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旅程

 中篇小说：《青春的旅程》 

作者：洪小留：安徽无为人 

青春的旅程·

序  青春，是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是一首人生未完的诗。 它始于那个懵懂的清晨，我们带着未知与憧憬踏上征途，行囊里装着梦想、热血与倔强。   一路上，我们看过花开的绚烂，也走过风雨的阴霾； 曾在阳光下放声大笑，也曾在黑夜里独自落泪。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印痕；每一次出发，都是勇气的证明。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奔赴远方的旅行；而我更愿意相信，它是一段让我们成为更好自己的旅程。 当岁月的列车缓缓驶过，那些曾经的热烈与感动，会化作心底永不熄灭的光。  愿我们在青春的路上，不畏风雨，不惧将来，带着初心与热爱，奔向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一、西风初绽   

1972年的春天来得悄无声息，阳光很浅，风很温柔，里面还夹着雪花落在梅花上的凉意。我攥着那张区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站在公社路口，裤脚的补丁被风轻轻拍打着——这年春季招生，我成了我们公社十几个初中毕业生里，有幸跨过那道门槛的一个人。   入学考试那天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如昨。同去的同学里，向阳总是昂首阔步，治平的袖口常年沾着墨渍，富贵揣着的铅笔盒是他爹用洋铁皮敲成的，小泉和富才勾着肩，远远看去像两棵尚未挺拔的白杨树。上午的数学考完，我心里像揣了只扑腾的麻雀，那些算对的题目在眼前跳跃，得意劲儿从脚底板一路蹿到心口。旧球鞋后跟早磨平，鞋帮松垮垮的，走快了便与脚较劲，可我全不在意，满脑子只回荡着三个字——“考上了”。   学校坐落在牛埠西冈，层层叠叠，像一架搭在山坡上的长梯。教室在最上端，周围有野蔷薇与狗尾草。往下走就是食堂，墙角倚着一棵百年栋青树，枝桠伸展如伞，将半个食堂屋顶笼在浓荫里。食堂西边有一口老井，井绳磨得发亮，水桶晃悠悠下去，总能拎上来满桶清凉，几桶水足够全校师生喝上一整天。   最后一门考完，我撒腿奔向食堂。偏偏鞋不跟脚的毛病在这节骨眼上发作，刚冲过操场，右脚的鞋便飞了出去，像一只灰扑扑的鸟。等我光着脚回头去找时，相国、向阳他们早已挤到食堂门口，治平还回头冲我笑，露出两颗俏皮的小虎牙。   食堂里总有饭菜香。掌勺的三位师傅各有特色：朱师傅嗓门大，炒菜时锅勺叮当作响；胡师傅沉默寡言，手里的锅铲却舞得最灵动；罗师傅系着蓝布围裙，见了学生总是笑眯眯的。他们待我们都很好——我从家里带的咸肉烧菜，用粗瓷茶缸装好递过去，师傅们总会掀开蒸笼，帮我热得滚烫。那热气不仅暖了胃，每周这样，更省下不少饭钱，让我在十六岁的日子里，少了些捉襟见肘的窘迫。  那时的阳光总是斜斜穿过教室的玻璃窗，在课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极了我们尚未被岁月打磨的青春。

  上课的第一天，或许是因为入学时语文和数学成绩不错，班主任胡学海老师（中山大学毕业）在第一堂班会上点了我的名：“你当学习委员吧。”我愣了片刻，望着他镜片后温和的目光，才红着脸点头。   教语文的陈友冰老师，讲起现代汉语来总能引人入胜，经常能背诵一些现代名家诗句。如沈雁冰，贺敬之。鲁迅，艾青，戴望舒等人的诗。他讲课的时候，窗台上偶尔会落几只麻雀，叽叽喳喳。他不恼，拿起课本轻轻一甩：“去去，上课呢。”麻雀扑棱棱飞走，我们便在他的笑声里继续念课文。数学老师杨树民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板书一笔一划如刀刻，写好一道题后，口头禅总是“过对，过对”。他对函数分析得非常棒。政治老师郭澍森爱讲革命故事，讲到动情处，捏着粉笔的手不停挥动。化学老师武新元最特别，试管拿得稳，手风琴也拉得好，琴盒上的漆掉了好几块，旋律却格外动听。   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月亮像一块洗净的玉盘，挂在栋青树枝桠间。晚自习铃声刚过，空气里还残留着白日的燥热。我们几个没急着回宿舍，蹲在靠南边教室门口纳凉。武老师抱着手风琴走来，何光华老师跟在后面——她年纪稍长，齐耳短发，说话总是慢悠悠的。有三十年代淑女的时尚。   “想听什么？”武老师打开琴盒，指尖轻轻一按，一串清亮的音符便流淌出来。   “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吧！”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武老师笑了，手风琴的旋律缓缓铺开，何老师轻轻哼唱：“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和洪成梅挨着坐在何老师身边，向阳、治平、小泉围在旁边，谁也不说话，只仰着头看着月亮，任歌声随风飘荡。后来不知是谁先跟着哼起来，接着大家都加入了。青涩的嗓音混着老师的歌声与手风琴的伴奏，在寂静的校园里回旋，仿佛要渗入每一片树叶、每一寸月光。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蝉鸣、月光与歌声交织的夜晚，连同那只飞掉的旧球鞋，已悄然推开了一扇门——门后，是我再也回不去，却永远闪亮的青春时光。它像心灵深处最纯净的画卷，又像初夏枝头未熟的青果，带着淡淡酸涩与清甜。    

 二、读书与山野  

 1973年的春天像个性急的少年，踩着料峭的尾巴撞进了竹丝湖。湖面的冰早已消融，风掠过水面不再刺骨，而是带着水暖，一圈圈涟漪中，水草懒洋洋地舒展。少年心事  如初春的柳絮，轻轻一碰就满天飞舞，又总是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安静地落在记忆的湖面。 开学那天，我攥着十九元学费走进教室。这笔钱如今轻如鸿毛，在当年的乡下却重若千斤——是父母从集体工分里抠出来的，是鸡窝里一个个温热的蛋换来的零碎，是母亲灯下纳鞋底时，针脚里藏着的期盼。交完钱，领回新书的那一刻，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页，我才恍然——我们已是高二学生了。   班级像一汪汇入支流的活水。汪田高中转来二十个新同学：程国务、程金桃、王永旭、程亚凯……他们的笑声与我们原班二十多人的喧闹交织，四十人的教室顿时热气腾腾。班主任换成了郭澍森老师，胡学海老师虽不再当班主，却依旧夹着物理课本走进教室，只是眼角的笑纹里，多了几分若有若无的松弛。   我对语文和数学的喜爱，像春日食堂后面的藤蔓般疯长。陈友冰老师的语文课仍是最令人期待的——讲《石钟山记》时，他的声音能让我们看见山间流云；读《回延安》时，又能听见黄土高坡上的信天游。他批改作文时，常在眉批处画些小符号：一朵歪花、一个跳跃的小人。在他的影响下，我和向阳、洪成梅、治平、宛小泉的语文成绩悄然拔尖。   我的《井冈山之歌》得到他的高度评价：“你的诗，像匹小马驹踏过薄冰。”他把稿子放下，眼里闪着光，“去参加学校的诗歌朗诵会吧。”那天下午，朗诵会由学生会组织，王玉珍同学站在台侧递话筒，灯光落在她辫梢的红绳上，亮得像颗小太阳。后来，我的《学习雷锋二三事》被贴在办公室墙上，路过时总忍不住多看两眼——写作的火苗，就这样被风越吹越旺。   阳春三月的星期天，王永旭带我们去汪田。山里红刚抽芽，松针清香随风飘荡，杜鹃花海与野蔷薇将山野染得五彩缤纷。有时会遇见在昆山开矿的三公部队，他们的文工团演出时，老师会带我们去看。锣鼓声震天，山都跟着颤，我们趴在戏台边，眼睛瞪得溜圆。晚上，军车安全地把我们送回牛埠中学校园。   更多夜晚，我与班长田良金、洪成梅会凑到陈友冰老师的办公室。灯下，我们对着语文课本争论，从段落大意聊到作者心事，窗外虫鸣成了最温柔的背景音。那些课本上的字，就这样在心里扎了根。   有一次周六，听说乡下放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我与相国、富才走了五六里地去黄柏山。那时农村文化活动稀少，我们这些毛头小子怀着青春的萌动去看那位美丽的“卖花姑娘”。在那个多情的季节，满山的秋叶红，烧不透思念的愁。我们终于见到了银幕上的卖花姑娘。 平常周六下午放学铃一响，我便与相国、治平、富才、富贵、小泉往家赶。十五华里的路，我们走得像一阵风，一个小时就到了家。母亲总准点守候，锅里温着一碗饭。揭开锅盖，热气裹着米香扑面，三两口吃完，便扛锄头下地帮父亲干活。那时父母还康健，大姐已出嫁，二姐常接过我手中的活计。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青春就这样在书本与泥土间静静流淌。   偶尔抬头望见竹丝湖，水面映着白云，柔软如绸。原来，那些看似寻常的日子，早已被时光酿成蜜，藏在记忆最深处——一想起，便甜得人眯起眼睛。  一转身一回眸，又是另一个春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