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6）• 铁血闽赣

　　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普照到大地，我总会想起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歇。从山顶洞人打磨的石器到今天沿河滩一路轰鸣的挖掘机，从大禹治水到“黄河之水天上来”再到“天堑变通途”，无数代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都在不停地奋斗。他们所留下的印记，就像沙漏里的细沙，一层一层地积淀在了丰厚的历史长河中。

　　中国有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或者也叫二十五史，里面记载着太多的故事，那是帝王将相们闪光的足迹。

　　秦始皇统一中国，那是一个开疆拓土的伟大时代，但是秦人却整整积蓄了五百五十年的历程，而刘邦四十八岁才开始起兵造反，但仅用了八年时间，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陈涉写进“世家”，那完全是因为他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感悟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感叹……

　　可这些正史所记载的终归是冰山一角，而更多寻常人的故事却被埋在了万里长城的脚下，或者被融进了京杭大运河的碧波之中了。

　　今天，让我们来回眸历史，就会发现，还有一个朝代，它没有融入二十五史，那就是短暂的中华民国。

　　说它是一个朝代，可能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它已是没有帝王将相的平民之国。这个国度，据我们最近，对我们今天所有人的生活，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它虽然只经历了三十八年，但其渗透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多。其诡异多变的政治风云，阶级对立的剑拔弩张，烟波浩渺的前程取决，国仇家恨的声嘶力竭，曲折动荡的生死博杀，摧枯拉朽的血腥战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给我们带来的，都是沉重的思考。

　　在学生时代，我们最熟悉的毛泽东三篇文章，应该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时，老师要求我们要阅读，因为这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必读之经典，读了还要写心得体会。

　　可是那时水平有限，读了也就读了，要说心得体会，真正是体会不出来的。那是需要感慨的，可读了之后，却没有什么感慨，而且还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这些事又不是现在，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存在着多大的价值取向。

　　比如当读到第一篇，看题目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还认为，它不是已经存在了吗？怎么还要读它为什么能够存在？结果一读才知道，那不是说的现在的事，那是说的以前革命的事。

　　今天，当我们了解到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时，这才知道，如果当时不搞清这个问题，可能许多革命者对革命就会失去信心。因为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许多人都看不清未来，如果不指明方向，可能很多人都不愿意往前走了。

　　当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党右翼政权，也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确实是太强大了，要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去消灭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社会模式，继续高举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伟大旗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首先是这个右翼政府，有一个两百多万军队的庞大军事体系，单靠共产党那几支破枪，还有大刀和长矛，甚至锄头与棍棒，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去推翻它的可能，而且在乡下搞的那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纯粹是招祸惹事，与生命开玩笑的成人游戏。因为国民党的一个师，或者一个团，还有地主内部成立的各色民团，在你还没有划清谁是谁的地界时，就会一声不响地来到你的身边，不是把你撵得鸡飞狗跳，就是把你捆起来经过各种惨无人道的刑具施行后把你杀掉。照这样搞下去，可能永远也搞不出个名堂来。

　　但是有一个人却最先看到他们的几百万军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互有矛盾的，是一个个大小军事集团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利弊网络。也就是说，在他们之间，居然也有“你死我活”的争斗这种怪异现象，这就给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提供了一个“生”的机会。

　　这个最先看到的人，就是伟大的毛泽东。

　　几十年来，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特别是建立新中国这一伟业，一直都是无可质疑与无以伦比的。但是，当我们再重温这段历史，并设身处地去想，才知道，在那个险象环生，吃穿都成问题的艰苦岁月里，要想战胜来自外部的强大军事集团的进攻，同时也要战胜内部持不同意见的各种分歧，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呀！

　　代表右翼势力的国民党南京政府，自从把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灭掉之后，就认为自己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了，所以他们有强大的军队，以及为这个军队提供一切后勤保障的物质资源，但是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代表有产阶级的右翼政府，与大革命时期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翼革命政府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之所以是这样，*人和国民党左派都认为它不合法，而且一定要推翻它。可是这个南京政府有那么多军队，怎么能推翻它？这就是革命的难题。

　　在毛泽东未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之前，共产党几乎是把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搞工人运动，工人阶级被镇压；搞学生运动，有枪弹与棍棒，还有监狱随时都伺候着；搞农民运动，地主豪绅的铡刀比锄头、棍棒更锋利；搞军队倒戈，马上会遭到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军事集团来绞杀，其结果却是被打得七零八落……

　　一次次的失败，这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明智的人就会想到这四个字，此路不通。怎么办呢？是不是就不革命了呢？如果是这样，那倒好了，几十万流血牺牲的烈士却还活着，这可以减少多少人的痛苦？！

　　但中国的现状却不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依然存在，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被百分之一十五的地主霸占也依然存在，国民党军阀如林，把庞大的军费强加在老百姓头上，穷兵黩武的现状依然存在，其右翼势力曾经犯下的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罪行也得不到清算，相反的，他们却大言不愧地还一直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

　　所以，革命是一定的，也是必须的，这是大原则，是大前提。

　　面对一次次的失败，有多少仁人志士都在探索革命的真理，或者说探索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究竟走什么样的路径最合适。

　　是他，伟人毛泽东，第一个看见了中国革命的曙光，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农村包围城市，先有农村，后有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今天，我们来重温这段历史，你不得不承认，在那个险象环生，到处都充满着“杀伐”的年代，去寻求一条生存之路都很难，要寻求一条革命之路也就更难。但毛泽东，他做到了！

　　可是，等我们把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透视完后，突然发现，伟人毛泽东也不是神，而是人，一个勇于实践积极进取的坚定的革命者。因为，在他提出的一系列有用的理论或有效的办法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只有当在具体实践中被碰得头破血流时，这才有人不得不承认，原来毛泽东提出的那些“无用”的东西，居然是一副灵丹妙药的良方。

　　历史是严肃的，也是凝重的，它会把我们带进革命先辈们为追求真理所付出的热情与牺牲中，让我们更加体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幸福，也会让我们记住，今天的社会，是昨天无数的革命者踏着血迹不断前进开辟出来的东方伊甸园！

　　历史就像一艘停在无人知晓的港湾里的船，有时会把我们从狭隘的地方带到无限广阔的海洋，让我们更加体会到在那关键的一个节点上，哪怕是一瞬间的选择，都将会决定无数人的命运，但一个正确的选择，就会决定无数人的幸福，这就是我们至今仍该崇拜与歌颂的地方。

（1）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代表中国“大一统”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它这是在昭示国人，现在统治中国的，再也不是代表清政府余孽的袁世凯北洋政府，而是响当当硬邦邦的辛亥革命主力军同盟会的中央政府。

　　阅兵场安排在南京飞机场，阅兵台设在飞机场的正中央，有三米多高。在阅兵台的两旁，是临时搭建起来的两座彩色牌楼，在牌楼之间，横拉着一匹蓝色棉布，上嵌白底黑字“民国十七年元旦日阅兵典礼”字样。

　　阅兵台的后面，也就是两座牌楼之间，是用一个个巨大的屏风连缀起来的主席台后壁。

　　在后壁的正中央，悬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画像的两旁，紧贴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几个字，然后两边才是国民党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和党旗“青天白日”。

　　阅兵台高高的耸立，在它的四周，则悬挂着无数朵由绿叶衬托下的红花。

　　想当年，第一次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在南京两江总督署大堂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就是今天这个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可是当时他们的政府有多可怜？

　　在宣布成立那天，其财务账上只有两元美钞。

　　这，真是天下最大的奇闻！

　　所以后来在清朝余孽袁世凯的强兵威逼下，只好“南北议和”，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了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使他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如今算起来，已是第十七个年头了。

　　在这十七年中，有十四年是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对袁世凯所建立的北京北洋政府进行不懈的斗争，如今已被国民党人终于打倒推翻，所以到了新年伊始，党魁蒋介石就想出要举行这么一个大型的阅兵仪式，来庆祝国民党终于获得了统治中国的中央政权。

　　这一天，蒋介石穿上他北伐时的戎装，先是骑着马带着卫队在阅兵台前的广场上绕了一圈，然后气宇轩昂地走上那个高高的阅兵台。

　　这应该是蒋介石在南京进行的第四次阅兵了。第一次，是在他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建立南京政府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为了向武汉国民政府示威，他举行了阅兵。后来，又在那一年的七月一日纪念北伐一周年时也举行了阅兵，那是因为当时面临武汉政府的“东征讨蒋”和孙传芳五省自治联军雄踞江北，需要鼓舞士气。

　　这两次阅兵，都是在蒋介石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严重危机时刻，或者说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赌博对弈中，为了振作将士们的斗志而掀起的一种激励活动。

　　第三次是在去年的十月十日。这一次可不同，它是在向国人昭示，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就是在十七年前的这一天。那时，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的会员组织起在湖北的新军，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而现在则是与同盟会一脉相承的中国国民党人，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余孽们所霸占的北京北洋政府，从这时起，才能把南京国民政府看着是全国的政权。因为在这之前，那些外国的列强们，所承认的是北京北洋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今天这一次，却又是在推翻这个北洋政府后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新年伊始，其意义更加耐人寻味。

　（2）

　　当阅兵式开始的时候，蒋介石宣布升旗。

　　那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国歌，所以只举行了升旗，没有音乐伴奏。

　　说到国歌，中华民国在建国时是有的，那时已由临时政府颁布过，但改过几次，已经乱了，不能再体现今天的国民党人所面临的形势。

　　记得第一首国歌，是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作曲，名为《五旗共和歌》。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亚东开化中国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但是，在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篡位后，却把国歌改为《中华雄踞天地间》，目的是为他的“复辟帝制”营造声势，到了一九二〇年段祺瑞执政后，却又把国歌改为《卿云歌》。

　　现在，国民党里大多数人以为，以前的国歌都不适用了，还得重新编写，最好是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内容用来编为国歌，或者就以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内涵，编一首国歌，但目前还没有创作出来。

　　接着，蒋介石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在讲话中，他除了对全国民众表示慰问之外，还保证在三年之内他要经过谈判，去废除外国列强跟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当然，能不能实现？国人会拭目以待的。

　　此时，站在阅兵台上的除了蒋介石，还有一系列特邀人士，他们是如今还健在的一些最早就参加了同盟会的国民党元老，如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丁惟汾等，也包括现在担任要职的谭延闿，此外就是一些后来才加入同盟会的人，如林森、邓泽如等西山会议分子。

　　说到中国同盟会，它是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孙中山的倡导下，由原来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合并而成的，这三个政治团体的主要人物有：兴中会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华兴会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光复会蔡元培、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

　　如今兴中会健在的就只有陈少白一人，而华兴会却还有两人健在，他们是刘揆一和章士钊。光复会呢，只有会长还在，他就是蔡元培。

　　这阅兵台上还有一人，今天也来了，他就是在前年年底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后愤然出走到欧洲去考察的胡汉民。

　　记得当时是胡汉民要蒋介石把支持张发奎发动“兵变”的汪精卫抓起来法办，而汪精卫却是与蒋介石“合作”才推翻了西山会议派与桂系勾连的南京特别委员会，所以怎么会去做这事呢？他不仅不抓，还把汪精卫给放走了。这让胡汉民一气之下，就和孙中山长子孙科一起，在元旦前夕，就离开了南京，从上海去了欧洲。

　　但是在去年八月二十八日那天，胡汉民和孙科却出人意料地回来了。当他们到达香港时，把在南京的蒋介石吓了一大跳，以为这俩人到欧洲去讨回来了什么法宝，然后是来和他秋后算账的。

　　此时，蒋介石正处于对付各路军阀实行“裁军编遣”的交困阶段，这两个人的到来，着实让他大吃一惊。

　（3）

　　原来，八月十五日在南京闭幕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只实现了他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即通过了《军事整理案》，对全国军队实施“编遣”，而另一个目标却是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却没能通过。这使他郁闷不乐 ，苦愁难耐，在会议还没有结束，就住进了上海的一家医院。

　　在医院里，他成天都在思考，看用一个什么办法才把这个“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给他搞定，可主意还没有想出来，新的危机又出现了。

　　八月二十八日这天，那个在元旦节前夕愤然出走的胡汉民和孙科，居然从欧洲回来了，现在已到达香港。于是，蒋介石马上敏感到，这俩人一回来，肯定是来“作乱”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广州纠集李济深的粤系军队，再加上李宗仁的桂系，在广州另立政府与他蒋某人对着干，其他人没这个胆子，可胡汉民这个人，完全有。因为他连廖仲恺都敢杀，其他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再说，胡汉民曾经在广东担任过都督，许多粤系将领都是他的旧部，采取兵变的事那就是他一句话的工夫。于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焦虑又马上把蒋介石给困住了。

　　如果胡汉民、孙科和桂系中的李宗仁、李济深联合起来对付他蒋中正，那就是二十多万人的进攻，这可比共产党在井冈山那几千人马厉害多了！不行，得想个办法拆他们的台。想到这里，蒋介石终于想到一个人来，他就是已宣布下野的桂系死对头唐生智，他要利用唐生智在白崇禧军中的旧部在关键的时候“反水”，使桂系猝不及防。

　　为了用好这把杀手锏，他必须要用重金去收买白崇禧手下原唐生智的三个军长，他们是廖磊、叶琪和李品仙。可这三个人现在却在天津以东追剿张宗昌残部，怎么办呢？看来只有委派一人携重金去天津啰！

　　主意拿定之后，蒋介石找来财政部长宋子文，要他去找陈公博，通过陈公博去把唐生智的大将刘兴串动起来，要刘兴亲自到白崇禧军中去做收买的事。此时，刘兴也是学唐生智的办法宣布下野，把军长的位置让给了廖磊，但没有出国，具体在什么地方，只有陈公博知道。

　　宋子文遵照蒋介石的嘱咐马上去办这事，但此时的陈公博因为李济深重新回广州搞得他连广东省主席也当不成了，而汪精卫又是秘密出走的，还没有来得及带上他，所以就在上海赋闲。

　　在一家公寓的楼上，宋子文终于找到了陈公博，但他却爱理不理，并且声言要他去找刘兴，这比登天还难。

　　蒋介石知道这事后，只好硬着头皮去见陈公博，并向他透露胡汉民和孙科已回到香港的事，如果他不去找刘兴办这事，怕是来不及了，到头来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聪明的陈公博已意识到桂系有可能和胡汉民裹挟在一起，再加上那个可恶的李济深，这些人都是他和汪精卫的死敌，于是就答应去办。

　　临走时，蒋介石特意叮嘱：“事成之后，蒋某人绝不亏待你。要多少钱，找宋子文去办！”

　　陈公博马上毕恭毕敬地答道：“这个，请总司令放心，陈某当效犬马之劳！”

　　之后，蒋介石又给第一军团司令刘峙下达命令，要他加紧训练部队，做好“两广突变”的军事反击准备。

　　胡汉民、孙科的出走，对蒋介石来说是一种抗议，如今他们又回来了，却对他又构成了威胁，真是冤家路窄！

（4）

　　哪知，蒋介石却是虚惊了一场，因为胡汉民和孙科到香港后，并没有去广州，而是在香港滞留了下来。

　　八月二十八日，胡汉民、孙科一行到达香港。在二十九日这天，胡汉民向香港的一家媒体公司发表了一番讲话。有记者问他，对目前中国的时局有何看法，他说了三点：

　　一、中国应当彻底实施“五权宪法”；

　　二、国民党人要团结，不要动不动就以批评左派抨击他人；

　　三、主张撤销政治分会。

　　胡汉民“出走”这几个月，并不是对中国的事情漠不关心，而是在随时关注。当初，他是想给这个蒋中正一点威胁，使他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彻底破产，而且更想看他以后的笑话，特别是那个规模巨大的第二次北伐。他想，这个事情，他蒋介石未必就有那么大的神通，把一个松散的国民党一下就攥在一起把张作霖赶出北京城。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想错了。

　　他真是小看了这个曾经和戴季陶在上海交易市场既做“多头”又做“空头”的浙江小契弟。

　　他不仅把二届四中全会正式会议开得很成功，而且还由此崛起成为国民党举足轻重的人物，更其重要的是居然把各路“诸侯”拿捏在一块儿，进行了成功的第二次北伐。

　　所以，他胡汉民这次回来，硬碰硬地与这个姓蒋的对着干已经不现实，只有改变策略，用软绳去套这只猛虎。

　　如今还有什么软绳能去套这只猛虎呢？胡汉民想了想，看来只有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可以用来制衡。他不是在八月初已宣布国民党从“军政”过渡到了“训政”吗？这正好是实行“五权宪法”的最佳时期，把孙中山抬出来压他，他不敢不听。

　　当记者问胡汉民：“国民党正在进行第二次北伐，您为什么还要跑到欧洲去呢，难道与现任国民党最高层有什么不协调？”

　　胡汉民答道：“如果有这方面的传闻，那纯粹是谣言。我到欧洲去是专门考察西方的先进政体，为今天之中国进入‘训政’略尽绵薄之力！”

　　有记者问：“据说您到欧洲考察，回来后要在广州停留以实践您的考察结果？”

　　胡汉民一听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蒋介石在试探他呢？什么实践考察结果，其实是怕他带兵征讨，于是马上说：“我不在广州停留，而是直接要去南京。”

　　胡汉民的言论登载到香港的《大公报》上，让蒋介石看了转忧为喜。

　　想不到胡汉民也能改头换面，这让蒋介石感到有些意外，看来人都是会变化的。原以为胡汉民要刀兵相见，没想到却是来送“和平”的橄榄枝。以前的一切估计与预料，都不作数了，真是虚惊一场！

　　更其重要的是，胡汉民还提出“撤销政治分会”，正好是他蒋介石所需要的。这就好像是等米下锅，太及时了。他就是因为这个才感到头疼，才住进医院，没想到胡汉民的一席话，使他的病居然好了。

　　胡汉民在香港发表的三点意见，在国民党中也唤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于是马上掀起了一股春风化雨般的“迎胡”热潮。

　　毕竟，他所表述的意见也正是大多数人所主张和拥护却又无法实现的，所以胡汉民的到来，那就是中国的“训政”将步入正轨，又怎能不表示一下对他的热情与敬意呢？

　　九月三日那天，胡汉民、孙科在陈铭枢等人的陪同下从香港坐轮船直接到上海。在上海外滩那个热闹的码头，蒋介石特意派张群前去迎接。作为门生的李济深，也派了一个叫邓家产的手下人，也到码头去迎接。

　　接下来，在胡汉民的住处，访客简直是络绎不绝，宛如门庭若市。因为目前国民党的政权，基本都是仿效孙中山所提倡的“三权分立”而建起的模式，可如今胡汉民却带来了“五权宪法”，这好像比孙中山更先进地体现了西方人的那种民主制度？！

　　其实，这个“五权宪法”不是什么舶来货，它也是孙中山的版权，只是许多人不甚了解罢了。

　　当然，在访问胡汉民的人中，蒋介石也是其中之一者。他找胡汉民却不是一般的闲谈，而是单刀直入讨价还价的单独密谈。

　　此时，蒋介石在胡汉民面前表现得很谦恭，一口一个“胡老前辈”或“请多多指教”，俨然像一个小学生似的。

　　胡汉民比蒋介石大八岁，个子不高，长着一副清癯冷峻的面孔，不戴眼镜还好，一戴上眼镜就像一个刻板的私塾先生，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打板子”。但是，今天看见蒋介石居然是这样一个态度，也就笑容可掬，原来他也有和颜悦色的时候。

　　二人经过几次密谈后，最终达成了“共同执政”的口头协议。

　　看来蒋介石准备派刘兴去收买目前还在白崇禧手下的那三个唐生智以前的军长，已是多余的事了。

　　现在一看胡汉民这架势，恨不得和他穿一条裤子，又哪来的“兵变”可能，所以他暗中叮嘱宋子文，刘兴找他要钱的时候，暂时不给他，待以后再说。

　（5）

　　这样，在一个月后，也就是十月三日，国民党中央在上海终于通过了《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

　　几天后，也就是十月八日，国民党中央又公布出了一份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其上面有蒋中正、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季陶、王宠惠、冯玉祥、孙科、陈果夫、何应钦、李宗仁、李济深、杨树庄、阎锡山、林森、张继、张学良等十七人。

　　这里，有一个我们还不熟悉的人，他就是杨树庄。原来他是北洋政府里的海军副总司令，曾经统辖着东南沿海各舰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四日这天，当北伐军攻进上海后，他宣布脱离北洋政府易帜南方国民政府，但是没多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他也就成了蒋介石的海军总司令，所以目前的政府委员也有他一个名额。

　　这里，还有一位是我们很熟悉的，他就是张学良。

　　几个月前，他还是国民党第二次“北伐”的对象，可如今却写进了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的名单，这让人感到太意外了。

　　原来张学良自从在六月十八日接任东北奉系军阀的主帅后，他就马上去控制了军队的指挥权，但是由于他年轻气傲，却没被张作霖曾经的得力干将杨宇霆放在眼里，而是处处给他“挖坑”。同时，他马上就受到了两方面的军事压力，一方是国民党的北伐军还在继续向北推进，而另一方则是日本人驻守在奉天的关东军，也在虎视眈眈地瞅着他。

　　这内忧外患的压力，使张学良不得不做出对未来前途的明智选择。

　　反正是要想成为他父亲拨弄的那个局面已永远不可能，或者说要“独统天下”其机遇已过去，现在这样下去可能连东北这个立足的地方都不复存在。怎么办呢？

　　他只能去依附一方，再抗击另一方，才能求得自保。

　　那么，依附于哪一方？日本人，还是南方的蒋介石？他惦念来惦念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能依附于蒋介石。

　　哪怕蒋曾经是讨伐他的敌人，但为了民族大义，他只能这样。

　　如果不这样，情况就会很糟糕 。首先是日本人的威逼。日本为实现它霸占满蒙的野心，开始是要挟他父亲张作霖，但张作霖不听，就在皇姑屯被他们炸死了。

　　如果张学良也不听呢？可能还是这个下场。

　　当然，投靠日本人可能就没有这种隐患了，但另外的隐患可能会更大，那就是得罪整个中华民族，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再说，“杀父之仇”不仅不报，反而还“认贼作父”，这是一个颠倒乾坤的事情，他张学良永远也做不出来！

　　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张学良只能向讨伐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投诚，可能才是唯一的出路。

　　当然，为了这事，他也少不了要与国民党那边讨价还价进行谈判，而那边也有明白人看出了他的难处，所以最先就给他送来了橄榄枝。

　　在北京被攻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八日，首先占领北京的阎锡山，就以北平卫戍司令的身份，派出于珍、邢士廉等说客马上到奉天去，以吊唁张作霖为名，对张学良表示慰问，而实际却是去规劝张学良，服从国民政府之领导。

　　所以经过周密思考，张学良终于拿定了主意，趁蒋介石来北平祭奠孙中山之际，就把那个邢士廉又派回来作为他的信使，回北平与蒋介石亲自协商，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交换条件。

　　可此时，日本人也在加紧活动。驻奉天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奉田中义一之命，警告张学良勿与国民党勾连，否则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应该由他自己承担。

　　这一下，可把张学良给吓住了。于是，就沉默了两个月。

　　直到九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派出外交部长王正廷去找美国人与日本人交涉，声言东北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张学良才敢向国民党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所以也就有了他被列入国府委员名单的资格。

　（6）

　　在南京国民政府中，随着政府委员名单的公布，各院、部的人选名单也陆续出来了，他们是：

    行政院长 谭延闿  副院长 冯玉祥

　　立法院长 胡汉民  副院长 林森

　　司法院长 王宠惠  副院长 张继

　　考试院长 戴季陶  副院长 孙科

　　监察院长 蔡元培  副院长 陈果夫

　　行政院下面的各部部长为：

    内务部长  阎锡山

　　外交部长  王正廷

　　军政部长  冯玉祥

　　财政部长  宋子文

　　交通部长  王伯群

　　铁道部长  孙科

　　工商部长  孔祥熙

　　农矿部长  易培基

　　教育部长  蒋梦麟

　　卫生部长  薛笃弼

　　以上政府机构的框架，就是胡汉民根据“五权宪法”再结合西方国家的政权模式搞出来的一个模板，至于人选，那就是蒋介石、谭延闿之流去物色了。

　　这里有一个异常现象，就是把冯玉祥、阎锡山这两个军头大佬都吸收进了政府，就是没看见有李宗仁的名字。

　　胡汉民这个政府框架，其“五院”要受国民政府主席节制，而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应该是谁呢？当然是他蒋中正莫属啰！

　　其实，蒋中正这个名字，才是蒋介石的大名，而我们叫他“介石”，那是因为他在一九一二年日本留学时在《军声》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就用的这个名字。

　　这应该是一个笔名。不过，这个名字很好，它基本上把蒋介石一生所做的事都概括了。从效果来看，他确实像一块“界石”。在他之前，国民党已走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轨道，其党的性质也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可是在他之后，却把国民党推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怀抱，成了国民党右翼势力最忠实的代言人。

　　以上的名单我们没有看见李宗仁，但并不是蒋介石冷落了他，而是另有安排。现在他大权在握，下面的每一个人就是他的一个棋子，该用在什么地方，他心中有数。

　　原来，包括李宗仁在内还有两个人没有进政府，他们是何应钦和李济深。所以，他又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补充了一个任命：

　  参谋部参谋总长  李济深

　　训练总监部总监  何应钦

　　军事参议院院长  李宗仁

　　现在，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这样，就正式对外公布，并决定在辛亥革命纪念日这天，也就是十月十日，举行政府主席和各院院长、各部部长的宣誓就职仪式。

　　十月十日早上八时，蒋介石换下了军装，穿上了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那种长袍马褂，胸前别着一朵红色的塑料花，然后带着五院院长、各部部长，到南京中央党部宣誓就职。

　　下午，他又穿上军装，到飞机场去阅兵。

（7）

　　经胡汉民这么一拨弄，蒋介石被顺畅地推到了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位置。接下来，他就要实施下一步的计划了。那就是根据《军事整理案》，编遣全国的军队。为此，他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编遣”会议，于是就任命训练总监部总监何应钦为筹备这个会议的主任。

　　经何应钦的安排，本准备在十月十日蒋介石宣誓就职之后，马上就召开这个“编遣”会议的，但出奇的是，只有冯玉祥一个人来参加，这就把事情搞“黄”了。

　　此时，阎锡山在山西躲着不出来，李宗仁在武汉也不挪窝，而他的两位得力干将白崇禧和黄绍竑呢？一个在天津以东到山海关一线剿匪，另一个却在桂林看家护院，还有他们的铁杆同盟李济深，也是回到广州不来南京。

　　“编遣”会议居然出现了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心里十分窝火，他不得不召开就职以来的第一次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就“编遣”这个问题召开讨论。在会上，他要财政部长宋子文向大家公布一个数据，即最近几个月的军费开支情况。

　　宋子文说，财政收入每月只有五百万元，而军费开支就得九百万元。这个短缺的四百万元，只有向外国银行借款。这样下去，就会贷下永远也还不清的外债。

　　由此，大家纷纷表示，不裁军，或者说不“编遣”军队，那是肯定不行的。

　　之后，高参杨永泰还向蒋介石献策，通过全国的舆论工具，去“轰击”那些拿枪的军爷们，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压力，看他们来不来开会？！

　　蒋介石听后，马上找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陈立夫，要他专门负责这个“编遣”军队的宣传工作，把它当作一种进攻的武器。

　　就这样，在全国的各大报纸，如《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民立报》、《申报》、《大公报》等，马上就掀起了一股评论“编遣”军队的热潮。

　　有的说，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就是军阀割据势力太多，如今已进入和平安定的“训政”时期，根本就用不着这些势力了，应该彻底废除。

　　有的说，北洋军阀已经完蛋，如果各地方再保留军队，就是搞“封建割据”，或者说，是想打仗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这不是又一个北洋军阀吗？

　　他们认为这些人是重新掀起战争的狂人，是属于全国民众“共诛”之对象。

　　还有的说，从历朝历代的现象来看，大规模战争一结束，军队就该“削减”，多余的人就该解甲归田，这是大势所趋，势之必然。所以有人如果还想保留军队，那就是存有“不良”思想。

　　难道他们不懂得“鸟尽弓藏”的道理？难道他们想“造反”不成？

　　也有人在大谈国民党内的团结问题，从反面论证如果不团结，就消灭不了北洋军阀，也推翻不了北京政府，所以眼下的军队“编遣”，也需要团结。

　　化干戈为玉帛，才是有志之士的明智之举！

　　各种舆论像雪片似的在各大军阀的头顶上飞舞，然后又发酵，最后就造成了体积膨胀，把一些事情说得有板有眼。

　　最后，让各路军头老爷们终于坐不住了，怎么办呢？只好乖乖地到南京来，参加蒋介石为他们筹备的“编遣”会议。

（8）

　　当然，在这个参会人数还没有全部到齐之前，正好是蒋介石进行个别谈话的时候，于是他就搞起了“火力”试探。或者说，蒋介石要先采取一个“摸底”的办法，看看已到的“诸侯”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然后再采取相应的策略来对付他们。

　　冯玉祥是第一个来参会的人，他不是被蒋介石任命为军政部长了吗？所以冯玉祥一来，就被蒋介石请到汤山去洗温泉。

　　在洗温泉的过程中，蒋介石就顺便“请教”了他这位盟兄有关军队“编遣”的问题。

　　作为军政部长，冯玉祥也应该考虑这些事，所以在他的心里，早就有了一个“裁留”军队的标准方案。当蒋介石问到他时，他就给这位盟弟说出了“三有三无加齐全”这几个字的“裁军”标准。

　　蒋介石问：“是哪三有，又是哪三无？”

　　冯玉祥说：“有训练的，编；无训练的，遣。有革命性的，编；无革命性的，遣。有战功的，编，无战功的，遣。”

　　冯玉祥有一段时间没来南京，就是在河南训练他的部队，并且还在九月十七日这天举行了纪念他在五原誓师的大会，以激励将士们的斗志，或者说，叫革命性。所以现在蒋介石问他，他就把这一因素也加了进去。

　　蒋介石一听，已明白了他的心思，那就是不会轻易地交出军队，但他还没问完，于是又问道：“怎么个齐全呢？”

　　“枪械齐全的，编；不齐全的，遣！”冯玉祥说。

　　“看来仁兄真是用了一番心思呢，”蒋介石不阴不阳地说，“这样很好，你看目前各集团军应保留多少军队？”

　　冯玉祥以为蒋介石在称赞他的方案，于是就说道：“在我看来，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军队加起来，也编八个师，这样也就够了。”

　　他说的其他军队，是指那些杂牌军，特别是从北洋军那里投诚过来的，可能也包括张学良即将投诚过来的奉军。

　　蒋介石听后点了点头，答应在开会的时候提出这一方案，让大家讨论。

　　这之后，蒋介石在心里却在做一道小学的数学题，冯玉祥的军队和他都是十二个师，以后在关键的时候，他还能驾驭得住吗？不行，得另外想办法让冯玉祥这个方案搞不成。

　　这时，那位高参杨永泰又出面了，他给蒋介石出主意：“把阎锡山那只老狐狸抓住想办法，用他来撬掉冯玉祥的这个如意算盘。”

（9）

　　当阎锡山从太原匆匆赶往南京时，也是十一月了，他马上就得到了蒋介石的热情接待，还以私人身份邀请他吃饭，然后两人就进行密谈。

　　蒋介石首先说：“我与冯汉章是换过金兰的弟兄，拜他为兄，而百川兄又是与冯汉章换过帖子的结义兄弟。所以，你是他的兄，也就是我的兄！”

　　这“兄去兄来”的一番话，让阎锡山感到很熨帖，再加上蒋介石那桌丰盛的酒席和宋美龄那娇滴滴的声音和妩媚的笑容，倒把阎锡山搞得全身酥麻，仿佛一下就掉进了九天云里。

　　待酒足饭饱后，蒋介石拿出了冯玉祥的方案来让阎锡山思考，说：“冯汉章提出了一个方案来，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请老兄您也提出一个方案，我们好在编遣会议上讨论，看适合于哪一种！”

　　此时，阎锡山才知道他已中计，这是蒋介石特意安排的“杯酒释兵权”。但是，一看到冯玉祥的那个方案，阎锡山的心里就打起鼓来。他想，这冯大个子也太露了，把他和小蒋的兵力搞得一般多，这小蒋能同意吗？所以现在才想借助于他的力量去推翻这个方案。

　　这桌酒席看来不是白吃的，那“兄去兄来”的话也不是白听的。这是蒋介石在向他要报酬，也是在与他博弈。如果他顺从了蒋介石去推翻冯玉祥的方案，可能得到的就是好处；如果他不这样，就会被蒋介石认为这是他与冯玉祥串联好的，那问题就大了。这个结果，不仅捞不到好处，还得赔进去很多。

　　所以经过思考后，阎锡山也拿出了一个方案来，这个方案是：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那个其他的杂牌军，可以编为六到八个师。另外，再增加一个中央区，也可以编六到八个师。

　　天啦，蒋介石一看这个方案，简直要兴奋地叫起来。这阎锡山就是一个精灵，他蒋某人怎么想的，好像他阎老西都知道，真是他肚子里的蛔虫。照着这个方案，他就可以控制十六到十八个师，那是任何力量都没法抗拒了。

　　当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差不多的时候，蒋介石又开始召开国府委员会议，并于十二月十九日通过了一个《全国编遣会议条例》，具体如何编，那就要专门召开编遣会议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国编遣会议预备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先是把冯玉祥的方案拿出来讨论，结果矛盾很大，都说凭什么冯玉祥的编制会那么多，或者有人也攻击第一集团军的人数。

　　然后，蒋介石又把阎锡山的方案拿出来讨论，结果大家看到又多了一个中央区，也就不好说什么，而且人数又做了相应的调整，也就没多少争论了。

　　这一下，蒋介石心里更有数了。于是，他宣布散会，正式的“编遣”会议将在一月一日元旦那天召开。

　　可是过了三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撤退到东北的北洋奉系军阀张学良部却通电全国，脱离北京政府易帜南京国民政府。

　　这个消息，虽然大都出自人们的意料，可一旦成为现实，还是令人兴奋的。兵法上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化干戈为玉帛，毕竟是一件好事情吧，因为它意味着成本付出很小而收效却很大。

　　为了纪念这一天，张学良已把奉天改称“沈阳”。言外之意，这是他的一次艰难的选择，也是一次很有价值的选择，这是走的“维护祖国统一”的阳光大道！

　　当然，沈阳这个地名，早在元朝时代已就有了，而张学良只是把它恢复到原样而已。这说明他是有“回归”之心的 ！

　（10）

　　到了一月一日，蒋介石原计划除了阅兵，还要安排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召开“编遣”会议。

　　可是由于张学良的“易帜”，马上又把蒋介石搞得手忙脚乱。

　　上午阅兵之后，下午又要召开国府委员会议。

　　毕竟，东北的张学良已通电易帜。接下来，东北的善后事宜以及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就该由南京国民政府出面了，作为主席的蒋介石，肯定得召集大家先计议一番。

　　再说，张学良已投诚过来，他还有几十万的军队呢，这个事又很麻烦，或者说，也需要“编遣”，所以还得磨蹭。这就意味着那个全国的“编遣”会议又得推迟。

　　当然，在这个推迟的时间里，蒋介石还得做一件事，那就是把支持冯玉祥那个方案的人全部争取过来，让他们支持阎锡山的方案。

　　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全国军队“编遣”会议终于开幕。

　　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共六十多人。

　　在开幕式上，全体与会者先是站起来对着孙中山遗像做孝忠宣誓，然后才能坐下。那种半文不白的誓词，早已被记者出身的陈布雷写好了，只要大家照着念就行了，其内容大致如下：

    敬以至诚，宣誓于总理灵前： XXX委员等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竭诚奉行，不敢存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如有违犯，愿受本党最严厉之惩罚，谨誓！

　　那个“XXX”的地方，是需要各自说出自己名字的。

　　蒋介石右手举起了拳头，左手拿着陈布雷给他写的这个稿子，先念一句，下面的人就跟着念一句。

　　宣誓完毕后，蒋介石发表讲话。

　　这个讲话稿也是陈布雷写的，先是讲了国民党人自孙中山创建兴中会以来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大致过程，再谈同盟会会员以发动武昌起义为起点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最后才谈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人，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如何进行第二次革命，直到现在推翻了他的余孽的统治。

　　总之，在这三个阶段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中，国民党中的革命志士是如何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在殚精竭虑，沥血呕心。从古至今，亘古没有。

　　接下来，蒋介石马上就说到了现实问题。他说：“可幸的是，现在张学良已主动投诚，加入到国民政府这边，这就预示着在中华大地上，国民党已取得空前之胜利，也取得空前之统一。所以现在政府已从‘军政’进入‘训政’，这就说明军人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唯有‘编遣’始能自救，唯有‘编遣’才能救国，否则就是白吃皇粮，养痈为患，无所事事，自相糟践，此实为愚昧刁顽之举措，国穷民贫之祸端……”

　　但是，会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后，军政部部长、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却气冲冲地走出了会场。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蒋介石拿出了他和阎锡山的方案后让大家选择，结果绝大多数都支持阎锡山的方案。

　　这一下，可把这个冯大个子给气晕了。

　　他差点儿没掀翻凳子，而是“呼”的一下站起来，气哼哼地拂袖而去。

　　他知道，又上蒋介石的当了。原来那汤山的温泉也不是白泡的，那是要付出昂贵的服务费。

　　冯玉祥从会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蒋介石曾派人去请，他推说病了，不能下床。

　　在开会期间，桂系李宗仁那边也在蠢蠢欲动。为保住军队，其得力干将白崇禧在天津致电蒋介石，提出军队可以保留下来，不打仗了，可以垦荒。他说：“际此建设之初期，唯以实边为上策”，还以曹操的“屯田制”来证明他理由的充分，最后是“拟请于国防计划确定后，以全国多数之兵移屯于东北西南各边地，巩固国防，并同时开发宝藏”。

　　白崇禧这一主张其实很有参考价值，但蒋介石却在心里发笑。

　　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起了杨永泰的那句话，要对付这帮军阀，冯玉祥靠金钱，阎锡山靠地盘，张学良靠外交，而李宗仁、白崇禧，只有靠枪弹。

　　也就是说，蒋介石就是要通过对全国军队的“编遣”来削弱各派的军队力量，而桂系却是重点被削弱之对象，如果不听，就拿“枪弹”来说话。所以，你白崇禧还在那里讲保留军队去“垦荒”，这不是正好撞在枪口上了吗？

（11）

　　一月八日，“编遣”会议召开第二次会议。

　　蒋介石又讲了许多话，在场的人大都听厌烦了，居然打起了瞌睡，但只有一人却听得很入神，而且还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他是谁呢？他就是阎锡山。

　　其实，这是他在蒋介石面前装的。而此时，他的思路也跑得很远很远了。别人在为自己的军队“被裁”而发愁，他却在为这次“编遣”可能会大赚一笔而精神矍铄。他很庆幸他所提出的方案居然能顺利通过，那完全是他摸到了蒋介石那根墨线，然后顺着它提了起来的缘故。古人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可是颠扑不灭的真理。

　　这个第二次会议，冯玉祥依然在称病，并未出席。

　　一旦裁军，就算给他保留十二个师，那也只有十二万人，而以前他可是三十四万人，所以会被裁掉二十二万人。

　　这，想起来是非常痛苦的。

　　但更可恶的是，阎锡山却为蒋介石增加了一个中央区，这就在无形之中帮助蒋介石又多了六到八个师，这就等于是让他冯玉祥一下就少了六到八个师，这不令人愤愤不平吗？

　　所以，他冯某人是不会去开什么鸟会了，他已被当着木偶耍了一回，难道说还有第二回？

　　阎锡山的心情一好，就想到外面去玩，用他的话说，就是出去透透气。所以，在开会期间，他带着随从居然坐火车到无锡去游览。

　　在无锡，他先是游了明朝东林党人留下的东林书院，又泛舟五里湖，来到了蠡园。突然间，他看见西面有一座山，很是奇特，便问向导：“那是一座什么山呀？”

　　“锡山。”向导答道，他怕阎锡山误听成了“西山”，又加了一句，“无锡的锡！”

　　阎锡山心中一怔，这“锡山”不就是自己的名字吗？于是，又问道：“既然叫锡山，那么你们这儿怎么会称为无锡呢？”

　　向导老老实实答道：“锡山原是有锡的，但方圆百里的人都跑来开采，结果是胡乱挖掘，还出现互相殴斗，这就死伤了不少人。直到后来把锡采光了，死人流血的事件也没有了。看来是‘有锡则乱，无锡则安’， 所以为了保一方平安，当时的官府就把这里叫做‘无锡’了！”

　　阎锡山听后觉得怪怪的，他叫“锡山”，这里也叫锡山，还方圆百里众人来开采，直到采完天下就太平了，难道他这个锡山也是如此？是不是也把他搞成无锡，天下就太平了呢？

　　可如今的情况是，他有锡，冯玉祥有锡，李宗仁有锡，还有那个张学良也有锡，如果不被蒋先生采光，天下可能就不太平。

　　于是，一种莫名的悲哀突然涌上了阎锡山的心头，使他很不痛快，所以再也没有言语了。真是“有兴而来，扫兴而返。”

（12）

　　“编遣”会议还没有结束，在一月二十六日那天，南京国民政府就开始宣布成立国防会议，特任命蒋中正、谭延闿、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李宗仁、何应钦、王正廷、宋子文为国防会议委员。

　　接下来，南京政府又任命冯玉祥、刘骥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冯玉祥为委员长，刘骥为副委员长。

　　鉴于上个月第二十九日张学良发表“易帜”通电，所以在一月三十日这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一百七十三次会议，决议将北洋政府时代的“奉天省”改称“辽宁省”。

　　以上这些，都是在“编遣”会议期间国民党对冯玉祥、张学良两股军事力量所拿出的态度。让冯玉祥到京城来做官，给他一个抚恤委员会的委员长来当，级别很高但没有实权，这实际上就是“杯酒释兵权”。

　　至于张学良，还在让他办“入户”手续，可能以后也是同样的结果。

　　冯玉祥突然之间就失去了兵权，这让下面来开会的各路军阀们马上就感到一种悲凉，他们想到的不是冯玉祥，而是他们自己。

　　冯玉祥那么有影响的人在几天之内就被拿下，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们了。

　　这时，他们才后悔支持阎锡山的方案来。但他们没想到的是，不管支持哪个人的方案，都会走到这一步。除非大家抱成团，那这个蒋介石就把他们没办法。但是，他们能抱成团吗？

　　阎锡山也觉得情况不妙来，冯玉祥的“下场”让他有一种兔死狐悲之感，这是因为他马上就意识到，下一步就该轮到他了。怎么办呢？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在二月四日这天，阎锡山以父亲病重为由，向南京国民政府呈请准假四个星期，然后溜了。

　　在返回太原的途中，他以为冯玉祥的受损完全是他提出的那个方案所致，所以他第一敏感就是有可能冯玉祥会在半道上截杀他，所以他不敢坐火车经过冯管辖的山东、河南地界，而是密令自己的行营主任梁巨川在上海包了一艘轮船的单间，然后化装成乡下财主模样，从南京乘火车到上海，再乘船从海上抵达天津，最后从天津乘火车经北平、石家庄回太原。

　　而他的其他随行人员，则在他走后的第二天，才乘坐蒋介石为他特意准备的专列返回太原。

　　二月九日，也就是除夕那天，阎锡山平安抵达太原。

　　阎锡山所做的临时改道，蒋介石不知道，冯玉祥也不知道。所以，阎锡山的这种做法，也正应了那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用他的话来说，却是“小心驶得万年船，不会有错的”。

　　在阎锡山离开南京的第二天，冯玉祥也如法炮制，以豫、陕、甘灾重及第二集团军“编遣”之事非需他回去处理不可，也离开了南京。

（1）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井冈山的防务马上就落到了红五军和红三十二团的肩上。此时，红五军的一、三纵队共八百多人，已被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三团，和王佐的第三十二团第二营相配合，再加上宁冈、永新、遂川、酃县等县的赤卫大队，总兵力不到两千人，马上就进入了战备状态。

　　他们以茨坪为中心，把兵力主要分布在了五大哨口上。其具体部署为：

    李灿率红五军一大队和徐彦刚带领的红三十二团一连防守黄洋界；贺国中率第八大队和宁冈赤卫大队一部防守桐木岭的白银湖；黄云桥率第九大队扼守桐木岭的梨坪；彭宝才率第十大队和教导队一部扼守八面山；黄龙率第十二大队及酃县赤卫大队、遂川赤卫大队一部把守双马石哨口和荆竹山一线；王佐率三十二团二连和遂川赤卫大队一部担任朱砂冲哨口防务。

　　红四军主力走后，由红五军一、三纵队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三团马上和第三十二团、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在茨坪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就井冈山的防守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与分析。

　　在此之前，彭德怀和滕代远已向守山的原红五军各大队领导作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这在彭德怀后来的《自述》中也有所提及，他说：

    我当时接受了这个任务。但在红五军军委讨论时，意见是不一致的，多数同志是不同意五军固守井冈山的。他们的理由是：平江起义推迟了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的“会剿”，现在，湘赣两省白军主力对井冈山“会剿”而对湘鄂赣边区的反动势力减弱，我们红五军部队已经完成了同红四军取得联络的任务了，就应当迅速北返，扩大湘鄂赣苏区根据地，传达六次大会的决议案，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坚持，只有配合作用，而不应承担固守井冈山的任务。井冈山虽然地势险要，周围约近二三百里，弹缺兵力也少，是守不住的。但是，我和代远同志为了照顾全局，并且准备必要的牺牲，因而坚决执行了四军前委的决定。

　　解决了将士们的思想问题，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如何守山了，所以才举行这个联席会议。

　　关于这个联席会议，被留在井冈山的何长工后来回忆道：

    会上，他们都很担心，提出万一守不住怎么办？我当时没有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而首先给他们分析了敌我情况。

　　他指出，敌人之间有矛盾，而且不可调和，而红军经过短期训练，军政素质比以前高了，更重要的是有井冈山人民的支持和各县赤卫队的参与，山上有王佐为向导，山下有他为他们准备吃住，每个点用藤子编圈做记号，并排联络员随时接待他们。

　　敌人是远道而来，疲惫之师，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人生地不熟，只能是盲人瞎马，到处乱串，那就好打了。

　　而红军呢？却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人熟地熟，在山林中来去自由，就像鱼入大海。敌人在明处，找不到我们打；我们在暗处，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这一番话，使没有信心的人听了后，豁然开朗。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滕代远强调军民一起守山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下定决心镇守，与井冈山共存亡。

　　当然，这主要是在思想认识方面。至于在军事方面，还得进一步研究和落实，比如参战军民具体应该是多少，兵力怎么配备，以及后勤如何保障等。

　　不过，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还是得先保存自己，然后才有消灭敌人的机会。所以，在不到万不得已之时，还是不能硬拼。

　　因此，在这个联席会议上，还研究了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应对，最后决定，不到最后关头，红五军不能撤离井冈山。

　　实在无法避免，那就按如下方案进行：

　　在军事方面，如大小五井被敌人攻破，五军将冲出五井，取道敌人薄弱的地方，或者往赣南与四军取得联络；各县地方武装则尽可能隐藏于各县。在党组织方面，特委和县委均须留边界指挥工作，党不能离开边界，更不能离开群众。

（2）

　　联席会议后，红五军军委和中共湘赣特委及时地把会议精神向所属部门进行了传达，使守山军民满怀信心、同仇敌忾，去做好迎战前的准备。

　　此时，彭德怀把指挥部设在茨坪，然后命令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个县的赤卫大队，由刘作述、鄢辉领导坚守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何长工则率领第三十二团第一营在山下的茅坪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袭扰敌人。

　　一月二十五日，彭德怀、滕代远在茨坪召开了守山部队及参战群众誓师大会。

　　有红五军改编的三十三团、王佐率领的三十二团第二营官兵，以及宁冈、遂川、酃县组织的赤卫大队和新遂边陲群众两千多人参加了大会。

　　在会上，彭德怀、滕代远和王佐都讲了话，邓乾元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也讲了话。他们的中心就是，这次敌人来势凶猛，红四军主力已全部下山，是为了把山下的敌人引开，而山上的任务则是利用五大哨口，坚决抗击敌军的进攻，不能让他们攻上来。

　　会上，宣传队还提出“誓死保卫井冈山”、“与敌人血战到底”、“与井冈山共存亡”等口号，表明守山军民“均有死守大小五井的决心”。

　　誓师大会后，各路人马均按照总部要求，去五大哨口镇守，这就拉开了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的序幕。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新遂边陲苏维埃政府，则动员山上群众，或筹集粮食，或运送弹药，或做好对伤员的救护工作。

　　总之一句话，为保卫井冈山这个军事大后方，留守部队和当地群众，都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

　　其实，在各大哨口，早就对工事进行了加固。他们除了把垮塌的石墙进行修复外，还在工事之外，仿效八月黄洋界保卫战那样，布置了四、五道防线。即第一道为“竹钉阵”。第二道是五尺宽、五尺深的壕沟。第三道是竹、木编成的篱笆，上面削尖，埋在土里。第四道是运动壕，在它的前面留有炮眼，上面堆有四五尺厚的土。

　　关于竹钉阵，这不是一般的竹钉，而是用谷壳炒过，用马尿浸过，又用桐油浇过，既坚硬又锋利，还有毒性。凡踩上去的人，不死即伤。

　　有的哨口还加了一道滚木垒石，一旦有大量敌军来攻，就把木头和石头一起推下去，这样就会大面积杀伤敌人。

　　为了加固工事，现在是严冬，到处都天寒地冻，已经取不到土了，怎么办呢？战士们便将水泼到工事上，让它结成冰，这样看起来，就比原来要结实牢靠得多了。

　　（3）

　　在国民党那边，红四军主力刚离开井冈山两天， 也就是一月十六日，湘赣两省第三次“会剿”代总指挥何键就在萍乡发布了进攻井冈山的命令。其详细部署如下：

　  令进至遂川的第一路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进至资兴的第五路刘建绪部，会同赣州的刘士毅第十五旅，向赣南追击红四军主力。

    令进至永新一线的第二路周浑元第十四旅、张与仁第三十五旅，进至莲花的第三路王捷俊部两个团，进至酃县、茶陵一线的第四路吴尚部一个旅，向井冈山逼近，紧缩包围圈。

　　于是，各“会剿”大军马上出动，开始向井冈山“合围”。

　　一月二十六日，何键把他的两省“会剿”总指挥部从萍乡又迁到莲花县城，在近距离亲自督战。从那天起，他们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就正式开始了。

　　为吸取前两次的教训，这一次，何键叫那些参战部队把存家底的重武器都用上，准备采取机枪掩护，山炮、迫击炮进行轰炸，这样才有希望攻上山顶。

　　具有戏剧性的是，他居然不知道，这次“赤匪”那边，居然是他曾经的部下彭德华在指挥作战。

　　为了对井冈山采取正面进攻，何键要原来驻扎在莲花的王捷俊旅那个团，从三湾进入古城，然后直指茅坪。他以为，万一毛泽东、朱德还在那里，就可以活捉。可他这是妄想，殊不知人家早已跳出了包围圈，就算是王捷俊去了，也是扑空。

　　王捷俊本不是何键的部下，而是鲁涤平手下的一个师长，以前在张辉瓒手下干过副团长，后来才升任团长、第四师师长，现在他的第四师被蒋介石缩编已成第五十三旅了，这次何键要他亲自带一个团，去攻八月陈际良那个团攻不下的黄洋界。

　　说到王捷俊这个人，他可是一个不问政治的老军人，你叫他打哪儿他就打那儿，决不会中途变更。其实他和毛泽东、彭德怀一样，都是湘潭人，只是年龄都比他们大。早年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他的意识形态中，就是一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信条，就像一部被操控的机器。以前他一直在谭延闿、鲁涤平手下，从连长、营长干起，后来就晋升到第四师师长了。

　　在来莲花之前，王捷俊这个第五十三旅是驻扎在湘东一带的，所以他还兼任萍乡、浏阳、株洲、醴陵四个县的“剿匪”司令。基于他这个旅一直在湘东，所以在何键调动兵力时，顺便把他也调来了。现在，他接到的命令是，把在莲花驻扎的那个团，亲自带到井冈山“会剿”前线，去直接进攻茅坪、黄洋界。

　　何键的安排是，除了王捷俊进攻黄洋界，还有吴尚的独立旅从侧面进攻八面山和金狮面，此外就是赣军周浑元的第十五旅和张与仁的第三十五旅一部共四个团，从遂川和永新去攻取桐木岭的白银湖和梨坪两个阵地，而赣军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之一部，则从遂川进攻朱砂冲、双马石。

　　吴尚部本来是一个军，但是在去年十月后依然受到了蒋介石的编遣，把原来的第八军缩编成了一个独立旅。他们主要驻扎在茶陵、酃县一线。

　（4）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湘赣敌军开始向以宁冈、遂川为中心的井冈山外围地区发动了进攻，不到一天工夫，这些山下的地区已被攻破。接下来，就是对山上五大哨口采取了进攻。

　　他们的“会剿”军总共有十八个团，采取的战术是“四面合围”。按照总指挥何键的设想，是不分主攻与助攻的，而是“四面合围”，但是由于红四军主力下山，把东路的遂川那边打开了一个缺口，致使在遂川一线的部署被打乱，所以现场的态势就变成了以湖南方面在西边进行主攻，江西方面在东北实行助攻，而重点进攻的目标，则是黄洋界、八面山和桐木岭三大哨口。

　　这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在这大雪纷飞的寒冬腊月，岂止是“角声满天秋色里”，更多的则是“霜重鼓寒声不起”。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进攻黄洋界、八面山哨口的是湘敌王捷俊第五十三旅的一个团和吴尚独立旅的三个团。

　　这次，他们在代总指挥何键的策划下，深知靠单兵力和轻武器是很难战胜占据险要哨口的“赤匪”，所以搬来了许多山炮、迫击炮，在山下架了起来，然后先对山头实行狂轰滥炸。

　　二十七日这一天，山上各大哨口的红军及赤卫队正在吃早饭，敌人的炮弹就接二连三地飞来。

　　饭菜都是从十五里以外的小井村送来的，因为路途远，送到时早就冰凉了。怎么办呢？只有把雪水融化后烧开了配合着吃。

　　密集的炮弹像雨点，不断地落在山头上，在那些草丛中或者森林里爆炸，腾起的气浪有一丈多高，把大量的沙石和树枝卷得漫天飞舞。

　　有一枚居然落在了人群集中的阵地上，马上就把正在吃饭的战士炸得血肉横飞。

　　顿时，阵地上一片混乱。

　　叫声，哭声，呼喊声，咒骂声混在了一起，同时还夹杂着一股火药味与血腥气，而周围积雪的地面，却变成了红色。

　　这就是反革命势力强加给井冈山人民的战争。

　　既无情，又残酷，还惨烈！

　　在敌人强兵压境轮番轰炸的严峻形势下，由红五军改编的第三十三团全体指战员，在彭德怀、滕代远、邓乾元等人的指挥下，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对进攻之敌进行了顽强的抗击！

　　从一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他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在敌人的炮弹轰击下，用冰凝固起来的工事在一瞬间就被打塌了，但战士们冒着严寒，在一夜之间，又把它修复了。

　　这是借助于隆冬季节气温低下这个条件，给工事浇上水待几小时后，又冻成了一道道的冰墙。

　　在激烈的战斗中，红军战士和各地方赤卫队员，一直没离开过阵地。在天寒地冻、冰雪覆盖的日日夜夜，困了，就在阵地上打个盹，或者迷糊一下；饿了，就吃点随身携带的炒米、炒黄豆；渴了，就抓几把雪往嘴里塞……

（5）

　　红三十三团第八大队和第九大队守卫的地点在桐木岭哨口，这里距茨坪十八里地，在它的东北方向。

　　为什么叫桐木岭呢？那是因为每年春末夏初，这里有大量桐木开了花。最初人们只是路过，没太注意旁边的山林，后来发现有大量白色的花开遍了整个山岭，这才引起注意，原来这里居然有这么多桐木，于是“桐木岭”这个名字，就很自然地被叫了出来。

　　桐木岭哨口有些复杂，它包括一个总哨口和三个分哨口。

　　总哨口叫马坳，是通往茨坪的交通要道。

　　而那三个分哨口，却设在总哨口的下面，因为它们又分别通往三个路口，一个是距总哨口二百多米处的风雨亭，那里有一条小路通往永新；一个是西面约五里地的石姬，那里有一条小路通往宁冈；一个在东南面约六里地的梨坪，可通遂川。

　　但是，为了把总哨口把牢，彭德怀在桐木岭以南的白银湖，也设有阵地。这里恰恰在马坳与梨坪的中点上，在桐木岭下三里地，是一个低洼的山坑，形状像湖泊，再加上这里开采过银矿，所以被称为“白银湖”。

　　第八大队四班班长姚喆带领十多个战士，就守在这个白银湖。他后来回忆说，他们在这里守了七天七夜：

    我守卫的地点是桐木岭哨口最紧要的地方。每天上午出操，做工事，下午背粮食， 晚上还要削十个做障碍的竹钉。纵队长贺国中都同我们一起筑工事，他是黄埔军校高级班的学生，懂得筑城学，一面做工事，一面对我们讲筑城常识。那时，我们构筑阵地都是就地取材，没有铁丝网、地雷，就砍些有刺的树枝堆在阵地前沿，再钉上几排尖尖的短竹钉，构成阵地前沿的障碍。南方军阀队伍都是穿草鞋，踩到树刺和竹钉上就要大吃苦头。山上很冷，我们没有棉衣棉被，身穿单衣，脚穿草鞋，晚上睡觉，中间烧一堆火，身上盖些稻草。有的同志用夹被装上稻草，就要算是最漂亮的被子了。

　　守卫桐木岭哨口的总指挥官叫贺国中，在来井冈山之前是第三纵队的队长。追溯其渊源，贺国中原来还不是彭德怀的部下，他是唐生智第四师师部特务连的连长，唐生智加入北伐军成为第八军军长后，贺国中就被选派到黄埔军校去学习，这样就赶上了在广州承办的第四期高级班。

　　黄埔军校初期主要教授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等基本军事常识，到了贺国中去参加的这个第四期时，已增加了战术、兵器、交通、筑城等课程。所以此时守桐木岭，他正好用上了这些知识，在现有条件下尽力去做应该做的一切。

（6）

　　八面山哨口是井冈山五大哨口中最高的一个，海拔一千四百八十四米，比黄洋界还高一百多米。站在八面山上，可以远眺那些起伏不断的群山，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这里正好在湘赣两省的交界线上，控制着酃县方向通往井冈山的唯一一条小路。

　　这个哨口，还包括一个叫“金狮面”的地方。

　　守卫八面山和金狮面的，是彭宝才率领的第十大队和教导队共两百多名战士和大小五井的一百多名地方武装，党代表叫李克如。

　　负责进攻八面山的国民党军是吴尚那个旅的三个团。蒋介石在编遣军队时，吴尚那个第八军已在劫难逃，被缩编为一个独立旅了。

　　此时，八面山被吴尚的军队成天用迫击炮轮番轰炸，工事一次次被炸毁。红军战士只好把睡觉的稻草、被褥铺在工事上，并浇上水，使其冻成冰墙，继续坚守在哨口。

　　受了重伤还没有痊愈的副参谋长王展程带着伤痛来到八面山视察，然后面带忧色。在他的估计中，这敌人的火力这么猛，井冈山能不能守住，确实是个问题。但是，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不能有任何悲观的情绪和消极的思想，所以他只有向李克如传达彭德怀的命令：“人在阵地在，谁也不能退缩！”

　　李克如向他报告：“一排长受伤了，连长和三排长牺牲了，你看，是不是让四班长去代理三排长，二排长去代理连长！”

　　王展程说：“好，我同意。”

　　很快，敌人又发起了新的进攻。李克如连忙叫大家准备好手榴弹，等敌人靠近了再打。此时，王展程也自觉地参加了战斗。

　　敌人以为山上的红军被迫击炮炸得没几个人了，于是就放心地往上冲。

　　一百米，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当只有十五米左右时，只听李克如大喝一声：“手榴弹，快！

　　顿时，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在敌群中开了花，许多敌人已被炸死，没死的却嚎叫着往后退。

　　这时，只听一个声音怪叫道：“撤！赶快撤！”

　（7）

　　在桐木岭哨口的白银湖阵地，贺国中率领第八大队和宁冈赤卫大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在犁坪阵地，黄云桥率领的第九大队也不逊色，他们对来犯之敌进行了顽强的阻击，直到最后一刻。

　　大战来临之前，这里的战士同样被寒冷与饥饿煎熬着，在白银湖阵地作战的姚喆后来回忆道：

    这几天生活非常艰苦。饭菜是十五里以外的后方送上来的，送到时早就冰冷了。 整整三天三夜没有送过开水，渴了，我们自己用缸子装上雪，在战壕里烧开喝。最难过的是夜晚，那时是隆冬天气，每天雨雪交加，工事里泥泞四五寸深，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夜晚又特别冷，大家弄些草铺在泥水上睡，可是睡不到一会儿，上面盖的给雨雪打湿了，下面垫的给泥水浸透了，上下冰冷，实在难受，许多同志恼火，恨不得冲下去和敌人拼一场。

实际上，我们到桐木岭的时候，敌人也就快要来了。黄洋界和八面山都被敌人打开以后，我们这里还没有敌人。后来，我们派了一个排去侦察，碰到敌人就打了起来， 一打起来，这个排就赶快撤回来，敌人也紧跟着追过来了，占领了我们阵地前面的一个小山包。我们一齐向小山包上的敌人开火，敌人被压住，下不来了。那时桐木岭的雾很大，能见度差，敌人上来了也看不清楚，只能听到他们在那边挖工事的声音和活动的声音，但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敌人白天猛打，晚上偷袭。贺国中同志亲自带着八大队坚守。那几天，雨雪交加，工事里泥泞有半尺来深，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就在这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整整坚持了四天四夜。

　　据参加这次战斗的李聚奎后来也回忆说：

    敌人攻得最猛烈的是黄洋界、八面山、白银湖。我们第九大队守在梨坪，只有一个营的敌人来试探了一下。打了一两天，敌人也没什么猛攻，就撤退了。打得最厉害的是白银湖，整整打了四天四夜，我们在梨坪的山上，听到白银湖那边的机关枪‘卟噜卟噜’地打，就像煮稀饭一样，一直不停。

（8）

　　在黄洋界哨口，守山部队在李灿的指挥下，凭借着黄洋界哨口的天险，与敌鏖战了三天三夜。

　　未料到狡猾的敌人，见正面难以突破，便设法从侧面偷袭。

　　一月二十八日，王捷俊在黄洋界下的斜源村，用两百块大洋收买了当地的一个无业游民，要他带路去偷袭黄洋界的背后，使哨口处于两面夹攻之中。

　　王捷俊带领的那个团，就驻扎在黄洋界下的斜源村和腰子坑。三天攻山，丝毫没占到便宜，人反而死了不少。据他的统计，已达到三百八十人。这就给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样攻下去，能有出路吗？如果没有，那怎么办呢？除非另找一条路。

　　一想到这里，王捷俊的头脑仿佛一下就开窍了，马上把特务营的营长叫来，要他去抓几个村民来，他要询问。

　　在一家小地主屋子设置的旅部里，王捷俊对被抓的几个村民进行了询问，看有没有路通过黄洋界侧后面。可是，他问遍了所有的人，都说“不知道”。

　　王俊杰一无所获，正在愁闷中，房东却给他出了个主意，说硬逼是没有出路的，应该用“重赏”的办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于是，这位旅长就开价五十块大洋，在村里出告示，看谁能带他们到后山，但依然没有人来理他。

　　王捷俊就从五十元上升到一百元，但还是没人来。

　　可当那赏额从一百元再上升到两百元时，终于有人出来了。

　　原来，他就是那个小地主房东。他嬉皮笑脸地对王捷俊说：“把那个两百元交给我，我去给你想办法！”

　　这个小地主，对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本来就不满，一直想找机会报复，现在终于有了，所以就想发挥一点自己的作用。当然，更其重要的，还是为了那钱，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其实，带路的事情这个小地主是做不到的，但他知道有人能做到，于是就想拿上这个钱去找那个带路人，把多数的份额克扣到自己的名下。

　　王捷俊看他贼眉鼠眼的，心里就有些不舒服，仿佛钱还没有给，就预料到没有好结果。这时，只见那个小地主说：“我不是带路的，我是来给你们帮忙找带路的，只要把那个钱给我，我就有办法让他给你们带路！”

　　王捷俊觉得他是在骗人，既然有这么个人，他怎么不亲自来，要你来推荐，于是就皮笑肉不笑地说：“这个钱可不是好拿的哟，搞不好，要掉脑袋的！”

　　只见那个房东马上急红了眼，仿佛为了这些钱就什么都不顾了：“带路的问题，包在我身上，如果有半句瞎话，你们可以枪毙我！”

　　看他底气这么十足，王捷俊就把勤务兵叫来，要他给小地主数钱。

　　原来这个小地主所认识的带路人叫陈开恩，是一个挖草药捉蛇的无业游民，他不住在斜源村，而是在距斜源村几里远的一个山沟里。由于那里偏僻，没多少人知道他的存在。只有把草药和蛇、石蛙等拿到小地主家换钱时，这个村的人才偶尔能见到他。

　　一月二十九日早上，这个小地主把王捷俊派给他的旅部独立营带到了陈开恩的那个木板房门前。

　　这个山里人一见，顿时大惊，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事，吓得瑟瑟打抖。可当小地主把来意一说，并悄悄对他说国军愿意出五十块大洋作为酬金，他这才转忧为喜。

　　原来是自己的财运到了，陈开恩干瘪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这时，那些偷袭的兵士这才看清，给他们带路的却是一个十分瘦小的男人，除了骨头好像就只有几根筋了。

　　这也难怪，陈开恩这种身子骨，那是长年累月在这山里转悠形成的，或者说他就是靠这种瘦小精干，才能在山间行走如飞，这才有这个资格带这种路。

　　反正为了生存，他得采药、捉蛇，见什么做什么，能拿到手卖成钱的，他都做。

　　这里有一种青蛙被称为“石拐”最能卖钱，但不好找，几乎要在那些无人知道的山涧小溪旁才能发现。为了能得到它，当地人都有些避讳它的名了，不称“蛙”而称“拐”，好像是要七弯八拐才能捉到。

　　但捉“拐”这事，好像也难不倒陈开恩，所以这个小地主就认为，带路的事，非他莫属。

　　就这样，他特意向陈开恩交代国军要他带路，他作为保人推荐了他，并叮嘱道：“你能带这个路，可千万不能出差错，我可是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陈开恩抓着那重重的一包洋钱，岂有不动心的，于是满口答应：“没问题，马上就走！”

　　就这样，那个小地主从中吞了一百五十块大洋的企图，就这么简单地实现了。

（9）

　　一支由陈开恩带路的国民党第五十三旅特务营三百多人的队伍，就这样出发了。不一会儿，他们就消失在清晨茫茫的大雾之中。

　　沿着一条蛇形山道，他们跟着带路人单兵跟进。陈开恩在最前面，他边走边看，不断地判断看走哪里最合适，有时还拿着锄头挖几个脚印，这样才能前行。在他的心里，同样有一个道德标准，就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所以他也是尽心尽力去做，可他根本就没想到，这是去与井冈山人民为敌。他的另一个想法则是，这些人拿着枪，他们就是不给钱他也得干，不然就会没命的。

　　他们先是进入一道峡谷，而后沿着山溪一侧向上攀登。

　　映入这些人眼帘的不是山阴处有很厚的积雪，就是山阳处闪着耀眼的白光。崎岖的山沟里到处是磐石和乱石堆，灌木丛生的山峦却一段比一段高。好不容易爬上一道山梁，又得走下深谷，这仿佛是一种多余，或者叫徒劳，于是心里的火气就开始慢慢升腾。

　　在短时间里，他们真不知道这个山民会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心中不断在产生怀疑。尤其是那个特务营长，他考虑的事情还更多，深恐这个带路人就是“赤匪”的探子，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把他们在带向死亡。所以，他一直在注意周围的动静，并不停地盯着那个带路人的一举一动。

　　就这样，双方揣着不同的心理，在那些人迹罕至的蛮荒山梁或沟壑里折腾了大半天，终于在当天下午，翻过了一个高峰，眼前才出现了一块平地。这个地方，已距黄洋界右侧的金狮面不远。

　　这时，那个向导陈开恩才对特务营长说：“沿着前面那条小溪一直走，就会到黄洋界后面的小井村。”

　　但那个营长却很机警，他一听，居然没有高兴的表情，而且突然怕起来，马上意识到自己已处于危险，于是拿起望远镜就开始在山林中搜寻，深恐有红军埋伏在这里，直到他在望远镜里看见没有这种可能时，这才放下心来。

　　在望远镜中，特务营长已看见了小井村的房屋，以及那栋坐落在一片低洼稻田旁有一排杉木柱子的二层楼房，那就是刚修好不久的红光医院。同时，他还看见有几个长头发妇女在稻田边小溪旁洗衣服，而那个小井村呢，却显得很宁静，好像没有人在那里居住似的。

　　更其重要的，是在小井村的上边，他终于看见有一条山道直往上走，那不是通往黄洋界的路吗？这可是他们为什么来这里的缘故呀！

　　“啊，这真还大功告成了！”敌营长在心里惊呼了一声，然后满面红光地盯着陈开恩说：“你的事还没完，必须把我们带到黄洋界！”

　　其实，他此时心里却在想，他建立奇功的机会马上就到了，如果拿下黄洋界，他就是首功。因为这毕竟是攻了几天又死了那么多人都无法办到的，而他却办到了！

　　此时已是下午两时左右，敌营长召集三个连长研究了一下怎么行动。有人主张绕过小井，直接从背后袭击黄洋界哨口。有人却主张先占领小井，而后派人回旅部报告，与正面攻击黄洋界的部队相配合。

　　敌营长把上面的两种意见综合了一下，决定一个连进占小井，两个连去攻黄洋界，对那个一直从正面进攻不下的哨口进行两面夹击。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于是在小井村的红军伤员被大屠杀的命运，已就无法避免了。

（10）

　　此时，小井村的情况是，由于对付敌军层层围困和全面进攻，部队和赤卫队几乎全都在第一线苦战，红光医院里除了有一百三十多名重伤员和十多名医护人员外，几乎再也找不到其他人了，包括武器。

　　所以，当敌人的这个特务营沿着小溪成战斗队形向小井村扑来时，这个医院里的伤员却还在梦中，一点都不知道灾难已来临。

　　突然，几个洗衣的女护士看见灰扑扑的一大片持枪者正向她们奔来，而且还戴着大沿帽，顿时就惊呆了。这些人显然不是红军，而是敌军，但小井村这么安全，这些敌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她们回过神来时，敌人已近在咫尺。于是，马上开跑，还不顾一切地喊叫：“敌人来了，快跑呀！”

　　见到她们喊叫，负责屠杀的那个连长立刻向她们开枪。

　　“啪——啪——，啪啪啪！”

　　枪声在小井村的上空久久回荡，马上打破了医院及附近的宁静。

　　敌人还以为这里有千军万马，马上对医院实行了包围。其实，他们这么做是多此一举的，因为这里全是没有武器且自身行动都不便的受伤者，不是断胳膊就是缺腿，或者头部和眼睛都还缠着纱布……

　　但即使是这样，这里还是展开了不同程度的生死搏斗。

　　许多伤员用拐杖或石块与敌人展开了战斗，终因武器简陋和力量有限，被敌人用刺刀刺死了不少。

　　在很短的时间内，这里的四十二间病房里的所有活着的伤员和医护人员，全被敌人驱赶到小河边的冰天雪地里。

　　这里是一块已封冻了的稻田。

　　为了省事，那个敌连长已决定，要在这个稻田实行集体大屠杀。

　　不等那些已成羔羊的红军伤员站稳，这个连长就下令开枪。

　　一时间，五挺来自不同方向的花机关枪同时向稻田的人堆扫射，所有被抓的伤员和医护人员在顷刻之间都倒在血泊中，一下就把那片洁白的稻田给染红了。

　　但是，敌人是愚蠢的，他们这样做，却把枪声传到了四周，这样许多地方都知道小井村被敌袭击，马上就开始转移。

　　从小井医院还是有人逃了出来，他们是两名给伤员做饭的炊事员，一个往茨坪跑，一个躲进了对面的山林。

　　国民党军在小井村杀害红军伤员和医务人员的暴行，若干年后被躲进山林的那位幸存者董青云回忆道：

    敌人袭击红军医院时，轻伤员和工作人员都往山上突围了，只有一百多名重伤病员没有办法突围。这一百多名重伤员，当天被国民党反动派全部拖到小河边一块田里用机枪扫射。我躲在对面山上杂草树林里看得很清楚，先是一个个被拳打脚踢，痛得躺在田里，然后开枪。我流下了眼泪。

　（11）

　　陈开恩带着特务营的另两个连到黄洋界背后偷袭，首先被发现的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红军。

　　在换哨下来后，他意外地听见身后有踏雪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在雾霾中有一大群人蹑手蹑脚地摸上了哨口。于是，他大喊道：“是谁？站住！”

　　对方并没回答，脚步声却更近了。他马上警觉起来，朝天连放两枪。这是在向四周报警，但他的枪声响后，又听见了一声枪响。这是敌人放的，正好打在这个小战士的胸膛上，让他来不及再喊叫就送了命。

　　此时，司号员田长江刚从前哨回到黄洋界，到后面洗脸吃饭，就听到了外面有枪声。他马上背上军号，拿起枪跑到后面山上去瞭望，发现是敌人从那边过来了。于是，就机灵地朝天放了三枪，这是在给前面阻击的部队报信，后来他回忆说：

    敌人进攻井冈山的那天，大概是在阴历十二月份，已经下雪了。敌人从正面攻不上来，他们就从宁冈找到一个反动富农带路，从黄洋界后面完全没有路的山沟里爬上来。 我们在黄洋界守了六天，最后敌人摸上了黄洋界挑水的道路，占领了黄洋界后面。敌人是黄昏摸上来的。天亮后，我从前哨回到黄洋界，到后面洗脸吃饭，刚刚端起碗吃了一碗饭，就听到挑水方向响了一枪，我马上背上号，拿起枪跑到后面山上去，一看敌人从那边过来了，我忙打了几枪，通知前面的部队。这时，敌人一下子就冲了上来，我再也回不去了。

　　冯瑞田是第三十三团二大队三中队八班的战士。他当时也在黄洋界，对那里的失守记忆犹新，后来回忆道：

    一九二八年旧历腊月，国民党开始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敌人是从茅坪方向来的。我们大队当时是守黄洋界哨口。从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开始打，整整打了一个星期。 前两天天晴，第三天天气突然变了，雾很大，什么也看不见。二十三日晚上，我们放了军事哨。我当时担任上士，大队的采买。我背着一枝枪，从黄洋界哨口到散兵壕去看看， 走到半路，突然听到三声枪响，我赶紧对放哨的说，你们派一个人去黄洋界哨口报告。 随后，我便打枪抵抗。这时我听到下面有好多脚步声，像踩在冰上喀嚓喀嚓直响。后来才发现有好多敌人来了，是由一个反水农民带队从后面爬岭上来的。他们爬的爬，挖路的挖路，边走边砍，爬了三天三夜。上来的敌人太多，我们打不赢，便从源头下到三堡会打游击了。

　　负责黄洋界的是第三十三团一大队和三十二团的一个连。大队长李灿，连长徐彦刚。他俩和衣同睡在一个用稻草铺着的坑里，一听到报警的枪声，一起翻身跳起，拿起武器往外冲，两百多名战士迅速占领阵地。

　　这个一大队其实还包括二大队的一半人。在来黄洋界前，队伍进行了整编，彭德怀把二大队分成了两部分，让队长李克如带领一半人到八面山协助彭宝才，任党代表，剩下的一半加入了守黄洋界的一大队。

　　埋伏在黄洋界下正面进攻的敌人听见枪声，估计“偷袭”已得手，于是从几个方向发起了攻击。顿时，黄洋界哨口腹背受敌。

　　在激战中，李灿抱起一挺机枪，拼命地扫射，徐彦刚接连投掷了三四枚手榴弹。

　　但敌人却越来越多，红军战士却纷纷倒下，这样一来，各处战壕里都躺满了他们的尸体。

　　李灿一看这情形，边扫射边对徐彦刚说：“徐连长，这么硬拼下去不是办法，黄洋界是守不住了，你带战士们先撤！”

　　徐彦刚说：“不行，你先撤，我殿后。”

　　李灿没时间跟他争，只好说：“那我们一起撤！”

　　李灿指挥大家边打边撤，途中又牺牲了一些人。他们撤退到一处山崖旁，战士们往下一看，见这个山崖至少有十几丈高，这显然是不能跳的。但是敌人却愈来愈近，怎么办呢？为了不被敌人俘虏，也只好往下跳了，至于生死，那就听天由命吧！

　　李灿咬了咬牙，正准备跳，可是他却被绊了一跤。仔细一看，原来是脚上的绑腿散了，情急之中，他灵机一动，赶快说：“快，把绑腿解下来连成一股长绳，然后抓紧这根绳往这里滑下去。”

　　几分钟后，一根长长的绳索终于有了，于是有人把这一头拴在了一株大树上，把另一头抛下了悬崖。

　　就这样，大家依靠这些绑腿，跳出了险境。

（12）

　　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黄洋界失守了。

　　此时，彭德怀在茨坪。当他听说黄洋界失守，心里一惊，急忙派副参谋长王展程组织红军学校的学员、小井医院的轻伤员，火速向黄洋界赶去，想把这个关键的哨口给夺回来。

　　可是，这支部队，只有一百三十多人，力量是有限的。

　　而此时，李灿、徐彦刚他们已被逼得跳了崖，那陈开恩带上来的特务营已与正面进攻的敌军大部队汇合了。

　　这就错过了对敌人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所以，再去争夺显然已不现实。最后，王展程只得撤回。

　　接下来，八面山、桐木岭哨口也相继失守。

　　对八面山哨口的进攻，是从酃县方向过来的吴尚独立旅三个团，当时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一条路，能上去一个营就不错了，所以他们就轮番进攻。

　　开始的时候，他们依仗重武器，把迫击炮和山炮都用上了，实行轮番轰炸，这样山上的工事也被一次次炸毁。

　　但红军战士把睡觉用的稻草、被褥铺在工事上，并浇上水，使其冻成冰墙，几小时后，这里又是可以坚守的阵地了。

　　敌人仗着火炮、机枪的掩护，几次冲上山头，可守山的战士们却与他们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最后，子弹打光了，工事全部被炸塌了，一百多名红军指战员，也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侥幸的是，他们的党代表李克如却活了下来。后来他回忆说：

    在黄洋界失守的第二天，酃县十都方面的敌人用炮架在山头上打，把八面山的工事打塌了。彭德怀同志命令我们用棕皮绷在工事上继续守，敌人兵力虽多，因受地形限制，不可能同时上来。大部队不行时，敌人就采取每天来一个营的办法，轮换着打。我们在这里坚守了一个多星期，后来敌人攻占了八面山阵地，并直接到了大井。我们向茨坪集中的去路被敌人截断了，通向茨坪的那几个口子的吊桥没有搭起来，只好从荆竹山方向出去，向赣南转移。

　　那几天，在桐木岭下的白银湖一带，五十米以外就看不清任何东西了。这给红军的防守带来了很大困难，同时也给敌人的进攻也带来了麻烦。但是，敌人有先进的武器，人没上来，炮弹却到了。

　　井冈山的雪大，雾也大，尤其是今年这鬼天气，大雪落个不停，有一种在短时间内不停息的感觉，这好像是在谴责人世间的争斗，也无疑给双方的决战都增加了难度。

　　但是时间一长，红军这边是不利的，没有后勤保障，武器也不行，尤其是弹药，只有越打越少，没有增添的，而敌人那边，却是源源不断，有骡马队在不断补给。

　　所以，红军的苦撑，是很有限的，到了最后就越来越吃力了。

　　在黄洋界失守后，赣军周浑元第十四旅三个团向桐木岭哨口发动了猛烈攻击。不到四个小时，桐木岭哨口被攻破，阵地总指挥贺国中只好带着余部往茨坪方向撤退。

　　三大哨口失守后，在茨坪的红军总部直接暴露在了敌军面前，可以说是危在旦夕。

　　当参谋长邓萍把这一严峻形势告诉彭德怀后，彭德怀与滕代远、邓乾元商议，不得不采取第二套方案了，就是在联席会上所制定的那个应急措施：为保存有生力量，红五军军委率领撤下来的部队，跳出井冈山，去追赶红四军主力。

　　此时，王佐的红三十二团第二营还在朱砂冲一线，可能还不知道此时的形势，所以只好让邓乾元的边界特委去通知他，在井冈山坚持游击战争。

　　事情决定后，彭德怀马上命令所有原红五军部队到西南方向的双马石哨口集结，从那个一直较为平静的荆竹山方向撤离。

　　随后，红五军第八大队，第九大队，特务大队，第十大队余部，以及遂川赤卫队，都接到了撤退的通知，马上向南边的荆竹山撤退。

　　双马石哨口是黄龙的第十二大队和酃县赤卫大队在镇守，这里还没有出现大量敌情。

　　原来负责进攻这里的赣敌李文彬第二十一旅居然没到位。

　　李文彬是龙源口大战的败将杨池生的部下，一听说红军大部队从荆竹山去了赣南，就伙同刘士毅那个第十五旅追赶去了。

　　这样，就给彭德怀腾出了一个缺口，让他从荆竹山冲出去，经遂川的大汾，去赣南寻找毛泽东他们。

（1）

　　却说红四军主力在离开井冈山时，不可能再去走五斗江翻山去遂川县城那条路了，因为那里肯定聚集着敌人的重兵。要调动敌人，就只好选择从荆竹山南麓经大汾、左安一线，进入赣南的上犹、大庾一带，去那个赣粤边界的大庾山地区。

　　那个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就曾被朱德、陈毅带领从那里路过，还在大庾城外实行过整编，知道那里的一些情况，只是当时兵力单薄，没有去攻取县城，也就只好从城外擦肩而过。现在，要在外线作战，这里距井冈山不算太远，可以把围困井冈山的南路敌军调过来，给井冈山那边减轻点压力。

　　以遂川县城为中心的东边一带，又重新被敌人占领了，这可是两个旅的兵力。一个是李文彬从吉安那边扑过来的第二十一旅，另一个却是从赣州跟来的刘士毅第十五旅。这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就是以前在龙源口吃了败仗的杨池生第九师缩编的，而刘士毅的这个第十五旅，则是他以前那个独立第七师缩编而成的。

　　在本次两省“会剿”中，赣军的进攻方向在井冈山的东面和东南面，江西这边是由金汉鼎任副总指挥，坐镇吉安，指挥着马昆的第三十四旅、张与仁的第三十五旅、李文彬第二十一旅，刘士毅第十五旅共十二个团的进攻。

　　红军在出发的时候，为了把这两个旅吸引过来，以达到在外线作战给井冈山减轻压力的目的，把声势造得很大，深恐周边的敌人不知道了。每个连队都拿着很多由军部统一印发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然后每走一处，就把这布告贴在路边显眼的地方。

　　据说，这是由毛泽东亲手拟定的四言体文告，读起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句句明白，很具有号召力。现摘录如下：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伕，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军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国民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

　　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

    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布告从右到左，呈长方形楷书条幅，后面署有“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名字，还盖有“红军第四军”的大印。

　　时间也是在后面，被签署为“一九二九年一月”。

　　关于这个布告，那个从醴陵来井冈山的刘型最知情，后来他回忆道：

　　“四言体布告是主席亲手写的，下山以前就写好，并用石印机印好，在进军途中张贴。进军时，都很紧张，每地差不多都只住宿一晚，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印材料，只能利用下山前的时间印四言体布告。”

　　八月失败后从广东上井冈山的宋裕和开始是在教导队培训班学习，下山前夕调到职工运动委员会并担任宣传农民运动组的组长，后来他回忆：

　　“当时石印机在县城里有，下山前《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已印好，下山后一路张贴。”

　　他说的县城不是国民党所设的新城，而是宁冈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砻市。

　　这个布告，他们是走一路贴一路，这样就把声势造起来了。

　　哪知这一造，得到的结果是李文彬旅和刘士毅旅在后面穷追猛打。

　　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本来已被金汉鼎安排在荆竹山一线进攻双马石哨口的，但他们还没开始合围，红四军主力就冲下山来了。两天后，何键才正式发布进攻的命令，可是已晚了，等李文彬把队伍拉到井冈山南麓，却见沿途的村庄到处都有红四军司令部的布告。这时他才知道，“赤匪”主力已逃，于是就和刘士毅商议，山上就让何键那边的湘军去进攻，而他们得赶快去追击。

　　李文彬是云南盐兴人，和他的上司朱培德是同乡。实际上，也是朱培德把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准确地说，李文彬不是学军事的，而是毕业于云南法政学堂，但是跟随朱培德后，就不得不学军事了。开始的时候，李文彬只是做朱培德身边的一个文职干事，后来却兼任了警卫营营长。这样，就拿起了枪杆子，一步步地往上串，直到当上了第九师师长杨池生的下属第二十五团的团长。

　　去年六月在龙源口战败，李文彬心里一直存着一股怨气，早就想把它发泄出来，现在机会来了，他也就有些迫不及待。凭借现在他已成为旅长的身份，手下突然比原来多了两个团，如果再加上刘士毅的第十五旅，就可以稳操胜券地去追击那个凶悍的“朱毛赤匪”了。

（2）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以第二十八团为开路先锋，第三十一团为后卫，中间为特务营、独立营护卫着前委和军委各机关及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最开始是走两条路，第一条路是第二十八团从小行洲出发，通过朱砂冲哨口到黄坳；第二条路是第三十一团从茨坪出发，经双马石哨口出荆竹山。

　　两路人马，仅相距半天的路程。

　　下了山后，林彪带着第二十八团冲在前面，沿着右溪经戴家埔、苦菜坳到大汾，然后从大汾进入左安。

　　沿途尽是走山路，到处都是积雪，这无疑会给敌方留下很多脚印。

　　最开始的时候，一些地主武装以为是小股“赤匪”路过，居然想一口吞掉他们。哪知刚一碰撞，就觉得有些不得劲。因为这是三千六百多人的队伍，看见一队路过后，正要下手，可后面却源源不断再来，还望不见尽头。这一下，可把他们给怔住了。

　　这种架势，就是让他们“吃”，也得把他们给撑死。何况这又不是一个个软柿子，任他们随便拿捏？这可是由一个个小石头凝聚成的大石碾子，只要你敢来碰撞，就会把你几十人的地主武装碾压成粉末或者泥灰。

　　朱德作为军长，一直跟着第二十八团在行动。这有些像他在南昌暴动南下那会儿，又开始给大家探路了。

　　毛泽东开始是骑在一匹马上，但到了半路，他发现朱德夫人伍若兰在步行，就把马让给了她。据说，她有了身孕。原计划是把她和王展程的妻子段子英一起留在井冈山的，因为她们都有身孕了，但伍若兰却坚持要跟着走，而且还把自己从原来在边界政府担任妇女工作的职务给辞了，然后调进了政治部里的宣传队。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得跟着大部队走了。

　　在行军路上，毛泽东要黄达把马牵过去，这时伍若兰还倔强地不接受。于是，有几个人就来帮忙，有的牵马，有的来抓伍若兰，有些像绑架似的把她硬拽上了马背。这些人有贺子珍、曾志、谷芝英、伍春林等。

　　然后，她们一路走，一路唱。除了唱《北伐军之歌》，还唱伍若兰她们在湘南时就编好的一首新歌。其歌词是这样的：

　  一杆红旗哟，随风飘，

　　工农齐心哟，把革命闹。

　　锄头，梭标，大砍刀，

　　打倒劣绅与土豪。

　　让他们，画地为牢！

　　一杆红旗哟，随风飘，

　　工农齐心哟，把革命闹。

　　鸟枪、土枪、松树炮，

　　打得白匪与乡霸，

　　让他们，鬼哭狼嚎！

　　她们正唱着，把周围的许多战士都感染了，也跟着唱起来。

　　但是，在经过一个地方时，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了几声枪响，大家马上就不唱了，都警觉起来，还抓紧了手中的枪。

　　没有枪的，就只能把手中的梭标捏得紧紧的。

　　这又是沿途那些地主武装在骚扰了，但很快就听见了一系列的枪声，这显然是红军在组织反击。

（3）

　　井冈山的岁月是艰苦的，除了粮食、蔬菜的紧缺，就连枪弹也是紧缺的，这次到外线作战，三千六百人下山，只有一千五百支枪，而每个人的子弹，也就是十发左右。

　　过了大汾，往东南方向，部队就进入了左安县地界。这里的山有些特别，它比遂川南部要高一些，而且许多地方都是层层梯田，搞得战士们一会儿爬山，一会儿又下山，真是够疲惫的。

　　赣南一带多是山区，到了左安，那是山连着山。恰逢此时正下着雪，使路上的积雪很厚，走起路来一步三滑。

　　这时，部队也疲惫之至，只好分散行动，让战士们在这山道附近的村庄里去找吃的。

　　临出发时，每个人干粮袋里都准备了三天的炒米。可是，由于过度劳累，两天就把它吃光了。现在，整天都在急行军，又哪里去弄粮食呢？再说每天都是走的山路，许多地方还没有人家，就算有钱，也买不到吃的。

　　所以，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了。三天过后，部队不得不停下来，找个地方驻扎下来，然后分兵去发动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筹粮筹款。

　　大多数战士还穿着单衣，不走动时就冷得瑟瑟发抖。

　　脚下的冷空气一直在往裤管里灌。有绑腿的，就把自己的脚丫子包了起来，塞在草鞋内。没绑腿的，可就惨了，脚趾还露在外面，而且被冻得通红，有的还被冻裂，正在往外渗血，碰在雪上，马上就被染成了红色。

　　在路上走了九天，到第十天上，也就是一月二十三日，红四军主力的前锋已冲过上犹县西南角那个最狭窄的地段，进入到了大庾县境内。

　　这时，军长朱德也感到，部队必须得停下来休整一下。再说，他们在前年路过这里时，一直没发现有大量驻军，于是就和前委书记毛泽东商议，干脆攻下大庾县城，让部队在这里补充一下给养。

　　毛泽东想了想，表示原则上同意，但必须谨慎，以防攻城时伤亡太大。

　　朱德听后点了点头，表示赞同，然后就以红四军军委的名义下达命令，派第二十八团先去攻城。

　　结果出人意料，此城根本就没有人设防，团长林彪带着他的队伍，几乎是穿城而过，都没听见一声抵抗的枪响。

　　接下来，全军都进了城，终于吃到了一顿饱饭，把出发以来身体内所欠的亏空一下就填满了，这使得部队的情绪忽然就提高了许多。

（4）

　　但是在第二天刚吃完早饭后，尾追红军的李文彬和刘士毅这两个旅，居然已追到了这里。这可坏了，林彪在进城时，并没有对城外加强设防，特别是占领城外的各制高点，而只是在城外各路口，布置了警戒哨。

　　但敌人已冲过警戒线，而且还向城里冲进来。

　　这时，林彪却下令撤出城外，到北边去占领制高点。

　　这让党代表何挺颖很不理解，他认为敌人来了，应该抵抗，怎么可以撤退呢？所以，他大喊道：“敌人来了，不怕死的，跟我来！”

　　这一声喊，确实有很大的号召力，很多人都站出来，跟他一起去城外组织阵地，对尾追之敌进行阻击。

　　但林彪却不管这个，依然带着大队人马撤到北边去占领制高点，因为他知道，到城外组织阵地，与敌人硬拼，肯定是拼不过的，为保存有生力量，只能依靠有利地形。

　　可是，他这样做，却让何挺颖带着的队伍寡不敌众，许多人壮烈牺牲，而何挺颖本人也身负重伤。

　　当战士们把他抬下来时，大家才发现，他的腹部已被打进了子弹，搞得鲜血直流。好在当时负责现场救护的卫生员马上赶到，给他做了临时的包扎。

　　林彪把部队撤退到城北一个山坡后面，然后才开始阻击敌人，此时朱德正在第三十一团和毛泽东商议下一步的行动。

　　一听见枪声，朱德知道敌人来了，于是马上命令团长伍中豪赶快带领第三十一团去占领城郊东边的东山岭，他自己则返回军部，带着独立营出老城，从东门外沿一条小河穿插，去北山支援第二十八团。

　　朱德知道，在城北有一座山叫天柱山，目前应该在敌军的侧后，如果能够攻占它，就可有效地打击敌人争取主动。但是，这个计划却不能凑效，因为营长张威带着独立营组织了五次冲锋，都没能达到目的。怎么办呢？朱德只好组织他们去抢占另一高地惜母岭，可不幸的是，张威却在奔跑中被飞来的子弹击中，当场阵亡。

　　城北的战斗一点也不顺利，但城东却出现了意外，第三十一团在团长伍中豪带领下，从城东迅速淌过章水河，然后登上了东山岭，马上就控制了县城东南的制高点。他们架起机枪向河对面惜母岭高地的敌人进行扫射，一下就稳住了阵脚。

　　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黄昏，整整进行了一天，为大部队撤退争取了时间。前委、军部等中枢机关，就是在东山岭红军的机枪掩护下，从水口寺经棚下、大头庵等地渡过章水河，然后往南撤退的。

　　傍晚时分，大部队已会合到五羊滩，然后在当地向导黄学正、廖厚皮的带领下，经岗头坑往广东的南雄方向转移。

　　身负重伤的何挺颖没法用担架抬，只好把他绑在一匹马上。

　　这个大庾战斗，红四军主力损失惨重，前委委员、工农运动委员会主任兼军械处长宋乔生，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营长周舫，以及第二十八团特务连连长郑特等，都壮烈牺牲。

　（5）

　　红四军在大庾县城经过一天的激战，以牺牲近半的兵力和一批骨干为代价，于一月二十五日傍晚摆脱了敌军的围攻，在两名向导的带领下，转移到了广东南雄的乌迳。

　　但是，刚到乌迳驻扎，第二天凌晨又有敌军追了上来，这就不得不抵抗了。这样一来，又损失了一部分兵力。

　　这个时候，毛泽东已明显地感到，在柏露会议上预期的外线作战，或者叫“围魏救赵”，显然也没法实现了。

　　其实，也就在这一天，井冈山已被何键指挥的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包围，并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

　　显然，战场形势已从主动转为了被动，这就预示着，先得考虑自身的安危，然后才能顾及到其他了。所以目前，先必须摆脱追击的敌人，才能说下一步究竟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了。

　　于是，毛泽东和朱德商议，马上撤出乌迳。

　　哪知红四军走一路，敌军却追一路，有些像被惹恼的疯狗，咬住目标不放。

　　这样，他们就只好一路奔跑，沿着赣粤边境一直向东，穿过信丰县，然后又经过全南、龙南、定南三县，再到安远县。

　　这一路简直是没法提了，前有地主武装在堵截，后有敌正规军咬住不放，战士们衣着单薄，既找不到吃的，也找不到向导。

　　路上根本就没法停下来休整，一连走了三天，终于在一月二十九日这天黄昏，到达了安远县的鹤子圩，才停下来宿营。

　　可是就在这一天，井冈山终于被湘敌王捷俊所派出的特务营偷袭黄洋界成功。

　　在鹤子圩，毛泽东、朱德他们，终于见到了由中共赣南特委建立起来的红军第二十六纵队。毛泽东向队长郭一清了解了安远县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在目前敌强我弱形势下纵队的活动状况。

　　原来，这个第二十六纵队是在信丰、安远等几个县的农民暴动后产生的，现在由处于隐蔽状态的中共安远县委领导。

　　安远县委的书记叫罗贵波，但此时他用的是化名李文华。

　　当毛泽东知道安远县城目前没有敌正规军驻扎时，就和朱德商议，干脆拿下安远县城，在那里休整几天，让部队喘息一下。

　　朱德听后觉得可行。于是，毛泽东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李文华”。

　　郭一清拿到信后叫通信员郭达斌连夜把信送到县委所在地枫树园。

　　此时，罗贵波正在枫树园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讨论、部署如何开展反对地主豪绅向穷人逼租逼债的“年关斗争”。

　　快天亮时，郭达斌却送来了一封信。

　　罗贵波一看，信封上写着“李文华收”，于是连忙把信拆开。

　　只见信的内容是这样说的，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经过长期作战，部队很疲劳且有减员，需要争取时间休息补充。所以，军部决定派一部分兵力去攻打安远县城，希望中共安远县委积极配合。

　　看了信后，罗贵波兴奋起来，他想既然红四军主力过来了，那就用不着进行“年关斗争”，而应该举行“年关暴动”，于是又叫大家坐下来，把信的内容念了一遍，并开始研究如何配合红军攻打安远县城。

　　经讨论，县委最后决定，大家分头行动，把所有能组织的党员和群众都组织起来，编成一个个暴动队，让郭一清来指挥，以配合红四军攻城。

　　为此，罗贵波还专门派了一人去联络红军总部，他就是县委委员魏宗周。

（6）

　　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中午，当井冈山保卫战已陷入全线崩溃的时候，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红四军已从安远的社山来到孔田老圩。

　　由通信员郭达斌带路，魏宗周终于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并报告了安远目前没有敌军驻扎的情况和县委的行动计划。

　　就在那天下午，毛泽东和朱德还在孔田老圩的桥头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当晚，毛泽东还邀请了八位贫苦农民一起座谈，了解当地群众的疾苦和革命斗争的情况。

　　趁毛泽东召开座谈会之际，魏宗周带领魏善成等分头返回县城太平圩，为的是侦察敌情，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

　　在“三点会”头目魏井保那里，魏宗周已知道逃离太平圩的靖卫团团总又返回来了，而且妄图在明天去孔田圩附近，与“追剿”军四个团共同夹击红军。

　　得知这一消息后，魏宗周马上离开了太平圩，赶回孔田圩，向毛泽东、朱德报告了这一情况。

　　根据这个情况，毛泽东和朱德认为，原来两个团的敌军在追击，现在又增加了两个团来围歼，这说明敌军的“进剿”力度在增大，看来这个赣南并不是原来想象的那么顺当。

　　其实，这也不奇怪。在国民党第二次“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就把自己当着了中国的主宰，所以接下来的事就是“编遣”军队，同时对一切反对他的集团或军队都要实行彻底的制裁，更何况共产党和他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还要组织武装推翻他。所以，他对共产党要斩尽杀绝，也是很正常的，但关键是，能不能做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强敌准备合击的情况下，为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毛泽东和朱德决定，立即改变行动计划，放弃攻打安远县城，连夜转移，甩开敌人。所以，到了午夜，在当地群众的带路下，红四军抄小路经新塘尾向寻乌方向转移。

　　翌日凌晨，当敌人赶到合击地，红军早已远走高飞。

　　原来这是刘士毅的两个团和一些地方靖卫团。在安远，他们算是扑了一个空，但并不甘心，又继续追赶。

　　关于红四军在安远县孔田圩成功脱险这件事，说明红军必须要有地方党配合，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在关键的时候化险为夷，否则将陷入绝境可能还不知道，这是要彻底失败的。

　　这段历史，身为红四军连党代表的欧阳毅后来回忆道：

    毛泽东同志多次谈到这件事，说是一个地方党组织、一个人、一封信，救了我们党，救了整个红军。

　　朱德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也说：

    那一回红军的命运是处在极险的境地了，如果当地没有地下党的组织，那一回就会被敌人消灭了！

（7）

　　一月三十一日，红四军到达了寻乌县菖蒲圩。在那里，毛泽东和朱德意外地遇到了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

　　古柏是来主动联络的，他本是寻乌人，但很早就在寻乌南边的广东梅县就学并参加了革命，去年三月因在寻乌举行暴动失败后，又去了梅县，直到五月才回来，并着手组建起红色游击队，称“红军第二十一纵队”。

　　古柏看红四军被敌军一路追赶，向毛泽东和朱德说：“应该找一个根据地驻扎下来！”

　　毛泽东问：“有合适的地点吗？”

　　“在项山，有一个罗福嶂，背靠福建和广东，可以在那里重建一个根据地。”古柏说。

　　朱德一听，马上叫古柏带他们去看看。

　　第二天，古柏为他们找来了向导，一个叫潘丽，一个叫李大添，要他们带红四军去罗福嶂。

　　就这样，红四军又出发了。但山路崎岖，还要翻山越岭，所以一天不能到达。到了晚上，只好宿营在吉潭圩的圳下村。

　　这是一个四面环山中间低平的村子，原来它坐落在一个较大的山窝子里，南北是山，中间是个东西走向的狭长田塅，一条小河把这个地段分成了南北两半。仔细看来，这里还算安全。周围都是大山，谁知道这里会有大部队驻扎？如果不是追兵，会让人联想到在这里来过那种宁静安详的田园生活，不是很理想吗？

　　按理说，中共寻乌县的党组织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历了多次斗争与实践，肯定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再加上向导潘丽、李大添又都是本地人而且还是县委的负责人，选择这里让红四军留宿一晚，应该是没多大风险的。

　　再说，毛泽东和朱德也估计到，敌人的追兵如果真的要来，那也是第二天早上的事，所以在这里休息一晚，完全没问题。

　　但恰恰是这些有利的条件，却让红四军差点儿全军覆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红四军在圳下村住下来后，军部又下达了第二天出发的命令。即：第三十一团走在前面，于凌晨三点出发，军部、前委直属队定在四点，第二十八团断后，天亮出发。

　　当时，部队的驻扎情况是：

　　前委、政治部在村西南一座叫文昌阁的古庙里，军部在村中央的刘氏宗祠恭安围。

　　伍中豪的第三十一团为右路，驻扎于村东担任前委、政治部和军部的前卫警戒，在恭安围的前面；

　　林彪的第二十八团为左路，驻扎于村西文昌阁后面至大营岗一线，为前委、政治部和军部的后卫警戒，在恭安围与文昌阁的后面。

　　特务营、独立营随军部驻在恭安围，妇女组的贺子珍、伍若兰、曾志、康克清等也在军部附近的屋檐下歇息。

　　但天还没亮，意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

　　敌人的追兵却提前追来了，这就打乱了红四军的队形及部署，而且损失惨重。

（8）

　　黎明时分，军部、前委直属队早早就起了床，准备出发。

　　这时只听得一阵“噼里啪啦”的枪响，马上就打破了拂晓前的宁静。原来，尾追的敌军先头部队已在村外。

　　此时红四军的情况是，第三十一团已经出发，第二十八团由于是断后，要天亮后才走，所以还在睡梦中，而军部、前委及其直属队却刚刚醒来，正准备出发。

　　这就预示着，敌人来了，根本就没防卫，所以在村头打了几枪后，见没有动静，就冲了进来。

　　他们很快就冲进村子，更糟糕的是，居然直奔村中央的刘氏宗祠恭安围。那可是军部的住所，全军的指挥部。

　　当时，陈毅刚醒来，还披着大衣呢。他听见枪声后觉得不对劲，想出来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刚一出门，就见敌兵已冲到眼前，拿着枪向他扑来。

　　陈毅一看，大吃一惊，知道这个敌兵是想抓他去立功，于是马上转身就跑，可那个敌兵却揪住不放，一把去抓陈毅的大衣。

　　哪知这大衣却自觉地从陈毅肩上脱了下来，接着就是整个大衣从他头顶上覆盖了下来，使他顿觉眼前一黑。

　　原来，是陈毅趁势把大衣甩过来盖住了他的脑袋。

　　等他抓开大衣时，陈毅已经不见了。

　　朱德和伍若兰也住在恭安围，他们也是刚起床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头一天下午到的时候，一个老奶奶知道伍若兰有身孕，就把她安排在自家祠堂左边的客房里，为此朱德也暂时在这里陪伴。

　　朱德听见枪声，也是出来看看，可刚出院子，就被敌军拦住，用枪指着他问：“朱德在哪里？”

　　这时，伍若兰在后面抢先说道：“他是一个伙夫，知道什么？你们要找朱德，跟我来！”

　　说完，就从容地领着敌兵往院子门外走了。但是不久，就听见了附近枪声不断，说明伍若兰已经与敌兵干上了。

　　前委、政治部驻在圳下村的西南角。那里的文昌阁距村里有一里多路，小河就从它旁边流过。

　　文昌阁是一种用于祭祀的庙宇，祭的是文昌帝君。

　　传说文昌帝君是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读书人追求功名利禄的神仙。这里有这种庙宇，说明在赣南一带，曾经想祈求文昌帝君保佑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应该是很多，也说明这里的经济文化状况比井冈山要好得多了。

　　毛泽东习惯于睡得晚，但由于第二天要赶路，也就没熬夜，而是和大家一起行动保持一致了。

　　听见枪声后，作为前委秘书的贺子珍，还有谭政、虞上聪等，还以为是哪个农家在放鞭炮，但作为秘书长的谭震林却经验丰富，他认为应该是敌人来了，于是直奔毛泽东住处。这时，只见毛泽东在杨梅生所负责的警卫班的护卫下，正待要出发。

　　这个警卫班，除了原来的警卫员李根勤，还有何金云、吴光荣等，龙开富依然挑着皮箩，保护着文件和印章，黄达则牵着马随后。

　　于是，在谭震林的指挥下，大家很敏捷地越过了文昌阁旁边那条小河，撤到村东南的山上。

（9）

　　朱德离开伍若兰后，带着五名花机关枪手开始了突围，但敌人却穷追不舍。有一个战士看出了一点门道，觉得是在追赶穿大衣的人，因此马上叫他把大衣脱掉，但他舍不得丢。

　　又跑了一段路后，要过一条小河，大衣居然浮在水上增加了负荷，这时朱德才不得不把大衣脱在了河边。

　　小河不大，水也不深，但正值寒冬腊月，雪花满地。朱德和战士们从寒冷刺骨的冰水中蹚了过去。

　　担任后卫的第二十八团，只有第二营营长萧克，带领两个连冲出十多里路过河，占领了河对岸一个高地在阻击敌人。在这里，他们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掩护军部从该阵地左侧顺利通过。

　　走在前面的第三十一团，知道后面发生战斗后，又返了回来。这一下，与最先冲出来的特务营和第二十八团第二营抢先登山占领有利地形，然后进行猛烈的反击。经数小时血战，终于把敌军击溃。

　　第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听到枪声后，判明军部已被包围，这就意味着后卫部队的路已被截断了。

　　为了避免被一网打尽，他决定率部掉头奔向吉潭的大坜，想从大坜经过团船，绕到前面去接应。但是，在一个叫“分水垇”的地方，却遭到了不明武装的袭击，居然把部队给打散了。

　　而第二营的党代表陈俊，带着谭福、谢保升等九十多个战士，在古丰圩被打散后，终于在北面的莲塘与突围出来的毛泽东他们相遇。

　　之后，在向导潘丽、刘隆宝等人的带领下，一起奔向群众基础好的滋溪。

　　但是，刚到滋溪，敌军又追了上来。

　　在农会会员张庚秀、谢永昌等人的协助下，陈俊带着队伍，在一个叫锅子嶂的地方设下埋伏。

　　这股敌军以为他们追击的“赤匪”已山穷水尽了，所以就大胆地追起来，可是到了锅子嶂，却中了埋伏，结果被打得溃不成军。

　　到了梨树塘，在向导刘隆宝家，毛泽东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决定由潘丽和刘隆宝继续带领前委去罗福嶂，而让陈俊这个九十多人就留在锅子嶂一带，继续牵制敌人。如果又来追兵，把他们引向剑溪一带。

　　在这次战斗中，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党代表毛泽覃身负重伤，也被留在了梨树塘。

　　而被绑在马上的何挺颖，由于马在激烈的枪声中受到了刺激，居然惊得跳了起来，这样就把何挺颖摔了下来，造成气绝身亡。

　　林彪带着的那一股人马跑到广东平远县的仁居，然后从大华山、黄石，又北上江西至聪坑，来到了项山甑的东面，在一天之中走了近一百里。

　　傍晚时分，林彪所带的部队终于和在大中等待集结的前委和第二十八团二营汇合。

　　这个圳下村被袭击，红军是分三路进行突围的，一路走项山凉山岽，一路往小杭锅子嶂，另一路去剑溪寒地。

　　原来，这穷追不舍的敌军是刘士毅第十五旅的钟桓第三十团，他们是从澄江出发，来偷袭圳下村红四军驻地的。

　　其实，他们的情报是红军主力在吉潭圩，准备在那里去夹击的，但到半路上，居然有人报告，这个圳下村也有“赤匪”，于是就来了个顺手牵羊。可这一“牵”，却险些把红四军的指挥部给彻底摧毁。

　　圳下村被袭击，使红四军十分难堪。很多部队失去了指挥，简直是一片混乱。从被围的那一刻起，都是在“死里求生”，特别是没有武器的那些人，许多就只好被擒。

　　在此次转移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为了掩护朱德与军部撤退，把敌人引开，一直都没回来。

　　后来才听说，她被俘了，还被识破身份押往了赣州。

　　但没过几天，伍若兰就在赣州的卫府里被杀害，头颅还被挂在了城门上示众。

　（10）

　　突围出来的朱德、陈毅与特务营，不久就赶上走在前面的第三十一团，然后在向导张丽的带领下，于当天下午到达了预定地点罗福嶂。之后，前委和其他部队也陆续到来。

　　但遗憾的是，到这里的人已不足一千，许多人都被打散了，不知是死是活。

　　原来罗福嶂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 距圳下村也就几十里的山路，只是隔着几座山而已。但是，就是这么一段距离，也差点让红四军过不来了，这很说明问题呢。

　　古柏建议红四军到这里来，那是因为这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且背靠闽、粤两省。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寻乌县党组织就在这一带活动。比如那个向导潘丽吧，就在这里秘密从事着革命活动，利用“洪家”、“三点会”等江湖组织，在项山、滋溪、剑溪等处发展农会，到一九二七年底，已有会员五、六百人了。

　　二月二日这天，天空正下着鹅毛大雪，路上反而不怎么滑了。在下午四时左右，先头部队第三十一团第三营率先到达罗福嶂。

　　傍晚时分，大队人马已陆续到来。

　　此时，为防备圳下村出现的意外，军部马上派出部队，去占领附近的有利地形。

　　这一天晚上，毛泽东随前委机关和第三十一团驻扎在上村，朱德、陈毅随军部和第二十八团驻扎在下村。

　　想到下一步行动，毛泽东专门来下村找朱德和陈毅商议，部队人数已大量减少，为便于集中指挥，可能还得进行一次整编，于是三人拟定，在第二天召开一个前委扩大会。

　　第二天朱德起床很早，伍若兰一直没有下落，使他根本就没法睡。为防备再出现圳下村那种被袭击，他和警戒队在村子外转了一圈。

　　位于项山脚下的罗福嶂村，正如古柏所说的，很适合做“井冈山第二”，因为大山把整个村子包裹了起来，仿佛与世隔绝了似的，最主要的是，它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有“一脚踏三省”的感觉，这可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呢。

　　到了罗福嶂后，部队依然和往常一样，开始做起了群众工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筹粮筹款”始终是红军面对的一个课题。好在这里群众基础好，一听说红军来了，都没有躲起来。

　　由此，政治部专门发出一个通知，告诫各连队官兵一定要牢记井冈山所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听从指挥，筹款归公，不乱拿群众东西；买东西要付钱，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做群众工作要和气；宿营后门板要还上，睡的铺草要捆好。

　　还特别强调：不能随意大小便，洗澡要避开女人，空闲时要帮助群众锄地、挑水、劈柴和打扫卫生等。

　　这些通知，看似多余，实则是每到一处，都得加强这方面的管束和教育。因为，红军队伍里战士的成分也很复杂，不晓谕不知道，不教育不行。

　　仔细分析，红四军的兵源主要来自以下六个方面：

    （一）南昌暴动南下潮汕的叶、贺旧部。

　　（二）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

　　（三）平江、浏阳的农民。

　　（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

　　（五） 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

　　（六）边界各县的农民。

　　这就是说，他们一部分是工人、农民，而另一部分，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游民，即毛泽东曾说的“流氓无产者”。这肯定是要加强纪律性的。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就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12）

　　二月三日这天上午，红四军的前委扩大会就在罗福嶂村的芹菜塘一家大祠堂里开始了，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朱云卿、袁文才、谭震林、林彪、蔡协民、伍中豪等。

　　原来这里是国民党乡公所的驻地，其大门正对着路边，在路上可以直接看到房子的上厅。厅子不大，但能容纳得下十几个人。

　　会议就在这个上厅举行。首先，大家站起来，为在这一路牺牲的战友包括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等默哀，然后是毛泽东的讲话，就借这个哀悼的机会谴责第二十八团团长林彪没有很好地照顾好身负重伤的党代表何挺颖。

　　接下来，毛泽东对本次圳下村受袭击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做了一个分析。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军队的穷追不舍和突然袭击，间接原因是没有群众报信和突围中的松散与混乱。所以，以后要解决这些问题，还得把部队实行整编，使之轻装上阵，灵活机动，反应快捷。

　　由此，可以把非战斗员留下来搞地方工作，战斗员则要强化训练，以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

　　可是，这罗福嶂山区，它能留得住吗？

　　鉴于现在是非常时期，且人数减少近千，所以也不适合多层次指挥，而应该把指挥全集中在前委，政治部的工作也让前委来承担。

　　接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早就拟定好的整编方案。鉴于兵力的减少，为了迷惑敌人，把“团”改成“纵队”，这在敌方也就搞不清红军有多少兵力了。

　　就这样，部队被改编为两个纵队，纵队下设支队，支队下设大队、中队。

　　第一纵队由第二十八团主力、军部特务营、独立营编成，下辖四个支队。即原来的三个营改为三个支队，特务营、独立营合编为第四支队。

　　第一纵队的队长为林彪，因党代表何挺颖已牺牲，让陈毅来代理。

　　萧克为第二支队长，胡世俭为党代表。另外，原来四个连组成的第一营改为三个连组成一个支队，毕占云为第四支队长。

　　第三纵队由第三十一团编成，伍中豪为队长，蔡协民任党代表。

　　鉴于目前严峻的形势，会议还决定，如果以后部队被打散，相互之间无法联系时，就去上海等地，以化名登报的形式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以期将来再从头开始。为此，每个人还把自己取的化名说了出来，让大家分别记一下。

　　此时，毛泽东说他叫“杨子任”，朱德也用曾经用过的“王楷”，也就是说，红四军仿佛到了最后的关头。

　　在开会期间，边沿部队居然抓到了两名敌军侦探，从他们的口中，又知道了新的敌情。

　　这时，又接到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来信。

　　毛泽东打开信件一看，马上皱起了眉头。

　　这几乎和侦探交代的一模一样。

　　原来，红四军进入罗福嶂后，敌人的追兵又纷纷赶来。

　　刘士毅的第十五旅、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已集结于寻乌、会昌两县之间，福建的郭凤鸣第二独立旅从汀州赶往上杭、武平，广东的范石生部、王应榆部从粤北赶往寻乌、安远一线。

　　这样一来，这个罗福嶂又像井冈山一样，被围得水泄不通了。看来这个罗福嶂也是不安全的，除了战斗部队得走，伤员也得跟着走。那么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或者说，下一步又该到哪里去呢？此时大家都没了主意，把目光都盯着了毛泽东，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感觉。

　　这时，只见毛泽东笑着说：“这国民党也太瞧得起我们了，走哪儿他就跟到那儿，我们现在是没有路可走了，那就去会会他们吧！”

　　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这时，只见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或者说只有半支，这是他前一次抽剩下的，然后才说：“现在是敌强我弱的态势，我们只有和他们兜圈子。我看现在该北上了，去会昌，占雩都，把敌军向北边引。这样，广东、福建的军队就不会过来了！”

　　于是，前委立刻作出转移的决定，命令全军要悄悄离开罗福嶂，不准掉队、不准打手电筒、不准带有响动的东西、不准说话、不准咳嗽。

　　这一系列“不准”的背后，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动。

　　目的是让敌人那边一直以为红军还在罗福嶂傻呆着，只要他们想瓮中捉鳖，也就不会动窝。

　　这就为红四军穿插到北边争取了时间。

　　但在当天晚上，他们刚走到寻乌与会昌交界的罗塘圩时，又遭到刘士毅第十五旅的阻击。

　　原来狡猾的刘士毅在这里都安排有兵阻击，这说明会昌也有重兵把守，看来这一线肯定是过不去的。怎么办呢？红四军只有折向福建武平与会昌交界的武夷山中。

（1）

　　却说彭德怀、滕代远在茨坪组织起力量向黄洋界反攻，但兵力毕竟有限，经过几次冲锋都没能凑效。

　　接着，又听说八面山已失陷，吴尚的独立旅三个团也攻了上来。

　　于是就不得不想到，这井冈山保卫战已陷于完全挨打的地步，剩下的事就只有赶快撤离。

　　因为如果再坚持，已无实际意义，得来的结果却是，大量敌军居高临下向茨坪发起进攻，这样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了。

　　原来，八面山阵地是由彭宝才的第十大队和教导队一部在镇守，但是自小井失陷后，这个地方就处于敌人两面夹攻的境地，可能是背后遭到了攻击，不然又怎么会失守得这么快呢！

　　据后来的幸存者李克如的回忆，他们的确是遭到了背后大井方向的袭击，在敌人两面攻击下，与茨坪失去了联系。

　　也就是说，在黄洋界失守的第二天，他们都还在继续抗击从酃县十都方向进攻的敌人，但是由于背后的大井被敌人占领并从后面攻击他们，再加上到茨坪的几个口子的吊桥也被拆除，所以他们幸存下来的人也只好从荆竹山方向撤离。

　　原来，从大井往茨坪，中间是一道深沟，走下去再上来，需要走二十多里路，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新遂边区苏维埃政府曾经在这里使用竹绳搭起了几处吊桥，可是现在为了防备敌人来偷袭，早就把它砍断了。

　　此时，彭德怀与滕代远的指挥部在茨坪。几天来，他们是人不离甲，马不离鞍，一直守在指挥部里了解着各哨口抗敌进攻的情况。

　　彭德怀负责前线的动态，西线由王展程给他参谋，东线是邓萍给他参谋，南线的两个哨口，让负责秘密交通的军委委员、副官李光联络。

　　虽然红四军走后，任命张子清为留守部队的参谋长，但他是不能动弹的人，所以还是要把那个持反对意见的邓萍用上，让王展程这个曾经的第二十八团参谋长来作为副手。

　　滕代远负责和边界特委一起动员各赤卫大队，还有群众，对各阵地送饭、送水、送弹药和运回伤员，然后进行医治安置。

　　此时，彭德怀找滕代远商议，黄洋界和八面山已失守，红五军得马上撤离战斗，突围出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对于红五军来说，到井冈山还不到一个月，对许多地方都还不那么熟悉，所以如果说要撤走，这和他们在湘鄂边转战没什么两样。反正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要撤走的，也没什么顾虑。

　　再说，这敌人来了，寡不敌众，如果不早些撤离，只有被消灭，那就不是明智之举了。守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反正先得活下来，将来才有“翻盘”的一天！

　　作为曾经是中共湘东特委书记的滕代远，其党性原则应该是很高的。他知道，留守井冈山，不光是一项军事任务，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任务。现在，他听彭德怀这么一说，心里先是一愣，然后再仔细想了想，的确是这么回事，红五军已抗击了三四天，能达到这个效果，已是很不容易了，所以怎么办呢？只好撤吧。

　　接下来，两人就商议，往哪儿撤的问题。

　　回湘鄂赣边界去与黄公略的第二纵队会合？就目前的形势，西边、北边都被何键的重兵把住了路口，显然已不现实。

　　往东，是桐木岭哨口，敌人在那里组织了白银湖、梨坪两路的进攻，更不现实。

　　往南，那是王佐镇守的朱砂冲哨口，目前还不知道他那里的情况如何，但是黄坳一带是遂川的正北面，肯定布有重兵，所以还是觉得往这个方向去不得。

　　看来，只剩下西南方向的荆竹山了，这里的双马石哨口，是黄龙的第十二大队在镇守，目前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战斗，说明这里是敌人薄弱的环节。

　　“看来，我们还是从这里先跳出去，再去赣南寻找红四军主力。”彭德怀说。

　　“走之前，还是得向何长工、王佐他们交代一下，照顾好伤员，收集溃散的武装，继续坚持这里的斗争！”滕代远补充说。

　　两人既代表红四军第三十三团，也代表红五军军委。主意一旦拿定，彭德怀就以红四军第三十三团的名义给桐木岭哨口下达了撤退到茨坪的命令。

　　桐木岭到茨坪距离最近，只有八里路，这个命令很快就到达了。

　　当阵地总指挥贺国中接到命令后，知道西边可能守不住了，于是就通知黄云桥的第九大队从梨坪撤离，而他自己则从白银湖阵地撤了下来。

　　很快，滕代远已把留给王佐和何长工的信写好了。信中说，黄洋界、八面山已被敌人攻破，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们只好按照联席会议决议，撤出外线去作战了。希望他们在边界特委领导下就地隐蔽，保护好伤员，与敌人在井冈山“打圈子”，以等待他们杀回来。

　　可是刚把信写好，节外生枝的事又来了。原来敌军从小井进来后，已把从茨坪到双马石哨口的二十多里山路给截断了，也就是说从小井往南到中井、大井、下井这一线全被敌人控制了。看来就只能往王佐镇守的朱砂冲哨口冲出去了。

（2）

　　一月二十九日那天下午，彭德怀、滕代远在茨坪集合了三个大队、特务排以及后方勤杂人员共五百多人，向朱砂冲方向突围。

　　在雪地里他们走了一个通宵，路上不断有边区工作人员、红四军留守机关的后勤人员以及伤病员、护理人员追上了部队，使整个撤离的队伍一下就达到了一千余人。

　　后来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也说：

    我和贺国中在茨坪集合了三个大队、特务排和后方勤杂人员等五百多人，在敌重层包围中突围，如果不突围，当然会全军覆没。但红军留下的伤病残员、妇女、小孩一千余人，要突出敌军重层包围，则部队要在前面开路，又要在后面掩护，真是不容易。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他们最初是带着一千多人的，但后来到了赣南后，没发现有这么多人，那么这些人又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他们带着这一千多人，准备从朱砂冲突围出去，但到了下庄的蔡家坪后，却发现王佐已把部队撤到了这里。这就说明，朱砂冲也被敌人攻破，冲出去的路也断了。

　　这时，彭德怀找到王佐，向他通报了黄洋界、八面山已失守，红五军必须到外线去作战的决定。

　　王佐一听，感到很惊讶，马上问：“黄洋界那么坚固，敌人是如何冲上来的？”

　　跟着彭德怀的邓萍告诉他：“是从小井偷袭上山的。”

　　一听说敌人是从小井偷袭上山的，王佐就知道这里面出了内贼，因此把牙根咬得痒痒的，说道：“这肯定是山下大陇的人带的路，待以后查到后定把他碎尸万段！”

　　接下来就是邓萍问道：“现在朱砂冲已出不去，该怎么办，另外有路吗？”

　　王佐说：“有，从这里去荆竹山吧！”

　　彭德怀一听，心里一喜。原来他们就是决定去荆竹山的，可是路被敌军截断，这才到了这个下庄，结果从这里居然也能去荆竹山，那就太好了。

　　这时，只听王佐又说：“这条路，没有多少人走过，可能要难走一些，这得有人给你们带路才行！”

　　滕代远说：“这个，没关系的，剩下的事情，就得让王团长费心了。我这里有一封信，本来是准备带给你的，现在我就亲自交给你，以后和何长工他们密切配合吧，形势一旦有变，我们是要回来的！”

　　彭德怀说：“为了麻痹敌人，我有一个建议，把这个第三十二团改称为黄洋界大队，这样目标就没这么大了。”

　　“好吧！”王佐爽快地答道。

　　原来，王佐就是这个下庄的人。在这里，他说啥大家都会听的，他们是鱼和水的关系。

　　此时天快要黑了，还下着雪。但大家都没心思要在这里过夜，而且觉得应该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就在这个蔡家坪，彭德怀、滕代远和王佐马上就召开了一个撤离前的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红军，还有中共遂川县委、县工农兵政府的成员，然后就是遂川县赤卫大队、区赤卫中队和酃县赤卫大队以及少年先锋队和伤病员近两千人。

　　彭德怀向大家通报了目前所面临的形势和以后的方针，然后向大家宣布，原红五军恢复番号，撤离井冈山，红三十二团改番号叫“黄洋界大队”，与山下何长工带着的第一大队形成呼应，在井冈山继续坚持斗争。

　　但在出发前，为了保守秘密，王佐还把当地罪大恶极的几个土豪押到新屋田用梭标给捅死了。

　　然后在遂川赤卫大队第三中队的带路下，队伍就从这个蔡家坪出发，往西南方向去荆竹山。

　　这一天晚上，他们经过了河口、河西垄、桃子园、老井冈山村等地，走了整整一个通宵。

　　在行进中，有一对夫妻也跟着这支队伍在默默走着，他们是半年前就来到井冈山的第二十八团参谋长王展程和她的妻子段子英。

　　前一天，王展程带着教导队准备去夺回黄洋界的，但冲锋了几次都被敌人强大的火力压了回来，所以只好来向彭德怀汇报，待彭德怀决定撤离后，他就把妻子段子英找来，准备随红五军一起撤离。

　　此时，段子英也有身孕，在军委会搞宣传工作。关于这段经历，在她后来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红军主力下山之后，井冈山军民立即投入紧张的备战工作。我们几位女战士，主要是发动群众下山背粮、削竹钉，又到墙上写标语，如“一切为了保卫井冈山”、“一切为了粉碎敌人围剿”等等。我们几个女战士，基本上是早上操练，上午挖工事，下午搞宣传，晚上削竹钉。大家斗志昂扬，不怕辛苦。不几天，山上的粮食背足了，工事筑好了，五大哨口筑成了一道十几里长的竹钉防线。

（3）

　　第二天下午，他们终于到了荆竹山，原来在双马石镇守的那个第十二大队却还不知道大部队已撤走，所以彭德怀只有派人去联络。

　　从蔡家坪出发，他们已走了一宿一昼，当天终于在一个叫火烧冈的地方过了一夜。

　　第二天，又继续前行，翻山到大坳背、上烟、长坪村，经樟坑，从石门岭的山脚下到达竹坑，在这里又过一夜。

　　然后在第三天上，准备向凉山方向前进。

　　这段路程，全是猎人打猎走过的地方，走起来相当困难。

　　在这种秘密转移中，是不敢走大路的，所以只能选这些无人走过的地方。大都是一些羊肠小道，有时还要攀登悬崖绝壁，或翻越高山峻岭。在没有路的地方，还得用刀砍倒树木，临时搭桥。

　　天气寒冷，还不断在下雪，使路上的积雪很厚，走起来就更难。竹枝、枯草、荆棘被大雪压倒交叉地封盖住那些山径小道，有时还得清除了才能走，所以速度就很慢。

　　此时，许多人还穿着单衣，只要停下脚步，就会被冷得瑟瑟发抖。

　　更其重要的是，由于突围通知下达得很急，许多人都在仓促中出发，根本就没有带吃的，结果是，到处都找不到吃的，所以又累又饿，饥寒交迫。

　　连彭德怀在他后来的《自述》中也说，那几天，他的干粮袋丢了，三天没吃东西。

　　在行进途中，断后的队伍是遂川赤卫大队第二中队和酃县赤卫大队，在他们前边则是遂川县委和政府人员，少先队随伤病员同行，负责照顾他们。像副参谋长王展程这样的，在八月被袁崇全打的枪伤，至今都还没痊愈，所以走起路来，就有些艰难。

　　可是当他们走到大汾圩时，马上就陷入了敌军一个团的包围。

　　彭德怀一看这种阵势，马上想到的是，分散突围会使力量不集中，这样可能都突不出去，怎么办呢？只有集中力量，选择敌人两个阵地的接合部，用强大的火力冲出去。

　　那么，后面这么多非战斗人员怎么办呢？

　　想了半天，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重兵集中起来往一个点上冲，让非战斗人员紧随其后，再让一部分战斗人员断后。

　　反正到了这种地步，只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以前，彭德怀是不信这个“天”的，但今天他却没有了这个把握，因为敌人究竟来了多少？他不知道。究竟围了几层？他也不知道。派人去侦察，已来不及，只能依靠他这种安排，然后集中力量突出去。

　　“反正就那么回事！”彭德怀想，“突出去了，捡一条命；突不出去，活该！”

　　就这样，彭德怀把队伍分成了三部分，让战斗力强的贺国中第三大队担任先锋打头阵，负责撕口子；中间是为数众多的非战斗人员，后面留一小部分战斗人员断后。

　　二月二日这天，突围开始了。

　　彭德怀指挥红五军主力以决死之心杀开了一条血路，最后终于冲出了敌军的包围圈。

　　但是，主力倒是冲出去了，而敌人却发现随之而来的却有很多没拿枪的人跟着，原来这些人正是那些机关后勤人员、少先队和伤病员，而断后的部队，其火力又是那么微弱。

　　这一下他们的机会终于来了，因此就像饿狼冲进羊群一样，对这些非战斗人员“撕的撕，咬的咬”，结果许多人被打死，许多人被俘虏，许多人被冲散……

（4）

　　在被冲散的人群中，副参谋长王展程和他的妻子段子英，却找不到大部队了。这在段子英的回忆录中有完整的叙述：

    二月初的一个早晨，守山部队从河西垅经荆竹山沿着悬崖峭壁开始向外突围。雪越下越大，我跟着王展程随部队艰难地走着。原定的突破口黄坳已经出不去，队伍折向大汾。结果，在这里部队遭到肖家璧地主武装伏击，经过一场混战，敌我伤亡很大。部队中有的突围去了赣南，剩下的一部分返回井冈山的丛林中，零星的战士，有的牺牲在战场，有的则不明去向。我和王展程就是在这场战斗中打散的，脱离了主力部队。

　　在戴家埔一带的山上，王展程对段子英说，这一带地形他比较熟悉，要段子英不要害怕，他们肯定会找到大部队的。

　　怎么去找呢？他准备绕到湘赣边界的那边，也就是湖南，从桂东、崇义地界去。的确，去年八月，他在这些地方和王尔琢一起打过游击。

　　于是，两人就出发了。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捕，他们不敢走大路，而是尽拣那些深山无人的地方走。为了消除行走中的寂寞，他们还边走边谈。其实，他俩以前也不认识，是在半年前由朱德和伍若兰给他们介绍的。

　　段子英和伍若兰一样，都是衡阳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所以为了同学的幸福，伍若兰就让朱德给段子英选了这个王展程。

　　二人见面时双方都觉得满意，事情就算成了。

　　“展程，我们走的这条路，有可能是生路，也可能是死路。对此你有什么想法？”段子英边走边问。

　　“死这个字，对我来说是不在乎的！”王展程回答道，“我最不愿意的是被抓住后去当俘虏，如果那样我宁愿去死！”

　　“要是找到大部队就好了，如果找不到该怎么办呢？”段子英又问道。

　　王展程说：“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去城里代人写书信、算八字、开客栈，做什么都行，既可以潜伏下来等待机会，又有生活来源。你看，这样行不行？”

　　段子英一听，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于是就爽快地说：“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离开你！”

　　可在第二天，他们却在路上碰见了另一位被打散的人。这人高高瘦瘦的，显得文质彬彬，还操着一口安徽口音。原来王展程认识，他是军长彭德怀的副官，姓李。

　　王展程见到他后惊喜地叫道：“李副官，原来是你呀！彭军长他们呢？”

　　这位李副官却摇了摇头说：“我也是在大汾被打散了，不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也正在找！”

　　这样，他们就多了一个人，大家结伴而行了。这时，王展程才给李副官介绍说，段子英是他的妻子，然后还说了一番话：“我们虽然掉队了，但我们要牢记，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是红军战士，所以一定要找到党组织，找到部队。”

　　接着，王展程看了一眼李副官，再看着段子英说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可能性都会发生，因此我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那就是被捕、杀头，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背叛党、背叛革命，要学会隐蔽自己，保护同志，然后见机行事。”

　　李副官听了王展程的话，表示赞同，还把他们在入党誓词中最后那四个字“永不叛党”念了一遍。他慷慨激昂，情绪高亢，表现出了当时一些热血青年对革命有坚定信仰和信念的那种共同特征。这样的人，一看就是易于激动的那种类型，适合干革命工作。

　（5）

　　却说彭德怀指挥主力奋勇拼杀，终于突出了敌人的包围，但是回过头来一看，剩下的也不多，可能就四五百人吧！显然，那些夹在中间的非战斗员并没有跑出来，这说明敌人已发现了他设计的瞒天过海之法，所以就进行了拦腰截杀。

　　此时，彭德怀知道，这些非战斗人员手无寸铁，一旦被冲散，只有被活捉的分，所以要回去救，已不现实。再说就算回去了，这点人马也只能是被喂进老虎口中，所以只好长叹一声，在心里默默地念叨，同志们呀，彭某人已尽力了，真是对不住了！

　　接下来的事，可能就是尽快离开此地。如果敌人派重兵来追，又是凶多吉少。

　　事实上，彭德怀在离开大汾后，一路都是在颠簸，就是这些非战斗人员不在大汾被截杀，也会被后来的强行军拖得掉队。

　　请看他们一路是怎么走的，就知道了这个结果。

　　他们先是到上犹县，再到崇义县，然后在章水上游的一个地方渡河，于二月九日这天到达了大庾县的新城。

　　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大年三十。

　　在这个新城，那些地主家，个个喜气洋洋，家家张灯结彩，已经在喜迎新春了。

　　一串鞭炮过后，都坐上了丰盛的饭桌，准备吃年夜饭了。

　　可就在这时，突然听见一连串的枪响，接着就有人大叫“红军来了，红军来了！”

　　土豪劣绅们听见这喊声，三魂六魄都给吓掉了，马上从饭桌上下来，什么都不顾就跑了。

　　这一下，可让一路奔走了许多天的红五军，马上就有了现成的饭菜。地主们被吓跑了，可那些饭菜却还是热的呢，不吃多可惜呀！于是，就在这些地主家，战士们大吃大喝起来。

　　许多天来，他们都在风雪交加的山路上跋涉，今天能有如此口福还真是个意外，但是这里距粤赣公路不到四十里，这可引起了彭德怀的警觉。于是，他传下命令，赶快吃了就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宿营。

　　可是，许多人听了后却不以为然，觉得今天大家都在过年，那个敌军的部队也不例外，怎么会一下就到这里来？除非他们插上翅膀才成，所以许多人根本不听。吃了后，还瘫软在饭桌旁“呼呼”的大睡起来。

　　这时，党代表滕代远也来对彭德怀说：“战士们要歇一会儿就让他们歇吧，这几天也是把他们累坏了，我们突然到这里，这敌人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马上知道，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

　　彭德怀听后，觉得连党代表都不想走了，看来这个酒席还真的挺诱人呢！但是，在他的心里却始终绷着一根弦，那就是敌人的突然袭击。所以，他只好派出一些游动哨，在距新城几里路之外去巡逻，一旦有敌人来就鸣枪示警。

　　这一夜，滕代远可是睡着了，但彭德怀不敢睡，他得给大家守夜，也可以叫“守岁”吧！

　　可是到了后半夜，也就是大年初一的黎明，敌人却得到了消息，并悄悄地包围了这个新城。

　　这时，只听见好像有人在放鞭炮，但是彭德怀却觉得不对劲，怎么鞭炮里还夹杂着枪声呢？他马上感觉不同，把党代表滕代远第一个叫醒，然后准备转移。

　　在漆黑的夜空里，彭德怀向天空打了一枪报警，然后命令司号员吹响集合号。很快，部队就在圩外集中了起来。

　　此时，他叫来贺国中，还是让他率部打头阵，自己则在后面打掩护。

　　目标，东边的信丰县方向。

　　就这样，红五军从敌人包围的夹缝中，奇迹般地穿插了出去。待走了十多里后，天才慢慢亮下来。这时，他们开始清点人数，居然发现，出来的只有二百八十三人。

　　天啦，还有二百多人哪儿去了？沿途也没发生过大的战斗呀！

　　唯一的解释，就是有的人贪吃贪睡，居然没跟上来，或者说往另一条路穿插出去了。

　　这时，贺国中从前面折返，告诉彭德怀一个事情，他说：“怎么不见李光，是不是他把队伍带走了，从另一方向出去了？”

　　这时，彭德怀才想起李光，他是在后面断后的，带着那个特务大队。当然说是大队，其实也就一个排，三十多个人。

　　记得在大汾的时候，彭德怀就把这个战斗力不怎么强的特务大队放在最后，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没过来呢？这许多天来，彭德怀和滕代远、贺国中都在前面开路，对后面部队的跟进还真没怎么重视，特别是对人数的清点。

　　所以这另外的二百多人，究竟是李光带着，还是沿途就流失了，还真不好说，反正此时在他们的高级干部中没看见李光。

　　按理说，枪响后，彭德怀是叫司号员吹集合号的，就算没听见，相互之间递传下去就会全都知道的，怎么会没跟着一起出来呢？

　　所以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这几天他们为了赶路，根本就没清点过人数，这就对沿途掉队的、逃跑的甚至被抓走的，可能一点也不知道。现在到了这里，没见着李光，就误认为是他把队伍带走了。

　　这件事，成了彭德怀一生的心病，所以后来他在《自述》中说：“如果那天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立刻撤离，也不致李光去了广东，这是领导者思考不周密导致的。”

　　但不管怎么说，目前在彭德怀、滕代远的身边，却只有了二百八十三名将士，却是千真万确的。

　　这就是国民党对井冈山两省“会剿”的残酷现实。

　　现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毛泽东、朱德他们不预先跳出这个井冈山，其结果会怎么样呢？与红五军相比，可能也好不了多少。

　　现在只有二百八十三人，就像一点星火，还没有完全熄灭。

　　此时，彭德怀想到的是，胜败乃兵家常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二百八十三人，就让它成为一点星火吧，只要还有火种，它就要燃烧，而且还会蔓延，直到燎原大地！

　（6）

　　经过几天饥寒交迫的艰难跋涉，段子英和王展程以及那个李副官来到了湘赣边界属于遂川县境内的戴家埔半山腰。

　　在一户农家里，他们吃过了饭，然后把红军的服装换下来，穿上了这家人的破旧衣服。这样，有了身孕的段子英也分不出是男是女了。于是，他们又继续前行。

　　他们认为，换了衣服就可以走平坦的大道了，于是就大着胆子下了山。但刚走了七、八里路，在一个山脚下，突然就遇到了一伙当地挨户团的团丁。这些人背着枪冲他们大摇大摆而来，有一种想把他们一口吞掉的样子。

　　当他们发现这伙人时，想躲已来不及了。

　　这时，只见一个团丁看着他们后在叫，其余的一听，就一窝蜂地都往这边涌。这样，他们三个人就落入了这些人的魔爪。

　　在搜身时，团丁们发现，段子英居然是个女的，再看了看王展程的枪伤，就已确定他们是井冈山下来的“赤匪”无疑，于是就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带到附近一个村子，然后被关进了的一间黑屋子。

　　此时，王展程已预料到，这一下被关，可能凶多吉少，于是就悄悄对段子英说：“子英，我们被关起来，可要镇定应付。他们已知道你是女人，有可能不杀你，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为了孩子和革命，你得争取出去。所以，只要他们审问你，你就说我们是路上碰到的，根本不认识，这样你就有可能被放出去。”

　　“可是。”段子英却痛心地说，“你都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情愿和你一起去死！”

　　“别说傻话了！”王展程说，“如果我们都能跑出去，可能就不这样对你说了，目前看来，他们是不会放我们的，所以才跟你说这些。我估摸，只要你说，和我们不认识，他们兴许会放你。这是唯一的希望，你可要记住！”

　　那个李副官也说：“为了下一代能继承我们的事业，你必须得活下去！对我们今天的遭遇，也好有个见证。”

　　当天下午，那个挨户团根本就不审讯，把门打开后，就准备枪毙人了。

　　他们喊道：“喂，那两个男共匪滚出来，该送你们上路了！”

　　王展程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他假装不认识段子英，看都没看她一眼，只是和李副官对视了一下，两人就从容不迫地走了出去。

　　敌人又将房门锁上。此时，段子英感到痛心裂肺，天旋地转。

　　不多一会儿，她就隐隐听见王展程和李副官在喊：“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随着这声音，马上传来了两声沉闷的枪响。

　　段子英眼前顿时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7）

　　通过段子英的叙述，我们知道了一个意外，就是陪他丈夫王展程一起去死的那个李副官，他是不是彭德怀、贺国中他们要找的那个李光呢？

　　查遍了所有彭德怀手下的高级干部，姓李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灿，再一个就是李光。李灿已随徐彦刚他们在黄洋界跳崖了，只有李光是跟着彭德怀的大队人马走的。

　　再查李光的简历，他曾经是彭德怀的马弁，而且还比彭德怀更早入党。马弁，其实就是副官，虽然后来李光担任了军委委员，负责了一些事情，比如宣传、交通，但都不是带兵打仗，主要分管的是军部的内勤，所以大家都管他叫“李副官”，那是完全可能的。再说，由于他是军委委员，那个警卫军部的特务大队可能也归他管。而王展程在留守井冈山期间在军部任副参谋长，所以才互相认识并叫他“李副官”。

　　再说彭德怀带着主力从大汾到新城，这一路跋涉，已走了好几百公里，时间过了七八天，这时才想起李光，好像也说不过去。所以，真实的原因是清点了人数，发现少了那么多，这时才怀疑没有跟上来的李光把队伍带走了。

　　不过，李光能带那么多人吗？一个副官，谁听他的？所以说他带走了那么多人，是牵强附会的，甚至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历史的真相应该是怎样的呢？那就是李光带着的特务排在大汾突围中是负责断后的，经过敌军的冲击，后面的机关、后勤人员包括李光所带的特务排，都全被冲散了。而他本人在冲散中到处在找队伍时，却遇到了王展程夫妻二人。

　　至于在新城，彭德怀才想起李光，那是因为他在冲出大汾后，其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前面该如何开路，毕竟要闯过很多关卡，所以根本就没具体去清点过人数。现在才清点人数，发现少了那么多，这时才怀疑在后面的李光把其余的人带走了。

　　真实的情况则是，从大汾出来，可能就没有五百多人。因为从井冈山带着的主力就只有这个人数，在大汾的突围战中难道不消耗吗？冲出去后，至少有一百多人是壮烈牺牲了的。剩下的一百多人，则是在七八天的强行军中被拖的掉队了，甚至还有人受不下苦而脱逃了。当然，在这个大年三十晚上，肯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冲出来。

　　所以说李光带走了二百多人去广东南雄，那是站不住脚的。现在我们再来看地图，发现新城在大庾县的最东边，到南雄同样要经过红四军所经过的“三南地区”，那是三个县呢，他们就那点人马，能冲得过去吗？

　　所以，彭德怀在《自述》中所说，可能也是一种估计，目的是对历史有一个交代。

　　现在再看王展程身边这个“李副官”，王展程介绍给段子英说，他是彭军长的副官，我们就顺着这条线索去查，哪个可能是彭军长的副官呢？只有李光呀。在未上井冈山之前，他不是彭德怀的马弁吗？马弁，就是副官。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李副官，就是李光。

　　至于说他在新城带走了两百多人去广东南雄，那完全是一种猜测。毕竟，后来没有发现那两百多人有谁幸存，所以他们就说，全军覆没了。

　　但不管怎么说，王展程和李副官都牺牲了，那是千真万确的。作为见证人的段子英，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把它提出来，这才使我们知道了一点当时的真相。

　　今天看来，不管李副官是李光与否，或者他是陪着王展程一起赴死，还是带着二百多人去了南雄后全军覆没，这个李光都是好样的，绝对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8）

　　段子英昏过去后，待她醒来时，天已黑下来。这时，那个挨户团团总把段子英叫去审讯：“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我叫陈玉容，湖南耒阳人。”段子英痛恨这些家伙，但为了活下来将来能报仇，只好镇定下来，撒谎说。

　　“你是不是红军？是不是共产党？”一个声音很凶狠，大声地喊道。

　　“都不是！”段子英干脆地说。

　　“那你为什么跟着红军走？”一个声音又问道。

　　“我是在半路上碰见的。”段子英说。

　　“那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审讯人在刨根问底。

　　“我是来找我哥哥，他是国民革命军的军官。”

　　那个审讯的团总陈善甫一听说段子英是来找她的“国军”哥哥，而且还是军官，心里马上一惊，口气立刻就变得缓和多了，还“嘿嘿”地怪笑道：“好说，好说，我们都是‘本家’嘛！”

　　之后，他就将段子英交给戴家埔村一个叫陈荣庆的农民看管起来，并给了他三条规定：一是供给吃住，二是不准跑掉，三是不准死掉。

　　在被看管的日子里，段子英开始被关押在一个大屋子里，后来就和陈荣庆夫妇、陈绍盛一家三口住在一起。

　　在此期间，她除了帮这两家人做些家务，就是在暗地里寻找王展程和李副官的坟地。这两家人惧怕那位团总以后找他们麻烦，所以也不敢怠慢她。同时，还怀着一颗同情心，常劝她不要难过，要爱护身子。

　　当然，为了怕她跑掉，还是得对她防范，所以常叮嘱她不要出门，说是外面一直在抓人。

　　住在这两家，他最后终于搞清楚了丈夫王展程和那个李副官被埋在哪儿了。原来，那些刽子手就把他们埋在这个村子对面一个叫官山岭的山脚下，那里有两块大石头可以作为标记。

　　在戴家埔，段子英被看管了近三个月，然后被那个团总陈善甫卖给遂川县大汾圩种德堂药店的老板徐祥春做老婆。

　　为此，那个可恶的陈善甫还得了一百块大洋。这时段子英才明白，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为什么不杀她，原来他早就有打算，要把她拿来卖钱。

（9）

　　我们不难发现，像王展程、李副官这样被抓住就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给枪毙了，也像段子英那样，被抓住就随便卖给哪一个人做老婆，这国民党对井冈山共产党人的仇恨，对普通老百姓的蹂躏与践踏，是何等的严重？同时，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社会，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也碰到过这样的遭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国民党对井冈山实行第三次两省“会剿”，除了在山上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攻击，在山下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配合，可见其规模与力度都比以前大，看来他们是铁了心的，不把共产党在井冈山的势力彻底铲平，是决不罢休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山上的被烧杀，就可知道这不是一般的行动。这是怀着满腔愤怒的刻骨仇恨的大烧杀，和后来日本人杀中国人进行“屠村”没什么两样。

　　湘军王捷俊部占领黄洋界后，首先对先攻陷的小井村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

　　在小井医院被集体屠杀的一百三十多人中，能够留下名字的并不多，原因是他们杀了后又烧，根本就查不到医院的病历档案了。后来经有人能回忆的，只有十八个人的姓名，他们是：

    医生：资彬、徐鹄、谢秋月、吴海泉、吴文奎。

　　湖南耒阳籍伤员：李新华、徐新、李玉发、邓颖发。

　　湖南安仁籍伤员：汤新民。

　　湖南湘西籍伤员：彭振辉。

　　湖南浏阳籍伤员：王起荣、李世新。

　　江西永新籍伤员：朱娥龙。

　　江西宁冈籍伤员：吴鸿录。

　　湖北籍伤员：王梅朵。

　　北方籍伤员：吴凤图。

　　国民党军首先烧起来的第一把火，就是红光医院。他们把伤员和医护人员杀害后，就把刚刚修建起来的有四十二间病房的木结构住院部，毫无顾忌毫不吝惜的一把火把它给烧了。

　　这不光是一个毁灭“罪证”的问题，而是对共产党怀着刻骨的仇恨。如果说这是罪证的话，那是从现在的角度，人民的角度，进步的角度去说的。

　　但如果站在阶级的角度，就谈不上，或不一定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医院把大量“共匪伤兵”医好后，又重新回到战场来打他们，这怎么说也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现实，所以就点起一把火，把它给烧了。

　　接下来，就是带有后来说的具有法西斯性质的大烧杀了。

　　他们烧了医院，又去烧小井村的民房。

　　西边山下的茅坪、大陇、乔林等乡，被烧毁的房屋在半数以上。

　　黄洋界下的源头村，五十多栋房屋全部被烧毁。

　　东边从下庄到荆竹山的五十余里地，所有民房尽被烧毁。

　　坝上村有房屋二十栋，被烧毁十三栋。

　　成村、周山两村原有房屋三十三栋，被烧二十五栋……

　　在以茨坪为中心的井冈山上，整个房屋加上来都不到四百栋，被烧毁的就达二百多栋。

　　除此之外，在永新的小江地区，房屋也被烧了三分之二。有七个昼夜，大火并没有熄灭。

　　细算起来，国民党在井冈山地区所采取的湘赣两省第三次“会剿”，被烧毁的房屋居然有两千五百七十栋。

（10）

　　对小井村的烧杀，只是他们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大井、中井、上井、下井、茨坪、荆竹山、白银湖、下庄、行洲……

　　关于屠杀，其方式有多种多样，名称也稀奇古怪，而且做起来是多么的信手和从容，好像不是在杀人，而是在杀猪，杀羊。谁的花样奇特翻新，谁就自鸣得意，认为找到了最佳乐趣。

　　这些名称有，打地雷公、踩杠子、钉四肢、香火烧、艾烟熏、抽脚筋、锁颈骨、挖眼、挖心、剖腹等，而其中的“剥皮”和“点天灯”最为残酷。

　　剥皮，就是人活着的时候，从头顶上一刀刀把表面的皮肤剔下来，直至被剔成一张完整的人皮为止。这期间，活人被死死绑在一根柱子上，想挣扎也无用，只有活活痛死，之后刽子手们才能顺利地剥下一张人皮。

　　这和古代有一种刑罚相似，它叫“凌迟”，就是一刀一刀把犯人割死。

　　点天灯，就是把抓到的人绑起来，在他的头顶上开一个洞，然后灌上清油，点上灯火，让他慢慢痛死，最后把他浇上煤油烧为灰烬。

　　用这些花样繁多进行杀人的，往往是那些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流氓地痞。

　　当国民党正规军走后，就是他们的天下了。当时在井冈山横行一时的有四大屠夫，他们是遂川的肖家璧、酃县的贾少棣、永新的尹豪民、宁冈的肖根光。

　　许多坏事，都是他们带着喽啰们干的。

　　在屠杀之前，宁冈县有人口九万余人，屠杀之后，只有了三万五千人；

　　永新县，以前有三十多万人，屠杀过后，只有二十万零三百七十人；

　　茨坪，原有二百多人，被屠杀后，只剩下六十四人；

　　大井村，原来不到两百人，被屠杀的就有一百三十人。

　　这一年，天也跟着作怪，居然有四十天在下雪。异常的寒冷，再加上被杀的人又那么多，被烧毁的房屋也那么多，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希望呢？

　　什么是人间地狱？在这个时候就能真正体验到了。

　　此时的井冈山，已成了毛泽东后来在他的诗词里所描述的那样，万户萧疏鬼唱歌！

（11）

　　敌军在占领井冈山后，留下来的红军及其伤员大都躲进了深山，他们钻山洞或盖寮棚，每天只吃一顿野菜合着的稀粥和敌人周旋。

　　此时，住在村里的一些群众，还冒死给红军伤员送粮送盐。

　　这里有一个从酃县十都嫁过来的妇女叫聂槐粧，曾被选为乡苏维埃妇女委员。为了给第三十二团的十几名伤员送盐，他把两斤多盐化成水浸泡在衣服里，然后拿上桃寮附近的清水庵伤员躲避处。

　　但在第三次时，聂槐粧却被敌人抓住了，他们要她说出红军在哪里？她丝毫不张口，敌人就在她的乳房上用香火烧，最后把她折磨至死。

　　还有一个妇女叫龙关秀，是大陇斜源村的，其丈夫是一个赤卫队员。为了给猴子石竹林里躲藏的红军送粮，她用油纸把米密封好放在大粪里，结果躲过了岗哨的检查。

　　但是，这种方式带去的米实在太少了，根本就不够战士们塞牙。于是，她索性在深更半夜背米进山。第一个晚上，她成功了。可是在第三个晚上，却让敌人的游动哨发现了，把她抓了起来，然后让她脱掉衣服，用冷水浇泼让她说出红军在哪里？她同样是一句话没有，最后被毒打至死。

　　黄坳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范家驹带着乡赤卫队在小溪洞一带坚持斗争。有一天队伍被打散了，他却被当地的靖卫团活捉。团总李汝辑要他把赤卫队的名册交出来，就可担任副团总，可他却坚决不答应，弄得李汝辑恼羞成怒，下令把他一刀刀凌迟处死。

　　彭德怀带领红五军走后，井冈山上的红三十二团在王佐和李筱甫的带领下，一样在打击敌人，只是没有那个面对面的实力了，但可以躲在背后袭扰，致使敌人根本就不敢以连为单位在茨坪一带驻扎，而必须是把三个连凑在一起。

　　三月中旬，王佐从自己的水客朱丝柳那里终于知道了引敌人上山攻破黄洋界哨口的那个内贼叫陈开恩，是他带着敌人翻过棍子坳、洪水岗插到龙潭口，这样才到了金丝面的对面，于是决定马上去处死他。

　　但此时，山下的大陇乡斜源村却驻守着大量敌军，怎么办呢？李筱甫这个“参谋长”此时发挥了他的专长，向王佐献了一个调虎离山的计策。

　　他们把队伍分成两股，李筱甫带主力把敌人引开，王佐亲自带着暗杀队闯进了斜源村，在那个不起眼的山沟里找到了陈开恩的木板房。可此时，这个家伙还在睡大觉，就被王佐一刀给宰了。

　　接着，心肝被掏了出来，然后挂在了村头的树上。

　　三月下旬，国民党在井冈山只剩下了两个团的驻军，一个在山下的茅坪，一个在山上的茨坪。

　　此时，王佐派人到九陇山去与已转移到那里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联络，临时特委书记朱昌偕派宛希先、何长工带着宁冈、永新的赤卫大队来到了下庄，与王佐的第三十二团第二营会合，然后先攻茨坪，后攻茅坪，终于把这两个团赶出了井冈山。

　（1）

　　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当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彭德怀、滕代远他们正在往大庾的新城赶路时，红四军主力已在武夷山中急行军了五天，终于到达了江西东部的瑞金县境内。

　　当他们在武平与会昌交界的高山峡谷中潜行时，还得不时受到国民党福建省和江西省两边军队的堵截，到二月七日那天，终于到达了长汀与瑞金的边界镇明岭。

　　本来，红四军也想在武平的大山中打游击，看是否能站得住脚。哪知刚一向武平县城进发，就遭到了他们的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的拦截，所以只好沿着闽赣相交的大山一直北上，这样就到了瑞金东南角的位置。

　　在镇明岭，第一纵队党代表陈毅得到一个消息，在距瑞金县城四十里的九涂乡，有二百多个农民准备举行暴动，于是决定马上前去接应。他把这个想法上报前委，书记毛泽东觉得，既然有农民在采取革命行动，那就趁此机会进军瑞金县。

　　就这样，在二月八日这天，红四军已进入到瑞金县南边的拔英、武阳一带，其前锋已到达瑞金城郊的乌石龙村。此时，驻扎在城里的还不是国民党江西省的军队，而是在平武拦截过红军的郭凤鸣部一个营，当他们听说红军来了，根本没抵抗就撤出了城外。

　　此时，毛泽东和朱德随军部直属队还在武阳一带。当他们到了九涂乡后，并没发现那里有农民在暴动，于是就准备进入瑞金县城。但敌情不明，也不敢贸然前往。怎么办呢？毛泽东叫第三纵队队长伍中豪派一小股人马前去侦察，并顺便收集一些最近的报纸。

　　第九支队队长张宗逊接到了这个任务，当他探听到瑞金城里已无国民党的驻军时，就把军部派来的宣传员宋裕和等带上，一起进了瑞金城。

　　关于这个进瑞金城的情景，随红四军下井冈山的女干部曾志后来在她回忆录中写道：

    二月上旬，红军势如破竹攻占瑞金城。这是我们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以来占领的最大一座县城。

　　到底是大地方，瑞金城乃赣南边陲重镇，商贾云集，市井繁华，相当热闹。市民、商民，见红军纪律严明十分放心，照常生活，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市面秩序井然。

　　第二天早上，队里发了伙食津贴。我们四五个同志相约到饭馆吃它一顿解解馋。点了四道菜，正吃得有劲。突然，街上行人也四处奔逃起来，商店也纷纷上门板……

　　从她所说的内容来看，她是第二天才进的瑞金城，这说明头一天，红军的先头部队就已经进城。这也正好印证了张宗逊支队去侦察和收集报纸，那是头一天的事。

　　但是在第二天上午，驻守在会昌的赣敌刘士毅第十五旅有两个团，已闻到了风声，于是马上扑了过来，这就使城里的红军不得不快速撤出城外。

　　的确，在头一天，毛泽东在城郊就看了张宗逊收集到的报纸，知道在会昌已驻有刘士毅旅的两个团正虎视眈眈地盯着瑞金，所以他连瑞金城都没进，就继续北上了。

　　至于瑞金城里的那些红军，毛泽东可能在想，让他们去补充一点物质消耗也好，反正兵不厌诈，待敌情来了他们会主动撤出。这样，才有了曾志去瑞金城“下馆子”这段经历。

（2）

　　二月八日下午，红四军继续向北，到了黄昏，其前锋已到达距瑞金城六十里的大柏地。

　　从这里再往前走，就是宁都地界了，所以毛泽东决定，当晚就在这个大柏地宿营。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宿营？原因很简单，宁都的敌情还没有查明，而会昌过来的敌军肯定会来尾追，如果贸然再继续前行，那就有受到敌人两面夹攻的可能。

　　但在这大柏地山区驻扎可就不同了，如果敌军来尾追，还有一个回旋的余地。至于宁都那边，还隔得很远，驻扎一晚，不会有什么风险。

　　原来，毛泽东他们到达的这个大柏地，还不只是大柏地一个村子。在它的南边，有隘前村、山河圩、老人寨等，再往南，还有黄柏圩。也就是说，在当晚宿营时，这一线都有红军。

　　遗憾的是，当他们进入这些村子时，老百姓都跑光了。显然，这是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所致。他们不是一直在污蔑红军为“赤匪”吗？匪，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不管它是赤的还是绿的，只要是匪，绝不是好人。按照这个逻辑，他们不跑才怪呢。

　　但此时，刘士毅旅的追兵，其前锋已进抵黄柏圩，与红军的断后部队打了起来。这个部队是原第二十八团第二营，现在叫第一纵队第二支队，队长就是大家熟悉的萧克。

　　就在那天下午，萧克带着第二支队的三个连，在黄柏圩对追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双方激战了两个多小时，萧克这边寡不敌众，只好撤了下来。

　　在撤退的过程中，第二支队党代表胡仕俭受了重伤。大家把他抬到隘前村，因伤势过重，经抢救后无效，晚上就断气了。

　　这位曾担任过中共宜章县委书记的青年学生，在配合朱德、胡少海在宜章暴动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今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革命。

　　萧克支队的撤退，以及胡仕俭的牺牲，让许多人感到义愤填膺。

　　这追兵也太欺负人了，居然打到了家门口，如果不进行反击，好像红军手里的武器都是烧火棍似的，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所以，红军部队里马上就腾起了一股报仇雪恨的巨浪，都纷纷跑到军部来请战，一致要求要和赣军刘士毅这个旅决一死战。

　　此时毛泽东在大柏地，只有朱德和陈毅在隘前村。朱德一看群情激奋，只好安慰大家说：“你们的请求，我作为一个军人，完全可以理解，但打与不打，要看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就我个人而言，和你们的心情一样，也想和刘士毅这个龟儿子决一胜负，以前我们在赣南转战的时候，只有七八个连，现在已有二十几个连了，难道还怕他吗？但是战争这玩意儿不是单纯的两个人打架那么简单，它有很多复杂因素呢，所以你们的想法，我可以马上上报前委，请大家回去等候消息吧！”

　　既然朱军长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就只好听从他的安排，回驻地等候消息。

（3）

　　基于各部队纷纷请战，朱德也不敢怠慢，在第二天一早就从隘前村去了大柏地，马上去找毛泽东商议“打与不打”这件事。

　　从隘前村到大柏地，只有七八里路，骑马不过半小时多一点就到了。可朱德此时走的很慢，他边走边在看地形。

　　这一路，要经历一个叫麻子坳的谷口，地形狭窄，两边都是茂密的丛林，再往前走就到了一个叫大坑的地方，这里的地势稍微宽一点，但四周依然是高山。

　　一看见这种地形，朱德的心里一动。他想，如果要割掉刘士毅这条“尾巴”，这里还不错，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所以，到了大柏地后，他一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刘士毅这个龟儿子一直在后面追，现在已到了过年时节还不让人消停，你看我们是不是就在这里教训他一下！”

　　毛泽东一听，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对朱德说：“老兄呀，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是三千六百人，可这才二十多天，就只有两千多人了，而且还有五百多伤员，你说这仗该怎么打？”

　　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在柏露会议上所定的在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可是二十多天过去了，都是在挨打，连个脚跟都站不稳。

　　这好像也证明了，当初的设想是多么的幼稚！

　　目前，摆在红四军面前的现实是，应该找一个地方，把五百多伤员安顿下来，然后轻装上阵，与敌人兜圈子，再寻机会收拾他们。

　　但是，好像敌人也看到了这步棋，却偏不要你停下来，只要一停下，他们的追兵就蜂拥而至，好像在他们的脚下安有弹簧似的。

　　这个被动的局面的确让人头疼。所以，从内心深处来说，毛泽东也想找个机会把这个“账”算一算。

　　可是，目前部队的困难很大。沿途的战斗，红四军一直都处于被动，有人牺牲了，有人掉队了，有人脱逃了，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减员，同时又产生了不少的伤员，让战斗队成天带着走，这包袱却是越背越重呢。

　　还有，这武器的简陋，弹药的缺乏，许多人还穿着单衣，草鞋有的早已跑掉，只能光着个脚丫子……

　　还有，沿途的老百姓并不待见他们，就连今天，这大柏地山区的老百姓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许多人又不敢进他们的家，所以连吃饭买个米粮的地方都没有，晚上睡觉也没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许多人的身子都冷得发抖，还饿着肚子，这仗能打吗？

　　所以，毛泽东这么一问，倒把朱德给问住了，使他一言不发。

　　虽然说，历史上曾经有“骄兵必败，哀兵必胜”的先例，但也要看在什么情况下才对。如果饿着肚子，力气都没有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这种“哀兵”不打也是输。

　　因此，朱德只好说：“许多人到军部来请战，要求打这一仗，我看这大柏地的地形还不错，所以就来找你商量，看能不能打这一仗！”

　　是的，作为军长，朱德应该有这个决定权。但他为什么还要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呢？这是在罗福嶂会议上定下的，目前属于非常时期，一切决策都要经过前委来定夺，它代表的是红四军权力的高度集中，也决定着整个部队的前途命运和生死攸关。

　　现在，红四军没了根据地，终于体会出了这其中的苦衷。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被吓跑了，群众基础已经为零，还打个什么仗？

　　如果再产生很多伤员，可能就连帮着照料的人也没有了，所以现在急需解决的是能找到一个根据地，哪怕是一小块，把伤员留下来，然后吃饱穿暖，轻装上阵，才有劲去和敌人拼！

　　这个根据地有吗？如果有，它又在哪里呢？

　　其实，在毛泽东的心里，这个根据地早就有了，它就在北去宁都再往西的东固山区。

　　在罗福嶂会议上，敌人追来了，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都把目光看着毛泽东，可当时毛泽东已想到了这个地方，但此地距离他们很远，所以他不能说。这原因有二，一是怕说出来让大家失去信心，二是怕提前暴露战略意图会招致很多被动。因此，他只能说，向北挺进，和敌人兜圈子，打旋旋，在运动中找机会。

　　这个东固山区，在吉安县的最东边，是吉安、兴国、永丰三县交界的地方。以前，在井冈山地区时，宣传部门通过内部发行的小报曾经介绍过，说那里的地方党组织也建立起了红军，叫什么第二、第四独立团。

　　本来以前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毛泽东一直都想往那边发展，特别是在占领永新后，还把永新定为根据地的发展中心，就是基于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由于后来敌情的变化，再加上又隔着一条宽阔的赣江，这就不现实了。特别是它的县城吉安，还是赣军“进剿”井冈山的前沿据点，那里一直都屯扎着敌人的重兵，这就更没有了现实性。

　　在撤离井冈山时，毛泽东也曾考虑过往东固这个方向撤，但直接到那里是不现实的，那得通过敌人重兵聚集的地方，去了就是飞蛾扑火，所以只能选择敌人力量薄弱的赣南。

　　而在寻乌的时候，是从另一个方向去东固，其路线可以选择为，会昌，瑞金，宁都，只要到了宁都，这就有了现实的可能了。

　　所以，在罗福嶂会议上，毛泽东马上就确定了，只是不能提前说出来而已。

　（4）

　　此时朱德听了毛泽东那番话，也觉得只能如此，也就是目前还不能跟敌人打硬仗。毕竟，劳师远征，有许多问题没考虑周到，就草率行事，那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搞不好，得全军覆没。

　　所以现在急需解决的，是这大柏地的老百姓跑得一个不剩，红军只能继续北进，到宁都去，待吃饱了肚子，才能和敌人的追兵兜圈子，打旋旋。

　　于是，二人马上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还是暂时不与追兵决战为好。

　　这样，红军也就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哪怕今天是大年三十了，该走还得走。

　　所以，军部马上就接到了朱毛的通知，部队马上启程，以伍中豪的第三纵队担任前锋，以林彪的第一纵队殿后，向宁都挺进。

　　可这时，担任前卫的第三纵队第二支队党代表罗荣桓跑来向朱德、毛泽东报告，说他们的第二支队全体指战员不愿意往前走了，要求在这个地方同敌人的追兵打一仗，教训教训那个刘士毅。

　　这怎么办呢，居然还出现了这种情况？

　　毛泽东一直担心的就是战士们疲于奔命，已没有了多少战斗力，包括战斗意志，可现在他们却主动来请战。这说明他的估计是不是错了？再说，光是一个支队有这个请战的想法也不行呀，它不能代表全体都是这样想，所以，这仍然不能说明问题。

　　看来只有开个前委扩大会议，摸一摸底，看全军对歼灭刘士毅追敌这件事究竟是怎样一个态度。

　　同时，毛泽东还得以政治部的名义下发一个通知到各大队，由于大柏地老百姓已跑光，红军战士可以进他们的屋子借用他们的东西，如果吃了他们的粮食和蔬菜，一定要压钱，没有钱的，由负责人打欠条，待以后来归还。

　　二月九日那天上午，在大柏地王家公祠内，那个前委扩大会议就开始了。参加会议的除了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外，还有朱云卿、袁文才、林彪、伍中豪、周子昆等团级干部，然后就是各支队的主要领导。经过讨论，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仗应该打，不然刘士毅就像一条疯狗，老是在后面追着不放。

　　不主张打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林彪。他觉得现在红军的条件太差，武器也不行，弹药也缺乏，就算是和刘士毅打，也只能伤到他的皮毛，而不能动摇他的根基，这样把他惹恼了，反而更是一个麻烦。所以，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去砸碎他的脊梁骨，那就最好不要动。

　　大家一听，觉得他的话也不是没道理。但是，又有人说：“我们可以打一个歼灭战，把刘士毅的追兵打趴呀！”

　　“我们已离开井冈山二十多天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连武器弹药都没法补充，沿途的群众又在躲我们，战士们还穿着单衣，连肚子都吃不饱，靠什么把他打趴下呢？”毛泽东问道。

　　“靠勇气，靠信心！”参加会议的第三纵队第二支队党代表罗荣桓回答道。

　　“靠不怕牺牲的精神！”参加会议的第一纵队第二支队队长萧克说。

　　“还得靠这里——”陈毅马上把话接过来，指了指脑袋，“靠智慧，靠计谋！”

　　他现在兼任第一纵队党代表，属于林彪的搭档。然后，他又说：“这个问题，还得问问我们的朱军长，看能不能打！”

（5）

　　朱德一看陈毅点他的将，就只好把他的想法说出来：“我从隘前村过来，发现在麻子坳那个地方，是处于一个很深的峡谷，如果要打，我们可以在那里设伏。但是听了毛委员和林团长的话，也很有道理。我同意林团长的话，要打就要打胜，砸碎刘士毅这个龟儿子的脊梁骨，否则就最好别碰，以免吃不到羊肉惹一身臊！”

　　毛泽东看见会场的气氛这样热烈，下面要求打的呼声这样强烈，心里也明白七八分了，看来“避战”的难度不是一般大，靠“堵”已堵不住了，只能靠“疏”，于是他问道：“请问朱军长，如果单纯从军事的角度看，我们在兵精粮足的情况下，能打赢吗？”

　　只听朱德沉稳地回答道：“能打赢！”

　　“而现在呢？”毛泽东又问道，“现在我们这种处于劣势的条件，如果要打，你有几成把握？”

　　朱德没有马上回答，而是陷入了沉思，他把眼闭上，好像在计算着什么。

　　原来，从隘前村到大柏地，要经过一个纵横南北的山间谷底，当地人把它叫麻子坳。从麻子坳再走五六里路，就到了大坑。这一路两边全是高山密林。从隘前村一进入这个麻子坳，就像钻进了一个口袋，而麻子坳到大坑，也是在山谷之中。如果把敌人引到这里来打，其取胜的把握在九成以上。这个地形的优势，已被朱德全看见了。

　　但是，如果红军在这里设伏，赣军刘士毅那两个团不来呢？所以，朱德在计算刘士毅的主力距红军大队有多远，红军如果要打他，需要在什么时间去设伏。其实，他们一直来追，也就只有半天的路程。如果今天不想办法走出这大柏地，明天上午这个时候，他们就直接攻过来了。

　　此时，会场寂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大家都在等待朱德的回答。

　　一会儿后，只见他把眯着的双眼一睁开，说道：“有九成把握！”

　　大家一听，马上就鼓起掌来。

　　这时，只听毛泽东说：“原来有这么大的把握，你怎么不早说呢？现在，你说说，如何打才能取胜！”

　　朱德这才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他就是要利用麻子坳那个地形，打一个伏击歼灭战，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要砸碎刘士毅的脊梁骨，那就要把他尾追的两个团全部给引进来。可实际来追的如果不是两个团呢？

　　“还有，万一两个团都来了，而我们的胃口又太小，把它吞不下呢？”毛泽东提醒道。

　　“看来要打这一仗，光靠决心和勇气，肯定也不行。”陈毅也担心起来。

　　这时，毛泽东说：“当然，如果要使他们两个团都追过来，那就只好派人去请，不然他完全有可能只来一个团。”

　　“只要前委决定打这一仗，在具体战术上，我们肯定是要精心设计一下这‘请客’的方案。”陈毅说道。

　　“前委，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现在就请大家举手表决，多数人同意打这一仗我们就打，现在请举手表决吧！”毛泽东说。

　　几个前委都把手举起来了，下面来开会的也纷纷举手，也包括那个最初不同意的林彪。这时，毛泽东才说：“也加上我这一票吧！全数通过，现在就请大家回去准备应战吧！”

（6）

　　前委扩大会议一结束，红四军马上就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当然，这个术语是后来才发明的。在当时，应该是，大家马上就紧张起来，一切为战场的需要做准备。

　　属于战斗部队的，马上就要到指定的地点去看地形，挖战壕；属于非战斗部队的，要组织医护人员，绑担架，送弹药，送饭送水。没有病床，把老百姓家门板拆下来用，只是一再叮嘱，不用了，别忘记六项注意“上门板”那一条。

　　只有半天的时间，这可忙得全军上下够呛，但大家士气很高，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不觉得有多累！

　　在参谋部里，朱云卿和袁文才等，根据朱德提供的战场地形，已开始在调兵，而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则骑着快马亲自到预设的战场看地形去了。

　　“请客”的事情，就拜托萧克的第二支队去，毕竟他们已打过交道了，现在去，不会使对方疑心这是“鸿门宴”。

　　就这样，在二月九日这天下午，红四军立即作好了战斗部署。

　　林彪第一纵队第三支队，也就是原来的第二十八团第三营，埋伏于麻子坳至大坑西侧的树丛；伍中豪第三纵队，即原第三十一团和军特务营、独立营埋伏于麻子坳至大坑东侧森林；第一纵队第一支队胡少海部负责从右翼向敌侧后迂回断其退路，第二支队萧克部在隘前村警戒并诱敌进入伏击圈。

　　关于这次战斗，曾经有几个当事人在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已提到了：

    红四军离开项山地区以后，沿闽赣边境向北，走出山地，经福建武平县所属的农村，折向江西瑞金县郊区。我们第三纵队九支队担任前卫，我奉命带一个大队（连）进入瑞金县城内，到邮政局收集报纸和检查有关军情的邮件，从中得到了赣敌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肖致平团尾追红军到瑞金附近的消息。我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军部，军部认为这部敌军是孤军冒进，决定红四军转移到大柏地地区诱歼这股敌人。

　　这是第三纵队第九支队队长张宗逊的回忆。

    这天正是农历除夕，我们闯到土豪家，把土豪准备的年夜饭吃了个精光。吃饱喝足以后，我们离开大柏地，埋伏在石板道两旁山上的树林里。朱德同志安排一些人挑着担子停在道上，装作掉队的人员，要他们见到敌人就向埋伏区里跑。

　　这是第一纵队第三支队第二大队队长粟裕的回忆。

　  年三十晚上，大柏地一带，下起了毛毛细雨。我们埋伏在山坳里，雨把衣服打湿，风又把衣服吹干，听到山下村庄里过年的鞭炮响了，还是没有敌人的影子。

　　这是第一纵队第三支队十一大队战士杨得志的回忆。

    第二天，我们到了大柏地。我营奉令在大柏地开路四里处担任境界，主力到大柏地宿营。大约下午两三点钟，敌人来了，我营占领阵地，打了两个多钟头。那时正值冬季，五点钟天就黑了，我们撤回大柏地，当晚休息，军部部署第二天再打。

　　这是负责诱敌深入的第二支队队长萧克的回忆。他说的“营”，在当时已改称“支队”。

　（7）

　　按照萧克回忆，他在大年三十那天，也就是二月九日去诱敌，和追兵又打了一下。可这次有些意外，这些兵可能是忙于过年，居然没有来，这可害苦了红四军的战士们。敌军在瑞金城里大酒大肉过年，而他们却穿着单衣拿着枪在冰天雪地里等了一夜。

　　所以，大年三十这天让大家突然燃烧起来的那颗滚烫的心，却被严寒绞杀得逐渐冷淡了下来。许多人都在想，敌人也是人，要忙于过年，肯定不会来了，看来蹲在这冰天雪地里冻了一夜，算是白冻了。但虽然是在这么想，可还是有些不甘心。再说，没接到“撤退”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离开阵地。

　　战场上，什么情况都会发生，要说冤枉，其实也谈不上。毕竟，敌我双方都在博弈，靠得不光是人数、武器、物资、水源，还有灵醒、细致、谨慎、小心、大胆，也包括忍耐。尽管有一方人数众多、武器精良且后勤保障充足，但反应迟钝，忍耐力不强，又粗心大意，那肯定会被对方的快捷灵敏和耐心细致所打败。

　　尽管萧克支队在第一天去“请客”没请来，那就再去请呗，所以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又出发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在瑞金城中刘士毅那两个团究竟在干什么，怎么专门去“请”却又不来呢？

　　原来这是刘士毅第十五旅的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团，团长分别是肖致平和钟桓。此二人这两个团本来是在遂川境内负责向井冈山进攻的，但不料红四军提前下山，所以就奉旅长刘士毅之命跟踪追击，一直从大汾追到大庾，然后追到安远，再追到寻乌，最后在会昌扎口子，想步步为营，把红四军困死在寻乌境内的项山一带。哪知红四军却兵倒武夷山中，跳过了会昌，从瑞金东南角钻了出来，这可把他们慌的，就像身上打了鸡血，一窝蜂似的倾巢出动，从会昌又赶往瑞金。

　　哪知到了瑞金后，居然扑了一个空。原来他们的对手是毛泽东、朱德这两个在他们的布告中要悬赏两万元缉拿的“匪首”，岂能轻易让他们抓住？所以他们连毛都没捞着一根，就只好在瑞金县城驻扎下来。此时，他们也探知，所追踪的“赤匪”已逃到大柏地，就觉得现在好办了，大不了又来一个两面夹击，四面围困，只要从宁都、石城那边用兵，从北边和东边压过来，问题就好解决了。这样他们的心情马上就轻松下来，而且也不着急了。恰逢大年三十又到了，所以就想在这瑞金县城过了年后，再去收拾这些“赤匪”。

　　可是待他们第二天醒来，却接到报告，说昨天那帮“赤匪”又来了，这时，那个那个钟桓想，看来他们北撤时好像什么也没有，为了要过一个年，想来抢点东西？或者是来探听虚实，想进攻县城？不然，怎么老是来骚扰？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给肖致平，肖致平一听，马上气不打一处来。他想，这帮“赤匪”也太嚣张了，看来不惩治他们一下，就不知道这马王爷它究竟是几只眼。

　　作为掌握着两个团机动作战的副旅长兼第二十九团团长，肖致平马上向这个第三十团团长钟桓喊道：“这帮‘赤匪’，也太不知半斤八两了，看来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我看得马上集合队伍，给他来个穷追猛打。干脆就在今天，对他们实行围歼，不把他们消灭干净，这天下就不太平！”

　　其实，他是巴不得尽快把这股“赤匪”灭了，因为他们早就上报，说已取得辉煌的战绩，这不拿出点实据来证明一下，看来是说不过去的。

　　钟桓一听，只好照办，马上去结合队伍。

　　就这样，两个团气势汹汹，向大柏地杀奔而来。

（8）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上午，大柏地围歼战终于打响。

　　萧克支队负责去引诱刘士毅的追兵，结果在天还没亮，就在黄柏圩一带和赣军的前锋部队交上了火。

　　以前，和敌人是避免交火，一旦发现有敌军追来，红军就只有躲的份，可今天却有些异样了。不是怕和敌军交火，而是怕遇不着他们；不是怕和他们打，而是专门去找他们打；不是怕他们来追，而是深恐他们不来追。这就是战争这个玩意儿的奇妙之处。

　　为了把敌军顺利引进埋伏圈，萧克支队把事情做得更细致。

　　首先，他们见着敌军后还不是假打，而得真要和他们打那么一会儿，当发现他们是倾巢出动时，这才放心地撤。

　　但是，撤退时还得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不远也不近，才能把他们“牵”过来。

　　这样，萧克支队在路上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这才把敌人引进了麻子坳。

　　远远看去，赣军是穿着清一色的灰布军装，密密麻麻地跟了进来。当官的骑着马，在人群中耀武扬威，看见走得慢的，跑过去就是一马鞭，而且还在嘴里不停地叫骂着。

　　这时，埋伏在密林深处的各支队红军，其神经都高度紧张起来，因为大家现在都要把耳朵竖着听候“出击”的命令。

　　这个命令，得军长朱德来下达。

　　此时，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这些敌军的动态。原计划是要把敌军的两个团一起引来，不知这来的是一个团还是两个团，这得看他们的战斗队形，作为老军人的朱德，这一点还是看得出来的。

　　萧克支队把敌人引进来了，可是还得向前继续狂奔，因为要把敌人全部引进来才算完成任务，所以他的支队过了麻子坳后还得继续往大坑方向跑，才能把刘士毅的两个团都全部引进谷口。

　　这时，朱德看清了，敌军是两个战斗队形，少说也有两千人，当后面已没有人了，这才马上给胡少海的第一支队发信号，要他们迂回到敌人后面去扎口袋，也就是在麻子坳的那个出口处去堵住敌军的退路。

　　接着，又向第一纵队的林彪发出“进攻”的命令。这时，只见林彪把二十响驳壳枪拿出来，向天空率先开了一枪。

　　这是打响大柏地之战的战斗信号。

　　此时，东、西两侧的红军战士一听见这一声枪响，马上向敌群开枪射击。

　　一时间山谷里硝烟弥漫，到处都是枪声。

　　本来，赣军的注意力是在前面那一股可恶的“赤匪”上，怎么他们的大部队都过来了，后面却开起枪来？

　　顿时，在前面追赶的那个肖致平突然像明白了什么，马上往回赶，可是已来不及了，在他的眼睛里看见的是谷口已被堵死，出不去了。

　　正在犹豫之时，这时又看见，前面那股被追赶的“赤匪”居然不怕，又杀回来了。

　　这一下，肖致平可慌了，骑在马上大声喊叫，手里拿着马鞭，一会儿向东指，一会儿又向西指，这意思好像是说现在已出不去了，只能就地抵抗，要大家赶快去占领附近的制高点。

　　可附近哪来的制高点？全是毫无遮掩的平地。没办法，只能就地趴下，开始还击。那些反应慢点的，就成了红军的活靶子。

　　看来这不是个办法，所以钟桓那个团就不听他的，而是没命地向谷口冲。

　　队形一被打乱，当兵的就只能看见骑马的军官往哪儿奔，他们就跟着往那儿跑，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到长官的意图，不然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然，如果当官的已没了主意，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又向西，当兵的就只能像一群无头苍蝇，到处乱撞。

　　此时，在两边的山坡之上，已杀声震天。枪弹，手榴弹不停地从那些阴森可怖的树林里莫名其妙地飞了出来，又几乎是弹无虚发，炸无空地。每一颗枪弹都要放倒一个人，而那手榴弹的爆炸之处，少说也是两个人以上被炸翻。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兵丁们在事前一点预料也没有，他们正庆幸酒足饭饱过大年呢，没想到这么快就上了前线，与生死直接挂钩，这也太冤了。

　　当然也有不怕死的，端着抢不断地还击。在他们的心中没多少负担，反正就那么一回事：军人嘛，就是战死疆场，马革裹尸。

　　你要打我，我也可以打你。

　　打一个，找回了本钱；打两个，还赚一个。

　　但是，今天他们也想这么干，却又不好找目标。

　　终于，在硝烟弥漫中，肖致平看见了钟桓，此时他已躲在一个大石后面在命令身边的人往谷口射击。肖致平心想，完了完了，钟桓这小子居然也过来，说明谷口外面已没了援兵。

　　他马上对钟桓喊道：“炮，赶快用炮来轰那个被封锁的谷口，然后冲出去！”

　　“炮队没有带，还在瑞金，你呢？”钟桓反问道。

　　“唉，看来是骄兵必败呀，我以为就是几个蟊贼，杀鸡焉用牛刀，为了抢时间，也没有带炮队！”肖致平无可奈何地说。

　　这就意味着他们只有拼死一战，才有出路了。

（9）

　　在红军阵地上，首先是扎口袋那个第一纵队第一支队，他们负责的是坚决不让一个赣敌从这里跑出去。

　　这个支队的队长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少海，党代表叫彭睽，但在从罗福嶂转移到武夷山中的途中牺牲了。曾经著名的宜章梭标营，目前全在这里了，如今已不再是梭标，而是清一色的汉阳造。

　　从这一点看，昔日的梭标营，已经历了无数次战斗的涅槃，终于成长为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响当当硬梆梆的主力支队了。

　　此时，他们已在道路上设下了很多障碍，并挖好了战壕，坚决堵住这个唯一的出口，不让一个赣敌从这里跑出去。

　　三个大队，三挺机枪，就对着那个谷口交叉设计，谁要想冲出去，不死即伤。

　　但敌人为了活命，还是不断地往这边冲，这就使他们打退了一次后，接着又是第二次，第三次……

　　在西边丛林中埋伏的是林彪带着的第一纵队第三支队，这是原第二十八团的老底子，支队长是林彪亲自提携起来的连长陈道明，党代表叫吴弼。

　　此时，林彪带一个大队在正面，陈道明带一个大队在左边，吴弼带一个大队在右边，三挺机枪不停地向敌群扫射。

　　而陈毅则是三个阵地都在跑，他看着哪里是敌人的薄弱环节，就叫那些战士往那个地方打。

　　在东边山岭上，第三纵队两个支队分别埋伏在两个方向，第一支队的队长周舫，在大庾战斗中已牺牲，其队长一职还没有人选，由党代表旷朱权在代理，而此时却由纵队长伍中豪直接在指挥。第二支队的队长叫周昆，党代表就是大家熟悉的罗荣桓。

　　说到罗荣桓，他一直都戴着眼镜，每当大战来临之前，他怕眼镜在中途掉下无法寻找，就用一根细绳拴住两条镜腿，然后套在脖子上。

　　此时，他们也在向东坡冲来的敌人射击。

　　毛泽东随军部直属队和第四支队在一个相对要安全一点的山窝里，这里既是指挥部，也是战场救护的后勤机关。那个曾任井冈山红光医院党支部书记的曾志，正带着非战斗人员对伤员实行战场包扎。贺子珍、吴仲廉等几个女干部也来帮忙，而从万安来的康克清，则加入了担架队。

　　此时，毛泽东一直专注着战场的动态。他叫身边的警卫员李根勤给他准备好一根柴棍子，打算如果部队开始冲锋，他也要拿着那根棍子跟着冲。

　　由于红军武器简陋，且弹药有限，所以打了一个多小时后也就基本上没有多少枪声了。这时总指挥朱德已预料到，最艰难的时刻到了。那就是，吃了肉之后，该啃骨头了。

　　的确，山下的敌人钻进口袋后，实在是太多了，三股才给它干掉一股，剩下的两股还正在张皇失措各顾各的逃窜，现在就该用一股强大的力量去冲击一下了，否则待他们缓过劲来，那就麻烦了。

　　所以，朱德的头脑中马上就出现了那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古典名言。于是，马上下达了往山下冲锋的命令。

　　顿时，红军各阵地开始吹起了冲锋号。

　　“嘟嘟嘟嘟，啦啦啦啦——”

　　各个山头到处都在喊：“冲啊，抓俘虏去呀！”

　　“冲啊，活捉刘士毅那个王八蛋呀！”

　　“冲啊，抓到俘虏有奖呀！”

　　此时，毛泽东在山窝里看得很清楚，部队开始在冲锋了。于是，他马上组织起后方的所有机关人员、担架队、后勤班，还有轻伤员，总之所有能拿得起枪或者刀的人，一起向下冲。

　　他觉得这支队伍虽然战斗力很有限，但看起来人数众多，可以增添战场气氛，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心理上把敌军压倒。

　　这些人中，有的没有枪，就拿着树棍，没有刀，就拿石块，反正手里不能缺武器。

　　当然，这些人下山，毛泽东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捡枪，捡子弹。

　　此时，毛泽东也拿起了李根勤给他准备的那根远看很像是一支枪的树棍，然后喊道：“快，我们也往下冲，去抓俘虏！”

　　此时，那些担架队还扛着担架呢，看见毛泽东捏着一根树棍，也从担架上抽出了长杠子，而炊事班的人，这时正在做饭，一听说都在往山下冲去抓俘虏，干脆也拿起菜刀往下冲。

　　这样一大群非战斗人员，少说也有七八百，一起冲向敌群。

　　为了抓俘虏，捡枪弹，许多人都忘记了吃饭，也不感到饥饿，更不感到劳累，脚下像生了风。

（10）

　　这一冲，漫山遍野到处都是红旗，到处都有喊杀声，使在谷底的赣军团长肖致平、钟桓感到，他们已陷入了天罗地网之中，于是在心里说，完了完了，今生今世再也别想见着家人了，今天可能要把这一百多斤撂在这儿。这样一想，心里就开始发虚，两腿也发软，走路都不怎么听使唤了。

　　而他们的兵士们则更是没了主张，只有到处乱跑的份。

　　这时，引诱他们钻进口袋的第二支队萧克部三个连已打到了眼前，并且大叫道：“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这样，许多人惊魂未定，在仓皇失措中束手被擒。

　　关于这个过程，萧克在他以后的回忆录中说道：

　　正午时分，纵队令我支队从正面大道左侧攻击敌左翼，三个连同时出击，一下子捉了二百多俘虏。这时一支队已包围敌人左后侧，俘虏了二百四五十人。左翼三纵队也打得好，将敌人击溃。

　　就这样，到了下午三点多钟，红四军才基本结束战斗，但有一部分敌人，却溜到了大坑以北的山上，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将他们彻底肃清。

　　本次战役，共打死打伤赣敌三百多人，俘虏了八百多人。

　　团长肖致平和钟桓也被活捉，但是他们的衣服与士兵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再加上他们故意把自己搞的灰头土脸的，混在俘虏群中居然没被发现。

　　鉴于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俘虏，这还是红军有史以来第一次所遇到的事，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得明白一点，要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教育，却连个场地都没有。要把他们全部杀掉，也不可能。

　　怎么办呢？只有履行那句“缴枪不杀”的诺言，把他们放了。

　　这样，肖致平和钟桓这两个团长，也就侥幸逃脱了。

　　在经历了大柏地战斗的全胜后，红四军的士气一下就高涨起来。战士们尽管还是饿着肚子，但军威却大振，军队的面貌顿时焕然一新。

　　这时，毛泽东和朱德准备抓住战机，趁热打铁去攻宁都县城。他们打算在攻下宁都后，才在那里筹粮筹款。于是，在处理完大批俘虏和枪支后，准备在第二天，就向宁都进军。

　　哪知宁都守敌却是赖世璜的弟弟赖世琮所纠集起来的当地保安团，还有一个工兵营，一听说大柏地之战连刘士毅第十五旅两个主力团都被歼灭，马上就吓得弃城逃跑了。

　　这样，在二月十三日那天，红四军居然不费一枪一弹，就顺利占领了宁都县城。

　　在宁都，红四军刚到，就有当地的中共宁都县委负责人彭澎和王俊来主动联络。在他们那里，毛泽东终于知道了目前东固的一些情况。

　　在宁都，红四军足足休息了两天。在那里，广大指战员的体力得到了恢复。当然，也算是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新年。

　　但在这两天，军需部门却没有闲着，他们通过中共宁都县委的协助，获得了五千大洋军费和大量草鞋、袜子和棉布之类的物资。

　　在几个前委委员的碰头会上，毛泽东这才谈了在罗福嶂会议上没有说出的想法，即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去东固，并说彭澎和王俊已答应由他们带路。

　　就这样，红四军在占领宁都后的第三天，撤出了宁都县城，由中共宁都县委负责人彭澎、王俊等人带路，向西边的东固前进。

（1）

　　国民党的“编遣”会议，从一月五日就开到一月二十五日，终于结束了。尽管阎锡山和冯玉祥都先后逃离了会场，但并不影响它的进程。

　　在一月二十五日这天，会议终于闭幕。

　　这二十多天的重要成就，就是由国民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编遣委员会，以承担全国军队实行“编遣”的全面事务。会议选出了委员会的委员和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当属蒋介石一人，而下面的委员就有二十二人，他们是由各集团军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和参谋总长、训练总监部总监、行政院长、内务部长、军政部长、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和七个中央委员组成。

　　具体是蒋介石、朱培德、冯玉祥、鹿钟麟、阎锡山、商震、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何应钦、谭延闿、赵戴文、宋子文、孙科、王伯群，以及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胡汉民、李煜瀛、戴季陶、王宠惠这些人。

　　其中的赵戴文是代替阎锡山出任内务部长的，而冯玉祥却还兼着军政部长一职。

　　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是，拟定全国兵额、编制和饷章，划分卫戍区域；拟定全国军费，规定现有各部队官兵裁留标准，规定接管现有各军队之程序；厘定各军官佐任免、调补各项办法，点验及校阅全国现有之海陆空军；筹办编余官兵之分遣、安置事宜，以及编遣经费之经理事项等。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拿出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编遣方案”，然后交国民政府进行实施。

　　在拟定方案时，委员会虽采纳了阎锡山所提出的方案，但也兼顾到了冯玉祥的情绪，并没有把事情做绝，而是让他多编了三个师，而阎锡山却成了暴发户，居然比冯玉祥只少一个师。

　　也许这是蒋介石对他的“嘉奖”，也许这里面还存有玄机，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他心里清楚。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看，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有他自己的道理。那就是不能把矛盾全解决了，还得留下一些隐患，让他们去斗，他好从中余利。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二十一次国府会议，明令限期实施军队“编遣”，其命令如下：

　　（一）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各总指挥部限三月十五日一律撤销；

　　（二）各编遣办事处限三月十六日成立；

　　（三）全国兵工厂限四月一日一律停工。

　　同时，国民政府还任命了各“编遣区办事处”负责人名单：

    中央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  何应钦

　　委员  刘汝明  尹扶一

　　第一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  朱培德

　　委员  佟麟阁  孔繁蔚  林拔萃

　　第二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  鹿钟麟

　　副主任委员  石敬亭

　　委员  李兴中  吴中柱  台寿民

　　第三编遺区办事处主任委员  周玳

　　副主任委员  辜仁发

　　委员  杨澄源  李竟容  王镇准  雷寿荣

　　第四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  白崇禧

　　副主任委员  胡宗铎

　　委员  何健  夏威  王风清  田中玉

　　第五编遣区办事处  由张维清、杨劲支共同负责

　　海军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  杨树庄

　　（杨未到任前，由陈季良代理）

　　委员  陈季良  陈绍宽  曾以鼎

（2）

　　根据编遣会议的“裁军”方案，南京国民政府共编制了六十三个师，约七十万人。现把各军事集团统一编制的番号及师长姓名罗列如下——

　　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共编制二十个师，即：

　  第一师，师长刘峙；        第二师，师长顾祝同；

　　第三师，师长钱大均；      第四师，师长缪培南；

　　第五师，师长熊式辉；      第六师，师长方策；

　　第七师，师长王均；        第八师，师长朱绍良；

　　第九师，师长蒋鼎文；      第十师，师长方鼎英；

　　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    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

　　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    第十八师，师长鲁涤平；

　　第四十六师，师长陈调元；  第四十八师，师长徐源泉；

　　第四十九师，师长任应歧；  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

　　第五十四师，师长魏益三；  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

    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共编制十四个师：

　　第二十师，师长韩复榘；    第二十一师，师长梁冠英；

　　第二十二师，师长吉鸿昌；  第二十三师，师长冯治安；

　　第二十四师，师长石友三；  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自忠；

　　第二十六师，师长田金凯；  第二十七师，师长张维玺；

　　第二十八师，师长宋哲元；  第二十九师，师长程希贤；

　　第三十师，师长刘汝明；    第三十一师，师长孙连仲；

　　第四十四师，师长阮玄武；  第四十五师，师长方振武。

    阎锡山的晋军系统，共编制了十三个师：

　　第三十二师，师长李培基；  第三十三师，师长孙楚；

　　第三十四师，师长徐永昌；  第三十五师，师长杨效欧；

　　第三十六师，师长李生达；  第三十七师，师长王靖国；

　　第三十八师，师长李服膺；  第三十九师，师长赵承绶；

　　第四十师，师长关福安；    第四十一师，师长张会诏；

　　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鹏翥；  第四十三师，师长傅作义；

　　第四十七师，师长郑俊彦。

    李宗仁的桂军系统，共编制了十一个师：

　　第十四师，师长张定璠；   第十五师，师长夏威；

　　第十六师，师长胡宗铎；   第十七师，师长陶钧；

　　第十九师，师长何健；     第五十一师，师长李品仙；

　　第五十二师，师长叶琪；   第五十三师，师长刘兴；

　　第五十五师，师长程汝怀； 第五十六师，师长张义纯；

　　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

　  李济深的粤军系统，共编制五个师：

　　第五十九师，师长余汉谋； 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

　　第六十一师，师长蒋光鼐； 第六十二师，师长香翰屏；

　　第六十三师，师长李扬敬。

　　以上各师的师长，在中央军系统中，从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旬起，就陆续任命了。所以，我们在看到八月以后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军中大都是以“师、旅”为单位进行作战，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它也就是把以前的“军”改称为“师”，把以前的“师”改称为“旅”，团以下，根本就没变。这是“掩人耳目”的做法，是蒋介石拿来去哄那些军阀们的把戏。

（3）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一月下旬刚开完编遣会，作为桂系军阀的大本营的武汉三镇，马上就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原因很简单，目前桂系的势力，从一九二六年六月走出广西，只两年时间，就蔓延到了整个两湖、安徽，其前锋已到了河北的天津以东。

　　这个势头的延展，着实让蒋介石望而生畏。因为这样下去，再加上广东的李济深，以后半个中国都是他们的了，那他姓蒋的就白忙活了。所以，他不得不佩服杨永泰的那句话，“桂系要靠军事来解决”。否则，你就拿它没办法。

　　现在，经过“编遣”会议，南京国民政府允许桂系整编后保留为十一个师，但这里边不一定全是桂系的人马，除了以前唐生智的那四个军被编成了四个师外，剩下的，还有从北洋军那里收编过来的，而他们自己的军队，即以前第七军的老底子，就只有夏威、胡宗铎、陶钧、杨腾辉这四个人所属的师了。

　　但是，如果把广东李济深所编的五个师加进来，再拢住唐生智留下的这四个师，桂系的威胁却是巨大的，它不是十一个师，而是十六个师，这比冯玉祥还多两个师，比阎锡山还多三个师，能不让蒋介石感到忧虑吗？更其重要的是，他们所占领的地方，全是中国的富庶地区，是属于钱粮都不愁的中国第一流地区，那里有丰富的战争资源，如果打起来，他蒋介石未必就能取胜。

　　所以，这能不让蒋介石感到忧虑吗？

　　怎么办呢？他只有去找自己的高级幕僚杨永泰，看他有什么方略能制衡这个桂系。他不是说，桂系要靠军事来解决吗？想必他在说这句话之前，可能早就考虑好了。

　　穿着一身白色西装的杨永泰，在一间封闭的密室里，终于又与蒋介石见面了。

　　今天，他依然是梳着背头，戴着眼镜，与光着头的蒋介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军人已开始留光头了，那应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西方传进来的吧。这是因为战争已从冷兵器时代完全转变成了火器时代，其理由很简单，就是方便战场救护，以免受伤后由于头发的遮挡而阻碍药物的最佳治疗。所以，那时的军人还不只是蒋介石一人留着光头，应该说，凡是军人都留着了光头。

　　此时，蒋介石对杨永泰说：“李宗仁他们的势力在见日剧涨，你看用一个什么办法让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你考虑过吗？”

　　“这个，我是考虑过的，但是需要时间。我说过，对付他们要靠军事，但要想彻底赢他们，单靠军事是不行的，还得用外交。”杨永泰略加思索后说。

　　“外交？难道说我还得派代表去和他们谈判，说你们放下枪吧，不然我就要打你们了！”蒋介石诙谐地问道。

　　“蒋先生，不是这样的外交，是另一种。”杨永泰不称“蒋总司令”而叫“蒋先生”，这蕴含着他的深意，这深意就是间接在提醒蒋介石要善于动脑筋。

　　他继续说：“你看那苍天大树，枝繁叶茂的，很多年都如此。但有一天，它却枯黄了，可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了第二年，就再也没发出绿叶，这大概是死定了。你知道它是怎么死的？原来它的根已逐渐地烂掉，再也吸收不了地下的水分。以后，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去对付桂系。”

　　“好吧，你说，该如何具体去做！”在杨永泰面前，蒋介石只得“谦虚”一般，而且不得不谦虚。

　　这样，杨永泰就给他出了一个“四步走”的策略 ，其具体部署为：

　　第一步，叫“掘坑”。就是用“重金”把原唐生智在白崇禧手下的三个军长廖磊、叶琪和李品仙给收买过来，让他们在关键时从白崇禧的后院点上一把火，到时候这“小诸葛”再有多大能耐也让他玩不转。这叫釜底抽薪，让那个腾起的焰火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自动熄灭。

　　第二步，叫“梳叶”。在桂系控制的范围内实行分化瓦解。没有矛盾的，先给他们制造矛盾，然后再利用矛盾。这主要是针对于湖南长沙的局势。那里的情况很复杂，以前有三种势力统治过，现在也是他们的余部，但都在听桂系指挥。自从程潜被扣押后，剩下的就只有鲁涤平和何键了，他们是分属于谭延闿和唐生智的。

　　第三步，叫“剔枝”。就是必须要把李济深给控制起来，让他那五个师在关键时只是一盘散沙，起不了多大作用。

　　第四步，叫“断根”。最后再把桂系内部给它又进行分化。在剩下的七个师中，程汝怀、张义纯这两个师是被收编的北洋军，暂且不去管它，因为这些师是谁胜就跟谁，关键是桂系那五个铁杆师，他们的师长分别张定璠、夏威、胡宗铎、陶钧和杨腾辉，但是他们并非铁板一块，除了以前第七军的老底子，还有其他的广西部队，只要把这五个师一分化，这“桂系集团”就好对付了。

　　这样看来，杨永泰早就在编织一张网，一张天大的网，真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是当这张网还没有成形时，它应该是隐蔽的，不显山不露水，就是身在其中的人，也只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4）

　　说到何键，这个人在制造“马日事变”的时候是多么的踌铸满志，那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唐生智在给他撑腰，所以为了给那些“打土豪、分田地”打到自己头上的泥腿子们一点颜色看看，他当时就毫无顾忌地策划了捣毁机关、屠杀工农的“马日事变”。

　　可是现在却不同了，何键的靠山一个个都倒了，剩下的就只是几个同僚，却还被桂系打败后进行了收编，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耻辱，所以使一向心高气傲的他，在有一段时间里简直抬不起头来。

　　为了要在湖南呆下去而不被白崇禧带到前线，何键真是煞费苦心。那时，他只得硬着头皮去抱程潜的大腿，因为程潜是南京特别委员会任命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看在他也是湖南人的情分上，再加上他本人也乖巧，所以就把他强行地留了下来。

　　可是好景不长，在去年五月，李宗仁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程潜给扣押了。接着，程潜的第六军又被鲁涤平排挤由胡文斗带走了，这何键顿时就有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于是，一个不得不重新寻找“靠山”的想法，也就在他的头脑中应运而生了。

　　在长沙的鲁涤平，那是有靠山的，他就是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而他何键靠谁呢？靠蒋介石？他们并不熟识，也没有人引见，何况远水也解不了近渴。看来要想在长沙立住脚，就只有靠眼前这个“统治压迫”他的桂系的力量了。再说，如果不投靠他们，说不定哪一天，他就是程潜第二。

　　所以，尽管他靠的程潜被桂系给扣押了，他不仅不能去为他的“恩师”报仇雪恨，而且还得低着头弯下腰向这些“仇敌”请安问好。这是权宜之计，没办法，不然就自身难保了。

　　就这样，何键通过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时的同学、第十二军军长叶琪，攀上了在武汉坐镇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的关系，并和下面的几个军长夏威、胡宗铎、陶钧等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7）

　　去年十二月五日，何键以报告“清乡督办公署结束、军队缩编及湘赣‘会剿’等事项”为由，前往汉口去向李宗仁汇报，同时还带了一个军事参观团一同前往，以示向桂系军队的管理操练学习致敬，而实际却是为了加强他们之间的感情联络。

　　在武汉，何键还与夏威、胡宗铎、陶钧等几个军长频频相会，促膝交谈。两周后，还被胡宗铎带着去北平谒见了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在北平，他们三人还一起去西山游览，在八达岭长城上，他们谈到了“两湖”问题。

　　何键向白崇禧透露：“根据下面的人报告，我们的蒋总司令在秘密运送枪支弹药到长沙，但是我没有得到这些武器，这说明他是全部交给了鲁涤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胡宗铎说：“可能是对你不信任吧，蒋如果是对武汉用兵，还用得着绕那么大的弯子吗？”

　　白崇禧却说：“别小看了这个姓蒋的，在关键时候，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当着何键的面，胡宗铎对白崇禧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

　　“武汉为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怎么个先发制人？此事不能轻举妄动！”白崇禧沉思良久，然后说，“要先发制人，那就得找个充足的理由，不能师出无名。再说，我们一旦与蒋开战，只能舍弃武汉而集中兵力于湖南，这里背靠两广，然后从湘入赣，再从浙江进攻上海，先夺取他的钱袋子，让他的几十万军队没吃没喝的，就会不战自溃。所以，我们必须控制湖南。”

　　何键听了这番话后，心里不寒而栗。原来这“小诸葛”还有这么一手，看来他们接纳他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棋子，同时也说明他们对他在湖南的镇守又显得是多么的重要。

　　此时，何键才明白，原来这新桂系的野心却不小，居然敢“天狗吃月亮”，这是他始料不及的。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他的老师程潜被扣押，肯定是不听他们的。

　　在北平的西山，何键已知道了新桂系的秘密，也就算是正式上了他们的贼船，还领受了湖南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要立即报告给他们的具体任务。

　　回到武汉后，为了把控湖南，胡宗铎还对何键说，只要他愿意“扳倒”鲁涤平，以后就让他全部负责湖南的事。

　　据何键驻武汉办事处主任胡燮槐的回忆，何键为此向胡宗铎表示：“责任他愿意负，但职权有限，万一力不从心，那怎么办呢？”

　　胡宗铎听他这样说，马上向他表示：“鲁咏安那边的事，由我与煦苍、翠微来共同对付，芸樵兄可置身事外，暂作壁上观，不过湖南内部问题，需要你回湘后，及早妥作安排。”

　　他说的咏安、煦苍、翠微这三个人，就是鲁涤平、夏威、叶琪。这是他们名之外的“字”号。

　　之后，何键返回湖南，于元旦那天去萍乡就任了湘赣两省“会剿”代总指挥，集中精力“围剿”红军，摆出一副尽职尽责的样子，一点也不过问湖南这边的政事，以麻痹鲁涤平对他的怀疑，而暗中却在做“倒鲁”的准备。

　　二月十三日，胡宗铎、陶钧、夏威三人在岳阳密谋，决定从夏威那里秘密调来两个刚刚整编好的旅向长沙开进，名为加强防务，实则是准备与何键里应外合，把鲁涤平赶走。

（8）

　　此时，蒋介石的收买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他找来宋子文，要他继续启动刘兴去收买在白崇禧那里的唐生智部下廖磊、叶琪和李品仙，同时还派人去武汉密见胡宗铎，许诺只要他脱离桂系，就将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一职让他来担任 ，却遭到了胡宗铎的拒绝。

　　之后，蒋介石还不甘心，心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又派人去许诺，只要胡宗铎保持中立， 可以让他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职，但胡宗铎依然不搭理他。

　　胡宗铎不上这个套，蒋介石又在想别的办法。这时杨永泰给他出主意，去找俞作柏，通过他去收买夏威手下的两个师长，当然如果“编遣”下来，他们应该是两个旅长，一个叫李明瑞，一个叫杨腾辉。

　　俞作柏是何许人？此人出生于广西北流县，在广西的社会影响中仅次于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是属于那个第四号的角色。他本是黄绍竑手下的一员大将，在新桂系平定广西的历次战役中，他几乎都经历过，还晋升到了团长。后来，李、黄二人经过谈判实行合兵，他也就随黄绍竑一起加入到了李宗仁的队伍。

　　在大革命时期，俞作柏已当上了广西省政府的农工厅厅长，并兼任了黄埔军校南宁分校的校长。在此期间，他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与共产党人相配合。在北伐开始时，与表弟李明瑞还有自己的弟弟俞作豫都积极支持工农运动，与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后来李宗仁、黄绍竑都参与了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把他这个“亲共”分子给开除了党籍，让他在广西呆不下去，只好到香港去避居。

　　为了争取俞作柏去收买李明瑞和杨腾辉，蒋介石与他的高级幕僚杨永泰又进行密商，最后决定还是由杨永泰亲自跑一趟，毕竟他对广西的人和事都很熟悉。于是，杨永泰就拿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去香港会见俞作柏。

　　在香港逗留了几天，杨永泰才终于在一家公寓里找到了俞作柏。原来此人个子不高，细眉大眼，说话慢声细语，但眼神却透着光。

　　两人见面后，杨永泰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俩都是不安分的人，脚下的路是很多的，而你却偏要呆在这个公寓里享清福，这是为什么呢？”

　　俞作柏一见杨永泰，就知道此人是属于那种八面玲珑的多面孔角色，论年龄，他比自己大九岁，所以也就不好讥讽他，只是想尽快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只好问道：“老兄别来无恙，找我可能是火上房了吧？”

　　“被老弟猜对了一半，我是来给你贺喜的！”杨永泰笑着说。

　　“何来之喜？难道天上会掉馅饼？”

　　这时，杨永泰才拿出蒋介石的亲笔信来。

　　俞作柏一看，信中承诺，如果他能“扳倒”李宗仁和白崇禧，国民党中央将委任他为广西省政府主席，省府委员由他自行决定。

　　这可是一个具有很大诱惑力的“交换条件”，让一直处于逆境中的俞作伯终于觉得可以舒展一下了。但是，他一向是反感蒋介石的，所以凭什么相信他的话呢？再说，李、白二人那么大的势力，怎么去扳倒？这不是在痴人说梦吗？所以，他犹豫起来。

　　作为“人精”的杨永泰已看出了俞作柏此时的心思，就说了这么一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你我有着共同的命运，都是在人家碗里拔饭吃，又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呢？还是先入为主，抓着一块地盘再说吧！”

　　经杨永泰的三寸不烂之舌，终于使已几乎绝望的俞作柏觉得自己又有了“翻梢”的机会，所以就欣然同意了。

　　这样，收买夏威手下的李明瑞、杨腾辉的事，就算搞定了。为此，杨永泰许诺，将给俞作柏三百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在香港，杨永泰又去见了另一个人。他就是东渡日本后回国的唐生智。去年十月，当蒋介石正在宣誓就职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之时，唐生智却悄悄从日本回到了上海，不久又从上海去了青岛。

　　刘兴在去天津的路上，是亲自到青岛去见过唐生智的，而且还把一封唐生智写的亲笔信拿去给廖磊和李品仙二人看。

　　今天，蒋介石也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唐生智，许诺只要他同意拉起旧部，中央将任命他为第五路军总指挥。

　　此时，杨永泰也许诺要给唐生智三百万元的活动经费，让他去天津“安抚”自己的部下。唐生智一听，觉得风水轮流转，终于又轮到他了，于是马上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安排。

　　就这样，蒋介石通过杨永泰，把俞作柏和唐生智以各付三百万元的代价收买了过来，这就好像在新桂系的大厦下挖了一个很大很空的洞，只有一摇摆，必倾塌无疑！

（9）

　　二月十八日，当各编遣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军队的编遣时，李宗仁在干嘛呢？他是军事参议院院长，还兼任着编遣委员会的委员，在南京忙着呢。关于“倒鲁”的事，他是同意的，但具体在哪一天，却还没有定。

　　这可以从他后来的回忆中看到。他说：

　　“何键此时亲赴武汉告密，说中央部署已定，对武汉用兵如箭在弦上，第四集团军似应采取自卫行动。”

　　所以，当何键报告从江西那边运来大量枪支弹药而被鲁涤平“独吞”了时，驻守在武汉的桂系骨干胡宗铎却慌了手脚，在仓促之下，决定先发制人，赶走鲁涤平控制住湖南再说。

　　二月十九日，胡宗铎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宣布湖南省主席兼第十八师师长鲁涤平“把持税收、‘剿匪’不力、重征盐厘、有渎军纪”，特免去鲁涤平湖南省主席一职，由何键继任。

　　当晚，胡宗铎电告何键：“汉口之约，今日实现。”

　　二十日早晨，何键得知桂军李明瑞、杨腾辉两旅突袭长沙的消息后，为避开他有重大嫌疑，他装着十分关心的样子打电话告诉鲁涤平：“鄂方有军车南开，该不会有什么异动吧，请给予重视！”

　　其实，从夏威那里调来的两个旅早就在长沙附近，他们的旅长就是蒋介石要收买的李明瑞和杨腾辉。何键这么说，是用的障眼法，为的是欲盖弥彰。

　　二十一日，李明瑞、杨腾辉率领两个旅已抵达桥头驿，这就算是兵临城下了。

　　鲁涤平一看，知道硬顶已没用了，于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

　　当晚，在他的私宅里，鲁涤平还召集了一些人开会，决定辞去省主席一职，请何键暂为代理。然后，带着所部，逃往萍乡，再奔南昌。

　　为了在鲁涤平面前表现出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在他率部撤离长沙时，何键还公开出面进行掩护。

　　为了把这场戏演得很实在，双方还“打”了起来。

（10）

　　“湘案”的发生，让国民党内一片哗然。首先是蒋介石，气得简直要跳起来，他马上以最高当局的身份发表对此事件的立场与态度，强烈谴责桂系军队“驱鲁”的卑劣行为，说他们这样做是严重违反二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中“不得以分会决议任免特定区域内之人员”和“无编遣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调动部队”的规定，另外还擅自撤换中央任命的大员，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其实，蒋介石心里是有数的。这个“湘案”的发生，正是他和杨永泰在设计“天网”的过程中，早就预料到的。现在，他看到桂系已“先发制人”，而且还敢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现在用兵来征讨他们，也就名正言顺了。

　　但是蒋介石对搞垮桂系，是有一整套计划的，马上出兵，未免仓促，而且胜算也不大，或者说，在各个环节还没有做好准备之前，贸然出兵那是要失败的。再说，这么大的事，中央不经过一个“了解定性”的过程，好像也说不过去。

　　于是，蒋介石就指派吴稚晖去请光复会的元老蔡元培一起去“调停”。表面上看，好像是对桂系有“调节缓和”的意思，而实际却是在争取时间积极备战。

　　“倒鲁”事件发生后，李宗仁还不知道，是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宽在事发后的第二天才告诉给他的。

　　当李宗仁获悉此消息后，自知理亏，马上以“眼疾”为名，溜出南京，逃到了上海，在法租界的一家叫“宏恩”的医院住起院来。

　　“湘案”发生后，刚从广州到上海的李济深马上通电全国，谴责胡宗铎、陶钧、夏威的“不法越轨”行为，并给李宗仁建议，要他因管束部下不严，自请处分。

　　李济深本来是打算到南京去协商“编遣”事宜的，但到上海时，正遇“湘案”发生，他考虑到自己再去南京可能有危险，于是就搬到法租界“融园”同李宗仁住在一起，以便会商善后如何处理此事。

　　此时，蔡元培、吴稚晖已到了上海，专门拜访了他们。蔡元培问李宗仁：“德邻老弟，事情发生的很突然，事前你知道吗？”

　　蔡元培已六十一岁，比李宗仁大二十三岁，他这么叫，也算是够尊重李宗仁的了。

　　“二位前辈居然屈居尊驾来此过问，我可以坦诚相告，我一直在南京，还真不知道！”李宗仁坦然地说。

　　“既然不知道，那就写个材料证明一下。这件事太大了，居然敢以你的名义发号施令，如果都去效仿，那还了得！”吴稚晖不冷不热地说。他比蔡元培还大三岁，属于蒋介石的铁杆后盾，对桂系这种做法是极为反感的。

　　“既然二老都来说和，德邻究竟是何意见？”李济深在旁配合道。

　　李宗仁只好无可奈何地说：“我引咎自劾，以明责任。”

　　蔡元培听了后，马上说：“既然这样，那就还有回旋的余地，我们也好回去复命。”

　　“任潮老弟，你也和我们一同回南京吧，看来这件事你还得帮助圆场！”吴稚晖对李济深说。

　　李宗仁对李济深此时去南京不太放心，他怕蒋介石把李济深作为“同案”抓起来，所以他马上说：“这里没有李任潮什么事，他还是不去的好！”

　　吴稚晖也听出李宗仁是对蒋介石不放心，于是马上拍着胸脯说：“任潮老弟的安全我负责，我以人格担保，他去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差错的，相反的，还能帮你洗清冤屈！”

　　李宗仁听后，这才同意李济深跟他们一起去南京复命。

　　然后，他特意发了一封电报，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请求处分。

（11）

　　却说那个表面做“好事”的何键，帮着胡宗铎他们赶走了鲁涤平，却又在鲁涤平大难临头时去帮着他逃离，致使鲁涤平对他顿生好感，于是在临走时，把省主席一职让他来代理。但为了避嫌，何键不敢应承。

　　事变的当天，也就是二月二十一日，国民党湖南省的省府会议在长沙进行，省府委员们都推举何键代理省主席一职，并发电报请他赶快返回省城。

　　二十二日，何键复电，以“剿匪任务，尚未终结，实难分身”为由婉拒。

　　接下来，胡宗铎、陶钧、夏威等，专门来长沙，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命令任命他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并督促他宣誓就职。但圆滑的何键却不来长沙，而是在长沙附近躲了起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一接受这个“主席”一职，就不打自招，他是参与了他们的阴谋活动的。怎么办呢？他只有等待，看南京方面是什么态度。

　　桂系的“倒鲁”让蒋介石在任命谁是湖南省主席的问题上，也遇到了难题。本来他是想把何键推举为省主席的，但恰恰桂系又任命了他，这就不好办了。桂系是“非法”任命，如果他再任命，岂不是承认了桂系的“非法”为合法了吗？

　　根据法理，谴责桂系违背中央决议，无疑就等于说不承认对何键的任命。如果中央又任命何键，这岂不是在打自己的嘴巴？

　　但是想来想去，蒋介石还是觉得只有何键才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他是唐生智的旧部。唐生智的部下在白崇禧那里还有三个，他都在“安抚”，多一个何键不就更具有杀伤力吗？

　　再说，为了求得湖南的稳定，他需要笼络住这个何键，不让新桂系的势力再侵入，还必须选一个非桂系的人在那里支撑。

　　怎么办呢？遇到这个“两难”的问题，他只有去找高参杨永泰。

　　杨永泰的一番话，让蒋介石幡然醒悟。他说：“如果不把何键拉到中央这边来，他就会跑到桂系那边去，而且是死心塌地，这个就使你多了一个劲敌，以后控制湖南可就难了，所以即使这个任命有点像在打自己的脸，还非打不可！”

　　经杨永泰这么一点拨，蒋介石终于转忧为喜。

　　于是，在二月二十七日这一天，为了分化何键与桂系的关系，再鉴于何键并没有贸然接受桂系的任命，蒋介石马上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何键“暂行代理湖南省主席”。

　　他想通过“暂行代理”这几个字来解决南京中央的面子问题，也考虑到了湖南的现实问题，就算是给何键一个机会，看他能不能把这个复杂的局势给稳住。稳不住就滚蛋，稳住了，就可以取消“暂行代理”这四个字，成为真资格的“湖南省主席”。

　　何键在接到中央的电令后，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很庆幸自己没有轻易去就职，这倒不是他不想去，而是因为前有狼后有虎，都是他惹不起的角色。现在既然他们两方面的意见都一致，那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在南京中央任命的那天，也就是二月二十七日，何键欣然地回到了长沙。然后在三月二日这天，他正式宣誓暂行代理省主席一职。

　　此举既是接受武汉方面的委任，又是遵照南京方面的命令，真是“两面讨好两面风光”。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蔡元培、吴稚晖、李济深的报告，作出决议说，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南省政府一案，诚属不合，应由该分会主席负责。对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予以免职，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对李宗仁没有处分，可能是因为他“不知情”的缘故。更其重要的，是给他留了面子，以后好有个回旋的余地。

　　事情到此，“湘案”似已完全解决，但实际却并非如此，因为复杂的事还在后面呢。

　　鉴于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也是在十三日这一天开幕，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电令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北平各政治分会于本日停止办公，结束裁减，并电告各省、市政府查照。

　　这也就完全承诺了各地方政治分会只保留到“三大”召开前的诺言。

　（1）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湖南发生的“湘案”刚过去五天，蒋介石就在暗中调兵遣将，准备给桂系军队以沉重的打击。他以长江上游形势严峻为由，密令第一集团军第一师刘峙部、第二师顾祝同部、第四师缪培南部、第八师朱绍良部、第九师蒋鼎文部、第十师方鼎英部、第十一师曹万顺部、第十三师夏斗寅部分别从徐州、蚌埠、兖州、庐州、新蒲、南京、泰州出发，在三月三日前从芜湖、安庆到九江一线集结。

　　第二天，又亲自发电报给驻扎在庐州的朱绍良，命他注意探访冯玉祥的开封政治分会所辖的“鲁省府行动”，并说此次出师所需要的挑夫“应在江西派人预招，不可在鲁招夫，免泄秘密”。

　　所谓“鲁省府行动”，就是被日本在去年五月强行占领的济南，现在他们迫于各种压力，再加上外交谈判，要撤兵了，剩下的事情就是该谁去管辖了。

　　蒋介石认为，那是他说了算，但是冯玉祥一直在觊觎这个地方，有可能不打招呼就提前行动。

　　庐州在哪里？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合肥”的城市。

　　这里距开封最近，一切军事行动，肯定会被冯玉祥察觉，所以蒋介石要发此电报，强调一些细节，以免打草惊蛇。

　　其实，在胡宗铎、陶钧、夏威“倒鲁”的同时，在华北地区，蒋介石已开始对桂系进行了出击，他把“利刃”悄悄地伸向了东征军驻北平的总指挥部，想先把总指挥白崇禧抓起来，让他没法行动。

　　这是杨永泰在香港拉拢唐生智后的结果，现在唐生智已开始行动了。

　　当杨永泰在香港辞别唐生智后，唐生智就再也坐不住了。

　　他悄悄北上，到了上海。这时，那个曾经在第八军当过党代表的刘文岛也亲自来找他。现在刘文岛是蒋介石手下的大红人，是蒋专门派他来联络唐生智这个老长官的，随刘文岛来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唐生智曾经的第八军参谋长龚浩。

　　三人一见面，真是百感交集，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但又无从说起。因为毕竟不知对方心里在想什么，所以谁也不敢轻易袒露什么，只是理解性地拥抱了一下，以表达曾经是生死弟兄的情谊。

　　接着，就进入正题，商议如何从白崇禧手中夺得指挥权。

　　这样一来，唐生智在第八军时代的高层将领一下就齐了。待商议好后，就从财政部长宋子文处领来一百五十万巨款，准备秘密到天津去“慰问”曾经的那些部下。

　　二月下旬，他们从上海坐船，秘密去了天津，然后，唐生智派龚浩拿着巨款去“召唤”他以前的旧部。

　　此时，白崇禧在天津的部队，都驻扎在滦河以西的唐山、开平一带。

　　自去年六月国民党的北伐军攻占了北京后， 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也没有了立足之地，他们只好往天津以东的唐山甚至更东边的秦皇岛方向撤退，这样就来到了滦河两岸。

　　这时，白崇禧所带的桂系军队才刚刚进入战场。

　　这一下好了，剩下这个直鲁联军，蒋介石就让白崇禧去解决。于是，白崇禧就把所带的这几个军组成了东征军，去彻底消灭张宗昌、褚玉璞所带的直鲁联军残部。

　　从九月三日开始，白崇禧就已经在行动了。那时蒋介石任命他为东征军总指挥，还任命他手下的第十七师师长王泽民为参谋长，统一指挥由唐生智部下改编过来的李品仙第八军、叶琪第十二军和廖磊第三十六军，此外还有魏益三的第三十军等。

　　此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就像秋后的蚂蚱，没有蹦哒多久，就在滦河两岸的会战中被消灭了大半。张宗昌、褚玉璞等想逃到东北去与张学良会合，却遭到了拒绝，同时还被东北的军队堵截在滦河以东至山海关的狭小地带，这就促成了白崇禧在这里把他们彻底消灭。

　　消灭直鲁联军后，白崇禧所带的这些部队就一直驻扎在滦河以西的唐山一带。在蒋介石“编遣”全国军队时，李品仙的第八军被缩编为第五十一师，叶琪的第十二军被缩编为第五十二师，廖磊的第三十六军被缩编为第五十三师，魏益三的第三十军被缩编为第五十四师。

　　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一月，叶琪的第五十二师回到了湖北，与夏威第十五师驻守武长线，他们以常德为界，夏威在北段，叶琪在南段。也就在那时候起，驻扎在天津滦河以西唐山地区的李品仙第五十一师、廖磊的第五十三师居然领不到军饷了，情况报到白崇禧那里，白崇禧马上向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催要，但每次都没有结果，这让白崇禧头疼，同时也对何成浚这些人怀恨在心。

　　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唐生智和龚浩秘密来到了天津。之后，通过龚浩的串联，李品仙、廖磊都秘密接受了唐生智给他们每人准备的“慰问费”五十万元，并且约定，在接到南京方面的指令时，就同时行动，脱离白崇禧的阵营，恢复以前第四集团军番号，在唐总司令的带领下，打回老家湖南去。

（2）

　　桂系驱逐鲁涤平的“湘案”发生后，在唐山的李品仙第五十一师的营地里，却突然出现了一些标语，其内容是：“打倒克扣军饷的新军阀”、“我们要回湖南”。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归来”等。

　　这时，在北平东征军的司令部里，参谋长王泽民来向白崇禧报告，在唐山李品仙的营地， 出现了许多要打倒他欢迎唐生智回来的标语。这好像是一件连锁反应的行动，因为据有人透露，他们已在天津街头看见过唐生智。

　　白崇禧一听，知道湖南一行动，他这里必然要遭到报复。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快，显然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他该怎么办呢？

　　“看来这个唐生智的旧部是没法控制了，这是蒋公在特意操纵，他把本应该给我们的军饷拿去交给唐生智了，所以何成浚要一直推诿拖拉！”白崇禧断然说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王泽民问。

　　“怎么办？”白崇禧叹道，“看来只有去想如何摆脱他们的追杀了！”

　　“有这么严重？”王泽民问道。

　　“我看不跑快一点，可能性命都难保！”白崇禧说，“我在这里，已经是多余，如果不跑快一点，会遭到他们的抓捕！”

　　“他们是谁？”王泽民又问道。

　　“唐生智，或者蒋介石！都有这个可能。”

　　于是，二人商议，应该如何转移。这样，一场秘密护送白崇禧回广西的行动方案，在王泽民的策划中马上就把它确定了下来。

　　可就在白崇禧准备逃离之时，却接到报告，说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来访。

　　白崇禧一听，大惊。他以为蒋介石已开始行动了，这方振武多半是来抓他的。但冷静地想了想，又觉得不可能，于是问道：“他带了多少人来？”

　　王泽民说：“没带人，就他一个。”

　　“让他进来！”白崇禧一听，心里悬着的石头马上落了地，看来并不是来抓他的。

　　果然，方振武是一个人来的，赤手空拳，连武装带都没扎，显得很随便。

　　二人相见后，分宾主坐下。说不上几句闲话，就不自觉地谈到了眼下的局势。

　　白崇禧说：“由于何长官迟迟不发军饷，已逼得下面开始要造反了，听说李品仙部居然贴出了要打倒我的标语？”

　　“有这等事？”方振武好像有些诧异，然后说，“我来是有一件事来和你商量的，现在不是不打仗了吗？阎长官要我来遵循一下你的意见，看是否愿意到新疆去帮着治理一下那里的流民！”

　　“这个，是阎长官的意思，还是南京的意思？”白崇禧眼珠子一转，直截了当地问。

　　方振武说：“听阎长官说，是中央委托他来问一下的，我此来就是受他的委托。还说，如果新疆不愿意去，到欧美旅游一下，还是可以的。”

　　“哦，知道了！”白崇禧恍然大悟，原来方振武也是来逼他就范的，只是怕他起疑心，才一个人来，于是就说，“这个事情有些突然，让我想想，明天再答复你吧！”

　　“好吧，我就专候你的消息！”方振武说完，又凑近白崇禧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就走了。

　　这一下，赶紧逃亡已成了白崇禧的当务之急。

　　但是，他的路已被中断。或者说，他的一切行动都被几种势力监视了起来，一有异动，就有生命危险。

　　据说，在李品仙的军营里，有一个旅长已和驻唐山的阎锡山晋军梁鉴堂旅取得了联系，约定如果发现白崇禧要经过他们的防区，就先把他抓起来。

　（3）

　　其实这方振武的光临，也是蒋介石的安排。

　　从方振武的角度来看，他虽然曾是第二集团军冯玉祥的部下，但在第二次北伐前就离开了他，现在应该是第一集团军的人，其言行肯定是代表第一集团军的。

　　所以，他对白崇禧说的话也就代表了蒋介石的立场与态度，而且他还悄悄告诉白崇禧，要他最近注意自身的安全，魏益三手下的郝梦龄想要抓他。

　　关于方振武离开冯玉祥，其原因很简单。

　　方振武在冯玉祥手下的时候，由于不是冯的老班底，所以那个顶头上司孙良诚一直在排挤他，这就使他不得不想到另谋出路的问题。在一次向冯玉祥索要军饷的过程中，冯却置之不理，这就让方振武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去投奔不缺钱的蒋介石。

　　白崇禧听见方振武的话后，更加确信蒋介石就要动手了。

　　很明显，要消灭桂系的军事力量，首先得消灭足智多谋的“小诸葛”，先来文的，让他去新疆，或出国留洋，这一招不行，就该来武的了，那就是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所以，离开北平也成了白崇禧十万火急的事了。

　　当务之急，这得马上动身。于是，在参谋长王泽民的一手策划下，一场出人意料的白崇禧出逃北平潜回广西的行动也就开始了。

　　三月六日晚上，王泽民以庆祝自己的“生日”为由，在北平城东边来顺老店大摆宴席，把手下所属的团级以上军官都邀请来聚会。

　　这时，他也请了白崇禧和廖磊来参加，廖磊不是唐生智那边的人吗，他怎么也来了？

　　原来，廖磊已知道唐生智要起事，而且还得了龚浩给的五十万元，并领受了要他去探视白崇禧的任务。

　　但由于廖磊一直敬慕白崇禧的军事才干，再加上刘兴走后白崇禧让他来当第三十六军军长，也算是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就起了恻隐之心，把“探视”改为“协助”。

　　在全场一片欢呼声中，他们把白长官灌醉后扶下了酒桌，然后送去了附近一家医院。可就在医院的门口，却停着一辆马车。他们把白崇禧送进医院挂了一个号后，找来一个大木箱，在病房里把白崇禧装了进去，然后抬上了马车，直接往火车站奔去。

　　到了火车站，那个大木箱被抬上了一列载着军用物资的火车，然后离开了北平，向天津方向开去。他们的目标是在天津唐山下车，然后到开平廖磊第五十三师驻地。可是刚到驻地，就发现第五十三师的军营里也贴出了“打倒白崇禧”的标语。

　　廖磊一想，糟糕，在他走后的这几个小时，他的军队已被唐生智谋串，这怎么办呢？万一白崇禧被他们抓住，这不是要背一个两边都不讨好的骂名吗？

　　情急之中，他想了一个办法，叫人把那个大箱子抬进了他的住处，他准备和自己的妻子来替白崇禧解围。他们把白崇禧从箱子里放了出来，然后对他说了外面的形势，并说需要他配合才能冲得出去。

　　白崇禧一听，哭笑不得。原来是廖磊要他扮着自己的太太，大摇大摆走出军营，然后送他去塘沽港搭船。

　　看来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不然在这个军营内就得被抓。

　　于是，白崇禧只得硬着头皮被廖磊妻子“打扮”了一番。

　　这样，白崇禧就穿上了她的旗袍，再笼着一绺假发，戴上墨镜，大摇大摆地和廖磊走出军营，去了塘沽。

　　就这样，白崇禧搭上了一艘外国邮轮，然后南下上海。

（4）

　　暗地里在对桂系进行不同角度的制裁，明地里却是风平浪静，这就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他不能大动干戈，要为全党造成一种“团结”的气氛。

　　果然，三月十五日那天，这个“三全”大会终于在南京开幕了。

　　蒋介石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把他们刚刚“大一统”的中国带向繁荣与富强，而是为了“夺权”。

　　在蒋介石的眼里，把军权、政权抓到手，那是仅仅不够的，因为在国民党中还有一批凌驾于他之上的人，这些人其资历都比他深，如果把“党权”落在他们手里，那就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了。所以，他还得抓这个“党权”。

　　但是，蒋介石要想做到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原因是反对他的人实在太多。这些人，别看他们不会拿枪，其嘴巴就是武器，而且各有各的说词，各有各的道理，其宗旨都在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信徒，国民党的正统，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而不惜压倒反对派以争夺相应的权力。

　　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改组派”。在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正处于关键阶段的一九二八年五、六月间，这个全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组织在上海诞生了，他们创办杂志《革命评论》、《前进》等，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相号召，声称要“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订纲领，改组国民党。其成员主要有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等。

　　胡汉民、孙科回国后，有人马上把他们也当着了精神领袖，于是一个“再造派”终于又问世了。他们反对“改组派”，认为国民党已处于危机之中，必须“再造一番”，其成员有钟天心、谌小岑等。

　　剩下的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反共急先锋”西山会议派，他们以林森、邹鲁为代表，既反共，也反汪，还反蒋。在他们的眼里，国民党不是目前这个样子，而是他们认为的那个样子，说具体一点，就是像“南京特别委员会”那样把他们全都吸纳进去的那种模式。

　　这个西山会议派，其成员大都是从封建帝王时代走过来的有产阶级，封建时代已经过去，留给他们的就是对世界各种各样的解释，这就产生了五花八门、千奇百态的思想萌动。年轻的时候，他们鉴于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主张对他们有利，这才加入了那时的同盟会，这样也就把那些大大小小的想法带了进来，并作为反对他人的武器。

　　在目前的国民党内，要说“统一思想”的话，只有两点他们是做到了的，其余就不敢说了。哪两点呢？

　　第一，主张“反共”；第二，必须“反蒋”。

　　其实这才是他们的本色，他们真正信的不是什么“三民主义”，而是信的他们自己。为了压倒反对他们的人，只得拿着孙中山的某些言论形成教条，然后到处压人，而真实的意图却是想压倒对方，给自己开辟出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

　　在“宁汉合流”的时候，如果不是孙科提出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他们是不会来加入现在这个已被右化了的国民党的。

　　这个西山会议派人数众多，其思想意识也非常复杂，在对待其他派别的态度上，非常苛刻，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其主要成员有居正、叶楚伧、覃振、石青阳、石瑛、张继、谢持等，连理论家戴季陶也曾参与过他们的活动。

　　国民党“三大”，就是要把以上这些派别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意志，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但是，它完得成吗？可不敢说。

　　这个“三全”大会本来原计划是一月一日就要召开的，但由于张学良那边宣布“易帜”，许多事就多了起来，连“编遣”会议都要往后推迟。所以，这个“三大”，也只能往后推，现在“编遣”会议已结束，编遣结果也出来了，似乎该轮到了要召开这个会议了。

　　可是，就在这个大会召开的前几天，也就是三月十一日，改组派精神领袖汪精卫却不满蒋介石把自己及改组派排斥在外，他联合陈公博、顾孟余、柏文蔚、王法勤等十四人发表了《关于最近党务政治》的宣言，反对由蒋介石一人操纵下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5）

　　说到这个改组派，它的全称叫“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自去年五、六月间萌发成立以来，在以陈公博、顾孟余为骨干的带领下，就在私下里进行了大量活动。

　　那时，蒋介石正忙于接收北京，还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

　　就是在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反对他的政治团体却在慢慢发酵，乃至潜滋暗长。

　　那时汪精卫早已出国，并没有参与这事。为了扩大影响，陈公博就以他为精神领袖发起了这个“改组同志会”。他们编杂志，办学校，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进行大力宣传。

　　五月七日，陈公博主办的《革命评论》在上海创刊，六月一日，顾孟余也主办《前进》相呼应。他们把这两种杂志以“周刊”的形式展示在国人的面前，来阐述他们“改组国民党”的理论，以赢得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共鸣与支持。

　　陈公博在《今后的国民党》一文中说：

    国民党的工作，就它的纲领来说，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民权主义和封建势力斗争，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惟是到了现在，因着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主义降低了；因封建势力的反攻，民权主义湮灭了；因资本主义的挟持，民生主义埋没了。中国薄弱的力量更做不得国民党的背景，于是党便动摇，由动摇而分裂，更由分裂而破碎。就抽象方面来说，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精神；就具体来说，形成了左倾、右倾、腐倾、恶倾四派……

　　陈公博在分析了国民党目前变质的过程与原因后，还提出了许多政治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革命评论》第十期上发表的《党的改组原则》，其要点是：

    一、相信实现民生主义是国民革命的最后目的。

　　二、巩固党的工农基础，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

　　三、提高党的权威，实行党的专政。

　　四、促现党的民主化、青年化，反对干部少数的独裁。

　　五、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

　　六、建设三民主义的民族国际。

　　七、实行三民主义的法制。

　　八、扫除政府机关中一切昏庸老朽及投机分子。

　　九、肃清割据军阀。

　　十、要求军政、民政、财政之统一。

　　十一、反对现役军人兼任省政府主席。

　　十二、非党员不能充任政务官。

　　十三、设立监察院，造成廉洁政府，严惩贪官污吏。

　　十四、确立革命的外交政策：

　　    甲，积极反对英、日帝国主义；

　　    乙，在不损害国家主权范围之内，与各国建立邦交；

　　    丙，于相当时期，有条件地与苏俄恢复邦交。

　　十五、建立国家资本，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尽管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切中要害，但由于未能直面现代政治活动与政党建设中的关键问题，所以还是难以真正根治国民党的症结。

　　但是，这些主张还是吸引了许多人的支持与拥护。

　　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对国民党表示失望的青年常常聚在酒楼、茶肆和公园，大骂以蒋介石为首的腐朽政权。有的人虽没有谩骂，但对未来却是充满迷茫与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改组派提出的这些主张无疑是一滴凉爽清冽的兴奋剂，使人醍醐灌顶，让那些在迷惘中找不到方向的有志青年，突然之间就发现前面是有路标的。

　　所以《革命评论》一发行，其影响力之大，居然一次就可卖掉一万五千份。这一结果，马上就引起了《呼声》、《夹攻》、《灯塔》、《新评论》等二十几种杂志纷纷跟从，于是就形成了一股旋风般的浪潮。

　　这种影响力之大，究其原因，是很多年轻的国民党员在他们的党魁进行“清党”后心里正苦闷着呢，因为信仰“共产主义”是要杀头的，那么又该信仰什么呢？

　　信仰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好像是格格不入，于是“改组同志会”所倡导的恢复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改组国民党后的革命精神，一下就吸引了他们。

（6）

　　一看见其号召力有这么大，改组派们马上就有了信心，搞出了纲领和会章，还弄出了独立于南京国民党中央之外的中央领导机构和地方组织，并推选了一些原粤方的中央委员如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朱霁青等来行使这个“中央”权力。

　　其地方组织则沿着国民党原来的地方党部去发展，结果还挺顺利，许多原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也成了他们的地方组织负责人。

　　为培养后备人才，改组同志会还在上海戈登路创办了一所大学，由陈公博任校长，其他改组派成员担任教职员工。

　　这所大学，被命名为“大陆大学”。

　　其教育的宗旨，在陈公博的开校宣言中已说明，那就是“养成建设的社会人才。务使经过本校锻炼的青年， 每个都能明了本党主义，不致流于玄想和空谈；每个都能参加革命行动，不致陷于颓废和萎靡。准备建设的材料，贡献社会，挽回中坠的革命，重整精神。”

　　大陆大学分为本科和专科两部， 设立经济系、社会学系和法律系，在去年八月五日和二十三日进行了两次招生考试。

　　此时，汪精卫身居法国巴黎，却不断通信国内，规划改组运动的方略。根据汪的意图， 改组派的组织建设也提上议事日程。

　　于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那天，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这一天也就算是“改组同志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声称：“中国国民革命业已中断， 中国国民党业已没落”，……“所以今日南京的中央， 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大会宣布，“本会继承本党孙总理的革命精神，以至诚接受孙总理的全部遗教和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集合革命同志，努力改组运动，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而后已。”

　　会议开了三天，没有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 只是以原第二届的粤方中央委员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白云梯、朱霁青、潘云超、郭春涛等人为改组同志会中央委员， 其他各方增补了几位候补委员，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具体事务由陈公博全权负责。

　　改组同志会建立以后，以陈公博、甘乃光为骨干的改组派成员四处奔走，到处发展会员。仅半年时间，就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和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四川、河南、山东、山西、绥远、辽宁、甘肃、香港等省区都相继建立了支部，海外如日本、越南、新加坡、法国也建立了组织。

　　其势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

　　据统计，仅山西一省就有上万人参加。

　　这样，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的独裁政治相抗衡。

　　所以，当南京中央公布“三大”代表产生办法后，这个改组同志会就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的宣言，特别强硬地反对蒋介石召开这个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7）

　　蒋介石要召开的这个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改组派的反对，在全国各地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就是说，反对的声音到处都有，此起彼伏。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因为许多代表不是以选举产生，而是以蒋介石的亲自“圈定”。

　　有人专门统计过，参加“三大”的代表有三百五十八人，直接选举出来的只有八十人，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地方党部选出双倍人数后再由中央圈定的代表有一百零五人，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三；中央直接指派的代表有一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四十八点四。

　　这一下，浙江、江苏、山东、安徽、河南、河北还有上海、北平、天津这些省市的党部，都发电报说不能接受这个办法。

　　可地方党部这么一反对，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让蒋介石的指派和圈定更坚定了。因为他知道，不这样做，会议就达不到他预期的效果，更达不到他期望的目标。

　　这一下，马上就激起了陈公博带头的改组派的强烈反对。

　　他说：“大会代表被指派的比例都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六，这哪能算什么代表大会呀，只能说是蒋先生自个儿的私人会议罢了”。

　　所以，在大会快要开幕的时候，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何香凝、王乐平、甘乃光、王法勤，这些粤派中央委员联合发表了反对宣言。

　　这个宣言一发出，立马就有十多个省市党部响应。

　　他们在上海搞了一个“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还发了通电，不接受南京中央的领导，打算让“二届中委”再召集一个“合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南京的“伪三大”给推翻。

　　在改组派们的鼓动下，很快就在全国，特别是中下层国民党党部和党员中间，掀起了一场很激烈的反“三全大会”运动。

　　据说，有十三个省党部、五个市党部和五个海外党部加入了这个办事处。“下级”这么大规模反抗“上级”，地方这么齐心抱团围攻中央，这在国民党中可是史无前例。

　（8）

　　由于“湘案”的发生和汪精卫等发表的反对宣言，给蒋介石想要召开的“空前团结”的“三全”大会蒙上了一层迷茫的阴影，让知道内情的人心里发怵，甚至坐卧不安。

　　或者说，在这“空前团结”的旗帜下，极有可能出现“不团结”的危机，因为这个会议就像处在火山口，稍不注意就会遇到火山爆发。

　　三月十五日那天，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就预测到可能不妙，所以他讲道：“今天，我们要在这庄严的时刻，隆重纪念自辛亥革命以来，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和牺牲的勇士们，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为消灭袁世凯余孽所牺牲的英雄们，他们终于使我们看见了一个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下统一了的中国！”

　　会场一下就热烈起来，并爆发出强烈的欢呼声，同时还有人打起了口哨。

　　接着，蒋介石话锋一转，却说道：“中国就真的统一了吗？我看未见得。还是让我们来瞧瞧实际的情况吧，北伐结束后，表面上是统一在了一个国民政府之下，而且各地方军事首脑们也都说要服从中央，可事实上呢，却完全不是这样。地方掌控财政，买武器，私自增加兵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中央一点都管不了。”

　　下面的那些与会者听他这样一说，都瞪大了眼睛。

　　顿时，会场一下就鸦雀无声，气氛马上就紧张起来，好像空气被凝固了似的。

　　蒋介石却不顾这些，继续说：“不但地方的举动中央管不着，而且地方还经常用军事力量来威胁、逼迫中央。中央对地方要想做点什么事，都得用商量的口吻去寻求他们的同意，可地方对中央有什么要求，就用命令的方式来逼迫。中央的规定管不了地方的行动，中央的命令也没法让地方服从。这叫统一吗？这依然是我行我素，一盘散沙，依然是四分五裂，各自为政。这样下去，国民党还叫国民党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别的什么党所代替！”

　　蒋介石之所以敢在会场上说这样的话，那是因为他已操控了整个会场，或者说已掌控了整个中国的局势，同时也是在发表“宣言”，谁要是不听他的，想另搞一套，那就别怪他手下无情了，他可不是吃素的！

　　果不其然，在大会进行到第五天上，也就是三月二十日那天，历史上被称为“第一次蒋桂战争”的军事行动终于爆发了。

（9）

　　三月二十日，驻扎在天津附近唐山、开平一带的李品仙、廖磊等部联名发表通电，正式决定反对桂系巨头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国民政府东征军总指挥白崇禧，其电文如下：

    白崇禧自接领本军以来……野心素炽……近更明目张胆，强令本军，扰乱北方，响应武汉，袭攻徐海，进击首都……

　　这个电文的最后几个字赫然在目：

　　“重归唐部，拥护中央”。

　　李品仙他们决意讨伐白崇禧的行动终于开始了，当天就密令警备部队将白崇禧逮捕，然后押往南京。可是，当他们冲进白崇禧的司令部，却不见了他的踪影。

　　李品仙这才知道，白崇禧使用“金蝉脱壳”之计，早就逃了。既然是这样，他马上找到龚浩与唐生智联系。

　　就这样，唐生智顺利地接管了旧部，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五路军总指挥，设指挥部于北平。

　　三月二十一日，逃到上海的白崇禧，已经和李宗仁碰了头，知道和蒋介石已势不两立，于是二人决定，分别坐船从海上去香港，然后回广西，李宗仁让白崇禧先行。

　　可是，各港口已对他实行了封锁，他只好花重金买了一张英国太古公司海轮的船票。结果还是不行，因为蒋介石已有命令，要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在吴淞口外截获白崇禧。

　　熊式辉的秘书王又庸得知这一密令后，马上把这一消息泄露给上海市市长张定璠。

　　原来，张定璠和白崇禧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时的同学，所以他决定救白崇禧，于是马上通过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处长俞星槎，急告正躲在法租界“融圃”的李宗仁。

　　李宗仁得之这一消息后，马上与已赋闲在上海的前陆军总长、军事部长许崇智联系，花了十万银洋买通了日本驻沪总领事，借助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派遣的快艇将白崇禧送往日本。

（10）

　　还是三月二十一日这天，在“三全”大会上刘文岛等人主张对“武汉政治分会”进行讨伐。此时，出席会议的李济深却站起来表示反对。他说：“这是党内问题，应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不能刀兵相见，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任潮兄，此言差矣！”刘文岛激烈反驳，“你在此主张和平解决，可武汉方面能和平解决吗？他们擅自调兵，把湖南一个堂堂的省主席都可以随便赶下台，这像什么话？这是叛逆，是谋反，对他们只能是平定、讨伐，其他别无选择！”

　　“你们这样大动干戈，不知又要冤枉死多少人！”李济深愤愤地说。

　　“李任潮在替谁说话，难道你和他们串通一气？”蒋介石厉声问道，“和平解决，这个话怎么会从你口里说出？既然这样，你怎么不早告诉李宗仁？鲁涤平的事怎么不和平解决？你的屁股，不要坐歪了！”

　　就在当天，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免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本兼各职，武力讨伐新桂系。

　　鉴于李济深的言行，当晚十一时左右，他就被蒋介石“请”到汤山软禁了起来。这里有一股温泉，被修建成了一个度假胜地，表面上看，是李济深累了，请他来休息几天，实则是限制他的言行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蔓延，不然他振臂怒叱就会一呼百应，让蒋介石根本下不了台。

　　结果，在“三全”大会闭幕时，李济深被宣布为新桂系同党，还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

　　当时，李济深并不知道。他在汤山只是每天除了读书看报、临池发呆外，还以“推敲棋谱”来聊以自慰被软禁的苦闷。实在无聊了，还赋诗一首：

　　        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

　　        汤山容憩影，独坐静敲棋。

　　李济深被“拘押”的消息传到广州时，马上引起了原第八路军将士们的义愤。他们在参谋长邓世增、师长徐景唐和多数旅长的主张下，要求“以武力救任公”，但此时，广东省主席已由陈铭枢代替，原后方第四军军长陈济棠已被蒋介石分化收买，并让他替换了李济深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所以，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是不会用武力大动干戈的，只是主张用“和平救任公”的方式来说服大家，而且还诱导只要“拥蒋”，任公就会安然无恙。

　　后来，由于各方面的“非议”太多，蒋介石才不得不将李济深移回南京，住进了他在鼓楼的一幢私宅，但却对这个李宅进行“监控”。待到陈济棠在广州站稳脚跟，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在华中、华北失败后，李济深才被蒋介石宣布恢复“自由”，并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务厅厅长，后来又被派为训练总监部任总监。

　　但李济深的住宅仍被封锁，那是由蒋介石的亲信武装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警卫团负责派兵在把守，名为“保护”，实为“监控”。

　　在此期间，凡是要找李济深的人，蒋介石规定，都要先递名片，经监管机构同意后方可进入。

　　李济深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的副校长，有一个叫余程万的第一期学生去看望过他，事后却被蒋介石叫去臭骂了一通。

　　这样，曾经的那些黄埔学生都不敢去了。

　　李济深在“软禁”期间，陆海空军总司令警卫团团长杜从戎还趁机想勒索。他对李济深的弟弟李达潮说：“你哥哥的案情非常严重，可能要花二十万元才能疏通无事，不然就悬了！”

　　李达潮一听大惊，马上就去问他哥哥李济深：“杜团长说要二十万才能救你，不然就没希望了。你看怎么办呢？”

　　李济深却说：“我稳当得很，你不用操心，他们那是敲诈，别管他！”

　（11）

　　各地党部搞的反“三全”大会运动，可把南京国民党中央给折腾苦了，再加上桂系“反叛”，一下就把蒋介石搞得手忙脚乱。但是不管怎么乱，有一条他是不乱的，那就是只有用“钱袋子”去滋润“枪杆子”，他就可以处于不败之地。

　　所以，尽管改组派发了通电、宣言表示反对，由他一手操纵的国民党“三全”大会，还是按时召开，并在三月二十八日顺利闭幕。

　　这次大会认可了他们“反苏反共”的所谓“清党”之后的新路线，还有以蒋介石为权力中心的南京国民党新中央。

　　这次大会选出的新一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有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戴季陶、何应钦、阎锡山、冯玉祥等三十六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王伯群、丁超五等二十四人，监察委员有吴稚晖、张静江、谷应芬等十二人，候补监察委员有陈布雷、褚民谊等八人。

　　在八十个中央委员中，蒋派人数有四十四人，占绝对多数。

　　这次大会通过了《党政决议案》，宣布开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国民党党籍。

　　同时，也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陈公博、甘乃光等人的党籍，顾孟余被开除党籍三年，汪精卫被书面警告。

　　这一下，来自广东的粤方中央委员与蒋介石在二届四中全会前的“合作”宝典，算是翻到了尽头，而新的一页，将是无休止的争论与攻讦。

　　开完了大会，接着又开三届一中全会，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孙科、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陈果夫、叶楚伧等九人，被推选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还兼任组织部长，而他的亲信陈果夫则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兄陈立夫却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于是，这两兄弟一下就把持了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部，由此形成后来流传的那句“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格局。

　　“中央”一词在英文中第一个字母是“C”，由于陈氏兄弟把持了两个中央部门，所以有人就把那些和他们走得近的人，通称为“CC系”。

　　国民党“三全”大会的召开，使冯玉祥、阎锡山这两派军阀暂时被“团结”在了蒋介石周围，但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军阀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他们下一步的目标将是以“护党救国”为号召进行“反蒋”，尤其是桂系，将策动军事上的“反击”。

　　“三全”大会使老资格的西山会议派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他们和改组派都质疑这个“三全”大会的合法性，所以都主张应该重新召开，并主张“三全大会”的代表应以“二全大会”的代表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为代表来行使职权。

（12）

　　三月二十九日，用十万大洋逃到日本的白崇禧，又从日本坐船到香港。然后在第二天，坐上“大明”号海轮从香港穿过广州，从西江直接到达李济深的故乡梧州，算是顺利地回到了广西。

　　但是当他回到广西后，国内的形势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都对他们不利。目前外线的部队调不回来，只能依靠黄绍竑留在广西的第十五军三个师进行抗击。

　　此时，桂系的外线部队，主要集中在武汉三镇沿长沙一线，被称为“武长线”。按照“编遣”方案，他们还有三个师，即夏威的第十五师、胡宗铎的第十六师、陶钧的第十七师，总兵力不下三万五千人。但是湖北籍的程汝怀第五十五师、张义纯第五十六师归武汉行营指挥。这样，加起来就有六万人左右。

　　但是，这五个师，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前三个师是由原桂系三个军缩编，后两个师则是从吴佩孚的北洋军收编过来的。先不说他们之间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就说这被缩编的桂系三个师，由于胡宗铎和陶钧都不是广西人，这就和夏威的第十五师有一些不对劲。

　　胡宗铎本是湖北人，只是他早年投军于广西，这才成了桂系集团的主要骨干。但是，自胡宗铎当上武汉警备司令后，其权力也就越来越大，再加上陶钧也是湖北人，其经历也是早年投军广西，所以李宗仁让他们共同镇守武汉，图的是以湖北人管理湖北人，可以减少矛盾。但是，他们却搞起了“特权”。

　　比如说，胡宗铎的第十六师、陶钧的第十七师，其军饷月月都是保障了的，而夏威的第十五师却常常被拖欠。胡、陶所部的湖北籍军官，还利用权势走私鸦片、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而胡宗铎、陶钧二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着没看见。

　　这就激起了驻扎在岳阳一带的夏威第十五师手下的旅长李明瑞和杨腾辉的嫉恨与不满。因为他们屡立战功而得不到优厚的福利，而胡宗铎、陶钧却霸着一个省任意挥霍，心里早就愤愤不平。

　　于是，在夏威第十五师中，也就流传出“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口头禅来。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早就对胡、陶二人很不满了。

　　这些情况被在香港隐居的俞作柏知道后，马上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把夏威手下的旅长李明瑞以三十万元的代价给收买了。

（1）

　　蒋介石与新桂系发生的战争，是三月二十六日正式开始的。

　　那时，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还没有结束，蒋介石就在会议期间软禁了从广东来开会的李济深，然后下达了对桂系驻武汉的大本营实行讨伐。

　　蒋介石的部署是，对武汉实施三面包围，然后再进行攻击。

　　他任命朱培德为前线总指挥，把其曾经的第三军缩编为第七师的王均部、第三十一军缩编为第十二师的金汉鼎部，以及刚刚被逐出湖南的原第二军缩编为第十八师的鲁涤平部，组成第一路军，去切断武汉通往长沙的武长铁路，从南边包围武汉。

　　同时，又把刘峙的第一师、顾祝同的第二师和夏斗寅的第十三师组成第二路军，以刘峙为前线总指挥，对武汉实施东面进攻；接着，又任命冯玉祥手下的韩复榘为北路总指挥，以石友三、张维玺、万选才所属各师组成第三路军，从京汉铁路南下，过武胜关，对武汉实施北面包围。

　　蒋介石之所以在用兵上那么及时，其实早就想打这一仗了。

　　早在三月中旬，他就在移动军队，让刘峙所部到安徽的潜山、太湖一带去集结，让朱绍良所部去湖北的英山及其以北地区去集结，让朱培德手下的第七师、第十二师则集中在江西的九江、建昌、高安一带，听候命令随时出发。

　　蒋介石本来决定，全国军队在“编遣”后全是以“师”为战略单位来进行调遣，但目前要讨伐桂系，他又只好把这些“师”组合成“军”进行调度。截止到现在，为了讨伐桂系，他已准备了六个军共十四个师。

　　其序列如下：

    第一军，军长刘峙，辖第一，第九师。

　　第二军、军长朱绍良，辖第八、第十三师和独立第一旅。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辖第四、第十二师。

　　第五军，军长鲁涤平，辖第七、第十八、第四十八师。

　　第六军，军长韩复榘，辖第二十、二十四、二十七师。

　　第十军，军长方鼎英，辖第十、第十一师。

　　这种阵势，就像一个巨大的铁笼子，把桂系在武汉的夏威第十五师、叶琪第五十二师、胡宗铎第十六师、陶钧第十八师和程汝怀第五十五师、张义纯第五十六师，还有暂编第八师、暂编第十师共八个师困在中间，使他们不能动弹。

　　除此之外，又在这些军队中进行收买活动，让那些“反叛”分子在他们的军队中去发酵，使其内部慢慢染上“不战、免战、怕战”是情绪，从精神上去摧毁他们的战斗力。

　　目前已争取到了两支部队，他们是第十五师第四十三旅李明瑞部和第五十二师第一百五十四旅杨腾辉部。

　　有了这些因素在其内部煽风点火，再加上关键时候的反戈一击，这就决定了桂系在武汉的这个庞然大物，在内部与外部力量的同时冲击下，也经不起折腾而最终会轰然倒塌。

（2）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当国民党的“三大”刚刚结束，蒋介石就亲临九江来指挥作战。

　　他带着总指挥部那些幕僚们，坐着海军总署署长陈绍宽给他准备好的“楚有”、“咸宁”两艘军舰，风风火火地来到了九江江面，命令在前线各战略位置的刘峙、夏斗寅、蒋鼎文、顾祝同、缪培南各师，严阵以待，一接到进攻的命令就马上出击。

　　在这之前，他做了两件事来辅助本次作战。

　　第一件，是让在广东的李济深旧部陈铭枢、陈济棠投靠了他，在舆论上争取了主动；

　　第二件，是争取到了北面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的支持，在军事上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月三十日，在广州的陈铭枢和陈济棠发表通电，宣布“脱离李济深、李宗仁阵营，归附中央和党国”，并宣称：

    粤省的军队是属于党国的，不能被某一个派别或体系随意指挥和差遣。粤省的钱财，那都是粤地百姓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不能被某一个派别或体系胡乱浪费和糟蹋。

　　“二陈”能有这个态度，是蒋介石许诺事成之后广东归他们“主政”的结果，即陈铭枢就任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任第八路军总指挥，辖原第四军、第十一军所编遣的五个师。

　　至于冯玉祥那里，蒋介石早就派邵力子、贺耀祖和那个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带着巨款，悄悄去河南辉县的百泉村见冯玉祥。

　　这个马福祥，就是蒋介石与冯玉祥结拜仪式上的那个主持者。

　　当他们到白泉村后才发现，冯玉祥已不在那里了，而是去了西岳华山。这样，他们又不辞辛苦去华山，在那里见到了冯玉祥。

　　冯玉祥一见马福祥来了，还以为军中出了什么事，但经邵力子一说明来历，他也就知道蒋介石的用意了。

　　蒋介石要打击桂系，这是来向他这个“结拜兄长”打招呼的，要他在北面出兵给桂系施加压力。为了把事情办妥，他把马福祥也请去了。

　　马福祥是马鸿逵的父亲，是他们结拜仪式上公认的长辈。

　　蒋介石请马福祥去，其用意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希望他们别忘了兄弟情分。按中国人的传统，兄弟有难，赴汤滔火；兄弟同心，其义断金；兄弟有福，同享同乐！

　　当然，蒋介石要求冯玉祥这么做，不是让他白做的，也是有“同享同乐”承诺的，那就是事成之后，答应把日本人刚刚交回的山东治辖权交给冯的部下孙良诚等人去治理，同时还将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长一职让冯来担任。

　　这个承诺是丰厚的，它不得不让冯玉祥动心，于是把在编遣会议上“不愉快”的那些事一下就忘了，表示愿意支持“义弟”蒋介石。

　　这样，蒋介石在调动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组成第三路军在武汉北面防堵这个事上，就容易得多了。

　　其实，蒋介石舍得花价钱去“拉拢”冯玉祥，还不光是为了收拾新桂系要他出兵，更其重要的是他还有更深层的考虑。

　　如果只是为了收拾新桂系，单凭他和朱培德的这些兵力，也就足够了，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这是怕他在收拾新桂系时，背后有人来捣乱。

　　当时在他的背后，除了冯玉祥，还有阎锡山，这两家加起来的兵力，就是三四十个师，四五十万人。如果不把他们安顿好，那肯定是要出大乱子的。而这个关键人物就是冯玉祥，因为他兵多将广，只要把他笼络住，阎锡山那里也就不会搞出什么事来。所以，这个“行政院长”的许诺，那可不是白许的，它是有那个份量才值得起这个价钱。

　　这些主意是蒋介石本人想出来的吗？应该不是，这是具有高超智慧的人才有的那种远见卓识，他肯定还是那位高参杨永泰的杰作，这叫“走一步看三步”，在用兵策略上叫“画地为牢”。

　　此时，蒋介石已站在“楚有”号的甲板上了，在他的旁边还有很多人。他把望远镜从第一路军总指挥刘峙手中接过去，然后对着辽阔的江面看起来，大有一声令下马上就有进攻的可能。

　　但此时，他只是做做样子，还不想去进攻，因为他所等待的出击时机还没有到来。

（3）

　　在桂系那边，自白崇禧化装从塘沽乘日本船只到上海，再由上海到香港回到广西后，在他曾经的天津前敌总指挥部里，马上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首先是唐生智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把与桂系有瓜葛的人全都撤职，并换上了自己信任的人。其具体变动是，撤去张定璠第十四师师长的职务，升任旅长刘春荣为师长；撤去王泽民第五十四师师长的职务，以魏益三去替换。而那个第五十三师师长廖磊，虽然是唐生智的旧部，但与白崇禧的关系甚密，所以也要撤换，让他最信任的刘兴来顶替。

　　尽管廖磊本人一再辩白与新桂系没有任何瓜葛，但唐生智一想到桂系进攻长沙不得不让他下野流亡到日本的惨状，就恨透了廖磊这种思想立场不坚定的人，所以坚决撤换。

　　这样，唐生智的第五路军就有了刘春荣的第十四师、李品仙的第五十一师、刘兴的第五十三师和魏益三的第五十四师，还外加一个从山东流窜到河北由土匪改编的刘桂棠新编第四师，其规模又恢复到了宁汉战争以前，这让他非常满意。

　　待唐生智把事情办妥后，蒋介石马上宣布对他的任命。

　　然后，唐生智把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设在北平的顺承王府，其军队驻防在北平以南的河北地界。

　　那时，李宗仁在上海，也想逃出去。

　　在帮助白崇禧从上海脱险后，李宗仁就把这一计划告诉了广西驻沪办事处的处长俞星槎，要他与上海市长张定璠一起制订一个他“出走”的方案。

　　此时，还兼任上海警备司令的张定璠依然是桂系的一员得力悍将，也是白崇禧以前第十三军缩编为第十四师的师长。

　　在上海法租界那个“融圃”别墅里，李宗仁在出发前，并没有忘记还得发一封电报给武汉方面。这个电报是发给驻武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华辅的，内容如下：

    第一，为抵御蒋介石的大举进攻，将武汉现有的部队编为五路纵队分区防御，让何健、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五路的纵队司令，每路纵队配备四个旅。

　　第二，在武汉东北边的黄陂到武穴一线，立刻布置分区防线：

　　第一路纵队守湘东；

　　第二路纵队守英山、罗田；

　　第三路纵队守黄陂；

　　第四路纵队守阳新；

　　第五路纵队守浠水、蕲春。

　　做完这些事后，他也经过了化装，然后在张定璠的亲自护送下，安全撤离了上海。

　　这已是三月二十五日的事了。

　　在这之前，张定璠和俞星槎就已订好方案，让张定璠开着私家车亲自来接。

　　可是在中途却出现了一点意外。当李宗仁和秘书季光恩上车后不久，发现后面有一辆车老是跟着他们。

　　这时，张定璠只好启动第二套方案，在附近的“中国饭店”下车，然后把他们带上了二楼。

　　一会儿工夫后，又从二楼的隐蔽通道返到底层后门出口，接着又上了第二辆早就预备在那里的车。

　　通过这个车，才终于摆脱了跟踪，把李宗仁他们送到了上海市政府专用的码头。

　　这时，一艘汽艇已停靠在那里，原来俞星槎正在那里接应。

　　之后，又由俞星槎通过汽艇，把李宗仁他们送到吴淞口一艘开往日本的邮轮上。

　　两天之后，李宗仁到了香港，然后又经过广州，最后也回到了广西。

（4）

　　三月二十六日，在武汉的张华辅已按照李宗仁的命令，开始排兵布阵。

　　他是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在蒋介石处理“湘案”时，已把他与胡宗铎和张知本一起撤了职，而且还要进行查办。当时，胡宗铎是第十六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而张知本则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

　　此时在武汉，李宗仁和白崇禧不在，这个军队的调遣就只有张华辅才能进行了。恰恰在这时，第三路纵队的司令夏威，因为喉疾还没痊愈，暂时在张华辅那里请了假，这个第三路的司令就只好让副司令李明瑞来代理。

　　李明瑞在接到这个命令时，心里笑了。他暗暗叫道，老天真是有眼，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看来这李、白的败局已板上钉钉。

　　原来，李明瑞已接到他的表兄俞作柏给他写的密信。信中说，他已同意李明瑞脱离李宗仁，争取在这次战争中拆他们的台。

　　当然，信的内容是很隐晦的，只有他们之间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他人是看不懂的。

　　现在李明瑞一看见居然让他来暂时指挥夏威这个第十五师，心里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但也激动得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说说这个俞作柏和李明瑞的真正关系。

　　原来，他俩不光是表兄表弟的亲缘关系，更其重要的还是一对有共同理想和抱负并愿意与之奋斗的同志与知音。

　　在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人，他是俞作柏的亲弟弟，叫俞作豫。三人之间，为了共同的理想，简直是无话不谈，而且还心心相印。

　　在大革命时期，俞作柏在广西就任省政府农工厅厅长，由于他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成了真正的革命左派，这既影响了表弟李明瑞，也影响了弟弟俞作豫。

　　但在后来，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要追随蒋介石去“反共”，这就容不得俞作柏这样的人继续呆在广西，这才有了他寓居香港的结局。

　　那时，俞作豫也跟他哥哥一起到了香港，但在那些流落香港的秘密共产党员的影响下，俞作豫却加入了共产党。

　　俞作柏离开广西后，李明瑞也想跟着他去，但俞作柏却不同意，而是叫他去带兵。

　　俞作柏对李明瑞的要求是，呆在新桂系的军队里，成为一个掌握兵权的人，像一把“楔子”似的插进新桂系军队里面，时机一旦成熟，那可就大有用场了。

　　毕竟，俞作柏以前也是一个苦心经营过军队的人，他直接参与了和李宗仁、黄绍竑在一起开辟新广西的战斗历程。所以，后来有人把他排在了李、白、黄三人之后，属于广西第四号大人物。

　　俞作柏的出走，而他的军队还存在，不可能让别人来带领，所以李明瑞就是最好的人选了。这一点，李宗仁是看得很清楚的，也没有为难他就把李明瑞吸收了进来。

　　现在，李明瑞已被任命为第三路纵队代理司令，可以指挥四个旅，比原来的一个旅多了三倍。看来，幸运的脚步在悄悄向他们靠近。

（5）

　　当张华辅把新桂系的各路纵队安排到指定地点集结时，按最快的速度，也是三月底以后的事了。

　　这时，战争的阴云已越积越厚，大有一个霹雳或者闪电就会一触即发的趋势。

　　正在这时，他们发现夏斗寅的第十三师突然在鄂东北的麻城冒了出来，原来他们是从商城以南的安徽地界过来的。这时，第四集团军总部决定派两个旅去对付他们。

　　麻城在黄陂的东北方向，是属于第三路纵队的防区，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李明瑞的肩上。

　　此时，李明瑞已做好了“出逃”的准备。

　　三月二十八日晚，李明瑞在他的老部队第四十三旅，他马上在汉口的太平洋饭店召开了一个连以上军官会议。

　　开始，大家都以为，这个会肯定是商议如何应对蒋介石的进攻。

　　但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个会上，原旅长李明瑞跟大家讲的是与此事无关的话题。他说：“现在，北洋军阀已被打倒，可新军阀又冒了出来，你们说咋办？是继续打倒呢，还是让他们存在？”

　　这时，有人却反问道：“谁是新军阀，怎么去打？”

　　也有人说：“我们从广西来，就是为了要打倒军阀！”

　　也有人喊道：“打倒它，决不含糊！“

　　等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差不多了，李明瑞才说：“那些进攻我们的，不就是新军阀吗？”

　　有人又说：“那就是蒋介石呗，除了他还有谁？！”

　　李明瑞马上答道：“还有胡宗铎和陶钧，他们也是新军阀！”

　　大家一听，马上鸦雀无声。因为这牵涉到内部的问题，都不敢开腔了，怕掉脑袋。

　　这时，只听李明瑞缓缓地说：“大家别紧张，我不是在乱说，也不敢，这个你们自己可以用眼看的。他们是湖北人，在武汉坐享其成，而我们广西人却在前方给他们卖命，你们说这公道吗？再说，这一年多来，他们不知搜刮了多少钱财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次招来蒋介石打我们，就是他们借第四集团军名义胡作非为赶走了湖南的鲁涤平造成的，所以他们不是军阀是什么？”

　　李明瑞的话字字属实，也字字透心，这是许多人都知道，但就是不敢说，今天倒好，让李明瑞给说了出来，太让人投缘，太令人解气。于是，都纷纷附和起来。

　　此时，又听李明瑞说：“我们这些在战场上拼杀的人，把北洋军阀打倒后，连饭都吃不饱，有时还衣不蔽体，原因在哪里？就是他们在武汉这个大城市搜刮钱财，尽情享乐，导致我们有时连军饷都发不起。现在蒋介石打过来了，又要我们去给他们挡子弹，你们说这公道吗？”

　　大家一听，马上喊道：“我们不打了，回广西去！”

　　“这些狗杂种，让蒋介石来收拾他们！”

　　还有人喊道：“干脆去投老蒋算了，把这里的小军阀给收拾了再走！”

　　李明瑞看时机也成熟，这才说道：“大家听我说，不要乱来，这是对各位性命有关的事。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借去北边的黄陂防守，撤出这个是非之地，到安全的地方去。剩下的事情就让他们大军阀去打小军阀，你们说好不好？”

　　大家一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都说：“行，就这么办！”

　　此时，第四十三旅代旅长程树芬和他手下的那几个团长听了，都觉得这哪里是在说胡宗铎、陶钧的事，这明明是想临阵脱逃嘛，心里却很不情愿，但一看李明瑞那眼神，就知道不可造次，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只好不做声。

　　到了晚上，李明瑞就以到麻城去抵御夏斗寅带两个旅先行为由，把第四十三旅和杨腾辉的第一百五十四旅带走了。

　　但到了黄陂，他们却没去麻城方向，而是直接把队伍带到孝感、花园那一带去了。

　　这样，直接进入武汉东北边的大门，就这样被敞开了。

（6）

　　按照李宗仁电报中的“一纵队四旅”原则，李明瑞的第三路纵队，除了原来第十五师的三个旅，又给他配了一个旅，这就是杨腾辉的第五十二师第一百五十四旅。

　　李明瑞想阵前倒戈，带着其他那两个旅，肯定是不行的，因为那是李宗仁老七军的底子，所以就带这个外来的杨腾辉旅先走，打算到黄陂时再甩掉它。哪知此时这个杨腾辉也有“反水”的意思不想干了，当李明瑞把部队带到孝感时，他也跟着来了。

　　原来，他也决定“反叛”桂系了，这是一个叫郑介民的“军中说客”来串联的结果。

　　这个郑介民与俞作柏、李明瑞没有直接关系，更没有直接联系，但与蒋介石却有很大的关系，其真实身份是蒋介石的侍从副官，是蒋介石派他来专门离间桂系军队搞“磨擦”进行“策反”的专业间谍。

　　为了扳倒新桂系这棵大树，蒋介石真是煞费苦心，除了用大量军队进行围攻，还想从内部进行瓦解，所以他就派了郑介民这么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潜入桂军部队，不动声色地干“挖别人墙脚”的事。

　　这个姓郑的侍从副官，他一直都在蒋介石身边吗？非也。原来他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但在大革命时期，却被作为孙文主义学会的优秀会员被送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

　　在汪精卫“七·一五”彻底“分共”后，他才回国。

　　最开始是被武汉政府分配到黄琪翔的第四军中担任秘书，后来就随第四军回广东，再后来黄琪翔因为“张黄事变”被撤职其军长被缪培南代替，以及缪培南所带的第四军又被新桂系在紫金以北截杀，后来又辗转到赣东北一带，这一系列的过程，他郑介民都是经历过的，而且还有些触目惊心。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脱离了第四军来到浙江，在杭州遇到了他在莫斯科的同学贺衷寒。

　　原来贺衷寒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刚回国不久，在蒋介石于杭州举办的一个军事训练班中任学生队总队长。

　　经过贺衷寒的介绍，郑介民当上了这个训练班的政治教官。

　　后来，蒋介石把这个训练班扩建成了一所军校，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把校址从杭州迁到了南京。

　　在这个学校里，郑介民又见到了他昔日的老师黄埔军校教育长王伯龄，现在王伯龄已是这个军校的教授部主任了，于是郑介民又通过王伯龄与蒋介石联系上了。

　　第二次“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深感情报工作的重要，于是就把他昔日的同仁王伯龄找来，要他专门负责情报的收集和整理。

　　这样郑介民就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专门整理那些收集到的情报。

　　但作为郑介民，此时到桂系去搞“策反”，还是他有生以来搞间谍活动的第一次实战，经验还不丰富，只能说是初出茅庐。

　　在“湘案”发生前夕，他就从南京向武汉出发了。

　　到了武汉街头，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穷愁潦倒的失业工人，去武汉警备司令部找李宗义。

　　李宗义是李宗仁的弟弟，也是郑介民在莫斯科的同学。

　　结果还好，郑介民还真见着了李宗义。当李宗义看他一副穷酸样，也就相信了他称自己没有工作失业了的谎言，于是就把他留了下来，在第四集团军司令部干些杂务。

　　这一下可好，李宗义“引狼入室”了还不知道。

　　就这样，这位昔日的苏联同学在集团军总部干起了间谍活动。

　　他专攻机要科，没多久就弄到了各军来往电报的密码本，然后还把各军各师各旅各团的军长、师长、旅长、团长的名字都记载了下来。这让蒋介石对桂系的兵力装备，武器配备，不费吹灰之力全搞清楚了。

　　就在这个时间段，郑介民发现叶琪的第五十二师第一百五十四旅，其旅长杨腾辉对湖北籍的师长胡宗铎、陶钧等不满，于是就慢慢和他接触，与他交心做朋友，从中窥探到杨腾辉对桂系的很多事情都不满，于是就把目标锁定在了这个人的身上。

　　杨腾辉本是第十四师第四十一旅的旅长，该师现在北平附近，但是在二月十四日后，为了对付湖南的鲁涤平，李宗仁把叶琪军中的旅长门炳岳调去北平第十四师任副师长兼第四十一旅旅长，而把杨腾辉又换回来任门炳岳那个一百五十四旅的旅长。

　　李明瑞把第四十三旅带到孝感时，杨腾辉的那个旅也跟了上来。

　　这时，只见杨腾辉这个旅也写上了各种标语，有“打倒新军阀”、“打回广西去”和“不要为军阀当炮灰”之类，同时还出现了反对湖北人胡宗铎和陶钧的布告。

（7）

　　过了两三天，蒋介石派了钱大钧和俞作柏来李明瑞和杨腾辉部队犒军，给了他们各三十万块大洋。

　　这时，为了稳定军心，李明瑞决定，先把这些钱发下去。于是，他决定当官的每人五块大洋，当兵的每人两块。

　　李明瑞知道，此次阵前倒戈，那个代理旅长程树芬和几个团长肯定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们都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亲信。

　　于是，就决定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走人。

　　这样，程树芬得到一万块，其他几个团长每人五千，然后派人把他们送到汉口法租界去。

　　在汉口的胡宗铎和陶钧，一听见镇守黄陂的第三路纵队有两个旅临阵脱逃，总指挥李明瑞也不知去向，突然就慌了。

　　这个结果马上使武汉的东北方向门户大开，这怎么得了。

　　他一面把这个结果电告李宗仁，一面准备撤出武汉。

　　目前东边是没法去了，南边有朱培德的军队，看来只有向鄂西方向撤。

　　李宗仁的回电也是这个意思，他还企图把这些军队从鄂西撤到湘西，再从湘西撤回广西。

　　在四月三日晚，胡宗铎下达了李宗仁的命令，往鄂西的江陵、宜昌一带撤退。

　　也就在这一天，李明瑞和杨腾辉也发表了通电，表示听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命令。

　　四月五日，蒋介石从九江把指挥部移到了汉口，然后命令张发奎为第一路追击军司令，朱绍良为第二路追击军司令，朝荆门、沙市那边追过去，另外还派孔庚去对胡宗铎、陶钧进行游说，劝其归附他的南京中央。

　　孔庚曾经担任过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和民政厅厅长，但当新桂系的势力占据武汉后，却遭到了胡宗铎和陶钧的“诬陷”，说他有贪污腐败的行迹而把他押送去了南京，想再炮制一个“程潜第二”。

　　哪知蒋介石却把他放了，还任命他为总司令部参议。

　　现在，该是倒个个儿的时候了。让孔庚去劝，其含义深刻，既是对胡宗铎和陶钧的一次打脸，也是向胡宗铎、陶钧的暗示，跟随他蒋介石是绝不会吃亏的，就好像是蒋介石在说，连你们看不上的孔庚我都要捧为参议，何况你们这些“精英”呢？

　　但是，胡宗铎和陶钧却不想买蒋介石这个账，他们把孔庚给赶了回来。此时，在他们的手里，还有四个完整的师共十二个旅再加一些独立团，他们怕谁？何况他们对孔庚还有一肚子怨气呢。

　　蒋介石见孔庚去游说没有结果，在四月八日发表了一份《告武汉民众书》，想进一步给新桂系施加点压力。

　　其中有一段话具有一定的震慑力，那上面说：

    这次去讨伐叛逆，不只是要对付李、白，得保证把李、白铲除后，再也不会有像李、白这样的叛徒出现……

　　所以呢，得实施能从根本上把叛徒消灭掉的计划。

　　此民众书一公布，胡宗铎等人依然没什么反应，到四月十一日，蒋介石的总部行营又搞出了一个《告桂系军队书》，书里说：

    要是官兵带着队伍回来，每人赏五元洋钱；要是官兵自己空手回来，也一律收留。要是能把反叛长官杀了回来的，肯定重重有赏还能升官。把连排长杀了回来的，赏银一百元，官升一级；把营团长杀了回来的，赏银五百元，升两级；把师长总指挥杀了回来的，赏银五千元，升三级。

　　这一下，桂系军队里那些当官的，再也沉不住气了，都觉得自己的性命在突然之间就没了保障。特别是胡宗铎、陶钧这些高层军官，除了增加警卫还不敢轻易外出，深恐突然之间有人为了发财而什么都不顾就冲上来给他们一枪，真是惶惶不可终日！

（8）

　　四月十三日，蒋介石在武汉行营接见了他认可的未来广西的政府首脑俞作柏、李明瑞和杨腾辉。在接见时，蒋介石口头宣布，俞作柏将是未来广西省政府主席，但还需要努力，把军队带回去，彻底摧毁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的军事体系，才能算数。

　　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带着“楚有”、“咸宁”两艘军舰，由汉口向西急进，准备去巡视一下张发奎、朱绍良的追击军情况。

　　一路上，他们先后击毁了新桂系刚刚布设的郝穴、马家寨、观音寺三道防线。

　　在进攻马家寨时，桂军还击的炮火也很猛烈，大有一种坚不可摧的意味。

　　这时，从上游宜昌却开来了一艘英国军舰，它向“楚有”号上的蒋介石发出旗语，问道：

　　“Where can I fire at？sir.”

　　这句话的意思是，先生阁下，我能向何处开炮？

　　此时，蒋介石命令陈绍宽与之联系，要他们轰击马家寨。

　　于是，英国军舰马上把炮口对准了那里。

　　只听“轰隆隆”的几声炮响，马家寨的炮兵阵地顿时乱了。

　　这样，蒋介石又继续前进，迂回到桂军的后方阵地观音寺，又是一阵炮轰。

　　一连失去三处阵地，失败的结局看来是没法挽回的了，接下来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在这种情况下，胡宗铎、陶钧和已成光杆司令的夏威，简直是没有办法了。

　　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又找孔庚联络，打算投降了。

　　四月十五日，他们在沙市以共同的名义拟好了一封给蒋介石的电报，其中说道：

　　我们个人的进退倒没啥重要，只要是能让数万长久征战的部下有个好的安排，那就太感激啦！

　　蒋介石接受了他们的投降，但给出的条件是三人必须离开部队出国去考察。

　　四月二十一日，胡宗铎、陶钧对外发表通电，表示归附南京国民党中央，在蒋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奋斗。

　　这个通电只有他们两人签字，因为在征求夏威的意见时，他不以为然，拒绝签字。

　　但事后蒋介石并没有计较，还是给了夏威五万元，要他出国去。

　　没办法了，夏威是英雄末路，只好拿了钱乘一艘英国军舰，灰溜溜地去了香港。

　　至此，在鄂西沙市一带，所有桂系的军队都被张发奎和朱绍良给包围，然后接受改编。

　　这一下，张发奎终于扬眉吐气。

　　从他的角度来说，既报了桂系在东江以北紫金县落潭圩截杀缪培南第四军的仇，同时又把他失去的军队捡了回来。

　　四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对桂系在武汉的合围已基本结束。

　　接下来，就是如何去进攻广西了。在他的计划中，不是给新桂系一个小小的教训也就了事，而是要彻底摧毁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的军事力量，然后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一个“亲蒋”的国民党广西省政府。

　　所以，他的事情只做了一半，还得继续下去。

　　解决了武汉的问题后，蒋介石开始实施他的第二期作战计划，进攻新桂系的老巢广西。根据他所订的《讨逆军第二期作战计划》，是要从三个方向进攻广西的，即：

    第一，要何键从湘西进攻桂林；

　　第二，从广东西江逆流而上进攻梧州；

　　第三，要龙云从云南穿过贵州，进入广西中部。

　　鉴于俞作柏要亲临广西去收拾残局才能建立起新秩序，所以进攻广西，其重点还在南边，也就是从西江进入梧州。

　　目前，广东的李济深已被拿下，陈铭枢和陈济棠已公开表明依附中央，这就决定了实施这个计划是完全可能的了，所以蒋介石有一个想法，就是用轮船把李明瑞、杨腾辉的部队从武汉运到广州，然后让他们在广东第八路军的配合下从西江进入梧州。

（9）

　　再说那个湖南的何键，自从战端一起，他就应该知道该站在哪一边了，或者说就是他不知道，形势也逼迫他选择。

　　因为何键的这个湖南省主席，是受了战争双方都任命过的，现在他们已打起来了，他应该去支持哪一方呢？开始的时候，他选择的是沉默，原因是两边都在命令他。李宗仁要他守住湘东，不要让朱培德的第三路军从修水平江那边攻过来，而蒋介石则命令他，要配合朱培德的行动，特别是被桂系解散的鲁涤平第十八师，也要他马上恢复。

　　一时间，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有些坐卧不安了。

　　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要想存活下去，只有投靠蒋介石，毕竟他才是大哥，掌握着中央政权，谁不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打谁。

　　此时湖南方面，何键所控制的军队，已被蒋介石组编成第四路军，如果算起来也是好几个师。于是，他把这些军队以他的第十九师为基础，进行了重新整编，正规军就有三个师，其师长分别由他所信任的刘建绪、吴尚和周斓担任。

　　现在，蒋介石要何键在湘桂边界的永州、道县、新宁那几个地方集结部队，准备进攻广西。而广东那边，则要陈济棠带着第八路军，还包括海军第四舰队，在肇庆一带集结。

　　为了给何键打气，当然也是为了考察他是否真的归顺，在四月二十五日那天，蒋介石还亲自去了一趟长沙。

　　何健知道蒋介石来长沙的用意，所以搞了一个十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

　　蒋介石为了让何键不要对桂系再抱幻想，在大会上，他还发表了讲话。

　　蒋介石讲话的标题是“三民主义与国家统一”，在谈到中国的“国民革命”和俄国的“共产革命”时，蒋介石说：“共产党搞打倒土豪劣绅，我们也要搞。但这是有区别的，共产党把一切有土地的人统称为土豪，把一切维护旧制度的乡绅统称为劣绅，而我们却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把不交税收的地主才称为土豪，把反对三民主义的乡绅才称为劣绅。共产党要打倒一切土豪劣绅，而我们只打倒那些反对三民主义搞国家分裂的人。”

　　言外之意，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合情合理合法之中的，像新桂系这种与中央政府对抗的地方豪强，就应该打倒，而且还得彻底铲除之。

　　在那个会上，蒋介石正式宣布何键就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四路军总指挥，还亲自主持了让何键彻底风光的宣誓仪式。

　　其誓词还是蒋介石给他写的，内容是：

    积极开展清乡剿匪行动，讨伐桂系、安定湖南，实现地方自治，铲除土豪劣绅。

（10）

　　却说李宗仁和白崇禧回到广西后，主要是把兵力集中在梧州附近，因为这里是广东到广西的南大门，在他们的思想中，已经与蒋介石造成了这个局面，那肯定是要打一仗了。

　　正当武汉被蒋介石围得铁桶似的时候，他们却无力回天，心里的那种怆然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们还是要在表面上装着那种硬汉子的派头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好像武汉发生的事情与他们无关，其实心里的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那时，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三个人还在容县逗留，表面上看好像在休闲，其实是在隐蔽。因为这个地方据扎眼的梧州已经很远，不容易被许多人知道，这就保障了他们的安全。

　　况且容县这个地方，曾是他们起家的地方，在这里有大容山，东面和南面，就是著名的云开大山和六万大山。

　　一天，黄绍竑和白崇禧正在下棋，却接到了一封来自蒋介石那里的电报，电报要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押解南京听候查办。

　　还说，此事办完后，黄绍竑即可就任两广编遣副主任。

　　蒋介石发这个电报有两个用意。第一，黄绍竑作为广西政府的首脑，并没有公开发表反对蒋介石的言论，所以蒋介石想争取他一下，看效果如何。第二，可以“离间”他们的关系，取得“蒋干盗书”后的效果，让他们去互相猜忌，从而削弱他们负隅顽抗的意志与力量。

　　当黄绍竑拿到这封电报时，却说了一句：“真是岂有此理，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然后，把电报交给李宗仁看。

　　李宗仁看了后，心里并不轻松，他想蒋介石为了要扳倒他，什么伎俩都用上了，真是卑鄙至极无以复加，于是说道：“看来战场已经移过来了，目前你还有多少兵？”

　　“所有加起来，也就三个师两个团吧，其他就是维护治安的警备队！”黄绍竑说。

　　“也就十四个团吧！”李宗仁说，“健生，你看该如何应对？”

　　这样，三人就开始商议起如何抵御蒋介石来进攻广西。

　　目前在广西，就只有黄绍竑那个曾经和李济深第八路军跟得紧的第十五军了，其编制还是原来的三个师六个旅，而每个旅才两个团，再加上王应榆那个第十五旅，一共就七个旅十四个团。

　　也就是说，总兵力在一万六千人左右，确实是少了一点。所以，按白崇禧的意思，单靠这点兵力守广西，肯定是守不住的。与其这样，不如主动出击，只要能出奇制胜，也就能从被动争取到主动。

　　于是，白崇禧说：“应该把这十四个团集中起来，给广东的陈铭枢和陈济棠以突然袭击，一旦取胜，也就有办法了。”

　　“如果败了呢？”李宗仁问道，“我们就这么点本钱了，这可是我们三人半辈子的心血呀！”

　　的确，目前广西就这么一点兵了，如果拼光打光，他们就再无“东山之日”的希望了。

　　这是李宗仁所想到的，也是黄绍竑所看到的。所以黄绍竑提出，为了广西的长远之计，还是由他出面去跟蒋介石谈一下。即使谈不成，也可把战争往后推一推，这样对他们有利些，至少可以争取一点时间。

　　经过各种权衡，最后三人都同意这个方案。

　　所以，黄绍竑马上给蒋介石回电，其内容如下：

    一、让李济深马上恢复自由；

　　二、不要再查办李、白；

　　三、给李、白出国考察的机会，并提供旅费；

　　四、广西部队的编遣全部交由黄绍竑负责。

　　但是，他们的算盘却打错了。

　　当黄绍竑把这几点通过电报向广东的陈铭枢传递后，得到的回电是：

    一、得赶紧把李、白押到南京去。

　　二、从武汉撤下来的部队，广西不许收留。

　　三、广西这边只准留两个师，剩下的整编交给中央处置。

　　看来，这一次蒋介石是铁了心，不把他们送上断头台，也得把他们弄得四脚朝天。

　　所以，目前已没有退路，只有打了。

　　这样，又回到白崇禧提出的那个方案上，想在蒋介石还没有大举进攻之前，先给陈铭枢、陈济棠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但是，在出兵前，他们必须还得把后方安顿好。

　　省城桂林在广西的东北角，面临的是湖南的何键。现在，他们已知道，何键是靠不住了。所以，得马上命令第十五军参谋长张任民为桂林警备司令，率何次三那个团防守；并派梧州警备司令龚杰元去广州进行和平试探，以麻痹对方，让他们放松警惕与戒备。

　　一切都安排好后，在五月五日那天，李宗仁终于在广西梧州扯起了“护党救国”的大旗，决议出兵广东。

　　他这样做，也意味着他是和汪精卫的改组派在上海搞的那个“护党救国”是一码事，都是为了诛杀那些乱臣贼子，护国民党、救中国。

　　其实，这只是一个政治口号而已，除了掩人耳目、蛊惑人心，就一点作用也没有。谁是谁非，有多少人能说得清？

　　接着，李宗仁跑去香港，联络各类反蒋势力或帮派，也争取一些经费作为战争的后援保障。

　　军事方面，就只有交给白崇禧去处理了。

　（11）

　　此时，好像形势对他们一下就有利了。

　　因为当李宗仁扯起“护党救国”的大旗后，在广东东部梅县一带驻扎的粤军徐景唐第十三师，也就是由李福林那个第五军改编而又经过缩编的部队，居然也发生兵变“反蒋”。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粤东有这么一股“反蒋”力量，如果与梧州形成东西夹击，再加上白崇禧在军事上使用一点手段，攻下广州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一下，李宗仁、黄绍竑都充满了信心。

　　白崇禧也好像被打了鸡血，一下就兴奋起来。

　　他可要学项羽“破釜沉舟”了，让十四个团一起上。反正成功与失败，就在此一举。

　　一开始，好像事情还顺利。十四个团浩浩荡荡从西江顺流而下，看起来是非常的壮观。

　　在进军广东的前十天，就已经打到了广州近郊粤汉铁路线边的白泥镇。

　　原来他们是兵分两路，一路由黄绍竑指挥，以黄旭初的第二师和石化龙的独立团以及韦造时的独立营，从梧州沿西江向三水前进；另一路则由白崇禧指挥，以伍廷飏的第一师、吕焕炎的第三师，经怀集、广宁、四会，到三水。

　　而此时，粤东那个徐景唐的第十三师，已经恢复了以前第五军的番号，派李务滋、云瀛桥的两个师也从东边进军到了石龙，准备袭取广州。

　　接着又听说，广东方面的海军第四舰队副司令舒宗鎏也表明了态度要支持桂军，并率领该舰队，准备从南面炮击广州。

　　黄绍竑的那一路几乎在没遇到什么阻挡的情况下就到了三水，但被粤军的海军阻隔不能过北江。

　　而白崇禧的这一路在到达芦苞对岸的蒋岸圩时，却遭到了阻击，怎么办呢？他决定在大塘采取强渡。

　　五月十九日，白崇禧抢渡成功，在芦苞击败了陈济棠的香翰屏旅和张达教导团。接着，又乘胜追击，在第二天又返回大塘击败了余汉谋旅。

　　之后，芦苞、大塘两处的粤军都退到了白泥。

　　此时，黄绍竑的那一路因无法渡江攻三水，也转向大塘来会攻白泥。

　　五月二十二日，双方在白泥那个地方决战，总投入的兵力不下两万人，但双方都棋逢对手，伤亡惨重。

　　这时，桂军方面，弹药的补给线突然中断了，师长黄旭初还受了重伤。

　　原来，省城桂林已被何键派出的两个方向的湘军给攻破了，兵工厂也无法发挥作用。

　　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

　　没办法了，白崇禧、黄绍竑只好撤兵。

　　看来，这次确实是桂军要败。因为他们的后方既无援兵，又无弹药补充，这仗怎么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可就在他们开始撤退时，后面却跟来了一支得胜之师，它就是在武汉上船被运到广州的李明瑞第十五师和杨腾辉第五十七师。

　　在临出发前，他们已经把自己以前那个旅扩编为师了。

　　其实，他们早就在黄埔码头登陆了，但听说东边有反叛粤军来袭取广州，于是就接到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的命令，去抵御这个徐景唐的两个师。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奇观，叛军对叛军，叛军打叛军，最后是广西的叛军把广东的叛军给打得抱头鼠窜，然后跑到那个边远的蕉岭县去了。看来，徐景唐也只好学唐生智通电下野，其残部只得接受陈济棠的收编或遣散。

　　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广西北部的桂林，何键的第四路军却开始进攻了。

　　他们从两个方向分三路进攻桂林，总兵力有三十五个团，由刘建绪、吴尚、周斓三个师长分别率领，从桂林北边的通道县和东边的永宁冲来。

　　这时，桂林警备司令张任民已无法抵挡，只好退守柳州。但湘军却步步进逼，又向柳州奔来，大有不等龙云从贵州那边过来，他们就可攻取柳州。

　　白崇禧知道后，马上调兵北上去救援。他把刚从广东退回来的军队编成三个纵队，分别以徐启明、覃连芳、雷飚任纵队司令，由伍廷飏任前线总指挥，直奔柳州。

　　六月十七日，覃连芳纵队终于击败了湘军陈光中部。

　　两天后，徐启明、雷飚纵队又在沙堆与刘建绪、吴尚两师对峙，覃连芳再回师夹击，湘军抵挡不住，只好大败北逃。

　　六月二十四日，覃连芳纵队收复桂林。

　　可是刚刚把桂林收复，云南龙云的部队从贵州那边又打了过来，李明瑞、杨腾辉这两股“叛军”又从南边袭取了梧州。

　　一时间，广西已成了早不夕保的境地。

（12）

　　五月二十四日，李明瑞刚刚到达广州，就被蒋介石正式任命为第八路军副总指挥，然后加入正在进行的两广战役。

　　待战役一结束，李明瑞和杨腾辉就开始进攻广西，在六月二日这天，他们占领了梧州。

　　这个占领，那是完全没有阻挡的缘故，因为白崇禧已把兵全部调到北边去了。

　　六月七日，蒋介石正式任命俞作柏为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区特派员。

　　但俞作柏占领梧州后，就不敢往前走了。因为他知道白崇禧用兵是十分奸诈的，万一有埋伏，他这点兵力，还不够去塞牙缝。

　　再说，这是他们刚刚组建起来的两个师，如果出了意外，岂不让蒋介石笑话。

　　于是，他们在梧州就整整呆了半个月。

　　在这半个月中，李明瑞希望的是白崇禧派兵来与他决战，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

　　终于，他们知道了原因。原来白崇禧、黄绍竑正忙于追击侵入柳州、桂林的湘军，哪里还顾得上南边？

　　这样，李明瑞才敢率部沿西江而上，到了桂平。

　　桂平的守军是韦云淞旅，有约二千五百人。

　　当李明瑞所带的部队走到桂平城附近时，已与韦云淞旅隔河相望，但他们没有船只渡河，因此也就无法去攻取桂平。

　　后来，师参谋长林廷华与沿河防守的许宗武部谈判，许宗武才将部队撤走。

　　这时，李明瑞的第十五师才从下湾、白沙等处渡过西江到达北岸，然后向桂平县城西北面展开了进攻。

　　桂平城墙坚固，攻了两天都没有结果。

　　但此时，城中的守将韦云淞已不愿意打了。因为他看见自己守的是一座孤城，时间一长，就是不打，也会把他们困死，于是派员出城，与李明瑞进行谈判，表示愿意听候他们收编。

　　接下来，许崇武、吕焕炎等人也主动去和李明瑞联系，表示愿意被收编。其理由是，大家都是广西人，没必要再打下去了。

　　至于白崇禧和黄绍竑呢？此时已不在这里了。他们在那个第四警备大队的护送下，从南宁西南边那个叫“龙州”的小镇越境去了越南。

　　于是，俞作柏决定，保留许崇武、韦云淞、吕焕炎这些人的部队，把它整编为第十六师，由吕焕炎来任师长。

　　其实，这些人的“投诚”都是黄绍竑的主意。

　　他认为目前的时局是，南线已溃败，北线虽有小胜但却无补于全局。如果继续打下去，他们曾经付出心血的这些部队就会全部被打光。与其这样，倒不如把这些人留下来，让他们全去投俞作柏与李明瑞这些广西人，以后情况一变，还可以依靠这些部队把广西夺回来。

　　白崇禧一向足智多谋，此时也没有办法，也只好听从黄绍竑去摆布。于是，黄绍竑就把这些部队交给吕焕炎、梁朝玑去统率，嘱他们一定要去投诚李明瑞、杨腾辉二人，然后就和白崇禧一起从龙州取道越南，再转赴香港去了。

　　就这样，一直让蒋介石睡不着觉的新桂系那十一个师，被他的高参杨永泰如此如此地这么一搞，在三个月内，就给搞得支离破碎了。

（1）

　　且说毛泽东、朱德所率领的红四军离开宁都后，只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就到达了东固。

　　据萧克的回忆，他们是在南隆住了一夜，然后才到东固的。南隆属于东固的外围，距东固二十五里地。

　　说到东固，它的具体位置是在兴国的北部，泰和的东部，永丰的南部，处于吉安县境内，在其东南方向，其地形和茨坪差不多，也是中间一个小平地，四周是群山怀抱。

　　这里以东固圩为中心，在方圆三十多里的小盆地上有几个村子，四周尽是山，连绵不断的山，只有几条羊肠小道通到山外，有的几十里，有的上百里，与井冈山颇为相似。

　　东固这个根据地，是在南昌暴动后由中共江西省委成立的赣南特委通过举行暴动逐步建立起来的。

　　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当南昌暴动南下的部队正从汀州进军潮汕的时候，在南昌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江西省委，就决定将全省划分为赣东、赣西、赣南、赣北四个区域来发展党组织，由此他们分别成立了四个特别委员会，去领导和发动那里的农民暴动。

　　十月下旬，他们委派了省委候补委员汪群和肖韶等人，从赣西到赣南，建立了中共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

　　赣南特委下辖赣州县委、南康临时县委，还有雩都中心支部、信丰特区委、兴国特别支部和崇义特别支部，由汪群任书记。特委机关设在赣州南门外的柴火坪，代号为“林森山”。

　　赣南特委成立后，汪群立即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到“十一月会议”时，他们已开始在赣南各县发动农民举行暴动。

　　到了一九二八年开始，省委决定撤销赣南特委和赣西特委，另成立赣西南特委，由宛希俨任书记。同年二月下旬，这个特委又被撤销，依然恢复为中共赣南特委，由曾延生任书记。

　　为扑灭赣南各地农民暴动的烈火，由刘士毅任师长的国民党独立第七师与当地的靖卫团除了用兵“剿灭”，就是对在赣州潜伏的中共地下组织进行打击。

　　在三月二十三日，他们对设在赣州古城巷二号的中共赣南特委和赣州县委机关进行了侦破，致使宛希俨、曾延生等省委、特委领导及其随从人员二十多人被捕，其中宛希俨、曾延生等十二人被杀害。

　　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个星期后，汪群就受省委派遣又回到赣南重新恢复党组织，任中共赣南临时特委书记，机关设在赣州城田螺岭十号。

　　这期间，赣南各地的农民暴动虽都已失败，各县党的领导机关也被迫停止了活动，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没有对革命失去信心，而是在一直进行着武装暴动的准备。

　　到了五、六月间，在汪群的领导下，临时特委终于设法与赣县、南康、信丰、雩都、兴国、宁都、寻乌等县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这一时期，在赣南中共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党的力量也日益壮大，党员由前年底的六百三十多人发展到去年底的一千七百多人。

　　在这期间，各地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迅速发展起来。从去年八月到今年年初，赣南地区在农民暴动基础上建立起了雩都桥头，信丰、安远、定南边界和寻乌县南部阳天嶂山区等地的红色割据区域，以及赣南红军第十五、十九、二十一纵队、二十六纵队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等地方武装。

　　而这个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就在东固。它是由共产党人赖经邦、曾炳春等在中共赣南特委领导下最初建立的。

　（2）

　　东固这个地方，最早从事革命活动的，是一些当地的知识青年。在大革命时期，他们去了吉安县城，进入了省立第七师范和第六中学就读，在那里接受了当时社会的新思想，这主要以赖经邦、曾炳春为代表。

　　北伐的时候，时任吉安县教育局长的共产党员梁明哲介绍赖经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并让他担任县教育局的巡视员，负责东固、富田一带各个学校的视察工作。于是，赖经邦就利用这个条件，在东固建立起了第一个党组织并开展农民运动。

　　但是，在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分共”后，驻守吉安的国民党进行了“清党”，并杀害了梁明哲，赖经邦、曾炳春等人只好潜回家乡东固，从事秘密活动。在此期间，赖经邦在敖上村召集了十二名党员开会，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准备建立革命武装。

　　他们靠着“农协”保存下来的九条枪和赖经邦自佩的两支短枪，组建了东固工农革命军，由赖经邦任队长。

　　接着，赖经邦就组织了具有影响力的“十一月东固暴动”。

　　十一月十二日，当上海的临时中央正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赖经邦他们已在暴动了。那天晚上，他率领东固工农革命军和群众一百多人，奔赴富田，去捉拿大土豪王初曦。

　　结果，王初曦在得到消息后早就逃跑了，暴动队没捉到他，只好把他家的土围子破坏了，并没收了他家的财产，这就揭开了东固地区武装暴动的序幕。

　　紧接着，他们又去袭击了永和村的恶霸地主，筹款一万余元。之后，又奔向吉水县的水南，收缴了豪绅的十六支枪。

　　这就是“东固暴动”的全部过程，它彰显了农民运动的最高形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是，后来赖经邦在攻打兴国县的枫边圩时牺牲了，这支队伍只得由曾炳春、段月泉继续带领。

　　说到段月泉，他自幼习武，长大后本想去求学但处处碰壁，于是他决定杀富济贫，成立“三点会”，拉起了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

　　大革命失败后，段月泉却在赖经邦的启发教育下，拿着十四条枪率领他的队伍加入了由赖经邦为队长的东固工农革命军，任副队长，并参加了十一月十二日的暴动。

　　后来，段月泉手下的部队被编入了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他就任纵队长。

　　在粉碎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等县反动武装发动的“五县大会剿”后，其第七纵队又奉中共赣西特委之命，与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九纵队合并，被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由李文林任团长，段月泉任副团长。

　　说到这个李文林，他是由中共赣西特委派来的，专门来领导独立第二团的，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位在后来才出名的，他就是李韶九。

　　李文林是吉水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过，后来还参加了南昌暴动。当部队南下失败后，他悄悄潜回家乡，与曾炳春等中共党员接上了关系。

　　赖经邦牺牲后，李文林、曾炳春在中共赣西特委指示下将第七、九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后来，他们又组建了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由段月泉任团长。

（3）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在中共宁都县委委派的向导带领下，到达了吉安县东南部的东固山区。

　　三天后，也就是二十日，与李文林、曾炳春、段月泉带领的红二、四团在螺坑村的沙古丘会师。

　　在这里，红四军受到了李文林、段月泉等当地部队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是自离开井冈山后还未遇见过的有这么多群众欢迎的场面，使毛泽东和朱德在精神上为之一振。

　　螺坑的沙古丘，是一片群山环绕的开阔地，这里地势平坦，适合于众多人群开展活动。此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李文林和段月泉的陪同下，带领队伍走在欢迎人群形成的夹道里，这些人有的送草鞋，有的送鸡蛋，有的送热水，军民情谊的场面非常热烈。

　　这不禁让毛泽东想起一个月前在井冈山小行洲群众送行的场面，也让许多战士在一个月来在颠簸流离的转战中突然觉得像回家了一样。

　　部队刚一驻下，当地群众就有组织地来劳军，他们有的担着粮食，有的抬着猪肉，在敲锣打鼓中浩浩荡荡前来慰问。

　　这让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多高兴呀，他们面带微笑，不停地向群众道谢。

　　此时，毛泽东又看见这个令人感动的场面，心有感触，于是就对李文林说：“我们一路走来，都是白区，群众一见我们，都是在躲，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天地，你们算是把群众工作做到家了。看来，我们的革命，是不能没有群众的！”

　　朱德说：“国民党对我们实行封锁，井冈山也被他们重兵围困，这东固能保持这种状态，也的确不容易呀！”

　　李文林听见朱德这样说，马上说道：“我们在东固地区，为避免敌人派兵来‘围剿’，搞的是秘密割据，不让敌人知道，才有了今天这个局面。”

　　毛泽东听见“秘密割据”这几个字，觉得很新鲜，马上问道：“怎么个‘秘密’法？说来听听，我们也学习学习！”

　　李文林一听，有些眉飞色舞：“我们采取的是两面应付，公开场合，打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而党组织和农会却在私下里活动，部队要出击，到山外去，这样敌人也不会来‘清剿’。”

　　毛泽东听了后，感叹道：“哦，原来是这样，看来这里，真有它的独到之处。”

　　可陈毅听了后，却说：“小部队的活动还行，可是我们在井冈山，那是大部队呀，想秘密也不成呢？！”

　　“是的，我们这里也只是暂时这样，时间长了，可能也不行，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在一旁的曾炳春说，他是红二、四团的政治部主任。

（4）

　　在欢迎的队伍中，有一个当地干部跟在李文林身后，他一直没做声。当第一纵队第三支队的队长萧克走来时，他马上活跃起来，向萧克喊道：“萧武毅，你怎么在这里？”

　　萧克一见，马上也惊讶起来，说：“冒喜，你也在这里？”

　　原来，此人就是李韶九，别号昌喜，又名李柏成，和萧克是湖南嘉禾的同乡，而且他参加共产党的队伍，还是受萧克的影响和引见的。此时，他是红二团的副团长。

　　这一下，两人认着了，就不自觉地走出队列，到一边谈话去了。

　　这个李韶九，在南昌暴动前夕，他还是第六军第五十四团机枪连的指导员。那时他们团驻守在南昌匡庐中学。八月一日那天，这个团被革命军围歼，李韶九也成了俘虏。在那里，他见到了同乡、时任革命军连长的萧克。在萧克的动员下，他加入了革命军，并在曾经是第六军党代表的林伯渠介绍下，选送到九江第六军政治训练班去学习。

　　李韶九虽然是党员，但那是国民党，所以要参加革命队伍，还得重新入党，由于他身份特殊，所以直到第二年才批准他加入共产党。后来，他辗转上海，被临时中央派往长沙从事地下斗争，但因身份暴露遭通缉，于是就被中共湖南省委派往常德，去协助中共湘西特委书记彭公达，还担任过湘西特委委员。

　　后来，他又经武汉辗转江西，参加了万安暴动。到了一九二八年春，他奉命到吉安东固李文林创建的根据地，协助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七、九两纵队开展游击战争，任第七纵队纵队长。

　　此时，李文林叫他的战士们搬来了一些凳子，在这个场地里摆了一个圆圈，然后热情地让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坐下，同时也让曾炳春和段月泉等也坐下。这样，欢迎的仪式就算开始了。

　　当然，凳子是有限的，许多人都还是站着，包括当地的一些群众。由于这里属于隐蔽式的红色政权，所以就不公开举行什么大会了，也无需到处贴宣传标语。

　　首先，是李文林站起来说：“我代表红二团、红四团欢迎井冈山红四军的到来，现在请红四军领导给我们讲几句！”

　　这时，只见毛泽东对朱德说：“军长，你就说两句吧？！”

　　但是，朱德却笑着说：“还是你说吧！”

　　陈毅一见，觉得他们这样推诿总不是个事，于是就站起来说：“东固的父老乡亲们，二团、四团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们从井冈山出发，绕了一大圈，被敌军几个旅穷追猛打，一个多月来根本就没个安身的地方，现在好了，到了你们这里就像回家一样，真是感谢李团长在敌军围追堵截下还能保留这么一块完整的地盘，这可是你们对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呢！我叫陈毅，是红四军的政治部主任，现在我代表红四军向东固军民的深情厚意表示由衷的感谢！”

　　说完，他向李文林和那些群众深深地鞠了一躬。

　　旁边有位老爹笑着说：“谢啥呀？都是一家人。你姓陈，我也姓陈，五百年前咱们还是一家呢！”

　　他这一说，可把大家逗乐了。

　　陈毅继续说：“这位老爹说得好呀，我们是一家人。古话说得好呀，‘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的盛情我们倒是领了，可我们又送点什么给你们呢？我们现在可拿不出粮食和大洋啦，看来只有……”

　　他想说“只有下次再说了”，可是看见毛泽东在指朱德背着的枪，于是就想到，在大柏地缴了那么多枪呢，马上改口道：“看来只有送给你们一些枪支弹药去打敌人啰！”

　　这时，全场马上欢呼起来。

　　李文林一听，也很激动，他们缺的就是这个东西呀，真是雪中送炭呢！于是，一定要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讲讲话，以壮军威。

　　这时，毛泽东只好站起来说：“东固的山好，水好，人更好，是第二个井冈山呢。东固的军民能如此团结共同奋斗，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这时，陈毅居然诗兴大发，马上从嘴里念出一首诗来：

　　        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

　　        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李文林一听，高兴得马上鼓掌。

　　这时，毛泽东说：“我们送给你们的枪支弹药，是刘士毅‘送给’我们的。不过，他可是小气鬼哟，不那么心甘情愿的，是我们在大柏地强迫他送的。对你们，我们可是甘心情愿啰！”

　　毛泽东幽默风趣的话，不仅获得了更多的掌声，还赢来了不少的笑声。

　　正说间，红四军的战士们已把枪支弹药搬了过来，放到那个凳子围起来的大圈子里面。一会儿后，就是一大堆。这让李文林看了，简直高兴得合不拢嘴。

　　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向前拿起一支枪来，仔细看了看，又拉了拉枪栓，然后不住地点头，说道：“好枪，真是好枪呢，这一下我们二、四团可就要翻梢了！”

　　之后，他放下枪，指着那些木箱里装着的子弹，对毛泽东和朱德说：“在我们这里，枪很重要，子弹更金贵，要动用一发，就得经党组织批准。”

（5）

　　两军的会师，双方都很高兴。就在这天的夜间，毛泽东、朱德、陈毅、袁文才和李文林在一起谈了很久。最后，李文林告诉他们，井冈山在一个月前就已失守。

　　这里是吉安地界，吉安的西南方向，就是安福和永新，这个消息应该是很容易就传过来的。

　　毛泽东、朱德、陈毅和袁文才等听到后，心里都非常难过。走后留下的兵力那么少，失守应该是预料中的事，但一经证实，心里还是很不痛快的。

　　顿时，红五军中的彭德怀、滕代远等人的形象马上就在他们的脑海中晃悠，大家都在想，此时他们在哪里呢，安全突围了吗？

　　一路走，一路都在担心着井冈山的安危。可现在却听到了“失守”的消息，心里的那种难受味儿可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特别是袁文才，井冈山是他和王佐最初开辟的，现在失守了，王佐在哪里？他留下的队伍在哪里？妻子谢梅香在哪里？他真想跑回去看一看。

　　原以为绕一个大弯子后，把敌人引开，实现“围魏救赵”的目的，然后再打回去，现在看来已不现实。所以，一时间，大家都沉默起来。

　　这时，李文林作为这里的主人，或者说是井冈山的局外人，只好关切地说：“你们也别太难过，关键是要看下一步！”

　　大家都没回答他，毕竟这个消息太突然了，谁也没去思考“下一步”的问题。

　　只听朱德说道：“井冈山已陷落，马上是回不去啰！”

　　毛泽东问李文林：“有没有人突围出来？”

　　李文林说：“这个还不知道，但我想肯定会有吧！”

　　毛泽东眼睛一亮，马上又问：“你认为他们能向何方？”

　　李文林说：“这个嘛，我就不知道了。按常理，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吧！”

　　大家又沉默起来。

　　最后，还是毛泽东打破了沉寂。

　　他说：“井冈山的失守，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彭德怀他们兵力单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在敌人重兵围困下会失守，也就不奇怪了。革命就是这样，他具有意想不到的残酷性，关键是我们要把有生力量突出来，然后再继续干！井冈山的失守，那是暂时的，一有机会，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现在，我们暂时是回不去了，只有在这个赣南或者闽西的边界上和敌人“绕圈子”，以等待发展壮大的机会。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来看，新军阀之间的争斗并没结束，只要他们打起来，就顾不到我们了，那时正是我们发展壮大的时候。所以，大家要充满信心，革命是必胜的！”

　　说完了这番话，然后毛泽东又对李文林说：“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现在我这里有一份中央文件，中共“六大”的决议，你可以先拿去看看，然后找个时间，向这里的干部传达一下。”

　　说完，他从怀中摸出了那份文件，递给了李文林。

　　李文林一听是中央文件，马上毕恭毕敬地把它接了过来。然后，迫不及待地随手翻动了几页。

　　袁文才在旁一看，马上就勾起了他的回忆。在柏露会议上，毛泽东不是有一段内容没有念吗？为了知道上面的内容，他还睡不着觉呢，后来想通过妻子谢梅香去贺子珍那里要这份文件，但没有搞成。

　　现在好了，李文林居然拿到了这份文件。

　　此时，袁文才产生了一种想法，那就是想通过李文林的手，来看看这份文件里没念的那部分究竟是些什么。

（6）

　　第二天晚上，袁文才向李文林撒了个谎，说毛委员要他在文件中找一个资料，就轻易地借到了这个文件，然后一个人躲在一间屋子内，点上油灯，在灯下看起了。

　　当他看到《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一段对土匪武装的策略规定，他的脸色顿时大变。原来就是这一段，毛泽东在柏露会议上没有念：

    ……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看到这里，袁文才翻动文件的手在微微颤抖，脊背突然发麻，屁股如坐针毡。

　　他惊恐地把这一段又看了两遍，确信无疑，文件就是这么说的。

　　于是，他焦躁不安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

　　这怎么办呢？现在已远离井冈山，如果他们按照文件办事，随时都会杀了他，然后抛尸荒野。这时，他似乎明白，原来此次随红军大队行动，完全是他们的特意安排，目的就是为了他们杀起来方便。

　　他说的“他们”也包括他最信任的毛泽东在内，他不知道大家都在保护他，而曲解为“要杀他很方便”才带他来的。

　　这也难怪，一个人起了疑心，就得往最坏的地方想。

　　突然之间，他马上想到，说不定就在这个东固，就会把他杀掉。他们可能下不了手，所以就想借李文林之手，不然毛泽东为什么要把文件交给他看呢？于是，他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

　　既然这样，何不“三十六计，走为上”呢？回他的井冈山去，看他们拿他有什么办法？

　　他奔到门口，望着漆黑的夜空，唉声叹气想：“这共产党呀，还不是由一帮人组成的，一旦认起真来，那是不分亲疏内外的，哪怕你曾经为他们立下过汗马功劳！”

　　再说，要杀他们这些当过土匪的人，是那个大家都要听的中央定的，谁敢不服从？

　　于是，他打定了主意，准备连夜出走，回井冈山去。

　　他想，回井冈山，谁要想杀他，至少还可以挣扎一下。在这里，只能是案板上的肉，任他们宰割。

　　就这样，他把文件拿去还给李文林后，连招呼都没打，就私自出逃了。

　　就在那个夜晚，毛泽东和朱德得到了赣敌李文彬第二十一旅、张与仁第三十五旅已从西边逼近东固的消息。

　　如何迎敌？如何运筹才有利于今后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两人都苦思冥想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他俩不约而同地来到了东固镇外的一条小溪旁。本来是想清醒一下脑袋，哪知在这里邂逅相遇。

　　看着清澈透明的溪流，听着潺潺的流水声，真觉得这个环境与战争是那么的不合拍，但现实是他们必须得战斗，不然连生存都成问题。

　　在一棵大树下，两人停了下来，然后毛泽东看着四周的群山，说道：“李文彬的两个团从大庾一直跟在我们的身后，现在又由南向北逼近东固；张与仁的三十五旅，由永新经吉安到了广昌，想从北路来阻击我们。大柏地一战，我们消灭了刘士毅的两个团，现在他又带着剩下的那个团，向我们逼来……”

　　朱德也感到敌人从三面进逼，会使红四军马上又陷入重围。

　　于是，他把自己考虑了一夜的话说了出来：“看来，我们只有向北转移，再折向东，到闽西去，才是办法。”

　　毛泽东也是这么想的，他说：“目前建立固定的根据地，可能还不现实。只要国民党内部没打起来，我们这碗饭就不好吃呢。看来，只有照你说的那样，采取‘绕圈子’的办法，先去闽西看看。”

　　两人形成了一致意见后，心里的那种压抑也就减少了许多。

　　当他们回到总部所在的那家大院时，参谋长朱云卿却神色紧张地走上前，向他俩报告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副参谋长袁文才不知去向，有人看见他，是私自离队走了。”

　　两人一听，心里都同时一惊。

　　毛泽东想，坏了，他交给李文林那个文件，准是让袁文才偷看了。

　　这时，朱云卿请示道：“要不要派人去把他追回来？”

　　毛泽东想了想，说：“算了，就让他去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时去追他，会适得其反。”

（7）

　　在东固，红四军驻扎了七天。在这里，群众的基础较好，老百姓送米、送菜、送柴，保证了两千多人的队伍能正常生活，同时还把两百多名伤员进行了妥善安置。

　　在这里，红四军对部队进行了正式的整编，他们把在罗福嶂会议上所说的编制又进行了细化，补上了第二纵队这个没有人的空架子，由朱德化名“刘忠”来担任纵队长。这样，每个纵队统辖两个支队，好分散行动。整编后的人员名单和罗福嶂比较，有一点小小的变化，现罗列如下：

    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

　　红四军军长  朱德

　　党代表  毛泽东

　　参谋长  朱云卿

　　政治部主任  陈毅

　　第一纵队队长  林彪

　　党代表  陈毅

　　参谋长  周子昆

　　政治部主任  陈毅（兼）

　　第一支队队长  胡少海

　　党代表  熊寿祺

　　第二支队队长  萧克

　　党代表  高静山

　　第二纵队队长  刘忠（朱德化名）

　　第三支队队长  陈道明

　　党代表  吴弼

　　第四支队队长  毕占云

　　党代表  陈毅安

　　第三纵队队长  伍中豪

　　党代表  邝朱权

　　参谋长  曾士峨

　　政治部主任  杨岳彬

　　第五支队队长  冯明忠

　　党代表  高自力

　　第六支队队长  周昆

　　党代表  欧阳健

　　二月二十五日，红四军离开了东固，他们经吉水、永丰、乐安、宁都、石城，于三月四日攻克了广昌县城，九日那天，又迂回穿插到瑞金境内的壬田。

　　这可是南昌暴动南下的部队与钱大钧第一次交火的地方。这个战斗朱德是亲自参与指挥了的，如今还记忆犹新。

　　此时，赣敌仍紧追不舍。毛泽东、朱德决定，迅速撤离壬田，向福建长汀进发，目的是甩开赣敌的跟踪，到福建去游击，看看那里的情况后再定。

　　三月十一日，他们沿着武夷山南端，穿越木杉岭、牛犊坪、庵子前、黄鳝口，迅速挺进到福建省长汀县的四都乡楼子坝村，并在十二日进驻四都圩。

　　四都这个地方，位于长汀的西南方向，被群山环绕，好像是远离了尘世，这里距长汀县城大约有八十里的距离。

　　但是，这里的敌军听到红军来了，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三月十二日这天，正好是农历二月初三日，传说这一天是文昌帝君的生日，当地的群众都纷纷出来，既赶集又参加当地的祭拜活动。

　　记得在圳下村驻扎的时候，毛泽东所在的政治部就住在文昌阁里，那就是一座文昌帝君的庙宇。在赣南闽西一带，甚至粤北，都有这种传说，说文昌帝君是天上主管学业、事业、功名、晋升的神灵，谁要是把他的庙宇供奉好了，其追求功名进行考试那一关就不用愁了，不是考上状元也是个亚元。所以，许多人把他称为“考神”，并供奉在专门修缮的庙宇里。

　　而红军来到四都这一天，正赶上许多人都出来去迎接“公太”，就是把“考神”文昌帝君请到自己家里，所以搞得街上到处都是人头攒动。

　　此时，毛泽东就抓住这个人多的机会，在圩场侧边的坪下马上召开群众大会，晓谕广大穷苦农民，要摆脱贫穷，靠烧香敬神是没有用的，要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开展革命斗争，才有出路。

　　随后，红四军的宣传队马上分散到附近各个街道甚至乡村，宣传红军的宗旨和主张。

　　毛泽东从水口桥走到红都，朱德从凹背走到同仁，都是在加大宣传的力度。

　　当晚，毛泽东在下赖圩上的 “协和店” 客栈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进军闽西后的行动方向。

　　起初只是基于赣敌的追击只能采取“绕圈子”的办法，但到了闽西后，发现赣敌不过来了，这就造成了没有追兵的局面。

　　这一下可好了，突然之间，都感到轻松起来。于是，大干一场的想法，已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心里马上就产生了。那就是，干脆把那个曾经占领过的汀州城给它夺过来。

（8）

　　汀州也叫长汀，在前年九月上旬，由朱德担任先遣司令的南昌暴动南下的革命军，曾经在这里驻扎过。

　　现在，驻守在长汀县城的是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叫郭凤鸣。他在得知红军即将到来的消息后，马上做了应战的准备。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福建这个地方，由于不在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许多兵家都不愿意来争的地方，这就造成了这里的地方势力也难膨胀。他们的地盘无人争夺，也就无需扩军，所以存在的规模都不大。再说，由于规模有限，就只能依附于北洋军阀，在他们的手下讨口饭吃。

　　到了大革命时期，北伐军到来后，北洋军阀也就垮台了，这些地方势力又纷纷投靠国民党。这样，在今天就变成了一个个只有几千人的小军阀，他们是郭凤鸣、陈国辉、卢兴邦、张贞等。

　　这郭凤鸣是闽西一带的小军阀，在他巅峰的时候能控制八个县，手下有五千人的军队，其实也就是一个旅的规模。

　　大革命前，在福建统治的北洋军阀其督军名叫周荫人，而那时郭凤鸣和他哥哥郭锦堂都是这个周督军手下的团长和旅长，后来那个当哥哥的死了，周荫人就把郭凤鸣晋升为旅长。

　　北伐一开始，进军东路的何应钦第一军打败了周荫人，郭凤鸣也就投诚了过来，经过一系列曲折后，居然在闽西成了一个拥有五千人马的小军阀。

　　四十天前，郭凤鸣带着他的混成旅，就在武平堵击过东进的红四军。那时，红四军采取的是飘忽不定的“打漩漩”战术，并没有想到一定要在武平来建立根据地，但却把他吓得慌了手脚，马上派兵堵截。

　　这一次可不同，目标就是攻击他的长汀，这可使他更坐卧不安了。于是，他想来个先发制人，马上派遣手下的团长卢新铭，带领一个补充团前往四都，去阻击红军。

　　但是，当这个卢新铭到达四都后，却胆怯地躲在一个山头背后，不敢与红军交战。当然，他们也像狡猾的狐狸，想在背后给不注意的红军捅上一刀。

　　三月十三日，红四军三个纵队正在向渔溪方向行进，突然听见后面传来零星的枪声。

　　凭借丰富的经验判断，毛泽东和朱德知道这些来犯之敌是想抄红军的后路，因此决定马上掉头，先消灭他们。

　　上午十点左右，红四军按纵队分成三路，对这股敌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卢新铭匆忙应战，却节节败退。

　　红军奋勇追击，一直把卢新铭追到长岭寨下的陂溪村。

　　此时，中共长汀临时县委书记段奋夫赶了过来。

　　在村头小溪边的一个草坪上，他找到了毛泽东。这是他在中共福建省委所提供的信息中知道井冈山上的红军有可能要到闽西来，所以在听见红军在四都圩场的宣传后马上跟了过来。

　　段奋夫原名段浩，出生于汀州城关，以前是一个码头上的盐秤工，后来由长汀中学的一个老师吴炳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改名“奋夫”，言外之意是要做一个“为理想奋斗的大丈夫”。

　　此时，他向毛泽东自我介绍后，就说要向红军提供一些攻打长岭寨的办法。

　　毛泽东听了后很高兴，马上主持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并请段奋夫也参加。

　　在会上，段奋夫对郭凤鸣部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他说，国民党驻汀州的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原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土匪，曾在沙县、三元一带为非作歹。一九二六年九月北阀军入闽后，他又摇身一变投靠了国民党新军阀，被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委任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他还说，郭凤鸣倚仗一个旅的兵力盘踞于瑞金、长汀一带，恣意横行，奸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人民一提起他，就恨之入骨，但又敢怒而不敢言，怕红军走后遭到他的报复。因此，不铲除这条地头蛇，红军就很难在这里开展群众工作。

　　接下来，段奋夫具体地介绍了长岭寨的地形，并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应该把长岭寨围起来暂时不打，让郭凤鸣来救援，然后在半道上消灭他，这样汀州城就好攻取了。

　　毛泽东和与会代表们听完段奋夫的话后，觉得他提供的这个办法还不错，于是决定集中兵力在这个长岭寨消灭郭凤鸣主力，再直捣汀州城。

（1）

　　长岭寨，本名胜华山，位于汀州城南约三十里的地方，犹如一条绿色的长龙，绵延十几里。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它不仅是汀州城南的天然屏障，也是红军进攻汀州城的一道难关。

　　渔溪受挫后，郭凤鸣派卢新铭补充团据守长岭寨，企图凭险阻止红军进入汀州。

　　十四日凌晨，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了进攻。

　　林彪带着第一纵队担任主攻，取道膝头脑印岭，直取长岭寨主峰；萧克带着第三纵队从右侧取道白叶竹子岭攻占长岭寨另一制高点；朱德带着第二纵队迂回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断敌后路。

　　卢新铭补充团在前一天遭受红军痛击后惊魂未定，现在又听见枪声，知道红军的进攻又来了，心里马上发怵，再也无心应战。

　　所以，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他们马上就乱了，像一群四处串飞的野蜂，乱放几枪后便开始溃散。

　　躲在汀州城的郭凤鸣闻讯后，气得暴跳如雷，然后又派出一个团来增援长岭寨，还亲自带着盒子炮队、教导团、大炮营赶往长岭寨督战。然而，极有戏剧性的是，郭凤鸣那匹平日里十分温驯的白马，此刻却狂躁不安，任凭马夫怎么牵，都无法安定下来。

　　当郭凤鸣跃身上马时，大白马却翘首狂跳，将他重重地摔在地上。

　　这简直让他气得发抖，马上拔出手枪就要打这匹高头大马，却被侍从们劝住了。他们说：“旅长大人，一个畜牲，何必跟它斗气，还是另换一匹吧！”

　　但是，郭凤鸣疑心重，他觉得今天白马如此暴躁，肯定是在告诉他骑马会有不祥，于是就改坐轿子，由四个人抬着直奔长岭寨。

　　可当他来到距长岭寨只有十里地的梁屋头村时，却得到消息说，长岭寨主峰及主要制高点都被红军占领，知道大势已去，主动权已失去，这还有什么用呢？

　　但是不去，又使他骨子里有些不服气，所以还是想做最后的挣扎。在轿子里，他命令大炮营开始向长岭寨发起轰击，想以此来挽救他的败局。

　　但是，由于大炮射程较远，同时又看不见射击的具体目标，所以收效甚微。

　　之后，郭凤鸣又命令他身边的教导团和盒子炮队也向长岭寨那些制高点进攻，结果是谁也不愿意真正卖力，而是佝偻着身子慢慢地往上冲，其动作迟缓，让郭凤鸣看了心里都很着急。

　　于是，他跳下轿子，亲自带领一度让他颇为得意的盒子炮队继续往上冲，但很快就被红军打得退了回来。

　　在后退过程中，为了逃命，他们又互相践踏，连郭凤鸣自己的左腿上也被中了一枪。

　　此时，红军那边军长朱德看到这种情形，知道敌军不会有什么招数了，于是便命令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

　　顿时，红军战士群情激昂，一个个跳出战壕，向敌人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结果，郭凤鸣的部队已没了招架之功，他们一看见红军战士像一头头小狮子似的往他们奔来，早已吓破了胆，丢下枪就跑。

　　郭凤鸣眼看大势已去，只好在外甥和副官的搀扶下，狼狈地躲进山脚下牛斗村栗树园的一间茅厕里，想换上士兵的衣服逃跑。

　　但是，他们却被红四军第一纵队的一个班长带着两名战士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于是就跟踪而来。

　　班长见郭凤鸣穿着士兵的衣服，有些诧异，怎么看他都不像是士兵，其眼神也是怪怪的，于是就断定，这一定是个十足的坏家伙。

　　他马上用枪指着郭凤鸣大喊道：“你是谁？举起手来！”

　　此时郭凤鸣已被吓得不能做声，在旁边的副官见了，马上过来解围：“他……他是我们的副官。”

　　“副官？一个不值钱的货，干掉他算了！”那个班长随便说了一句。

　　可是一个战士却信以为真，只见他一扣扳机，“啪”的一声，“副官”居然倒地了。

　　班长狠狠的看了那个战士一眼，心说你着什么急，还没搞清楚你就开枪。

　　可那个外甥和副官一见，马上伏尸大哭，一个喊道：“舅舅啊，你怎么死得这么冤呀……”

　　另一个却叫道：“旅长，旅长，你醒醒！”

　　红军班长大吃一惊，马上扒开这两个哭喊的家伙，在郭凤鸣胖胖的身体上搜寻起来，当搜出一颗刻有“郭凤鸣印”的金印以及金表、金链时，他终于搞清楚了，原来他们打死了正准备潜逃的敌旅长郭凤鸣。

　　长岭寨一仗，红四军大获全胜。

　　除了枪支弹药外，还夺得了郭凤鸣的两座日本式小型兵工厂和军服厂。

　　下午，红四军浩浩荡荡，直接开进了汀州城。这是军长朱德第二次进汀州，在前年他进汀州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复杂。

　　那时国民党在这里没有多少部队，只有这个郭凤鸣的一个营，却被先遣部队贺锦斋的第二十军第一师刚一接触，他们就一溜烟跑了。看来这实力不对等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今天还有当年那么多军队，还需要在长岭寨打这一仗吗？

　　随之而来的，是那个红军班长把郭凤鸣被打死的消息，马上报告了军部。

　　顿时，郭凤鸣死了的消息如旋风般地传遍了整个汀州城，使那里的群众听了后都欢欣鼓舞。

　　特别是那些曾受过郭凤鸣欺压的商家店主们，还自发的购买了鞭炮，在自家门前“劈哩叭啦”地放开了。

（2）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红四军在汀江江畔的南寨河坝召开了群众大会，来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军民。

　　首先，毛泽东在这个大会上讲了话，他慷慨激昂地说，红军要和闽西人民一道，团结起来，打倒封建地主，分他们的土地，让农民有地种，有衣穿，有饭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得推翻支持地主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它的军队，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权。

　　会上，他们公布了郭凤鸣的“十大罪状”，并宣布没收他在汀州的反动政权的粮食、布匹和其他财物，同时还宣布将郭凤鸣的尸体绑在木柱上示众三天。

　　这一举措，让广大群众更加认识到郭凤鸣实行反动统治没有好下场和红军伸张正义的革命行动，也更加坚定了他们对红军的支持和拥护。

　　红四军进入汀州城后，司令部、政治部设在辛耕别墅，这里原是当地商会会长的住宅。毛泽东、朱德、陈毅也临时居住在那里。

　　当晚，毛泽东在辛耕别墅的油灯下，认真研读《汀州府志》和《长汀县志》，目的就是为了了解汀州以备急用，同时也把近期内的报纸翻阅了一遍。

　　在长汀县党组织的协助下，毛泽东还邀请了这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老教书匠、老佃农以及大街上的流民头，到辛耕别墅来进行座谈。通过和他们交谈，毛泽东基本掌握了汀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一些风土民情。

　　毛泽东之所以要这样做，那是为了红四军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打击豪绅地主的同时，还得制定出一些管理城市的办法。这个，不经过调查研究，是不行的。

　　在三月二十日，毛泽东于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中共长汀县委的段奋夫、黄亚光等几位委员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和福建、江西、浙江三省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提出了红四军以后的行动方向和战略方针。

　　在这个会议上，他向大家透露，国民党的军阀混战即将来临。这是他看了在汀州的各种报纸所洞察的结果。所以，这个会议也可以说，在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局势下，红四军以后该如何行动的问题，它对红军“从弱小变强大”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所以，会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相连接”。

　　这一计划清晰地勾划出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对于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具有转折性的历史意义。

（3）

　　三月二十一日，红四军兵分三路深入到长汀城乡发动群众。他们又是像井冈山一样，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把从土豪家中没收来的粮食、衣物等分发给穷苦农民。

　　在短短的时间里，红四军就筹集了五万余元的大洋作为军费，这在井冈山地区是难以想象的，看来当初在柏露会议上的决策“跳出外线作战以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应该是正确的，或者说算是走对了路子。

　　同时，红四军的到来，给长汀人民又带来了革命的曙光。

　　在前年的九月初，自从南昌暴动南下的革命军从这里路过后，就给长汀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许多人听说，他们就是那支队伍又重新回来了，心里就更踏实更有数了。

　　短短的几天里，在汀州城内，已秘密组建了二十个农民协会，五个工人协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比以前发展了两倍。

　　这些成就展示了红军在哪里，其革命的种子就会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此期间，朱德还特意带着毛泽东去福音医院看望了那位曾经给革命军治过病疗过伤的傅连暲医生。

　　当朱德说起傅连暲在当时是怎样全力以赴的救治伤员，特别是给陈赓治腿，连自己的牛奶都不喝要给陈赓留下，毛泽东感慨万千。

　　所以，在朱德介绍下，他看着傅连暲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就是一本福音书，革命的福音书呀！”

　　在长汀这个地方，前敌委员会对红四军又进行了一次整编，依然是编为三个纵队，但部分人员做了调整，现罗列如下：

    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

　　党代表，陈毅

　　第二纵队，纵队长胡少海

　　党代表，谭震林

　　第三纵队，纵队长伍中豪

　　党代表，蔡协民

　　每个纵队一千二百余人，一千五百余支枪。每个纵队下设两个支队。

　　在长汀，或者说汀州城，红四军利用筹集到的军费购买了布料，通过工会召集来了许多裁缝工人，就在郭凤鸣那个军服厂，又重新制作了一批军装。

　　这一次，布料再也不是各种颜色了，而是和当时军队所采用的那种灰色一致，其纽扣也采用北伐时军装的那种机制纽扣。

　　经过工人们的日夜赶制，几天后，四千套军装全做出来了。

　　从此以后，红军就有了正式的军装样式了，八角帽上有一颗用红布订上去的五角星，脖子上翻出的大领左右两边订着两片红领章，它象征着两面红旗，一面是党旗，一面是军旗。

　　每一个战士，戴上八角帽，穿上灰军装，扎上牛皮带，裹上绑腿，穿上草鞋，扛上钢枪，显得和北伐时一样的英武。

（4）

　　红四军攻下汀州后，在那里休整了十六天，这可是近两个月来休整时间最长的地方，也说明在闽西这个地界上，敌情没那么严重了。或者说，到了福建后，敌人的追兵，居然不见了。

　　在这里，红四军接管了郭凤鸣在汀州所办的兵工厂和服装厂，于是就特意为每个人做了两套军装，还发了两块大洋。这对在井冈山连红米饭南瓜汤都快吃不上的广大战士来说，可是一个破天荒的惊喜。突然之间，一种过年的感觉，一下就涌进了每个人的心头。

　　此时，许多人拿到大洋后，马上就为自己缺什么开始置办起来，比如汗衫、毛巾、鞋袜，还有肥皂之类。那时，肥皂不叫肥皂，而叫胰子。这可是那些有钱的人才去讲究用的。那时没有牙膏，只有牙粉，也是有钱人的专用品，可在红军中，连知道的人都很少，就不要说去买了。当然，更多的人是肚里没有多少油水了，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三五成群地结队出行，跑到大街上去下馆子。脑子里想的，就全是如何去美美地吃上它一顿，以解决几个月来身体内部的大量亏空。

　　可是，当军长朱德拿到新军装和大洋后，却高兴不起来。他满面愁苦地望着大家，昔日那种和善乐观的面容，此时却不见了。

　　原来，就在前几天，他终于得到了在报上的确切消息，伍若兰在二月十二日那天，被赣敌刘士毅部押到赣州，然后在那里被枪决了。据说，头颅被割下后，挂在了城楼上。

　　想起伍若兰是为了保护他而死，朱德的心里难过极了，他哪里还有心思去买什么东西哟！看着周围“嘻嘻哈哈”的人群，他觉得这和他简直是格格不入，就像看见另一个世界的人似的。

　　一想到伍若兰身怀六甲，还为了他去牺牲，朱德心里就有一种隐痛。以前朱德不是没结过婚，在遇到伍若兰之前，已有过三次婚姻，但不管哪一次，都没有这一次让他黯然神伤，眼角湿润。

　　如果不是碍于他是一军之长，要为全军的士气树威，他真想大哭一场。这不光是她与伍若兰属于夫妻关系，更重要的还有志同道合、良师益友、侠肝义胆、心灵契合以及温柔体贴等诸多因素的作用。

　　哪知朱德异样的表情，让驻在总部的妇女队的女兵们发现了。特别是那个对周围善于观察的贺子珍，她看见朱德的情绪不对，就把这个事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一听，马上警觉起来。他认为，朱德一闲下来，肯定又在想惨死在敌人屠刀下的伍若兰了，这可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因为他是一军之长，如果过于悲伤，这对全军是大大的不利。于是，他对贺子珍说：“看来我们还得给朱军长另外找一个对象才行哟！”

　　贺子珍听后，有些不解：“这样行吗？伍若兰才牺牲多久？这不被人说成是‘尸骨未寒，另有新欢’了吗？我们共产党人可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你说得很对，但我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兼党代表，就不得不考虑到军队的士气问题了。”毛泽东说，“朱军长如果不尽早跳出这个悲痛的圈子，那会影响到我们全军能否再打胜仗的问题。所以，为他重新找对象，应该是一项紧迫的事情了。”

　　贺子珍听后，想了想，觉得毛泽东说得也对，但是心里却在为伍若兰打抱不平，总觉得这么仓促为朱德找对象，对伍若兰却是一种不公。但战争年代，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超常规的去做某些事，也不是不可能，只要是为大局着想，怎么办有利就怎么办呗，所以，也怪不得毛泽东有他的想法。

　　此时，只听毛泽东说道：“子珍啦，你作为大姑娘家不好出面，你把曾志找来，我对她说。看来，这个任务只有让她去完成比较合适。”

（5）

　　自从下井冈山后，贺子珍和曾志就住在一起，随妇女队行动。以前，妇女队是两个人在负责，一个是伍若兰，另一个就是曾志，现在就只有曾志一个人在负责了。这个队有十几个妇女，她们除了是一些随军家属外，剩下的就是从万安随陈毅一起上井冈山的那几个姑娘。

　　但是，曾志去见毛泽东时，却把她吓了一大跳。毛泽东看见她来了，居然笑着说：“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贺子珍说，我喜欢你！”

　　曾志一听，心里一惊，马上去看就在旁边的贺子珍，只见她一点反应也没有，显然根本没把这个话当一回事。

　　这可把曾志气坏了，她转身就走。

　　根据曾志后来的回忆，此时的贺子珍与毛泽东在关系上却让大家看不懂。他们一会儿亲亲我我，喜笑颜开，一会儿却争执不下，甚至打起来，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他们虽然没结婚，但凡一起相处的人都知道，那是早迟的事。所以，当他们在打的时候，都认为那是“假打”，既没有人去劝，也没有人去拉。

　　所以，曾志一听毛泽东这样说，觉得很尴尬，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扭头就走。

　　她认为，作为一个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即使你喜欢谁，那也不能就这样当着别人的面说呀？他倒好，居然还明目张胆地说，而且还当着贺子珍的面，还说这话是贺子珍说的。这不是在故意气贺子珍吗？

　　他们之间在“干仗”，却把她曾志拿来做挡箭牌，这是不是有些冤呢？所以，曾志的选择，就是赶快逃离。

　　贺子珍见曾志跑了，马上埋怨道：“你有事说事，何必绕那么大的弯子？看吧，女性的尊严一被你触犯，就只有逃跑的份了！”

　　毛泽东说：“我想通过这个话给她一个警示，他要去给朱军长介绍对象，不能犯这个错，不然会伤害对方，也会伤害朱军长本人。伤害了朱军长，也就影响到全军。”

　　贺子珍这时才明白，原来毛泽东说那话是事出有因，于是马上去追，并把毛泽东找她去的真正目的说了出来，还解释了那句令曾志十分不解的话。

　　但是，曾志一听，更是气愤。她说：“伍若兰刚牺牲，你们就在为朱军长找对象，就不怕别人说这是无情无义？”

　　这时，只见毛泽东也追上来了。他说：“刚才我是开了一个玩笑，其实也是对你的一种测试，想看看你的心理承受底线在哪里。看来，有些话还真的不能随便说的，特别是你们女人，所以你在做妇女工作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这时，只听曾志说：“毛委员，你要我去给朱军长找对象？这个事，我反对！”

　　毛泽东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和子珍的想法一样，就是伍若兰刚牺牲就在为朱军长找对象，这显得有些无情无义，是不是？或者说，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做的，对吧？”

　　“不过，你听我说，事实的结论恰好相反。”毛泽东说，“正是因为我们考虑到朱军长和伍若兰的关系很好，所以才要去给他介绍对象。不然，他一闲下来，就忧愁悲伤，一旦有个闪失，那就对不起死去的伍若兰了，你说是吧？”

　　毛泽东继续说：“再说，朱军长的忧愁与悲伤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大家的关心和照顾，就能从根本上消除的。他那是精神上的欠缺。所以，我们要给他找一个对象去填补才行，只有这样才能给他力量。”

　　曾志听后，依然想不通，她说：“我不能去做这种事，伍若兰在地下会骂我的！”

　　毛泽东说：“这你就错了，伍若兰嫁给朱军长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希望他快乐幸福，现在他悲伤过度，振作不起来，也不是伍若兰所希望的吧？所以，我们要帮朱军长摆脱这个困境，只有给他另外找一个人，让这个人去关心他照顾他，把他的痛苦减轻，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是在完成伍若兰已经完不成的事，她感激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骂你呢？”

　　见曾志在沉默，毛泽东又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朱军长的情绪波动，会影响全军。我们的部队，是需要朱军长没有思想包袱轻装上阵的，这样军心才稳，不然后果很严重。我们可是要靠他打胜仗呢，他如果长期陷在一种忧愁与悲伤之中，你说，我们这个仗还怎么打？！所以，你作为妇女队的最高领导，这个看似很不妥但却很重要的任务，就只有落在你的肩上了！”

　　毛泽东把话已说到这个份上了，曾志只好从命，或者说不得不领受这项特殊的任务。

（6）

　　思想问题疏通了，曾志也就可以放开手脚工作了。她还真不愧是这方面的能手，只有两三天工夫，就初见成效了。

　　曾志也是在风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志士。她原来的名字叫曾昭学，为了革命，她另取一个名，以“志”来代替，有“花木兰从军”之意。但是，在恋爱与婚姻问题上，她最初也是什么都不懂。

　　在她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见，她和夏明震的婚姻更草率，而且还显得天真无邪。

　　那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人很多，别人在讲话的时候，夏明震疲倦了，就倒在曾志的床上睡着了。散会的时候，大家都纷纷离去，忘记去叫醒他了。曾志在睡觉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他。

　　可是当他们醒来，却发现自己和一个异性睡在一起，这一下可让他们都慌了，像犯了天条似的，不知该怎么办了。曾志说，她已经“说不清”，夏明震说，既然这样，他就负责到底。这样，俩人就只好结婚了。

　　其实那天晚上，他们都是和衣而睡，根本就没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曾志想起这段经历，心里不免有些发笑，于是感叹道：“这人呀，别看它有多聪明，有时也很愚蠢，这主要表现在一点经验也没有的时候。”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那次他们偶然睡在一起，即使什么也没有干，但如果遇到的是不喜欢的人，那又会怎么样呢？其结果就不好说了。最糟糕的可能，就是女的不依不饶，男的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所以，曾志对给朱军长找对象这事，就得动脑筋了。他不能无的放矢，不然就会掉进泥坑里，那个后果比他和夏明震睡在一起还严重。于是，她把自己的行动好好地想了一番。

　　首先，她要知道朱德对妇女队的几个未婚女子哪一个印象最深，她才好去“进攻”，不然就是一次盲目的行动。所以，她第一站就是去找朱德，跟他闲聊，看他对妇女队的女同志，哪些人他有印象，那些人他认识，还能叫得出名字。

　　经曾志这么一筛选，结果是一个叫“康桂秀”的小姑娘，朱德的印象最深。

　　曾志问朱德：“军长，你觉得那个小康怎么样？”

　　“挺好的，人很勤奋，就是没多少文化，以后你们还需要多帮助她才是。”朱德随便说道。

　　曾志一听，心里有数了，于是她决定把意图告诉当事人：“给你介绍成对象，你乐意吗？”

　　“这个……怕不合适吧！”朱德听了后，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话题，使他马上想起了伍若兰。

　　可是曾志却说：“怎么不合适？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要冲破一些思想的束缚，这应该也是一种革命！”

　　朱德本来是在想伍若兰，但听曾志这么一说，也就没敢提这个名字了 ，只是喃喃地说：“她刚过去，我就急着去找，这对得起她吗……再说，小康和我之间年龄差距太大，她能同意吗？”

　　“这个你就甭操心了，我们已找她谈过了，她对你的印象很好，只是以后你见着他要主动一点！”曾志笑着说。

（7）

　　原来，这个小康姑娘此时还不满十八岁。

　　她是在去年一月陈毅在万安开辟游击区时，跟着那些矿工，在红军撤退时一起去井冈山的。

　　此时，她本人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在妇女队中，除了贺子珍、曾志、吴仲廉外，和康桂秀一起上井冈山的万安妇女，还有五个，她们之间的关系都很好，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但是，突然有一天，在饭场上，曾志趁只有康桂秀一个人时，就对她开始了“进攻”。

　　她直截了当地问康桂秀，对朱军长有啥印象。康桂秀说：“肯定是好呀，他很和善，还留过洋，知识很丰富，打仗也厉害。”

　　可曾志再往下问时，她也就说不出来了。

　　其实，这些话已够多了。可曾志还要往下问，这让康桂秀觉得奇怪。

　　她想，今天这个曾书记怎么这么多话，而且还全跟朱军长有关，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但曾志要的是别的感觉，而康桂秀却没有，这让她心里有些着急。怎么办呢？她想了一整宿，也没想出个办法来。

　　第二天，她把这个情况告诉贺子珍。

　　贺子珍想了一会儿，给曾志出了一个主意，采取对康桂秀“前追后堵”，不怕她不“投降”。

　　所谓“前追”，就是安排朱德与小康单独见面，要朱德把话挑明，让小康自己去决定，成不成，就得看他们的缘分了。所谓“后堵”，就是把小康那些姐妹全都控制起来，不让她们给她出主意，这样她就孤立无援，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好乖乖就范。

（8）

　　据康桂秀本人后来的回忆，是曾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找到她，然后说，朱军长很喜欢她，但是她没听懂，她毕竟才十七岁多一点吧，一些事情还不明白。但是，没过两天，朱德就主动找上了门，把事情挑明了。

　　朱军长本来就是部队中大家尊敬的人，随便来和自己聊并显得很热情，这对康桂秀来说，也觉得很正常，所以就没有防备。但是，当朱德把话挑明后，却把她吓坏了，其内心里马上陷入了一种困惑与不安。

　　首先是年龄差距，他们之间的年龄悬殊实在太大，细算起来，相差二十五岁，这比当时父亲与女儿之间的年龄差距都还大。

　　其次是地位差距，一个是妇女队里的普通女兵，一个却是要管几千人的一军之长。

　　此外，还有文化上的差异，她基本属于那种农村中靠体力劳动养活的人，没上过学，跟着红军后才认得一些简单的字，和那个刚牺牲的伍若兰比起来，可就差远了。

　　幸好当时康桂秀还不知道，朱德还是一个经历了好几次婚姻的人。如果她知道了，还不知道该有多大的心理承受压力呢。

　　所以，面对以上问题，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此时，她很想和她的那些姐妹们商量商量，让她们出出主意，看怎么办，但万安那几个同乡，却故意躲着不见她了。

　　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经过朱德诚恳地与她交谈，并把以前他如何吃苦如何辗转云南如何出生入死的经历都告诉了她，这才使她觉得这个军长也并不可怕，原来和自己的经历也差不多，这才愿意接近他。

　　就这样，为了红四军的安危，为了革命能早日成功，在曾志的开导下，康桂秀终于同意去照顾朱军长的生活。

（9）

　　结婚那天，供给处送来了一些打汀州时缴获的罐头，为朱德与康桂秀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婚宴就在汀州那个宽敞的辛耕别墅里举行，宣传队早就把鲜红的对联贴好了，在门口还挂了两个红色的大灯笼，门上也贴上了一个大大的“喜”字。

　　对联的内容，其上联是“革命夫妻风雨同舟”，下联为，“生死伴侣忧荣共勉”，横批“永结同心”。

　　据康桂秀回忆，来参加婚礼的人并不多，大概有十几个，他们是毛泽东、陈毅、谭震林等前委的领导们，此外就是妇女队的贺子珍、曾志、吴仲廉，那几个老乡没有来，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入座后，大家有说有笑，把戴着大红花的朱德和康桂秀推到台前，然后热烈鼓掌。

　　此时，朱德面带笑容，牵着小康姑娘的手，恭恭敬敬地向墙上的马克思、列宁画像鞠了一躬，再转身向大家鞠躬。

　　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今天是我们红军攻下汀州的日子，也是我们朱军长喜结良缘的日子，算是双喜临门吧！在这里，朱军长的年龄最大，是需要我们去关心的，但我们的关心毕竟是有限的，这个妇女队的同志们首先想到了，而且想得很周到。在这里，我代表前委，对她们表示感谢！”

　　陈毅在旁边笑着说：“我的年龄也不小了，啥时候也让她们‘想到’一下？！”

　　谭震林说：“和朱军长相比，你还年轻呢，机会多得很，不用着急！”

　　曾志却说道：“听我们家老蔡说，陈主任和那个叫什么的姑娘不是好上了吗？！”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陈毅故作惊讶。

　　“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欲盖弥彰吧？！”谭震林笑着说，“做了就得承认，是好汉，就得敢做敢当嘛！”

　　陈毅慌忙站起来，摆着双手说：“不要乱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他这一摆手，倒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可把大家给逗笑了。

（10）

　　一九二九年三月下旬，红四军终于摆脱了近两个月来所经受的困境，这使总部几个领导的心情突然一下就轻松了下来。

　　把朱德的喜事办了后，在陈毅的提议下，大家一起去乌石山游览了一下著名的云骧阁。

　　云骧阁建造于宋代，又名清阴阁。它临江而立，阁下就是龙潭，潭深而水流缓慢，四处奇石林立，被江水的湿气所浸润。附近还有古树数十株，或矗立石旁，或长于石缝，姿态各异，苍翠茂密。

　　这一天，他们都穿上了自己刚发的新军装，看起来都很精神，尤其是上了点年纪的朱德，此时也好像要年轻了一些。

　　在一石壁上，他们看见了“放生池”三个楷书大字，原来这是宋代的摩崖石刻，在它下面还有“淳熙丙午吉日”等小楷字体。“淳熙”是南宋孝宗赵昚时的年号，算起来也是公元一一八六年的事，距今也有七百多年了。

　　再看一处景色，马上令他们精神一振。原来乌石山高居城东，登阁远眺，城东石桥旁朝天城门那座古楼，与乌石山相对的八角亭阁两相辉映，形成了一种争奇斗异的态势。真是“危石横围阁，寒潭倒浸城”，“灯火龙潭下，扁舟系水湾”。

　　面对这一奇景，陈毅诗兴大发，随口就来了一句：

　　        闽赣路千重，春花笑叶红。

　　        败军气犹壮，一鼓下汀州。

　　“好诗，好诗啊！”朱德马上赞美道。

　　此时，毛泽东却没有兴致作诗，他是在想另一个问题，井冈山既然失守，彭德怀他们此时究竟在哪里呢？

　　当朱德叫“好诗”的时候，他这才回到现实中来，马上说：“败军？说得好啊，我们可是一路败到这里呢，所以不能被眼前的小小胜利冲昏了头脑，要再接再励，才能继续前进！”

　　此时，陈毅像个大姑娘似的，脸一下就红了，他真不好意思，一点小心思，都让毛泽东给看透了，而且比他还看得深。于是，只好尴尬地笑了笑：“我只是想驱逐一下被刘士毅撵得满山跑的那股恶气，没有别的！”

　　“还有那件大衣，也是一件法宝哟！”毛泽东诙谐地说。

　　这时，朱德的脸色却突然大变。

　　陈毅马上伸了一下舌头，用手示意毛泽东不要往下说了。

　　毛泽东马上就领会到，这对朱德来说是一种隐痛，如果没有伍若兰救她，那一次的结果还不敢说呢，可是伍若兰却牺牲了。

　　此时，两人都不敢做声了，好像小学生做错了事，只得站到老师面前表示悔过。

　　朱德理解他们的心情，马上恢复了正常，然后把话岔开：“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彭德怀的红五军来人啦！”

　　毛泽东一个激灵，马上问：“好久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你这两天很忙，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朱德说。接着，他说了彭德怀他们的大致情况。

　　陈毅一听，兴奋起来：“那，我们可是双喜临门呢！”

　　毛泽东却神秘地说：“岂止是双喜，还有一喜呢！”

　　“还有一喜？”陈毅疑惑地看着朱德，问道。

　　朱德却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毛泽东见他们都愣着，于是说道：“国民党内部终于打起来了，蒋介石对李宗仁已翻脸，他命令朱培德率领赣军为第一路军由九江进攻武汉；刘峙率领他的嫡系作为第二路军在安庆、芜湖一带跟进，沿长江逆流而上去攻打武汉；韩复榘率第三路军从河进逼武汉。”

　　朱德说：“这可是个好机会呀，他们打起来了，正是我们发展壮大的好时机呢。现在，我们可以把赣南、闽西交界处的这二十多个县，用来发动群众，建立公开的苏维埃政权以形成第二个割据局面，让它同湘赣边界的割据连在一起。”

　　“这才是喜事，而且是大喜特喜。”陈毅高兴地说，然后又补充道，“如果这样说，那就还有一喜呢。”

　　毛泽东和朱德都懵了，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喜”。

　　只听陈毅说道：“红四军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又筹措了五万大洋，每人都换上了新军装并且还破天荒地发了几块大洋。难道这不是一喜？”

　　朱德连声说：“算数，算数。我们可是四喜临门啰！”

　　正高兴间，只见朱云卿来了，他说：“你们让我好找呀，原来都在这里。”

　　毛泽东开玩笑地问：“参谋长大人，有何贵干呀？”

　　朱云卿却说：“大人可不敢当，我是来请示下一步的行动。”

　　毛泽东却反问道：“彭德怀那边已派人过来说，他们已攻下瑞金，要我们去会合，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朱云卿心领神会地回答道：“西进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