时，部署在城北的第七团，在团长黄纯一带领下，按预定计划从北向南突击，把敌军逼到了平江城南。

　　这时，他们的第二梯队已上来，又进行疯狂的进攻。在堵击战斗中，第七团团长黄纯一不幸牺牲。

　　这一天的激战，红五军虽然打死打伤了三百多敌人，但敌我双方实力悬殊太大，所以只好撤离。

　　傍晚时分，天气骤变，一声惊雷在头上炸响，接着就是“噼里啪啦”的瓢泼雨声。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彭德怀和滕代远决定，马上将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东乡龙门厂一带去。

　　趁着下雨的时候，红五军很快撤出了战斗，然后向东奔去。

　　党代表滕代远单独带着一队人马断后，好在他在来时已把整个平江县城的地形尽收眼底，所以也就很快撤了出来，然后去追赶大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