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影下的摇橹人

  中篇小说:塔影下的摇橹人

作者:洪小留/安徽

（二）《荒地生花》

2010年的春天，宜秀区桥东那片荒地还长着半人高的野草。风一吹，草浪里能看见生锈的铁皮、碎掉的玻璃，还有不知谁丢弃的旧轮胎——在这之前，没人觉得这里能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直到老周来了。

老周是从省城那所百年名校退下来的校长，头发花白，背却挺得笔直，像他年轻时在操场上升起的旗杆。他揣着四百万现金，在市政府门口签下协议那天，有人蹲在墙根下撇嘴：“这老头怕不是糊涂了，扔钱给野草？”

他没理会。推土机轰隆隆开进荒地时，他就站在土坡上看，手里捏着张泛黄的规划图，指腹把“教学楼”三个字磨得发亮。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办一所初中，让周边村子的孩子不用再走两小时山路去镇上上学。可地基打起来的第三个月，有家长找到工地，红着脸问：“周校长，要是……要是初中办得好，以后能加上高中不？娃们能在这儿念完书，就不用去城里遭罪了。”

老周盯着家长脚下沾着的泥，又看了看远处连绵的山，忽然笑了。那天下午，他把规划图改了，在教学楼旁边加了两栋五层小楼，窗户开得比原来大，说是要让高中生多晒晒太阳。

招老师那天，宜秀区小学的传达室挤得像赶集。老周没摆校长的架子，搬了张木桌坐在门口，来一个人就递杯热茶。

“兵哥”姓张，是第一个定下的数学老师。三十出头，穿件洗得发白的运动服，袖口还沾着粉笔灰。他说自己从县城中学辞了职，“那边规矩太多，想带娃们多做点难题，总被说瞎折腾”。老周问他最难的函数题怎么讲，他没直接答，反倒从兜里摸出个皱巴巴的作业本，上面画着用坐标系拼的小人儿：“给初中生讲，得让他们觉得数学会跳舞。”

海峰来的时候拎着个拉杆箱，里面不是扳手螺丝刀，全是自制的几何模型。他说自己以前在工厂当技术员，闲时就给邻居家孩子补数学，“解方程式跟拆机器一个理，找对了零件就顺了”。老周让他当场拆了个模型，看他手指翻飞间把圆锥变成扇形，点头说：“就你了。”

九妹是唯一的女数学老师，扎着高马尾，说话脆生生的。她是涂州人，随老公过来的。刚从师范毕业，简历上写着在省级竞赛拿过奖，却放弃了重点中学的offer。“我家就在山那边，”她指着窗外，“我想让咱这儿的丫头知道，女孩子学数学也能很厉害。”

语文组的徐可可带着一箱子书来的，《诗经》《史记》堆得像座小山，说话慢条斯理，念起课文却突然有了气势，“关关雎鸠”四个字从她嘴里出来，好像真有鸟从荒地上飞过去了。张文芳则是个漂亮姑娘，从珠海过来的，爱琢磨新法子，说要带学生办校刊，“让娃们把山里的事写下来，比课本上的范文鲜活”。有天晚上，采风看见她抱着床被子从六楼走向五楼，问起缘由，她说要给英语老师胡萧看门。

历史老师六兵是个标准汉子，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却能把上下五千年讲得像说评书，连哪个朝代的瓷碗有几道花纹都门儿清。许可是个年轻人，擅长画历史地图，黑板上几笔就能勾出丝绸之路，学生们总说他手里的粉笔有魔力。

政治老师赵兴和采风是一对老搭档。赵兴严肃，讲起宪法条文一字不差；采风爱笑，能把枯燥的哲学原理编成山歌，学生们跟着他唱“矛盾是个啥？就像田里的草和花”，记知识点比背书快多了。

九月开学那天，两三千个学生站在崭新的教学楼前，背着五颜六色的书包，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有几个孩子是第一次坐汽车，早晨在校门口看见几辆印着校徽的巴士，怯生生地不敢上，司机师傅笑着抱他们上去：“别怕，以后天天接你们，比家里的牛车稳当。”

老周站在行政楼三楼走廊上，看着孩子们涌进教室，听着兵哥在隔壁班讲“负数像欠了债，得还”，徐可可在楼下领着读“春风又绿江南岸”，忽然觉得那四百万没变成荒地，倒是长出了比野草更茂盛的东西。风从操场吹过，带着新刷的油漆味和孩子们的笑声，他摸了摸口袋里那张改了又改的规划图，指尖又一次落在“完中”两个字上，这一次，纸上好像长出了温度。

日子就这么热热闹闹地过起来。早晨五点半，校车准时从各个村子出发，车斗里偶尔会堆着学生带的南瓜、红薯，说是给老师的谢礼；傍晚五点，车又载着满车的喧闹往回走，孩子们扒着窗户喊“明天见”，声音能传到半里外的菜地。

有老师夜里在办公室备课，总能看见老周的房间还亮着灯，窗台上摆着他从荒地里挖来的野菊，开得正旺。谁也没提过这所学校以后会怎样，但每个人都知道，桥东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真的长出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