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员阿丘哥哥

 图书馆员阿丘哥哥   邱晓辉

我认识阿丘哥哥那年，刚满十岁。那是一个蝉鸣聒噪的夏天，母亲牵着我的手，推开县图书馆那扇沉重的、漆皮剥落的木门。光柱从高窗斜射而入，无数尘埃在光里翻滚，像是被惊扰的精灵。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我从未闻过的气味——旧纸张的微甜，霉味的微涩，还有木头经年累月被无数双手抚摸后产生的温润包浆的气味。这气味让我莫名地安静下来，不再扭捏着要挣脱母亲的手跑回烈日下的街道。

就是在这样一道光柱旁，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正踮着脚，用一把鸡毛掸子，极其认真地拂拭一架顶天立地书柜的最高一层。听见门响，他回过头，逆着光，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看到一个清瘦的轮廓和一副极大的、滑到鼻梁中段的黑框眼镜。镜片上反射着窗外的光，像是给他的眼睛镶上了两小块白色的钻石。

“邱同志，这就是我家孩子，以后要麻烦您多照应了。”母亲谦恭地说。

他放下鸡毛掸子，从光里走过来。他的步子很轻，踩在老旧的水磨石地面上，几乎听不见声音。他走近了，那两小块“钻石”消失，镜片后是一双极大、极黑、极其温和的眼睛。他个子很高，弯下腰，视线与我齐平，微笑着说：“不麻烦。叫我阿丘哥哥就好。”

他的声音不高，有点沙哑，像夏夜里吹过晒谷场的凉风，瞬间抚平了我心中最后一点焦躁。我注意到他的旧中山装洗得发白，肘部打着两个极其工整的、针脚细密的深色补丁，一粒扣子有些松了，将掉未掉。他身上也带着那股图书馆特有的、好闻的气味。

从此，县图书馆成了我第二个家，而阿丘哥哥，则成了我通往另一个无比广阔世界的守门人。

那时的图书馆，远非今日窗明几净、自动化管理的模样。它由一座废弃祠堂改建，高大，空旷，幽深。阳光永远只能照亮靠近窗户的一小块区域，越往里走，光线愈暗，书架如同沉默的黑色巨人，并肩矗立，散发出更浓重的故纸堆的气味。高高的天花板下，横梁隐在阴影里，偶尔有燕子从破了的窗纸处飞进，啁啾几声，又迅速遁入黑暗。对一个小孩子来说，那深处是带着几分神秘和可怕的。

但阿丘哥哥在，这一切便不可怕了。他似乎是这古老空间的一部分，甚至于是它的灵魂。他熟知每一架书柜的脾气，每一本书籍的脾性。他能准确地说出《林海雪原》隔壁那本《辞海》修订版下册的封皮左下角被谁烫了一个烟洞；他知道《红岩》的哪一页夹着一片早已干枯的枫叶书签；他甚至能听见书籍的“呼吸”——

“这本书刚被还回来，还没‘睡醒’呢，让它再在推车上歇半天。”他抚摸着一本《十万个为什么》的封皮，轻声对我说。

他的工作繁琐至极。修补破损的书脊，给新书盖上紫红色的馆藏印章，用蘸水笔在牛皮纸卡片上写下工整的楷书，再将卡片插入书籍扉页后的纸袋里。他做这些事时，神情专注得像一位正在进行精密手术的医生。我常常趴在长条桌对面，看他用小刮刀一点点铲去书上不知谁粘上去的饭粒，或用砂纸轻轻打磨被水泡皱的书页边缘。他的手很巧，一本破烂不堪、几乎散架的书，经他一番侍弄，总能焕然一新，虽然依旧布满岁月的痕迹，却变得整洁而挺括。

“书和人一样，伤了，病了，都要好好治。”他常说，“它们只是不会说话而已。”

更多的时候，他是我的“活目录”和“导航仪”。当我囫囵吞枣地读完《小兵张嘎》，意犹未尽时，他会从“中国当代文学”第三架第二层抽出《闪闪的红星》，说：“试试这个潘冬子，他和嘎子有点像，又有点不一样。”

当我对着《海底两万里》的鹦鹉螺号惊叹不已时，他会领我到“外国科幻”区域，指着凡尔纳的一排书说：“这艘船能带你去很多地方，两万里才只是开始。”

我渐渐对他生出一种近乎崇拜的信赖。在我眼里，他不是一个小小的、寂寂无名的图书馆员，他是这片无边知识海洋的领航员，是座巨大宝藏的守护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然而，这种完美的印象，在一次偶然事件后，出现了一丝裂痕。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图书馆里人很少。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雨。我正埋头看一本《希腊神话故事》，被俄底修斯的智慧深深吸引。这时，一位穿着考究、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拿着张纸条，急匆匆地来到借阅台。

“同志，麻烦帮我找一下这本书，急用。”那人语气焦灼，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阿丘哥哥接过纸条，看了一眼，眉头微微蹙起。他站起身，走向“外国文学”区域，在那排书架前来回走了两遍，手指划过一排排书脊，速度越来越慢。他又蹲下，查看最下面一层，依旧一无所获。他站起身，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窘迫。

“请问……您记得作者名字怎么拼写吗？”他回到借阅台，声音比平时更沙哑了些。

“海明威啊！Earnest Hemingway！这还用问？”来人的语气已经带上了明显的不耐烦，“《老人与海》，很出名的一本书！你们馆里肯定有！”

阿丘哥哥的脸一下子红了，红晕从脸颊迅速蔓延到耳根，甚至脖子。他的手指无意识地蜷缩起来。在那位读者灼人的、带着轻视的目光注视下，他显得异常慌乱。他再次转身走向书架，步伐失去了往日的轻捷沉稳，显得有些滞重。他甚至开始翻检旁边“苏联文学”的书架，这显然是个错误。

“同志！你到底专不专业？在那边怎么可能找得到！”来人的声音提高了，在寂静的图书馆里显得格外刺耳。几个正在看报的老人抬起头，望向这边。

阿丘哥哥的后背僵了一下。他停住脚步，低着头，像是在积蓄勇气。几秒钟后，他转过身，走回借阅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着那位读者，极其诚恳、甚至带着卑微地说：

“对不起……我……我不认识英文。您能告诉我，书脊上印的是哪几个外国字母吗？或者，书皮大概是什么颜色？”

时间在那一刻仿佛凝固了。雨水敲打窗棂的声音变得异常清晰。

那位读者愣住了，脸上的不耐烦和焦灼迅速转变为一种混合着惊讶、了然和一丝尴尬的神情。他张了张嘴，最终没说什么，只是拿起笔，在纸条上用力地写下了“H-E-M-I-N-G-W-A-Y”。

阿丘哥哥如获至宝，紧紧捏着那张纸条，像握着救命稻草，再次扑向书架。这一次，他逐本比对书脊上的字母，花了足足五六分钟，终于从一架书的中层抽出了那本蓝色封皮、烫金书名的《The Old Man and the Sea》。他捧着书，小跑着回到借阅台，额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办理借阅手续时，手指微微颤抖，盖章时差点把印泥蹭到桌子上。

“谢谢。”那位读者接过书，语气复杂地看了他一眼，匆匆离开了。

空旷的借阅厅里，只剩下我和他。他呆呆地站在原地，望着那人消失在雨幕中的背影，很久没有动。然后，他缓缓坐回那把旧木椅，佝偻下腰，用那双刚刚灵巧地修补过书籍的手，捂住了脸。他就那样坐着，一动不动，像一尊突然被悲伤击垮的雕塑。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阿丘哥哥。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是从容的、博学的、无所不能的。可刚才那一幕，像一根细针，刺破了我为他编织的完美光环。巨大的震惊和困惑之后，是一种尖锐的心疼。原来，我的领航员，我的守护神，也有他无法逾越的暗礁和深谷。他不认识英文。这个缺陷，在他所守护的这片浩瀚书海里，显得如此突兀而致命。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假装继续看书，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眼角的余光里，他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仿佛被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彻底淹没。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抬起头，长长地、无声地吁了一口气。他拿起那块永远放在手边的软布，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擦拭那枚馆藏印章，尽管它已经锃亮如新。他的动作缓慢而机械，眼神空茫地望着前方某处。

那天傍晚闭馆时，雨停了。夕阳的光穿透云层，把湿漉漉的地面染成金黄。我磨磨蹭蹭地最后一个离开。走到门口时，我忍不住回头。

阿丘哥哥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开始整理内务。他站在“外国文学”那排书架前，手里拿着那本《老人与海》。他低着头，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极其缓慢地抚摸着书脊上那几个烫金的、他无法识读的字母。夕阳的光从他身后的高窗照进来，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投在幽深的地面上，那身影里浸透了一种我那时还无法完全理解的、巨大的孤独和虔诚。

他没有发现我在看他。他完全沉浸在了他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有他穷尽一生也无法亲手打开的门，门外是他无限向往却永远隔岸相望的风景。但他依旧守护着这些门，守护着门里的风景，为每一个能读懂的人，虔诚地点亮一盏灯。

我轻轻带上门，没有打扰他。那一刻，十岁的我似乎一下子懂得了许多。我懂得了，真正的伟大，或许并非无所不能，而是明知自身局限，依然怀着一腔赤诚，默然无声地，为他人守护着整片星辰大海。

阿丘哥哥邱晓辉，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