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玲丨钱安作品研究：地域书写与大众文艺的双重变奏

这篇关于我创作的系列评论，出自闫玲老师手笔。平日我只怀着“沉到烟火里去”的本心伏案笔耕，守着烟火与土地徐徐落笔，从未想过自己零散的文字、粗浅的思考，能被老师如此系统地打捞、梳理与阐释。从山城梯坎的精神肌理到巴山灯火的时代回响，从创作观念的脉络梳理到文字风格的精微体察，行文既有专业评论的通透洞见，更饱含提携后学的温厚心意。读来既觉汗颜愧受，又深感振奋鼓舞。承蒙老师费心执笔、殷殷期许，谨在此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与敬意。

一、引言：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在场与双重书写命题

在信息碎片化与流量焦虑交织的当下，当代文学时常陷入两难困境：严肃文学易走向圈层化的自话自说，大众写作常滑向浅表化的情绪宣泄，文学的“在场性”与传播力之间出现了明显割裂。90后作家钱安的创作，恰恰为打破这一困局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路径。

钱安1990年生于四川通江，系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长期活跃于重庆文学圈层，巴蜀乡土与山城都市构成的“双重故乡”经验，赋予其跨空间的观察视野。其创作以散文与纪实文学为核心，始终坚守“沉到烟火里去”的创作立场，既深耕地域文化肌理，构建出独具辨识度的“地域人文地理”书写范式，又秉持大众文艺的平民视角，聚焦平凡个体的生存与尊严，最终实现了文学深度与阅读广度的有机统一。2023年获顶端新闻文学荣誉证书等认可，正是对其创作实践的阶段性肯定。

在《什么样的作品才值得传播》一文中，钱安曾系统阐释互联网时代的文艺传播逻辑：技术赋权虽降低了表达门槛，让草根创作获得发声渠道，但真正具备长久生命力的作品，必然拥有“真实的质感”与“精神的根脉”。他提出大众文艺应当回归民间劳动与日常现场，记录普通人琐碎却饱含挣扎与尊严的生活，这一主张既是“粒米藏山河，笔底著烟火”核心文学观的理论基石，也贯穿了其所有创作实践。本文将从城市书写、乡土叙事、文学观念与审美风格四个维度，解析钱安创作中地域深耕与大众立场彼此呼应、相互成就的双重变奏逻辑。

二、城市空间的地域转译：集体记忆与市井叙事的融合

钱安的城市书写从不止步于地标景观的表层描摹，而是深入城市肌理的缝隙，以极具辨识度的地域符号为切口，将宏大的历史命题、城市精神拆解为大众可感知的日常场景，在方寸之间实现文化厚度与市井温度的平衡。

（一）垂直地理的精神符号：《重庆的梯坎》中的历史赓续与城市品格

《重庆的梯坎》是钱安地域散文的代表作，其核心突破在于将“梯坎”这一山城特有的地理形态，从物理交通空间升华为承载城市性格与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完成了地域景观的精神转译。

作为山城最具代表性的空间标识，梯坎是重庆人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具象载体。钱安敏锐地捕捉到，世代“爬梯坎”的身体经验，早已内化为重庆人坚韧倔强的精神底色——物理层面的向上攀登，最终沉淀为城市性格里的不服输、不退却。他以普通人的脚步、汗水与喘息为书写载体，没有采用精英视角的文化评判，而是以日常化的体验呈现城市性格，让读者在生活化的细节中共情山城的精神特质，这正是其大众文艺立场的自然流露。

作品的更深层价值，在于为日常空间注入了历史纵深。钱安以渝中半岛的梯坎为线索，串联起三重维度的时空对话：一是打捞抗战时期巴蜀学校遗址等红色记忆，让斑驳台阶上尘封的救亡脚步声与呐喊声重新被听见，使日常行走成为触摸历史的过程；二是梳理教育文脉的薪火传承，赋予梯坎超越实用功能的文化神圣感；三是观照山城步道的当代变迁，指出空间形态或许随城市更新迭代，但梯坎所承载的“向上”精神始终未变。这种将历史记忆锚定在日常地理空间的写法，既避免了严肃历史书写的晦涩厚重，又让大众向的城市散文拥有了历史厚度，实现了地域文化传播与大众阅读接受的双向契合。

（二）街巷烟火的个体叙事：《大溪沟人民路：异乡人在山城的烟火暖梦》中的城市包容与生存诗学

如果说《重庆的梯坎》勾勒了城市的精神骨架，《大溪沟人民路》则填充了城市的血肉温情。这部纪实散文以一家不足20平米的街边餐馆为观察窗口，将镜头对准城市里的异乡打拼者，以微观的生存图景诠释“城市融入”的宏大主题，是钱安“以小见大”叙事策略的典型实践。

钱安始终秉持“向众生学习”的创作理念，拒绝将异乡人塑造成悲情符号，而是以平视的目光还原他们的日常：锅铲碰撞的烟火声响、食客饱腹的松弛神情、奔波间隙的短暂休憩，这些充满质感的细节，精准还原了重庆街巷的市井生态，也让异乡人的奋斗脱离了刻板叙事。他不刻意煽情，只平实记录普通人如何在异乡找到生活支点、在疲惫中寻觅温暖，这种“烟火暖梦”的书写，既贴合山城包容市井的地域气质，也契合大众文艺“写身边人、讲日常事”的传播规律。

一家小店、一条小巷，最终折射出一座城市的包容底色。钱安以这样的书写证明：文学不必始终仰望宏大叙事，俯身观察脚下的烟火日常，同样能抵达时代的深层内核。这种扎根市井的地域书写，让城市文化不再是抽象的宣传符号，而是可触摸、可共情的生活本身，也让大众文艺拥有了扎实的在地根脉。

三、乡土根脉的时代书写：县域实践与文化传承的民间立场

作为从大巴山走出的作家，钱安的创作始终锚定巴蜀乡土的根脉。他的乡土书写既没有沉溺于怀旧式的乡愁抒情，也没有照搬宏观的政策叙事，而是站在民间立场，以个体命运承载时代变迁，让乡土地域书写具备了大众共情的基础，也让时代记录拥有了在地的温度。

（一）乡村振兴的微观切片：《故乡的灯丨何以照亮归乡路》中的归乡逻辑与发展图景

《故乡的灯》是钱安纪实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他没有选择全景式的宏大叙事，而是深入家乡四川通江的田间地头，以具体的人与事为线索，记录大巴山腹地乡村的转型历程，为县域发展留下了鲜活的民间注脚。

通江地处秦巴山区，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钱安的书写紧扣具体的落地实践：既关注特色产业如何进村入户、扶持政策如何惠及普通农户，也敏锐捕捉到互联网浪潮对传统乡村的重塑——电商平台、直播带货让深山农产品走出大巴山，改变的不只是农户的经济收入，更是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连接方式。他不回避发展中的难点，也不刻意渲染成就，而是以平实的笔触记录变化的过程，让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战略，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个体生活变迁。

“归乡”是作品的核心母题。钱安梳理了乡土中国的流动逻辑：曾经因经济匮乏导致的青壮年外流、乡村空心化，正在基础设施完善与产业回流的背景下发生逆转。他记录归乡者的抉择与探索——他们带回外部的视野与技术，重新激活故乡的发展活力，这些个体故事既是普通人的奋斗史，也是中国县域经济转型的典型样本。这种以个体命运折射时代进程的写法，让乡土地域书写摆脱了小众化的地域局限，获得了跨地域的大众传播力。

（二）非遗文化的民间守望：《赴一场山水之约》中的文化根脉与当代困境

除了现实的经济社会变迁，钱安的乡土书写还延伸向更深远的文化传承层面。《赴一场山水之约》记录了从重庆到贵州德江的文化探访之旅，以水龙节、傩堂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展开了一场关于民间文化存续的深度思考。

这场跨越渝黔的地域探访，始终带着鲜明的民间视角。钱安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民俗仪式的细节、传承人的状态，梳理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渊源，完成了一次对西南民间文化的寻根。但他的书写并未停留在赞美式的记录，而是直面非遗在当代的真实困境：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传承人的断层、创新与守正的平衡难题。他不输出居高临下的保护方案，只以客观的呈现引发读者的共同思考，让非遗保护这一专业文化命题，进入大众的认知视野。

这种书写路径，既挖掘了西南民俗的地域文化价值，拓展了地域书写的边界；也以大众易于接受的旅行叙事、场景化书写，完成了民间文化的传播与科普，体现了地域文化传播与大众文艺启蒙的双重价值。

四、创作观念的内核建构：“粒米藏山河”的平民文学伦理

钱安的创作并非自发的经验书写，而是有着清晰的理论自觉。他通过一系列创作谈与评论文章，系统构建了自身的文学观念，这些思考既是对创作实践的总结，也是其地域书写与大众文艺双重实践的精神底座。

（一）“沉到烟火里去”：作为修行的写作方法论

在《暑夜长谈：我宁做赶路的学生》中，钱安将写作定义为一场自我磨砺的“修行”，系统阐释了“沉到烟火里去”的创作方法论。

他提出作家要始终保持谦卑的学习者姿态，向三重维度汲取养分：向天地学习，体察自然万物的律动，让文字拥有生命的质感；向众生学习，扎根芸芸众生的悲欢，让写作拥有民间的温度；向内心学习，保持精神的自省，让表达拥有真诚的底色。这一创作理念，从根本上反对悬浮于生活之上的书斋写作，主张作家深入生活肌理、扎根民间现场。

正是这种“修行式”的写作观，支撑钱安完成了对重庆梯坎、通江乡村、渝黔非遗的深度走访与书写。他的地域书写不是走马观花的观光式写作，而是沉入现场的沉浸式记录；他的大众叙事不是凭空想象的底层叙事，而是平视对话的真实呈现，二者共同扎根于“向生活学习”的创作土壤。

（二）“平等滋养”：大众文艺的价值锚点

“粒米藏山河，笔底著烟火”，这既是钱安的创作主张，也是其文学伦理的集中概括，核心是构建一种面向大众、平等滋养的文学价值观。

钱安明确提出，好的文学应当平等滋养所有人，而非少数精英的专属特权。流水线上的工人、奔波的社区工作者、异乡的打拼者，所有普通人的生活都值得被文学记录与观照。这种平民立场，决定了他的写作始终锚定“平凡人的生活底稿”，关注被宏大叙事忽略的个体命运。

以“米”为喻的辩证思维，是其文学观的核心特质：最平凡的米粒，是支撑生命的基础；最细碎的日常，藏着最广阔的世界。这种认知让他的作品始终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寻找平衡：写个体命运时，能透出时代的山河壮阔；写地域文化时，能落脚于日常的烟火细节。与此同时，他反复强调大众文艺要拒绝“滤镜化”的虚假表达，回归生活的粗粝质感——唯有真实的作品，才能穿越流量的喧嚣，真正触动大众的心灵，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五、审美风格的统一：克制叙事中的诗意与温度

从创作实践来看，钱安的作品形成了高度统一的审美风格：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美学特质，又融合了纪实文学的客观精神，而这种风格恰恰适配了其地域书写与大众文艺的双重诉求，实现了审美品格与传播效果的平衡。

（一）白描式的克制美学

钱安的文字始终秉持“节制”的美学原则，惯以白描手法勾勒场景与人物，将情绪的空间留给读者自行填充。写异乡人的奋斗，他不直言“艰辛”与“伟大”，只刻画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一碗暖胃的热面、一个疲惫却舒展的微笑；写乡村的变迁，他不直接抒情，只记录田间的新作物、村口的新快递点、归乡者的新身份。

这种克制的叙事，一方面避免了刻意煽情的廉价共鸣，保留了文学的审美张力，提升了大众写作的艺术质感；另一方面，留白式的表达降低了阅读门槛，更契合大众读者的共情习惯，让不同阅历的读者都能从细节中读出属于自己的感动，真正实现了“平等滋养”的文学追求。

（二）物象化的诗意表达

钱安擅长以自然物象承载情感与思考，让厚重的纪实书写多了一抹灵动的诗意。在《如花在野》中，他以山野花朵的自然开落映射生命轮回，提出“只顾一路开，不浓不淡，每行都藏着喜欢”的生命态度；在城市与乡土的书写中，阳光、香樟、山风、雀鸟等自然意象，始终与人事变迁相互交织，营造出天人合一的温润意境。

这些意象大多脱胎于巴蜀地域的自然生态，本身就是地域书写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诗意化的表达，又让偏向写实的大众文艺作品摆脱了直白粗浅的弊病，拥有了悠长的余味。日常烟火与诗意审美在文字中达成和解，正是其作品兼具烟火气与文学性的关键原因。

（三）生活化的真实质感

真实，是钱安作品一以贯之的底色。他拒绝为迎合市场制造戏剧冲突，也拒绝为美化主题过滤生活的粗粝，始终以真诚的态度书写自己扎根的土地、接触的人群。这种真实感，既是地域书写的灵魂——唯有细节真实，地域文化才不会沦为空洞的符号；也是大众文艺的核心竞争力——唯有贴近生活的真实书写，才能让普通读者产生代入感，获得精神的共鸣与安顿。

也正因如此，他的文字即便书写生存的艰辛，也始终带着温暖的底色：这种温暖不是刻意营造的鸡汤，而是源于对人性尊严的笃定、对平凡生活的敬意，以及对日常微光的珍视。

六、结论与展望：在地性与大众化的双向赋能

通过对钱安创作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其写作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地域书写与大众文艺的双重变奏：在地的文化深耕为大众文艺注入了精神根脉与历史厚度，使其免于流量时代的浅表化、同质化困境；而平民视角的大众立场，又让地域书写突破了小众圈层、地方方志的局限，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力与更普遍的人文价值。二者双向赋能、彼此成就，最终形成了“粒米藏山河，笔底著烟火”的独特文学风貌。

作为90后作家中的沉潜者，钱安跳出了同代写作中常见的悬浮叙事与自我沉溺，选择“向下扎根”的创作路径，为青年作家的成长提供了一种可参考的方向：文学的活力不在书斋的玄思里，不在流量的喧嚣里，而在烟火蒸腾的生活现场，在脚下扎实的土地里。他的“新民间性”写作，既拓展了当代散文与纪实文学的题材疆域，也为新时代地域文学的大众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范本。

展望未来，随着生活积淀的持续增厚与创作视野的不断拓展，钱安有望在城乡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双重故乡”的书写维度，挖掘更多巴蜀地域的文化命题与民间故事。可以期待，这支始终“沉到烟火里去”的笔，将继续记录时代变革中的个体命运，为大众奉献更多有根脉、有温度、有力量的文学作品。而对于读者而言，阅读钱安的过程，也是一场重新发现日常、观照脚下土地的精神旅程——在平凡人的故事里看见山河壮阔，在烟火日常中汲取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