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围屋的时光低语

一座围屋的时光低语

  作者  施泽会

在深圳这座以速度与未来命名的城市里，高楼如林，车流不息，时间仿佛被压缩成秒表上的数字，每一刻都在追逐下一刻。然而，在龙岗区南联社区的街巷深处，却有一座静默伫立了两百余年的建筑——鹤湖新居，它像一位沉思的老者，用斑驳的土墙、幽深的廊道和层层叠叠的厅堂，轻轻诉说着一段被现代节奏遗忘的历史。

这是一座倒梯形的客家围龙屋，占地近2.5公顷，建筑面积达21000平方米。它不是博物馆橱窗里的标本，而是一段活着的记忆，是客家人迁徙、扎根、繁衍的具象史诗。当城市的霓虹在夜幕中闪烁时，鹤湖新居的月池倒映着天光，仿佛仍能看见当年白鹭掠水而过的身影，听见族中孩童在天井间奔跑的笑声。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深圳只有改革开放史”这一偏见最温柔也最坚定的反驳。

“鹤湖”二字，听之便觉清雅出尘，仿佛有仙气缭绕。在深圳这样一个以山地为主的区域，山名多质朴甚至粗粝——梧桐山、松坪山、八卦岭、咸头岭，皆是如此，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可通用，并无独特意蕴。然而，一旦涉及水域，尤其是湖泊，名字便陡然生出诗意：仙湖、观澜湖、香蜜湖……即便如香蜜湖原名“香茅场水库”，经更名后亦顿添芬芳满怀之意。那么，“鹤湖”之名，又从何而来？

关于这个名字的起源，至少流传着三种说法。第一种认为，此地曾有一座名为“鹤湖山”的山丘，因山得名；第二种则说，附近确有一个湖泊，常有白鹭飞舞，姿态如鹤，故称“鹤湖”，屋因湖名；第三种最为浪漫：鹤湖新居建成之后，为防火聚财，在门前挖出月池，池中遍植荷花，引来白鹭栖息，族人遂将此池唤作“鹤湖”，久而久之，整个围屋也被冠以此名。

然而，细究之下，这三种说法皆存疑。若真有“鹤湖山”，为何两百年间地名湮灭，不见于今日地图？若先有湖而后有屋，为何至今未闻附近有名为“鹤湖”的自然水体？至于第三种，逻辑上更难成立——围屋既已建成，其名理应先定，岂能待白鹭飞来、荷花开后才追认？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应该在荷叶还没长成，白鹭还没飞来的时候，围屋的名字就已经有了。” 换言之，名称不会滞后于实体。

于是，第四种解释悄然浮现：“鹤湖”并非源于本地风物，而是来自远方的记忆移植。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素有将故乡地名带至新居的传统。梅州、兴宁等地至今仍有“鹤湖村”或同名水域。当罗氏先祖从赣南、闽西辗转迁至龙岗时，他们或许带着对故土的深切怀念，将“鹤湖”这一名字郑重地安放在新筑的家园之上。这是一种文化根脉的延续，一种精神归属的确认。无论眼前是否有真正的湖泊，只要心中有“鹤湖”，那便是家。

这个名字，因此超越了地理指称，成为一种象征——象征高洁、长寿与祥瑞。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仙禽，是隐士的伴侣，是超脱凡尘的意象。客家人虽为生计奔波，却始终保有对精神境界的向往。他们以“鹤”自喻，或许正是在提醒子孙：纵然身处异乡，劳碌谋生，亦不可失却内心的清高与远志。

鹤湖新居呈规整的倒梯形状，四周由高达六米的夯土墙环绕，墙基以石料砌成，墙体中据说掺入了糯米饭、红糖与石灰，使其异常坚固，历经风雨而不倾颓。这种建筑形式，远非单纯的居住需求所能解释，它背后隐藏着一套完整的生存策略与社会结构。

客家围龙屋的出现，与客家人特殊的历史境遇密不可分。作为中原南迁的移民群体，他们在抵达广东、福建、江西交界地带时，往往面临资源紧张、族群冲突的严峻局面。当地土著对外来者抱有本能的排斥，而客家人亦需防范盗匪侵扰。因此，建造一座兼具防御性与聚居性的大型合院式建筑，成为必然选择。

鹤湖新居的设计，处处体现着“内聚外防”的理念。外墙厚重封闭，仅设少数高窗与瞭望孔，宛如堡垒。进入大门后，空间层层递进：前有禾坪（晒谷场）、月池（蓄水兼防火），继而通过门楼进入第一进厅堂，再经天井通往中厅、上厅，两侧横屋对称分布，形成“三堂两横”乃至更复杂的格局。整个建筑宛如一个迷宫，外人初入易迷失方向，而族人则熟稔于心，各房各户井然有序。

这种布局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安排，更是社会秩序的投射。“聚族于斯”四字高悬于正门上方，道出了围屋的核心精神。据估算，鹤湖新居最多可容纳千余人共同生活。如此庞大的家族聚居，依赖的不仅是血缘纽带，更有一套严密的宗法制度与伦理规范。祖堂位于中轴线最深处，是祭祀祖先、商议族务的神圣空间，象征着家族的精神中心。每逢年节，全族齐聚于此，焚香叩拜，聆听族训，强化集体认同。

“亲仁犹在”则是另一块重要匾额，与“聚族于斯”构成一体两面。前者强调血缘的凝聚，后者倡导道德的维系。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被具体化为邻里互助、诚信经商、和睦相处的行为准则。尤其对于身处异乡的客家人而言，“亲仁善邻”不仅是美德，更是生存智慧。唯有团结协作，方能在陌生环境中站稳脚跟，实现可持续发展。

此外，鹤湖新居还拥有一块特殊的牌匾——“大夫第”。这是清廷赐予罗氏三代孙罗兆熊的荣誉，标志着家族成员通过科举或捐纳获得官职，跻身士绅阶层。这块匾额的存在，揭示了客家人另一个重要特质：重教崇文。尽管生活艰辛，但他们始终重视子弟教育，期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提升家族地位。在围屋之内，常设有私塾或书室，供孩童启蒙识字。这种对文化的执着，使得客家群体虽居边缘，却能不断涌现出杰出人才。

鹤湖新居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由罗瑞凤始创，历经三代人、四十余年方告落成。彼时的龙岗，尚属偏远乡野，山林密布，人烟稀少。罗氏家族在此开垦土地，兴修水利，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家园。他们或许未曾想到，这座耗费心血的宅邸，将在两个多世纪后，成为深圳城市版图中最古老的地标之一。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鸦片战争爆发、五口通商，中国东南沿海逐渐卷入全球化浪潮。部分客家人开始“下南洋”谋生，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地。他们将积蓄寄回家乡，用于扩建房屋或资助族中子弟求学。鹤湖新居的部分后期修缮，很可能便得益于这些海外侨汇。这也解释了为何一些装饰细节带有南洋风格的影响——那是跨海而来的思念与回馈。

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风云激荡。抗日战争期间，华南沦陷，许多城市居民逃往乡间避难，鹤湖新居因其坚固结构，可能也曾收容过流离失所的民众，据介绍，鹤湖新居被日本侵略者焚烧过，当时客家儿女躲藏在一个坚固的屋里，没有伤及身体，但是其他地方都有损伤。他们团结奋斗，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生死搏斗，保护了鹤湖新居。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与集体化运动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原有的大家族制度逐渐瓦解，围屋内的住户成分日趋复杂，不再局限于罗姓族人。计划经济时代，公共空间常被用作生产队仓库或办公场所，一些厅堂甚至改造成车间，机器轰鸣取代了诵读声。

直到1996年，一个转折点到来：龙岗区政府决定将鹤湖新居辟为“龙岗客家民俗博物馆”，并投入三千余万元进行系统修缮。这一举措，使这座濒临衰败的古建筑重获新生。原本散居其中的居民陆续迁出，文物部门开始清理、修复、布展，力求还原其历史风貌。

一座非物质文化遗产鹤湖新居展现在大家面前。参观人数络绎不绝。我从龙岗南联社区盈丰工业园出发，骑着电动自行车，开始是阳光灿烂，一下天空乌云密布，倾盆大雨而来。还好，我急忙来到了鹤湖新居，主持人已经在宣布活动开始了。今天真的是风调雨顺，老天爷知道我们在这里举办活动，用天井滴落下的雨点滋润我们饥渴的民间艺术，滋润我们歌唱家的歌喉。大家掌声雷动，久经不息。

参加人员非常多，老人小孩，政府官员，文化界，艺术界，民间文化传承人，麒麟传承人，笛子吹奏者，萧独奏者，剪纸艺术，客家糕点展示，指画讲解，麒麟舞展示，龙岗非遗书籍发布，赠送书籍，非遗专家，学者，指画专家，摄影家，作家诗人，参观者静静聆听讲解。整个场面热闹非凡。

承载着两百多年的鹤湖新居，现在成为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一座围屋的时光低语，在传承一代又一代客家文化，也让深圳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增添了无限民间文化的内涵与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