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里的强取豪夺，暗流涌动、生生不息

 ◆农村里那些强取豪夺的人，如同一出戏中的跳梁小丑罢了，戏终便无人记得◆

乍提“强取豪夺”，听着古旧，带着《水浒》里“生疼硬拽”的蛮横，实则在中国广袤的乡野土地上，从未真正绝迹。它并非总以明火执仗的面目出现，反而常常换了行头，在权力的灰色地带、在资源的隐秘角落，上演着一幕幕无声的掠取。

这掠取，首在“权”字上见功夫。昔时乡间，或有豪强之辈，凭着一官半职，或与官家的勾连，便能将公家的、别人的，视作私产。修桥铺路的款项，可以“雁过拔毛”；集体的山林池塘，能够“近水楼台”；乃至邻里的宅基地、耕田的边界，也常在其“一言九鼎”下悄然易主。这种权力的傲慢，恰如古人所言，“破家县令，灭门知府”，在相对封闭的乡邑，其威权更显得具体而微，压在升斗小民的身上，便是难以承受之重。乡民们或因畏惧，或因申诉无门，往往只得忍气吞声，这便在无形中助长了那掠夺的气焰。

再者，这掠取也深嵌于“利”的盘算之中。农村社会，人情往来本是维系关系的纽带，所谓之“礼尚往来”。然而，这“人情”有时却异化为一张无形的网，一种沉重的“债”。婚丧嫁娶，生辰寿宴，名目繁多的“份子钱”层层加码，使得情谊成了明码标价的负担。更不消说，那借贷往来间的高利盘剥，如同附骨之疽，让多少困窘的农户陷入“撂下锅碗就揭不开锅”的绝境。这种经济上的隐性掠夺，虽无刀光剑影，却同样能榨干一个家庭的生机与希望。

尤为可叹的是，这“强取豪夺”之风，还每每能寻着一件“合礼合法”的外衣。古有乡约族规，今有政策条文，但执行起来，却可能走了样。昔人讥讽“礼教吃人”，便是此理。如今，或借“土地流转”之名，行低价圈地之实；或假“乡村建设”之由，摊派苛捐杂税。一切做得仿佛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那被侵夺者若有怨言，反倒成了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刁民。这真是“自有周公礼乐来”，多少掠夺，尽在冠冕堂皇中进行。

这乡野间的“强取豪夺”，如同一道无形的闸，闸住了社会流动的活水，闸断了底层民众上升的阶梯。它磨损了乡民的信任，侵蚀了乡村道德的根基，使那原本应是淳厚质朴的乡土，平添了几分狡诈与凉薄。鲁迅先生昔年痛心于国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不幸”的根源里，又何尝没有这层层盘剥的阴影？

要涤荡这积弊，非一日之功。既要倚赖法纪的明镜高悬，将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使“强取”者有所忌惮；亦需乡村治理的清风徐来，发扬民主，鼓励监督，让“豪夺”之举无所遁形。更重要的是，要开启民智，培植民力，让每一位乡民都能挺直腰杆，捍卫自身应有的权利。唯有如此，才能让乡村社会彻底告别那“强取豪夺”的旧影，重现其应有的安宁与生机。（文｜诗哥杜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