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会工作的系统性挑战与范式重构

摘要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平台经济重塑了劳动形态，催生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其“去劳动关系化”特征对植根于工业时代的传统工会工作范式构成系统性挑战。本文认为，工会困境的根源在于其与算法重构的劳动过程、弥散的雇佣关系及原子化的劳动者之间发生了“范式脱嵌”。研究融合劳动过程理论与资源动员理论，剖析算法控制如何消解工会的组织基础与行动能力，并结合典型案例，揭示工会在权益协商、争议调解中面临“知识”与“权力”的双重匮乏。超越适应性调整，本文提出工会需进行“范式性创新”：在法律层面推动主体身份分类保障；在组织层面构建“根系网络式”的弹性覆盖体系；在能力层面锻造算法治理协商与全周期维权专业内核；在生态层面转型为数字劳动治理共同体枢纽。最终，工会应从“防御性维护”转向“建构性治理”，成为塑造数字时代公平正义规则的关键力量，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微观基础。 

关键词：​ 新就业形态；工会转型；算法治理；劳动过程理论；资源动员；数字劳动治理   

引言 

数字经济的浪潮不仅催生了新业态，更在深层次上解构着传统的劳动关系与生产组织方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平台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穿梭于虚拟平台与实体街道之间，在享受就业灵活性的同时，也普遍面临着劳动权益保障的“悬空”状态——劳动关系模糊、算法支配隐蔽、社会保护缺失。这一结构性矛盾，将中国工会推向了历史性转型的十字路口。

 作为劳动者权益的代表与维护者，中国工会的传统权威与效能，深深嵌入在工厂制度、稳定雇佣与集体大生产的工业逻辑之中。然而，当算法成为隐形的“监工”，当工作被分解为离散的任务，当劳资界限被技术协议巧妙模糊时，工会既有的组织模式、维权手段与话语体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效力危机。这远非简单的“工作方法滞后”，而是一场触及工会存在方式与核心职能的深刻“范式危机”。若不能深刻理解这场危机的本质并做出前瞻性回应，工会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进而影响劳动关系的总体和谐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

 既有研究多从法律保障（王全兴、刘琦，2023）、社会政策（张成刚，2022）或工会具体工作方法（乔健，2022；闻效仪，2021）等单一维度展开探讨，虽具价值，但缺乏一个能将技术变革、劳动过程重组与组织行为逻辑相融合的系统性分析框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我们将工会的当代困境置于数字资本主义重构劳动过程的宏观背景下，借助劳动过程理论与资源动员理论的透镜，揭示其“脱嵌”的内在机理。通过理论审视与实证案例相结合，本研究旨在回答：在算法主导的新劳动秩序中，工会的传统根基如何被侵蚀？面对高度流动、个体化且受制于数字平台的劳动者，工会应如何重构其组织形态、权能基础与行动策略，以实现有效的权益维护与价值引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不仅关乎数亿劳动者的福祉，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在数字时代的深刻审视与前瞻性拓展。

 一、理论审视：范式脱嵌——当工业工会遭遇数字劳动过程 

要理解工会当前的深层困境，必须超越现象，进入数字技术重塑劳动过程的微观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在平台经济中演化为一种更为精巧、渗透性更强的“算法控制”模式（Rosenblat & Stark, 2016）。哈利·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关于“劳动去技能化”的经典论述，在此演进为“劳动数据化”与“管理程序化”。平台通过算法，不仅分配订单、规划路径，更通过评分系统、等级制度与游戏化激励，实现对劳动者工作节奏、行为规范乃至主体意识的隐秘塑造（Gandini, 2019）。 

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提出的“制造同意”理论，在平台情境下得到了新的阐释。劳动者看似“自由”地选择是否接单、何时工作，但实际上，为了在动态定价和激烈竞争中获取可接受的收入，他们“自愿”地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并内化平台设定的绩效目标。这种“同意”是在算法设定的结构性约束下“主动”产生的，其剥削性与控制性更加隐蔽。在此过程中，工会传统上赖以行动的三大基石发生了根本性动摇：

 1.组织空间的虚化与流动化：固定的“工厂”或“单位”作为物理性集体认同空间和组织动员场域已然消失。劳动者的工作场景是城市的街道、住宅区的楼道，或是虚拟的直播间，高度流动且原子化。工会难以找到一个稳定、集中的实体空间进行嵌入和组织，这正是闻效仪（2021）所指出的“组织化困境”在空间维度的极致体现。  

2.抗争对象的弥散与技术化：直接的、人格化的“资方”管理被匿名的、由代码执行的算法规则所替代。劳资矛盾的对象，弥散于平台公司（制定规则）、算法工程师（编写代码）、劳务合作企业（执行管理）乃至用户评价体系构成的复杂技术-资本网络。责任主体的模糊使得集体谈判的对手方难以明确。 

 3.集体认同的消解与个体化：算法通过个性化派单和差异化的计价策略，将劳动者的劳动体验和收入高度个体化，并使其在“抢单”模式和排名体系中处于相互竞争状态。传统的、基于共同工作环境和相似命运的阶级团结意识难以孕育，取而代之的是“自我为企业”的个体经营者心态和孤立的生存竞争逻辑。   

从资源动员理论的视角审视，工会面临的能力缺口是结构性的（McCarthy & Zald, 1977）。在组织资源上，依托单位制建立的纵向金字塔式科层体系，在捕捉高度流动分散的劳动者时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在文化资源上，传统的“主人翁”叙事和集体主义动员话语，与新生代数字零工追求灵活、自主、即时反馈的价值观存在隔阂，共鸣感减弱。在话语资源上，面对“算法优化”、“用户体验”、“平台自治”等由资本和技术精英主导的新话语体系，工会在“算法公平”、“数据尊严”、“数字休息权”等新议题上尚未构建起足够权威和专业的话语权。这种“范式脱嵌”，使工会在新就业形态领域，时常陷入“有名义代表权，无实质行动力”的尴尬境地。 

二、断裂的权益链条：实证层面挑战的具体化 

理论的“脱嵌”在现实土壤中，生长为一个具体而棘手的“难题束”，尤其在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典型群体中暴露无遗。根据北京大学课题组2023年对全国超过1.2万名外卖骑手的调研，其困境并非孤立的权益点缺失，而是一条环环相扣的断裂链条。 

首先，是劳动关系的“法律悬置”。数据显示，超过95%的骑手与平台或代理商之间未建立标准劳动关系，被归为“合作关系”或“灵活就业”。这一定性上的模糊，如同抽掉了权益保障的第一块基石，使其后的社会保险、劳动基准保护、集体谈判权等均无从附着。 

其次，是算法管理的“隐形暴政”。计价规则、派单逻辑、配送时限、超时罚款乃至申诉机制，悉数由不透明的算法黑箱决定。例如，某头部外卖平台在一次旨在“优化效率”的全局算法调整后，多个城市的骑手日均收入在未经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下降了10%-15%（基于多家媒体2023年的追踪报道）。劳动者集体感受到不公，却因无法触及算法决策的核心参数与逻辑，而丧失了传统意义上“就劳动定额和工资标准进行集体协商”的可能性。工会的介入往往止步于“沟通会”或“恳谈会”，难以对算法的公平性与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与博弈。 

再次，是职业安全的“系统性裸奔”。交通事故是骑手面临的高频风险，但在劳动关系缺失的前提下，工伤保险的大门几乎紧闭。我们调研中接触的一位因交通事故重伤的骑手，最终主要依赖工会发动社会募捐和平台提供的有限商业保险赔付，而非制度性的工伤补偿。风险完全个人化，保障却严重缺位。

 最后，是劳动时间的“无限殖民”。为完成平台的阶梯式奖励任务或在高峰期获得更多订单，许多骑手“自愿”选择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算法通过精巧的激励设计，驱使劳动者不断压缩休息时间，实现了对生命时间的极致汲取，而“离线休息权”在实践中难以落实。 

在这些具体困境中，工会的介入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以某市网约车司机因“平台抽成比例不透明”发起集体诉求为例，地方总工会的积极介入最终仅促成了一场“情况说明会”。由于缺乏法定的协商主体资格，更缺乏理解平台算法经济模型和数据分析的专业能力，工会代表无法就抽成比例的计算依据、动态调整机制及数据验证等核心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这清晰暴露出，在面对由数据和算法构筑的新型权力时，工会既缺乏与之对抗的“新权力”（法律授权与谈判筹码），也缺乏与之对话的“新知识”（技术理解与数据分析能力）。

 三、范式重构：从适应性调整到系统性创新 

面对系统性、根源性的挑战，零星的、技术性的修补已不足以应对。中国工会需要一场自觉的、深刻的“范式重构”，其核心是从“传统工业社会劳动者利益的维护者”，转向“数字时代劳动权益的塑造者与治理参与者”。这需要从根基、能力到生态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一）根基重塑：法律身份与组织形态的协同进化 

首要任务是在法律层面为新业态劳动者夯实权益的“法理地基”。工会应积极发挥政治参与和源头维护作用，推动立法机关和研究机构，探索在传统的“劳动关系—民事关系”二分法之外，创设“第三类劳动者”或“类劳动者”身份，抑或通过特别法，明确将符合从属性实质判断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部分核心劳动权利（如集体谈判权、最低工资保护、职业安全卫生权、反歧视权）的保障范围。这是所有后续制度建构的逻辑起点。 

与之协同，工会的组织形态必须实现从单一、刚性的“树干式”结构，向多元、弹性的“根系网络式”结构转型。一方面，继续依法推动在平台企业总部及其直接管理的实体单元建立工会，抓住“关键节点”。另一方面，必须将更大的人力与资源投向打造以街道（乡镇）、园区、楼宇为地理单元，以物流、配送、出行等行业为线条的区域性、行业性联合工会。这类联合工会不应是空壳或联谊组织，而应被赋予明确的法定职能，成为兜底覆盖、提供基础服务、进行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的实体化战斗堡垒。此外，可积极探索“项目制工会”等超灵活形态，为特定短期项目（如大型会展服务团队）中的劳动者提供即时组织支持。 

（二）能力跃升：锻造算法时代的专业协商与维权内核 

工会的核心能力必须进行数字化、专业化的升级。这意味着要系统性地培养和引进一批既深谙劳动法律法规与社会政策，又具备数字素养、能理解算法逻辑与数据经济的复合型谈判专家和专业工作者。在此基础上，工会应积极推动在大型平台企业或重点行业建立 “算法治理协商委员会”​ 机制。该委员会应有权利也有能力，要求平台企业对涉及劳动者核心利益的算法规则（如定价、派单、评价、奖惩）进行解释，并就其设计的公平性、合理性、非歧视性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进行定期的共同评估与协商。其目标是将算法从纯粹的、黑箱化的效率工具，转变为需接受劳动关系民主原则审视与约束的治理对象。 

维权服务体系需向“全周期、精准化、闭环式”演进。从事前的算法合规倡导、劳动法规普及，到事中的个案法律咨询、集体争议调解、专业法律援助，再到事后的社会救助、心理康复，形成无缝衔接的支持链条。特别是要发展针对平台用工特点的劳动法律监督新工具，例如，对用户协议、平台规则进行合规性筛查，对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算法变更启动民主协商程序。 

（三）生态共建：从单一维护主体到治理共同体枢纽 

在数字时代复杂的治理图景中，工会无法也无需孤军奋战。它应战略性地定位为整合社会资源、构建数字劳动治理共同体的“核心枢纽”。 

•• 深化与政府协同：主动参与人社、交通、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涉及平台用工政策的制定，提供基于一线调查的专业政策建议，在数据监管、社保创新（如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行业标准设立等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 激活学术机构智力资源：与高校、研究机构建立长期合作，针对算法审计方法论、新业态职业伤害认定标准、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模式等前沿难点问题，开展联合研究，为工会行动提供坚实的学理与数据支撑。 

•• 链接专业社会力量：通过购买服务、公益创投、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引导专业社工机构、心理咨询组织、法律援助中心等，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其家庭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社会服务，延伸工会的工作手臂。   

展望未来，更具前瞻性的探索可以包括：试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劳动者数字权益平台”，将劳动者的技能认证、工作履历、信用积累、互助保障权益等以可信方式记录和存证，帮助其构建可携带、可验证的“数字权益资产”，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和抗风险韧性。

 结论

数字技术对劳动世界的重塑仍在疾速演进，工会的革新也必然是一个持续不断、动态调适的历史过程。本文的分析表明，新就业形态带来的挑战，迫使中国工会必须超越在既定工业关系框架内的“适应性调整”，转向一场深刻的“范式性重构”。这条重构之路，以推动法律对新型劳动关系的承认与保护为根本前提，以构建网络化、弹性化的组织覆盖为结构基础，以锻造算法协商与全周期维权专业能力为核心引擎，以建设开放协同的数字劳动治理共同体为支撑生态。 

其最终目标，是推动工会从传统的、反应式的“防御性权益维护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式的“建构性治理者”。这意味着工会不仅要维护劳动者在既定规则下的合法权益，更要主动参与到数字时代劳动规则、技术标准乃至社会契约的塑造过程中去。它要求工会成为算法伦理的监督者、劳动者数据权利的捍卫者、以及跨越虚拟与真实社会壁垒的共同体联结者。 

这条道路充满挑战，却意义深远。它关乎工会能否在技术革命浪潮中保持其组织的先进性与群众性，关乎数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否拥有尊严、安全与希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工会的此番转型探索，是在为全球范围内“如何治理数字资本、保护数字劳动者”这一共同时代命题，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智慧与制度方案。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尚未定型的今天，这种将技术发展、劳动者权益与社会公平统筹考虑的“建构性治理”尝试，不仅是对本国劳动者的责任，也可能为其他面临相似困境的国家与地区提供有益参照。答案，蕴藏在今日立足国情、拥抱变革、勇于创新的每一步实践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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