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列斯诗文选 孙更俊/译

诗  选

【卡尔·马克思】

我

怀着

“傲慢与偏见”

我向

所寄身的这个世界宣战

把唾液

吐在它的脸上

把剑

刺入它的心间

看着它

像一座大厦轰然倒下

只剩下断壁残垣

但这仍不能

熄灭

我心中的烈焰

我要

像神一样

穿越那废墟

要吹着号角前进

唱着歌儿凯旋

我要告诉所有的人

我就是那造物主

毁灭这世界

和创造这世界

对于我

都是如此简单

全凭一时的意愿

和那

一点点

诗人的灵感

绝    望

在命运的牢房里

是谁

拿走了我曾经的拥有

让我只剩下了

满腹哀愁

我只好忘却

把过去当成是梦魇

我只好偏执

仿佛是中了魔咒

我只好

把自己当成了

生着人面的禽兽

我在空中

建造属于自己的楼阁

也不管那里

是否寒冷，是否寂寞

我迷信我自己

要去绝望中寻找希望

去痛苦中寻找快乐

我要给自己

寻找一个归宿

那怕那是一个偏僻得

不能再偏僻的角落

 我要蛰伏在那里两千年

——像一条蛇

    
以马利  利马以
    

以马利，利马以

那个与神同在的是谁

这死神一样的歌声

在我的耳边鸣响

然后又终于

在卑微和怯懦中隐匿

该停止了

我们已拥有了它
它结石在我们心底
我们年轻的生命正充满力量

要伸出强暴的双臂

将其抓出来扔在脚下

再碾成泥

在黑暗里

地狱之门向我们打开了

一道缝隙

那是一个渊薮

深不见底

是谁在我的耳边说

你先下去吧

我会紧紧地把你跟随

我也只大笑着好对他说

好吧，朋友

来和我做个伴儿吧

否则

那里面也太孤寂

升腾啊升腾

升腾是我的灵魂

毁灭啊毁灭

毁灭是我的肉体

时间停止了

那属于我的宇宙倒塌了

伴随着一声嘶吼

我将说出对整个世界的咒语

我要所有的人

都和我一起死去

到地狱里

去做我友好的邻居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

1

我命运的主宰啊，我必须

向你，把我的心意表明

我必须得到你的回应
因为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谁不喜欢微风拂面，谁不希望

骑着马在草原上自由地驰骋

谁喜欢乌云密布，白天

看不见太阳，夜晚看不见

月亮和星星，谁愿意

走在深山峡谷里

突然遭遇到一场风暴

谁愿意在午夜里

突然有一伙劫匪前来，闯入

他那充满了柔情蜜意的梦

2

我心里充满着对你的爱

那是永远也不会熄灭的火焰
即便几糟践踏，几经摧残

一切都不会有所改变

多少次乌云密布

我曾用歌声将其驱散

多少次风暴袭来

我曾用怒吼令其收敛

我要去到我要去到地方

尽管路途是那么遥远
我要实现我心中的愿望

尽管要去克服太多的艰难

秋风的萧瑟和冬夜里的寒冷

我都要一一去体验

3

每当我的心在迷茫中徘徊

那是怎样是忧伤啊

每当我独自去细数天上的星辰

那是怎样的孤寂啊

感情的潮水来吞没了理性的礁石

最终连那道大坝也要被冲毁了

但只要我还没有死

我就不会绝望

我依然会守护着那盏小灯

等候着你的到来

或者只要我还能行走

就要靠着那盏小灯的指引

去到所能去到的地方把你寻找

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

我  的  世  界

任什么也不能减轻我的苦痛

不论你拿出怎样的手段

即便你拿来太阳的全部光热

我的心地仍然是一片冰原

即便你收拢来全部星辰的崔灿

也不能让我感受到一丝欣欢

或许是因为我太过于高傲

便只好独自去到一座荒岛上盘桓

唉，是怎样的一个符咒

让我落到了这般田地

我的四周除了海水还是海水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冲出这牢狱

能和我说话的只有海浪和礁石

能为我遮风挡雨的是那几尺残垣断壁

我的激情在随着那磷火燃烧

我的生命在随着那秋风一起哭泣……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

夜    行

一天

我独自驱车

疾驰德意志的国土上

看见到处都是

充满了哀怨的眼神

听见到处都是

满怀着愤怒的叫嚷

在强权的压迫下

那里还有幸福和快乐

还要无端忍受

那些巧言善辩者的信口雌黄

比起嘲弄和讥笑来

更多的是造谣和诽谤

夜晚

浓雾笼罩了原野

四处一片迷茫

忽然一阵微风吹来

唤醒了几株白杨

那树叶与树叶摩搓

发出哗哗的声响

像是一大群人

站在不远处低唱

天空终于又明朗起来

一弯新月如镰

又像达摩克利斯之剑

高悬在远处的那座城市上空

仿佛等待着哪位暴君一怒

人民又要遭殃

几只狗

从路边的村舍中跑出来

朝着我的车轮狂吠

和柏林那些下作的文人有些类似

上蹿下跳也不觉得累

它们或许是嗅到了我身上的气味

那是独立和自由的气味

它们是在向我发威

 告诉我它们那几声吠叫可以无坚不摧

他们不知道我是谁

以为我也是个胆小鬼

只好从此变成哑巴

任凭它们去胡作非为

看啊，黎明就要来了

自由的钟声将把所有善良的人们唤醒

精神之树的巨帚

将把旧时代的残余清除干净

我已经到达了我的目的地施提维城

自然要好好地睡一觉

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

施提维城，我听见她对我说

自由之城欢迎自由的战士驾到

 智   慧

只知道从书本里了解生活的人

永远感受不到生活的奥妙

他可以向你讲授许多生活的信条

却无法告诉你怎样才可以生活得更美好

他可以满腹经纶

却不知道自己是谁

他永远听不到小草的歌唱

也因此永远不知道什么才是智慧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何必为年龄发愁

只要能结出你的果子

又何必为花谢愧疚

有时候我也急

事情还做得没有个眉目

头发却已经白了

有时候我也愁

每天都在努力工作

却仍然没有取得什么大成就

想起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那么多人在受苦受难

我的心里就如同堆满了石头

我还有一点自私

希望德国能走在别国的前头

因为那是我的祖国

在梦里

她总是像母亲一样来到我身边

给我带来最亲切的问候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何必为年龄发愁

只要能结出甜蜜的果子

即便是随后就死了

也不必皱眉头

【列    宁】

生    活

不要整日以泪洗面

不要好高骛远

否则

这一切就都是你的错

又何必尤人怨天

不要总是犹豫徘徊

不要顾后瞻前

认准了目标就要向前走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张开思想的风帆

告别那狭小的港湾

去不可知的远方

寻找那属于自己的彼岸

所有的痛苦都是自找

烦恼都是自寻

谁要想获得美好的未来

除了要有

十二分的智慧之外

还要有

十八分的坚定和勇敢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无    题

皎洁的

月光洒向大地

夜莺

在树林里歌唱着静谧

悠扬的萨拉穆里

演奏着淡淡的柔情

叮咚的水声

有加入了几分蜜意

又有一阵微风

把宿鸟惊起

如同那些逃亡者

虽然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却还是心有余悸

直到黑夜过去

又见到阳光熹微

愁云才渐渐从心头消散

大家才敞开了心扉

希望之篝火

再一次被燃起

火星四散

如同灿烂的花雨

我是个诗人

这一切

都是那么纯洁美好

那么充满了诗意

我何必还要

把写作的冲动压抑

我是个诗人

岂能辜负

那生花之妙笔

晨

百合花最早从梦里醒来

向着微风点头致意

玫瑰扶在紫罗兰的肩头

像是在回味着梦中的甜蜜

几只云雀飞到空中去了

带着一串婉转的啼鸣

夜莺还在唱着

趁着太阳还没有爬上山脊

啊，格鲁吉亚

我要献给你的是我衷心的祝愿

祝愿你永远永远

都像此时此刻这样美丽

答列宁之抗议

抗议，抗议，我抗议

根据宪法，我的遗体该属于我自己

关于这一点我的遗嘱写得很明确

我死后，你们要把我和我的母亲埋葬在一起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做成标本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放在水晶棺里

为什么让我成了一件展品

让那么多人在我身边走来走去

稍息，稍息，列宁同志请稍息

没想到您死后竟会如此自私自利

须知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的一切都不属于他个人，甚至也包括遗体

文  选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

共 产 党 宣 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一切旧的势力，包括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已经联起手来，要将它从这里驱逐出去。

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中，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执政党指为共产党而加以迫害着，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人不是在以共产主义的罪名来回击与自己敌对的反对党人呢？但我们也因此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其一是，共产主义已经被公认为是一种存在了；其二是，共产党人已经到了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主张的时候了。

共产党人要告诉人们的是，共产主义既不是幽灵，也不是神话。

一、    资产者和无产者

首先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奴隶主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人、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并始终不断地进行着斗争。这种发生在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是隐蔽的但也有时是公开的，甚至还有的时候会以极为暴力的形式即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的结局则是使整个社会得到改造，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也随之得到提高。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我们几乎随处可以看到人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即因为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所形成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人。而且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都有着更进一步的划分，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结构。

和从奴隶社会的灭亡中产生的封建社会一样，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本社会也并没有消灭阶级的对立，而只是用新的阶级对立代替了旧的阶级对立而已。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在剥削形式和斗争形式上的改变。但这个资本社会与先前的封建社会又有所不同，它使得先前较为复杂的阶级对立关系简单化了。整个社会逐渐分裂为两大阵营，即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即资产者和无产者。

资产者是从封建社会后期的市民阶层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有产阶级，而市民则是中世纪初期城市发展的结果。

美洲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开辟、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以及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再加上工农业、航海业的高速发展，使蕴含在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也随之成长和壮大起来。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的市场市场的要求了。于是，工场代替了这种行会的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场主取代了，各种行业组合之间的分工被工场内部的分工取代了。但需求还在不断增加，工场也就只能随之扩大，很快连工场这种经营方式也不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了。于是，蒸汽机的出现引发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代替了工场主。由这场革命造就出的那些百万富翁，成了同样在这场革命中形成的一支支产业大军的统领。

美洲的发现和东方国家门户的被打开为大工业准备好了足够的市场。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业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些行业越是发展，资产阶级也就变得越加强大，也就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那些所谓的富裕阶层都狠狠地踩到自己的脚下去了。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是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经过了一系列的变革之后的产物，它的出现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资产阶级虽然在封建领主的统治下也是被压迫的等级，但在它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成就伴随着，比如在法国的城市里是一个自治的团体，在意大利和德国组成了城市共和国，在法国则形成了所谓纳税的第三等级等等。后来到了工场手工业时期，资产阶级是等级制君主国和专制君主国中唯一可以同贵族阶层抗衡的势力，甚至是一些大君主国得以建立和长期存在的基础。最后，到了大工业时期，至少是从世界市场被建立起来之后期，资产阶级在代议制国家里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国家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管理具体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在历史上，资产阶级还曾经是一个非常革命的阶级。

资产阶级在它取得了统治地位的地方立刻便把那些封建的、宗法的和所谓田园诗一般的陈旧的社会关系破坏掉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束缚人们手脚的绳索，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忧伤等等虚伪的情感通通淹没在了利己主义的冰水里。它甚至把人的尊严也变成了商品。总而言之，它是用公开的、直接的、露骨的、无耻的剥削替代了封建统治者用宗教和政治幻想所掩盖着的掠夺。

相对于封建社会里的各个阶级而言，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无疑是一种新兴的生产力。资产阶级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古埃及金字塔、古罗马水道和哥特式建筑那样的奇迹，它完成了一次比十字军东征更长距离的远征。它用众多的事实证明了中世纪人的尚武精神所掩盖着的是一种懒惰状态，而实际上人的活动应该能创造出比以往更辉煌的成就。它用金钱抹去了向来令人尊崇的所有职业的光环，把医生、律师、僧侣、教士、学者、作家等曾经被人敬重的人都变成了它的雇佣者。它揭去了曾经笼罩在人类家庭关系上的那一重温情的面纱，使其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利益关系。

原封不动地保持住某种生产方式，曾经是过去的一切阶级赖以生存的条件；但资产阶级如果不能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所有的社会关系不断地发生改变，就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对生产方式不断变革和社会关系不停动荡这种不安定状态的依赖，正是资产阶级与以往的其他剥削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以往其他时代所不同的地方。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那些原本是非常固定的社会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都早已经被新的社会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观念所取代了。而且，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并不是一劳永逸而是在不间断地进行着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形成之后，也许还等不到其固定下来便立刻又被一种更新的社会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更新的观念取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不存在了。一切神圣的东西也都不存在了。人们不得不用一种极为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和他们自己以及自己和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为了不断扩大其产品的销路，资产者不得不奔走于世界各地，去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取得联系。世界市场的开辟，使得一切国家对于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即构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社会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旧有的反动势力怎样阻挠，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民族工业还是要被逐渐地消灭掉。新工业体系的建立已经成为所有国家的当务之急，因为其工厂里制造各种产品所使用的原料已经不是来自本地而可能是来自极为遥远的他方，其生产出的产品也已经不仅仅供本国人消费而是要供地球上所有国家的人消费。

过去，人们只靠自己国家的产品就足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了，但现在却需要购买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那种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生活状态也就被相互间的频繁往来和彼此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生活是如此，精神生活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全世界共有的财产，各民族原有的那些片面性和局限性渐渐在相互的取长补短中被剔除。一种新的文化，即世界文化将取代所有的民族文化。

由于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的迅速改进，甚至那些最为野蛮的民族也被席卷到这现代文明的洪流当中来了。产品价格的为低廉，是资产者们征服野蛮民族的重炮。他迫使一切民族的统治者都必须接受这样一种由他们所创建起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成为资产者，否则就只好灭亡。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了一个国度，并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拉了进去。

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于城市的统治。它使城市变得越来越大，使很多的农民脱离了农村而进入到城市中来。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也使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国家从属于以工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工业国家，最终又使东方国家从属于西方国家。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改变着生产资料、财富、人口分布的状态。它使人口聚集在城市里，将财富和生产资料聚集在少数人手里，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只能是政权的集中。原本是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个地区，也自然就结合为一个有统一的政府、法律、关税和利益的国家了。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阶级在它们所统治的时代里创造的总和还要多。对自然力的征服，对土地的大面积的开垦，各种机器（轮船、铁路、电报等等）的发明和使用以及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等等，还有仿佛用了什么法术变幻出来的急剧增加人口，谁能料到还有如此巨大的生产力潜伏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呢？

但资产阶级赖以产生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也仍是在封建社会里形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封建社会，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资本社会。

封建社会原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在封建社会初期无疑是能够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但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这种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便已经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或者说到了这个时候，这种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便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了，甚至可以说是已经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也因此，这种落后的所有制关系必须被打破；最终，也果然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就已经形成了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其后在自由竞争这一原则上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现在，我们的眼前又出现了类似的景象。资本社会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如同魔术一般创造出了如此强大之生产力生产关系已经跟不上由它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发展的节奏了，就如同一个巫术师已经不能控制住那个被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一样。

几十年来资本社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也就是反抗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实这一点，只需要指出那些反复出现的越来越危及这一社会存在的经济危机就够了。在这样的危机期间，总是有很多的由于生产过剩而积压的这样那样的产品被毁掉，同时被毁掉的还包括很大一部分与这些产品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资料。生产过剩仿佛是一种可以肆意蔓延的瘟疫，也仿佛是一场带有毁灭性的战争，整个社会都因此而进入了一种野蛮状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得过于强大，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的发展。或者说，是这种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强大的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成了其发展的障碍，每当这些资产者要着手克服这障碍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使这种所有制关系的存在也要受到威胁，而这种所有制关系又恰恰是他们作为一个占据着统治地位的阶级得以存在的前提。

他们已经无力承载自己所拥有的财富了。他们用来克服这危机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控制住生产力的发展，但这是不可能的；一个是开辟新的市场，这似乎还有一些可能。因此他们通常采取的是后者，但其结果不过是制造出比先前更大的危机而已。

现在，资产者用来推翻封建制度并建立资本制度的武器，却要用来对付他们自己了。这武器是资产者自己制造出来的，与先前他们用过的那武器相比只是威力更大了许多，而使用这武器的人也是他们自己培养起来却与他们对立着的无产者，即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无产阶级也即工人阶级，也就是在资产者开办的工厂里为其做工的工人。这些工人只有在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因为他们没有资产，即所谓生产资料并不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且，他们只有在他们的劳动可以使资产者的资本增殖的情况下才能找到工作，因为使自己的资本增殖正是资产者投资开办工厂的目的。所谓资产即是有产者用来投资的财产。所谓资本即是资产者用来赚钱的本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所谓的资本社会也就不成其为资本社会了。

无产者，这些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零星出卖给资本家的工人也是一种商品，也就是说他们和其他的货物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他们的生活是与整个市场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发生经济危机，他们也会被大批解雇，就像许多产品会被扔到大海里去一样。由于机器的使用和分工的细化，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独立的性质，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

所谓资本家是指那些投资达到一定规模的资产者，他们要求工人做的只是工作，往往是一种极为简单的动作或行为的重复。也因此，他们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往往也只够维持工人的生活而已。商品的价格是与生产费用联系在一起的。资产者总是试图降低其成本，也就总是试图把工人的工资压至更低；因此，劳动也就愈加使人感到厌恶。不仅如此，由于机器运转的加速和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人的劳动量也会随之增加，这也就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庭式的小作坊变成了社会型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不仅是资产者的奴隶，而且还是机器的奴隶。这样的资本制度越是把赚钱当做自己最终的目的，对于无产者来说就越是令其厌恶。

现代工业越是发达，对于工作技能和气力的要求就越低，男工也就越要受到女工的排挤，年老的人也就越要受到年轻的人排挤；也因此，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资本家用来赚钱的工具，不过是因为性别和年龄的不同而需要支付不同数量的报酬而已。

无产阶级中的一大部分是从农民转化来的，但也有不少是从先前有产者中补充进来的。这些人先前是处于中产阶级的下层，即小工厂主、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那些小工厂主和小商人是因为资本太小而在竞争中败下阵来，那些小手工业者是因为新工艺的产生而使他们的手艺变得一文不值了，总之无产阶级就这样随着资本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地壮大起来，最终成了这个社会的掘墓人。

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虽然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但它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却是从它产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再任何事某一行业的工人，最终发展到某一地区的各行各业的工人。他们同剥削自己的资产者作斗争，他们所攻击的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也直接攻击其生产力；不仅毁坏那些来自国外的商品，而且还要捣毁机器，甚至捣毁整个工厂，以求恢复自己在中世纪时曾经拥有的地位。

工人阶级的联合是资产阶级一手促成的。当初，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使自己处于统治地位的目的不得不把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去同自己的敌人——君主专制的残余（包括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小资产者）进行斗争。因此在这个阶段，无产阶级不是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在同自己敌人的敌人作斗争。或者说，当时的一切社会运动都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即便是无产阶级所取得的胜利也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集合成了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越来越感到自己力量的强大。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也使工人的工资变得越来越低，这样一来，无产者的生活状态也就越来越趋于一致了。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使得工人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也因此，个别工人与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也就越加具有了阶级的性质。终于，反对资产者的工人联盟成立了。有些地方，隐蔽的斗争还变成了公然的暴动。

虽然工人们的斗争往往会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却因次而更加团结了。这种团结又由于大工业带来的交通便捷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把许多地方性的运动便成全国性的运动，把一群人与一群人的对抗变成一个阶级与一个阶级的对抗。这样，中世纪的市民靠着乡间小路用几百年也无法做到的事情，现代的的无产者靠着铁路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就可以做到了。这种团结对于资产者来说该是最为可怕的事，使他们不得不时时想出一些办法来缓解自己与无产者之间的矛盾。不幸的是，这矛盾最终还是会激化到无法解决的程度。

但一切的阶级斗争又都是政治斗争。无产者成为无产阶级，又从而组织成政党这件事还会因为无产者相互之间的竞争而受到阻碍和破坏。这组织总是会在一次次地被摧毁之后又一次次地被重新建立起来，并且一次比一次更为坚固有力。在资产者内部也同样存在着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时，组织在一起的无产者便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而迫使他们用法律的方式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权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法案就是一个十分显明例子。

一般说来，封建社会内部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而资产阶级也是在与旧势力的不断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最初，资产阶级所反抗的是封建贵族；后来，资产阶级所反抗的是其利益与工业进步相矛盾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那些来自国外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反抗就更坚决了。为此，他们不得不来求得无产阶级的援助，也因此把无产阶级卷入到由他们做主角的政治斗争中来了。于是，资产阶级便不得不通过教育使无产阶级成长并壮大起来，使无产阶级在获得了去对抗他们的敌人的武器的同时也获得了最终要用来对抗他们的武器。

另外，工业的进步会把资产阶级中许多不同阶层的人排挤到无产阶级的阵营里来。这些人大多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加入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文化层次，使得无产阶级能够逐渐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将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提升为一场推翻资本制度的革命。

最后，在每一场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候，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会达到非常惨烈的程度，会使得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从其中脱离出来，归附到掌握着人类未来的进步阶级的阵营中来。因此，正像当初一些贵族会加入到资产阶级的阵营中来一样，现在的资产阶级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人，特别是一些已经从思想上认识到了人类的未来将属于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一定会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而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阵营里来。

在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可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这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大工业的产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与大工业是一体的，没有了它的存在，大工业也就不复存在了。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的阶级。

中产阶级，即小工厂主、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甚至还包括那些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都不过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因此，他们都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他们总是想让历史车轮倒转，带着他们回到过去去。只有当他们转入到无产阶级阵营中来之后情况才会有所改变。到了那时，他们所着眼的就不再是眼前的利益而是将来的利益了。到了那时，他们就离开了自己原来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了。

流氓无产者是社会下层中最为消极腐烂的部分。他们有时也会被卷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来，但由于他们的生活状况过于散漫，因此也就更容易被反动势力收买，去干一些罪恶的勾当。

封建社会的生活方式在无产者的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没有财产，他们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同资产者也已经没有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使得所有的无产者都失去了其原本所具有的民族性，这无论在英国、法国、美国还是德国都是一样的。在无产者看来，所谓的法律、道德、宗教等等，无不是用来掩盖资产阶级既得利益的偏见。

过去的一切阶级在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无不是要让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为了自己发财致富所制定的财产占有方式，以此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无产者只有消灭掉现存的财产占有方式，才能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过去的一切社会运动都是由少数人参加并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革命是由绝大多数人参加并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运动。现如今还处在社会最下层的无产阶级，如果不摧毁占据着社会最上层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又怎么能抬起头、挺起胸来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在自己的国内进行，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首先应该摧毁的是本国的资产阶级。开始时，这种斗争或许是隐蔽的，但这种隐蔽的斗争终将转变为公开的革命，即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建立起自己政权的革命。

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无不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基础上的。但一个阶级要压迫一个阶级，至少应该保证这个阶级可以维持他们的生存，并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比如农奴在农奴制的社会里可以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在封建制的社会里可以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等等。现代工人却相反，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不能因为工业的进步和自身的努力得到提升，反而是愈来愈降低到了维持自身生存的条件以下。他们从无产者变成了赤贫者，即连维持自己的生存也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再也不能继续来做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再也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方式强加给整个社会了，因为这样的生存方式不仅不能养活他们的奴隶，甚至于也不能养活他们自己了。资产阶级的生存方式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形成和增值的关键条件是雇佣劳动。虽然雇佣劳动要引发工人与工人之间的自相竞争。但资产阶级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又会使得工人阶级避免了因为竞争造成的分散状态而团结起来，于是资产阶级赖以存在并占有生产资料及其产品的基础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

也因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就都成了历史的必然。

二、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并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政党。因此，共产党人没有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不同的利益，也不会提出任何带有特殊性的原则来左右和限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共产党人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并坚持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这一共同利益是不因国家和民族的不同而有所分别的；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共产党人始终是这一共同利益的代表。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在各国工人政党中始终是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最为坚定的力量；在理论方面，与其他的工人政党比较起来，共产党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理解得更为深刻，把握得也更为准确，也就更能提出一些有指导意义的建议和主张。

共产党人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一样的，就是使无产阶级真正成为一个可以与资产阶级相对抗的阶级，最终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把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决不是以什么人的奇思妙想为依据的，而是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晶。至于要消灭旧的所有制关系和建立起新的所有制关系，也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独有的特征。

任何的一种所有制关系都要经历它从产生到发展再到灭亡的过程。所谓灭亡的过程也就是被取代的过程。如奴隶制社会所有制关系的灭亡也就是被封建制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取代了，而封建制社会所有制关系的灭亡也就是被资本制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取代了。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资本社会的所有制关系而代之以共产制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共产党人的理想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废除一般意义上的所有制关系，而只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是一种纯粹的私有制。这种私有制是以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的剥削为基础的，对生产资料全部占有则是这种制度的最本质的特征。也因此，消灭这种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首要任务。

有人说我们这是要剥夺人们通过劳动来致富的权力，是要摧毁人们争取独立与自由的经济基础。

好一个劳动致富的权力！好一个独立自由的基础！你们说的人所指的是谁呢？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建立以前的那些小资产者吗？他们的权力早已经在大工业发展初期就被大资产者剥夺了。他们的基础也早已经在大工业发展初期就被大资产者摧毁了。而且，这种剥夺和摧毁还无时无刻不在继续着。

难道在这样的制度下，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无产者的劳动在这样的制度下所创造的只能是资本家的资本，即资产阶级通过雇佣劳动来剥削工人而增加起来的财产。至于无产者自己，则终将成为一个赤贫者。至于去争取独立和自由，那恐怕就更是无产者连想都不敢去想的事了。

资本家所拥有的是一种社会地位，资本更是集体的产物。资本是由资本家投入到生产活动中的资金，而生产活动则是由许多社会成员共同完成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或者说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使资金变成资本。也因此可以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这从表面上看来仿佛是生产活动将资本从资本家的个人财产变成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但实际上所改变的只是资本的社会性质，当生产活动一经结束，这资本就又将成为资金回到资本家手里，只是在数量上会有所不同。

雇佣劳动的价格即是雇佣者付给被雇佣者的工资，表面上是一定数额的货币，实质上是用这些货币可以买到的用来维持其生存的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在资本社会里，工人们靠自己的劳动所获得的那部分生活资料，大多也只够维持他们的生存。我们共产党人绝不打算消灭这种对生活资料的直接占有，因为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占有者去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方式，因为在这样的占有方式下，工人几乎等于是在为了资本的增殖而生活，而且只有在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他们维持这种生活时才能维持住这种生活，否则就只好死去。

资本社会也即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的劳动只是资本家用来增殖资本的一种手段。共产党人要建立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的劳动只是提高人们自己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着现在，即由资本支配着劳动；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则是现在支配着过去，即由劳动支配着资本。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着它的独立性，但人的独立性却失去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剥夺资本的独立性，而是把这种独立性归还给人。资产者把共产党人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说成是要消灭人的个性，他们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共产党人要消灭的不是所有人的个性而只是资产者的个性，而当资产者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之后，无产者就失去了独立和自由。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即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框架下，所谓自由也不过是贸易自由，而所谓贸易自由也不过就是买卖自由。但如果买卖消失了，这种自由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共产党人所要消灭的却正是买卖本身。资产者关于买卖自由的空谈也像他们在其他方面的空谈一样，也只有面对中世纪被奴役着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对于无产者来说简直就是屁话了。

资产者一听到共产党人说要消灭私有制便惊慌起来。他们也不想一想，在当今的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甚至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来说是已经不存在了。作为维护私有财产的私有制之所以继续存在，只是因为还有那十分之一甚至是百分之一的人还拥有着大量的私有财产而已。这些人就是资产者，就是资本家，他们所组成的就是在社会上占有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他们的存在正是以那十分之九甚至百分之九十九的无产者的存在为前提的。这正是共产党人要消灭这种私有制度的理由。

你们说，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经济力量的时候起，个性也就被消灭了。由此可见，你们所说的个人财产只是资产阶级的财产，你们所说的个性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私有者的个性。对于这样的财产，我们是一定要剥夺的，而对于这样的个性，我们也是一定要消灭的。

共产党人并不剥夺人们占有财产的权力，而只是要剥夺有些人利用这些占有的财产去剥削甚至奴役他人的权力。

有人会反驳说，私有制一经消灭，懒惰之风就会兴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资产阶级的社会早就应该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早已经是一种常态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社会物质产品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责备都可以类推到精神产品上面去。在资产者看来，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等于是消灭了生产本身，而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也就等于消灭了教育本身。这实在是荒唐可笑得很，因为资产阶级的教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在把人训练成机器而已。

我们要告诉这些资产者的是，如果你们是用你们自己的观念来衡量我们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再与我们争论了。你们对于独立、自由、法律、教育等等事物的观念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你们的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它们所表达的只是你们这个阶级的意识和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使你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看成了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这种偏见是即将灭亡的你们和一切已经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在谈到那些已经灭亡了的所有制关系时你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轮到你们自己时你们就不能理解了，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消灭家庭！连那些激进党人也对共产党人的这一主张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都是怎样的家庭难道你们看不到吗？这些家庭都是建筑在资本和剥削基础上的，这样的家庭生活方式也只有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才能合理地存在，因为有着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卖淫作为补充。因此，这样的家庭一定会随着这补充的消失而消失，即随着资本的灭亡而灭亡。

也许你们是在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吧？是的，我们承认这罪状。

你们又说，共产党人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是要消灭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就不是我们所能承认的了。

教育的方式是由人们在特定社会中特定的生活方式决定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想通过什么手段来干涉这种决定，而只是想摆脱掉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对其造成的影响而已。

无产者的家庭关系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遭到破坏，他们的子女必将因此而成为资产阶级的劳动工具，即便他们的子女再组成家庭其结果也还是一样。这样的家庭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生存意义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你们这些资产者所说的关于要维护家庭的团结和父母与子女之亲密关系的话，听上去似乎温情脉脉，但实际上却令人作呕。

你们共产党人除了要共产是不是还要共妻呢？所有的资产者都早异口同声地问。

他们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是把自己的妻子当成私有财产和生产工具来看待的。他们听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一切的生产工具都要归公，自然就想到他们的妻子也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了。他们不知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妇女将和男人一样成为独立且自由的人，与谁结合在一起，是完全由她们自己来决定的私事，别人是没有权力过问的。而且这种结合也不一定是永久性的，因为人对于性的追求和对于其他事物的追求都不可能是单一和固定的。如此看来，他们的这个问题不就显得很是可笑了吗？

其实，他们所说的公妻制根本不需要共产党人来实行，在他们所统治着的这个社会里是早已经就存在着了。

我们的资产者们难道不是每天都在以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被他们支配和使用着为满足吗？正式的娼妓不必说了，他们不是还要把诱奸别人的妻子当成快乐吗？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资产阶级的婚姻制才是真正的公妻制。而随着旧的生产关系的消失，这种公妻制也就随之消失，妇女也将因此而得到解放。

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要取消祖国和民族。

首先你们应该知道，工人是没有祖国的，因此谁也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无产阶级必须在取得政权成为统治阶级之后把自身组织成一个国家，而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世界市场的建立和人们的生活水平与生产水平的趋于一致，由地域不同所造成的人们之间个各种差异也就随之消失了。这也正是共产主义社会得以实现的基础，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正是要加速这一过程的完成。

除此之外，那些站在宗教、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就都不值得去详细讨论了。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着的，思想除了证明精神产品生产会随着物质产品生产的改变而改变还能证明什么呢？当谈到整个社会的思想变革时，人们所能表达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新的社会因素是在旧的社会内部早就形成了的，而旧思想的被瓦解和旧的生活方式的被瓦解也几乎是同步的。

当古代社会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也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被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取代的时候，旧的封建势力也正在同新兴的资产阶级进行着殊死的搏斗。信仰自由不过是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在思想领域里的体现罢了。

有人会说，虽然宗教、哲学以及其他一些意识形态的观念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但还是存在着一些永恒的东西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东西是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共有的；当共产主义要废除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它就是与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进程相矛盾的了。

我们简直不知道这种责难的意义在哪里。到目前为止一切的社会历史几乎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和发展着的，虽然这种阶级的对立方式在不同的时代又是不尽相同的，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各个时代共有的事实。也因此，各个时代的思想意识尽管千差万别，却总是以某种共同的方式存在着，比如自由和正义等等，但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之后，它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共产主义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因此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也一定要与所有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责难撇开吧。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掌握在手中的权力一步一步地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资本全部地夺取过来，把一切的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里以提高属于自己的整个国家的生产力。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对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实行一些强制性的措施，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地域会有所不同，但在文明程度相近的国家里却会大致相同：

1、      剥夺地产，将一切土地归为国有；

2、      征收高额的财富累进税；

3、      废除财产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垄断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增加国营工厂，扩大生产规模，有计划地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成立一支庞大的产业军。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逐渐实现城乡一体化。

10、    对一切未成年人实行公共的免费教育，把教育同生产结合起来。

这样，当阶级差别一经消失、全部生产资料都集中在了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公众的权力也就失去了政治的性质。

所谓政治权力，是指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阶级的有组织的暴权。如果无产者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一个阶级，如果无产阶级一定要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那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而如果阶级对立不存在了，阶级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无产阶级在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就消灭了它自己。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新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建立标志着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开始。社会主义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其物质前提，一旦全部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所有，商品生产就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也将被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状态所代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由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逐渐过渡到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当每个人的独立自由成为一切人独立自由的条件时，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也就实现了。

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不错，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社会主义社会做出的定义。但在这种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建立之前直到现在，社会上还出现和存在着许多社会主义的学说。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学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1、      封建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写出了一些抨击资产阶级的文章，但在法国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英国1831年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却再一次被他们指斥为暴发户的资产阶级打败了。从此，他们再不能与资产阶级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斗争，即使在文字上也不能再重弹那些复辟的老调了。

为了换取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这些人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说起无产阶级的好话来。他们的文章似乎是在告诉人们，他们已经不再关心自身利益的得失，而之所以要声讨资产阶级，只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或者说是要为无产阶级讨个公道。他们所使用的手段除了唱上几句诅咒资产阶级的挽歌之外也不过是再对资产阶级念上几句恶毒的咒语。

这就是所谓封建社会主义。这些封建社会主义者对过去充满了怀恋，对未来有充满了恐惧。虽然他们有时也能用辛辣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要害，但是由于他们不能真正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更不能真正理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义，所以总是让自己成为公众的笑柄。

为了拉拢人民，他们不得不把无产者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可每当人们走在他们身后的时候，却会发现他们的身上依旧印有封建时代的纹章，于是也只能在哈哈大笑之后一哄而散。一些法国的正统派和“青年英国”的活动家们都表演过类似的剧目。

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不同。这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在与现在完全不同情况和条件下进行的。他们说在他们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还没有无产阶级，那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不过他们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反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最主要的罪状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一个要把整个私有制社会摧毁的阶级——无产阶级正在成长壮大起来。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便不会像在文章中所表现的那样文质彬彬了。他们可以屈身去拾取从工业之树上掉落下来的苹果，也可以不顾脸面地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生意。最令人不齿的是他们竟然还会参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镇压，将自己的反动本性暴露无遗。

与封建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还有僧侣社会主义。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反对私有制、婚姻和国家，不是要用行善、求乞、独身、禁欲、修道、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但基督教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们用来安慰封建贵族们心灵的圣水而已，与无产阶级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2、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现代资产阶级推翻的、其存在条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小资产者正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至今还在现代资产阶级的身边苟延残喘。

但在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国家里，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层，它摇摆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有时会被资产阶级排挤到无产阶级的阵营里来，有时又会以雇员的身份跻身到资产阶级的阵营里去。还有那些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其中有许多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小资产阶级的尺度批判资产阶级和为无产阶级说话的。在法国是这样，在英国也是这样，那个所谓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是他们的首领。

这个西斯蒙第非常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戳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这个社会虚伪的粉饰，揭示出了诸如机器的运用和分工的细化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破坏、资本的积累所造成的生产过剩最终将酿成经济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经济的必然没落、各民族之间最终会发生带有毁灭性的工业战争、旧风尚和旧家庭关系以及旧民族性会遭遇解体等一系列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但这种社会主义最终却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从而将整个社会拉回封建社会，这无疑是一种反动。或者他们还试图把当今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硬塞到封建社会的框架里去，这又无疑只能是一种空想。

最终，无情的现实击碎了这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梦幻，历史留给他们的只能是长久的悲叹和无尽的哀愁。

3、“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但当这种学说作为文献从法国搬运到德国来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他们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那些才子们立刻如获至宝似的把这一学说抓在了手里。但他们忘记了，当这种学说作为文献从法国搬运到德国来的时候，法国并没有随着这文献一起被搬运到德国来；因为失去了实践的意义，这学说也就只能是一种学说而已了。于是，在这些哲学才子的眼里，这一学说也就变成了一种关于社会和人的本质的思辨。

德国著作家所能做的工作只是将法国人新的思想同他们旧的哲学思辨调和起来，或者说是用德国人那些死的东西去把握法国人那些活的东西。

天主教的僧侣们曾经在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写下荒诞不经的圣徒传，德国的著作家则在法国人阐述共产主义学说的文献上写下了自己的被他们称之为哲学的胡言乱语。例如，他们在法国人批判货币关系的地方写下的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的地方写下的是“抽象或普遍物质统治的废除”。他们称自己的这种做法所得出的结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好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产生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学说就这样被德国人阉割了。

既然这一学说在德国人眼里已经不再表现为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于是德国人便认为自己是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说他们所要满足的不是人的要求而是真理的要求，所要争取的不是无产者的利益而是人的利益。他们所说的真理不属于任何人，所说的人不属于任何阶级。但这样的真理和人或许只存在于他们虚无缥缈的哲学幻想里，与我们寄身的这个现实世界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现在，这种把自己的小学生作业吹嘘成博士论文的社会主义者也已经渐渐变得不再那么天真了。尤其是当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将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演变成了自由主义运动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者便得到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好机会。他们把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对立起来，把自由主义当做异端邪说来诅咒。他们诅咒资产阶级革命，说在这场革命中，人们非但一无所得而且还要失去一切。

这些社会主义者忘记了，法国人在他们的共产主义学说中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为前提的，而这一存在却正是当时的德国人所要去争取的。

这样，这社会主义就成了德国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士、地主、官僚们拿来吓唬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也因此，这社会主义也就具有了一种反动的性质，它所代表的只是德国小市民阶层的利益。所谓小市民，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德国，从十六世纪就开始以不同方式兴风作浪的小资产阶级，正是其现存的封建专制制度得以延续的基础。保存这个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在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同时兴起，而等待着小资产阶级的却只有灭亡，于是这种社会主义便在他们当中流行起来了，为的是可以在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双重敌人的斗争中一箭双雕。

这些社会主义者用玄虚的哲学辞藻为他们的理论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其实也不过是为了增加一些销路，因为这样的东西似乎正合那些德国小市民的胃口；而在德国，这些小市民也实在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阶层。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赞德意志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给那些小市民的每一种行为都加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而使之变的冠冕堂皇起来。他们宣布自己的社会主义是不偏不倚且超乎于任何阶级之上、比其他的社会主义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为了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甚至抛弃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太过于“野蛮”，太具有“破坏性”；而且，与其要先去解放全人类，倒不如先来解放自己的好。

由此看来，这“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自私自利的小市民主义而已。

4、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想消除一些社会弊病来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也因此就有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这一些人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博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提倡者、劳动阶级生活状况改善派、慈善活动的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们、戒酒运动的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甚至相互联起手来，构成了一个庞大且完整的体系，交织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我们可以以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作为例证来说明这种社会主义学说的特征。

蒲鲁东在他的这部书中明确地阐述了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愿望。他们只需要现存的社会提供给他们的生存方式，却不需要这种生存方式所带来的各种危险。他们只需要现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却不需要由于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轰轰烈烈的革命。他们希望资产阶级能长久地存在，却巴不得无产阶级尽快地消失。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最美好的社会形态。因此，无产阶级应该放弃一切革命的念头而来期待着资产阶级的改良。他们把资产者美化成了无产者的保护神，把他们的一切行为，包括自由贸易、保护关税、单身牢房等等，都说成是为无产者谋求幸福的手段。

一句话，资产者之所以为资产者，完全是为了无产者的存在，无产者对于资产者只应该感谢才对。

5、      空想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在推翻封建统治的过程中直接实现自己阶级理想的尝试，大都不可避免的要遭到失败，这是因为当时的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说它还不具备获得解放的条件，而这条件只是资本时代的产物。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学说所倡导的大都是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比如由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等人建立的理论体系就都属于这一类。诚然，他们也看到了阶级的对立和这种对立中所蕴含的革命因素，但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所具有的历史主动性。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与工业的发展同步的，所以这些人便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的存在，于是他们便只好运用自己的想象去创造这条件了。他们凭着自己的灵感为无产阶级制定出一个计划，并以为无产阶级只要去宣传和实施这一计划就可以获得自身的解放了。

不仅如此，他们竟以为自己是远远超乎于阶级对立之上的神仙。他们通过这计划所要改变的是这社会上一切人的生活，甚至连那些资产者也在其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尤其是向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资产者呼吁，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计划所要建设的是一个人间的天堂，可以使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获得幸福和快乐，虽然这幸福和快乐还并不能永恒。

也因此，他们拒绝一切的政治运动和革命行动。他们只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们常常去做一些小型的试验，想通过示范的力量为新社会的实现开辟道路。这种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在当时取得一定的市场是因为当时的无产阶级还处于幼年，他们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识也常常是通过想象来得到的，而这种学说也是与无产阶级本能的渴望即对社会进行普遍改造的渴望一致的。

另外，这种社会主义学说也包含有许多批判的成分。它们对现存社会的基础进行了全面的抨击，这对于启发无产者的觉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们对于未来的社会生活也提出了一些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差别，消灭家庭，消灭私有经济，消灭雇佣劳动，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等等。这些主张都是在消灭了阶级对立之后才能实现的，但在当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立刚刚形成，他们所能看到的这种对立还是一种不很确定的形式，因此面对如何来消灭这种对立的问题也就得不出任何确定的答案。也因此，他们这些积极的主张也就成了纯粹的空想。

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意义是与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越确定，这种超乎其上的学说就越加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如果说这一学说在其产生初期还具备一些革命性的话，到了这个时候却走向了反动。它的信徒们总是无视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一味主张阶级调和，自然也就要站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资产阶级那一边去了。况且，他们还总是想着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创办一个又一个法伦斯泰尔和伊加利亚，这些都可以看做是袖珍版的耶路撒冷。而为了建筑这些空中楼阁，他们也就不得不求助于资产阶级的钱袋。也因此，他们就只好让自己堕落到保守的、甚至反动的社会主义那一伙人中间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喜欢卖弄自己的那点学问并仍然迷信着自己的那些空想而已。

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的反宪章派，在法国有傅里叶主义者的反改革派，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认为那是一种盲目的举动。

四、    共产党人与反对党

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的全部利益工作，因此他们既对无产阶级的现在负责，也为无产阶级的未来负责。

在法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民主党人联合起来反抗资产阶级，但也并不放弃对他们当中那些空谈和幻想进行批判的权利。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更为进步一些的激进党人；在波兰，共产党人所支持的是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并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之前提条件的政党。

在德国，共产党人又是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的，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是与德国的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为敌并以推翻和消灭它们为己任的。但是，共产党人从不忽略对德国无产者的教育。他们总是要努力让德国的无产者认识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使他们可以在帮助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之后立刻开始其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

共产党人之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那里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与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更多的无产阶级支持。或者说，是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直接拉开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总之，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抗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定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同时，共产党人将努力将全世界的民主政党联合起来，共同来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

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目标。而这一目标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让所有的统治阶级都在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尔·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正是对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关于天国的谬论一经驳倒，基督教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很尴尬的境地。如果谁还想在天国的幻想中去找到一点超然的存在，最终找到的却只能是现实的生活在自己头脑中的反映。这样一来，他也就不会再在这方面去做努力了，因为他要寻找的是真相而不是假象，是人而不是非人。

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只是一些人的自我意识和感觉，这些人要么还没能真正地认识自我，或者曾经认识到自我但随后又迷失了。人不是抽象地生活在世界以外的动物。人就是人，聚集在一起组成社会，建立国家。宗教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个被它颠倒了的世界的总的纲领，为了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而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以此成为了那些迷失者的精神慰藉。因此，我们与宗教的斗争也就是与那个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被颠倒了的世界的斗争。

宗教中所描写的苦难是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种别样的反映，也是人们对这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是被欺凌者的呻吟，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是没有精神者伪造出的精神。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废除所有的宗教，就是要用现实的幸福感去取代那种虚幻的幸福感。要人们抛弃对于自身处境——这个旧世界的幻想，就是要用一个新世界来取代这个旧世界。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这个充满了苦难的旧世界批判的开始。

宗教批判凋谢了那些装饰在锁链上的花朵，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真实的处境，从而抛弃那束缚住自己手脚的锁链并去用真实的花朵来装饰自己的颈项。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来思想、行动，如同地球在围绕着太阳旋转的同时也围绕着自己的轴心旋转，而不是像先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是让太阳围绕着自己旋转。宗教批判推翻了彼岸世界的真理，人们接下来的工作是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自我异化出的神圣的假象被戳穿之后，揭示人真实的自我异化就成了哲学所要即刻完成的任务。于是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政治的批判。

下面所要进行的探讨所针对的并不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原本而是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副本——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探讨是从德国开始的。

如果只从德国的现状出发来否定德国的政治，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下一个时代的错误。这首先是因为这种否定早已经是即在的事实，也就是说，即使我否定了这条扑粉的发辫但也还是要和这条扑粉的发辫打交道；其次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是法国的1789年而是德国的1843年，因此即便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否定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了。

不错，德国曾经有过一段让德国人引以自豪的历史，这段历史任何其他的国家都没有经历过。在这段历史上，德国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了复辟，却没有和它们一起经历革命，而是在路德的领导下当这些国家因此遭遇到了反革命的破坏、也就是所谓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获得了所谓的自由。这其实是德国的耻辱。

有个学派竟然以德国统治者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德国统治者今天的卑鄙行为辩护，把农奴们所有的反抗行为一律宣布为叛乱。历史对这个学派或许正像是上帝对他的奴仆摩西一样只说明了人类的过去，因此它便只好来杜撰德国的现在和未来了。这个夏洛克，发誓要凭那张已经过了期的期票来索取从人们胸脯上割下来的肉，实在是太无耻了。

还有一些爱国者，他们竟然要到原始森林中去寻找我们自由的历史。如果他们真能找到的话，那我们的自由与野猪的自由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谁都知道，在森林中你怎样叫喊就会有怎样的回声，是不会有什么人来干涉你的。更何况那还是原始森林呢。

应该向德国的现存制度开火，虽然这种制度太落后，甚至不值得我们去浪费子弹。就如同一个罪犯，他所犯下的罪行之下劣已经足以证明自己已经够不上做人的资格了，但刽子手还是要用与杀掉别的罪犯同样的办法将他杀掉，这种制度依旧是我们批判的对象。在对这种制度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理性而不是激情，是拿在战士手中的剑而不是拿在医生手里的解剖刀。我们不是要驳倒某个对手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这种制度应该受到的不是我们的重视而是我们的蔑视。对于它批判已经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是在理性基础上发泄我们的愤怒的方式。

这里的所谓制度表面上所展现出来的是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相互倾轧、处于社会下层的那些人们的苦闷与不满和处于社会上层的那些人们时而表现为自大又时而表现为自卑的偏执，但实质上所代表的是专为维护一切卑鄙龌龊事物之存在而存在，而且自己也无非是一种以政府形式表现出来的卑鄙龌龊之事物的那个政府机构。

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啊！整个社会无休止地分裂出一个又一个的帮派。这些帮派表面上相互对立暗地里又相互勾结，形成了一种谁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暧昧关系。其实，它们都是仰仗着统治者的恩典才能维持住自身存在的一群，只不过它们把这种恩典说成了是上天的恩典而已。

对这个制度的批判是一场肉搏战。在这场肉搏战中，对手的姓氏名谁，来自哪里，出身如何都已经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将其尽快地撂倒并杀死，而不是心怀怜悯和同情，总是给它们留下悔过和求饶的时间，在最后的关头再让其跑掉，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卷土重来，那将是我们对自身的蹂躏。应该让受压迫者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从而使这种压迫变得愈加不能忍耐。应该让被欺凌者意识到自己的被欺凌，从而使这种欺凌变得愈加不能承受。应该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都作为一个污点来描述。应该为这种制度唱出一首又一首的哀曲。为了激起人们的斗志，必须让他们为自己的处境大吃一惊。

这种与德国现存制度的斗争对其他各国来说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旧制度的完成对于其他各国来说也许正是一种缺失。对德国现在的斗争正是对这些国家过去的斗争，使这些国家可以从过去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如果这些国家能意识到这里所上演的喜剧正是曾经在他们那里上演的悲剧的话，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很有益处的一件事了。当旧制度仿佛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而自由却成了个别人一个果然念头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还把自己存在看作是天经地义的时候，那它演绎出的历史就一定是悲剧性的。反之，现代的德国制度一方面在向全世界表明着旧制度的腐烂，另一方面又力图用一种假象把这种旧制度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所使用的办法除了诡辩还能是什么，而它所演绎出的历史也就只能是一出喜剧了。

已然存在于德国的旧制度不过是已经在现代国家死去了的旧制度的丑角。历史不断前进，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将旧制度送进了坟墓，但它的阴魂不散，还非要在这个世界上滞留一会儿。它选中了德国做自己的舞台，上演了这样一出让人哭笑不得的喜剧。这样，在埃斯库罗斯的《被锁住的普罗米修斯》里已经被杀死过一次希腊诸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里再被杀死一次。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或许是为了让人类可以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告别吧。我们现在做作的这些事，也正是在为德国争取这样一个愉快的结局。

既然德国社会的整体发展还未能超出德国的政治发展，那德国人能够融入现代社会的程度也就像俄国人一样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虽然有不少个人已经超出这个限制而融入到现代社会中来了，但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德国却依然不能改变其原有的样子。就如同虽然希腊哲学家中有一个是斯基台人，但斯基台人却依旧不能成为希腊人一样。但愿德意志人不要永远是斯基台人。

正像古代人是生活在神话中一样，德国人是一直都生活在哲学里的。他们是本世纪哲学的同时代人，却不是本世纪历史的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本该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但当我们到现实中去寻找这种延续的时候却一无所获，而当我们去研究那些前一代哲学家的遗著时却恰恰接触到了问题的本质。

德国的法律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能与德国社会现实同步的思想观念的东西，因此德国人民一定要把德国的这种思想观念同德国的现存制度联系起来，在批判现存制度的同时还必须批判这种思想观念。他们的未来也不能仅限于对自己国家现存制度的摧毁，而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去完成理想制度的实现，这样的过程在他们的邻国已经成为了现实。德国的实践派主张否定德国的哲学是不错的，他们的错误在于只是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而没有去实现它。他们也许觉得只要扭过头去，或背朝着它，再嘟哝上几句就可以实现这否定了。也或许他们觉得哲学的意义小于那些直接服务于实践活动的理论而并没有把德国哲学和德国的现实联系在一起去研究。他们要人们从现实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寻求德国的走向未来之路，忘记了德国人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总是作为一种观念先萌芽在他们的大脑里然后再外化到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来的。也就是说，不能先在现实中实现这种观念，也就不能真正消灭这种观念，而如果不能真正消灭这种观念，我们就一定会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迷失。

那些所谓的理论派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过是在与实践派相反的反面。它们往往认为哲学是高于现实世界的东西，而不知道哲学本是对现实世界在观念上的补充。因此它们对哲学往往敬而远之，或者只是对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而虽自己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此，它们的理论往往会以某种哲学观念为前提，但得出的结论却往往不能超出这前提。它们甚至会把从别处得到的结论嫁接在那前提上，它们不知道即便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也必须要通过对现存哲学的否定才能获得。一句话，它们的根本错误在于认为不消灭旧的哲学就可以是新的哲学变成现实。

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完整的阐述，因此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也就是对德国国家意识和法意识的否定，而这种意识又集中地体现在他思辨的法哲学的体系里，以此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也就可以归结到对他法哲学的批判上来了。即便思辨的法哲学，这种关于德国国家意识和法意识的思维只可以在德国这样的国家产生，那也只能说明所谓一切国家的思想形象也还是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虽然对于德国人来说，也只是在幻想中得到了一些满足而已。德国这个国家对于我们就像是一个彼岸世界，但和我们所间隔着的却不过是一条莱茵河而已。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着的往往是其他国家在政治上已经做过的事，思维的抽象是造成他们认识片面的原因，外表上的自高自大也正暴露出他们内心的空虚和眼界的狭小。因此，如果德国国家制度的现状所体现出的是旧制度的完成状态，那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所体现出的状态就是现代国家未完成的状态，这或许正是所有现代国家的缺陷。

如果说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是要给予现在的德国国家意识和法意识以彻底的否定，那它就绝不会以此为终结，而是要把这批判延续到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上去。

试问：此时的德国能否完成一次这样的实践，即通过这次实践可以把现在的德国提升到现代各国所达到的发展水平上去呢？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东西只能靠物质的力量去摧毁；但是理论一经被群众掌握，也会转变成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理论要想被群众掌握，就一定要能说服人；理论要想能说服人，就一定要彻底。所谓彻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根本，而所有事物的根本就在于人。现代德国人的一切理论都是以对宗教的批判为其出发点的，他们最终把对宗教的批判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还从而归结出了必须推翻使人被奴役的政治制度这样一条诫命。不过我们仿佛又听见了那个对草拟中的养犬税心怀不满的法国人所说过的话：“我可怜的狗啊，他们这是要把你当成人来对待了呀！”

但无论从怎样的角度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只不过德国过去的革命只是停留在理论上，今后的革命却要推进到实践中去；宗教革命是从僧侣开始的，而我们现在所要进行思想革命却是要从哲学家开始的。

的确，路德的宗教改革只是用新的宗教——人的宗教代替了旧的宗教——神的宗教。他破除了权威的信仰，却又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却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中解放了出来，却又让宗教进入了人们的内心。他打碎了束缚着人们肉体的绳索，却又给人们的心灵套上了绳索。人们先前是被他人奴役着，现在却是被他们自己奴役着。

但即便路德的新教没有解决问题，却还是提出了问题。现在人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去和那些外在的宗教观念进行斗争，而是如何去和自己心里的从教本能作斗争，以使自己真正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如果说路德的新教把德国的俗人都变成了僧侣，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用哲学的批判来使德国所有的人都变成人，即使所有的人都从神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当初，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是在神权面前败下阵来。现在，在我们的哲学批判面前，一切奴役人们的社会制度也同样要败下阵去。

但是德国要完成一次彻底的革命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即使它还需要一个被动的因素，也就是物质的基础。

另外，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一理论需要的程度。然而德国思想界所能提供给德国这个国家的东西是否与这个国家的需要相一致呢？或者说我们的理论能否可以直接成为人们对实践的要求呢？光是思想去趋向现实是不够的，现实还要努力地趋向思想，否则德国的革命就还只能是一纸空谈。

的确如此，德国和现代各国并不是在同一时间走上政治解放之路的。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了的东西在实践上却还远未达到。它怎么可能一个筋斗就超越了自己所要去争取的东西呢？彻底的革命必须是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它怎么能超越了这种需要，把这种彻底强加给现实社会呢？难道这种需要是没有任何前提和基础的吗？

但是，既然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伴随了欧洲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地参与到这种发展的实践中去，那它也就只是分担了这种发展所能带给它的苦痛而没能分享到这发展所能带给它的快乐。不仅如此，有朝一日德国或许还会先于整个欧洲获得解放；如果整个欧洲有一天会处于被瓦解的境地，它也还会先于整个欧洲去处于这种被瓦解的状态；虽然这都是在它的抽象思维活动中实现的。到了那个时候他的感觉也许会好一些，但也许还会更坏也说不定。德国就像是一个沉迷于偶像崇拜的基督教徒，结果是把自己弄得里外不是人，也就只好去“斯人独憔悴”了。

如果我们对德国各省的具体情况都做过一番考察就会知道，德国人正在把欧洲现代国家的缺陷和它自己还拥有着的旧制度的野蛮结合起来。对于欧洲现代国家的长处它可以视而不见，对于欧洲现代国家的缺陷——即那些不合情理的东西它却要如获至宝。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会像德国那样愚蠢了，它分担了立宪国家的所有幻想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实惠，它甚至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即把出版检查和出版自由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拧在一起。正如同在罗马的百神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神像一样，我们可以在德国看到一切国家制度的罪恶。这种因为想脚踏两只船而把自己弄得左右不是的折中主义竟然还得到了威廉四世多方面的保护。威廉四世，他把过去与现在、专制与立宪、独裁和民主杂糅在了一起，所扮演的角色正好似是历史上所有国王的一个抽象，但什么都是的最终结果一定是什么都不是，让整个德国也跟着他一起失去了自我。

但对于德国来说，对自身进行彻底的革命以加入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也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我们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这革命已不是以改朝换代为目的的纯政治的革命；一因为在现在的德国也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阶级，它可以从自己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出发，把解放全人类的作为自己的理想。试想，如果全德国的大多数都归属了这个阶级，那距离德国人获得彻底解放的日子还会远吗？

对于德国人民来说，任何一个阶级想扮演这个阶级的角色，都必须能在一瞬间激起群众的热情。在这一瞬间里，这个阶级要和所有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并被认定为这些人的代表。在这一瞬间里，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就是整个社会的要求。在这一瞬间里，它成了整个社会的头脑和心脏，可以为整个社会提供精神食粮和物质能量。因为这个阶级是为了社会的普遍利益而工作的，因此便可以向整个社会提出统治的要求。但要取得这样的统治地位，以便可以利用掌握在手里的政治权力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向更高的层面提升，这个个阶级之后还需要一个与之对立的阶级；而且还要有许多的缺点都集中在这个与之对立的阶级身上，使之成为一种必须克服的障碍和必须铲除的罪恶，使人们把从这个阶级的压迫下挣脱出来视为整个社会的解放。

在法国，正因为有了贵族和僧侣阶级的反动，也才使资产阶级的进步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在德国却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里不仅没有可以被人们指斥为反动的阶级，更没有可以被人们认定为进步的阶级，因此当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已经取得了成功的时候，这里却还是一潭死水。当时的德国最盛行的是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的最大特征是故步自封，就连资产阶级应有的那一点优越感也被他们卑鄙庸俗的意识吞噬了。因此到了现在，当德国资产者开始同它所意识到的一切反动势力做斗争的时候，无产者与它的斗争也就开始了；当德国资产者还不敢公开表明自己要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自己理想的资本社会的政治主张时，社会的发展已经证明他们的政治主张已经是一种陈旧的东西了。

在法国，只要敢想敢做，就可以得到一切；在德国，只有唯唯诺诺，才不至于失去已有。在法国，部分人的解放是所有人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所有人的解放是部分人解放的前提。在法国，自由是在人们逐步获得解放的可能性中产生；在德国，自由却是在所有人一起获得解放的可能性中产生。在法国，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觉得自己所在的阶级可以代表整个社会的意愿；因此解放者的角色就会充满戏剧性地依次由不同的阶级来担任，直到最后由这样一个阶级来担任——这个阶级将要实现的自由将不受任何由人类社会自己造成的条件限制，而是从自由这一必要前提出发去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德国则相反，在这里，现实生活缺乏精神内涵，精神生活又缺乏现实意义，如果不是受到某种特别需求的触动，没有任何一个阶级会意识到自己的不自由，也因此不会产生对解放的渴望。

德国人实现解放的可能性在哪里呢？

首先要形成这样一个阶级：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结果发生矛盾，而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前提发生矛盾；如果不能解放整个德国社会，它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无产阶级是紧随着德国工业的产生发展而成长壮大起来的，组成这一阶级的成员都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贫民。德国无产阶级宣告德国现存社会制度的解体也无非是在揭示自身存在的秘密。德国无产阶级否定私有财产，也无非是要把自身的存在状态提升为德国全社会的行为准则。德国无产阶级对正在形成的新德国所享有的权利和德国国王对即将灭亡的旧德国所享有的权利是一致的。区别只是德国国王所代表的只是德国少数人的利益，而德国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却是德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已。

哲学的批判把德国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反过来，德国无产阶级也会把哲学批判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霹雳一旦击中德国这块未经开垦过的土地，德国人就会被彻底解放而成为真正的人。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1、德国人要获得解放就必须以宣布人的本质还是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2、德国人必须从中世纪的部分解放中解放出来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彻底解放。

3、在德国，如果不消灭所有的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单独地被消灭。

4、在德国，如果不是从根本上即认定观念上开始革命，就不可能彻底地完成革命。

5、德国的解放是人的解放，这个任务只能由德国无产阶级来完成。

当这一切的条件都在德国的内部酝酿成熟，德国人获得解放的日子也就来到了；而德国人获得解放的消息必将由高卢的雄鸡以它高昂的啼鸣去向全世界宣布。

【卡尔·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

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这是不错的。只是还应该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来出现的，第二次却是作为喜剧来出现的。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路易·波拿巴代替伯父拿破仑·波拿巴，都是很典型的范例。在再版的雾月十八日里，我们尤其可以看到一幅幅精彩的漫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来创造的，也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来创造的，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去延续下来的那些条件下创造的。一切已死的人留下来的传统，如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心魂。当人们通过改变现实去创造未来的时候，总是会战战兢兢地把那些过去的亡灵请出来帮忙。人们或者会借用他们的名字、口号，或者会把自己打扮成他们的模样，让我们在不同的感觉中把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再重温一次。例如，路德就把自己打扮成了使徒保罗，1789——1814年的革命者也依次换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式样的服装招摇过市；而1848年的革命却是一会儿模仿1789年的革命一会儿又模仿起1793年——1795年的革命来，让不知就里的人弄不清他们到底是谁。这些人就如同是刚刚学会一门外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这一门外语译成本国语言或是把本国语言译成这一门外语，而一个精通了一门外语的人在使用这一门外语时是可以把自己本国的语言忘掉的。

在观察历史上这些呼魂唤鬼的把戏时，我们也会很容易地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这些人也都是在穿着罗马人的服装、讲着罗马人的语言干当代人的事，即解除封建制度对自身的禁锢来建立资产阶级社会。一些人挖掉了支撑法国封建制度的存在基础并清除了附着在这一制度上的传统观念；另一些人则一方面在法国内部解除了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的桎梏，为法国资产阶级依托一些分成小块儿的地产进行自由竞争创造了一些必要的条件，一方面又在法国境外到处去破坏他国旧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为法国资产阶级成长和壮大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当新的社会形态一经形成，那些罗马的古董——布鲁土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护民官、长老、凯撒等等就都立刻消失了。冷静务实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库辛、鲁瓦埃·科拉尔、本扎曼·孔斯旦和基佐当做自己的解释者和代言人，它的经济统帅是坐在营业所老总办公室里的精明的资产者，它的政治领袖是坐在王宫里的愚蠢的路易十八。

资产阶级埋头于财富的积累和市场上的竞争，很快就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无论它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在它成长壮大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在古罗马的废墟里，资产阶级的斗士们竟然找到了可以把自己伪装成绅士的道具，以把自己的革命热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保持在一个很是崇高的层面上。例如在一百年前，克伦威尔和英国资产者虽然曾经为了他们的革命借用过《旧约》中的许多语言作为自己的招牌和标签，但当目的一经达到的时候，就又立刻把这些假面具摘掉了。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取得新的斗争的胜利而不是为了解决旧的斗争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为了提升解决某些现实问题的意义而不是回避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了找回革命者应有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不是抛弃这种精神让革命停留在观念的水平上继续如幽灵一般四处游荡。

在1848——1851年间，从改穿了老巴伊服装、戴着皮手套的共和党人到用已死的拿破仑的铁面具把自己卑鄙可厌的面目遮掩起来的冒险家，那些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进步的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了一个存留在记忆中的时代，于是便都一起玩起怀旧的把戏来，那些旧的东西都一一死而复生了。这些民族一时间都成了伦敦贝德勒姆疯人院里的那个疯癫的英国人，他把自己想成了古代埃塞俄比亚矿洞里的工人，每天都被一些手持长鞭的人监视着为法老们把含有黄金的石头从矿洞里背出来。他总是反复地对见到的每一个人说：“唉，我原本是个自由的不列颠人，现在却要每天为埃塞俄比亚的法老钻到地底下去找金子，这是多么不幸的一件事啊！”这和法兰西的共和党人在进行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老拿破仑的追念很有些类似。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害怕革命带来的危险，这些法兰西人在把路易·波拿巴选举为总统之后竟然会像那些从埃及走出来的以色列人一样去惋惜被他们扔在埃及的肉锅，就是说他们便追念起老拿破仑来了。1851年12月2日发生的路易·波拿巴复辟事件便是对他们这种追念的报复。他们发现自己最终得到的不只是一幅老拿破仑的漫画而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

事实证明，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去呼唤自己的诗情。在破除一切对过去事物的迷信之前，革命党人是不能开始做自己的事情的。从前的革命要保持住对过去的迷信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本意，十九世纪的革命要公开自己的意愿也因此就一定要破除对过去的迷信。以前的革命是形式重于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却是要内容重于形式。以前的革命总是想回到过去，但十九世纪的革命却是要奔向未来。

发生在1848年2月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法国的社会来说是一个意外事件，但法国的革命人却把这件事看做是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是开辟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纪元。1851年12月2日，这次革命的成果却被路易·波拿巴这个狡猾的骗子给葬送了。现在看来，这次革命不仅没有使法国的君主制度灭亡，反而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让步极大地挫伤了法国人民的革命热情；结果是法国非但没有因此而获得进步，而是回到了一种以宝剑和袈裟为其标志的极为原始的状态。正所谓来得容易失去也就容易，法国的革命人在这一段时间内仿佛先是被举到了空中然后又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当然这对于法国的革命人来说也并不是没有益处的。这一举一摔，法国的革命人至少是通过一种短平快的方式获得了一些本来是在革命前就应该具备的经验，但现在却只能被看作是教训了。表面上看来，现在的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落到它出发点的后面去了；但用不了多久，它仍会寻找到自己新的出发点，社会也会为自己创造出确保革命能够最终走向成功的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在十八世纪总是突飞猛进、好戏连台，仿佛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照耀着，人们每天都在为之狂欢；然而往往为时短暂，很快地发生，很快地就达到了顶点，很快就要么沉溺在一种醉酒的状态里，要么便销声匿迹了。相反，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却因为要在前进中自发地停下脚步，返回到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总是要无情地嘲笑自己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仿佛把敌人打翻在地只是为了让他们重新站起来。它们在自己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无路可退的情况下才会停下来。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它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太远大了。

但是，只要是稍微有一些观察能力的人，即便他没有深入研究这一事变的发展进程，也可以判断出发生在法国的这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必将因为自身的软弱而遭到前所未有的屈辱。我们只要听一听那些民主派的先生们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之前、也就是波拿巴任职期满之前自鸣得意的叫嚣就够了。他们竟然会互相祝贺，以为这一天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很好的结果。这个日子在他们的头脑中构成了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几乎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基督徒的脑子里的福音一样。弱者总是相信会有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总是以为只要能在自己的想象中打败了敌人就是打败了敌人，甚至会为自己想要取得但还未取得的成功而陶醉，因此也就对眼前的一切都听之任之了。他们因为彼此同情和怜悯而结成团体，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无能。他们打算拿着并不存在的共和国到交易所去贴现，他们不知道这一切实际上已经在1851年12月2日那一天就已经结束了。人们在意志消沉的时候总是喜欢聆听更响亮的叫喊，以此来抵消来自内心深处的惊恐。但这一次不一样了，因为靠几声鹅叫就可以拯救卡皮托里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穿着蓝色或红色服装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下的雷鸣、报刊上的闪电、一部又一部的著作、政治家的名望和学着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如幻影般在一个人的咒语面前消失了，连这个人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是如此伟大的一个魔术师。在这之后普选权还多保持了一会儿，为的是要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全体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向全世界宣布：“一切在这次革命中产生出来的东西都要无条件地灭亡。”

像法国人那样把这一切说成是遭了反动势力的偷袭是不对的，就如同一个女人因为一时的疏忽而被奸污了，难道就可以被她的丈夫原谅了吗？因为这并没有揭示出其根本的原因，而只是掩盖了它的真相而已。如果说成是受到了欺骗或许倒是与事实更接近的，但我们又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有着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会被一个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不抵抗地成了他们的俘虏，难到只是因为他把自己打扮得衣冠楚楚吗？

2

现在，我们把这场革命从开始到结束所经历的几个阶段来划分和总结一下好了。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从路易·飞利浦的统治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召开为止，这个时期又被称为二月革命时期，也可以称之为这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革命的性质表现为无产阶级在仓促之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其实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政府，也因此在这期间所发表、试行和采用的一切政策和措施也都一概具有了临时的性质。这样一来，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也都不能也不敢有权长期存在并有什么真正的作为了；但无论是反对派和共和派的资产阶级还是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准备好了要参与这场革命中来的革命分子，却都在这个临时政府中谋求到了自己临时的职位。

如果不这样当然也是不对的。这被称为二月革命的事变原本的目的只是要争得选举制度的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享有的政治特权并最终推翻封建贵族的统治。但是当谈判变成了冲突、街垒战斗已经打响、国民自卫军却按兵不动、军队也只是装模作样地比划几下、王室已经趁机逃走了的时候，尽管每个政党都对共和国有着自己的解释，但共和国的成立也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手持刀枪棍棒的无产阶级也不去管其资产阶级是怎样的想法，便在共和国的胸脯上打上了自己的印章并草率地将其宣布为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即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些具体内容也被拟定出来了，虽然这些内容与当时的具体情况，即处在那个阶段上的人民群众所能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着的。另一方面，其余一些曾经或多或少对二月革命取得胜利起到了促进作用的人却都因为在这个共和国的政府里得到了自己理想的位置而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慷慨激昂的标语口号与行动上的犹豫不决、无所作为并存，五花八门的创新臆想和墨守成规的陋习同在，还有表面上的协调和实际上各个群体之间在意愿和要求上的严重分歧，使得这一时期的法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情况都更加复杂。也因此，正当巴黎的无产阶级还陶醉在它眼前展开的宏伟蓝图并为其设计着更具体的方案时，资产阶级却已经醒悟过来，在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支持下，它们最终促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召开。

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和奠定基础的时期，又称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二月革命发生之后，先是七月王朝——即飞利浦王朝的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然后是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最后是整个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制宪议会，是对二月革命的初衷提出的直接抗议，即是要把这次革命的性质从无产阶级革命降低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立刻就看出了这个制宪国民议会要做的是怎样一件与他们的初衷不相符合的事，所以他们在这个会议开幕后的5月15日曾企图用武力阻止其继续进行并将其解散，但不幸没有成功；结果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们过早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路易·飞利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打着国王的招牌统治法国，今后将由全部资产阶级以人民的名义来统治法国，而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主张全都是不合时宜的、也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这样的说法巴黎无产阶级自然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便有了六月起义这一法国内战史上最大的一次事变，但最终获得胜利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一边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产阶层、小资产者、国家军队、组成了城市别动队的流氓无产者、知识分子、牧师和僧侣、农民等等，而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却只有无产阶级自己。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被屠杀的起义者有三千多人。无产阶级在经历了这次失败以后，便退隐到这个舞台的后面去了。每当社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又动荡起来的时候，无产阶级就蠢蠢欲动，企图把自己的事业向前推进一步，可往往并没有多大的成效。每当社会上的哪个政党想要掀起一股革命的浪潮时，无产阶级就和它缔结其同盟来，其结果当然只是去依次分享了这些政党的失败。无产阶级的领袖们相继被捕入狱，代替他们的往往是一些愈加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开始醉心于一些共产主义原理的实验，比如成立互助银行和俱乐团体，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些形式化的东西来麻醉自己。他们放弃了利用旧世界本身的力量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的背后，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实现自我的解放，结果也自然是不能成功的，因为人是社会型的动物，更别说还是肩负着要解放全人类之使命的无产阶级了。

因此，当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像无产阶级自己一样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既不可能从它本身、也不可能从与它结盟的那些政党身上获得使自己重新壮大起来的力量。但是，法国无产阶级至少是在与他的敌人进行了浴血奋战之后失败的，而且将整个欧洲都惊动了，仿佛是发生了一次高级别的地震一样，这与后来的那些政党所遭遇的失败比较起来就光荣得多了。那些政党为它们的失败所付出的代价是太小了，以至于那些得胜者只好通过夸大其词才可以把他们的胜利说成是胜利。同时，这些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愈远，其失败的意义也就愈加微小，最后也就只好被历史来忽略了。

六月起义的失败，一方面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扫清了道路和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欧洲的问题不在于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而在于资产阶级要通过共和的方式对其他的一切阶级实行最彻底的专制统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那些阶级划分较为明确、生产条件较为完备、思想意识较为统一的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激进形式而非其保守形式。例如美利坚合众国，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的地位还不稳定，它们在社会活动中不断更新着自己的组成部分，有时还要彼此互换着自己的角色；在那里，生产资料偶尔的匮乏不仅不会与经常发生的人口过剩的现象相矛盾，而人口过剩反而弥补了生产资料偶尔的匮乏；在那里，人们总是忙于去开辟新的世界甚至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消灭那些旧的东西；也因此，在那里，共和国就成了资产阶级存在的保守形式而非激进形式了。

在六月起义过后的日子里，法国的一切阶级和党派都联起手来以维持秩序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它们用“财产、家庭、宗教、法律”作为自己军队的口令，并用“胜利必将属于你们”这样的话来激励那些十字军战士。也因此，只要是参与过镇压行动的党派，只要它们力图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不得不守住这块阵地，它们就不得不被加入到这反对无产阶级的阵营中来。此后，哪怕是一点点改革资产阶级财政的要求、一点点要获得独立和自由的要求、一点点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要求，都会被扣上社会主义的帽子并当作是对于社会有害的思想加以批判和清除。最终他们的头人科拉普林斯基竟以“救主”的身份住进了图伊勒里宫。

六月起义之后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

资产阶级的共和派还有着三色旗共和党、纯粹共和党、政治共和党和形式共和党等等许多美妙的称号。它在路易·飞利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真正的共和主义反对派，议院中有它的席位，它在报界也有很大的势力。它的机关报《国民报》和《辩论日报》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它的所作所为和它在立宪君主制度下的地位也是非常相称的。它并不是因有多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起来和因为什么特殊的缘故而异军突起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理想的资产者——由律师、军官、政客组成的一个派系。它之所以能够对法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或许是因为法国人对路易·飞利浦个人的反感和对于第一共和国的怀念以及一些人对共和主义的信仰，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偶尔隐蔽又偶尔公开地宣扬民族主义和帝制。也因此到了共和国时期，波拿巴便把这一切都变成了现实的存在。这个派系也曾经与那些金融贵族进行过斗争，比如反对预算案、拥护保护关税制度等等。另外，对共产主义所进行的恶毒诽谤更使它赢得了所有资产者的感激。资产阶级共和派之所以要把资产阶级君主国改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无疑是要使自己在这样的国家统治中占有一种绝对的优势，但它对这一政治变革的条件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它所能看清楚的也许只有一点，即它是不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欢迎的。

这些共和党人也真是够纯粹的了。他们本来已经准备好了要推举奥尔良公爵夫人来做摄政王，但二月革命的爆发使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计划，而是去临时政府里去担任职务。在临时政府里他们的人不仅占据了多数而且从一开始就赢得了所有资产者的信任，也就很容易把社会主义者从制宪国民议会执行委员会中排挤出去了。随后，他们又利用了六月起义的爆发干脆解散了这个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掉了他们的另外一些对手，即小资产阶级的和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最后，卡芬雅克——这个指挥了六月屠杀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将军便代替了执行委员会而获得了共和国独裁统治的权力；《国民报》的前任总编马拉斯特则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那些部长的位置自然是都由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占据了。

这次资产阶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出了这些早就以路易·飞利浦王朝合法继承人自命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最初的想象。但人们应该记住的是，这一成果的取得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以民主自由的名义所搞的什么叛乱，而是因为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举行的起义。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最终落在了资产阶级手里，但那不是从生命之树上落下来的，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这对资产阶级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独裁统治从1848年的6月24日起到同年的12月10日止，只存在了半年的时间。这一统治的成功是拟定了一部共和主义宪法。这部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的共和主义化。1830年宪章对选民资格过高的限制曾经把资产阶级本身也排除在了选民之外，二月革命成功后这种限制便立刻被取消了。资产阶级共和派没有办法再完全恢复这种限制，便只好补充了一项条款，即规定只有在选区内居住了六个月以上的人才能获得选举权。除此之外，这部宪法对旧有的行政、司法和军队没有进行任何调整；而且，这部宪法所规定的变更所涉及的往往只是目录和名称，其他的地方几乎全都保持了原样。

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信仰等等自由，虽然都因为穿上了宪法的制服而成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却有了一个附加条件，即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时这些自由才有可能成为无限制的，而所谓宪法也正是要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协调起来。例如宪法第二章第8条是“公民有权成立各种团体，有权举行各种集会，有权进行请愿、有权通过报刊或其他各种方式发表对政府的意见，对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的限制外不受任何限制；同章的第9条是“公民有权开办各种学校，但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和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享有这一权利；同章第9条则是“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其侵犯了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如此等等。因此，在这部宪法之外又需要一部构成法来对这种不受限制的限制进行解释，以使这许多所谓的自由之间和这许多权利与公共安全之间都不至于相互抵触。很快这部构成法就被制定出来了，结果是资产阶级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享有了这些自由。至于那些限制就成了对资产阶级以外的那些人的限制，而所谓的公共安全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安全。但虽然这部宪法的每一节都包含着一正一反两个方面，即先是把自由的权利给予了所有人，然后又用附加条件废除了除去他们自己以外所有人的自由，也不管这些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怎样被被消灭得无影无踪，它在宪法里却还是那么冠冕堂皇地存在着，并在现实生活中表演着一出出骗人的把戏。

然而，这部宪法却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是这一弱点是在它的头顶上，而且它是有着制宪国民议会和总统两个脑袋的。只要将这部宪法粗略地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表述总统与制宪国民议会之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不自相矛盾的、不容易被误解的；因为这是要巩固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地位，而这个地位是不能被撼动的。按照宪法第45——70条的规定，制宪国民议会可以用合法手段罢免总统，而总统要解散制宪国民议会却只能取消宪法，这就仿佛是宪法本身在号召它的敌人用暴力来消灭自己了。

这部宪法不仅要像1830年的宪章一样推崇分权制，而且还要把实施分权制这件事弄得沸沸扬扬。基佐曾经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会内的较量称为一场权利的赌博，而赌博的双方都是要孤注一掷的。一方是由普选产生并享有连选、连任权的七百五十名人民代表所组成的不受监督、不可分割、不可解散的制宪国民议会，它拥有绝对的立法权力，可以对宣战、媾和等重大问题作出最终的决定并因为经常召集各种会议来讨论这些重大议题而站在了法国政治舞台最显耀的位置上。另一方是如同国王一样的总统，他有权任免各级官吏和军官而不必征得制宪国民议会的同意，也因此相当于操纵着所有法国人的命运，因为所有的法国人的物质生活都被这些官吏和军官掌控着。总统不仅掌握着政权和军权，还有权组建或解散国民自卫队、罢免国民议会各级委员会的成员和赦免罪犯。制宪国民议会因为把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而成为众矢之的，即总是招致民众的批评，总统却在一片极乐的净土上过着自己隐居的生活，只是他的耳边总是仿佛有人在提醒他：“老兄，你的任期就要到了。如果你有债务，那就赶紧用宪法规定给你的六十万薪金去偿还吧，可不要在第四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被送入巴黎的债务监狱。”

这部宪法就是这样把实在的权力给予了总统，而使制宪国民议会成了一个摆设。宪法规定总统是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出的，选举总统是所有法国人每四年要行使的一次权力。民选的制宪国民议会和国民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而同样是民选的总统和国民之间的关系却是直接的。那七百五十个议员的确反映着国民精神的方方面面，但总统却要成为国民精神的化身。对于所有法国人来说，总统就是上帝。

阿基里斯因为那个弱点而英年早逝，这部宪法也会因为它的弱点而命不久长。他们愈是接近于完成立法这项伟大的工作就愈是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对于这一点，也用不着女神西蒂斯从海底钻出来去向他们透露什么秘密，只要他们从那高高的云端低下头来俯瞰一下法国社会的现实就可以了然于心了。于是他们只好用自以为得计的第111条来自欺了。这一条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必须经过每次间隔一个月的三次讨论且还要有五百个以上的议员参加和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才能施行。其实这只是为了要在自己成为少数派时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手段，这样的结局在他们还是多数派的时候就已经被他们预感到了。可当脑袋都掉了的时候，身子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一部颇为滑稽的宪法。当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还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忙于虚构、讨论和表决通过那那些滑稽的条文时，卡芬雅克却在制宪国民议会外面实行了对巴黎的戒严。巴黎戒严很像是制宪国民议会在分娩这部宪法时的助产婆，有了刺刀的帮助，这部宪法才得以在很快的时间内诞生出来。共和派的祖先们曾经举着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他们自己则是先是举着刺刀走遍了全世界，然后才又抱着所谓的爱国之心回到法国，目的竟然只是在法国超过半数的省份里取得自己的公民权。暴力是一项非常卓越的发明，每当革命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候都会被拿出来使用。但是，既然暴力会这样周期性地降临在法国人身上，既然刺刀和毛瑟枪会这样周期性地对法国人进行监护和检查，既然胡子和制服已被宣布为法国社会的道德标准，那它为什么不把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宣布为最高级别的社会制度而来千秋万代地统治这个社会呢？如果它能这样做是一定要这样做的，因为只有这样那些拿着刺刀和毛瑟枪、留着胡子穿着制服的人才能得到更多的酬金；况且，贝尔纳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经审判就把一万五千名起义者放逐了的那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巴黎各军事委员会的总的领导人了。现在看来，这所谓的暴力，正是他们太过于缺乏自信的证明。

关于12月10日的总统选举，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农民在其中的表现。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次选举是不得不支付了二月革命费用的农民反抗其他阶级的行动，也是农村反抗城市的行动。还有，这次选举之所以会得到军队的支持，是因为军队从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得到荣耀也没有领到军饷；之所以还得到了大资产阶级的支持，是因为波拿巴可以成为他们恢复帝制的跳板；之所以还得到了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是因为他们把波拿巴的上台看成了是对卡芬雅克的惩罚。

制宪国民议会与1848年12月20日成立，又于1849年5月解散，也实在是太过于短命了。在这期间，资产阶级共和派把革命的无产阶级赶下台而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随后便开始遭到资产阶级其他派别的排挤，这些人都觉得这个共和国应该由他们来统治。这些人大都是保皇派。其中一部分是大土地所有者，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被称为正统派。另一部分是金融巨头和大工厂主，在路易·飞利浦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被称为奥尔良派。军队、大学、教会、法院和报界的高官都分属于这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都以为这个所谓的共和国正是可以由它们来分别或共同来统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已经使它们联合成了秩序党，现在是到了把这些共和派从制宪国民议会中排挤出去的时候了。这些共和党人曾经滥用武力，极其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到了他们自己要捍卫自己的共和主义理想和立法权力的时候却变得极为脆弱。在这里，我们用不着具体叙述制宪国民议会解散的过程，它不是灭亡了，而是消失了。这些共和党人表演完了自己的节目，便主动退场了。此后，他们将变成一些虚幻的影子，每当人们谈论的问题涉及到这个共和国的产生或是当这个共和国遭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这些影子便会来到人们的眼前晃一晃，告诉人们他们曾是一些多么可怜而又可恨的人。

在此，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曾经存在于这一时期的两股力量，即总统波拿巴和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也就是所谓的秩序党。它们在这一段时间里一直同居在一起，只是到了1851年12月2日那一天，前者却把后者消灭了。总统路易·波拿巴上台后立刻便组建起了由资产阶级老自由主义派领袖为首的秩序党内阁，奥迪隆·巴罗先生也就终于得到了他从1830年起就惦记着的内阁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职位并不是像他在路易·飞利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是以反对派领袖的身份得到的，而是以他的劲敌即耶稣会派和正统派之同盟者的身份得到的，而且他所肩负的使命只是把国民议会送入坟墓。换句话来说，他终于把新娘迎进了家门，但那新娘在这之前却已经是被别人奸污过的女人了。波拿巴本人就像是下野了一样，代替他执政的正是秩序党。

内阁第一次会议就做出了出兵罗马的决定，并且还要绕开制宪国民议会来做这件事，可经费却要以别的名义向制宪国民议会索取。他们之所以要出兵罗马是要去帮助那里的专制政权镇压革命，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这些秩序党人就不仅开始欺骗制宪国民议会而且还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干起反革命的勾当来了。这个时候，波拿巴也便开始了他的政变准备。

1848年8月，制宪国民议会竟通过了制宪国民议会在未制定出一套补充法之前不会解散的决议，这和宣布制宪国民议会迟早是要解散是一样的。1849年1月，秩序党人通过议员拉托向制宪国民议会提出结束制定补充法工作的建议。紧接着，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内阁政府和制宪国民议会中的所有保皇党议员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要解散制宪国民议会的主张。他们以近于命令的口吻对制宪国民议会说：之所以要解散制宪国民议会，是为了恢复政府的信誉，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是为了终止宪法的不确定和暂时的状态而建立起宪法的确定和恒久的状态；制宪国民议会必须立刻解散，因为它的存在已经妨碍了内阁政府的工作，成了生长在国家肌体上的毒瘤。波拿巴把他们的这些说法都记录下来，到了1851年12月2日他发动政变的时候便将这些说法不加任何改变地送还给了他们。

为了尽快让制宪国民议会解散，巴罗内阁和秩序党还把一时还不知就里的下层民众鼓动起来去制宪国民议会的门前请愿，以促使制宪国民议会解散。1849年1月29日那一天，制宪国民议会终于不得不开始讨论如何来自行解散的问题了；因为就在这一天，军队占据了制宪国民议会的会场，统领国民自卫军和常备军指挥权的尚加尔涅将军还在巴黎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阅兵活动，联合起来的保皇党还站出来威胁说如果制宪国民议会不自行解散他们就会用暴力的手段来强行将其解散。制宪国民议会的讨论当天就有了结果，也只好决定自行解散，不过不是立刻，而是在同年的5月底，这或许是要为自己争得一点脸面吧。但令那些保皇党的老爷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其实是被波拿巴利用了。

推动秩序党人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制宪国民议会生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想把对宪法的解释权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不是由那些共和党人制定出的补充法来对宪法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尤其是共和党人当时正在讨论的是关于总统责任的条款，这对于波拿巴可不是什么好事。直到1851年12月2日以后那些保皇党人才醒过梦儿来，如果能让制宪国民议会继续存在着，如果能让那些共和党人把有关总统责任的条款制定出来，那该是多好的事啊。

在制宪国民议会解散之前的那几个月里，巴罗内阁和秩序党人还利用了其所能利用的一切机会来贬抑它。波拿巴则继续利用巴罗内阁和秩序党人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贬抑来提高自己的威望。例如，当制宪国民议会在1849年5月8日谴责内阁让乌迪诺将军带兵占领了契维塔未克基亚并组成远征军去帮助罗马教皇恢复其专制统治时，波拿巴立刻就在《通报》上发表了致乌迪诺将军的一封信，对他占领了契维塔未克基亚表示祝贺，并对法国军队的远征罗马表示支持。最后，当制宪国民议会议长马拉斯特顾及制宪国民议会的安全并根据下发的规定责令某位上校带着部下来保卫制宪国民议会时，那位上校竟然却已遵守军纪为借口拒绝了他，他只好又去与尚加尔涅交涉结果也被拒绝了。尚加尔涅还甚至还对他说：“我不喜欢用刺刀去思考问题。”最终，制宪国民议会也就只好这样没有颜面地结束了自己的存在。

巴罗内阁和秩序党人就是这样对待制宪国民议会制度的，而当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将立法国民议会制度逐出法国政坛的时候，他们却为自己鸣冤叫屈起来了。

 3

立法国民议会于1849年到5月28日成立，又于1851年12月2日解散。这一时期一般被称作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但也被称作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共和国时期，是1848年法国革命的第三个阶段。

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又称第一次法国革命。那次革命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比自己更先进的党派为依托登上历史舞台的。每当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以至于连自己也无法掌控的时候，这个党派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其结局往往是被原本是它的依托的那个党派所取代。先是立宪派，然后是吉伦特派，再然后是雅各宾派，那时的革命就是沿着这样一条上升的路线前进着，于此相伴随的是一个又一个从断头台上滚落下来的头颅。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背叛，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遭遇到惨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又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附属物，因此还没等自己怎么样就被资产阶级共和派将自己踩到脚底下去了。资产阶级共和派虽然掌握了制宪国民议会，但还是不得不去寻求秩序党人的支持，而秩序党人却又抛开了资产阶级共和派而跑去寻求军队的支持，最终是军队又把刺刀刺入了秩序党人的胸膛。在这里，每个党派都是以更落后的党派为依托结果却是被他所依托的党派出卖了，也无怪乎它们在倒下去之前还要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鬼脸来，以为他们最终喝到肚子里去的那杯苦酒其实是他们自己酿造的。1848年的革命正是沿着这样一种下降的路线行进着。二月的街垒还没有拆除，革命就已经开起了倒车，也真是让人无可奈何的事情。

这个时期既充斥这许多尖锐的矛盾又包含着许多复杂的混合，立宪派公开表示反对宪法，革命派则公开表示拥护立宪；重新建立起来的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又只能按照旧议会的方式工作，因此总是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山岳派提倡忍耐，却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自己在现实中的失败；保皇派则扮演着共和国参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而不得不一方面去依附和支持国外那些相互敌对的封建王朝、一方面又在法国国内支持他们所憎恨的资产阶级统治；行政机关则把软弱当做力量，把别人对自己的轻蔑当成是荣耀。这样，共和国就成了两个王朝的并存，复辟了的波拿巴王朝和灭亡了的路易·飞利浦王朝在帝国招牌下的结合，能使他们结合起来的正是他们所共有的那些最卑鄙无耻的东西。各派别毫无理由地结合成联盟，仿佛正是以各自分离作为相互结合的基础，也因此所有的斗争就都会眼看着就要分出胜负的时候戛然而止。躁动是为了平静，安宁是为了革命；为了热情而放弃了真理，得到了理性却又泯灭了良心。没有英雄也没有事变，推动历史发展的仿佛只是日历上的日子，这日历上的日子又仿佛只是紧张和松弛这两种状态的相互转化和不断重复。如果历史上有一页被涂抹成了灰色的话，那或许就应该是这一页了。人物和事变都变成了颠倒的施莱米尔即虚幻的影子，革命者在想方设法地麻痹自己而把所有的热情和力量都送给了自己的敌人。如果这时那被称之为赤色幽灵的东西终于出现了，它一定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里基亚帽来的，而是穿着笔挺的制服或红色的军裤来的。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波拿巴在1848年12月20日就任总统之后所组成的内阁是秩序党的内阁，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体。这个内阁直到制宪国民议会解散之后还执掌着法国的行政大权，而尚加尔涅将军则继续执掌着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指挥权。最后，在他们的支持下，秩序党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取得了绝对多数的席位。在立法国民议会中，路易·飞利浦时期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同正统派汇合在了一处，让他们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的只是拿在他们手里的一张选票，而波拿巴派的议员人数更是少到使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党团，或者说他们只是秩序党的一个附属物而已。这样，法国的所有权利就等于全部掌握在秩序党手里了。我们也因此可以说，法国的国家政权是靠着普选的幌子和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大陆上获得的胜利而建立和强大起来的。

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党如秩序党这样幸运地存在过。

资产阶级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里只剩下了一个以卡芬雅克、拉摩里西尔和贝多为首的一个由五十人组成的集团。大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他们在立法国民议会里称自己为山岳党。山岳党人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占有二百多个席位，因此他至少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别中的任何一个可以抗衡的；而且，它在农村获得了许多的拥护者，所有巴黎本土的议员都是他们的成员，他们的领袖赖德律·格兰更是由五个省的投票选举产生的，这就使得这些山岳党人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具有了更加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切都表明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在保皇党内部、在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山岳党人至少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的，但仅仅是在立法国民议会成立的两个星期之后，它不仅没有获得任何权力，竟然连应有的声誉也失去了。

在继续叙述这段历史之前，为了避免因为对这个时代总的性质把握得不够准确而犯下一些低级的错误，我们还需要作出如下几点说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是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还是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在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民主派还用两个词来概括这一段历史，即反对和黑暗；在他们的眼里，这一时期所有的猫都如同它们眼里的世界一样是灰色的，而他们也只能像更夫一样去重复那一句“平安无事”的常谈。初看起来，秩序党的确是各种保皇派别的集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一边相互倾轧一边把自己看中的人推上王位而把对方看中的人排挤掉，只是在对共和国的仇恨上他们才会一致起来。秩序党的反动本性总是使它去忙着做一些坏事，比如限制出版和结社的自由等等，而且大多是用暴力的手段去完成的。山岳党却仿佛正是共和国以及宪法规定了的人们应该享有的这些权利的保护者，它一方面要抵御秩序党对自己的攻击，一方面还要利用一切机会呼吁那些所谓的永恒的人权，以期自己不要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有了这样的说明，那块蒙在这一段历史上的幕布就被揭开了。

不错，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组成秩序党的两大集团。是什么使它们既共同依附在波拿巴身边却又相互分离呢？是因为它们所信仰的保皇主义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在波旁王朝，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是大地产主以及依附在他们身边的僧侣。在奥尔良王朝，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是金融贵族、大资本家及随从在它身后的律师和教授等等。由此看来，正统王朝不过是封建世袭势力的政治体现，而路易·飞利浦王朝则不过是攒多了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政治体现。也因此，这两大集团的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它们所信仰的保皇主义不同，而是由于各自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的不同，即它们从自己的王朝中所继承下来的所有制关系不同，体现着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对立和资产与地产之间的矛盾。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连接起来的除了所有制关系之外还有对过去的回忆和个人的恩怨、忧虑、希望、偏见、幻想、同情、反感、信念、原则等等，又有谁会否认这些东西呢？但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上和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人们的情感和思想也是会有所不同的，也因此就有了不同的世界观并构成了不同的社会上层建筑，即整个统治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并构成了这一切，而通过言传与身教承受了这一切的个人会以为这一切就是他行为的真正动机和出发点。如果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都硬要让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的彼此分离是由于对两个不同王朝的眷恋，那就无异于是在自欺欺人；因为后来的事实将证明，它们之所以对立仅仅是利益上的对立，和那两个王朝在感情上一点点关系也没有。

正如在评价一个人的人品时要把他所说过的话和他的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评价一个党派的时候也一定要把它的本来面目和根本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标榜和他们的阶级本质区别开来。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处于一个共和国中，如果其中的一方只是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而不顾及另一方的利益，那么这只是表明由资产阶级分化出的两大集团都在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我们称这两大集团为资产阶级，是因为虽然它们在表面上还摆着封建豪绅的姿态，但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本阶级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自己是热衷于王权统治的，直到最后的危急关头即他们的经济利益要蒙受巨大损失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承认，他们所热衷的其实仅仅是地租而已。

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爱姆斯，在克勒蒙特，也就是说在国民议会之外他们总是相互倾轧。在私下里，他们有时还会穿起王朝的制服来进行旧式的比武活动，但在公开的场合下，当他们以一个政党的身份出现在国民议会的舞台上时，对自己的王朝就只好敬而远之了。他们在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的，或者说他们高举着的是社会的旗帜而不是政治的旗帜，是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护卫着某某公主的骑士，是与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与共和党人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人，他们比任何时候（包括先前的路易·飞利浦时期和其后的复辟时期）都更加稳固地拥有着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权力。这种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国家形式下才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两大集团才能结合起来，从而用资产阶级整个阶级的统治来代替这个阶级中的某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如果他们以秩序党的身份痛骂共和制，即毫不掩饰他们对于共和制的憎恨，那也并不仅仅是因为对于过去的眷恋。本能会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实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却也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此他们现在必须同被他们奴役着的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斗争中，他们不能再以王冠作掩护，也不能以他们之间和他们与王权之间的斗争来转移整个社会的视线了。由于感觉到了自己在这样的斗争中的软弱无力，他们总想着从这种社会条件较为完备的阶级统治的前沿阵地上退却下来，返回到那些社会条件不够完备，也因而较少危险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阶级统治；但当他们和波拿巴发生了矛盾，当他们担心国家的行政权力危害到他们的立法权力时，当他们必须把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提高到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时，他们就不是以秩序党的身份，而是以共和党的身份出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了。奥尔良派的梯也尔曾经对国民议会担保说，在维护共和国利益这一点上，他们和正统派之间没有任何分歧；正统派的贝利耶也缠着三色头巾，在1851年12月2日代表共和国向集中在市政厅前面的民众发表演说，说在维护共和国利益这一点上，他们和奥尔良派也同样没有任何分歧。但这时，在民众中却有人讥笑道：嘿，亨利五世！

与资产阶级的联盟相对抗的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盟，即所谓社会民主派。1848年的六月起义失败不仅让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那些能让他们不再继续蒙受损失的民主保障也面临着失去的危险，于是他们就只好去与工人阶级携起手来了。他们在国民议会的代表——山岳党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道幕后去了，后来在制宪国民议会后期通过与路易·波拿巴及其内阁成员的斗争才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声望并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走到了一起。在1849年2月的一次宴会上他们不仅握手言和而且还制定了共同的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总统候选人。这时的无产阶级也已经失去了应有的锋芒而沾染上了民主主义的色彩，而与小资产阶级组成了所谓社会民主派，或称新山岳党。这个新山岳党的成员，除了增加了几个工人出身的议员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领袖之外也还是旧山岳党的那些人，只不过在人数上又多了一些而已。这个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使它对共和制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要求共和制度从专制走向民主，不是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使二者之间的对抗变得缓和一些。但无论它要用怎样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标，也无论这目标被涂上怎样的革命色彩，都改变不了这种要求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虽然我们也不能总是狭隘地认为无论小资产阶级做什么事情都是在维护其本阶级的利益，即超不出它自私自利的本性，因为它相信，它要求共和制度提供给它的那些能使它自身获得解放的条件，也同时就是能使整个社会通过阶级斗争的消失而获得解放的一般条件。同样，我们也不应该认为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都是一些小店主，他们往往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现实社会里所处的地位与先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上都与一般意义上的小店主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们之所以成为了小资产阶级在国民议会重点代表人物是因为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他们对共和制度提出的要求都只能是先已后人而不可能是先人后己的，这是其阶级本性决定的，除非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一般说来，一个阶级在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与其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山岳党人虽然为了维护共和国的利益和争取民权同秩序党人进行着斗争，但共和国和民权都不是他们同秩序党人进行斗争的最终目的。

国民议会刚一开幕，秩序党人就像山岳党人发起挑战。这时的资产阶级已经感到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敌视，正如在这以前无产阶级对他们的敌视一样。不过这一次敌对双方的情况与先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无产阶级是游行在大街上，小资产阶级则是端坐在国民议会中，因此必须在小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一定程度之前把它从国民议会中剔除出去。他们设置了一个陷阱，然后稍加利诱，山岳党人便掉进去了。

秩序党人的诱饵是法军的炮轰罗马。这次行动违反了宪法禁止共和国出兵侵犯他国和行政机构不经国民议会同意便对他国宣战的规定，而且制宪国民议会在这之前的5月8日通过的决议也已经对内阁出兵罗马的决定进行过谴责。于是，赖德律·洛兰以此为依据于6月11日对波拿巴和他的内阁部长们提出弹劾，但尽管他威胁说将使用一切手段来保卫宪法，山岳党人也全体起立表示支持这一提案，但这一提案还是在6月12日被国民议会否决。于是山岳党人便集体退出了国民议会。6月13日，山岳党的领袖们发表宣言，称波拿巴和他的内阁部长们是处于宪法之外的人；国民自卫军则举行了徒手的示威游行，但在遇到了尚加尔涅的军队之后便立刻逃散了。山岳党人大多背叛了自己的领袖，他们拒绝在那个宣言上签字，即便是由他们控制的报纸也只有两家敢于登载那个宣言。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了国外，还有一部分人被交给布尔日最高法院来审判，其余的人虽然被留在了国民议会里，却像小学生一样受到议长的监督。为了担忧工人再一次举行起义，巴黎又一次宣布戒严，但这时的无产阶级似乎已经被传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懦弱病，工人们并没有像1848年6月那样起义，即便有人要那么做，也被国民自卫军阻挠住了。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山岳党在国民议会中的势力已被极大地削弱了。

6月13日的事变被宣布戒严的还有里昂等五个巴黎周边的省份，而且这种戒严状态一直被延续到现在。

从没有看到过山岳党人什么时候喧嚣得比现在更甚了。从没有看到山岳党人在什么时候吹嘘起社会民主派的必然胜利来比现在更加有信心了。显然，这些山岳党人是相信那可以使耶利哥城墙应声倒下的喇叭所具有的力量的，所以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墙壁前面时便力图出现这样的奇迹。但事实证明，如果山岳党人真的想在国民议会中获得胜利，那他们就不应该以武力相威胁；而如果号召使用武力，那就不应该到大街上去叫嚷；而如果准备去街头上示威却又没有考虑到这示威将受到武力干涉，那就太幼稚了；而如果想到过要用武力去与自己的敌人战斗却又事先放下了手中的武器，那简直就是一种愚蠢了。问题在于这些山岳党人当时的武力威胁也只是为了吓唬一下他们的敌人，当他们不得不把这种威胁变成实际的行动却又不能的时候，他们就只好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并急于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口实。尤其是当情况严重到必须进行战斗时，那震耳欲聋的前奏就变成了嗡嗡嘤嘤的尾声。演员们不再表演了，幕布渐渐落下了，那个被吹大了的肥皂泡也不用谁来碰触一下自己就破灭了。

在法国革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党曾经像山岳党人这样过分夸大自己的力量，更没有哪一个政党会像他们这样错误地估计形式的发展。当一部分军人对他们投了赞成票之后，他们便以为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整个军队都会为他们所用，即便是他们站在罗马方面来反对法国也是一样，这实在是有一些可笑了。另一方面，人们对发生在1848年6月的事变还记忆犹新，以致于无产阶级对国民自卫军还深恶痛绝，那些秘密团体的成员对于社会民主派的领袖们还很不信任，除非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胁，否则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宪法的某一条文被什么人违背了又算得了什么呢？正如山岳党人自己说的那样，难道这宪法不是被那些秩序党人违背了许多次了吗？那些激进的报纸不是早就把宪法指斥为反革命用来镇压革命的手段了吗？再有，山岳党人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还自认为是超然于其他阶级之上的一个特殊阶级，因此他们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了。也因此，他们便认为自己不仅没有必要再去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状况，也没有必要仔细地估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只要发出一个信号，全体人民就会毫不犹豫地冲向他们的敌人，因为他们的敌人也就是全体人民的敌人。但实际情况和他们的这个想法之间的距离也太过于遥远了。这或许应该归罪于那些专门喜爱无事生非的诡辩家，他们通过挑拨离间把人民分成了相互敌对的阵营，也或许是因为那些军人太过于残忍又太过于懵懂，因此不能把山岳党人的利益当成他们自己的利益，还或者是因为山岳党党人在完成自己计划的过程中自己本身出了问题，即在某些细节上做得不到位或在处理某种突发事件的时候方法不得当等等。但不管怎样，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在面对失败的时候要么把自己择得一干二净，仿佛他们是那么纯洁无瑕；要么就装出一副可怜的面孔，仿佛他们是那么无辜。总之是这个世界应该来适应他们，而不是他们要来适应这个世界。

不过，虽然山岳党在国民议会中的席位减少了，并且山岳党人在国民议会中还要忍受着秩序党人的鄙视和羞辱，但这对那些二三流的山岳党成员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坏事。6月13日的事变把他们最上层的领袖人物排挤掉了，但这正好给那些处在下一个层面上的人腾出了位置，这对于他们来说算得上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虽然它们在国民议会中已经没有可能再做出什么有实际意义的事了，但他们仍然有权力来发泄一下自己的愤慨或抓住适当的机会来自我吹嘘一番；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虽然秩序党人还把他们看成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的一切都只能停留在了口头上，也就可以把他们的有当成无来对待了。对于6月13日的失败，他们曾经安慰自己说：“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普选权，我们就会让他们好看！不信你们就走着瞧好了！”但结果怎么样呢？当路易·波拿巴真的复辟了帝制的时候，他们也没能拿人家怎么样。

那个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就把如同山岳一般屹立着的山岳党断送给了秩序党的赖德律·洛兰怎样了呢？他逃到了瓦拉几亚，竟然觉得自己肩负着要在法国以外组建一个法国政府的使命，仿佛是因为被逐出了法国政坛而变得更加伟大了似的。在1852年的换届选举中，它竟然不仅还要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参选，还要向瓦拉几亚和其他几个国家的人民发出通告，说是他要和他的同盟者以更加激烈的方式来与欧洲大陆上的一切专制制度进行斗争。蒲鲁东先生曾经对他们说：“你们这帮大老爷们啊，我看你们也就是痛快一下自己的嘴巴算了！”他说的是一点也不错的。

6月13日，秩序党人不仅彻底打败了国民议会中的山岳党人，同时还确定了对宪法的解释应服从国民议会决议的原则。后来的梯也尔在谈到资产阶级对共和国的统治权力时说：“在共和国里，资产阶级通过国民议会实现自己对国家的统治，行政机构不仅无权否决资产阶级做出的任何决定，更无权解散国民议会。”，这其实就是这个时候秩序党人对共和国的理解。可是，如果说6月13日资产阶级在国民议会中获得了绝对的权力，那它又为什么非要把那些山岳党人从国民议会中清除出去，那不是等于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了吗？而且，它把许多议员交给法庭去审判不也就等于否定了国民议会的不可侵犯性，而使自己本身的利益也受到损害了吗？另外，他们把山岳党人为保护宪法而举行的起义指斥为颠覆国家的行为，不也就等于剥夺了自己在遭受到内阁政府使用行政权力的违法侵害时举行起义的权利了吗？历史就是如此地捉弄人！1851年12月2日，秩序党人痛哭流涕地向民众推举了一位说是可以抵制波拿巴的反革命政变并保护宪法的将军乌迪诺，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位乌迪诺将军曾按照波拿巴的命令去炮击罗马，因而才有了6月13日的护宪运动，他又怎么会去抵制波拿巴的反革命政变并去保护宪法呢？还有一个名叫维埃伊拉的军官，他在6月13日秩序党人清除山岳党人的时候曾带着一群投靠在金融贵族门下的国民自卫军成员去到民主派的报社里胡闹了一番，因而被秩序党人誉为了英雄；但这时他却投靠在了波拿巴的门下并成了国民自卫军的总头领，使得国民议会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也没能得到国民自卫军的援助。

6月13日的事变表面上是秩序党人取得了胜利，但也同时算得上是波拿巴的胜利，因为山岳党人原本是要把波拿巴交给法庭去审判的。6月14日，巴黎各处的墙壁上都可以看到这样一张布告，说总统并没有参与这一次事变，而且他也并不愿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不想把他个人的事与任何一方的事混淆起来。但无论怎么说，对罗马的远征是波拿巴提出来的，而且这也正是6月13日事变的导火索；而事情有了这样的结果正是他求之不得的，现在，他只要把秩序党人取得的胜利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就行了。后来的立法国民议会批准了这次军事行动，波拿巴则又趁机恢复了祭司长撒母耳在梵蒂冈的权力，接下来他就可以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宫了。

既然6月13日的山岳党人对秩序党人的反抗只是局限于游行示威，因此即便被镇压下去了，也谈不上多么荣耀。然而秩序党人却把只一次不流血的战斗看得像是拿破仑第一次击败了俄奥联军的奥斯特利茨战役，报纸上称赞参与了镇压行动的军人都是英雄，尚加尔涅更被称颂为英雄中的英雄，这简直就是一个骗局，但令人不解的是连他们自己也信以为真了。最后，那些因此而变得趾高气扬的军人都被调出了巴黎，那些在其后的选举中表现出些许民主倾向的军团甚者还被弄到阿尔及利亚去了，军队和政治开始被隔绝了

现在我们再来谈一谈国民自卫军。在路易·飞利浦时期，只要国民自卫军和政府军采取一致行动，什么样的起义都会失败。因此，当国民自卫军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采取消极态度的时候，路易·飞利浦也就立刻意识到自己要完蛋了，结果他就果然完蛋了。于是人们对国民自卫军就有了这样一种迷信，仿佛它比政府军还要厉害、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的支持就不能成功而政府军一旦与国民自卫军对抗就一定会失败似的。到了1848年6月，当国民自卫军和政府军一起把起义镇压下去之后，人们对国民自卫军的迷信就变得更加牢固了。直到波拿巴就任总统后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交给了统率着政府第一师的军尚加尔涅，人们对国民自卫军迷信才一下子减少了许多，因为国民自卫军和政府军已经成为一回事，或者说只是政府军的附属物了。到了1849年的6月13日，国民自卫军其实就只剩下了一些碎屑。6月13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由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开始的，虽然它们用来对付政府军的就剩下那一身服装了，而在政府军看来那只是一块布料而已。1848年6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靠着国民自卫军与政府军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可到了1849年6月，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在政府军的的帮助驱散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那一部分国民自卫军；而到了1851年12月2日，就连资产阶级自己的那一部分国民自卫军也不复存在了；当波拿巴签署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时，不过是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而已。资产阶级就这样毁灭了自己对抗政府军的最后的力量，不过当小资产阶级已经不再像臣仆那样支持它而已经开始像一个叛逆者那样反对他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事情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一般说来，当一个阶级自己成了专制的统治者之后，是一定会把先前和它一起反抗专制统治的力量消灭掉的，不然的话，它又怎么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呢？

这时候，政权重又回到了秩序党人的手里，就仿佛他们在1848年失去这个政权也是为了在一年后再把这政权夺回到自己手里来一样。他们在庆祝的同时对共和国和宪法极尽侮辱之能事，他们诅咒一切的革命行为，甚至连他们自己曾经参与的革命在内。最后，他们颁布了限制报刊言论、取消结社自由和把戒严规定为正常的法律制度的公告。国民议会的会议一直开到8月10日。休会期间，正统派和爱姆斯一起搞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和克勒蒙特一起搞阴谋活动，波拿巴则借口到各地巡视搞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搞阴谋活动；虽然名曰休会，但大家都还是忙得很。但无论怎么说，国民议会的休会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这等于是把路易·波拿巴一个人留在了法国的政治舞台上，而这时的秩序党人也因此分裂成了几个因为复辟想法不同相互敌对的派别。当议会的喧闹趋于沉寂的时候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共和国要想显露出自己真实的面目就必须使这样的休会状态长久地保持下去，并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标榜代之以毫不含糊的军事行动。

4

1849年10月，国民议会复会。11月1日，波拿巴颂来一份咨文，说巴罗内阁已经解散，新的内阁又已经重新组成，这个消息让议员们大为震惊。这表明对于波拿巴来说，解散一个旧的内阁而组建一个新的内阁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简直就像是小孩子在做着什么游戏一样。

巴罗内阁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合而成的秩序党人的内阁。波拿巴当时组成这个内阁是为了解散共和派的制宪国民议会、实现对罗马的远征并削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势力。那时，他等于是把政府的行政权力交给了秩序党人，自己则躲避在内阁之后，而且还戴着一个路易·飞利浦时期冒名顶替者常戴的假面具，好让人们认不出他的真实面目来。但现在他却摘掉了这个假面具，因为他要显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来了。他组建巴罗内阁，是要借秩序党人的名义来解散制宪国民议会；他解散巴罗内阁，则是为了宣布自己和现在的这个立法国民议会无关。

波拿巴要解散巴罗内阁是不乏借口的。巴罗内阁在对待共和国总统这个与国民议会同等的权力时，有时甚至连起码的礼节都忽视了。例如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波拿巴发表了他致埃德加尔·奈的信，其中隐约指责了教皇的非自由主义立场，正像他撇开了制宪国民议会发表了称赞乌迪诺炮轰了罗马的信一样；当国民议会批准了远征罗马的提议后，自由派议员维克多·雨果提出了这封信的问题；但当时的秩序党人并不认为波拿巴的举动有什么政治企图，可巴罗内阁的成员们却没有一个站出来为波拿巴说话。又例如有一次，巴罗先生竟然在公开的场合下讲到总统是如何与他的手下一起搞阴谋活动来迫使国民议会否决或通过某些议案的，最后不仅使得国民议会了为奥尔良公爵夫人争得了一笔抚恤金，还使增加总统薪俸的议案遭到了否决。在波拿巴身上，对帝位和财富的渴望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在认定恢复帝制为自己使命的同时，也同时认定法国人民肩负着让他拥有更多财富的使命。

巴罗内阁是波拿巴成立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议会制、即由议会掌控着的内阁。所以这个内阁的解散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即让秩序党人丧失了维持议会制度存在所必须的支柱——对国家行政权力的控制。在法国，行政权力支配着五十万以上的官吏，也就间接地控制着所有的人和与所有人直接相关的物质利益；不仅如此，行政权力还监控着所有人的生活，不论是集体的生活还是个人的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国民议会失去了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对这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实际存在的意义了。但是，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又是和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分不开的。他们正是靠着这个机器在这个国家立足并获得利益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使他们不得不连续不断的增加经费和人员来维持这个机器的运转。这样，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使他们不得不一方面要控制这个权力，一方面又要保护这个权力，但现在，这一切都要以这个新内阁的产生而改变了。

新内阁叫做奥普尔内阁，但这并不是说奥普尔先生获得了内阁总理的职位。实际上是在巴罗被免职之后，波拿巴就取消了这个职位，因为这个职位会把总统架空，使之成为微不足道或可有可无的人，再加上没有王位和王冠，没有权杖和宝剑，没有特别的权益，最让他懊恼的是还没有皇室经费，因此还不如自己来当这个内阁总理的好。奥普尔内阁里只有高利贷资本家富尔德是议员，他是法国金融贵族里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个。他是当时的财政部长，只要看一看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总市值是怎样随着波拿巴股票的涨跌而涨跌着就可以知道，路拿巴已经把法国的财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与此同时，波拿巴又任命卡尔利埃为巴黎警察局长，从而把巴黎的治安管理权也抓在了自己手里。

内阁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露出来，波拿巴走出这一步只是表明他在先前已经被甩在后面了。他在送交了那一份粗鲁的咨文之后，紧接着就立刻表示要听命于国民议会了。那些内阁成员们把他的奇怪想法制定成法案，好像只是迫于本身所处的位置不得不这样做似的，而且还好像是在已经确定这些法案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情况下才做的。每当波拿巴暗地里向他的内阁成员透露出他的复辟意图或玩弄他的“拿破仑观念”的时候，他的内阁成员们就会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表言论表示反对，好像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这种反对党声音不至于沉寂下去一样。它扮演了一个不招人待见的角色——一个愚蠢的天才。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所有人蔑视，也因此使得资产阶级感到自己是那么绝对地掌握着统治法国的权力。

资产阶级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项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消费税的法律，另一个是废除无神论思想教育的法律。资产阶级虽然让法国在葡萄酒的消费上蒙受了损失，同时却用僧侣生活的清水款待了他们。资产阶级通过恢复葡萄酒消费税宣布了旧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通过废除无神论思想教育来平复民众的不满情绪。或许会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些伏尔泰主义者和折衷派哲学的信徒们会把控制法国民众精神的工作交给曾经与他们有着世仇的耶稣会去做呢？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虽然在对待路易·波拿巴的问题上有分歧，但他们又都清楚地知道，要想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要想用七月王朝时期（路易·飞利浦统治时期）的手段来奴役人民，就必须用波旁王朝（路易十八复辟时期）奴役人民的手段来补充，因此他们这样做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农民的所有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更苦于粮价下跌，另一方面又苦于债务利息的日益升高。于是他们便开始去向政府请愿，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教师要接受教士的领导，议员要接受行政长官的领导，所有人都必须接受专属部门的监察。在巴黎的各大城市，政府对民众的挑衅行为多于压制行为。在乡村，政府的行为更是卑鄙，到处都埋伏着执法的宪兵，只要抓住任何违法的人立刻严惩不贷。

虽然秩序党人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大发议论来反对少数派，但是他们的言辞却始终是无需论证的结论，正如同基督徒嘴里的“是”和“否”一样。他们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也和他们在讲坛上发表的议论一样，都如同是已经知晓了答案的谜语一样索然无味。无论是谈论什么，最终的判词都是一个：“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是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是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修铁路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剑是社会主义；最后，甚至连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判定为社会主义了，真可谓社会主义满天飞。

这可不是什么玩笑话。资产阶级自己也应该意识到了，它用来攻击封建制度的各种武器现在都掉转过头来攻击它自己了，它所发明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身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神都把它抛弃而去保佑它的敌人了。它发现，所谓的自由都不仅正在侵犯着它的利益，而且既威胁着它的经济基础又威胁着它的上层建筑，也因此，这些担心在它的眼里就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在这种侵犯和威胁中，它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所以它对社会主义的意义和发展趋势的评价就比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评价更接近于正确，而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要一味地对它们表示反对，即不管它们是在为整个人类的痛苦而伤心地哭泣还是在宣扬基督教的天国的福音，也不管它们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漫谈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还是在凭着幻想去设计怎样幸福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只是没有意识和了解到这一点：如果这样推论下去，那它自己的议会制度，甚至它整个的政治制度也就都应该被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

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完整地建立、它自己还没有获得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它与其他各个阶级的对立关系也就不能以纯粹的对立形式表现出来，而即便是在它能够有所表现的地方，它也不能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形式对于它来说是太过于危险了。但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罪名都是危害社会安宁，那它为什么要在社会上层保留住这样一种不安宁的制度，即保留住那个——按它自己的一位发言人所说的那样——生存在斗争中且靠着斗争来生存的议会制度呢？靠着辩论来生存的议会制度又怎么能消灭辩论呢？既然这里提出的每种治理社会的措施都将变成一种思想，或者说都可以当成一种思想来解释，那在这种情况下谁又可以把这种思想变成一种信条来让人们接受呢？议员们在讲坛上的大发议论，记者在报纸上大发议论；议会里的辩论还要在沙龙和酒馆里延续。议员们经常说自己的讲话所表达的是人民的意愿，也就使民众有理由在请愿书中把自己真正的意愿表达出来。再有，既然议会制度规定要少数服从多数，那议会之外的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能也做出自己的决定呢？换句话说，既然你们站在上顶上拉提琴，又为什么要对山下人的舞蹈感到惊恐呢？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斥为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认是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不得不逃避这利益给它带来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就必须先让自己的议会安静下来；要保持住自己的社会权力，就必须先摧毁自己的政治权力；只有让作为一个阶级的自己在政治上同其他阶级处在同样低下的层面上，才能使得自己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并享受到从其他方面得到的利益。也就是说，资产阶级要想保住自己的钱包就必须把那象征着所有政治权力的王冠摘下，而把原本握在自己手中用来保护自己的剑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挂在自己的头顶上。

也因此，在保护资产阶级共同利益时，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例如1850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建巴黎——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1851年的春天也没有结果，就如同它不做什么有害于这个社会的事就成了不能生育的女人一样。

当波拿巴内阁中的一部分成员在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条文，而另一部分成员又在增加实施这些法律条文的苛刻性要求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在企图以一些提案来显露自己对国民议会的不满以博得民众的关注，他想让民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就如同有什么宝藏掌握在他的手里，只是由于国民议会的存在使他还不能把这宝藏展示在民众的面前似的。这些提案中有一个是提议给下级军官每天增加四个苏的津贴，还有一个是提议为工人办一个“荣誉贷款银行”。这样的提案无非是想以金钱的馈赠和借贷来讨好民众，这些流氓无产者的财政手段，是波拿巴最善于玩弄的伎俩。历史上，从没有一个觊觎王位的人像他这样以如此庸俗的手段从同样庸俗的民众手里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

眼看着路易·波拿巴靠着损害它的利益来博取名望，眼看着这个王位的觊觎者——被债主鞭挞得体无完肤却又丝毫也不值得同情的政治冒险家愈来愈可能干出更加冒险的勾当，国民议会曾经不止一次表达出自己的愤怒。不用说，秩序党人和波拿巴之间的矛盾已经尖锐到很危险的程度了，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1850年3月10日的补缺选举，又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了秩序党人的怀抱。这次选举是为填补1849年6月13日发生的事变中由于山岳党人的退出而造成的议员席位空缺举行的，故曰补缺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巴黎民众只推举出了几个社会民主党人作为候选人，并且把绝大部分的选票投给了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又一次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小资产阶级就这样抚平了1849年6月13日的失败给他们的心灵带来的创伤。看来，小资产阶级在危急关头离开战场只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重新进入战场。不仅如此，巴黎的军队也投票选举了一个六月起义的参加者来与波拿巴的内阁成员拉伊特对抗；而在各省，大部分人也都投了山岳党人的票。山岳党人在许多地方都比秩序党人占据了更多的优势，结果无疑是给这次选举带来了更大的危险性。

波拿巴发现自己又要面对一次革命了。和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一样，1850年3月10日，他又不得不躲避到秩序党人的背后去了。他屈服了，他对自己先前的一些做法表示忏悔，他同意遵照议会多数人的意愿组成一个新的内阁，他甚至恳请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领袖们亲自来掌权。同样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秩序党人并没有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不但没有把统治法国的行政大权从波拿巴的手里接过来，而且也没有要求波拿巴恢复在11月1日被他解散的巴罗内阁。他们为了能用自己的宽恕来羞辱一番波拿巴并让自己人巴罗什进入后来的内阁而感到满足。这个巴罗什，在做布尔日最高法院的检察官时曾经指控五月十五日中的革命者和六月十三日事件中的民主派危害国民议会；可在那以后，波拿巴内阁的成员却又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侮辱过国民议会；也因此，他在1851年12月2日以后便被路易·波拿巴相中，成了波拿巴内阁的副参议长。

社会民主派人士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来使自己的胜利成为问题以削弱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议员维达尔竟然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但结果又怎样呢？维达尔竟然在几个胆小怕事的社会民主派人士的劝说下放弃了巴黎而去了斯特拉斯堡。这样，社会民主派也就没有自己在选举开始时取得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他们没有迫使敌人在民众和军队的情绪都十分高昂地支持着自己的时候来与自己斗争，反而是在3月4日用新一轮的竞选把整个巴黎都弄得疲惫不堪，使民众和军队的热情也都在这竞选的游戏中被消耗掉了。当小资产阶级满足于制宪的成就，把精力浪费在细节的辩论、空洞的宣言和表面的改革的同时，资产阶级却站住这个空当恢复了自己的知觉，最终通过4月的最后一轮选举把社会民主党在开始时取得的胜利变成了最终的失败。这样，社会民主党也就如同是对所有的法国人开了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秩序党人似乎很了解自己敌人的弱点，他们的17个市长随后便把一个新的选举法案提交给了议会。报告人是叫福适先生，法案对选举权的获得提出了新的标准，即规定选举人必须在他们所参加选举的地区居住三年以上才可以获得，工人获得选举权要由他们的雇主提供在选区内已经居住了三年以上时间的证明。这其实是废除了普选权。

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开始时曾经是激情满怀的的革命者，到了后来本该拿起武器去与自己的敌人搏斗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但他们不但没有，而是以维护宪制精神的名义鼓吹起秩序来了。他们宣扬所谓庄严的宁静和合法的行为，其实是走上了一条投降主义的道路。

在进行议会辩论的时候，山岳党人想羞辱秩序党人，他们以一种十分冷漠的态度来对抗秩序党人的兴奋和激动，指责他们过激的行为会将共和国置于死地；那些新当选的议员更是极力想用自己的彬彬有礼来证明把他们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并把他们的当选解释成是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多么地荒唐。5月31日，新选举法诞生了，山岳党人只是把自己的抗议书塞进了波拿巴的口袋里，也是，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继新的选举法之后，国民议会又通过了由秩序党人拟定的一个旨在彻底消灭一切与之持不同政见之报刊的新出版法。资产阶级的报刊遭此厄运是理所当然的。经过这一番摧残之后，驻扎在资产阶级革命前沿阵地上的报刊就只剩下《国民报》和《新闻报》了。

在这一年的3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一场虚构的同秩序党人的斗争里去，可到了5月8日以后他们又开始竭力阻止巴黎人民来进行实际的斗争了。另外，1850年的巴黎是工商业非常发达的年头，所以当时的巴黎无产者有着相当充分的就业机会。可是新的选举法却不仅剥夺了他们参政的权力，甚至也把他们隔绝在了政治斗争的战场之外，使他们回到了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毫无权力可言的地位上去了。在这些事变中，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社会民主派去掌管，为了一时的安逸忘记了自己阶级的政治利益，之所以会如此，是1848年六月起义的失败使他们丧失了革命的斗志，结果是被历史的发展远远地撇在了后面。在6月13日曾叫嚷得很是疯狂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到了此时却也只好自我安慰说他们所经受的打击根本算不上是打击而新的选举法也算不上是什么法律。到了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法国人都只好一手拿着选票、一手拿着利剑去投票的时候，他们就更要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了。最后，军队因为参与1849年5月28日和1850年3月4日的选举而受到上级的处罚，便只好非常坚决地说：“我们再不会上什么人的当了！”

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算得上是资产阶级的政变。资产阶级在先前取得的所有胜利都具有临时的性质，因为一旦失去了国民议会的依托，这些胜利也就算不上是什么胜利了。而且这一次，这些胜利的取得是以普选中偶然发生的事件为前提的，而1848年以来的选举历史表明，资产阶级的实际权力愈大，它对人民在政治上的压迫也就愈重；因此，当小资产阶级利用普选权在3月10日表明了其对资产阶级的反对态度时，资产阶级就以取消普选权对小资产阶级进行了报复。所以，5月31日的法律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按照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的当选至少要获得二百万票才有效；如果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个获得的票数超过这个数目，国民议会就有权从获得票数最多的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出任总统。当制宪国民议会制定这项法律的时候，选民册上共有一千万选民，所以候选人只要获得五分之一的选票就可以当选为总统了。但5月31日之后，选民册中的选民减少了至少三百万，但那个最低限额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这个最低限额也就从五分之一变成了三分之一。这样一来，秩序党人就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而新的选举法不仅是把选举总统的权力抢夺到国民议会的手里来了，甚至是把总统选举的权力从革命党手里转移到保守党手里来了。

5

普选权一经废止，国民议会与波拿巴之间的斗争也就开始了。

宪法规定总统的薪俸是每年六十万法郎。波拿巴就任总统不到半年，就让内阁总理巴罗提议要制宪国民议会每年补发给他六十万法郎的交际费而把这个数额提高了一倍。1849年6月13日以后，波拿巴又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可是巴罗这一次却没有听从他的话。现在，在1850年的5月31日之后，波拿巴立刻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立刻通过他的阁员向议会递交了一份提案，要求每年再发给他三百万法郎的文官费。长期的官场生活使这个政治冒险家变得极为敏感，他能抓住像资产者勒索金钱的最好时机。他还威胁说，他之所以要的是三百万法郎是因为国民议会剥夺了三百万法国人的选举权而把选举总统的权力攥在了自己的手里；如果国民议会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会把国民议会的这种犯罪行为公布于众。国民议会先是拒绝了波拿巴这种厚颜无耻的请求，但随后又迫于他的威胁而答应了他的请求，只不过是把这笔款子的数额从三百万降到了二百一十六万，也从而暴露出了自己的软弱。

钱拿到手之后，波拿巴对国民议会说话的口气便逐渐强硬起来了。而国民议会却要休会三个月，即从8月11日休会到11月11日，只留下一个由二十八个人组成的常任委员会。1849年的时候，国民议会的常任委员会里面完全是由秩序党人和巴拿巴分子组成的，而且那时的秩序党人是以革命的反对者自命的；可现在的这个常任委员会里面除了有几个民主派的成员之外一个波拿巴的人也没有，而且这时的秩序党人有许多已经以总统的反对者自命了。的确，5月31日之后，秩序党人必须要面对的也只有这样一个敌手了。

国民议会于1850年11月复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国民议会与波拿巴之间的对立很快就转化为两个权力集团之间不可避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和1849年的时候一样，在这次休会期间，秩序党又分成了几个派别，而且每个派别都开始了自己篡夺总统权力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在得知路易·飞利浦的死讯之后，他们就更都有一点迫不及待了。正统派甚至已经选中了亨利五世来做他们未来的国王，并在巴黎组建了一个新的内阁，其中的成员有几个也正是国民议会常任委员会的成员。这也就让波拿巴得到了理由去到法国各省视察，并在视察过程中向各省的官员们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了一些自己复辟的计划。波拿巴的这次视察被一些被他掌控着的报纸吹捧为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巡游。在这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巡游”过程中，到处都有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欢迎、陪驾和欢送，因此显得声势很大。

十二月十日会是在1849年由一些巴黎的流氓无产者祖成的秘密团体，它的成员除了一些从资产者的阵营里败落下来的冒险分子和一些来历不明或形迹可疑的人之外，就都是一些流氓、地痞、骗子、扒手、赌徒、恶棍、乞丐、妓女、退伍的士兵、刑满释放的犯人和刑期未满的逃犯、卖艺的、拣破烂儿、磨剪子磨刀的等等一些本身就是或近乎于被法国人称之为无业游民的那一些人。他们在巴黎有总会在各地有分会，各级的领导人都是波拿巴的人。它表面上是一个慈善团体，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谁给它钱它就为谁胡作非为黑社会组织，但这正是波拿巴所需要的。于是波拿巴就成了这个组织的总头目。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他把这些从各个阶级中被淘汰下来的废物和渣滓看做了他可以依靠的力量。

这才是真实的波拿巴。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把人类的全部历史看成了一场所有的卑鄙和无耻都被华丽服饰和辞藻掩盖起来的化装舞会，把一切崇高的悲剧都看成了庸俗的喜剧。在波拿巴的这个黑社会组织中，所有的人都把自己说成是人民，正像聂克·波顿把自己说成是狮子一样。当资产阶级毫不违背法国喜剧的规则并以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表演这出喜剧时，当他们忘记了自己是自己而把自己当成了所表演的那个角色时，一个把演戏只看成是演戏而自己还是自己的人当然是要比他们更高一筹的。波拿巴在这一出戏中把持住了自己，也因此成为了胜利者，但在过后的又一出戏中，即他所演的不是总统而是皇帝，当他在拿破仑的面具下把自己想象成了真正的拿破仑的时候，他才会因此而成为自己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把他自己的喜剧看成世界历史的一个真正的丑角儿。

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对于国家工厂、别动队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是一样的。在他巡游期间，他的这些人民会成千上万地聚集在沿途的各个火车站上、高喊着皇帝万岁来迎接他。如果这时有那个共和党人来阻止他们或说出一些反对的话，就会遭到他们的一顿毒打，而这一切当然都是在警察眼皮底下发生的事。当波拿巴回到巴黎的时候，这些人就更是充当了他的护卫，他们驱散了那些示威者来为波拿巴开路，一直把他护送到总统府。十二月十日会是他的创造物，其他的一切则都是外界硬加在他身上的或是他从别人那里模仿出来的东西。他对资产阶级总是打着官腔谈论一些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保护问题，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等人，即依靠着那些卖淫、偷盗者的团体来一步步地实施自己的计划。这正是他的本色。

有一次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几个秩序党的议员没有任何理由地挨了十二月十日会会员的一顿木棒，那些人打完了人便一哄而散，谁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又有一次，国民议会的警卫专员伊雍根据一个阿勒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员会报告说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些人准备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杜班议长，虽然最终这件事并没有发生，但自然也会让尚加尔涅将军和杜班议长感到十分惊恐，这些都使议会对十二月十日会的调查和对波拿巴的复辟阴谋的揭露变成十分必要和刻不容缓的事情了。可是，就在议会要召开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波拿巴却突然下令解散了这个组织，虽然这也只是一纸命令而已，因为到了1851年底，警察局长卡尔利埃还打报告劝他把十二月十日会解散。

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的私人部队。波拿巴甚至在议会休会期间对此作了一次试验，而且用的正是他从议会那里支取出来的文官费。他应该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一种力量是人们、尤其是军人无法抗拒的。首先被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槟酒，其次就是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这些东西款待了一些驻扎在巴黎的军人，10月3日在圣摩尔和10月10日在萨托里的两次阅兵中，他又是用这些东西来款待那些军人，只是规模更大了而已。

波拿巴10月3日的阅兵过后，常任委员会就曾把陆军部长奥普尔叫来质问，既然没有得到议会的同意，军队怎么能随便去接受检阅呢。奥普尔立刻表示这种事情再不会发生了。但其实，这两次阅兵都是在巴黎军队总司令尚加尔涅的授命下进行的。这个尚加尔涅是常任委员会的委员，是1月29日和6月30日议会的“救星”，也是秩序党人要推出的下一届总统候选人。他先前一向是公开嘲笑共和国宪法并以一种高傲的庇护态度来追逐着波拿巴的，但现在却要拥护宪法并反对起波拿巴来了。因此，当在10月10日的阅兵中一部分骑兵喊出了“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的口号时，他竟吩咐诺马耶率领的步兵保持沉默。于是，在波拿巴的怂恿下，奥普尔以任命他为第十四、十五兵团司令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职务，但诺马耶拒绝了他的任命而因此被迫辞职。于是，尚加尔涅与11月2日发布命令，禁止军队在任何场合呼喊带有政治色彩的口号。于是，波拿巴方面的报纸开始攻击尚加尔涅，秩序党人的报纸开始攻击波拿巴；常任委员会连续不断地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时的军队明显已经分成了两个阵营，其中一个阵营的参谋部设在波拿巴的官邸爱丽舍宫，另一个设立在尚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宫。国民议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无异于发出了战斗的信号，因此一位英国记着曾这样评论道：

“法国的政治女仆们正在用旧扫帚清除着这场革命炽热的熔岩，而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相互之间又争论不休，像是觉得这场革命把法国弄得还不够热闹一样。”

见到形势不妙，波拿巴急忙解除了奥普尔陆军部长的职务，并把他派到阿尔及利亚去了。11月12日，波拿巴给国民议会送去了一份很是冗长的咨文，其中讲的都是一些婆婆妈妈的琐事，最后他虽然表示要遵守宪法，但却又话里有话，好像是在告诉议会军队的指挥权是属于他的，而指挥军队正是他份内的事，也是遵守法律的体现。而且，这篇咨文是以下面这段极为庄严的文辞结束的：

“法国目前最需要的只是安宁……我将谨守就职誓言给我划定的界限……我是人民选出来的，我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如果你们要修改宪法，那就必须相应地调整政府在国家统治中的地位，如果调整失当，到了1852年，人民就会来宣布他们自己的决定。不论将来会怎样，我们都应该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就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永远不应该由一时的热情、意外的事件或暴力来主宰……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在1852年将由谁来治理法国，而是我们要一起努力在剩下的这一段时间里不要让法国在出现什么乱子。我是满怀着诚意来对你们说这些话的，希望你们也以满怀的诚意来与我对话，最终会怎样就只好去听天由命了。”

资产阶级那些惯用的、伪善的、庸俗的腔调在这里暴露出了其最为深长的意味。但这样的内心剖白和誓言早被那些秩序党人听厌了，因为他们自己人中间也有一些这样的老手，尤其是关于军队指挥权力归属的那些暗示，他们也听得再明白不过了。他们还发觉，这份咨文非常繁琐地列举了最新颁布的各种法律条文，却闭口不提最重要的那一项——选举法；但在拒绝修改宪法的同时却又要求把1852年总统选举的权力重新交到全体人民手里，其用心也就不言而喻了。但因为波拿巴以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解除奥普尔职务的手法，把最容易让人抓住把柄来攻击自己的东西排除掉了，秩序党人在这些问题上也就变得无话可说；因为害怕失去已经获得的一切，只好让他的敌人拿去了一些本该是属于秩序党人自己的果实。“法国需要的是安宁！”秩序党人在二月时期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现在却被波拿巴拿过去朝着他们叫喊了。当秩序党人为了这件事而吵吵嚷嚷地闹起来的时候，他们也就成了制造不安宁的人。他们很是害怕，既怕重新引起革命而造成社会的不安宁状态，又怕自己在资产阶级眼中成为心胸狭隘的小人。既然法国需要的是安宁，而且这口号也是秩序党人最早提出来的，那他们也就不敢用战争去回答波拿巴的和平了。许多人曾期待着国民议会会闹起来，结果却是什么反应也没有。反对派议员要求常任委员会对十月阅兵事件中总统的违宪行为做出处理，但这个要求却被议会中的多数人否决了。在这段时间里，国民议会甚至规避了所有会让人的情绪激动起来的辩论，使自己在11月和12月这两个月的存在失去了任何意义。

直到12月底，才发生了一些关于特权问题的冲突。这些冲突，或者说成是口角更恰当。从秩序党人通过废除普选权而避开了与其他阶级之间面对面的斗争之后，他们的活动范围就被极大地缩小了。也因此，他们的注意力也就转移到两个权力体系的特权上面来了。

有一位议员，名叫摩干，因负债而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艾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说，虽然是议员，也不应该有什么特权，直接下令将其拘捕起来就是了。于是这个名叫摩干的议员便把投进了债务监狱。国民议会认为这是侵犯了议员不可侵犯的特权，当晚就让自己的法警强行把这个名叫摩干的议员从监狱里放出来了。而另一方面，为了证明自己也并没有损害维护私有制的神圣性，国民议会又宣布说：法院的错误只在于事先没有征得国民议会的同意，这是宪法的规定，是议员应该享有的特权。但是他们忘记了同时声明一下，总统也是可以因负债而被捕入狱的，但只有征得内阁的同意才可以。当他们这样来解释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时候，也就等于把这个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权力变成一件荒唐可笑的东西了。

前边说过，警卫专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勒的人的供词，说十二月十日会有人企图暗杀杜班议长和尚加尔涅将军。正因此，议会总务官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议成立了一个议会独立警署，经费由国民议会支付，与巴黎警察局无关。内务部长巴罗什立刻提出抗议，说这是侵害他职权的行为，因为宪法规定议会的警卫工作一律由内务部下属的巴黎警察局负责。随后，内务部长命令检察官把阿勒抓来审问，结果很容易就将阿勒的供词变成了凭空捏造，检察官在审讯报告里把议长杜班、将军尚加尔涅、警卫专员伊雍以及整个国民议会都挖苦了一番。12月29日，巴罗什部长又写信给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职。常务委员会为了伊雍的恪于职守而决定将其留任原职，可国民议会摄于巴罗什部长的压力还是免去了伊雍的职务。

我们已经看到，国民议会在11月和12月这两个月期间总是极力在重大事情上和政府权力进行对抗，却又不得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与之周旋。在处理摩干的案件时，它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司法部拘押负债的议员，只是又想通过自己拥有的特权把这个原则仅仅用在某些议员身上，最后竟为了这种说不出口的特权而几乎动用了武力。在处理伊雍那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国民议会并没有利用阿勒的消息去追查十二月十日会继而在法国全体人民面前去戳穿波拿巴的复辟阴谋，而是在谁来负责保卫议会安全的问题上去与巴罗什过招儿。由此我们看到，秩序党人在这一时期始终都是在一些原则问题上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当国民议会的事业将成为国民事业的时候他们却不敢战斗，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会把所有国民都发动起来，从而使自己鸡飞蛋打。这样，波拿巴也就有了机会，他可以利用一件很是无关紧要的事激起秩序党人的愤怒，那时他们就会宣布共和国处于紧急状态，然而那时他们的热情在民众眼里就变成了荒唐可笑的东西，所谓的风暴变成了一个水杯被打翻，所谓的革命不过是个阴谋而已。所有的人都在为了国民议会的倒台而幸灾乐祸，因为他们并不关心国民议会失去的特权，就像国民议会不关心他们失去的自由一样。那些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些议会内的资产阶级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些琐碎的纠纷上，为什么他们要用与总统之间这种无聊的争斗来破坏社会的安宁；为什么当大家都在等待战争的时候他们讲和了；为什么当大家刚刚平静下来没几天他们又闹起来了呢？

12月20日，有巴斯噶·杜普拉先生就波拿巴发行金券彩票一事向国民议会提出质问。这彩票仿佛是“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孩儿”，是波拿巴和他的亲信把她献给了人世，但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却要把她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虽然宪法除了以救济为目的的彩票外是禁止发行任何彩票的。彩票发行了七百万张，每张一法郎，所得纯利据说是用来遣送一批巴黎游民到加利福尼亚去，但发行彩票的真正目的却是要用对中头彩的渴望来排除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果然，巴黎的无产者没有想到加利福尼亚的金条就是从他们手里骗去的法郎，那些妄想不离开巴黎就可以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巴黎游民，正是住在爱丽舍园街上的波拿巴和他的侍从。国民议给波拿巴的那二百一十六万法郎已经被他用光，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再弄到一些钱来。波拿巴为了建立所谓的工人村曾面向全国募集捐款，他自己也认捐了一大笔钱，资产者们都等着他把捐款拿出来后再参与进来，但最终他却是一分钱也没有拿出来，致使这场利用社会主义空中楼阁所玩弄的投机把戏又像吹起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看来还是彩票的生意好做。波拿巴并不满足于那七八万张彩票所获得的纯利，他和他的同谋者印制了大量的假彩票，同一个号码的彩票最多可以印到二十张，这就是十二月十日团的致富手段。在这里，国民议会所见到的不再是共和国的总统，而是一个真正的波拿巴。在这里，国民议会可以不是因为他违反了宪法而是触犯了刑法而把他当场抓住，但是他们并没有那样做。对于杜普拉的质问，国民议会只好以转入日常议程来作为回答，最终的结果竟是不了了之。

波拿巴是一个浪子，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和资产阶级的骗子比起来有一个长处，就是可以利用卑鄙下流的手段来同自己的对手进行斗争。现在，当国民议会让他顺利地走过了军人宴会、阅兵、十二月十日会及金券彩票等容易滑倒的地段之后，他发现自己从防御转为进攻的日子已经到了。他的司法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财政部长们在国民议会那里所遭遇的失败从未让他感到不安。他不仅阻止了部长们辞职，也阻止了内阁去服从议会。现在他已经完成了他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开始做起的那件事情，即使军队与议会脱钩而直接由总统指挥。他还想尽快免去尚加尔涅军队总指挥的职务，把军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爱丽舍宫的一家报纸发表了尚加尔涅在1850年5月间给第一军团颁发的命令，告诫军官和士兵们在发生暴乱时不要服从国民议会的调遣，不要宽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一经发现立刻正法。1851年1月3日，内阁因此受到国民议会的质问。国民政府给内阁调查这事件的期限从一开始的三个月先降至一星期后又降至二十四小时。可尚加尔涅却站出来声明说这样的命令他从未下过，而且还在国民议会为此召开的会议上说：他是随时准备着听从国民议会之调遣的；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是值得国民议会信任的。国民议会全体成员对尚加尔涅的声明报以热烈的掌声并对他投了信任票，这样国民议会便等于是把自己委身在了一个即将成为光杆儿司令的将军的保护下，也就等于自己主动放弃了调遣军队对自己施行保护的权力；而尚加尔涅更等于是把从波拿巴那里将要失去的权力拿来献给了国民议会，这对于国民议会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已经不是尚加尔涅可以保护国民议会而是尚加尔涅需要国民议会来保护的时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也或许尚加尔涅还相信资产阶级在1849年1月29日所赋予给他的那种力量是神圣的，也自然是无坚不摧的。他或许还以为自己是和其他两个国家权力相互鼎力的第三种权力，因而他所遭遇的命运和当代其他的英雄，甚至和那些当代的圣者们所遭遇的命运是一样的。他不知道这些英雄和圣者的伟大其实都是他们所属的党派为了自身的利益故意把他们吹嘘出来的，到了形势的发展要求他们创造出奇迹的时候他们就显出其平庸的本色来了。一般说来这些英雄和圣者都是崇信神明并相信奇迹的，但是神明却不会第二次降临在他们面前，奇迹在他们的手里也不会出现第二次。他们最终或将成为历史的笑料，虽然他们有时还要佯装出一种威严且愤怒的表情来。

当晚，内阁成员就都被召集到了爱丽舍宫。波拿巴坚持要免除尚加尔涅的职务，但有五名阁员拒绝在决定上署名，致使这项决定无法通过。于是波拿巴在《通报》上宣布内阁危机，而秩序党人的报纸则宣布要建立由尚加尔涅指挥的议会军队。根据宪法，国民议会只要把尚加尔涅推举为议长，再由实际上还统帅着军队并且正等待着国民议会调遣的尚加尔涅调集一些士兵过来就够了。波拿巴这时的报纸有的也还不敢直接否认国民议会有调遣军队的权力，而提出这种与宪法直接相关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势下也是得不到答案的。两个星期后，波拿巴终于找到了两个可以在撤职决定上签字的将军，但秩序党人那边能否在议会中获得足够的票数来支持这个建立议会军队的决议却成了问题，因为就在这件事发生了一个星期之后就有二百八十六名议员宣布脱离了国民议会，而山岳党人是直到1851年12月才否决了这决议的。不过，那些秩序党人倒是还可以在地方上发动群众并利用军队来做一些事情，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去做。1月6日晚上他们集体到了爱丽舍宫，希望用外交手段和善意规劝来使波拿巴改变他的撤职决定。但劝谁就是认谁做主，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波拿巴也因此而更加得意了。1月12日，波拿巴任命了新内阁，旧内阁时的领导人物福尔德和巴罗什二人继续留任，圣让·丹热利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尚加尔涅被撤职，第一师团的指挥官由巴拉盖·狄利埃担任，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由佩罗担任。这件事并没使一片瓦从屋顶上掉下来，却使交易所里股票的价格上涨了不少。

因此，秩序党人等于是自己放弃了由尚加尔涅指挥着的军队，而把对军队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波拿巴，这也就表明资产阶级从此丧失了统治国家的能力。既然如此，秩序党人还能用什么手段来保卫宪法所规定的议会权力呢？他们现在也只好去求助那些所谓的原则了。那些所谓的原则就连他们自己也经常将其看作只是通过责成他人遵守而使自己能从容行事的东西，到了现在也就愈加显得苍白无力了。现在，波拿巴与秩序党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公开化了；但国民议会已经没有军队，没有人民，也没有了社会舆论的支持；或者说，它已经没有资格来做全体国民的代表者了。它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什么也没有，也因此只好逐渐变成了一个旧时代的巴力门，所能做的只是在事后添加上一些令人烦厌的唠叨而已。

秩序党人也只好怀着满腔的愤怒来迎接新内阁的诞生。贝多将军提醒大家记住一件事，那就是常任委员会曾经拒绝公布议会的议事记录，内务部长这时也坚持把议事记录公布出来，但时过境迁，这些记录因为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东西，对于公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根据雷缪扎先生的建议，国民议会又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厅，组建了一个非常措施委员会。但这时的巴黎并没有什么非常的事件发生。所以这所谓的非常措施委员会，只不过在1月18日通过了一个对新内阁的不信任案而已，但在这个不信任案中竟然对于尚加尔涅被免职一事却连提也没有提到。秩序党人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讨好共和党人，因为共和党人是赞成免去尚加尔涅职务的。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以是以四百一十五票对二百八十六票通过的，也可以说是因为正统派、奥尔良派与共和派、民主派的联合才使得这一不信任案得以通过的。同时，这也就证明了秩序党人不仅失去了对内阁和军队的控制，也在议会中失去了自己因为议员人数多于其他党派而拥有的优势地位。由于过分倾向于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贪恋那笔数额不小的薪俸，由于渴望进入内阁，由于庸俗的利己主义，许多议员已经从秩序党人的阵营中游离出去了。波拿巴手下的议员们只是在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依附于秩序党人，而天主教派的首领蒙塔朗贝尔在那时已经投靠了波拿巴，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国民议会离其灭亡的日子不远了。最后，秩序党的首领们，包括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和正统派的贝利耶也不得不公开否认自己保皇派的身份而宣布自己是共和派了。他们也只好承认只有议会制共和国才是资产阶级实行国家统治的唯一可能采取的方式，而把自己曾经在背地里搞得那些复辟活动咒骂为无耻的阴谋，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会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了。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是对新内阁的打击而不是对波拿巴的打击，可撤掉尚加尔涅职务的却是波拿巴而不是新内阁。秩序党人难道不该以企图复辟为理由向波拿巴问罪吗？可这种复辟的企图却也是被秩序党人抱在怀里的，只不过还没有像波拿巴那样暴露就是了；难道不应该以通过阅兵来拉拢军队和通过发行彩票聚敛钱财为理由向波拿巴问罪吗？可秩序党人早就让这些问题淹没在那些被纳入议事日程的事情之下了；难道不应该以撤掉了尚加尔涅的职务为罪名向波拿巴问罪吗？可是秩序党人的同盟者山岳党人竟然连他们对尚加尔涅表示同情都会投上反对票。秩序党人不能否认作为总统的波拿巴拥有撤换军队指挥官的权力，让他们气愤的是巴拿巴竟然把这权力当做了他与议会进行对抗的手段。可是秩序党人自己不也是总把自己的议会特权当最是对付波拿巴的武器吗？于是，秩序党人只好让自己蜷缩在议会这狭小的房间里，不仅不能也不敢有什么作为了。

1848年以来，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幻想症，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往往会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不仅要失去理智，而且还要失去记忆，也因此将失去对事物发展的正确判断。或许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理解，为什么秩序党人在与其他社会势力的斗争中不得不亲手消灭了议会存在的一切条件之后还会把议会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且会以为打败了总统内阁就等于打败了总统本人，却想不到这样一来又让波拿巴获得了以此在全体法国人面前凌辱国民议会的机会。1月20日，《通报》报道说内阁成员集体辞职的报告已经得到波拿巴的批准。紧接着，波拿巴便以议会里已经没有党派能占据多数地位为借口组建了一个过渡内阁，其中没有一个是议会议员，全都是一些默默无闻和微不足道的人，甚至可以说是由一些听差和文书组成的内阁。秩序党人现在倒是可以把精力花费在与这些人打交道上面了，因为政府在议会里已经不再有它的发言人了。波拿巴的内阁里越是充斥着这些默默无闻和微不足道的人，国家的行政权力就愈是会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他也就愈是可以利用这权力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为了报复，秩序党人和山岳党人不谋而合地否决了由新内阁提出的给予总统一百八十万法郎补助金的提案，表决中秩序党人只占了一百零二票，这说明秩序党人从1月18日以来又丧失了二十七票，也就是说，秩序党距离它的解体又进了一步。同时，为了不使人对它与山岳党的不谋而合产生怀疑，秩序党人甚至不愿对由一百八十九名山岳党人签名的大赦政治犯的提案进行讨论。尤其是当那个名叫伐伊斯的内务部长站出来声明说法国现在的安宁只是表面上的安宁、有人正在策划着反政府的活动、秘密组织已经遍布法国全境、宣传社会主义的报纸又在准备出版、日内瓦的流亡者正在准备以里昂为中心掀起一个旨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运动时，山岳党人的这个提案也自然用不着讨论就被否决了。对这个提案的否决使国民议会一时间获得了很大的声望，连波拿巴也因为恐惧那个红色幽灵的再次出现而重新投入到秩序党人的怀抱里来了。秩序党人本不该被那个红色的幽灵吓住，而是应该给那些社会主义者一些空间而让国家的行政权力从此掌控自己的手里。遗憾的是，秩序党人并不认为自己可以担负起这一使命来。

波拿巴的过渡内阁一直是在勉强维持着，波拿巴不断以要再重新组阁的消息来戏弄国民议会。他还时而表示要组建一个有拉马丁和比约参加的共和党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建一个有奥迪隆·巴罗参加的议会内阁；时而表示要组建一个有瓦提梅尼尔和贝诺瓦·达济参加的正统派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建一个有马尔维尔参加的奥尔良派内阁。波拿巴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用这样的办法来挑拨国民议会中各个党派之间的关系。他还在以共和党的复兴和普选权的恢复来恫吓秩序党的同时竭力让资产阶级相信他组建议会内阁的真诚努力总是遭到保皇派集团的打击而受了许多的委屈。而资产阶级呢，日益逼近的经济危机仿佛是在为社会主义在城市里招募着信徒，而低落得简直要让所有农民都破产的粮食价格又仿佛是为社会主义在农村招募着信徒，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由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政府。经济危机日益加重，失业者显著增多，在卢昂、牟尓豪森、里昂、鲁贝、土哥英、圣亚田、埃尔伯夫等地，几乎所有工厂都停了产；在巴黎，至少有一万名工人没有饭吃。在这样的情况下，波拿巴也就只好在4月11日又恢复了1月18日的内阁，除了鲁艾、福尔德、巴罗什等人保留在其中之外，还把一个名叫莱昂·福适的人也吸纳进来；虽然过后不久国民议会便以伪造电报为由表决通过了对这个莱昂·福适先生的不信任案，等于是把这个莱昂·福适先生变成了福尔德和巴罗什内阁的同盟者，好像从1月18日以来国民议会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一样。

1849年11月，波拿巴得益于非议会的内阁；1851年1月，波拿巴又得益于超议会的内阁；到了1851年的4月11日，他已经觉得自己有了足够的力量来组建一个反议会的内阁了。这一内阁把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即共和派议会和保皇派议会对自己的态度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到了4月底，贝尔希尼便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建议尚加尔涅加入波拿巴的阵营，并对他说：国民议会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波拿巴已经拟定好了政变后的宣言，再不加入进来就为时已晚了。尚加尔涅把这个消息像是死刑判决书一样交给了秩序党人，但谁会相信臭虫咬人也能置人于死地呢？议会虽然已经奄奄一息，但仍不能把自己与十二月十日会那帮痞子们的决斗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决斗，就仿佛他们依旧是站在云端而那些人是刚刚从地沟里爬出的蛆虫一样。然而，波拿巴却像阿哥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人：

“你别看我今天是蚂蚁，但总有一天我会变成狮子！”

6

秩序党人在企图重新控制对军队和政府时不得不去与山岳党人和共和党人联合起来，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已经失去了独立控制议会的能力，彻底被瓦解只是时间的问题。5月28日，是国民议会生命的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开始，它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要对宪法做彻底的修改以调和它和波拿巴之间的矛盾，但这就要国民议会不仅是在议会制共和国和波拿巴的帝制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他在奥尔良王朝和波旁王朝之间做出选择。这样，秩序党内各个敌对派别就将围绕着这个选择展开斗争。秩序党是各种社会成分的结合体，这个选择必将使这个结合体重新分解，那样一来，秩序党离它彻底被消灭掉也就为时不远了。

波拿巴的主张很简单，他最想废除的是关于总统选举和任职期限的第四十五条。共和党的主张也很简单，那就是不能对宪法做任何修改，并认为谁企图修改宪法谁就是要颠覆现存的共和国。既然共和党在国民议会中已经占有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席位，而依照宪法又必须有四分之三的赞成票才能决定修改宪法和召开修改宪法的特别会议，所以共和党认为自己是胜券在握的。与他们不同，秩序党人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拒绝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现存的制度受到来自波拿巴的威胁，因为除此之外波拿巴就只有采取暴力这一条路可走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法国就只好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总统成了失去了权力的总统，议会成了失去了权力的议会，人民则成了人人都想赢得权力的人民。如果他们依照宪法的规定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修改宪法，那结果就只能被否决，因为有了共和党人在，他们得到的赞成票绝超不过四分之三。如果他们违背宪法而宣布只要有超过半数的赞成票就可以通过修改宪法的议案，那他们又等于把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全部交给波拿巴 了。对宪法第四十五条的修改将为波拿巴恢复帝制开辟道路，从而缩短共和国的寿命，并引起要复辟波旁王朝的正统派和要复辟奥尔良王朝的奥尔良派之间的冲突，因为他们的意愿是相互排斥的。

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不仅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进行国家统治的手段，而且还是他们可以进行国家统治的必要条件，是他们实现共同的阶级利益并得以支配资产阶级各个党派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唯一国家形式。如果这个形式不复存在了，作为保皇派，它们就会重新陷入旧有的对抗状态——即重新卷入地产和金融相互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斗争的结果就是它们各自所代表的那个王朝的复辟。正因为如此，秩序党的领袖们一直反对这两个王朝的王族回国。

奥尔良派的议员克雷通，在1849年、1850年和1851年都曾经提出过废除放逐王族法令的议案，议会也因此每年都上演一出保皇派自己阻止被逐王族返国的闹剧。查理三世在杀死亨利六世以前曾对他说：我杀死你是因为你太好了，这个尘世容不下你，你还是到天上去吧！保皇派则认为此时的法国太坏了，所以不能把被放逐的王族归还给它。情势的发展已经使他们由保皇派变成了共和派，并一次又一次对克雷通的议案投了反对票。既然修改宪法不仅会使共和国的存在成为问题，而且还会使这两个党派的共同统治成为问题；不仅会使君主国的恢复成为可能，而且还会恢复在君主国中曾经占有特殊地位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秩序党人的领袖们希望以两个王朝的结合，即以两个保皇派的融合来阻止这种恢复的发生，而他们融合的最高体现就是议会制共和国，因为在这个共和国中，他们各自所具有的色彩都脱落了。现在的奥尔良派应该变成正统派，正统派应该变成奥尔良派，使他们相互对抗的君主国应该成为他们彼此统一的化身，而他们相互排斥的派别利益应该成为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这正是秩序党人绞尽脑汁想出的一条妙计，它造成一种假象，仿佛正统派的共和国可以在什么时候突然变成工业资产阶级的君主国，或是奥尔良派的共和国什么时候又可以突然变成地产资产阶级的君主国，并可以在一顶王冠之下和平共处一样。但事实却是，王冠只有一顶，不能同时戴在两个人头上；即便亨利五世明天就去世，他的后继者——巴黎的尚博尔伯爵也不会同时做两个王朝的君主；尽管那些秩序党人的领袖们还在不断地努力着。

想使奥尔良王室和亨利五世和解的念头在秩序党人的领袖们的头脑里从路易·飞利浦死去的时候就产生了，但与之相关的工作先前只是在议会休会期间、在幕后策划着的一种阴谋活动，而现在却变成了公开的表演。信使不断从巴黎奔向威尼斯，又从威尼斯奔向克勒蒙特，再从克勒蒙特奔回巴黎，在他们与他们的王族之间传递消息。尚博尔伯爵发表了一个宣言，在这个宣言中他公开宣称要复辟帝制，而且号称这是全体国民的意愿。奥尔良派的萨尔万迪曾跪倒在亨利五世的脚下去请求，正统派的首领贝利耶、贝诺瓦·达济和圣蒲利斯等人更是跑到克勒蒙特去劝说奥尔良王室，但都没有成功。这些人在后来才知道，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在家族利益的形态上表现得尤为尖锐，但是它们在其他的方面也不会相互谦让。如果亨利五世承认尚博尔伯爵为他的继承人，那奥尔良王室除了因为亨利五世没有子嗣而能获得的权利外不仅不会再获得什么权利，而且还会丧失掉通过七月革命所获得的那些权利。也因此，奥尔良王室将放弃它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通过不断的斗争从波旁家族的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权利，它还将为了宗族的特权而放弃历史的特权，即建立一个现代君主国的特权。所以，所谓融合就是要让奥尔良王室主动让步，把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拱手让给波旁王朝。旧日的奥尔良派阁员基佐和杜沙特尔等人也曾跑到克勒蒙特去筹划这融合，实际上这只是表现出了他们对王权的失望和对正统派的迷信，他们甚至把正统派看成了防止国家出现无政府状态唯一希望，看成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保护神。他们以两个王室之间的调停者自命，但其实不过是奥尔良派的变节者。然而，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巴兹等人却更容易使路易·飞利浦家族确信，既然君主制的复辟必须以这两个王朝的复辟为前提，那暂且承认共和国的存在，等到事态变得允许把总统的靠背椅变成王位时再说，这对于他们是再合适不过了。起初，当有人说茹安维尔要出任共和国总统的时候人们还以为是谣言，到了9月间，当宪法修正案被否决之后，茹阿维尔作为候选人才真的浮出了水面，让人们感到很是惊奇。

这样一来，秩序党人想要实现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融合起来的企图成了泡影，他们在议会中的联合也受到了影响，秩序党也因此又恢复了先前四分五裂的状态。但是，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之间的关系愈是疏远，正统派与奥尔良派的关系愈是近乎决裂，情势也就愈加有利于茹安维尔来发动其宣传攻势，波拿巴的内阁与秩序党人之间的斗争也就愈加激烈了。秩序党人的要面对的难题还不仅仅是他自身分裂成了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而在于这两大派系还要继续分裂成若干个小的派别，连那些在先前已经销声匿迹的东西也都又突然出现在了人们面前，或者说是在先前已经死了的东西又都活了过来，重新获得了生命力，而且具有了自己独立存在的意义。

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怎样修改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这一部分人中有贝利耶和法卢为领袖的正统派，也有拉罗什雅克兰为领袖的正统派；有摩莱、布洛利、蒙塔朗贝尔为领袖的奥尔良派，也有奥迪隆·巴罗为领袖的奥尔良派。这一部分人和波拿巴的内阁成员们一起提出了一个含义很不明确的建议是：

“下面署名的议员建议修改宪法，目的在于把实现国民自主的可能性归还给国民。”

然后这些议员又通过自己的报告人托克维尔对外界声称：国民议会无权改变国家制度，这个权力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重新组建的议会即修宪议会。此外他们又声称，宪法的修改只能以合法为前提，即在得到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赞成票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结果是经过了六天的激烈讨论之后的7月19日，宪法修改案被否决了。赞成修改的是四百四十六票，反对修改的是二百七十八票，属于极端的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和尚加尔涅在表决时和共和派、山岳党人采取了一致行动，即投了反对票。

这样，议会的多数赞成修改宪法，但宪法本身却支持议会的少数，只因为那个多数不是绝对的多数即没有达到四分之三。可秩序党人不是在1850年的5月31日和1849年的6月13日都违背过这一原则吗？它以前的全部政策不都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为基础的吗？它不是曾经让民主派像对待旧约那样的态度去对待宪法，然后又反过手来惩罚了民主派吗？可是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因为这一次的修改宪法是为了延长总统的任期，不修改宪法就意味着要波拿巴下台。议会拥护波拿巴，但宪法却不拥护议会，因此当波拿巴抛弃宪法时，他的行为似乎与议会的精神是一致的，而当他解散议会时，他的行为又似乎与宪法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样一来，波拿巴是怎么做都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了。

于是议会只好又一次违背了宪法的绝对多数原则，宣布要修改宪法，这也就等于宣布自己的统治只是建立在相对多数基础上的。议会废除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从而延长了总统的任期，也就是等于宣布了自己的死亡，至少是那个掘墓人已经站在它的门前了。但议会正在讨论如何进一步修宪的问题时，波拿巴却撤消了巴拉盖·狄利埃第一师团指挥官的职务，理由是他在支持修宪过程中表现得不够坚决。取代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是马尼扬将军。这位马尼扬将军是十二月事变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但其实早在路易·飞利浦时期的布伦远征事件中就替波拿巴卖过命，此时也就自然成了波拿巴最得意的爪牙。

秩序党所作出的这个决定表明它既不能统治也不能服从，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与共和国共存又不能把共和国推翻，既不能捍卫宪法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因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只好期待时间来解决一切问题。它因为不再能控制事变了所以只好把自己交给事变来控制。它把自己交给了一种力量来支配，它因为在与自己敌人的斗争中已经一步一步地交出了自己的权力所以在这种力量面前就变得任何权力也没有了。仿佛是为了使波拿巴能够更顺利地制定出对付它的行动计划，包括加固好自己的阵地、打造好自己的武器、选择好自己的进攻方案等等，秩序党人竟然在这样紧急的关头宣布议会从8月10日休会到11月4日，几乎等于是自行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仅是议会中的秩序党四分五裂了，连议会中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资产阶级的思想界和资产阶级自己，一句话，资产阶级的代表者和被代表者，在这个时候都相互疏远了。外省的正统派责备他们的议会领袖贝利耶和法卢背叛了亨利五世而投降了波拿巴。他们因为眼界狭窄又热情过分而形成的百合花般的头脑只知道什么事造福和什么事造孽，对于所谓的外交手段一概不懂。商业资产阶级和政治家们的分裂更加不可挽救，对局势的发展也就更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正统派资产阶级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原则，商业资产阶级却正相反，他们责备自己的政治家死抱着那些已经毫无用处的原则不放。我们已经指出，自从福尔德加入内阁以来，那些在路易·飞利浦时期掌握着财政大权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早已经站到波拿巴那一边去了。福尔德不仅在交易所里维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要说明这些金融贵族与波拿巴之间的关系，最好是从他们的机关刊物《经济学家》杂志中引过一段话来，这个杂志于1851年2月1日那一期上发表的巴黎通讯上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到处都有人在说法国需要的是安宁。总统先生在他给立法议会的咨文中声明了这一点，议会讲台上和各种报刊上也有人在不停地重申这一点，甚至教堂里也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国家证券也以其特殊的敏感证明着这一点，即在议会与内阁之间发生的斗争中保持着自己相对的稳定。”

它在1851年11月29日那一期上又以自己的名义宣称：

“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和稳定的基石。”

可见在这些金融贵族的眼里，秩序党人与政府在议会中进行的斗争是在破坏秩序，而波拿巴在这一斗争中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维持秩序，波拿巴的胜利就是秩序的胜利。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也不仅仅是那些国债经纪人和证券投资商，而是指包括银行在内的与国家信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因为有一部分银行资本也一定会投入到国家的有息证券中来。银行的存款中有一大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来说是那么重要，那当国家的行政权力面临危险时，他们自然要站在波拿巴这一边来指责秩序党人的不是了。

不仅金融贵族是这样，工业资产阶级也渴望着秩序，也为议会内秩序党人与波拿巴之间的争吵感到烦厌。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1月18日也因尚加尔涅辞职事件受到工业区选民的谴责，他们与山岳党人成立联盟的行为更被指斥为背叛。如果说秩序党人与波拿巴的斗争只是一些无味的争吵，那就不如让自己的代表们把所有的权力都拱手让出去好了。当这些工业资产阶级发现他们为了保护自身的政治利益与波拿巴所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获得自己的经济利益时，他们因此而感到纠结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也因此，当波拿巴在各地巡游的时候，那些外省的大资产者、市政要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都会毫不例外地以几近于卑躬屈膝的态度来接待他，即便他时常会把国民议会和秩序党人说得一无是处，也没有人说他有什么不对。

到了商业形势良好时的1851年初，商业资产阶级之所以还要反对任何的议会斗争，是害怕这种斗争使他们的经济利益蒙受损失。可到了1851年的2月底，商业形势开始不好起来，这些人就开始更加大声地抱怨起来，说正是这种斗争造成了市场的混乱以至于萧条。关于修宪问题的论战正好发生在这个时候，因此这些商业资产阶级就更希望秩序党人立刻停止与波拿巴之间的斗争了；既然这个问题已经关系到了议会制的生死存亡，那何不把这个问题先搁置起来以维持现状呢？但维持现状也就是不修宪，不修宪也就意味着波拿巴下台而让卡芬雅克上台。这样的结果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可以接受，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也的确想不出更好地办法了；但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却不这样想，他们希望波拿巴继续做他的总统，一切都保持已有的样子，以此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换来换去最后也还是一个样子，由此给社会带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这实在是大可不必的。他们因为秩序党人不愿意违背宪法和放弃手中的权力而感到愤慨。

资产阶级对自己的报纸所表现出的愤慨更为强烈。只要这些报纸抨击波拿巴的夺权行为或企图保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就会被他们起诉的法庭上去，那些被他们操纵着的法庭就会以破坏社会稳定的罪名判处报社巨额的罚款，有时还要判处文章的写作者数日的监禁。这种怪异的现象不仅让法国，甚至让让整个欧洲都会感到震惊。

议会内的秩序党人只好停下手来什么事也不做了，于是也就只好休会，这等于是宣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资产阶级的安全是不相容的。但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却还在继续通过诋毁议会来讨好总统，并继续压制和迫害那些敢于讲话的人，而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他们能够在政府的保护下更顺畅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他们甚至要声明说他们渴望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力，以便摆脱由此带来的麻烦和危险。他们时刻都在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牺牲着自己的政治利益并要自己在议会中的代表人物也来做同样的牺牲。另一方面，他们还要责备无产阶级不仅没有为他们的政治利益去与保皇势力做流血的斗争，甚至还为了自己阶级的经济利益牺牲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这简直是在贼喊捉贼。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好心而不得好报的人，因此而赢得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同情。这些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像德国的小政客那样的人，也不是所谓浅学粗鲁之辈，而是像编撰《经济学家》杂志的那些人。这个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即在波拿巴政变的前四天还在宣布波拿巴是“秩序的卫士”、梯也尔和贝利耶是无政府主义者，到了12月27日——即在波拿巴驯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却又说这些“无政府主义者”都是背叛了社会中上层——即资产阶级的“即无知又愚蠢的无产阶级”。其实，这既无知又愚蠢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法国在1851年的确是遭受了一次经济危机，虽然还不是很严重。2月底，出口量比1850年同期减少了一些；3月，商品销售量下滑，一些工厂宣布停产；4月，和二月革命时的状况有一些类似，各工业城市都呈现出了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5月，情况依然没有好转；6月28日，法兰西银行还是以存款数量大增和贴现数量大减表明着经济的衰退；直到10月，情况才逐渐好转。资产阶级把这次经济危机的出现归罪于议会和政府之间的斗争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和5月第二个星期日的临近给人们带来的恐慌。我们不想否认所有这些都会对巴黎和以致整个法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但无论如何这种影响都是极其微小的，对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就是商业形势开始好转是在10月，而这个时候政治局势是最不好的，甚至是在进一步恶化着的，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宫打来霹雳。虽然法国的资产者所具有的“知识、才能、智慧、洞察力”连他们自己的鼻尖也越不过去，但他们总能用鼻子嗅出对自己阶级存在与发展不利的原因。当法国的工厂相继停产的时候，英国的商场也在相继关门。如果说法国人在这一年的4、5两个月经历的是工业恐慌，那英国人在此时所经历的就是商业恐慌。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英国，纺织业的情况都很不好。虽然英国人的棉织厂还在继续生产，但是所得的利润已经无法和以前相比了。法国人的生产规模在缩小，英国人的生产规模却在扩大，但这种扩大已经远不如先前那样顺利了。在法国，情况最糟糕的是出口；在英国，情况最糟糕的却是进口。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1849年和1950年是市场繁荣和过度生产程度最高的年份，这种过度生产的恶果到1851年才显露出来；这一年的年初，所有的工厂又因即将举办的工业展览会而继续增加着产量，则是造成这一次经济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而棉价的涨跌不定、生丝的产量减少、羊毛价格的攀升对纺织业造成的影响更仿佛是引起这次经济危机的导火索。除了这些特殊的情况外，1851年的经济危机不过是过度生产造成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的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的竞争而被排挤出了世界市场，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工业是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业，因此它对商业方面出现的异常情况特别敏感。这样一来，法国除了要经历普遍性的经济危机之外，还要经历自己特殊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比它为法国特殊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英国资产阶级的推断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偏见对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大商行在1851年度的商业总结报告中写道：

“很少有一年能像刚刚过去的1851年这样让人失望了。不但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二十五年来最令人沮丧的一年；当然，这当然只是对商业资产阶级而言而不是对无产阶级而言。可是，在这一年的年初，人们无疑是有足够的根据来做出那样的预期的，这根据就是商品贮藏很少，资本足够充足、食品价格低廉、粮食丰收在即、欧洲大陆的和平、国家内部没有任何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困难等等。后来出现令人沮丧的结果应该归罪于谁呢？我们以为应该归罪于进出口贸易额的过大。如果我们的商人不能把自己的商业活动控制在一个较为适当的范围之内的话，那我们就只好每三年经历这样一次恐慌，认谁也救不了我们了。”

现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样子吧。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政府之间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之间的相互攻击、法国南部共产主义者的秘密活动、涅夫勒省和歇尔省人臆想的农民起义、总统候选人的自我吹嘘、报纸上各种响亮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来保护宪法的叫嚷、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说成是世界末日的文告等等，他们患了商业狂热病的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折磨和搅扰着，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啊！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恐怖的终结！”因为他们被这种喧嚣和混乱弄得喘不过气来了。

波拿巴最懂得这句话的意义。由于法国资产者变得越来越急躁，他的理解力也似乎随之增强了许多。对于这些债权人来说，太阳的每一次落山，都意味着总统的任期就又少了一日，拿在他们手中的期票也就又增加了一分可兑现的效力。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依靠宪法来延长其任期的希望，茹安维尔之总统候选人资格的确定已经不允许他再有什么犹豫，更不允许他再有什么动摇了。

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发生时就把它的影子先投射过来了的时候，那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1849年1月29日，即在他当选后一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向尚加尔涅表达了这个意思了。关于政变的方式，他的内阁总理奥迪隆·巴罗在1849年夏天也在非正式的场合较为含蓄地谈到过。到了1850年的冬天，当梯也尔再谈到这件事时就是在公开的场合并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

1851年5月，培尔西尼曾企图取得尚加尔涅对政变的支持，而尚加尔涅却让《国民议会通报》披露了他们谈判的内容，把这件事看作是波拿巴对议会的威胁。事实上，每当议会与政府闹出一些矛盾时，波拿巴就会拿政变来威胁，而矛盾愈是尖锐，他的叫嚣就愈是肆无忌惮。到了这个时候，几乎每天晚上波拿巴都和他的那些手下们一起狂饮，而每到午夜的时候，当酒精把他们的豪情壮志激发出来的时候，政变的时间往往就被确定在了第二天早晨。他们拔出剑来击碎了酒杯，把议员抛出窗外，把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了第二天早晨，那政变的幽灵便消失了，从直率了宫女和大意的武士嘴里，共和国才知道它是怎样又一次与政变擦肩而过。在9月和10月这两个月间，到处都可以听到关于政变的消息，当初的影子像是黑白照片变成了彩色的画像一般愈加活灵活现。只要翻一翻9月和10月这两个月的欧洲报纸，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

“巴黎到处都在疯传着波拿巴政变的消息。说今天夜间巴黎就要被军队占领了，说明天早晨国民议会就要解散了，说宣布塞纳省戒严和恢复普选权的法令就要公布了，而波拿巴正在寻找合适的人来执行这项非法的法令呢。”

但这些报道却又总是以“政变因此被延期”一语结束，让那些看热闹不怕事大的人大失所望。但政变是波拿巴在很早的时候就萌生在自己心中的意愿，他也正是抱着这样的初心回到法国的。他被这样一种观念控制着，以至于经常在言谈话语中不经意的流露出来。但他并不坚定，经常想着放弃，恰好巴黎人又已经习惯于像对待一个幽灵那样来对待这个影子，以至于当这个影子变成了活生生的人之后，巴黎人也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否则的话，波拿巴又怎么会成功呢？这政变的成功根本不是因为十二月十日会的成员如何保守秘密和国民议会的议员们如何被蒙在鼓里。事实上，这政变正是在波拿巴已经毫不隐瞒自己的计划而国民议会更是完全知悉的情况下成功的，是先前一系列事变的必然结果。

10月10日，波拿巴向内阁成员宣布要恢复普选权。10月16日，内阁成员集体辞职。10月26日，新内阁组成，首要人物是托利尼，警察局长是莫帕，第一师师长是马尼扬。11月4日，国民议会宣布复会，除了像匆忙应考的小学生只是把课程的提纲简单地复习了一遍来表明自己不是被活埋掉的刑犯之外已经无事可做了。

国民议会在与国家行政权力斗争时失去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阁，这时又不得不以承认这个托利尼内阁来承受这一份痛苦。当日罗先生以新内阁成员的名义来向常务委员会做自我介绍并谈及恢复普选权的事宜时，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们曾报之以嘲笑，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所谓的托利尼内阁其实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东西。他们忘了，这个内阁无论什么事已经不是非要经过国民议会来审议通过之后才能去做了，而且这个内阁所要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与国民议会的意愿相反的，而站在他们面前的只是波拿巴一个人而已。

国民议会在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国民议会立刻恢复普选权并废除1850年5月31日确定的总统选举法。同时，他的部长们也早已起草好了相关的法令要国民议会去公布。国民议会当即便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接下来议会却以三百五十五票对三百四十八票的相对多数通过了波拿巴的要求，即废除了1850年5月31日确定的总统选举法并恢复了普选权，使自己从一个由国民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变成了波拿巴复辟帝制的工具。委任状被撕毁了，连接在它与国民之间的纽带也就从此被割断了。

如果说波拿巴建议恢复普选权是要把选举权从国民议会的手里拿过来交给人民，那国民议会要通过总务部长提出法案来恢复自己调动军队的权力就是要再把选举权交出去的同时把军权多夺到自己手里来了。国民议会一方面想在此基础上创建一支议会军队，并使军队成为自己与人民之间和自己与波拿巴之间的仲裁者，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承认，其实自己早已经不具备统帅军队的能力了；也因此它只是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问题来讨论，而不是当成一件迫在眉睫的事去做。而且，它最终还否决了总务部长的提案，这就更说明了它的软弱无力。这个提案在表决的时候只获得了一百零八张赞成票，山岳党人都对它投了反对票。山岳党人在当时就仿佛是一群十四世纪的法国经院哲学家布利丹在谈论意志自由时所讲的驴子，不同的只是他们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在两顿鞭打之间做出选择，看看哪一顿鞭打能使自己更容易忍受而已。一边是尚加尔涅，一边是波拿巴，这种被夹在中间的感觉是很不好受的。

11月18日，有人又对市议会选举法提出了一个修正案，把选举人在选区内的居住年限由三年变为一年。这个修正案先是被仅仅超过一票的多数否决了，但很快又发现是计算有误而被通过了，这真是有点要滑天下之大稽了。但秩序党因为早已经分裂成许多派别，也因此早就失去了自己的多数地位也是事实，这表明议会里也早已经没有形成绝对多数的可能性，国民议会也就因此而失去了在真正意义上通过决议的能力。既然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使得被分解了的东西再融合起来，那它的死亡也就成了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了。

最后，在大难临头的前几天，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又一次以行动证明了自己与议会内资产阶级的决裂。梯也尔，这个患了议会幻想症的家伙竟然又协同国务会议上的一些人想出来一个新的把戏，叫作制定责任法，要以此把总统的权力牢牢控制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9月15日，波拿巴在巴黎新的集市大厅开业典礼时把那些女商贩、尤其是卖鱼女人着实地蛊惑了一番；然后，在议会总务部长还未提出那个后来被否决了的议案之前，他又在爱丽舍宫设宴招待了一些军官并让他们很是兴奋；11月25日，他又在马戏场里把那些想从他手里领取伦敦工业产品展览会勋章的工业资产阶级拉拢到了自己的阵营里。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发表在《辩论日报》上、他的演说稿中的一段话吧：

“这样让人觉得有些出乎意料的成功使我想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有可能关心一下自己的实际利益而改组一下自己的国家机构，而不是一再容忍那些君主主义者的骚扰给自己带来的伤害，那它该是多么的伟大啊！（暴风雨般的掌声）不错，君主主义的幻想妨碍着工业的发展，任凭其肆意蛊惑我们的人民，结果就是没有安宁和进步而只有相互的斗争。我们看到，从前拥护、捍卫王权的人，现在却是在如何利用废除普选权来削弱总统的权力。（掌声经久不息）我们还可以看到，从前最怨恨革命的人，又在怎样煽动着新的革命，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束缚人民的意志…… 我是波拿巴，我要给你们带来的不是相互的斗争而是永久的安宁！（好！好——！暴风雨般的叫好声）”

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在马戏场里为波拿巴12月2日的政变和他随后的独裁统治举行了欢迎式，同时也为国民议会和自己的统治举行了葬礼；而波拿巴则以12月4日的隆隆炮声报答了他们那“暴风雨般且经久不息的掌声”。据说当时鼓掌最起劲儿的是萨兰德鲁兹，而他的的房子挨得炮弹最多，这也实在是太不幸了。

克伦威尔在议会宣布解散的那一刻走进会场，他拿出表来看了一看，为的是不让议会比波拿巴所限定的时间多存在一分钟；接着他就用略带幽默感的嘲笑把议员们赶出了会场。拿破仑虽然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伟大，但还是在雾月十八日那天去到会场向议员们宣读了（虽然是以断断续续的语调）议会的死亡判决书。波拿巴，这又一个拿破仑，他与克伦威尔、拿破仑的不同在于他的名字或许只能留在十二月十日会的史册中，甚至是我们只能去刑事法庭的记录上去寻找他的副本。他从法兰西银行窃取了两千五百万法郎，用一百万法郎收买了马尼扬的军队，又用十五法郎加上半斤烧酒收买了一个士兵，再让他在带着几个同伴像贼一样偷偷地闯入议会首领们的家里把卡芬雅克、拉摩里西尔、勒夫洛、尚加尔涅、沙尔腊斯、梯也尔、巴兹等人从床上拖下来直接送进监狱的同时，又命令马尼扬带领他的军队占领了议会大厦并封锁了巴黎所有的交通要道。第二天一早，各处便贴出了告示，宣布国民议会已被解散、普选权已经恢复、塞纳省全省戒严这一由波拿巴签署的决定。为了让政变显得温柔一点，稍后，波拿巴还在《通报》上发表了一份文件，以证明在他的周围仍聚集着许多议会权威人士，并且，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非常国务会议的组织，以此来保证巴黎的安定且和谐的局面。

实际上，一些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议员此时正集聚在第十区的市政厅里开会。在一遍又一遍高呼了“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之后，他们做出来一个罢免波拿巴总统职务的决议。然后他们便站在市政厅门口向围观的市民呼吁，要他们集合起来到爱丽舍街去请愿和示威，直到被马尼扬派来的非洲猎兵集体先押送到的兵营，然后又被装入囚车分别送进马萨、阿姆和文森等地的监狱里去了。整个二月革命最终也就落得了这样一个结局。

在作结论之前，我们且把二月革命的历史做个概述：

第一个时期，1848年2月24日起至同年5月4日止。又称二月时期，是这一次革命的序幕，算得上是皆大欢喜。

第二个时期，为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这一时期有分为三个阶段：

（1）1848年5月4日起至同年6月25日止。在这一阶段中，所有阶级联合起来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最终，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又称六月起义或六月事变，结果因遭遇资产阶级残酷镇压而失败。

（2）1848年6月25日起至12月10日止。在这一阶段中，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在巴黎实行戒严。最终，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专政宣告结束。

    （3）1848年12月20日起制1849年5月28日止。在这一阶段中，共和派资产阶级以制宪议会为平台与波拿巴及与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最终，共和派资产阶级失败，制宪议会被解散。

第三个时期，立法国民议会时期。这一时期也分为三个阶段。

    （1）1849年5月28日起至同年6月13日止。在这一阶段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资产阶级及波拿巴进行斗争。最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失败。

（2）1849年6月13日起至1850年5月31日止。在这一阶段中，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废除了普选权的同时失去了内阁政府的控制，即失去了国家的行政权力。

（3）1850年5月31日起至1851年12月2日止。在这一阶段中，主要是议会资产阶级同波拿巴进行斗争，其中又分为4个小阶段。

a.1850年5月31日起至1851年1月12日止。在此期间，议会资产阶级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

b.1851年1月12日起至同年4月11日止。在此期间，议会资产阶级企图重新收回国家行政权力但遭遇失败；秩序党因此在议会中失去了多数地位，只好与共和派和山岳党联合。

c.1851年4月11日起至同年10月9日止。在此期间，秩序党人企图修改宪法即恢复普选权并延长总统任期结果失败，也因此四分五裂并失去了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的支持。

d.1851年10月9日起至同年12月2日止。在此期间，议会资产阶级与内阁政府决裂。最终议会制度被废除，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被推翻，波拿巴获得胜利。但波拿巴的复辟帝制却不过是拿破仑复辟帝制的一个荒唐可笑的翻版。

7

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预言。1848年六月事变时，它又被窒息于巴黎无产阶级的血泊里，也因此在这出戏剧的下几幕中，它就只好作为幽灵而出现了。结果是议会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由他们建立起来的议会制共和国却在1851年的12月被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埋葬了。

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结果却把已经在手的政权送给了流氓无产阶级。尽管如此，资产阶级也还是没让法国从害怕那幽灵的恶梦中醒来，而12月14日，波拿巴却把恶梦兑现给了他们。波拿巴先是用烧酒把军队的情绪鼓动起来，然后便命令那些士兵朝着蒙马特尔林和意大利林荫道两边正在凭窗眺望的资产者射击，结果是让他们变成了幽灵。

资产阶级曾经把马刀奉为神物，结果这神物却砍下了他们的头颅。资产阶级曾经查封了反抗它的劳动无产阶级的报刊，现在是它的报刊被流氓无产阶级查封了。资产阶级曾经把劳动无产阶级的集会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现在却是它自己的沙龙受到了警察的监视。资产阶级曾经解散了反抗它的劳动无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现在是它自己的国民自卫军被流氓无产阶级解散了。资产阶级也曾经用戒严的办法来对付反抗它的劳动无产阶级，现在流氓无产阶级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它。资产阶级曾经用军事委员会代替法庭来对反抗它的劳动无产阶级进行审判，现在是流氓无产阶级也用军事委员会代替法庭来审判它。资产阶级曾经不经过审判就把反抗它的劳动无产阶级流放了，现在流氓无产阶级也不经过审判就把它流放了。资产阶级曾经像圣阿尔谢尼对基督徒那样向劳动无产阶级叫喊：“住嘴，肃静！”现在却是波拿巴对它这样叫喊：“住嘴，肃静！”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产阶级是指劳动的无产阶级而不包括流氓无产阶级的。

法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像变魔术一样把共和国变成了一个怪物，是因为这个怪物在先前的议会制共和国的躯体内已经有了现在的形态。最后，所谓的议会制共和国只不过是一个被吹大了的气泡，被什么东西一捅就破了，那怪物也就立刻就现身了。

谁说巴黎的无产阶级没有在这个时候再一次举行起义呢？

12月1日，波拿巴的突然袭击使巴黎无产阶级失去了他的领袖，它的队伍立刻便涣散了。但由于1848年的六月事变、1849年的六月事变和1850年的五月事变对于它来说都还记忆犹新，因此它不愿意再到小资产阶级民主即山岳党拍到旗帜下去与自己的敌人进行斗争，便任凭自己的秘密团体用各自不同的手段去挽回曾有的荣誉了。但这时，巴黎资产阶级的倒台还只是一道没有执行的法令，结果是巴黎资产阶级立刻和军队联起手来，让巴黎的无产阶级经历了第二次六月失败，它的荣誉又一次被资产阶级交给资产阶级是军队去蹂躏了。

12月2日，波拿巴实现了他的复辟。

12月4日，一些资产者为了波拿巴所宣布的实名制选举法曾鼓动一些工人筑起了街垒。当天晚上，国民自卫军的几个连队也加入了进来。这可把波拿巴吓坏了，当天夜里他就叫人在巴黎各处张贴布告，宣布恢复不记名投票法。那些资产者认为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便立刻眯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完全、最彻底的胜利！”——基佐竟这样评价12月2日的波拿巴政变，但其实这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垮台让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得以破土，倒不如说这政变直接导致了议会制共和国的覆灭。这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是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胜利，是王权对宪法的胜利。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通过宪法的形式体现出来，但在行政权力面前，他们却又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去服从了总统的权威。这样，他们最终挣脱整个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却仿佛是为了去服从一个人的专制统治，而最终的结局还是所有人都跪倒在军队面前来。

然而历史的发展绝不会到此为止，无产阶级会从血泊中站起来，继续去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自己前一半的工作，现在是要完成自己后一半的工作了。它先使议会权力在资产阶级手中臻于完备，为的是要最终推翻这个权力，最终这个权力果然被推翻了，虽然是由流氓无产阶级来完成的。现在，它要使行的政权力在流氓无产阶级手里臻于完备，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对象，以便集中起自己一切的破坏力量来摧毁这个权力。当无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后一半的工作之后，整个欧洲都会跳起来说：“干得好，田老鼠！”

这个行政权力有着庞大的分别由五十万人组成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又精巧的国家机器，如同一张密网把整个法国笼罩住。它又仿佛是寄生在法国身体上的一个有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和整个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但又加速了这一崩溃的不祥之物。在这个有机体内部，土地所有者和城市资产阶级的特权在转化为国家权力时所具有的众多属性，封建贵族变成领取薪俸之后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中世纪领主权力的多种样本转化为有确切规定的权力图案所呈现出的姿态和表情，有时分解开来各自为政又有时融汇在一起共同行动，俨然像一个大工厂。第一次法国革命的目的是摧毁地方势力以实现国家的统一，因此它必须发展中央集权，但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这个国家机器的制造是由拿破仑来完成的，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都没有往里面添加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而这种分工又随着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工产生出许多新的利益集团而愈加扩大了而已。随后的一切变革都是在使其更加完备。那些相继执政的政党，更是把夺得这个不祥之物视为自己最有价值的战利品。

但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也即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就只是为资产阶级实现其阶级统治的一种辅助手段。到了路易·飞利浦统治时期和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总统虽然力求实现个人专制，但他也仍然是资产阶级实现其阶级统治的工具。只是到了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成了独立的东西。当这个国家机器的地位被进一步巩固之后，它竟然可以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被喝醉了的士兵拥戴为领袖的冒险家做总统，而这些士兵竟然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来的，并且他还要继续用烧酒和腊肠来收买他们。由此，法国的民众便有了一种难以表述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就压在他们的胸口上，整日折磨着他们的心灵。

但国家权力并不是可以被悬挂在墙壁上的饰物。波拿巴所代表的是一个阶级，而且是法国所有阶级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即农民阶级。

正如波旁王朝是地产资产者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融资产者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不过被法国农民所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资产阶级在其执政的三年里因为曲解了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而辜负了农民对恢复帝制的希望。1848年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中才被真实地体现出来。

农民的人数众多，生活状况也相同，但彼此间却不发生太多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靠近而是使他们相互疏远；而且，这种隔离状态还因为他们的贫困和交通的不便而被进一步加重了。他们进行生产活动的地方都是一些小块儿的土地，几乎不容许他们在生产活动中有什么分工，也因此就不可能有怎样的发展，也构不成多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即他们的生活的消费品都是他们自己直接生产出来的，也即他们是通过自然交换而不是通过社会交换来取得其生活资料的。一小块儿土地、一个农户的旁边是又一小块儿土地和又一个农户，几个或十几个、几十个这样的单位便组成了一个小村庄或大村庄，许多这样的村庄组合起来就成了一个县，许多个这样的县又组合成一个省。法国的国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集合而成的，就好像是装着许多个马铃薯的袋子一样。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他阶级有着很大不同甚至在生活意愿上相互对立，所以他们也就成为了一个阶级；但由于他们之间只存在地域关系而不能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因此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却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因此只能让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是他们命运的主宰，是不受任何权力限制的权威，就如同能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的老天一样。

传统观念在法国农民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还会有一个拿破仑出现并将他们失去的一切归还给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冒充这个人的人。经过二十年的流浪生涯和许多次荒唐的冒险行动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的皇帝。作为拿破仑侄儿的波拿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意愿，他的这个意愿是和法国社会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阶级的意愿一致的。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在法国不是大规模地发生过农民起义吗？军队不是也镇压过农民吗？农民不也是被大批地流放过吗？但事实是自从路易十四的时候开始，法国的农民就还没有因为被某种观念所蛊惑而举行过什么有政治意义的活动，更不要说遭受到这样或那样的迫害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是要特别讲明的。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农民只是保守的农民而不是革命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现有生存方式的农民而是力求巩固这种生存方式的农民，不是力求以自己的力量或者和别的阶级联合起来去推翻旧的国家制度的农民而是固守着旧的国家制度并期待着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的农民。波拿巴王朝所需要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革命暴动而是农民的反革命暴动。

议会制共和国三年的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至少在表面上有一些革命化了。但是，每当他们行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立刻用暴力把他们镇压下去了。在议会制共和国的统治下，法国农民的头脑中也在发生着新旧两种思想意识的斗争，这一斗争常常体现在教士与教师的斗争上，结果胜利的却往往是教士而不是教师。农民也会对一些事情采取自己独立的态度，这种独立的态度常常体现在地方官员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矛盾上，但结果却往往是上面来了一道命令，那个地方官员便被撤换掉了。最终，当法国农民真正行动起来与他们自己的军队去对抗时，等待着他们的也就只有刀剑和枪炮了。而这些资产阶级却还在叫嚣着说这些农民是怎样的愚钝，仿佛是这些农民把他们出卖给了波拿巴似的。事实是当这些农民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厌恶他们的愚钝，而当这些农民觉悟了的时候，资产阶级又害怕起他们的革命来了。

政变以后，一部分法国农民曾举行起义，他们要收回自己在1848年12月10日在总统选举中投给波拿巴的选票，因为那以后波拿巴的所作所为使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愚钝了。但绝大多数农民却依然糊涂，以至于在后来的选举中还要去投票给波拿巴。他们仍以为是国民议会妨碍了波拿巴，致使城市加之于乡村的桎梏直到现在才被真正地打开。在有些地方，农民们甚至还要幻想在国民议会解散之后再组建一个由波拿巴领导的国民公会。

法国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并使他们可以自由地利用这土地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因此，这种土地所有制正是拿破仑得以恢复帝制的基础。可是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拿破仑当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仅仅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情况就大不同了，农业生产的环境日益恶化，农民的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所制定的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是保证法国农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变成了使农民被奴役和遭贫困的原因了。如果波拿巴和那些农民一样对这一点的认识还不是很确定，甚至以为一些农民的破产是另有原因而仍旧要以这样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来解决农民问题，那他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这样的土地所有制下生产和生活的农民阶级无论如何努力也注定改变不了它和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地产的零星分散状态使得被推翻的土地贵族失去了与资产阶级竞争的资本，同时这种土地所有制使得封建制度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找不到足够的营养物来使自己东山再起，而那些被分割成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土地正仿佛是资产阶级可以用来抵御封建统治者进攻的天然壁垒。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当初的封建领主已经被城市高利贷者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经被资产阶级的资本代替；农民的土地只是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取一份工资的借口。法国政府仅仅通过土地抵押每年从农民身上取得的债息等于英国每年全部公债债息的总和。这种土地所有制使法国一大半的国民变成了奴隶，这是这种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制度在本世纪初还在努力保护这种土地所有制，可现在却把它投进了资本的高炉。拿破仑法典已经变成了一个仅仅在执行法庭判决、查封不良财产并强制拍卖这些财产时才被拿出来作为依据的东西。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包括儿童在内的四百万流氓、地痞、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五百万人生活在死亡线上。他们都是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直接受害者，要么依旧居住在属于自己的穷乡僻壤，要么举家四处流浪，从乡村乞讨到城市，又由城市乞讨到乡村。一句话，现在法国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时代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相互协调，而是相互对立起来了。因此，他们便只能把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之使命的无产阶级看做是自己的同盟者和领导者了。但我们的第二个拿破仑——波拿巴总统却要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不受限制的政府（如果维护小片土地所有制是他要坚持的第一个拿破仑观念，那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就是他要坚持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来保卫这种落后于时代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他就把他要坚持的两个拿破仑观念结合在了一起，也经常被拿来当做那些反对农民起义之文告的开篇词。

小块土地的所有者除了要担负资本加在他们身上的抵押债务之外，还要担负各种赋税的重压。赋税是官僚、军队、教会和宫廷等行政权力机构的生活来源。因此，所谓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在本质上是同一个概念，小块儿土地所有制从本质上来说也正是那个行政权力机构立足的基石。这种土地所有制让所有的国民处在同一个平面上，因此才可以让那个行政权力机构处在中心的高点上同这个平面上的人发生同等的作用。这种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处在国民和国家权力之间中间阶层——贵族，因此使得国家权力可以无所不及。最后，这种所有制还造成了许多没有职业又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只好把做官当成自己唯一的出路，那个官僚机构也因此臃肿起来。拿破仑的赋税制度曾是鼓励农民发展副业的手段，可现在的赋税制度却是使这些副业失去了应有的源泉，失去了农民抵御贫困的最后的可能性。既然波拿巴不得不构造出一个可以和其他阶级并列的等级，而且还要这个等级对他统治的依赖就像这个等级中的每一个人对饭碗的依赖一样，那事情也就只能如此了。正因为如此，波拿巴最初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把各级官吏的信奉提高到了原来的水平，并且还增设了领干薪的官职。

波拿巴要坚持的第三个拿破仑观念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对农民思想观念的统治。可是，如果说这些小块儿土地所有者因为对自然力的依赖而不得不对保护他们的政府采取顺从态度也因此信仰起宗教来了的话，那当他们因为债台高筑而不得不与政府脱离进而超越了那一小块儿土地限制的时候，他们就注定要反对起宗教来了。老天是那一小块儿土地的附加物，因为它可以为庄稼提供阳光和雨露；但如果连那一小块儿土地也没有了的时候，那老天就成为对人们的一种嘲弄了，宗教对于那些农民来说也是如此。于是，那些教士变成了涂了圣油的警犬，波拿巴第二次对罗马的征讨也就要开始了，不过这一次是在法国内部而已。

波拿巴要坚持的最后一个拿破仑观念是军队高于一切。对于那些小块儿土地所有者——农民来说，军队就是他们的光荣，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的英雄；而对于那些军人来说，军装就是他们的礼服，战争就是他们的诗篇，那些小块儿的土地拼接起来就是他们的祖国，爱国主义就是他们最崇高的思想境界。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经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那些小块儿的土地已经被存放在政府的抵押账本里了。那些军人也已经不再是从农民中涌现出来的精英，而是一些由农民转变成的流氓无产者——称得上是无产阶级的败类了。波拿巴的军队大多由招募来的新兵组成，仿佛是一些临时的替手，就如同波拿巴自己也是被招募来的、也是拿破仑的临时替手一样。这支军队是通过围捕离开了土地的农民来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的：所以，如果他们的头目之间产生了什么矛盾使他们不得不去境外去打仗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像土匪那样去抢劫，所遭到的也就不会是还击而只能是被抓住之后的一顿痛打，因为他们根本就算不上是军人。

由此可见，所谓的拿破仑观念就是小块儿土地所有者——旧时代农民的观念，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都是极为荒谬的观念。它们是没有意义的词句、临死者的幻觉和没有了灵魂的肉体。但是，为了使法国民众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为了使国家行政权力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对立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上演一出模仿帝国形态的滑稽剧还是必要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因为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到其对立物——封建制度拖累时的低级形式。随着小块儿土地所有制的逐渐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也自然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就会得到他革命的盟友，使它的歌唱不至于永远都是孤雁的哀鸣。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新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便只能在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12月20日和12月21日大选的谜语，也只能到法国农民那里去寻找答案。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拿破仑推上了西奈山并不是要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

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去选举中投票给波拿巴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了。当有些人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指出教皇生活淫乱而提出要整饬风化时，红衣主教比埃尔·德·阿伊却向他们大声喊道：“现在只有魔鬼才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法国资产阶级在政变后也该同样高声嚷道：现在只有流氓无产阶级才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盗贼才能保护国民财产！只有悖逆上帝者才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才能拯救家庭！只有混乱才能拯救秩序！

波拿巴作为独立的国家权力的执掌者，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代表，肩负着保障这个社会秩序的使命，因此颁布了一系列相应的法令。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有点作为，只是因为他摧毁了而且每天还都在进一步摧毁着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但只要他不摧毁这个阶级的物质力量，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就会不断从它的物质力量中滋长出来，因此他必须在保护这个原因的同时去到结果出现的地方去把那个结果消灭。但这个原因和结果总是相互混淆，因为它们在相互作用中总是会或多或少地丧失掉自己原有的特征，于是就总是要有新的法令出现来适应新的情况。波拿巴还自命为农民和普通劳动者的代表，想使他们对他的统治感激涕零，于是就有一些貌似贤明的法令被公布出来。但波拿巴毕竟是十二月十日会的总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总代表，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他的军队又都同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的人首先关心的问题是自己能否生活得幸福，能否从国库中汲取到各种属于自己的利益。于是就有各种偏向这个阶级的法令颁布出来，许多旧的法令被撇开了，许多刚刚颁布的法令就又被违背了，目的不过是要证明一点：波拿巴是波拿巴而不是拿破仑。

波拿巴所肩负的使命太多了，而且这些使命之间还是相互矛盾的，这也就使得它的政府在工作起来的时候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因此这个政府只好摸索着前行，时而设法去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去拉拢另一个阶级，而它在拉拢这一个阶级是却又总是要牺牲那一个阶级的利益，结果是使所有的阶级都来和它作对。波拿巴此时所表现出的犹豫和他伯父的坚定和果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进一步证明着他不是别人而只是他自己。

中产阶级的事业经不得大风雨，应该在政府的保护下像是温室里的花朵一样繁荣，于是他们让出了许多条铁路的承租权。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知悉其中秘密的人在交易所里进行投机。但修建铁路需要资金，于是政府就只好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银行是由波拿巴本人来经营的，于是银行便与政府订立了极占便宜的契约。所有人都要吃饭，也因此就要有事做，于是政府就修建了许多公共工程。但公共工程却又要增加人民的税务负担，因此只好使食利者的收入由五厘息改为四厘半息，以此来降低人民的税务负担。但是要给资产阶级吃苦药丸必须包裹上厚糖衣，因此针对普通人的葡萄酒零购税提高了一倍，针对中产阶级的葡萄酒批购税却降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可是政府又不得不允许新的团体成立起来。政府主动提出要帮助农民，于是建立了土地抵押银行，结果却又在加重了农民债务的同时加速了土地的集中。于是这些土地抵押银行只好被利用来到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的财产中去榨取金钱，而土地抵押的法令也就终将变成一张废纸了。如此等等。

波拿巴想扮演一切人的家长。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那里取得些什么，又怎么给另一个阶级送去什么呢？正如吉兹公爵在弗伦特运动时期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变成了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最该被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一个被大家感激的人；但他不是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而是把法国的财产拿出来。他是想先把整个法国从法国人手里窃取到自己手里，然后再将其回赠给法国人。说的更确切一些，他之所以要把法国赠给法国人是想回手再从法国人手里把法国买回来。于是法国的一切，包括国家机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团、荣耀勋章、士兵徽章、公共工程、铁路、洗衣房、国民自卫军参谋部、奥尔良王室财产等等，都成了可以用来买卖的东西。军队和国家机器中的每一个部件都成了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并用来交换的商品。然而，波拿巴并不是白白地把法国窃取过来再赠送回去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他的党徒——那些十二月十日会的成员、那一群流氓无产者们得到的是流入到他们腰包里的利息。

莫尔尼先生的情妇勒伯爵夫人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这里的“飞翔”一词还有一个意思是盗窃。这句话用在波拿巴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适用，只是要把“鹰”改为乌鸦才好。一个意大利卡尔特斯派僧人对一个经常计算自己的财产还可以被自己受用多少年的守财奴说：“你还是好好算一算自己还能活多少年吧。”波拿巴和他的党徒们一定每天都在对自己说着这样的话，为了不出现错误，他们甚至把每一分钟都计算进去了。钻进到宫廷、内阁、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这一群人，连其中最体面的一个也是来历不明的流氓。他们穿着华丽的衣衫，装出高官显宦的样子，使自己愈加显得可笑。如果我们知道维隆·克勒维尔是他们的道德守护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是他们的思想家的话，那我们对他们的上层就能有较为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位格朗尼埃先生作为抨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给了他这样一个不错的评语：“一个丑角之王！”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拿来同摄政时期或路易十五时期的朝廷相提并论是不公正的，正如德·日拉丹夫人所言：“法国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姘妇’的政府，却还从没有出现过‘面首’的政府。”

波拿巴不仅被他角色的自相矛盾折磨，还要像一个魔术师那样不得不变换着花样来使观众把他看做是又一个拿破仑。他的每一次变换都算得上是一次小小的政变，也因此很快，整个社会就陷入了一种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使1848年以来变得不可侵犯的东西变得很容易就受到侵犯，使一些人的革命热情消失殆尽，而另一部分人的反革命热情却又异常地高涨起来。他们以重建秩序为名而使社会进入一种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变成了让人讨厌的东西。他们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圣衣的仪式准备在巴黎礼拜拿破仑的黄袍。但是如果这黄袍最终落到路易·波拿巴的身上，拿破仑的铜像也许就会被他们从旺多姆圆柱顶上推下来。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发生在法国的这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也就彻底地失败了。

【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如果我们把发生在本世纪中叶的这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当成是一场戏剧的话，那它的第一幕已经结束了。1848年以前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曾经一度受人欢迎的统治者，如临时的统治者、联合统治者、独裁统治者以及那些议会议员、民政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各级地方长官、法官、警官、将军、士兵等等，几乎都被发配海外、异国、英国或美国去了；虽然他们在那里又组建起了新的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等等，而且那些宣布其成立的文告比起真正的当权者的文告还要更加的冠冕堂皇。

从古到今，再没有那一场革命比这场革命失败得更惨重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实现自己对国家的统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奋斗了四十八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是奋斗了四十年，还是在复辟了的帝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时才最接近了自己的胜利吗？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人恶意煽动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任何地方发生的革命都是以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的，腐朽的制度愈是不让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就会变得愈加强烈，于是革命便爆发了。当这种要求还没有被人们普遍地感觉和认识到的时候，革命即便爆发了也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反革命势力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却只能使它变得更加强烈，最终致使革命因此再一次爆发，并使这种要求被人们更普遍地感觉和认识到，那革命离它最后的胜利也就不会太远了。

所以，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就再从头做起。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场戏剧的第一幕结束和第二幕开始之前总会有一个短暂的间歇，使我们可以研究一下革命在这一个阶段之所以会爆发和之所以又会失败的原因。这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人物偶然的动机和他们身上的优点或缺点以及他们所犯的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中去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这场革命的国家的社会状态中去寻找。比如，1848年2月间爆发在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那绝不是少数几个人鼓动的结果，而是人们自发的行动。虽然每个国家的人们对这场革命的认识会有所不同，但改变现状却无疑是他们的共同要求，只不过在很多国家里，这种要求还不够普遍和强烈罢了。当你问道这场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的时候，也许有人会回答你说：是因为某人出卖了人民。但如果你再问他：人民为什么会被这个人出卖呢？他便无言以答了。如果一个政党整天被张三是否可靠、李四是否不可靠的问题困扰着，那它的前途也就太可悲了。

研究和说明法国革命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上看，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亦或者是他们全体，曾用一句略带诗意的话来解释这次革命的失败说：是我们的船撞上了暗礁，所以才沉没了。但这样的话对于那些与我们远隔重洋、因而不了解事件详情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任何一个大脑发育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那十一个临时政府的成员（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庸才，既不能行大善也不能作大恶）竟能在三个月之内改变一个有着三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的走向，除非这三千六百万人和那十一个临时政府的成员都一样脑子进了水。问题还在于这三千六百万人原本是连东西南北还分辨不清的，怎么会突然间知道了自己要走什么路而且还知道自己是迷了路呢？因此，他们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他们中间的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而在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或绝大多数。于是，那些本该被他们打到的少数或极少数人便又重新站起来了。

因此，如果我们要向《论坛报》的读者阐述1848年德国革命的必然发生以及它又必然在1849或1950年被镇压下去的原因时，也就无需再把德国先前的历史完整地叙述一遍了。事变在将来的发展和后人对它的评价会最终判定，在这一大堆杂乱的、看似偶然的、互不关联而且还相互矛盾的东西中，哪一部分可以真正进入历史；而现在，对此作出判定的时刻还远没有到来。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一些合乎情理的说法来，使我们能够在下一次的革命到来之前就为德国人民指出一个前行的方向，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首先，革命发生的前夕，德国是怎样一种状态呢？

在德国，作为这个国家存在基础的人民，其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由于一些大资产阶级都聚集在首都和一些大城市里，因此在这些地方封建制度已经被彻底摧毁，或者至少像是在英国的首都伦敦和一些大城市中那样只剩下了一些残余；但在德国却不同，不仅其封建贵族还保留着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许多地方还都居于统治地位；他们虽然被剥夺了对各邦君主的控制权，但却几乎还和先前一样保持着对其领地上的农民的统治权，甚至还保有对其佃户的审判权。在莱茵河流域，这样的状态更为严重。在这些地方，封建贵族的人数很多，往往也很富有，曾被公认为国内的第一等级。他们常常出任政府的高级官吏，还有许多进入军队担任各级军官，也因此有着很大的势力。

德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远没有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德国旧的工业体系因为蒸汽机的使用和英国工业的迅速扩张而几乎完全被摧毁了。其余的、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之下发展起来的较为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工业的损失，更不足以使各邦政府优先考虑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更不要说那些政府官员们对非贵族阶级财富的增加还要心怀嫉妒了。法国资产阶级在这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成功地发展了它的丝织业，德国资产阶级却在这五十年内丧失了它的麻织业。此外，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且都在内地，主要是通过荷兰和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各大商业港口没有太多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像巴黎、里昂、伦敦、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贸易中心。造成德国工业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只要指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第一是它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第二是从十六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且这些战争都是在它本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从1688年开始就享有国家的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也已经夺得了政权，但德国的资产阶级却由于人数少、尤其是不集中而从没有获得过什么权力。直到1815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才随着其财富的不断增加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暂露出自己的头角来。各邦政府虽然还是不情愿，但也还是不得不考虑资产阶级最直接的物质利益了。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各邦政府通过宪法给予资产阶级的那一点点政治权力虽然在后来又被反动势力夺去了，但资产阶级却还是可以从其获得的经济利益上得到补偿。德国资产阶级每次在政治上的失败，总是伴随着在贸易立法上的胜利。比如，1818年普鲁士保护关税条例的颁布以及关税同盟的建立都给德国工商业者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这比起它从某个小公国议会获得的可以对内阁表示不信任的那种很不可靠的权利上得到的好处要多多了。他们在议会中的投票，只会让那些政府官员们觉得可笑。

但随着财富的增加和贸易的扩展，德国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不满足于自己在政治上的从属地位，更不要说还要在一切事情上受到专横的官僚统治者的监视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交通的蒸汽化，国内市场上各种竞争的增长，已经使得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也集中起来，这也就使他们陆续转入到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阵营里来了。这个变化是从1840年开始的，是从普鲁士资产阶级取得了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领导权的时候开始的。最终也就形成了1840——1847年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

德国国民的大部分是既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他们当中有城市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工人，其中最多的也还是农民。由于大工业的发展滞后，因此小资产阶级要比大资产阶级人数多得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要占去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因为没有更富裕的对手与其竞争，因此完全可以支配一切。在任何国家的革命运动中，这个阶级都居于很重要的地位；在德国就常常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了。它的地位处于较大的资本家即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之间，这也就决定了它特有的本性。它总是力图爬到资产阶级的地位上去，但稍有不顺就有可能被抛到无产阶级的阵营里来。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仰赖皇家和贵族的惠顾，失去了这些主顾，这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都会破产。在较小一点的城市里，地方当局、法院、守备队及其所属的那些官员和职员通常便是它得以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基础，没有了这些人，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等不仅不能发展壮大，甚至连存在也会成为问题。因此，这些人会永远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一方面希望跻身于更富有的资产者的行列，一方面又唯恐落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与到一些公共事务中来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唯恐那些过于激烈的反抗行为会触怒政府而给自己的利益带来损伤。因为他们拥有的财产不多，也因此而没有安全感。他们常常会在封建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因为它的命运就把握在这个政府的手里。当资产阶级的势力壮大起来之后，他们就从封建专制的拥护者变成自由主义者，当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它更会因为民主主义的幻想而活跃起来。但当无产阶级革命到来的时候，他们又会变得忧虑重重。在德国，这个阶级就更是在种种不同的状态下变换着自己的角色，这是它的本性所决定的。

有道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比起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得多，德国工人阶级比起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来也就落后得多。人数众多、集中、强大而又有觉悟的无产阶级之生存条件和同样人数众多、集中、强大而又有觉悟的资产阶级之生存条件是一致的；因此，在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那一部分即大工业资本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自己希望的方式来统治国家以前，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永远也不可能是独立的，即永远也不会具有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在这以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才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要缓和这矛盾并消灭这矛盾所带来的冲突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那时的工人阶级再也不会被虚幻的希望和永远得不到兑现的诺言来欺骗了；因此，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即如何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也就直截了当地被提出来了。但在德国，大部分雇用工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英国的工业巨头是这类资产阶级的最好标本），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这些小手工业的生产制度只是中世纪的遗迹。就像棉纺织大王与裁缝之间会有很大不同一样，受雇于现代工业巨头的工人与受雇于小手工业者的帮工和学徒也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受雇于小手工业者的帮工和学徒的生活条件和做工方式与五百年前几乎没有差别，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有多高的革命觉悟，也就无怪乎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人都在要求恢复中世纪那样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现在却不同了，由于交通的便利，他们的眼界开阔了，知识增加了，于是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区域里便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中的人比其他人对自己所属的这个阶级的认识更加深刻，对本阶级的解放也就具有了一种更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既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历史意义的，虽然他们还只是工人中的极少数。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开始于1840年，那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则是开始于1844年，其标志就是西里西亚和波西米亚的工人起义。

最后，还有一个小农业主阶级，即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加上附属于它的农业工人，占了全国人口的大多数。这个阶级又可以被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首先是较为富裕的农民，在德国被称为大农或中农。这些人都有着大片的土地并或多或少雇佣着长工，其地位处在大地主与小农之间，其在政治上的最大可能是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结为联盟。其次是小自由农，或称小农。这些人在莱茵省占据着很大的优势，因为这里的封建制度已经被法国大革命的洪流冲走了。在其他省份也还有这种小农存在，他们往往赎买了那些强加在他们土地上的义务，因此也被称为独立的小农；但他们的独立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他们的土地基本上都在极苛刻的条件下被抵押出去了，以至于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他们，而是那些放高利贷者。第三部分是佃农。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是地主的，他们的劳动所得的大部分都被地主拿去了。最后是农业工人，即那些长工，在大一些的农庄或农场里，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英国的这一类人的状况是一样的。他们是雇主的奴隶，从生到死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以上说的后三部分农民，即小农、佃农和农业工人，在这次革命到来以前是从不关心政治的。但当这次革命爆发之后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因为这次革命会给他们所有的人都带来利益。因此可以预料，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一定会先后参加进来。只是由于他们所居住得过于分散，所以很难在思想观念上达成一致，也就不可能开展起独立的运动来，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也是被各个国家的革命所证明了的事实。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觉悟的城市人的引领和带动。

上面的这些文字是对这次革命运动爆发前夕德国各个阶级状况的分析，这些分析应该足以说明这次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那些不一致和不协调以及最终之所以会失败的原因了。当这些各不相同又互相矛盾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当这些彼此冲突的利益在有的时候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混同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当德国还没有伦敦和巴黎那样的一个革命中心的时候，除了将一场战役分解成许多不相关联的格斗，因而在耗费了大量的流血和牺牲却仍然得不到任何有决定意义的成果之外，我们还能希望它能得到些什么呢？

德国之所以要分为三十六个大大小小的邦，也同样要用组成这个国家的各个部分的混乱和复杂来解释。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没有统一的目的，当然也就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德国资产阶级曾宣称德国是永远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但它和代表着统一德国的联邦议会却从来也没有统一过。这个联邦议会所达到的最高点是关税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带的各邦也曾经因此不得不组成它们自己的关税组织，而奥地利却仍然关起门来实行它自己的封闭性关税。这样德国便和先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它已经近乎成了三个大邦（普鲁士、奥地利和以巴伐利亚为主的其他各邦）而不再是三十六个小邦了。当然，1814年建立起来的俄国沙皇的无上权威，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

二

普 鲁 士 王 国

德国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的。

在这以前，已经有许多迹象表明，这个国家拥有工业资本的阶级已经成熟到了这样的程度，它再也不能在君主专制制度的压迫下忍耐下去了；虽然那些较小的邦主们都已经相继向自己的臣民恩赐了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法律条款，但这部分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能更加有力地对抗奥地利、普鲁士的霸权和帮内的贵族势力，部分是为了把由于维也纳会议而归顺于他们治下的各个分散地区连接成一个整体。除此之外还因为，这样做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点危险也没有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这个议会其实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傀儡——要侵犯他们的利益时，社会舆论和本邦议会是会为他们说话的；反过来，如果这些本邦议会的势力过大时，他们又可以运用联邦议会将本邦议会击败。因此，像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或汉诺威等地的宪法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革命的发展，德国资产阶级对于发生在它们立法议会中的那些琐碎的争论一般也是不去过问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德国不是因为两个大邦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改变，任何发生在一些小邦的改变都不会给德国带来任何的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小邦的议会中却产生出许多信仰自由主义的律师和具有职业素质的反对派。罗泰克、麦尔凯尔、勒麦、约丹、施梯维、艾森曼等等这一大堆名人在吵吵嚷嚷地做了二十年毫无成果的反对派之后，终于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点，然而后来，当他们终于又暴露出自己的极度无能和微不足道之后，便又被他们的敌人从那顶点上驱赶了下去。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他们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熟悉了那些立宪主义的专用词语，并用他们的存在本身预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时代的到来。资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将赋予那些夸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的政治词语以真实的意义。

1830年的事件（法国七月革命以及在比利时、波兰、意大利、德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发生的起义）把整个欧洲都拖入到一场政治骚乱中去了。连德国的文学也受到了影响，当时所有的作家也都谈论起立宪主义和共产主义来了。在这些作家中间，特别是在一些二三流的作家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用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自己才华的不足。在诗歌、小说、评论、喜剧等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充满了所谓的“倾向性”，即反政府的情绪，虽然有时还显得有些畏首畏尾。1830年后，政治上的反对派同人们对德国哲学的记忆、对法国社会主义的曲解、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只言片语掺和在一起，使德国的思想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混乱状态。一些曾经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的作家后来曾经追悔过自己的罪过，但他们的文风却不曾有过丝毫的改变。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级、最完善政治体制时，德国哲学——这个德国思想发展最准确的标杆也被高举在资产阶级的手里了。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说，是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黑格尔死后，他门徒中的最激进者一方面继续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猛烈的抨击，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些德国人从未听说过的政治原则，并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应有的荣誉。但他们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语言太过于晦涩，把作者和读者的都弄得一头雾水，好处只在于把检察官的眼睛也蒙蔽了，使得他们享有了当时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不能享有的出版自由。

也就是说在当时，德国的思想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虽然生活在君主专制统治下却因为得到了一些新的知识而形成了自己独立政治观念的人已经逐渐联合成了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集团。但德国在政治上的进步比起英国和法国来总是相对迟缓的，因为在这里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极为困难的。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不论是在学校的讲台上和各种报刊上，没有官方的批准，你什么也不能说。就以维也纳人为例吧，他们在工业生产方面的能力在全德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论智慧、论勇敢、论革命的魄力，他们更是远远超过德国其他地方的人，但他们对于自己却比别人更无知，因此他们在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就比别人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于最一般的政治问题也得不到正确的认识。这也正是梅特涅政府施行愚民政策的结果。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新的政治思想也就只好被工商业资产阶级垄断了。这一是因为他们有钱，因此可以把这些东西从国外舶运回来；一是因为这些东西对他们有利，因为现存制度正直接侵害着他们的利益。也因此，德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会首先联合起来开始了对现存制度的反抗，而当他们以反对派的形象出现在德国政坛上的时候，德国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就开始了。

德国资产阶级反对现存政府的斗争，可以说是从1840年、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去之后开始的。因为新上台的威廉四世不赞成他父亲那种军阀式的专制政体，所以法国资产阶级希望从路易十六手里得到的东西，德国资产阶级也希望从他的手里得到。他们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因此应该被摒弃了；威廉三世时人们所忍受着的那些东西，现在却要被宣布为再也不能忍受下去的东西了。可是，如果说法国的路易十六是一个蠢才，主要是靠着墨守成规来维持统治的话，威廉四世却是另外一个样子。他的性格比路易十六更为软弱，但却有自己的抱负和见解。他读了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便自以为有了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正确的判断了。他深信自己是第一流的演说家，也的确，在柏林没有哪一个产品推销员能比他更善于卖弄聪明和玩弄辞令了。更重要的是他还很有主见，憎恨普鲁士的官僚主义，但原因却是更喜欢封建主义。作为所谓德国历史学派（该学派所信奉的是伯纳德、德·梅斯特尔及其他一些属于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的反动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他力图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他主张国王应该是他所统治着的国家里的头号大贵族，围绕在这个大贵族身边的首先是显赫的朝臣，这些显赫的朝臣自然也都是贵族，不过比起国王来要小一号罢了；其次是一般的贵族，那就要更小一号了。他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统治自己的臣民，要做社会中所有人命运的主宰。他要这个社会中的各个等级都有自己的特权并用门第或社会地位把不同等级的人分隔开来；同时各个等级的特权又要相互平衡，以保证国王能拥有最大的特权——绝对的自由。这该是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正在努力实现的梦想。

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德国资产阶级，虽然很快就看出这位新国王所做的与他们所希望的恰恰相反，但却是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看出新国王的真正意图。威廉四世的“辩才”刚刚因为他父亲的死而得到解放，便用一场又一场的演说来哗众取宠，也就让德国资产阶级对他的希望很快就变成了失望，但他自己却还陶醉在自己狡猾的言辞里。可惜的是，浪漫主义往往是不很会算计的。威廉四世对于十字军后裔轻视金钱的传统又承袭得太多了。在他继位时，国库就已经很是空虚，政府虽然已经相当节俭，但费用仍旧浩繁。又过了两年，所剩下的那点家底儿又都用在了朝廷宴会、国王狩猎以及对贫困、破落却又极为贪婪的贵族的赐赠和资助上，于是威廉四世便遭遇到了财政赤字和1820年法令的夹攻。1820年的法令规定，不得人民代议机关的许可，任何公债的发行和税率的增加都是违法的。这个人民代议机关原本早就应该成立了，可因为威廉四世比威廉三世更不愿意成立而一直被拖延下来，现在他就只好来自己饮下这杯苦酒了。

德国资产阶级曾经希望新国王立刻颁布出版自由、成立陪审法庭等一系列法令，即以和平的方式发起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现在他们发现自己错了，于是便以社会舆论为武器对这个新国王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莱茵省，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尤其强烈，由于其本身缺少能够在报刊上为他们发出声音的天才，竟然同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1842年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便是这一联盟结出的果实，这份报纸虽然只出版了十五个月就被查封，但它却称得上是德国现代报刊的先驱。

可怜的威廉四世在经济上的遭遇，是对他那些中世纪之嗜好最尖锐的讽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不在成立人民代议机关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他这个国王便做不下去了。威廉四世觉得实施1820年法令最好的办法是先把各省议会的常任委员会召集在一起开个会。普鲁士王国共有八个省，各省议会是在1823年成立的，组成它的成员是：（1）上层贵族，前德意志帝国的各个皇族，它们的首脑是省级议会的当然会员；（2）骑士或下层贵族的代表；（3）城市居民的代表；（4）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表。各省议会都是这样组织的，在每个省议会里总是由上、下两部分贵族占大多数，并从中选出一些人组成一个常任委员会。于是这八个常任委员会的成员就都被召集到了柏林，并且组成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来投票决定是否可以让国王威廉四世发行其渴望已久的公债；而且威廉四世还欺骗这些人说国库是充裕的，发行这次公债只是为了修建一条国有铁路；但这个联合委员会的成员们还是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理由是这个联合委员会不具备人民代议机关的职能。他们要求威廉四世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他抵抗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即成立国民议会以实行代议制。

联合委员会的要求表明，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已经不仅仅是资产阶级，连许多贵族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来了。这些贵族，他们本身就也在自己的田庄上经营着大农场并且做着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的生意，所以也需要相应的体制和法律的保障。这样，威廉四世的计划破产了。他不仅没有得到一分钱，而且增加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力量。此后各省议会又分别召开了会议，所有省议会都要求威廉四世履行威廉三世的诺言，不仅要求成立国民议会，而且还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权利。有的议会决议措辞颇为不恭，威廉四世在非常愤激的情绪下做出的否定答复，使事态更加恶化。

同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也在日渐加剧。开始时，由于缩减政府各部门的开支并通过一个海外贸易公司（这是一个拿国家利益做赌注进行投机，很久以来便充当着国家财政经纪人的商业机关）进行欺诈交易，再加上增发了一些纸币，威廉四世还能勉强维持政府各部门工作的运转。但所有的这些手段很快就不够用了。于是，威廉四世又试行了另一个计划，即设立了一个银行，资金部分出自国家，部分出自私人，但管理权归国家所有；也就是说，政府可以任意取用这个银行的资金从而继续通过那个海外贸易公司去进行欺诈交易。很自然，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投资。他们要求改变银行章程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国家的侵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除了强行发行公债，威廉四世已经无路可走了。但要强行发行公债，就需要找到一些不需要人民代议机关来作保就能拿出钱来的资本家。威廉四世去求助于大资本家路特希尔德，但路特希尔德却说：如果公债有人民代议机关作保，他马上就可以认购；否则，他一分钱也不会掏出来。

这样，威廉四世终于认识到如果不成立国民议会他就绝对做不成这件事。路特希尔德拒绝认购公债是1846年秋天的事，次年2月威廉四世就又把各省议会常任委员会的委员都召集到了柏林，组成了普鲁士国民议会，但却规定这个议会不仅除了表决发行公债和增加税率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权利。议员们当然不情愿接受到这样的规定，因此他们和威廉四世的关系很快便恶化起来，当威廉四世要他们为了发行公债而投票表决时，他们也自然就都投了反对票。

这个表决结果使这个议会变得很短命，威廉四世一怒之下立刻便解散了它。国王自然有充分的理由为之愤怒，但也有更充分的理由为之感到惶恐不安，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由资产阶级为首并已经把一大部分贵族也拉了过去来与自己作对的集团已经形成了。他在议会开幕时的演讲中曾经宣称，他绝不会赐给这个王国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但现在这话等于是要白说了，因为这些自由主义者所要获得的正是他不愿意给的东西，即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在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国王是一分钱也得不到的。事情也很明显，他再也不能这样硬撑下去了。他必须让步，否则就要出大事了。而此时的资产阶级已经在准备着进行革命了。他们正在争取工人和农民的支持，而在1847年底的时候，他们想在自己的阵营里找到一个可以冒充社会主义者去取得无产阶级信任的政治人物是并不困难的。

德国进步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要给自己的革命披上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是因为此时的德国无产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1840年起，一些德国工人先后去到过法国和瑞士，在那里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一些未必成熟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1840年以后，这些思想愈来愈引人瞩目，因此在德国也就成了时髦的东西。到了1843年，几乎德国所有的报纸就都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也因此，德国很快就出现了共产主义学派，但这个学派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把傅立叶、圣西门和其他一些派别的共产主义学说由通畅的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文。1844年发生的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和布拉格印花工人起义虽然被反动政府镇压下去了，但却进一步推动了共产主义思想在工人中的传播。1847年因饥荒而引起的粮食暴动也是如此。因此到了这个时候，正像除大封建地主之外的有产阶级大都团结在了立宪主义的旗帜下一样，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也已经把共产主义学说当做了解放自己的思想武器。虽然他们对于这种学说所能知道的只是一点点粗浅的东西，他们对自身的需要也不可能有过于明确的了解，但他们已经知道自己从资产阶级所制定的宪法中绝得不到自己所需要的全部，即他们的需要绝不可能因为资产阶级所制定的这部宪法得到满足。

当时的德国虽然还没有独立的共产党组织，但当时的德国人几乎不是君主立宪派就是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们之间的区别有时是很模糊的，但有时也会变得分明起来。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当时的德国，几乎除了上层贵族和官员之外的所有人都在反对政府，下层贵族和官员、工商业资产阶级、各级学校的教师、大学生等都在联合起来，而且在这些人的后面还聚集着更多的工人和农民，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就要爆发了。在这场革命中，资产阶级要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推翻普鲁士王国的统治而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则准备着先来帮助资产阶级实现他们的统治，然后再去想怎样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把整个世界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848年初，德国就这样进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即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其结果也一定是这样的。

三

奥 地 利 帝 国

奥地利帝国是德国的第二大邦国，但在1848年以前不为外国人了解的程度，正如同与英国人作战以前的中国一样。

梅特涅政府所遵循的政治方针有两个：第一，使奥地利治下的每一个民族相互牵制且都被控制在政府的手里；第二，依靠封建地主和金融巨头这两个阶级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相互平衡，以便政府还能保持住行动的自由。以各种封建特权而获得的收益作为自己全部收入的土地贵族不可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正是他们剥削和压迫农民和奴隶的靠山。每当他们当中较不富裕的那一部分起来反抗梅特涅政府的时候，梅特涅政府就立刻会鼓动那些农民和奴隶去反抗他们，而那些农民和奴隶对他们是不会手软的。另一方面，交易所里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制约；因此，奥地利政府在1815年便恢复了它在这之前与法国的战争中失去的的实力。

1820年，奥地利政府帮助意大利人恢复和维持了君主制度，因此很快就在欧洲的金融市场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信誉，欧洲的金融巨头们把很大的一笔资金投在了奥地利政府发行的公债上。1815年以后有过一个和平时期，造成了一个奥地利帝国永远也不可能垮台的假象，梅特涅政府甚至可以不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和证券投资商，因为从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弄到的资金，就足以让奥地利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在它面前俯首听命了。奥地利的银行家、证券投机商和公共事业承包商虽然可以在这样的统治下获得很多的利润，但这却是以政府对他们和他们的财产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他们绝不会反对政府。这样梅特涅政府便获得了这两个帝国中最有实力的两个阶级的鼎力支持，再加上军队和官僚机构对它的维护，在外人看起来这样的帝国政权也的确是够稳固的了。而且奥地利的文武官员个个都自成门第，他们的父辈就是为奥地利的皇帝服务的，子孙也自然会如此。他们不属于哪个民族，而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经常从帝国的这一端迁徙到另一端，不久又从那一端迁徙到这一端来。他们对一切没有“皇室贵胄”标记的人都投以蔑视的眼光，因为没有特定的民族，因而成了皇族。他们称自己是真正的奥地利人。很显然，他们在奥地利是一个很特殊的阶级。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阶级在梅特涅的手里会是怎样一个既顺手又给力的工具。

至于国民中其他阶级的人，梅特涅政府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在利用赋税等手段从他们身上榨取金钱的同时还要让他们保持安静。也正因此，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奥地利的发展很是缓慢。多瑙河流域的工商业也都很落后，整个奥地利帝国只有的里亚斯特一个港口，而这个港口的贸易量也十分有限。至于那些小手工业者，梅特涅政府倒是通过广泛推行了关税保护制度而使他们在大多数场合下避开了国外产品的竞争，但这也不过为了增强他们的纳税能力而已；而由于国家对工业发展的限制，还由于国家对行会和其他封建集团的保护，这种制度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便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小手工业者被这些行会和封建集团限制在了一个很是狭小的空间内，使得各个行业不断为了争夺特权而进行斗争，这种限制也同时使得那些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工人和农民都只是被当做苦力来使用，所能得到的只是人赖以生存的那些必要条件，而且祖祖辈辈都是如此。为了维持住这样的社会状态并使之具有一种世袭的性质，一切已然形成的特权都像国家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包括地主对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人的权力、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权力，甚至还包括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凡是反抗这些权力的行为都被视为触犯了国法，要受到笞杖的惩罚。笞杖，如同中国的打板子，那是奥地利司法万能的工具。

最后，为了把这些人为的企图变成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体系，梅特涅政府对国民的精神也实施了非常蛮横的控制。教育大权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领们都像大地主一样享受着许多封建特权。大学办得最多只能培养出几个专家，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除了在匈牙利，报刊在所有地方都是违禁品；至于著述，其可以涉猎的范围和一百年以前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在奥地利与其他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税务官员设置的警戒线之外，还有书报检查官员设置的警戒线。不经过三番五次的检查，不能确定其丝毫没有所谓精神污染的内容，这些检查官是连一张纸也不能让其进入奥地利的。

在1815年之后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成就的直接结果就是奥地利几乎完全不被欧洲所了解，欧洲也同样不被奥地利所了解了。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各个阶级的状况还是所有奥地利民族的状况都没有丝毫的变化。不管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冤仇（其实这种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冤仇正是梅特涅政府维持其统治的一个必要条件，它甚至还要故意加深这冤仇，把地位高的阶级作为政府向地位低的阶级横征暴敛的工具，使他们被地位低的阶级憎恶），也不管下层人民过着怎样的苦日子，但国民对梅特涅是没有太多不满的，甚至还要把他当做神一样崇拜起来。事实似乎正证明了老弗兰茨一世的那句话：“虽然我不敢说这种制度可以天长地久，但我和梅特涅在世的这段时间里，它总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但是，这一切还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在这种表面现象的下面还是有一种力量在积聚着；当这种力量爆发出来的时候，梅特涅在这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成了无用功。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都在不断地增加，蒸汽机的采用使奥地利各阶级一切旧有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生活条件都发生了变革。这种变革把农奴变成了自由民，把小块儿土地的占有者变成了工人；它还摧毁了旧有的封建手工业行会，甚至摧毁了许多小手工业者的生存手段，使得新的工商业资产者与仍带有太多封建色彩的政府机构之间总是发生冲突。为了扩大经营而不得不经常去到国外的资产阶级，自然会把关税壁垒以外各文明国家的情况带回来，而铁路交通的发展也拉近了人与人和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尤其是那些精神的东西并不是靠几个检查管就可以拦截得住的。此外，匈牙利的议会所在地普勒斯堡与维也纳近在咫尺，发生在那里的议会辩论和破落贵族与政府及其同盟者豪绅显贵们进行的斗争也会让居住维也纳的人们对政府产生一种不满情绪和一种普遍要求改革的愿望；虽然这种情绪还够不上反抗的程度，这种愿望也只是停留在行政改革上而达不到立宪的水平。也如在普鲁士一样，这里的官僚开始和资产阶级联起手来。在这个世袭的阶层中间，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传统还没有被遗忘；政府中较为开明的官员也还总是怀揣着改革的梦想，如果要他们在约瑟夫二世的专制和梅特涅的专制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们肯定是会选择前者的。一部分较为贫穷的贵族也来赞助资产阶级了，而国民中最有理由对政府表示不满的下层阶级，此时却依然对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保持着缄默。

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即1843年或1844年间，德国出现了一个反映这些变化的文化现象。少数奥地利作家、文艺批评家和诗人——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但又都有着犹太人所特有的勤奋——在莱比锡以及奥地利以外一些梅特涅势力所不及的城市落下脚来，出版了一些论述奥地利事物的书籍和小册子，生意竟然还很兴隆。全德国都急于了解这件事的秘密，奥地利人自然是更加好奇；因为一些走私贩子把这些书籍和小册子通过波西米亚边境弄了进来。当然，这些书籍和小册子所宣泄的思想和情感都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们所提供给奥地利的改革计划虽然是善意的但却是太过于天真和幼稚的。这些著述者们认为宪法和出版自由在奥地利是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实行行政改革、扩大省议会权限、允许外国书藉和报刊入境，放松相应的入境检查制度等等，他们的要求也不过是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到了这样的时候，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的其他邦国和与德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了，这也因此而促进了奥地利国民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于是在1847年底，当时盛行于全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呼声也自然传到了奥地利并在奥地利找到了可以与之相互呼应的人群。这些人群包括被地主的剥削和政府的横征暴敛弄得喘不过起来的农民、佃农和奴隶，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任意规定的苛刻的工作条件下做工的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独立和自由的手工业帮工，在生产经营中处处受到不合理制度限制的商人，经常与胆小怕事的手工业行会或贪得无厌的政府部门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经常与无知且专横的教士或愚蠢却又专横跋扈的官吏进行徒劳无益之斗争的教师、学者等等。总之，这些人都对政府不满，使得政府只好时不时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做出一些让步，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于那些大银行家和国家证券持有人，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使他们对奥地利帝国政权的巩固和支付能力的信心有一丝一毫的增加而只能是逐渐地减少下来。

这样，奥地利帝国也就逐渐走向了一个伟大的转变。当法国革命爆发了之后，一场暴风雨也紧接着降落在了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整个德国，让老弗兰茨的那句话即刻变成了空言。

四

德国的其他邦国

自从1830年的革命运动以后，德国的其他各邦几乎都分别处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两大邦国的独裁统治之下。各邦的宪法一方面是为了抵御普鲁士和奥地利统治者的欺辱，一方面是为了国王邦主在民众面前的威望并将下面各色各样的省议会控制在邦主的手里；但在1830年和1831年的革命时期，这种宪法对国王的权力仍然是一种威胁，所以还是几乎被废除掉了。即便是侥幸被保存下来的也是更加徒有其名，只有像韦而凯尔、罗泰克和达尔曼那等善于自我陶醉的人还能在这些邦国的议会中坚持着自己几近于谄媚的反对派立场，最终注定是什么都得不到的。

这些邦国里较为坚决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1840年后很快就彻底放弃了在这里发展议会制度的计划。当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同它联合起来的各个阶级都郑重其事地表示要在柏林开始为推行议会制度与普鲁士统治者进行斗争时，他们便立刻被公认为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君主立宪运动的领袖。现在，这已经成了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那些原属于中部德国后来却又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又因单独在哥达召开会议而被称为哥达派君主立宪主义的核心分子，早在1848年以前就讨论过一个计划；他们力图将奥地利排除在德意志联邦之外，建立一个在普鲁士人保护下的新德意志联邦，成立新的议会，制定新的宪法；他们认为只要普鲁士一实现君主立宪，采取不依赖俄国和奥地利的独立政策，上述这一切便可以立刻实现。这个计划的始作俑者是巴登邦海德尔堡的盖尔文努斯教授，1849年后，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提交给了普鲁士资产阶级在联邦议会中的代表。这样一来，普鲁士资产阶级也就等于与其他邦的资产阶级结合成了一体，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对抗俄国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同盟在德国出现了。

至于那些小邦国里的其他人，都大多在不同层面上成了普鲁士人的追随者。小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满足他们的政府，不满意政府总是在想方设法利用那些苛捐杂税把钱从他们的口袋里掏走，不满意政府不仅不能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利，即便是那些只有精神意义而没有实际意义的政治权利也还是想着要从他们的手里拿走，而这些权利正是他们把自己和先前那些生活在更专制的社会里的奴隶相比较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但在他们的反对立场中，我们还看不出什么明确的、与大资产阶级不同的、足以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党派的东西。与此同时，农民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但这一部分民众在没有其他阶级的革命爆发之前从不会主动地提出自己的革命主张，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想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历史的舞台上。但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人却不同，他们的已经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感染，他们知道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但在普鲁士王国以外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城市很少，工业更少，人的思想觉悟也就更低，对于革命的态度也就要有一些冷漠了。

政治上的反对派在普鲁士王国和其他邦国遇到的阻碍反而促成了宗教反对派的形成和出现。例如德国天主教运动和自由公理会，前者是1844年在德意志许多邦国中发生的、由中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宗教运动，反对天主教中的各种极端的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并反对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威以及天主教会的许多教条和仪式，竭力使天主教适合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后者是1846年在所谓“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宗教组织，而所谓“光明之友”运动也是以反对在新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宗教运动，因此它们的存在也是资产阶级不满情绪在宗教上的反应。最终，这两个宗教反对派在1859年实现了联合。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在那些享受着上帝的佑护却在政治上受到约束的国家里，那些世俗权力的反对派往往是隐藏在反对精神权力斗争之背后的。很多政府不许民众对自己的任何行为进行讨论，但却不敢贸然镇压带有宗教色彩的运动。再有，在1845年的时候，宗教在德国的每一个邦国中都是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许多天主教教士和新教教士，都在各级政府机构中担任着职务，因此不论是攻击天主教还是新教就都可以被认定为是在攻击政府。至于德国天主教派，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德国各天主教政府的否定，尤其是对奥地利政府的否定，而且这些政府也明知道是如此却也拿它没有什么办法。自由公理会的成员大都是一些新教徒，有点像是英国和美国的一神论派。他们公开宣称反对普鲁士国王和他的宠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艾希霍恩的教权主义倾向。这两个宗教反对派在当时都曾一度得到过迅速的发展，不过前者主要是在天主教邦国里而后者是在新教邦国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已。另外，两者除了起源不同之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他们的教义在根本问题上也是一样的，即都认为一切已经确定的宗教教条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他们都自称要建筑一个伟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国人都能在这个神殿的屋顶下联合起来；因此，它们就用宗教的语言表达了一种政治思想，即把整个德国统一起来的思想。

这种要把整个德国统一起来的思想在当时、尤其是在那些小邦国中传布得很广。自从德意志帝国被拿破仑灭掉以后，要求将分裂的德国重新统一起来已经成了德国人在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时最普遍的呼声；而且，在那些小邦国里就更是如此，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为了维持邦国存在所需要的巨大开支已经越来越让它们无法承受了。但是，在德国如何实现统一这一问题上，各个党派的意见却是并不统一的。资产阶级不想再出现革命的风暴，因此希望在普鲁士立宪政府的领导下建立除奥地利在外的全德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有少数梦想家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一些无知的激进派又在崇拜瑞士的联邦共和国；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于在当时提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这样看来，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德国各党派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还蕴含着发生内战的可能。

我们可以对1847年底普鲁士和其他邦国的情况作如下的总结：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它决定不再忍受封建专制制度对它的压迫，要砸碎这个制度束缚在它身上的锁链；一部分农业贵族由于已经变成了拿着自己的产品到市场上去销售的经营者，便只好为了与资产阶级利益相同而与资产阶级联起手来；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充满了对现存制度的不满情绪，他们埋怨政府不断增多的苛捐杂税，埋怨政府在营业上给他们制造的种种障碍，但他们拿不出明确的、可以保障自身利益的改革方案；农民一方面饱受地方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另一方面则又备受放债人、高利贷者和律师们的压迫，但反抗意识却较为淡泊；城市工人对政府和资本家都同样充满了憎恨，又由于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于革命的要求自然是非常强烈的。总之，这股反政府的力量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组成的，而走在最前列的正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各邦政府不仅在许多问题上的态度不一致，而且还相互不信任，尤其是不信任普鲁士政府，虽然它们还不得不需要它的保护。在普鲁士，政府已经遭到舆论的唾弃，甚至也已经遭到了一部分贵族的唾弃，它的各级官僚和军队也逐渐被反政府的资产阶级思想所感染而与之相背离，而尤其是它除了去祈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它日渐增多的亏空。

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反对现存政府并力图把政权夺取到自己手里来的时候能像德国资产阶级这样恰逢其时呢？

五

维 也 纳 起 义

1848年2月24日，路易·飞利浦被赶出巴黎，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紧接着，在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了梅特涅公政府的统治，使梅特涅只身逃往国外。3月18日，柏林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经过十八个小时的战斗之后，终于让国王威廉四世向他们投降。与此同时，德国各小邦的首都也都爆发了规模不同但都同样取得了胜利的起义。如果说德国人民在这时并没有完成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也至少是开始了他们资产阶级革命的行动。

维也纳的起义可以说是全体人民一起完成的。维也纳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和证券投资商除外），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工人，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起来反对大家所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是如此遭人憎恶，以至于到了这个时候，从前赞助它的那一些金融巨头在他遭到攻击时竟没有一个站出来保护他，而是不知道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梅特涅政府一向努力使奥地利资产阶级处于政治的无知状态，以至于当有无政府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统治、无产阶级专政的消息从巴黎传来时，他们要么完全不能理解，要么将信将疑，甚至以为这是将要倒台的梅特涅政府编造出来用以恫吓他们的谎言，因为他们从没有见到过工人会作为一个阶级来为自己本身的利益进行过斗争，更不能设想刚刚联合在一起推翻了大家一致憎恶的政府的各个阶级之间会突然发生如此尖锐的矛盾和剧烈的冲突。他们以为当自己成了国家的统治者之后一切的问题就都解决了，革命也就可以永远结束了。

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但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当联合在一起的各个阶级战胜了他们的共同敌人之后，各个阶级就又要分成不同的阵营，甚至还要用不了多久就彼此对立起来甚至还要动起武来，这是因为他们各自的阶级利益太不相同的缘故。正是这种阶级对立的迅速发展，使革命成了社会不断进步的发动机。正是因为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中旧的统治者不断被新的统治者取代，使一个民族在五年之内就可以走完它在先前用一百年也走不完的路程。

维也纳革命只是使得这里的资产阶级成了理论上的统治者，因为国王逃走了但内阁政府还在；它从内阁政府那里得到的让步自然会保证它的统治，但条件却是这些让步必须得到实行并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有效。但事实正相反，也因此，维也纳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还远没有被体现出来。不错，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建立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再是手无寸铁，而成立了安全委员会这种由资产阶级支配的革命政府，也就使资产阶级在名义上获得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但约四千名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大学生远比国民自卫军更具有战斗力。他们绝不愿意只是充当安全委员会手里的工具。不错，他们承认安全委员会，甚至还是它最坚决的拥护者；可他们又仿佛是一个独立的且颇不安静的团体，经常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保持着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立场。他们常常会闹出一些事情来阻止社会回归到先前的平静状态中去，甚至还经常要使安全委员会执行他们的决议，而每当这时他们都会与工人联起手来，成为让资产阶级很是头疼的一股力量。另一方面，工人差不多全都失业了。维也纳的工厂原本都是被那些贵族操纵着、也是为他们本身以及国王和富豪们服务的，现在这些人都逃走了，这些工厂也就都停产了；经常出现的骚动也使商人们无法建立起自己的信誉，许多商铺也都只好关门大吉。政府不得不拿出钱来雇用工人为政府来做工，去进行一些公共设施的建设。用于这方面的款项当然取自纳税人的腰包或政府的金库，这使得那些小手工业者很不高兴。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和大学生、工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变得冷淡了。这种冷淡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变成直接的冲突，是因为他们还要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内阁政府。这个内阁政府在对资产阶级进行各种让步的同时却在力图恢复旧秩序，即让梅特涅公爵的专制统治死灰复燃。由于内阁政府试图限制甚至取消人们刚刚争取到的自由，于是维也纳各阶级又联合起来，在这一年的5月15日和26日先后举行了两次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资产阶级和其他各阶级之间的联盟又暂时得到了巩固，他们和工人及大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至于其他阶级，贵族和金融巨头已经销声匿迹，农民则在忙于清除封建制度留下的污迹。由于梅特涅政府忙于与意大利战争和解决维也纳与匈牙利之间的关系，使得奥地利的农民在这一时期享受到了更多的自由。他们在自己的解放事业中获得的成就，比德国农民在任何地方取得的成就都大。在这以后，不管梅特涅公爵的继承者施瓦尔岑堡公爵能把旧制度恢复到怎样的程度，却永远也不能恢复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奴役了。如果说奥地利在目前又比较平静了，甚至也比较强有力了，这只是因为作为人民中的大多数的农民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而且这利益也并没有因为旧制度的复辟而受到任何侵犯。

六

柏 林 起 义

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个中心是柏林。

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早就卷入了反政府的斗争。联邦议会造成了国王威廉四世与贵族资产阶级的破裂，也使得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时间更加迫近。如果不是由于巴黎爆发了二月革命，德国柏林的资产阶级革命在爆发之初也或许会像维也纳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获得各阶级的一致赞助。巴黎的二月革命虽然导致了柏林资产阶级革命在3月18日的爆发，但它所高举着的却是另外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与柏林资产阶级所高举着的旗帜完全不同，因为它所要推翻的那个政府正是柏林资产阶级所要建立的。巴黎的二月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它要推翻的是资产阶级政府，要解放的是无产阶级自己。现在，柏林资产阶级已经受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骚扰，西里西亚的工人起义使他们对无产阶级有了一种恐惧感，他们在琢磨如何利用无产阶级的帮助来实现自身目的的同时又对这个阶级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的主张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当他们看到那些二月革命的领袖人物正是他们所推崇的财产、秩序、宗教、家庭之敌人的时候，其革命的热情便被大大地冷却了；因此虽然他们知道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必须得到无产阶级的帮助，但他们的勇气却已经大打了折扣。也因此，他们在发动革命的时候便显得畏首畏尾。他们要民众克制住情绪，尽可能不要诉诸武力，尤其是当民众在王宫门前聚集了五天，吵嚷着要将现存政府推翻的时候，他们更是害怕得要命，于是便想尽了办法去阻拦，仿佛是站到了政府那边去了一样。而当梅特涅公爵的专制统治已被推翻的消息从维也纳传来、威廉四世终于不得不对他们做出了一些让步的时候，他们便认为革命已经完成，仿佛国民的一切愿望都得到了满足似的赶紧去向国王陛下谢恩。可是紧接着便是国王的军队射杀请愿的国民，便是国民筑起街垒来与国王的军队对抗，最终却是国王军队的溃败。于是一切都变了。资产阶级想尽力将其排挤到后面去的工人现在却被推到了最前列，他们用最终的胜利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

这时对于柏林的资产阶级来说，选举权、陪审权、集会权和出版自由等等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因为巴黎的无政府场面就要在柏林重现了。于是，他们立刻与自己的敌人联起手来反对起无产阶级来了，虽然这个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资产阶级和刚刚被自己推翻的旧制度的拥护者在街头上结成了联盟，他们成立了一个由那个被威廉四世解散了的国民议会中的各个反对派领袖所组成的内阁，这个由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先生以保留威廉四世之王位为先决条件组建起来的内阁自然得到了一切旧势力——封建贵族、官僚和军队的支持。因为这和复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个内阁对于觉醒的群众非常恐惧，在它眼里，任何能巩固其政权的手段都是好的，反之就都是坏的。柏林资产阶级以为旧制度复辟的危险都已经过去了，便利用那旧制度留下来的旧的国家机器恢复起“新”社会秩序来了。结果是文武官员没有一个被撤职（甚至一些在革命中被赶跑了的官员也被请了回来），旧的官僚制度和管理方式丝毫也没有被改变，除了有了一个新的内阁和少了一个大权在手的国王之外，柏林又恢复了它的原貌。

在革命之后陷入万般沮丧的威廉四世很快就发觉这个新内阁还需要他，正如他也需这个内阁一样。革命把他赶下了台但却把他的王位留了下来，而这王位竟然还成了资产阶级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道屏障。这无疑让他看到了一点希望，再加上那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袖和新内阁的阁员们都和他保持着很友善的关系，这就更让他可以想入非非了。但他的手中毕竟已经没有任何权力，而且这些人也没有要把权力再交还给他的意思，这自然让他很是失望，但他还是要抓住一切机会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比如对阁员们提出的一些改革方案泼一泼冷水或用挑拨离间的方式捣一捣乱、设置一些小小的障碍等等。虽然那些改革方案所涉及的也都是一些鸡毛蒜皮、施行与不施行也都并没有多大意义的小事，但对于威廉四世来说却仿佛已经是要惊天动地了。

新内阁首先关心的事情是给一些需要立刻执行的措施披上法律的外衣。它恢复了那个被解散了的国民议会，并想让这个国民议会作为合法的立宪机关通过新的议员选举法，即选民先选举出若干复选人，然后再由这些复选人选举议员。虽然一开始时，这种二级选举制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但最终却还是被这个议会通过了。接着，它又要这个议会允许发行相当于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公债，虽然遭到民主党的坚决反对，但也还是被通过了。

新内阁的这些行为，促使民主党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为主组织起来的政党，在革命之初曾经把许多工人团结在了自己的旗帜下，它要求和法国一样的普选权，要求建立一院制的立法议会，要求公开承认3月18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基础。这个党中较温和的一派对“民主化”的君主政体表示满意，但较激进的一派则要求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它们都同意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德国最高权力机构，但其他一些反对派却对这个议会的自主权怀有很大的恐惧，认为这个议会太革命化了。

柏林工人的独立运动因此而偃旗息鼓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还不允许无产阶级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在普选制度还没有被确立、三十六个大小邦国依旧可以各自为政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除了去注视着巴黎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和小资产阶级去争取一些有益于自身发展的权力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呢？但很快，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出现了。

当时的共产党与民主党的区别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于发生在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评价不同，前者是拥护后者却是反对；第二，对于建立一个怎样的共和国的主张不同，前者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后者即便是其中最激进的人也只是把联邦共和国作为自己的理想；第三，在现实中的表现不一，前者在所有场合都能表现出革命的勇气和决心，后者却是在所有的场合都表现不出革命的勇气和决心。共产党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在这一段时间里所能做的只是逐渐地使广大的工人群众摆脱民主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848年和1949年使他们遭遇到许多不幸，因为在这场革命的初期他们是紧紧尾随在民主党人之后的。好在民主党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怯懦软弱已经使得他们自己也几近于无路可走，也就使一些工人群众终于从对他们的迷信中觉醒过来。也用不着我们来预测，而只是看着这些民主党人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们在不远的将来会是怎样的一种结局了。

普鲁士的农民也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利用资产阶级革命之机解脱了封建专制制度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虽然他们在反抗封建专制制度压迫的时候表现得并不坚决，行动也较为迟缓。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资产阶级在取得了国家政权之后便立刻把他们当成了新的革命对象。这时，同资产阶级一样害怕私有财产遭到侵犯的民主党人也不再把农民看作是自己的盟友。于是在普鲁士人民享受了三个月的自由之后，特别是在西里西亚的工人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之后，封建专制制度便在资产阶级的手里被恢复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阶级这样廉价地出卖过自己和自己盟友的利益，而获得的只是几个议员的席位而已。不管这个阶级后来会遭到怎样的唾骂，只是因为这一次的投降和叛变，它受到怎样的惩罚都是罪有应得，更不值得我们对它怀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怜悯。

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在前面，我们讲到了德国的革命运动，讲到了维也纳3月13日的起义和柏林3月18日的起义，不论后来的结果如何，就起义本身而言都取得了胜利，而且这胜利都是各阶层的人们联合在一起之后取得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人民的胜利。起义胜利之后的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建立了立宪政府，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原则被宣布为立宪的原则，正可以作为起义胜利最显著的标志。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两大中心的维也纳和柏林，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是以康普豪森和汉泽曼这两位富商为代表来直接执掌大权，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却因为过于幼稚把大权拱手让给了帝国的官僚，虽然最终的结果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又看到，原来联合起来反对专制政府的各党派和各阶级如何在起义取得胜利之后、甚至在起义过程中就四分五裂，而独享胜利果实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又是如何立刻反过手来对抗它昨日的同盟者，如何对一切更激进的党派和阶级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被它打败的旧势力去结为同盟的。事实上，在这场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出，一方面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依靠这些更激进的党派和阶级的帮助才能取得其最初的胜利，到了后来又同样只有依靠这些党派和阶级的帮助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并抵御住已被击败但仍未被彻底消灭的旧势力的反攻；而另一方面，当它反过手来要对付这些党派和阶级的时候，又只能去依靠旧势力——那些封建贵族和官僚们的帮助了。

很明显，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使整个国家机构适应它们自己的需要。所谓内阁不过是一个双向的阶梯，国家可以由此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阶段——成为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也可以由此重新回到那个更低级的阶段——成为又一个王国和帝国。因此，三月起义只是革命的开始，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个大邦，因此维也纳和柏林革命的成败对德国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不是因为一些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机构，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来叙述发生在这些小邦的革命运动了。而这个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所处的这种不正常状态和这次革命已经半途而废的最为显著的证据。这个机构是如此离奇，它所处的地位是如此滑稽可笑，而同时它又是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说，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了。它就是那个设在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

在维也纳和柏林起义取得胜利之后，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就成了各党派和各阶层的人都在考虑的问题，于是这个与旧的联邦议会并存的国民议会也就应运而生并且有了被利用的价值。人们希望这个议会能解决一切联邦议会不能解决的问题并行使德国最高立法机关的职能，但让人不解的是召集它开会的却又是联邦议会，而且联邦议会对于国民议会的职权范围竟然也没有作出任何的规定，谁也不知道国民议会的决议是否可以直接具备法律效力还是需要再经过什么机构的批准才能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国民议会稍微有一点魄力，也会立刻把联邦议会解散（因为在德国，再没有哪一个机构比这个机构更让人憎恶的了）而代之以从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人组成的联邦政府并宣布这个政府为全德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更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获得一支足以用来保护自己的武装力量。如果对于任何一个别的议会这一切也许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唯独对于这个议会却是太难为它了，因为它的成员都是一些自由派的律师和学究儿式的教授，他们自称是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最高水准，但事实上却不过是使这个议会成了供老朽腐败的政客们表演其滑稽和无能之戏剧的舞台。这个老太婆似的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开始对人民怀有的恐惧就远远超过了对各邦政府的恐惧。它在联邦议会的监视下开会并几乎是在经过联邦议会批准之后再来通过各项决议，理由只是因为它的每一项决议都必须是由联邦议会来发布的。它从不去争取自己的权力，甚至还要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它不仅不去用军队把自己武装起来，而且对这个联邦议会的任何恶行都视而不见。后来这个国民议会还和这个联邦议会一起组建起了一个号称为中央政府的内阁，并选举了约翰大公做了摄政王。这个国民议会宣称自己作出的所有决议都有法律效力，但那些决议的法律效力，不仅从没有被各邦政府认可过，就连国民议会自己也并没有坚持住，因此最终也就都成了悬案。总之我们看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一个议会宣称是一个国家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议机关，但它从来也没有力量使他的人民承认自己的权力；它的那些议员们每天都在就一些问题进行着辩论，但这些辩论从来不会有任何的现实意义，只不过是重复一些最乏味的老生常谈；它的议员们在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早已经在报刊上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的还要精彩一万倍。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最高级别的政权机构，使一切都保持着原来的状态。它对于实现人们渴望已久的国家统一根本没有起到任何的推动作用。它既没有去试图摧毁把汉诺威和普鲁士、普鲁士与奥地利隔离开来的关税壁垒，也没有打算去清除普鲁士妨碍内河航行的关口哨卡。这个议会做得很少但吵嚷得却很凶，它建立了德国的海军但只是在纸上，兼并了波兰和什列斯维希却允许奥地利和意大利作战，它接纳了法国和匈牙利的使节，却并没有增加他们对德国的了解；当这些人从德国离开之后似乎是对德国更不了解了。

在革命之初，各邦政府曾经把法兰克福议会当成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们担心这个议会可能会用一种非常专断的方式来对待它们，因为它的职权范围太过于宽泛了。为了削弱这个议会的势力，它们组建了地方的立法议会——如柏林立法议会和维也纳立法议会——来与这个议会抗衡。这些立法议会的议员结构和工作方式也和这个议会一样，但它们的立法议会与这个议会之间的区别却在于它们的立法议会至少还是一个真实的议会。它们推翻了旧的内阁而组建了新的内阁，而且至少曾经迫使那些邦主接受了它们以决议的方式提出的许多要求；虽然它们也同样是怯懦的，也因为缺乏远见而做不出具有革命意义的决定，甚至最终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权交还给了封建专制制度，但它们至少还是讨论了一些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还是接着地气的。而法兰克福议会，却仿佛是个只存在于人们假想中的议会，它不仅拒绝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这其实正是它赖以存在的条件，而且它所讨论的也都是一些被它假想出来的问题，自然也就永远都得不出有实际意义的结论。这些吹牛家以遨游在自己梦想的世界里为无上的快乐，于是柏林和维也纳立法议会的存在构成了德国革命史上很重要的一页，而国民议会的佳作，除了被当作古董来收藏之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德国必须实现统一，因为分裂的状态削弱了它作为一个民族所应有的力量。德国人民曾寄希望于法兰克福议会来完成这一任务，但这些人的愚蠢却让他们的热情结了冰。它在1848年9月签订马尔摩停战协定时的可耻表现，更让它最终成为了德国人民的敌人。

八

波兰人、捷克人、德意志人

由此来看，除非1848年三月革命后紧接着再来一次革命，否则德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恢复到这次革命以前的状态。我们现在所要阐述的历史问题性质非常复杂，如果不考虑到所谓的德国革命与这些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便不可能深刻理解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意义。

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包括易北河、萨利河和波西米亚森林，都已经被德意志人从斯拉夫人的手里夺过来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经日耳曼化，如果把少数残余（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鲁伊日察的温德人和索布人，其总数不超过十万）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德意志人了。但在与旧波兰接壤的捷克语国家情形就有很大不同了。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在波西米亚和莫拉维亚，德意志人和斯拉夫虽然是混居在一起的，但相互之间还有着距离，至少还在各自说着自己的语言。在城市中是德意志人占多数，在农村却是斯拉夫人占多数；虽然不论在城市和农村，斯拉夫人的势力都因德意志人势力的发展而不断地被瓦解和削弱着。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从查理大帝时代开始德意志人就开始努力去征服欧洲东部地区并将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了。贵族们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骑士们在普鲁士和利沃尼亚一带所建立的殖民地，只是在为更大规模和更有效的日耳曼计划开辟道路，而这一计划是通过从十五世纪开始日渐强大起来的德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来完成的。在这之前，斯拉夫人——尤其是西方的斯拉夫人即波兰人和捷克人是只知道种地的，因此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一切工业便落在了德意志人手里，而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交换则被犹太人垄断；而这些犹太人当然也早已经日耳曼化，也就是说早已经成为德意志人了。东欧的情形也是如此，只是程度略轻一些。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那些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的工厂主也还都是德意志人，而那些放债人、酒店老板则大多数也还是犹太人，他们使用的语言则是一种错愕百出的德语。尤其是殖民在边境地区的德意志人，随着工商业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文化在这些地区的传播，他们的重要性便被体现出来了。在这之后，许多德意志的牧师、教士、学者、教师也移居到这些地区来了。又由于征服者把官地直接赐给德意志殖民者并奖励德意志资本家在这里办厂，更由于征服者对被征服者施行了一些强制的措施，西普鲁士和波兹南的大部分地区也很快就被日耳曼化了。

因此近七十年来，德意志和波兰之间的疆界已经完全改变了。1848年的革命唤醒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意识，因此波兰人要求恢复1772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也就是说要从德意志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重建自己的国家。当时已经夺取了国家政权的德国资产阶级也宣布同意并赞助波兰复国，既然如此，放弃那些原属于波兰人的领土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但是对于刚刚掌握了德国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因为在那些资产者的思想意识中也还或多或少地残存着封建意识。解决这一问题唯一办法是立刻与波兰人一起向俄国开战来确定波兰与俄国的疆界，那样，它和波兰人的领土问题就会成为不很重要、也无需立刻就去解决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如果波兰人通过这场战争从俄国人手里夺回了更多的土地，那他们对德国的要求就不会那么强硬了，因为对于波兰人来说，夺回被俄国人霸占过去的里加和米塔瓦与要回被德意志人日耳曼化的但泽和埃尔宾更划算得多。但很快，德国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这次战争抱有的积极态度使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到，这场对俄国的民族战争很可能使它自己走向崩溃，即让那些更激进的革命党人把它取而代之。因此，它虽然表面上装出很积极的样子把波兰革命运动的主要策源地宣布为未来的德意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无耻地背弃了自己对波兰人许下的诺言。为了进攻俄国而被组建起来的波兰军队却遭到了普鲁士人大炮的轰击，到了1848年的四月，即波兰革命过后的第六个星期，波兰的革命运动就被德国资产阶级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于是，波兰人与德意志人之间又开始了相互之间的敌视。这样，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两位先生算是为俄国人做了一件好事，他们使德意志和波兰准备对俄国之间的一场战役变成了德意志与波兰之间的战役。但令这两位先生没想到的是，这场战役竟然把这支军队的士气调动起来了，而最后推翻他们统治的竟然也就是这支军队。正所谓恶有恶报，这正是这些革命暴发户的共同命运。

民族问题在波西米亚也引起了一场战争。在这个有二百万德意志人和三百万斯拉夫人居住的地方，有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和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互联系着的。但在十五世纪的胡斯战争以后，斯拉夫民族的这一支脉便被摧毁了。说捷克语的地区被分裂了，一部分成了波西米亚王国，另一部分成了莫拉维亚公国，还有一部分由斯洛伐克人居住着的克尔巴阡山地则归入了匈牙利。从那时起，那些莫拉维亚和斯洛伐克人虽然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但他们的民族意识已经相当淡泊，或者说他们的民族生命力已经完全衰竭了。波西米亚被德意志三面包围着，很多德意志人与波西米亚人混居，甚至在布拉格，德意志人已经占其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这一地区的银行、工商业、文化事业都基本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甚至捷克民族文化的捍卫者帕拉茨基教授竟然也是个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说起捷克语来也还带有德语的腔调。

最近四百年的历史证明，捷克民族是个奄奄一息的民族。1848年它为恢复自己的生命力做了最后的努力，但结果却更进一步地证明波西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了，即便它的一部分居民继续说着自己的语言也还是一样。

九

泛斯拉夫主义及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

波西米亚和克罗地亚（这是两个斯拉夫民族的成员，它们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西米亚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这两个民族都因种种历史原因而使自己被更强大的民族吞并。它们要想恢复自己的独立性，只有想办法同其他的斯拉夫人联合起来。波兰有两千二百万、俄罗斯有四千五百万、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有八百万的斯拉夫人，为什么这些斯拉夫人不能联合起来把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这些不速之客从他们的领土上驱逐出去呢？

于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从几个偏爱研究斯拉夫历史的学者在他们的书斋里杜撰出了一种极为荒唐的理论，即后来被称为泛斯拉夫主义的东西，他们公然想让文明的西方服从于野蛮的东方，让城市服从于乡村，让工业服从于农业，最终使斯拉夫民族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如果仅仅如此也就罢了，这个主张的最可怕之处还在于它的后面站立着的一头黑熊，这头黑熊就是那个贪得无厌的俄罗斯帝国，而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要把整个欧洲变成一个由它来主宰的斯拉夫大帝国的企图。这个俄罗斯帝国虽然有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但它真正的首府却是君士坦丁堡。当这座“沙皇之城”还没有成为沙皇真正的府邸时，这个帝国便从来没有安定下来过。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这个帝国在它所参与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去过领土，而且总是或多或少要获得一些领土。也因此这个所谓的泛斯拉夫主义一出炉，就得到了俄罗斯帝国的支持，于是捷克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就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为俄罗斯帝国服务，这在整个欧洲都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这些学者为了一个所谓独立民族的幻影出卖了这个民族的革命事业，因为如果让这个泛斯拉夫主义得逞，那这个所谓的独立民族就会像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波兰一样悲惨。也正因此，波兰人从没有陷入到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里去；至于有少数贵族要主动地往这个圈套里钻，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所受的损失或许会比农民起义给他们带来的损失要小一些，他们的这种感觉当然是不错的。

这之后捷克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的代表大会，筹备成立斯拉夫民族大同盟。但现在看来即便当时没有奥地利军队的干涉，这个大会也一定是会失败的；因为不同地区的斯拉夫语有着很大的不同，就像是英语、德语和瑞典语的不同一样，会议开始之后他们竟然找不到哪一种斯拉夫语是所有人都能听懂的，结果是仇恨德意志的斯拉夫人却还是不得不使用德语来进行交流。更不幸的是在他们召开这个大会的同时，在布拉格还召开着另外一个斯拉夫人的代表大会，只是参加这个大会的却是一些武装起来的斯拉夫人；会后不久，这些斯拉夫人就在文迪施格雷茨的带领下把那些泛斯拉夫主义者从布拉格驱逐出去了。

在奥地利的制宪议会中，捷克、莫拉维亚、达尔马戚亚等地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也总是来找一些德意志和波兰代表的麻烦，因为这些德意志和波兰的代表是革命势力的支持者。这些泛斯拉夫主义者并不急于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倾向，而是去和奥地利政府勾结以实现他们的计划，结果却是这个几乎所有议员都是斯拉夫人的议会也同样被奥地利的军队驱散了，因为奥地利人和德意志人一样，也并不想去对俄罗斯帝国俯首称臣。

好在德意志和匈牙利在疆界上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这使得它们可以联起手来对付奥地利。所谓意大利的革命使一部分德国人自相残杀起来，是因为那些1848年在维也纳参加过街垒战斗的无产阶级这时又满怀热情地参加了意大利的革命阵营，也就是说那是德意志人与奥地利人打了起来。但这样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

最后，德意志人还曾经同意大利人一起为了争夺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与丹麦人交战。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虽然与丹麦接壤，但在语言和风俗上都与德意志人无异，从军事和海运等方面说德意志和意大利人都需要它们。这两个地方近年来却经常受到丹麦人的侵犯，三月革命使这两个地方的人与丹麦人的冲突加剧。但德意志人虽然路走了不少，仗也打了不少，收效却不大；因为他们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出卖那些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人，实际上是要借丹麦人之手把这两个地方的军事力量消灭掉，最终把这两个地方控制在自己手里。

当德意志人的这种行为为自己招来众恨的时候，它的许多立宪派和自由派人士却拍手称快。它把波兰人和捷克人的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了，因此也就等于重新挑起了它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得它至今和这些民族之间也不能有任何一致的行动。最后，当满怀着爱国激情却目光短浅的德意志年轻人被派到什列斯维希和伦巴第去送死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正规军却得到机会利用胜利来赢得人心，只是它们在这以后很快就把枪口掉转过来对准了立宪派和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并把政权归还给了它们所喜欢的旧时代的人物。

奥地利的拉德茨基将军在阿迪杰河畔接到维也纳内阁发来的命令时曾这样叫嚷到：“内阁是什么东西？它怎么能代表奥地利来对我说话呢？。现在的奥地利只存在于我的军营里。等把意大利人打败了，我还要为梅特涅公爵重建他的帝国。”拉德茨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但维也纳那些脑子进了水的阁员们在当时却没有把他当回事。

十

巴黎起义与法兰克福议会

在1848年的4月初，无产阶级在几乎整个欧洲大陆掀起的革命浪潮就被从这次革命的最初胜利中获得了利益的资产阶级同被推翻的封建专制统治缔结起来的联盟阻止住了。在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共和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胜利的资产阶级急忙祈求封建贵族、政府官僚和贵族的帮助来对付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和它们联合起来的其他各社会阶层的人民群众。到了4月中旬，因为所发起的示威活动过于草率，英国的革命党派也基本上被统治者弄得七零八落了；在法国，与之相似的运动也是在这个时候遭遇到了失败，其革命党也因此而不知去向。到了5月中旬，在意大利，因为1848年1月炮轰墨西拿而被称为“炮弹国王”的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又在5月15日镇压了人民起义而夺回了政权；在德国，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它的制宪议会的地位都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维也纳人民在5月15日取得的胜利却只可以看做是这次革命的一次回光；在匈牙利，革命运动似乎已经转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波兰的革命是在刚刚露出一些苗头时就被统治者镇压下去了。但这一切都只是都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一切都还远没有结束，那些革命党人躲到了暗处，他们会因此而更加团结，准备着掀起更大的浪潮。

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就要开始了，而且因为英国的革命党人还没有重新集结起来，德国的革命党人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所以这场战役理所当然要在法国进行。这场战役是作为革命势力的巴黎无产阶级同作为反革命势力的、得到了军队支援的巴黎其他阶级之间的一场决战。战斗持续了好几天，其激烈程度是现代欧洲国家内战史上从未有过的。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才认识到这场战役的决定性意义，即如果在这场战役中无产阶级胜利了，那整个欧洲大陆就会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否则反革命势力的专制统治就会得到恢复，整个欧洲都会再一次回到革命前的状态里面去。

结果自然是巴黎的无产阶级被击败了，他们被摧残，被屠戮，被驱逐，被流放，直到现在也没有缓过劲来。在整个欧洲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迅速抬起头来，这也从反面说明了这场战役的意义。他们到处查封报刊，解散社团，以这样那样的理由除掉民间的武装。他们宣布戒严，并用卡芬雅克传授给他们的手段训练军队。到了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胜利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那种大城市里的人民武装起义是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不存在了，曾经在二月的巷战中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军队在六月的巷战中重新赢得了自己的荣誉，因为最后是他们把起义的巴黎无产阶级打了个落花流水。

这场战役结束之后，德国的反革命势力——即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官僚和政党便开始行动起来了。他们甚至制定出了明确的行动计划，要把他们的同盟者资产阶级也远远地抛开，要让社会重新恢复三月事变以前的状态。军队又成了这个国家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而且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要属于他们自己了。在普鲁士，一些军官因为在镇压人民起义和对外作战中取得了胜利而变得趾高气扬，只要普通士兵对他们稍微随便一点，就会被当做违犯纪律而受到处罚。他们也很想像法国军人那样大干一场，要把那些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人赶尽杀绝，要把资产阶级议员们的傲慢不逊变成卑躬屈膝，而这样的时刻竟然并没有让他们等待多久。

对于那些有时令人感到新奇，但更多的时候却让人感到烦厌的议会辩论，以及德国各党派所热心从事的那些地方性斗争，我们只需说明一点：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虽然在议会里取得了很多次胜利，但不仅没有一次得到过实际的成果，而且还使他们介乎保皇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地位变得愈来愈不稳固了；因此他们不得不今天去讨好这个，明天又去讨好那个，不仅弄得自己很是疲惫，而且还把自己弄得不人不鬼，使得社会舆论对他们大失所望，那些反革命势力也因此而更加得意了。

到了这一年的初秋，各政党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决战已经不可避免了。革命群众与反动军队的冲突首先发生在法兰克福，军队很容易便取得了优势。在这个时候，普鲁士政府竟然强迫中央政府同丹麦政府签订合约，这个合约不但会把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德意志人交给丹麦人去蹂躏，而且也等于否认了上面提到过的发生在德国和意大利人与丹麦人之间的那场战争的正义性。这个合约先是被国民议会以两三票的多数否决了，但让人感到非常滑稽的是在过了三天以后，国民议会却又承认了这个合约。国民议会这种出尔反尔的可耻行径立刻激起了法兰克福民众的愤怒，为了阻止这个合约的签订，他们筑起了街垒准备战斗；但政府却调来了足够的军队，经过六个小时的激战，人民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同样的起义也发生在巴登和科伦，但结果也是一样的。

这次事变给反革命政党带来了很多好处，而那个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来的法兰克福中央政府也像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一样在人民的心目中失去了威信。从那以后它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就都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了。这些无能的梦想家，他们所能得到的除了被蔑视和鄙夷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十一

维也纳的十月起义

发生在1848年10月的维也纳起义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它对于德国革命的意义正如巴黎的六月起义一样。它使优势从反革命势力那方面一下子转到革命势力这方面来了。

作为梅特涅统治之支柱的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在三月事变后仍然对政府的决策保持着极大的影响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很善于利用宫廷、军队、官僚和资产阶级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恐惧来保护自己。他们先是试探性地让制宪议会抛出了一些法令，即对于出版和选举做出的新的规定。看到民众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应，到了5月14日，他们又让内阁下令解散了由国民自卫军和大学生军团的代表所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动员人民起来反抗政府的民间组织。这便立刻招致了维也纳人民在5月15日的起义，使得政府不得不又承认了这个委员会的合法性，并且取消了由制宪议会抛出的那些法令。但一些反革命政党很快就促使政府再度向人民的革命势力发起了反击。5月26日，内阁又一次下令解散大学生军团。如果被派去执行这道命令的是国民自卫军，那或许还会取得成功，可被派去执行这道命令的却是军队，这就使国民自卫军与大学生军团联合起来与军队相对抗，致使这道命令失去了意义。

其实，作为皇帝的费迪南一世在5月16日就离开维也纳逃到音斯布鲁克去了。在音斯布鲁克，到处都住的是提罗尔人，这些人看到音斯布鲁克有被撒丁·伦巴第的军队入侵的危险，对皇帝的到来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费迪南一世仗着有拉德茨基的军队驻扎在附近，并且随时可以听从他的调遣，便把这里当成了他的避难所和根据地。在这里，他可以把自己的力量重新集结起来，并将他的阴谋之网重新编织起来，撒向全国；而维也纳的那些阁员和议员们却在与革命党人的冲突和议会无休止的辩论中消耗着自己有限的声誉。

维也纳的资产者认为，在有了制宪议会以后，封建专制统治的恢复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但对于接下来怎么办他们却莫衷一是。维也纳的工厂几乎全是生产奢饰品的，自从革命发生尤其是费迪南一世逃走以后，社会对这些奢饰品的需求量已经大大减少了。因此到了这个时候，要求恢复以往的社会秩序和把皇室请回来就渐渐成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心愿。到了7月，制宪议会通过决议把费迪南一世又请了回来，无疑是要为这场革命划上一个句号。费迪南一世感觉到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力量已经足以抵挡革命浪潮的冲击了，而他与斯拉夫人一起策划出的阴谋也到了可以实施的时候了，于是他便重新回到了维也纳。8月19日，费迪南一世去检阅了国民自卫军，对这些武装起来的维也纳市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使他们因此而欣喜若狂。紧接着，政府便颁布了一道由内阁唯一还有一些声望的阁员施瓦策先生签署的命令，取消了国家发给失业者的抚恤金。工人们立刻举行了示威游行，国民自卫军便充当了政府的走狗，把枪口对准了工人，于是对峙很快变成了搏斗，失败者当然只能是工人。

10月15日，《维也纳日报》发表了匈牙利国王未经内阁的批准颁布的一道命令，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且任命克罗地亚人耶拉契奇为总督。耶拉契奇是南方斯拉夫人的一个领袖，曾经公开反对匈牙利的合法政府，因此匈牙利政府当然不会接受。于是，耶拉契奇的军队向匈牙利政府开战，维也纳准备派兵支援，但这样一来，这些反革命势力的马脚也就暴露出来了。因为在维也纳人看来，对当时的匈牙利政府开战，也就等于是对立宪制度的原则开战。10月6日，大学生军团联合国民自卫军及维也纳各界群众举行了又一次起义，要阻止军队的出发，结果是相互间发生了搏斗，当天晚上，搏斗以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陆军大臣拉图尔被人民杀死在街头上；同时，耶拉契奇的军队也在施土尔威森堡被佩尔采尔带领的军队击败。费迪南一世又逃走了，这一次是逃到奥里缪茨的斯拉夫人那里去了。

费迪南一世在奥里缪茨和在音斯布鲁克的处境完全不同，因为他现在已经无需伪装而可以直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了。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群和他一起逃到这里来的斯拉夫族议员和官僚。在他们看来，这次战争将是斯拉夫民族得以复兴的大好机会，他们将在这场战争中消灭两个入侵者，即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文迪施格雷茨，这个维也纳政府军的司令官，此时变成了斯拉夫民族的大英雄。军队迅速从波西米亚、莫拉维亚、施梯里亚、上奥地利、意大利聚集到维也纳，与逃到这里来的耶拉契奇的队伍和维也纳先前的卫戍部队会合在一处，这样到了10月底就有了六万多人。他们把维也纳包围了起来。10月30日，那最后的时刻到来了。

这时的维也纳被混乱和无奈的气氛笼罩着。刚刚获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无产阶级还心有余悸，革命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出尔反尔和摇摆不定也还记忆犹新，因此那些工人们即便有了成立自己的军团来保卫维也纳的要求，但在既得不到资产阶级的信任更没有武器的情况下，除了用示威来表现一下自己之外又能怎么样呢？其他的阶层就更不用说了。国民自卫军只有一小部分准备投入战斗，其他的部分要么一动不动要么犹豫不决。大学生军团则完全不能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互对立的原因，也不能认识到当前的局势对于整个革命事业的危险，因此虽然通过了一些能显示出自己英勇无畏的决议，但却缺乏起码的号召力。议会中剩下的那几个德意志族议员和几个给他们在奥里缪茨的朋友通风报信儿的斯拉夫族议员是经常坐在一起开会的，但只是把时间耗费在能不能违背宪法的规定去抵抗敌人这种无聊的辩论上，也因此不可能有什么行动。由各民主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安全委员会中虽然有的人决心抵抗，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些代表小市民、下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利益的委员们却永远都不会允许他们采取任何果敢的行动。

于是，在这场战役还未打响之前，它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十二

匈牙利人与德意志人

当军队对维也纳发起攻击的时候，能被资产阶级动员起来参与抵抗的力量是极为有限的。无产阶级的军团最终还是被仓促地组织了起来，但一切都已经太迟，许多人连枪都不会用，又怎么去与那些训练有素的军人对抗呢？国民自卫军只有几百人进入了战壕，于是有三四千人的大学生军团就成了维也纳唯一的希望。而攻城的军队除了有文迪施格雷茨带领的正规军，还有耶拉契奇所带来的像土匪一样的杂牌儿，他们是非常善于打城市战的。另外，他们还有许多大炮和炮手，而维也纳这边呢，炮虽然也有几门，却连结实的架子也没有，更不要说专业的炮手了。

城内更加混乱了。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在为是否向驻扎在离维也纳只有几里远、由佩尔采尔带领的匈牙利军队求援而辩论。安全委员会终于通过了决议，即不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在战争期间都必须保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简直是太过于滑稽了。如果是当时还有什么人可以挽救维也纳的话，贝姆也许算得上是唯一的一个。他最先被推举为指挥官，但因为他本是个斯拉夫人，很多人不信任他，于是又被梅森浩泽替换了下来。梅森浩泽是个小说家，根本不适合做带兵打仗的事，维也纳也就因此而失去了它最后的机会。战斗开始了，维也纳人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帝国军队的大炮扫除了他们所有的街垒，到了第二天晚上，帝国的军队完全控制了维也纳城。守城失败的直接后果是许多人被处死和斯拉夫人那些骇人听闻的兽行。但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时候作为维也纳人盟友的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去了哪里呢？

我们应该看到，维也纳人所捍卫的革命事业虽然归根结底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又首先是匈牙利人的事业，如果不是他们挺身而出来承受这一切打击的话那承受这打击的就该是匈牙利人了。但当维也纳人以这样高尚的行为来援助同盟者的时候，这个同盟者却背叛了它。匈牙利人虽然击败了耶拉契奇的军队却又把它的残部驱赶到了维也纳，让维也纳承受了更大的打击。在这个时候，匈牙利人应该义不容辞地出兵援助维也纳人，即便没有前面的事他们也应该这样做，因为维也纳是匈牙利抵御奥地利帝国军队进攻的最后一道屏障，维也纳一旦失落，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奥地利帝国军队对匈牙利的进攻了。匈牙利人按兵不动的借口是兵力不足。但事实却是这样的：如果匈牙利人在打败了耶拉契奇之后能乘胜追击，那单是他们的人民自卫团也足以和维也纳人会合而使奥地利帝国军队的集中至少延迟半年。在战争中，尤其是在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前，乘胜追击是一个基本原则，驻扎在佩尔采尔的匈牙利军队是在与维也纳人会合之前是不应该停止其军事行动的。这自然是要给自己带来一些危险，但在奥地利帝国军队集结起来之前采取观望态度，在这之后再在施韦哈特举行示威，这和乘胜追击去与维也纳人会合比起来相比，给自己带来的危险不是更大了吗？

不错，如果是在先前，匈牙利人的军队不经过德国政府的批准就进入奥地利就等于是侵犯了德国，也因此就会与法兰克福的德国中央政府产生纠纷；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变了，维也纳的政府机关已是形同虚设，而拿起武器去与奥地利帝国军队奋力抗争的并不是维也纳的政府而是它的人民，而那个政府是迟早要被它的人民推翻的；再之，也只有维也纳的革命不断取得胜利和它的民主事业不断得到发展，才能保证匈牙利不受到奥地利帝国军队的侵犯；因此，对于匈牙利人来说，当维也纳和匈牙利人仍是同盟者的时候，除了义不容辞的出兵援助之外是没有其他选择的。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非要去再得到德国中央政府的批准才可以出兵，这样的借口不仅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而且也只能被理解成是一种背叛了。

匈牙利人为自己找到的最后的一个借口是他们不能违背合法的立宪的立场。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贸易派人士的交口称赞，但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假如维也纳人在3月13日和10月6日都坚持合法和立宪的立场，那维也纳革命运动的结局会怎样呢？据匈牙利人自己说，他们在1848年和1849年的革命中是始终坚持着这样的立场的，但如果不是维也纳人用极端不合法和极端违宪的的方式所举行的起义，他们又怎么能有这样的说法呢？由此看来，用循规蹈矩的手段去对抗那些对这些规矩报以蔑视和嘲笑的敌人是不适当的。如果不是戈尔盖将军对合法性的追求，军队就不会服从他的统帅，也就不会在维拉戈什向沙皇军投降了。而当到了1848年10月的最后几天，他们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终于渡过了莱达河的时候，不也一样是没有坚持住合法和立宪的立场吗？与其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大家知道，我们对匈牙利没有一点的不友好，而且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是在维护着它的。我们甚至有权力说，我们的报纸——《新莱茵报》，在对匈牙利人革命事业的宣传上是比任何其他报纸都更用力的。它不仅用一系列的理论性文章阐释了马扎尔人与斯拉夫人斗争的革命性质，而且还发表了一系列讨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对这一战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尤其是这些讨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竟成了后来一切谈论这一问题的书籍的样板，连匈牙利本国人的著述也不例外。我们甚至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在欧洲大陆将来发生的任何革命运动中，匈牙利人都将是德国人的同盟者。因为我们在评价自己时总是更加严厉的，因此我们也就有权力来批评我们的邻居。如果我们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来记述事实，那我们就必须说，在这次革命中维也纳人不仅是英勇的，而且也比匈牙利人高尚得多和有远见得多；而且作为德国人的我们甚至不愿用维也纳人的失败去与匈牙利人的胜利进行交换。

维也纳人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意志人，他们无时无刻不被卷入维也纳人同反动势力所进行的各种政治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伦的革命势力都刚刚遭遇失败并且还被解除了武装。在柏林和布勒斯劳，人民与军队相互对峙着，战事一触即发。分裂和涣散所造成的不幸，到现在才被德国人深切地感受到。在各邦和各省以及各个城市中，人们所遇到的问题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也因此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状态，虽然每个地方的人都感受到了维也纳起义的重要意义，却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可以伸出手来帮助维也纳人免遭敌人的打击，哪怕是牵制一下敌人的力量也好。这样，能帮助维也纳人的也就只剩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那个所谓的中央政府了。但它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这个所谓的中央政府，不过是法兰克福议会和联邦议会私通的产物，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政府会比它更无能了。法兰克福议会呢，你可以说它是少年老成，因为它早已掌握了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瞎扯胡诌一顿的诀窍和遇到什么事都可以应付得八面玲珑的伎俩，就如同那些娼妓一样。不错，那些议员们在最初时的确曾对德国的强盛和统一怀抱着美好的梦想，但现在却只剩下一堆被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美丽言辞了；他们坚信自己非常强大而公众都软弱可欺，他们愈是少做多说，作为德国命运裁决者的地位就会愈稳固。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开会，但却总是努力避开那些重大问题。他们很像是东罗马帝国时期的学者，整日在讨论着已经有了明确答案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永远也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意义。这样，议会就成了一所朗卡斯特学校。在这里，他们可以互为教授和学生，而且他们觉得自己对德国的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谁要是还想要求他们再做什么，那他就一定是居心叵测了。对于发生在维也纳的事，这个议会当然也偶尔进行过讨论，也当然是没有讨论出什么所以然来。

先是中央政府出面干涉。它决定派两个委员——自由党人韦尔凯先生和莫斯累先生到维也纳去，可没想到二位竟然连到那里走一趟的胆量也没有。不论文迪施格雷茨怎样催促，也不管费迪南一世怎样劝说，更不管阁员施塔迪昂怎样调侃，他们还是没有动身。他们为了这件事留下了许多公文和报告，那简直就像是一部讽刺小说，是这个中央政府最可耻的记录。

国民议会最后也打算派两名常任委员会的委员——弗贝尔先生和勃鲁姆先生——到维也纳去一趟，当然不过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存在。弗贝尔觉得自己绝不能死在维也纳，因为他还要去议会里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也因此不会有什么出色的表现。勃鲁姆却不同，虽然在议会里他因为太喜欢非国教派传道士的那种空洞的议论而被公认为是最有辩才的议员，又因为在政治上属于“温和的民主派”、对任何带有原则性的问题都不去做出明确的回答而受到许多人的喜爱；但他却具有着真正的平民的天性；因此到了这个时候，他的这种天性就战胜了那种温和，使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平日的水准。他一到维也纳便立刻下定了决心要挑起指挥革命军去与奥地利的帝国军队决一死战的重任，正是他冷静而又果敢的指挥才使维也纳城的抵抗又坚持了两天。在维也纳于11月1日终于被攻破之后勃鲁姆很快就被奥地利帝国的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而英勇就义，国民议会倒是为此而通过了一个决议来表示抗议，但其措辞竟是那样的委婉，与其说是对奥地利帝国的抗议，倒不如说是对死难者的羞辱。

由此可见，我们也实在不能指望这个国民议会再对德国做出什么贡献了。

十三

柏林制宪议会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维也纳于11月1日陷落，第二年9月柏林制宪议会被解散，这正好说明了维也纳革命的失败是怎样助长了德国反革命势力的嚣张气焰。

柏林制宪议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为了制定宪法而通过选举组建起来的国家机构。这个机构因为要以资产阶级代表占据绝对多数而限制其他阶层代表的数量得罪了许多人，又因承认并恢复了各种封建特权而招致了下层民众的憎恨。它既没有拟定出新的宪法也没有对旧有的宪法做出任何修改，而只是忙于一些琐碎的理论问题的讨论。事实上，如果说这个议会是一个代表着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机构，倒不如说是一个供议员们学习和消遣的场所。这个议会的成员又分为左中右三个派别，其中尤以中间派人数最多，也因此任何决议都取决于这些人的赞成和反对，而他们的赞成和反对也仿佛是即兴的发挥，谁也弄不清其所依据的是什么。但也正是靠着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这个议会先是推翻了康普豪森内阁，后来又倾覆了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旧的内阁消失了，新的内阁又出现了，当制宪议会为了忙于应付这些换汤不换药的更替而错失了许多完成德国统一大业之良机的时候，旧日的宫廷却把一切反革命的力量都重新组合了起来。在奥斯瓦尔特—汉泽曼的内阁倾覆之后，威廉四世又被请出来摄政并组建了一个新的内阁。这个内阁的成员是一些官僚、军官和政客，它装出一副敦厚的样子，好像是要把议会所有要求都认真考虑一番似的，议会也因此便上了它的当，居然对其交口称赞。制宪议会竟然没有看出威廉四世和他的这个内阁正在纠集所有反革命的势力来壮大自己的力量。直到维也纳陷落之后，议会终于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于是它立刻通过了一个对现任摄政王和他的内阁政府的不信任案，但威廉四世对此的回答却是一道命令，责令它从柏林这个它也许在关键时刻可以得到民众支持的地方牵到一个完全处在政府控制下的小镇勃兰登堡去。于是制宪议会发表声明称，除非它自己同意，谁也无权将它迁移和解散，甚至连推迟它的会期也是不可能的。但这个时候，弗兰格尔将军已经率领着四万大军进入了柏林，制宪议会只好听任他们占据了所有重要设施而去模仿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时期的样子表演一出合法抵抗的喜剧。结果是柏林被戒严，国民自卫军被解散，制宪议会从一个开会地点被驱赶到另一个开会地点，而这个议会竟然还在让民众保持冷静。最后政府终于宣布解散了这个议会，这个议会也才终于又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宣布政府未经它的批准征收捐税是非法的，有些议员们还四处奔走去组织抗税。但不久，政府便对这个议会施行了更为严厉的打击手段，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去响应一个连起码的自卫能力都没有的这样一个议会的号召了。

在决定性的时刻，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在证明着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年11月，普鲁士革命的决定性时刻来到了，但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制宪议会不但没有坚决地抗击敌人，而是连自卫都放弃了。当弗兰格尔率领着四万大军叩响了柏林城门的时候，那城门竟然立刻为他们打开了。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不仅街道上没有壁垒，窗户上也没有枪口。不错，如果议会和市民联合起来抵抗，柏林就有可能遭到炮击，也许会有成百上千的人死于非命，但这绝不可以用来作为它缴械投降的理由。1848年巴黎革命的失败和同年10月维也纳革命的失败，在这两个城市人民的革命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2月和3月革命的胜利也无法比拟的，因为无论如何人们都去奋力抵抗了，所以虽败犹荣。许多人或许死掉了，但他们在活着的人心里会留下复仇的火种。在革命过程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既然要革命就要时刻准备着去牺牲，否则就不如心甘情愿永远去做反革命的奴隶。而且，不等到反革命势力进攻就放弃了革命阵地的人永远都应该被看作是对革命的背叛。

普鲁士在解散制宪议会的同时也宣布了新的宪法，这部宪法是以制宪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拟定的草案为基础的，它不仅在有的方面扩大了自己的权限，而且还在有的方面缩小了议会的权限。根据这个宪法国王又批准组建了两个议院，目的是使这部新的宪法尽快地合法化。

或许有人会问：当普鲁士的立宪派即制宪议会在与政府进行合法斗争的时候，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又在干什么呢？很简单，这个国民议会正在忙着通过一些很温和的决议。他谴责普鲁士政府的暴力行为，称赞制宪议会那些消极的抵抗行为。不仅如此，国民议会把制宪议会的消极抵抗当作是自己的成绩，只是当中央政府的一个名叫巴塞尔曼的委员说因为经常有一些举止粗野的人在柏林街头晃悠、而这很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运动之前兆、所以普鲁士政府采取的一些严厉措施都十分正确的时候，国民议会中的左派议员才站出来表示反对。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能证明这个议会的无能了，或许他已经连自己为什么要存在也搞不清楚了。维也纳和柏林革命的失败好像已经和这个议会无关了似的，但这也就足以证明它不过是由一群笨伯们组成的俱乐部而已了。甚至在这个俱乐部里，即便是那些卓越人物也未必知道人家要自己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而且直到今天，这个俱乐部的所有成员们也或许还都在用那样愚钝的器官来感觉着周围的一切。

十四

秩 序 的 恢 复

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帝国政府利用1849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1848年的战果。

自从维也纳被占领以后，奥地利的国民议会就只好落脚在了莫拉维亚一个叫做克雷姆西珥的小镇上，自然也只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地存在着了。在维也纳陷落以前，一些斯拉夫族的议员曾经成了奥地利政府摆脱其软弱无力状态的工具，现在，他们却要为自己的这种背叛行为接受惩罚。政府已经恢复了力量，便开始用极其无情的手段来对待议会的每一个成员。3月4日，政府宣布解散议会，议员们也被武力驱逐出了维也纳。这时，那些斯拉夫人才觉出自己是受了愚弄。他们当中有的人大声疾呼着：”我们要到法兰克福去继续为了维也纳而战斗。”他们不知道，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除了通过一个措辞委婉的决议来表示抗议之外是做不出什么别的事情来的。

德国的斯拉夫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就这样完结了。其实在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被征服的民族，它们的独立性早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丧失，因此不得不尾随着征服者的脚步前行，比如威尔士人在英国、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国以及西属和法属的克里奥洛人在被英美两国占领的北美洲等等。还有那些垂死的捷克、克伦地亚、达尔马戚亚等民族，它们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社会混乱来恢复其800年前的样子。但历史却会告诉它们，这样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虽然易北河和萨利河以东的领土曾一度被斯拉夫人占据，但这也不过是在证明吞并仍然是将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度的方法，只有当日耳曼化的过程推进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存在的大民族（比如匈牙利和波兰）的疆界时，这种推进才会停止下来。因此上面所说的那些垂死的民族最后要经历的命运，就只能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吞并和同化的过程。诚然，这对于那些泛斯拉夫主义者来说绝不是一个会让他们感到惬意的结果，但历史又怎么可能为了让他们称心如意而倒退一千年呢？这些人在德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与德意志人混居在一起甚至被其包围着的，他们甚至除了德语之外就不再会说任何其他的语言，更不要说他们还不具备独立存在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口和大面积的领土了。

因此，泛斯拉夫主义的浪潮与欧洲的革命浪潮是相互反对的，斯拉夫人很想扮演一回自由主义者的角色，但最终却往往成了反动势力的帮凶。在德国和匈牙利是这样，在土耳其的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革命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各种阴谋的赞助者和支持者，是革命的德意志人民的罪人。虽然由于过于愚昧，许多斯拉夫人并没有参加泛斯拉夫主义者关于民族问题的纷争，但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化的城市里，几乎所有的斯拉夫人都一再高呼着这样的口号：“宁受俄罗斯人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人的自由！”在他们遭到了1848年的失败以后，他们也许再也不会这样呼喊了。如果他们再以类似的借口去与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革命的德意志人也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且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允许这样一股势力存在于自己的身边。

至于这时的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解散议会的同时所颁布的宪法，我们之所以不去谈到它是因为它从未生效，现在则已经完全被废除了。从1949年3月4日起，奥地利已经完全恢复了帝制。在普鲁士，议院曾在2月开会，审查并批准了国王威廉四世所颁布的新宪法。会议开了将近六个星期，院士们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谦恭，只是他们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决心完全按照国王威廉四世和他的大臣们的愿望办事。也因此，当这个议院的存在被政府视为障碍的时候，它也就被解散了。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就都摆脱了议会的束缚而把权力集中到了自己的手里，并且可以在任何场合使用这种权力了。奥地利政府用它对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鲁士政府用它对付德意志，而普鲁士政府更准备通过一场战争来恢复各小邦的秩序。

现在，在维也纳和柏林，反革命势力都占了上风，在较小的邦国里革命势力也在逐渐减弱。这些小邦只在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里维持着自己的一点希望，因为虽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反动性质已经十分明显，但它的旗帜上还至少保留着一些革命的色彩。在这样的情势下，差不多全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个议会的多数派身上，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则在更加困难的境遇中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议会的少数派身上。另一方面，一些较大的邦国，尤其是普鲁士政府已经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民选机关已经和君主制度毫不相容，之所以没有立刻将其解散，只是因为还想利用它来沽名钓誉几天而已。

同时，这个可怜的议会本身也在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混乱。在维也纳和柏林，他派去的代表都遭到鄙视；甚至它的一名议员还在维也纳被当做造反者而处死。它颁布的法令没有人理睬，只是较大的一些邦国在对这些法令的抗议书中提到过它们，因为这些法令总是认为自己对任何一个邦国政府的决定都有通过和否决的权力。特别是代表这个议会的中央政府几乎与所有邦国的内阁都发生过争论，而无论这个议会怎样努力也不能使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承认它应有的权力。最后，这个议会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不仅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力，而且连自己的命运也已经要完全掌握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手里了。许多议员也已经意识到，国民议会等于是被各邦政府愚弄了一番，但已然处在了这样的一种软弱无力的境地，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唯一可以来做的是制定出一部宪法，即便这部宪法不被接受也无所谓。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求得德国人民的谅解和支持，但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人民又怎么会谅解和支持他们呢？

十五

普 鲁 士 的 胜 利

我们已经看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陷入的困境了。奥地利政府践踏它，普鲁士政府蹂躏它，其他各小邦政府不把它当回事，那个无能的中央政府更是一次又一次地把它戏弄。可它竟然还又通过了一项决议说：为了实现德国统一这一崇高的理想，国民议会一定要以最认真的态度来加紧工作，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制定出一部完整的宪法。

但这也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这部宪法的执行机关应该是怎样的呢？是不是还要组成一个执行委员会呢？那样的话，不就又要把德国弄成一个共和国了吗？既然是一个共和国，也就需要有一个总统，这个总统怎么得来呢？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只好实行君主制，而君主制就要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又要由谁来做呢？自然不能是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艾贝斯道弗这样一些二流人物，这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不能容忍的。如果说只有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国王来出任的话，又要由它们当中的那一个来出任呢？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奥地利政府用它的“独立宪法”把自己从德国的版图上划了出去，也许这个议会直到今天还在被这些问题困扰着呢。

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非常清楚，一旦它将所有的省份都驯服而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出现在欧洲人面前时，自然就会使得德国的其他邦国都跟着它走，根本不需要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授予的皇冠给他带来威信。而那顶皇冠或许还会给他的独立进程带来许多障碍也说不定。如果奥地利政府不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保有一定的权威，那它在德国的权威也就会丧失，它也就永远都别想再拿回曾经拥有的权力了。因此，在国民议会宣布要制定一部帝国宪法之后，奥地利政府便立刻声明它是反对恢复帝制的，并且还明确提出要恢复联邦议会和中央政府的权力。但到了1849年3月4日，它却又颁布了自己独立的宪法，把奥地利说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并独立的君主制国家，这个国家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要统一的那个德国毫不相干。

这种公开的宣战使得法兰克福的那些神人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接受这个事实而把奥地利摒除到德国以外去，并把自己的理想调整为将德国的其余部分建成一个东罗马帝国式的“小德意志”。应该看到，这正是几年前德国的一些自由主义空谈家们提出的一种计划的复活，这些人把这样的状况视之为天赐良机；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他们才可以把自己旧时的幻想拿出来作为拯救德国的新招儿。对于他们来说，这也算不上是有失体面。

这样，由国民议会制定出的这部德国宪法也就成了一部帝国宪法。于是在1849年3月，国民议会结束了这部宪法相关问题的讨论，并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都既向激进派又向保守派做出让步，也就是说它做出的这些让步往往是自相矛盾着的。虽然议会已经将奥地利从德国中摒除出去了，但令人不解的是它的代表却依然被邀请来参加辩论和表决，这也就使得议会中应有平衡被打破了。而且从2月底开始，奥地利代表便开始在议会中时而支持民主党又时而支持保皇派，使得议会中的多数地位时而属于前者又时而属于后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要使议会因为忽左忽右而更加被民众所厌恶。可以想象，议会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所制定出来的宪法是一个什么样子了。

议会中的民主派自信是德国的精英，但却陶醉于因为奥地利代表别有用心的支持所取得的一时的胜利，每当他们提出的模棱两可的主张得到了议会的通过时，他们便以为自己已经成了民族的英雄和国家的功臣，以为即便是以两三票的多数通过的修正案，也可以改变整个欧洲革命的进程，这也实在是太天真了。这些人，自从他们成为议员的那一天起，就被感染上了可以被称之为议会迷的不治之症。这种不治之症使得他们的心中建立起来一种坚定的信念，这种坚定的信念使它们相信整个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要由他们的赞成或反对来决定，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和他们正在讨论通过的那件事情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这些人只是因为自己往那部宪法里成功地塞进了几页法案便成了那部宪法的支持者，而不去管连那部宪法中的一些重要条款都是与他们平时所坚持的共和主义原则相悖的了。最后，当议会把这部宪法馈赠给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不仅接受了下来而且还要忠实地去实行它，甚至还要以此来反对那些坚持共和主义原则的人，实际上这已经是形左而实右了。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矛盾实际上都是表面的，实际上这部宪法的不成熟也正体现了这些民主派先生们政治思想的不成熟，如果他们自己说的话和所写的文章还不能证明这一点的话，那他们的行为却又给我们提供了更好地证明。对于一个稍有头脑的人来说，判断一个人如何绝不可能只是听他怎么说，而一定是要看他怎么做。而这些民主英雄的行为，是足以让他们名誉扫地的。不管怎样，那部帝国宪法还是被国民议会通过了。3月2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在二百位议员缺席、二百四十八票弃权的情况下以二百九十票当选为这个小德意志帝国的皇帝。这算得上是对德国三月革命的一大讽刺。但历史就是历史，是谁都无法改变的。

十六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把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选举为德国皇帝之后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到柏林，把一顶皇冠授予给了他。4月3日，威廉四世接见了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他对他们说，虽然他接受了德国人民赋予他的权力，但在这权力没有得到各邦君主承认和各邦政府没有声明接受那部帝国宪法之前，他是不会接受这顶皇冠的。他又说，做这个皇帝和不做这个皇帝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做好了随时以武力去打击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敌人的准备。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神人们经过一番深入的思考之后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威廉四世这样的回答无疑就是拒绝了这顶皇冠。于是他们便又在4月12日做出了一项决议，声称那部帝国宪法是国家的法律，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他们还选举出来一个有三十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要这个委员会就如何实施这部宪法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但这个决议的做出和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也就成了这个国民议会同各邦政府之间爆发冲突的信号。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都立刻表示拥护这部帝国宪法，因为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反革命势力的过于强大，革命运动已经以失败而宣告结束；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实在不敢相信会有什么更好地结果出现了。它们本就想选择一种和平的方式来结束这场革命，但它们自己又没有这样的能力。现在事已至此，它们也就只好顺水推舟了。在事情进行得较为顺利的小邦国里，资产阶级也早已经习惯于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而实际上却冷冷清清的议会运动，所以也不会对这部帝国宪法提出异议。因此，德国竟然仿佛是找到了一条新的和平的国家发展道路。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被这一个方面掩盖着。这部帝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在1848年的春夏之交，即德国革命的初期确定下来的；因此虽然在当时看来是近乎反动的，但现在看来却又是颇为进步的了。法兰克福议会如果改变这些原则，那它就等于是在自己毁灭自己，更不要说现在自由派和民主派已经是议会中的多数了。因此不管怎么说，这部帝国宪法虽然充满了自相矛盾，却仍然是全德国最富于自由主义精神的宪法。它的缺点只在于是一纸空文，因为没有权力做支撑，再庄重的言辞也只能是一个玩笑。

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紧抱住这部宪法不放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这个阶级的要求总是会比自由派的资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它曾经表现出非常强硬的态度，甚至以武力对抗来要挟，慷慨激昂地宣称自己可以不惜流血牺牲来保护这部宪法。但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你就再也看不见它的身影；而只要危机一过，它又立刻现身出来；即便是革命失败了，它也不会因此而悲伤，而且它还要自我安慰道：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事情已然如此，谁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而那些大银行家、大工厂主和大商人就较为谨慎了。当需要他们明确表态的时候，他们总会把小资产阶级推到自己的前面去。小资产阶级也就会再借此机会而慷慨激昂一番。但在这样的时候，不反对也就等于是支持了。因此，实施宪法的运动进展得很快，这在好几个邦的议会决议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普鲁士、汉诺威、萨克森、巴登、和威尔登堡的议会都宣称赞成这部宪法，但各邦政府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却因此而变得更加尖锐了。

于是，各个邦政府行动起来了。普鲁士的两院立刻被解散了。4月28日，普鲁士内阁还发布了一个通告称帝国宪法是一个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为原则制定出来的毒物。这之后，普鲁士政府又召集各邦的邦主来到柏林开会，号召各邦政府立刻解散支持帝国宪法的议会。同时，普鲁士政府还把军队调集到了离法兰克福只有三天路程的克罗茨纳赫；显然，反革命势力又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了。汉诺威和萨克森政府马上就学着普鲁士政府的样子去做了，其他各邦国的政府也跟了上来。但很多地方的民众却开始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声称要用武力来保卫帝国宪法。在南德，民众的情绪甚至感染了军队，使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站到民众这一方面来了。在科伦，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召开了一个各市议会的代表会议来声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普法尔茨、贝尔格、富尔达、纽伦堡、奥登临山，到处的农民们也都在集会……

总之，一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暴力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有低能儿和胆小鬼才会相信这场斗争还能以和平的方式来化解；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正仿佛是这种低能儿和胆小鬼的天堂。

十七

西南部各邦的起义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矛盾终于在1849年5月爆发为公开的冲突。被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派驻在这里的议员，除了极少数的民主派之外都被政府召回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势头不对，甚至不等各自政府的召回便自作主张退出了议会。因此，对于议会中的左派而言，即便撇开那些足以加强其势力的种种原因不谈，仅只右派议员的退出，就足以使他们这些以前的绝对少数转变为现在的绝对多数了。他们先前从没有想到过会有如此的好运。先前，他们曾经作为少数派与多数派的犹豫和怠惰进行斗争，现在终于可以以多数派姿态来表现一番了。他们自然是应该更有魄力、更加充满了生气的。他们既然是德国的精英，也自然能够推动那个中央政府领导德国走向更光明的未来，否则，他们就应该以人民的名义废除这个中央政府，并用一个更为强有力的执行机构来代替它。

这些新的多数派宣称，无论遇到怎样的障碍，帝国宪法不仅必须实行而且还要立刻得到实行；不仅7月15日就要举行新议员的选举，而且8月22日就要在法兰克福召开全体大会；这无疑是在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公开宣战。不过各邦政府立刻便接受了这宣战，他们公开声明不接受帝国宪法，普鲁士、巴伐利亚和黑森政府甚至已经着手去做进攻法兰克福的军事准备了。另一方面，民主派在议会外组织的、由社会各阶层参加的示威活动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声势浩大；工人群众更是要拿起武器准备迎击来犯的敌人。地雷已经埋好，街垒已经筑好，一场战斗就要打响了。所有的邦国都像是一捆干柴，萨克森议院的被解散、普鲁士军队的集结、各邦政府公开反对帝国宪法的声明就是火星儿，火星儿落在了干柴上，大火就在整个德国的土地上燃烧起来了。

5月4日，德累斯顿的民众举行起义，周边的民众也赶来支援，该城立刻被控制在了起义者手里，国王奥古斯特二世被驱逐了。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被普鲁士政府集结起来的后备军拒绝出战，他们控制了兵工厂，宣布要为捍卫帝国宪法而奋斗。在普法尔茨，起义者逮捕了巴伐利亚政府的官吏，组织了一个临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声称巴伐利亚只承认一个议会，那就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只接受一部宪法，那就是帝国宪法。在威尔登堡，起义的民众强迫国王威廉一世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登，民众和军队联合起来赶走了国王列奥波特，并成立了一个承认帝国宪法的临时政府。在德国的许多地方，只要国民议会一挥手，民众就立刻拿起武器投入捍卫帝国宪法的战斗。这样的情形实在是太令人为之振奋了。

虽然国民议会的过去不够光彩，但它的现在却很是风光。几乎所有德国西半部的民众都在支持和捍卫它，军队也大都站到它这一边来了。

起义也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一旦这些规则被忽略，起义就一定会失败。这些规则是如此简单，德国人对此也已经很明白了。第一，不拿起义当儿戏，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由此招致的后果。起义是一个含有多个变量的方程式，这些变量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敌人往往在许多方面都占据着优势，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去对付敌人，就只能被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敌人吃掉。第二，起义一旦开始，起义者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对敌人发起进攻。防御对任何起义者来说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且也许是在还没有与敌人交锋之前就先被敌人消灭掉了。必须在敌人还没有集结起来之前去打击敌人，即要出其不意而攻其不备。每天都要取得新的胜利，以使起义者总能保持着高昂的士气。第三，必须把一切的力量都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必须使敌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怯懦的结果就是死亡。

法兰克福议会要想避免自身的覆灭应该怎么做呢？它首先应该把局势弄清楚，并且要真正地认识到，现在它除了毫不动摇的抵抗之外就只有彻底灭亡了。其次，它要公开承认已经爆发的起义都是合法的，号召所有的德国民众都武装起来保护国民议会这个唯一可以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机关，并在宣布和它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中央政府已经不受法律的保护的同时组建一个强有力的执行机关来执行自己的决定。它还要把一部分起义军召集到法兰克福来，在保卫这个执行机关和自己的同时来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但那些民主派的先生们的做法却恰恰相反。例如在纽伦堡，他们眼看着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的起义被反动政府镇压下去而不予支援，只是在事后对普鲁士政府的暴行表示了一下抗议。又如他们虽然和南德的起义军保持着联系，却从未以公开的方式支持过这支起义军。又如他们明知道中央政府已经和各邦政府勾结在一起了，却还要在它的身上寄予着这样那样的希望。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的编辑威廉·沃尔弗要求议会宣布摄政王和他的内阁组成的中央政府已经不受法律保护时，却被那些激奋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哄到台下去了。他们还是继续在清谈，用偶尔发表一个温柔的抗议和模棱两可的宣言来自慰。

很快，这个可怜的议会连仅存的那一点点威信也消耗掉了。当各邦政府的军队开进法兰克福的时候，它也就只好悄无声息地隐退了。

十八

工人、农民和小资产者

德国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之间的冲突终于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1849年5月的最初几天，德国的大部分地区都爆发了民众的起义。首先在德勒斯顿，接着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和莱茵普鲁士的部分地区，最后在巴登。

真正具备一定战斗力的起义者还是工人。当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拿起武器走向街头去与政府军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之前，他们也未必清楚地知道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些事，而且他们也不应该是以一个阶级的身份而只是以那些小资产者的同盟者或合伙人的身份去参加战斗的。他们只知道如果让那些大资产者和封建贵族们的阴谋得逞，他们是会再一次被那些人踩在脚底下的。但也不排除在这些工人中有这样一些革命党人，他们力图使局势愈加紧张起来，这种紧张局势或许还会使整个社会进入一种危机状态，迫使德意志民族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在光明和黑暗之间做出选择，从而使新的革命再一次发生，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其次是在起义爆发后参加进来的农民。这些农民之所以要参加到起义军的队伍中来，主要是因为政府加在他们身上的的负担过重。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在其他社会群体的后面。或者说他们是摇摆于城市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小商人之间的人，至于他们最终会站在哪一边又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雇农通常是和城市工人结合起来，而那些拥有着小块儿土地的农民则会倾向于与小资产阶级联手，而这个小资产阶级实际上正是这次起义的领导者。因为这次起义都是发生在一些小的邦国，在这些小的邦国里小资产阶级从来都占据着优势，而保护国民议会和维护帝国宪法，正是与这个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也因此，这个阶级就自然而然地走到这场斗争的前台。于是，我们也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看一看这个阶级到底能做些什么了。

长于吹牛的小资产者在行动上是如此无能，他们不敢为了理想去做任何冒险。他们平时所做的那些业务规模太小，也因此使他们做起任何事情来都缺少足够的魄力和勇气。事实上，他们是先用一些美丽的言辞把起义鼓动起来，当起义爆发之后他们便立刻去争取各种权力，而他们取得了权力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又一定是把起义镇压下去。因此，每当一个地方的起义军和政府军打起来的时候，这些小资产者们就会第一个害起怕来。他们害怕起义造成的混乱局面会对他们造成伤害，他们害怕可能会因此而失去自己原有的财产，尤其害怕已经落到他们手里的权力又因此而丧失掉，甚至被那些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去。他们整日被这样一些问题困扰着，也因此除了把起义的成果断送掉之外也就没什么可做的了。

在德勒斯顿，巷战延续了四天之久。被德勒斯顿的小资产阶级掌握着的国民自卫军不仅没有参加战斗，反而帮助政府来镇压起义。起义者几乎都是工人，一个名叫米哈伊尔·巴枯宁的俄国流亡者来做他们的指挥官。起义失败后，这位米哈伊尔·巴枯宁先生被抓了起来，现在还被囚禁在匈牙利的蒙卡奇监狱里。

在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起义者与政府军之间只发生了一些较小规模的冲突。因为这样的大城市都建有许多炮台和堡垒，如果不是军队的主动反戈，起义者要想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因此，当军队被调动起来的时候，这些起义也就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但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却不然，起义者很快就控制了整个邦国。这里不仅金钱、武器、各种军需品应有尽有，而且那些正规军的士兵也加入到起义军的队伍里来了；特别是在巴登，这些士兵竟然还做了起义军的先锋。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却为南德的起义军赢得了时间，使得南德的起义很快便蔓延至全省。在德国的中部，军队也开始动摇了，他们之所以还没有直接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来，但至少是不会来镇压起义了。但那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已经成了巴登的统治者的以布伦坦诺为首的那些人，他们却还总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因此总是挺不起腰杆儿来。他们不仅对起义军接下去的行动放任自流，还要抓住一切机会去消耗起义军的力量，以期能够最终将其消灭掉。在军事方面，巴登的起义军先是遇上了济格尔这样一个糟糕的指挥官，他的粗暴和愚蠢将一切事物都处理得杂乱无章，将所有的宝贵时间都浪费在了研究和制定一些无比宏大却永远也不能实现的计划上，到了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接替他的职务来做指挥官的时候，起义军已经变成一盘散沙，毫无战斗力可言了。

起义在1849年7月中旬被镇压下去了，第一次德国革命也就此完结了。

十九

起 义 的 终 结

当德国各邦政府用了十多个星期的时间将德国革命的最后一团火焰扑灭的时候，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也就立刻从德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消失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这个全体德国人民的代议机关，由于各邦政府对它的蔑视和鄙夷，由于它自己建立的中央政府背叛性的软弱和怠惰，由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手在德国各处发动的武装起义，它早就陷入了一种混乱状态。因为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支配了议员们的行为，形势也就自然朝着更不利于它的方向去发展，这些学者们统一德国的梦想也就一天一天接近于破灭了。保守派在各邦政府的授意下早已经退出了这个除非向各邦政府宣战就不能存在下去的议会。自由派资产阶级则慌作一团，以为事情的发展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便连议员的名分也扔掉了。这个议会最初的法定人数有八九百人，到了这个时候便只好先是调整为一百五十人，随后又调整为一百人。到了最后连一百人也达不到了。剩下的自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也就自然成了议会中的绝对多数。

剩下的这些议员该做什么是很明显的，他们只有坚决地、公开地站在起义者一边，宣布这些起义为合法，即给予这些起义以他们所能给予的支援。他们应该要求中央政府立刻去制止那些镇压起义的军事行动，如果它不能这样做就立刻解散它而代之以一个更得力的中央政府。这样，即便他们不能把所有起义军都召集到法兰克福来，也可以把议会迁移到被起义军所控制的某个中心城市里去。这一切工作若是在5月中旬以前完成，那它就还可以继续存在下去，起义军也就还有希望继续与它的敌人战斗下去。但谁也不要指望这些德国小市民的代表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些自命不凡的家伙从来不曾抛弃过心中的幻想，尤其是在许多议员都已经溜之大吉之后，要让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就更不可能了。他们忠实于自己的过去，一味回避实际的行动，直到错过了所有对他们有利的时机，不仅失去了胜利的希望，甚至再想壮烈地牺牲也不可能了。他们的那些虚张声势毫无结果，只是让人觉得既可怜又可笑。他们继续向对他们不理不睬并且已经和他们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中央政府发布决议和文告，而当按个《新莱茵报》的编辑——整个议会中唯一称得上是个真正的革命者的威廉·沃尔弗先生劝他们立刻这样做的时候，这些议会的绅士们积蓄已久的愤怒竟然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并发泄在了此人的身上。当然，他们这样做也有他们的理由，因为沃尔弗先生的提议是这个议会里的人所说出的唯一一句真话；这话说得是那么直截了当，那么一针见血，这就自然会激起众怒，因为那些人只有在什么事也不做这一点上是坚定不移的；也因此，每一句可以像闪电一样照亮他们昏蒙的头脑、把他们从迷宫中引领出来的话和每一个对于实际事物的清晰见解也就都会被看作是对他们尊严的冒犯。

当法兰克福那些议员先生们的崇高地位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他们便只好选择退却了。他们到了斯图加特，因为那里的维尔腾堡邦政府在这场斗争中始终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在这里他们终于宣布那个中央政府不再受帝国宪法的保护。他们从现有的人员中选出了五个人组成了一个摄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立刻颁布了一个义务兵役法，并按照惯例通告给各邦政府。让自己的敌人去征兵来组成一支用来保护自己的军队，这实在是太有一些异想天开了。但最终这支军队竟然还很快就被建立起来，连军、师、旅、团、营的编制也都被确定下来了，只不过仅仅是在纸上而已。

其后，他们的最后的一次机会来了。许多起义军的代表从全国各地来到斯图加特，他们表示愿意接受国民议会的统一领导，并督促国民议会强迫维尔腾堡政府改变其中立态度、积极参加到这场保护议会和宪法的运动中来。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议会既然来到了斯图加特，也就只好任由威尔登堡政府来摆布，又怎么可能去要求维尔腾堡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呢？于是国民议会只好想办法去欺骗和压制那些起义军的代表，结果是因此而丧失掉了它的最后一点威信，同时也就丧失掉了它的最后一次机会。最终，维尔腾堡政府又在普鲁士政府的逼迫下于1849年6月18日封闭了议会大厅，并将所有的议员赶出了斯图加特。

于是他们只好来到巴登加入了起义者的阵营，但这时他们对于那些起义者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但那个摄政委员会却仍然在以人民的名义工作着。它企图通过获得外国列强的承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对于一切愿意领取护照的人发放护照。它不断地发表宣言并派人到曾经拒绝过它的地方去发动起义，这当然不会成功，因为他在民众中早已经威信扫地了。这里有一篇这个摄政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律斯勒先生的报告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报告所注名的时间是1849年6月30日，起草的地点是斯图加特。律斯勒先生先是描述了一行人去征募资金却毫无收获的经过，接着便列举了一大堆理由说明他们为什么始终没有到达指定的地点，最后还就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及可能引出的后果进行了一番分析。但在这之后它所得出的结论却还是议会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再有什么作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这封信并没有寄到摄政委员会，因为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个摄政委员会已经迁移到瑞士去了。当可怜的律斯勒先生还在为他的议会谋求出路的时候，从普鲁士、巴伐利亚和黑森集结起来的十万大军已经在拉施塔特城下把一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

法兰克福议会就这样消失了。这个议会的存在是对德国的确曾经发生过革命这一事实的佐证。在资产阶级的引领下由分布零散的农民选举出来的这个议会，他的作用只是把1820—1848年间所有的著名人物都集中在了德国的政治舞台上并让他们进行了一番表演，然后便将他们一起送入了坟墓。这里自然也集中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所有知名人士，他们想为自己赢得荣誉却给自己招致了耻辱。法兰克福议会存在的后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遇到了彻底的失败。它的失败既不是因为它的怀才不遇，也不是因为它的生不逢时，而是因为它本身的怯懦和软弱。在1949年5月以后，议会已经完全掌握在它自己手里了。只要它能认清事态的发展而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三分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还有普鲁士后备军和自卫军的大多数都能在它的指挥下行动。但可惜的是，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他们的群众更高明，他们比自由派资产阶级更盲目，更喜欢沉湎于幻想，更容易上当受骗，更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他们或许还不至于倒台，但他们又怎么才能不那样呢？他们最不能战胜的也许只是他们自己。最终，他们也只能像法兰西的“纯民主派”那样，去接受一个“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只不过他们接受的这一个，也自然还有着一些自己的特色而已。

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解散，就这样无情地结束了第一次德国革命的历史。

【列  宁】

谈谈辩证法问题

对统一物分为两个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见拉萨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第三章开头所引用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两段话），是辩证法的实质性的问题，或者说是辩证法问题最主要的特征。黑格尔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也经常在这个问题的周围兜圈子并与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着坚决的斗争。

但辩证法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性必须由自然和社会两种科学的事实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个问题，有一些人（如普列汉诺夫）并没有予以足够的认识，他们把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当作1＋1=2那样简单的问题来对待，由此去分析诸如原始共产主义等社会学的问题；虽然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那只是为了把话说得更为通俗；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做法当作认识事物的规律接受下来，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

在数学中有正和负、微分和积分的问题。

在力学中有作用和反作用的问题。

在物理学中有原子之间的化合和分解的问题。

在社会学中有阶级之间的合作与斗争的问题。

承认对立面的同一或统一（这两个词在这里的意义是一样的）性，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存在着相互矛盾、排斥、斗争的两个方面，虽然这两个方面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者是互为存在之条件的。要认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必须用用这样的辩证的方法去认真地分析它们，否则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历史上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事物的发展只是数量的增加或同样内容的重复。这种观点的错误首先是忽视了事物发展的动因；其危害是只能把我们引到所谓的主体——神和上帝那里去。其次它是贫乏的、枯竭的、死板的、没有生命力的；其危害是要使我们怠惰、软弱，进而使我们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对立统一的观点却不是这样，它是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事物发展的源泉上，由此让我们获得打开关于事物发展的一扇扇神秘之门的钥匙，最终让我们欣赏到事物发展过程中渐进、中断、转化、飞跃、旧事物死亡和新事物产生的奇景。

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面的斗争无条件的、恒久的、绝对的。因此，事物的发展也就是无条件的、恒久的、绝对的了。

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对于辩证法来说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即相对中有绝对，绝对中也有相对；但在形而上学那里，相对与绝对是相互排斥的，即相对就是相对，绝对就是绝对，二者之间永远都不会统一。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平凡的一件事——商品交换，从而揭示出现代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从而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正是这个社会得以向前发展的动因。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研究也应该如此，即从我们最常见的一些事物开始。比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都可以成为我们首先要研究的课题。正如黑格尔所言，辩证法是无处不在的。

也正像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说过的那样，我们不能设想在一所具体的房子之外还存在着一所抽象的房子。也就是说，个别和一般之间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统一的，它们必须互为存在的条件，即任何一般都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任何个别又都不能不体现一般，但任何一般又只能是作为部分存在于个别之中，任何个别也不能把一般完整地体现出来。这里已经有了许多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的因素掺杂在里面，我们要做的是把它们区别开而且还要将它们相互对立统一起来，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往往只是还没有认识到而已。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我们只要认真分析，都可以发现其中所蕴含着的辩证法的因素，这表明它不仅是自然界固有的，也是人类的大脑中所固有的；因为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对于辩证法的运用正是人与自然之间得以实现其统一的桥梁。辩证法是黑格尔的认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点连普列汉诺夫都没有注意到，其他的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辩证法是我们用以研究这个世界的活的方法，其中包含着许多观察和分析的方法和由此生成的体系。也因此，它比形而上学不仅更丰富、更全面，而且也更加具有生命力了。

所谓机械唯物主义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它看来唯心主义自然是一派胡言。但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唯心主义只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片面夸大了的结果，最后得到的则是一种神化了的绝对。人认识世界的过程和这个世界的发展过程一样都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曲线上的任何一个片段、碎片有都能被变成一条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将一些心胸狭隘和目光短浅的人引到僧侣主义的泥塘里去。

唯心主义将人举到空中，然后再让人从天空中直摔到地面上来。僧侣主义则是人类文明之树上开放出的一朵不结果的花。

 【列  宁】

俄 国 对 华 战 争

俄国正在进行着对华战争。

耗费了大把大把的卢布，派去了成千上万的士兵，但因为中国的政府已经妥协了，所以他们所面对的却只是一些中国的老百姓；更不要说除了杀人还要放火，除了烧杀还要抢掠了。而俄国人却在庆祝着他们的胜利，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文明的使者，把这次战争说成是欧洲的文明战胜了中国的野蛮。但我们在这一片欢呼声中却听不到俄国劳动人民的声音，尤其听不到工人阶级的声音，而这次战争的重负，最终又一定会落在他们的身上。

政府说，俄国不是在同中国打仗，而是去帮助中国政府平定暴乱和恢复秩序。但战争就是战争，试问，这次被英、法、德、日、俄联军镇压下去的中国老百姓的起义又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主战派或许会说说，那是因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仇视，是中国人对欧洲人的仇视。是的，中国老百姓的确仇视欧洲人。但中国老百姓仇视的是哪一种欧洲人，他们又为什么要仇视这一种欧洲人呢？

中国老百姓所仇视的绝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与欧洲人民之间没有过任何的矛盾和冲突。中国老百姓所仇视的只是那些去到他们那里用各种手段来坑害他们的欧洲资本家和唯这些资本家之命是从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去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欧洲人，那些以文明为借口去对他们进行欺蒙和诈骗的欧洲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人作战的欧洲人，难道中国的老百姓不应该痛恨他们吗？

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早就开始对一些保留着封建宗法特点的国家实行这种以文明为借口的掠夺政策了。这种掠夺政策也叫殖民地政策，就是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军队的保护下把它们的工业产品强行推销到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去牟取暴利。现在俄国也加入了进来，和欧洲其他的国家比起来它或许是来迟了，但也许还要后来居上也说不定。

欧洲资产阶级现在把它贪婪的魔爪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是走在最前面的，可它却在叫嚷着自己是如何如何毫无私心。好一个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的旅顺口，又毫无私心地在满洲修起了铁路；紧接着，欧洲各国政府便也毫无私心地以租借的方式开始瓜分起中国的领土来了。好一个毫无私心！难道太阳是要从西边出来了吗？既然是要做贼，难道谁还会敲锣打鼓地去做，或者把贼这个字写在自己的脑门儿上吗？它们本来是要去偷的，趁着人家还睡着的时候；但突然之间人家醒过来了，它们便把偷变成了抢；当人家反抗时，它们就又像野兽一样扑上去了。它们把人家的村子整个整个地烧毁，它们把人家的人驱赶到黑龙江里淹死，而那些人都是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而且还包括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孺。这些人还要被它们称之为野蛮人，它们自己却要成为文明的楷模了。

俄国政府在1900年8月12日致相关各国的照会中说：“俄国军队占领牛庄并进入满洲只是一种临时措施，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为了击退中国叛民的进攻，绝不是因为帝国政府怀有什么私欲和有损于别国利益的不良企图。”我们的帝国有多么崇高和伟大啊！看来我们说它自私真的是有点太冤枉它了。几年前它先是占领的中国抚顺口，几年后它又占领了中国满洲，现在它又把大批的承包商、工程师和军队派了过去，可那些以温顺著名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还要来反抗它呢？原来它要人家为它工作，每天只给人家10戈比的工钱，看来它不仅是无私，而且还是很大方的呢！

俄国政府这种侵略中国的政策不仅对中国的老百姓是一点好处都不会有的，而且对俄国劳动人民也是一点好处都不会有的。成千上万的家庭因为男人被拉去打仗而破败，政府开支激增而使捐税加重，工人的生产强度增加，农民的生活条件恶化，西伯利亚的饥荒致使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这都是对华战争给俄国劳动人民带来的“好”处。俄国的一切出版物都是政府的喉舌，没有政府的批准什么消息都不能披露，因此俄国劳动人民到底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谁都不得而知。有内部消息称，政府首次军费拨款高达1.5亿卢布，而目前则是每三四天就要耗费100万卢布。俄国政府在战争中是如此大手大脚，但在给农民的救济金上却要斤斤计较到每一个戈比。据财政大臣维特说，1900年1月1日以前，国库尚有闲置资金2.5亿元，但现在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于是只好发行国债，增加捐税，缩减政府开支，并停止修建满洲铁路。由此看来，俄国政府已经面临破产了，可它仍然没有停止穷兵黩武，这不但需要再往里投入大量的资金，而且有可能将其卷入更大规模的战争。侵略中国的欧洲各国现在已经因为分赃不均而吵起来了，谁也不能预料这场战争会以怎样的结局来收场。

俄国政府的对华战争不仅严重侵犯了俄国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毒害了俄国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凡是靠刺刀维持着自己统治的政府都是一样，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必须把人民对自身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别的事物上去。先前它曾经煽动过俄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现在它又开始煽动起俄国人对中国人的仇恨来了。所有的报刊杂志上都在宣传中国人是如何野蛮，欧洲人是如何文明，俄国军人是如何兴高采烈地走向战场去奋勇杀敌等等。但事实是中国人从来没有侵略过俄国，而中国老百姓更是不仅和俄国劳动人民一样遭受着本国政府的欺压和本国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而且还遭到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剥削，甚至屠戮。因此，俄国的对华战争只是对俄国的资产阶级有利，对那些工厂主、生意人、承包商、身居要职军人和政客有利。就是为了这一小撮人的利益，俄国政府便将俄国劳动人民的利益和中国老百姓的生命一起牺牲掉了。俄国政府用这样的行为又一次证明了自己不过是俄国资产阶级的傀儡，是一个早晚要被俄国劳动人民推翻的政府。

现在，俄国的工人阶级应该从统治阶级所希望的那种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了，而且也有责任通过自身的努力将俄国人民被转移开去的注意力再转移回来，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敌人不是中国人而是自己的政府。

俄国政府的对华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它不仅让自己的人民沦为了奴隶，还让这些自身已经沦为奴隶的人们去镇压那些不愿意沦为奴隶的中国老百姓。它不仅帮助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还要为了一小撮豪绅显贵们的利益出兵去侵略中国，去对中国老百姓进行野蛮的屠戮。要想结束这场战争加在俄国人民和中国老百姓身上的灾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结束这个混蛋的沙皇政府的统治。

 【列  宁】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1818年新历5月5日生于德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他的父亲是个律师，犹太人，1824年加入新教。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毕业后，先入伯恩大学后又转入柏林大学学习法学，但研究最多的却是历史和哲学。1841年大学毕业时所撰写的学位论文所谈论的事伊壁鸠鲁的哲学。当时的马克思还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甚至加入了“黑格尔左派”的一个小组，和布鲁诺·鲍威尔等人一起，想从黑格尔哲学中得出带有革命性的结论。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迁居波恩。他先是准备做教授，但当时的政府压制进步思想的传播（1832年免除了费尔巴哈的教授身份，1936年甚至不再允许费尔巴哈进入大学授课，1842年又剥夺了布鲁诺的讲学权），这就使得马克思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志愿。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虽然黑格尔左派的势力不小，但费尔巴哈学派的势力更大。特别是费尔巴哈从1836年起开始批判神学，即他的思想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到了1841年他出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时，唯物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就已经完全占了上风；而到了1843年他的《未来哲学原理》一书出版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唯物主义者了。后来，恩格斯在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你必须亲身体验，否则便不能理解费尔巴哈这一时期的著作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如同被解放了一样的感觉。一下子，包括马克思和布鲁诺在内，我们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1842年1月，同黑格尔左派接近的莱茵资产者在科伦创立了《莱茵报》，马克思和布鲁诺被聘为主要撰稿人。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了该报主编，并从波恩迁居科伦。从此，该报在马克思的主持下，民主革命的倾向愈加明显，因此引起了政府的主意，先是对其进行重重审查，最终在1843年的1月将其查封。办报期间马克思接触到了许多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使他感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学识不足，于是在这之后他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这门社会科学的研究上来了。

1843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与童年时代女友燕妮·威斯特华伦结婚。燕妮出身于普鲁士一个贵族家庭，她的哥哥曾为普鲁士内务大臣。1843年秋，马克思来到巴黎，为的是和阿尔诺德·卢格一起创办杂志《德国年鉴》。卢格当时是个黑格尔左派，1825-1830年被监禁，1848年以后亡命国外，1866年以后成为卑斯麦主义者。这本《德国年鉴》只出版了一期便停刊了，原因一是在德国秘密发行很困难，一是马克思与卢格的思想观点并不一致。马克思这时已经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在人们面前了。他主张对现存社会的一切都要进行无情的批判，甚至还要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即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1844年9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巴黎遇到了马克思，从此便成了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两个人立刻一起参与了巴黎革命团体的许多活动，并在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斗争的同时创立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学说——也就是后来被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1845年，由于普鲁士政府的要求，马克思被当做一个危险分子逐出了巴黎。他只好迁居布鲁塞尔。1847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加入了秘密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于同年11月受该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为该同盟起草了一部纲领性的文件——《共产党宣言》。这部发表于1848年2月的伟大著作以极为透彻鲜明的的笔调阐述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是包括社会全部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最全面、最深刻的关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是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理论概述，向一切现存的不合理的旧的社会制度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爆发，马克思又被逐出了比利时。他先是回到了巴黎，三月革命后他又回到了科伦。1848年6月至1849年5月，马克思任《新莱茵报》主编。1848-1849年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都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得胜的反革命势力先将马克思提交给法庭进行审判，在被法庭宣判无罪之后又将他逐出了德国。马克思又一次来到巴黎，但在六月起义失败后又被反动当局逐出巴黎。马克思只好侨居伦敦，直到逝世。

侨居的生活极为艰难，这一点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后来的通信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贫穷几乎要置马克思和他的家人于死地，他的几个孩子都在童年时就死掉了。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接济，马克思不仅不能开始其《资本论》的写作，而且连活下来也会成问题。此外在当时的英国以至整个欧洲正盛行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不得不与这些学说进行斗争，有时还要反驳一些人对他进行的野蛮的人身攻击。马克思避开侨民小组的干扰，在写出许多著作来阐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同时更进一步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不仅是这们学科成了真正的科学，而且还使其真正地革命化了。

这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民主运动的复兴时期，马克思又投入到革命的实践活动中去了。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成立，马克思正是这个协会的灵魂，这个协会的宣言和许多决议都是由马克思来起草的。马克思通过竭力把那些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包括马志尼、蒲鲁东、巴枯宁、英国的自由派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的右倾分子等等——都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轨道上来，从而为各国无产阶级制定出了一个更加完整而又具体的斗争策略。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以及巴枯宁分子的捣乱，使得这个后来被称为第一国际的工人国际协会已经无法再在欧洲继续存在。于是在海牙国际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便把这个协会的总部移至纽约。就此，第一国际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兴起。

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大大损害了马克思的身体。尽管如此，他还是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学习了包括俄语在内的好几种语言，更不要说他还在继续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了。但不幸的是，他的身体只让他写作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第一卷，其余的两部只好由恩格斯根据他留下的草稿去整理完成了。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坐在一把安乐椅上与世长辞了；或者说，他是死在了自己的工作。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和他逝世于1881年12月2日的夫人葬在了一起。

【列  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

一颗多么伟大的心灵停止跳动了

——尼·阿·涅克拉索夫《纪念杜勃罗留波夫》

1895年新历8月5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在卡尔·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之后，他的朋友恩格斯便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卓越的学者和无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导师。自从恩格斯与马克思这两位伟人相遇之后，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创建出一种科学的革命理论就成了他们共同的事业。因此，要了解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就必须清楚地认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因为他们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无产阶级及这个阶级对这个社会所提出的要求是现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这种经济制度除了成就了一个资产阶级之外还一定会成就一个无产阶级出来，而无产阶级更是肩负着它的历史使命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还指出，能把劳动人民从私有制的苦难深渊中拯救出来的既不会是上帝，也不会是个别人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与现代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一切剥削阶级所进行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最先说明了共产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着的一个阶级统治战胜另一个阶级统治的历史；这种情形在作为阶级存在之基础的私有制和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之混论状态被消灭之前自然还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要消灭这个使阶级得以存在的基础；一切的阶级斗争都是经济斗争，而一切的经济斗争又都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系列观点，现在已经被正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无产阶级领会；但是在四十年前，当他们参加当时的各种社会运动时，这些观点还都是一种全新的东西。首先是有许多有才能或者无才能的人、正直或者不正直的人还都在醉心于反对皇帝、神甫和警察的斗争，他们看不见无产阶级的存在，更想不到无产阶级能成为一种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其次是有许多的幻想家，有的甚至是一些很有才华的人物，他们竟然认为只要让统治者或统治阶级相信现存的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就可以不经过斗争而实现共产主义了；最后，还有一些所谓的的社会主义者竟认为无产阶级只是生长在现代社会肌体上的脓疮，他们看到这个阶级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壮大感到非常恐惧，因此总是试图阻止历史车轮的继续向前发展。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是把社会进步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无产阶级的身上。他们把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看成是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使无产阶级认识到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并把共产主义从幻想变成了科学。

因此，恩格斯的名字和马克思的名字一样，是每一个无产者都应该知道，并且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的。

恩格斯1820年生于德国莱茵省的巴门城，父亲是个工厂主。1838年，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不得不到不来梅的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但是经商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喜爱和研究。当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就憎恶独裁的统治和官吏的蛮横，对于哲学的研究更使他产生了要改造这个社会的信念。当时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学说。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并担任柏林大学教授来为普鲁士王国服务，但他的学说中关于世界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过程的说法自然会让人得出一个革命性的结论，即所有反对现状的言论和反抗现存的不合理制度的行为都是正当的；既然一切都是发展和变化的，那这一种制度被另一种制度来代替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既然如此，普鲁士王国或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极少数人受苦受难绝大多数人作威作福的现象和一些阶级总是将另一些阶级踩在脚底下的现状为什么就不能改变一下呢？于是，恩格斯也自然就成了黑格尔主义者，这与马克思当初的经历也是颇为近似的。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保留了黑格尔关于发展变化的思想也就是他的辩证法而抛弃了他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因为他们都发现不能用精神去解释物质而只能用物质去解释精神这一唯物主义的真理而成为了唯物主义者。他们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到不仅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以物质的存在为基础的，而且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来推动的；因为人们在生产其生活资料时构成的生产关系也同样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变化着的，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即人类的意向、认识、思想、观念等等，又都是可以被这种关系来解释的。他们还看到，过去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即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了自己的财产，可现在的社会生产力却将绝大多数人手中的财产夺走并将其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但它在创造出一个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无产阶级，而这个无产阶级又绝不会永远任凭资产阶级将其踩在脚下；当这个无产阶级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使命的时候，它就会成为这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旧社会的掘墓人。

1842年，恩格斯来到英国，在他父亲与别人合办的一家商号里工作。他常常常到工人居住的街区去溜达，亲眼目睹了工人们生活的惨状。他还阅读了许多论述英国工人生活状况的书籍，因此便有了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再这以前也有许多书籍描述过工人生活的贫困，并指出过改变这种状况的必要性，但是是恩格斯第一个指出了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因为它所处的地位不断地推动它为了争取自身的解放而去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他们是可以自己来帮助自己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除了共产主义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共产主义也只有在成为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时，才会具有更大的号召力，最终将所有的人都鼓动起来，一起将这个旧的社会制度推翻，代之以一个没有私有制也因此没有了剥削和压迫的崭新的社会制度。这就是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基本思想。现在，这一基本思想已经被正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着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了，但在当时却是不曾有过的全新的东西。这一思想是在对英国工人穷苦状况最具体、最切实的描述中表述出来的，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控诉。从此，到处都有人在谈论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所描述过的情形，认为它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最好的写真。的确，不论是在1845年的以前还是以后，再没有一本书能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写的这么鲜明和逼真了。

恩格斯是到了英国之后才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他在曼彻斯特与英国的工人运动的领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在英国的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文章，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与马克思有了书信来往。1844年他在回国途经巴黎时与马克思见了面，当时的马克思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者了。在这里，恩格斯与马克思合写了一部书——《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这部书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一年出版，其中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神圣家族”是马克思给哲学家鲍威尔兄弟及其信徒起的一个绰号，因为这些家伙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的现实并拒绝一切行动，以此来表现自己的不同凡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书中对这种所谓批判的批判进行了批判，指出无产阶级所要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因此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打坐静观而是实际的行动，否则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所存在的意义也就失去了，他们也就只好永远被踩在资产阶级的脚下了。还在《神圣家族》一书出版以前，，恩格斯就在马克思与卢格两人合编的《德法杂志》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考察了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基本状况，发现了许多这个制度本身无法治愈的弊病，因为这些弊病的出现正是这个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个制度的本质就是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的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促使马克思更深入地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从而引发了一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也因此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845年到1847年，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两地度过的。他一方面从事科学研究，一方面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德籍工人中间做一些实际工作。这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与德国的秘密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了联系，这个同盟委托他们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出来，这样就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部书于1848年出版，虽然篇幅不长，但其价值却相当于一部巨著，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1848年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首先爆发在法国，然后才蔓延到西欧其他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因此回到德国。他们在科伦主编《新莱茵报》，使自己成了莱茵省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灵魂。他们尽一切可能保护人民的利益使之不受反动势力的侵害，但最终报纸被查封，马克思因为多年侨居国外而失去了普鲁士国籍而被驱逐出境，恩格斯则参加了当地人民的武装起义，在起义失败之后经瑞士逃亡英国，去到曼彻斯特他先前工作过的那家商号做办事员，不久便成了那家商号的股东。马克思也来到了英国，住在伦敦。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通信，就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1870年，恩格斯也移居伦敦，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两个人都在努力工作并过着一种共同的精神生活。在这期间，马克思的主要工作是撰写他的那部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恩格斯则是根据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分析过去和当时的各种社会现象来阐明最一般的一些科学原理，从而完成了一些通俗的、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且带有论战性的著作。恩格斯的这些著作有《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篇幅虽小但价值极大的文章，如评论俄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文章《社会民主党人》和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论俄国》，还有几篇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也写得相当精彩。

马克思生前完成并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只留下了草稿。于是，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就落在了恩格斯的身上。这是一件很费力的事，但恩格斯还是把它完成了，1885年出版了第二卷，1896年又出版了第三卷，还有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因为他的逝世而成了永久的遗憾。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对，恩格斯整理完成并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为他的朋友马克思建立了庄严而又宏伟的纪念碑，而且在无意中他也将自己的名字铭刻在了上面。的确，《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应该被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著作，是两位学者和战士共同创造出的奇迹。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亲密关系超越了人世间所有关于友情的传说。恩格斯对生前的马克思充满了爱戴，对死后的马克思更是充满了敬仰，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无论是在马克思生前还是在马克思死后，我拉的永远都是第二小提琴。”只有如此伟大的人，才会有如此宽广的胸怀。

马克思和恩格斯侨居英国期间并不是仅仅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1864年，马克思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并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来主持这个协会的工作，后来恩格斯也参与了进来。这个协会努力将各国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对当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即便是在这个协会解散之后，他们也还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着，而且，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精神领袖的地位也从来没有改变过。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便成了欧洲工人运动唯一的导师，无论是德国还是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都会经常到恩格斯那里去请教，就如同到他那里去取经一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都非常关心俄国的事情，并且始终同俄国的革命者保持着联系。他们两个人都是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所以都对专制制度充满了仇恨；因此，俄国革命者反抗沙皇政府的斗争，总是得到他们的关注和同情。“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教导我们的话，而无产阶级要想得到经济上的解放，就必须把政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于西欧工人运动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向来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和后盾。1870年的战争造成了德法之间长期的纷争，使得俄国的统治者更加忘乎所以了。因此，只有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而使俄国成为一个自由——既不需要压迫波兰人、芬兰人、阿尔明尼亚人以及其他弱小民族，也不要经常去挑拨德法两国之间的关系来达到利己目的——的俄国，才能使现代欧洲摆脱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也才能削弱欧洲反动派的势力，而使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在渴望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恩格斯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最好的朋友。

弗里德里斯·恩格斯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