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传说（二）167-208
传统文化的归宿
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很多，但最为本质的东西只是那么几个人的几点想法而已，这几个人的几点想法后来的被宗教化也正说明其在当初就有着自欺欺人的本质。
马克思曾将宗教说成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鲁迅的《拿来主义》曾将这些东西比喻成要被送到药铺里去的鸦片和要送到博物馆里去的烟枪、烟灯，这些东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也似乎的确在药铺和博物馆里摆放了一段时间，但近年来却又被一些好事者以复兴文化之名请了出来。于是孔丘在周游列国之后又开始了周游世界，老聃在帮助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之后又在准备帮助联合国统一地球，释迦摩尼则更在许多的旅游地被有闲或有钱的人们耍着猴儿，都很是忙碌。为此，鲁迅一定在坟墓里敲击着棺材板，但这对倒鲁的人们来说正是值得庆祝的好事；说过“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李太白更会后悔自己酒后的失言，虽然这并不是很重要的事。
最近，孔丘又被铸成铜像立在了国家博物馆的北门，这对于主张复古的人们来说也正是值得庆祝的好事，但铜像所立的位置只是国家博物馆的北门外的广场上却又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也不知孔丘是不是因为再一次地登上了什么山而小了什么地方才又回到了这里，也不知在不久的将来，是否老聃和释迦摩尼在忙完了手中的事业之后也会到这里来与之聚齐，因为或许也只有这里才应该是他们共同的归宿。
但除此之外，儒释道之类的东西对有些人或许也还会有一点用处。首先是要识字读书的儿童，但千万不要让那些已经死去的词语震慑住他们幼小的灵魂并夺走他们的天真与活泼。其次是要训练思维的青年，但千万不要让那些绕来绕去的线团束缚住他们的精神并夺走他们的热情与豪迈。千万不要让他们误认为这些东西是可以用来指导他们今后生活的法宝，而要让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只是为他们接种的疫苗。否则，我们就又要来“救救孩子”了。
再其次就是那些文艺家或许可以拿它们来作为自己进行文艺创作的思想基础而拉开文艺与生活的距离，将人们从现实的繁杂中解救出来一会儿，让人们通过欣赏文艺得到某种精神的安慰，正如同是吸入了鸦片或注射了可卡因一般舒畅。也只有在这时，传统文化才能显示出其特有的魅力。
如果说文化应该是有益于人类发展的进步的东西，那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就无一例外都是阻碍人类发展的反动的东西。孔子的“克己复礼”、老子的“小国寡民”和释迦摩尼的“南无阿弥陀佛”都是“反者道之动”的反动，只不过是一个比一个走得更远罢了。但我们有时也的确需要这种反动来助推。首先是因为这些非理性的感情用事可以创造出一种神秘的美感，其次是从反现实到反社会再到反人类，也正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不时会拥有的情绪。这情绪积聚到一定时候是非要发泄一番不可，于是便需要有一种特别的方式或渠道，于是文艺便产生了。
带有反现实、反社会以至于反人类性质的文艺或许就是鲁迅所说的姨太太之类的东西吧。比如中国的旧体诗，虽然看上去自然也是很美的物事，但其实却是个烂泥塘；整天的之乎者也或哎哎呀呀，连生活本身应有的意义也被遗忘掉了。但鲁迅的话说得实在太过于含混，所以很多人至今也没有将这些姨太太们遣散，而是时不时就要将其抱在怀里来自慰一番，实在是很危险的事。因此也正如鲁迅所说，如果不是可以跳出如来手心的孙大圣，这诗还是不去做的好。
传统文化对于那些文艺上的复古主义者用处是最大的了。他们正可以依仗着之乎者也或哎哎呀呀来哗众取宠，让人们以为只有他们才是文化的拥有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或许只是为了精神的自慰，但也不排除有的人还会别有用心。他们厚古薄今或借古讽今，今天要回归自然，明天要回归古典，后天又要去天人合一，最终都不过是要开历史的倒车。他们今天说明清好，明天说唐宋好，后天还要说商周好，但住得却是豪宅，开的却是名车，还要一会儿巴黎一会儿纽约的乱跑。好在他们帮闲的热吻所遇到的经常是冰冷的屁股，好在他们的叫嚷还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响应，好在对于他们来说退路还是较为广阔的。大不了就去搞流水作业来批量生产好了，而只要有了钱，那鬼或许总有一天会自动找上门来推磨也说不定。
文化作为一个概念其含义或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即便当人类到了不发展就无法继续存在的时候，作为维持人类存在的传统文化也并不会完全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们还或许可以成为新文化得以生长的肥料。现在的演艺界是被称之为娱乐圈的，因为能被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实在太少。这样的娱乐圈也不仅仅存在于演艺界，将诗书画当成娱乐的人都不在少数。但既然是玩也就终有腻的时候，“五百年必有王者出”，我们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好了。
来一个！再来一个！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本只是个规定，无论印成册子或写成标语都只是严肃的宣教。但如果我们分行断句地将这几句话排列一下而说它是一首诗也没什么不可以，如果我们再将这几句话用笔写出来而不是用电脑打出来而说它是书法也还是没什么不可以，更不要说我们还可以将其谱上曲子来歌唱而使其成为音乐了。被谱上曲之后的被反复歌唱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反复并不等于重复，正如同在修辞学上反复是强调重复却是累赘一样。
宣教艺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繁荣的时代，甚至可以说宋元以前的中国艺术史都只是宣教艺术的历史。所宣教的内容虽然由统治者的倡导来决定，但也不外乎儒释道之类。如果说没有那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是不希望社会之长治久安的，那儒释道就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学说。不过相比之下儒家的学说似乎更为受宠，而释与道常常只是个陪衬而已。也因此释与道也就渐渐地从统治者的把握中游离出来成为了与宣教艺术相对抗的怡情艺术的内核。如果说宣教艺术是要寓教于乐的话，怡情艺术却是在寓乐于教，走的正是相反的路。
怡情艺术是在宋元以后才得以发展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历史发展到相当于中国之中世纪的宋元时代，人们被封建制度压抑得太久了。特别是像苏东坡和米芾那样的文人开始有了更多的闲情逸致，他们要选择一种方式来发泄，先是诗词，但更方便的是书画，再然后还有小说、戏剧等等，都是很好玩儿的游戏。他们是在玩儿，但要玩儿出与官场上不同的花样来。于是他们要么佛，要么道，要么先佛后道，要么先道后佛，要么佛道两兼，却绝不儒。他们要玩儿出精神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虽然也仅仅是让自己与现实远离了些许。
到了明清时期，以书画为代表的怡情艺术又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当艺术与市场结合起来之后，伴随着石涛的还俗和八怪们在扬州的上市，职业的书画家出现了。但随之而来的也便是艺术的堕落，石涛的还俗已然透露出艺术要才出虎口又入狼窝的消息，八怪们的奇崛大多更是几近于欺世的杂烩。此时艺术的认钱为亲和唯钱是用和娼妓并无不同，但这也正是艺术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正如同当今的艺术家要想大成功也必须上交贪官下交奸商并利用各种媒体来进行炒作一样。
齐白石的似与不似之间所选择的是石涛与八怪们之间的一种状态，即既不媚俗也不欺世，既不虎口也不狼窝，既不儒，也不佛与道，是一个老人又是一个小孩儿，既很聪明又很糊涂，等等。这或许是很高妙的状态，但也实在是很难把握的。他虫的太似虽然被不似的草化解了些许，但中流砥柱的太不似却没能被似的太阳消除半分，虽然这些媚俗与欺世并不是其作品的主流，但也仍然是他的遗憾和耻辱。
将一幅画画上许多遍是从郑板桥开始的，仅仅靠着几笔兰竹就可以永垂不朽也实在是个奇迹。当然除了画之外还有他的书和诗，而靠着题诗落款将原本大同小异的画区别开来正是中国文人画独门的绝技。有了这几近于骗术的独门绝技，中国的文人画家们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来上市捞钱了。表面上件件都是绝世的孤品，实际上都是流水线批量生产的行货。其中除了齐白石的虾和徐悲鸿的马，还有许多类似的东西。
在音乐会上，乐队可以将一首乐曲演奏一千遍，演员可以将一首歌曲演唱一万遍，因为那是音乐。在卡拉OK歌厅里，即便缺五音少六律也可以从前半夜唱到后半夜，因为那是玩儿。到了卡拉OK的歌厅里，如果谁再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上一遍也没人说什么，因为那是玩儿，而且也还算得上是一种怀旧。但如果在谁唱了一遍之后谁还要来一个再来一个，那就不仅仅是偏执，而是要离神经的分裂不远了。
2011-01-17
谁是神仙？谁是魔鬼？
虽然我们都可以是无神论者，但又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即神作为一个概念既然存在也就必有所指，而且其所指的又不能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事物，因为不存在也仍然是一种存在。神与仙，魔与鬼，神仙与魔鬼，都属于此类。它们自然都出自于人的想象，但人之所以会做如此的想象必有其原因。或许它们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超出一般的特殊，是某些人的一种理想和境界；或许它们都已不再是人性，而被某些人升华成了非人性，但同时或许也就是人生的结束。
“至人无己”，是近于仙的人，既然己都不要了，功与名自然也没有了，于是老聃出了关。“神人无功”，是近于神的人，虽然功没有了，但名和己还是要的，于是庄周作《逍遥游》。“圣人无名”，尽管名没有了，但事还是要做的，于是孔丘便在周游列国的同时做了教书匠，而且最终名利双收。孔丘是老聃的学生，因此虽然最终成了圣却是险些成了仙。鲁迅也有圣人之名，而且据说也是获了不少的利，但与孔丘不同的是在成圣的同时却险些变了鬼。说鲁迅险些变了鬼并不是因为倒鲁者所分析的那样有一个阴暗的人生或者是一个汉奸，而是因为虽然他一生所追求的是民主和科学，但所推崇的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魔鬼一样的诗人。但推崇不过是推崇，做却是做不来的，于是就有了在被通缉的时候走为上策和溜之大吉，或在战事紧张时住进租界和炮弹打过来时躲进书店等等，都因为圣人也还是人的缘故。
而且，神仙与魔鬼因为都是并不存在的存在，所以其所包含的意义也就不是很清晰，但他们在喜爱独立与自由上却是一致的。如果说人类是社会型的动物，因此喜爱秩序是人的本性，那神仙与魔鬼的喜爱独立与自由就是反社会和违背人的本性的。神仙或许更善良，在人世上追求不到自己的理想就走掉，而魔鬼却是更勇敢，正所谓“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伟大者和幸福者”！而自称“苟活者”的鲁迅顶多也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了。
也正因此，在绘画上的最高境界被说成是魔境，那是要让作者和观者都要为之着魔的。于是便有了
最近又有人在研究用幻化结构来解释宇宙以追求科学的最高境界，让人感到要被数字压迫得喘不过气的同时又想到如果社会科学是神仙的话自然科学就是魔鬼、如果艺术是神仙的话数学就是魔鬼、如果东方人是神仙的话西方人就是魔鬼等等诸多的新命题。在这里神仙或许总是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魔鬼却总是要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神仙要将人脑变成一桶浆糊而魔鬼要将人脑变成一台机器，两者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中国人或许是太过于相信命运了因而对数字大都怀有者一种恐惧的心理，只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不得不数字化起来。比如中国的画家们在落款时所写的时间总会是农历的某某年某季，连月份都不用数字而用花名来表示，更不要说还要阳历还要阿拉伯数字了。西方人对数字一定是有着某种依恋，画家们在作品上所标注的时间自然都是阿拉伯数字。更有甚者如德国十六世纪的画家AlbrechtDure还要在作品上借着年号弄出一个欧洲最早的幻方——四阶幻方来，真可以和宋徽宗的画上题诗媲美了。
但现在，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中国人对数字的恐惧当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过程。上个世纪的国画家以阳历落款大多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到了
裸捐：热嘴唇遇上冷屁股
裸捐大概是继裸奔之后流行起来的新词语，但据说举起这杆大旗的企业
但也有人说那是因为他的太过于张扬，为了出名而频频的在各种媒体上露面是很让人讨厌的。但不知这样想的人有没有想过，这世间除了利与名之外还有什么，
“圣人无名”，但那说的是圣人，而且即便是有着圣人之名的孔丘和鲁迅不一样也是青史留名了吗？而且据说在生前就已经是名利双收了呢。杀身成仁是为了身后名，苟且偷生是为了生前利，名利双收或许是最好的结果，但能两兼者并不是很多的。
“神人无功”，但名是一定要有的，虽然最终也很有可能是一无所有。神人者，天人也，不追求最终的成功而只专注于过程，往往沉溺于自认为神奇美妙之一处而不能自拔，正所谓迷途而不知反者也。真正的文化人如此，真正的艺术家尤其如此。但据说好名却是文化人与艺术家最大的弱点，名又往往要与利相伴而行，所以真正的文化人和艺术家的同样不多也就不足为怪了。但也并不像某提倡艺术共产者所言只有儿童的涂鸦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因为那样艺术也就真的只能后现代与后后现代了。裸捐之前的裸奔，也正是艺术家们要杀身成仁的方式，名之为行为艺术，但在世俗的人们看来却是近似于胡闹的。后现代主义和后后现代主义大都同属于此类。
但无功又怎么能有名，不媚俗和欺世又怎么能成功呢？于是更多的艺术家选择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他们要么复古，但所复的古顶多也不过是唐宋，并没有去画连七窍也没有被开出的混沌；要么创新，但所创的新顶多也不过是现代，虽然缠绕出了几个波洛克的线团儿但也还没有去搬弄杜桑的尿具。他们只是将何仙姑画成半裸，要么即便是将伏虎的美人画成全裸也还是要用一缕红绸将其敏感的部位遮住，要么即便是一丝不挂也还是要将两腿闭拢得很紧，更何况还都只是画在画上，而他们自己却是要衣冠楚楚的呢。他们只是将西画的一些元素嫁接到国画上，要么即便将江南画成了几条直线也还要平涂上一片绿色，要么即便将黄山画成了几条曲线也还是要洒上几个光点，更何况他们还大多都有着专
那些后现代与后后现代便不同，一丝不挂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裸奔不必说了，那些画在画上的就不仅要雌雄同体还要用雄性的两手将那雌性的两腿掰开，或者还要人兽同体，甚至还要用阳具在女人的体内作画，那就不仅要搬出杜桑的尿具而且还要搬出某某的马桶，不仅要将波洛克的线团儿绕成一团乱麻，还要继李可染的祖国山河一片黑或祖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再来一个地球世界一片黑或宇宙乾坤一片红了。在这之后他们虽然也可以因为有头脑进水的国内藏家和别有用心的国外买家偶尔的光顾而获利或名噪一时，但最终一定会如同天上的彗星，看上去非常美丽却不过只是一团宇宙的尘埃。
主张艺术共产的人一定是提倡艺术之裸捐的，但如果要裸捐的都是这样的货色又由谁来接受呢？相比之下或许还是通过文化的企业化让它们在市场上去永久流浪着的更好。文化或许只是生活的装饰，艺术或许只是有趣的游戏，对此还是不要太认真为好。
老婆还是别人的好
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也的文化。“学而优则仕”，读书为做官，升官就发财，发了财就可以三妻四妾，当了皇帝还可以后宫三千，将天底下的美人儿都归自己所有，这就是所谓的封建吧。于是有江山美人之辩，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儿还是爱美人儿更爱江山二选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于是爱江山就成了手段，爱美人儿才是目的，以也字来两兼便成了骗人的鬼话。
怀旧是中产阶级的偏爱，复古是文雅之士的癖好。怀旧者所怀的是未死的旧，比如旧上海，比如五十年代，至少从他们的爸爸、爷爷那里还能有所耳闻。复古者所复的却要遥远得多，至少是明清，大多是唐宋，更有甚者是春秋战国，但现在似乎又在升级，连七窍未开的混沌也被挖掘出来了。但别说让整个社会倒退到春秋战国去不可能，即便是倒退到宋元明清去也是妄想，于是在复古之后又有了复兴，而所要复兴的也只是文化了。
但从广义上讲又有什么不是文化呢？精华是文化，糟粕也是文化，经济是文化，政治也是文化，……于是便有了古典和新古典。新古典的新或许所指的是自认为的古典，比如明清的只有八大，唐宋的只有杜甫与辛弃疾，春秋战国时的只有屈原与老庄等等。但一到了老庄也就到了孔孟，于是被五四运动打倒了的儒教又从地底下钻了出来，文化在企业化的同时又有了政府化的倾向。于是江山美人儿之辩便有可能成为美人儿江山之辩，手段与目的便也随之来了一个颠倒。
尊孔或许是复古主义者的所思却未必是新古典主义的所想，新古典主义所热衷的只是老庄的道，儒学虽然也古典但太过于实，佛学虽然也古典但太过于虚，只有道学的玄妙才能更容易将水搅浑以便于浑水摸鱼。但问题却出在得了鱼之后还想熊掌，反民主是说不过去的，于是便反科学，理由是要环保，一不留神却被海啸卷了进去，也只好摇身一变而从传统文化的保卫者变成了孔孟之道的阐释者。
现在，随着传统文化的进入校园，学生们又要跟着老师们一起来摇头晃脑了。但“人之初性本善”是传统文化，“人之初性本恶”也是传统文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也还是传统文化，要想将这些东西给小孩子们讲清楚也的确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如果只讲“性本善”而不讲“性本恶”，自然是会像钱文忠先生所说的那样要有90%的人在走入社会之后吃亏，但如果在讲“性本善”的同时也讲“性本恶”也未必不会有10%的人在走入社会之后犯罪，因此或许还是不要让人们过早接触这样的传统文化为好，尤其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已失去了联系的现在。没有了这些所谓的传统文化，鲁迅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因此不仅将其减少是应该的，将其全部删除也并不为过。中小学的主科只应该是科学，其他的一切都是选学的副科才好。
但传统文化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因为社会需要发展，发展靠的是创新，创新需要继承，继承需要传统，传统是一个永远都删除不掉因此也无须谁来保卫的存在。但这是在此方面有特别才能的人所要干的事，他们自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变副科为主科，变业余为专业。他们会以理性的眼光来观察，以清醒的头脑来分析，既不会因执着于“人性善”而吃亏，也不会因执着于“人性恶”而犯罪，更不会变成到书中去寻找“黄金屋”和“颜如玉”的呆子。他们所创造出的新文化将是对旧文化的超越，再超越。
“均贫富”虽为小农意识，却也是人类追求了几千年的理想，但现在似乎是越追求越遥远了。如果共有“黄金屋”都如此艰难，共有“颜如玉”就真的要“难于上青天”了。好在我们已有了陈光标这样的慈善家，好在人类已经可以登上月球并将要登上火星了，因此离共有“黄金屋”和“颜如玉”的日子怕是不会太远了吧。
让主张绝对平等的人最为头疼的也同样并不是“黄金屋”而是“颜如玉”，因为不论是美元还是英镑，都是本质决定现象的东西；而人的长相却正相反是现象决定着本质。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于是只好通奸或嫖妓；但至少在中国，这已经离犯罪不远了。西方美人儿的金发碧眼是东方男人梦寐以求的，东方美人的温柔贤惠也可能是西方男人梦寐以求的，于是混血；但混血之前首先要混居，这至少在中国还不是太容易做到的事。西施的事好办，东施的事难为，于是整容，虽然要因此受苦，至少在现在弄不好还要将性命也搭进去。要解决好这些诸如此类的事，所需要的自然只能是社会的进步，而社会进步所需要的也只能还是民主与科学。
2011-01-22
谁来救救孩子？
鲁迅在中学语文中的被减少让挺鲁的人很恼火，但其实这减少应该变成删除才对。原因有三：一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并没有几个人欣赏得了；二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并没有几个人理解得了；三是作为革命家的鲁迅并没有几个人能接受得了，因为他所诅咒的那些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然还有着些许的残留，但其影响力也已经是极为有限的了。虽然鲁迅还可以被某些欣赏得了、理解得了和对那些文化深恶痛绝到不将其斩草除根、不让其断子绝孙不罢休的人继续地坚挺着。
但这样的坚挺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在鲁迅被减少的同时，《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东西最近又悄然地被捧进了小学校园，那些小学生们又要跟着他们并不老的老师们摇头晃脑起来了。救救孩子？我们或许还要再一次发出这样的呼声。
如果有小孩子掉进井里了，任谁都可能要伸出手去相救，也不论那孩子是你自己的还是与你毫无关系的，也不论那孩子是有钱人家的还是没钱人家的，就因为你是人的缘故。当然你也用不着跟着跳进去，因为那井也许很深还有很深的水，或者是一口枯井却有着坚硬的底，也许不仅没有救出孩子却连自己也搭了进去。你只需要大喊几声或打一下求救电话，总之你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就因为你是人的缘故。
但将那小孩子从井中救出来之后我们却要做更多的事情。一是看看那井是一口正被使用着的水井还是一口废弃了的枯井。如果是前着，我们便要考虑是否要给它安上个栏杆并在一边插上个“儿童不宜靠近“的牌子。如果是后者，我们就要考虑是否将其填埋，或者至少要将其盖住。当然除此之外就要看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们到井边去玩耍，尤其不要以为那是个藏珍聚宝的好地方而毅然决然地跳下去，尤其是那些连“儿童不宜靠近”也还读不懂的学龄前。
这些“儿童不宜”有些是不需要谁来教导的，趋利避害是所有动物的本能，除非那井里有个长得与他的母亲一样美丽的魔鬼向他招手，否则这样的事便几乎不会发生。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正是这样的一口枯井，虽然井边上还五颜六色地开放着些许花朵，却正如同恶魔张着口，这对于某些成年人来说也许正是一个解闷消愁的好去处，但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却充满着危险。一旦落入其中，便会失去人生之最为宝贵的东西——自我，而自我一旦失去，也许便再也找不回来了。“至人无己”，没有了自我的至人除了与世俯仰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所谓回归自然，不过是去做自然的奴隶；所谓天人合一，是还要助纣为虐的。
除了要将这枯井在中小学校中填埋掉之外，应该和鲁迅一起被删除的的东西还有许多，比如朱自清和徐志摩等等。这样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们也就都不必为那“亭亭的舞女的裙”、“刚刚出浴的美人儿”和游逛红灯区一样的《沙扬娜拉》、做贼偷情似的《再别康桥》而困惑了。一朵花为什么是美丽的，是并没有谁能说清楚的事。同样，一个女人为什么美丽也是并没有谁能说清楚的事。向一个未成年人进行所谓的美育教育，那是某些成年人的自以为是和别有用心。青春期一到，什么事情就都昭然了，用不着太多的废话。要教育的只是更多的生理和法律，因为那是一些科学的知识和社会的契约，是人之本能以外的东西。
被删除的东西或许可以作为副科存在，那是为一些在这些方面有特殊爱好和特别才能的学生准备的，如果这样的学生还并不是很少的话。如果相反，那就连这样的副科也可以去掉，因为那些极个别者自可以找到自己的空间，只是未必在校园里而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学校已逐渐成为一个服务性的机构，学校里的老师所肩负的责任或许只是授业，即科学知识的讲授和生活技能的培养，除此之外也实在是干不了什么的。
也只有这样，人的自我才不会被太多的扼杀；人的独立精神才不会太多地受到摧残；而只有这些才是人在成年后最为宝贵的财富。只有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尽可能地将自己的个性解放出来，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我们的社会才能实现即丰富多彩又井然有序的和谐，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救救孩子！也许那些正在将孩子们推向枯井里的人们也是这样喊着的，但真正能救救孩子的却是能将那枯井填埋起来的人。尤其是当这样的枯井被设置在孩子们身边或周围的时候。
2011-01-24
孔子与耶稣：相逢何必曾相识
《史记》云：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
这当是对孔子身世最为权威性的记载，但也或许是司马迁最为粗糙的文字，其中也就自然有问题要让我们来讨论了。
既然父亲已经以祖父的名为姓，孔子何必又要再去姓曾祖父的姓呢？或许曾祖父是因为在宋犯了什么事才来到鲁所以才将姓隐去的吧？而到了孔子的时候是不是这姓又可以恢复了呢？还是因为是其父母“野合”的私生子,而且一生下来其父便死了而其母不仅没能被夫家接纳,而且还既不想将此事公开又不想让儿子没了来源，于是便让儿子姓了曾祖父的姓呢？或许孔子在小的时候姓的还是母亲的姓，到了长大之后才姓了曾祖父的姓吧？或许小的时候姓的是叔或叔梁长大之后又姓了孔吧？至于为什么最终还是姓了孔大概是因为孔姓是更为高贵的姓氏吧？这与现在某些人的寻根问祖来不来就自己是什么人的多少多少代孙是不是有一些类似呢？
“野合”在今天的意思是要在野外完成性的交合。为什么不是在室内呢？或许是不具备那样的条件吧。那时候的人们一定不会像今天的人们那样可以到处开房间的吧。但即便是在今天，“野合”的事也不是不会发生，尤其是当那些年轻的人们情之所至或情不自禁的时候，是不会考虑许多的。或许在野外来交合会另有一番滋味吧。不是有的人还要到月亮上去度蜜月吗？在失重的状态下做爱，那实在是太浪漫，也一定会更美妙的吧。只是不要用尽了氧气死在那里就好。
据说尼丘只是一座四面高中间低的小山，也不知是因为很像个盆子还是上面住着个什么神仙，总之想生孩子的人们都要到那里去，至于是到那里去祷告还是到那里去“野合”就很难说了。但从孔子的父母是“野合”生的孔子而且还要孔子以丘为名以尼为字来看这事情发生在尼丘这座小山上是不会有太大疑问的。或许他们本来是可以按规矩办事的，但也是因为情之所至或情不自禁便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做起来了吧。或许他们只是偶遇于游春的途中便一见钟情了吧。或许那只是一次淫邪的放荡吧。或许那只是一次野蛮的强暴吧。但正是因此为中华民族生出了一位圣人来，这或许正是上帝的安排。
有人说这里的“野合”与我们今天的“野合”不同，所指的只是年龄悬殊的男女之间的结合，而孔子的父亲正是比孔子的母亲大着许多岁的老头子；或者顶多是今天的所谓未婚先孕而已。但孔子为什么要对父亲墓地所在的地方表示怀疑，他的母亲为什么又要讳言呢？或许这样说是为了要让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变得更加伟大吧。但其实这种掩饰是一点必要也没有的，连耶稣不也是弄不清自己的父亲是谁而被其母玛利亚生在马槽里的吗？而所谓的圣母玛利亚是不是与孔子的母亲有着同样的遭遇呢？这或许才是上天最好的的安排，孔子和耶稣正是东西方很好的一个配对儿。
所谓“圩顶”就正如要引诱人出轨的尼丘，是头盖骨在出生时还未长好造成的奇形，但大多是并不会维持长久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快就会被填平和封闭起来。所谓“长人”又正如让人望而生畏的孔（大也）丘，则是生长素分泌过剩造成的怪状。这或许正是其最终能够让人感到“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原因。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将孔子想象成一个美男子。因为长得与恶人阳虎相像而被匡民围困至少说明孔子的形象并非像后来的画像和雕像那样慈眉善目。如果当时的儒者已成为中国最早的帮会，孔子的形象或许还会与当今黑社会的老大差不多也说不定。不然，他又怎么敢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去到处周游呢？
与孔子相比，作为西方人之上帝的耶稣或许要正常得多。从都灵裹尸布上的影像看既有点像卡尔·马克思又有点像本·拉登，而这两个人虽然身份很不同但却都算得上是美男子。但又有人说那只是画家达·芬奇所开的一个玩笑，而那上面的形象正是画家自己；如果是真的，这或许是耶稣有史以来所蒙受的最大羞辱。相比之下孔子的遭遇或许还会好一些了，虽然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倒但最终还是又被立了起来。或许有一天孔子的雕像还会被立到耶稣的门前去，那才算得上是伟大的会师呢。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也许见面的时候会一见如故也说不定。
2011-01-24
国家博物馆的过去与将来
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如果没有革命二字，中国历史在广义上可以包括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但因为有了革命二字的加入，这一概念就被极大地限制住了。因为这里的革命所指的应该只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由国民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便可以将其外延扩大，也只能再将后来的文化革命和经济改革包括进来，至于发生在大清朝的戊戌变法也就未必了。甚至如果再狭义一些的话连国民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可以排除掉，因为那样的博物馆自然应该由国民党去做，除非国共两党重新联起手来，但这似乎已经是十分渺茫的事了。
既然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所收藏和陈列的就应该只是中国革命历史的文物，所研究和讲述的也只能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但不知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还是经济的原因，至少从二十世纪的末期开始那里所收藏和陈列的就经常是人类进化的文物，所研究和讲述的就经常是民族发展的历史了。这不伦不类的结果自然会造成对中国革命这一段历史的淡化，即便是出于经济的原因，所产生的却无疑是政治的结果。于是，便有了将其变成国家博物馆的事实。国家博物馆是一个更为模糊的概念，或许国家二字所指的只是其属性，对其所要收藏、陈列的文物和研究、讲述的历史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
但无论国家博物馆的外延如何阔大，既然是博物馆，所要做的事就应该只是收藏、陈列文物和研究、讲述历史。但因为其所属为国家，对文物的收藏和陈列就当然要由政府来做经济的支持，对于历史的研究和讲述就当然要由政党来领导。在当今的中国是只能如此的。也因此，虽然这里要展示的一定不能是美国的历史，但在门前将孔子的雕像立起来却是很正常的事了。
虽然也许有人会说博物馆所收藏和陈列的应该是文物，因此门前所立的就应该是司母戊鼎之类永久性的东西，但这或许是因为太过于天真，对中国太缺少理解了。在中国，要将事情做得很纯粹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孔子的雕像算得上是用来宣教的艺术，虽然在遥远的将来也许还会成为文物，但至少在现在也只能是政治的工具而已。将艺术与文物混为一谈的结果不过是浪费一些金钱，将宗教与科学搅在一起或许却是政治的需要。今天立起来的东西明天却可以再让它倒下去，历史正是这样被折腾出来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折腾，李可染的《长征》也可以拍到上亿。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折腾，社会才得以维持，各色人等才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是建立在浑水摸鱼之基础之上的，其玄妙的程度或许也不过如此。
或许国家博物馆开馆时所推出的第一个展览还会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展览吧。或许其中还会有对中国革命文物的更大量的收藏、更永久的陈列和对中国革命历史更详尽的研究和讲述吧。虽然这一段历史中也有着诸多的昏暗，但也不会因此而抹杀掉那诸多的辉煌吧。在展览那些辉煌的同时也一定不会忘记展览那些昏暗吧。也许正因为有了昏暗的衬托，辉煌才更能显示出美丽来呢。
虽然历史更需要的是真实，但也许更详尽的研究和讲述是不会有的，因为太详尽就意味着太清晰。至少对于有些人来说下水的目的或许并不是为了过河而只是为了抓鱼，“水至清而无鱼”，所剩下的就只是可以摸一摸的石头，而河的那一边也许是什么都没有的。也许更大量的收藏和更长久的陈列也是不会有的，因为新的一代人对于那些打打杀杀和偷偷摸摸未必感兴趣。而且那样的收藏和陈列是要经济来支持的，虽然政府可以买单，但企业未必来赞助，当事人的利益也就没有着落了。或许偶尔的展览是一定会有的，否则的话就会有人在面子上过不去，就因为那还是一个国家博物馆的缘故。
好在民间还有着许许多多以娱乐为目的收藏家在，其中还有不少人对红色文物有着极大的偏爱。好在民间还有着许许多多以揭露为己任的史学家在，他们自然会还历史一个本来的面目。网络论坛为人们的发言提供了一个较为自由的平台，文化的企业化更让民间博物馆的存在和发展成为可能。如果国家博物馆永远都是一个例外，那它能不能永远的存在也就是一个问题了。
文学家：浪子回头金不换
将语文一词扩展为语言文学是很普遍的一种作法，所以中文系又称中国语言文学系。但这里的文学应该是广义的，一旦被狭义的文学所代替便会产生误解，仿佛语文课学好了就可以成为文学家了。于是我们中小学的语文教材便被这样那样的文艺作品充满了。
既然是范文，也就应该是名作，所以鲁迅来了，朱自清和徐志摩也来了，郭沫若和李健吾也来了。但那些东西原本都是给成人看的，现在一下子都摆在了小孩子们的面前，对于这些小孩子们或许就只能是一场灾难。许多文艺作品的欣赏要以足够的悟性和修养为前提，也就是说即便是成人也未必可以将所有的文艺作品都领会，更不要说还要面对鲁迅的深不见底和朱自清、徐志摩之流的神秘和诡异以及郭沫若的疯狂和李健吾的隐蔽了。最终的结果便只能是老师们讲着的是连自己也未必明白的天书，学生们听着的是终生都会百思不得其解的鬼话，最终都不由自主地厌恶起语文来，而鲁迅更成了让人色变的妖魔。鲁迅的文艺救国至此也只好以失败而告终。
韩愈的《师说》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这说的是成人之师而非童子之师。“彼童子之师”是那些“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但所授之书为什么书古今是不一样的。古人所授之书是《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四书》、《五经》等等，那是因为读好了便可以做官，做了官便可以发财，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还可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虽然当今的社会是市场经济，但要让孩子们在成人之后能够适应这样的社会并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这些所谓的传统文化在更多的时候是只会帮倒忙的。
我们要授给孩子们的书一定是能增加其科学知识和生活能力的书。前者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等，后者包括生理、心理、自理、法律等。“习其句读”便是学习语言，作为一种学习能力也是一种生活能力，当为语文课教学的首要内容。作为学习能力的“习其句读”首先是一种阅读能力，是为了学生可以读懂所授之书；其次是一种表达能力，是为了学生可以准确地表达出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的感受，以便于和教师、家长、同学及社会的沟通，并为自己的行为奠定理性的基础。当然对于语言的学习还应该将外语的学习也包括进去，并且至少应该在两门以上才好。
除此之外的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等都应该是副科，是为那些在此方面有特殊爱好和才能的孩子们准备的。文学和艺术的才能或许会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政治、经济方面的才能或许要到青春期过后才能有所表现，而历史、哲学方面的才能或许还要更晚一些，而且距离普通人的生活也就要更遥远一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切都会与人们生活联系起来，只不过其联系的方式或许会有深度与广度的不同。
在古代，让孩子在长大后升官发财是家长们的愿望，做教师的也便顺水推舟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股脑地往孩子们的头脑里灌。后来，虽然四书五经变成了学好了便可以走遍天下的数理化，但让孩子在长大之后成为文学家又成了家长们愿望外的愿望，办学校的也便顺水推舟将鲁迅、朱自清、徐志摩等等一股脑地往孩子们的头脑里灌。再加上被统一了的政治、经济和被歪曲了的历史、哲学等等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搅拌在一起，弄得现在的孩子们比起古代的孩子们还要沉重，想不一团浆糊也只能一团浆糊。于是他们进入社会之后，就只能再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来重新学习，等到大脑终于恢复了常态之后或许也已经头破血流了。
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一部分是那些的确有着很好的天赋的孩子，他们的头脑即便已被搅拌成了浆糊但只要一走出校门就会重新变得澄清。另一部分就是那些调皮捣蛋的问题学生，一旦浪子回头，也许反而会出人意料地成为文学家或这个家那个家也说不定；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接受过那搅拌，也因此从来就没有糊涂过。
2011-01-27
黄金屋里颜如玉
人是动物，社会是人类的集成。历史是一个过程，过去是一个模糊的记忆，未来是一个渺茫的想象，因此怎么走便成了困扰不满现实者的大问题。有的人要往回走，比如老庄与孔孟；有的人要向前冲，比如鲁迅和毛泽东。前者被称为反动，后者被称为革命，都是太过于激烈的思想和行为。较为温和的说法是复古与创新，大多却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主张复古的人往往要整理国故和弘扬国粹，有的是要原汁原味，有的就还要有所加减，美其名曰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虽然加和减都算得上是一种创造，但在大多数的时候却是减起来容易加起来难。而人又大多都是要避重就轻的，所以古代顺口溜中的“孟母择邻”和“书中自由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被删去，儒释道并举也在一夜之间变成独尊儒术了。
整理国故是一件较为麻烦和寂寞的事，弘扬国粹就要好玩儿得多。比如范曾教授的写意人物是要做减法的，于是便要褒八大而贬石涛，所画大多为古人，衣服自然也还是古装；比如何家英先生的工笔人物是要做加法的，于是要重写实而轻写意，所画大多为女人，衣服却被脱了个精光：但都与徐悲鸿以素描加出来的巡展和梅兰芳用动作减出来的巡演一样名利双收。这样的加减法做得虽然几近于忸怩暧昧，但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了。
鲁迅算得上是较为激进的创新者，他的创新几乎等于摧毁之基础上的重建。他的减法称得上是大刀阔斧，减去了儒释道不算，还减去了京剧、中医、文人画和汉字，所留下的只有能跳出如来之掌心的孙大圣才可以做的旧体诗和只有亡了国的宋徽宗才可以描几笔的院体画。他的加法是拿来主义，拿来了厨川白村的苦闷，拿来了恶魔诗人的愤怒，拿来了科学与民主，拿来了普列汉诺夫……，也称得上是轰轰烈烈了。毛泽东更是拿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许毛泽东就是鲁迅所说的那个可以跳出如来手心的孙大圣，至少也是孙大圣身上的毛儿一撮，也因此才能写出《沁园春·雪》那样伟大的诗篇来。虽然这些都已经算得上是往事了。
现在的复古还不仅要复在国内了。据说西方人尤其喜爱中国的孔孟之道，甚至于要用孔孟之道来解救西方的社会。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便有了更加伟大的意义，已经与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但不幸的是，在复古派极力恢复传统的同时，创新派却在进一步地颠覆着传统。他们比鲁迅更鲁迅，比毛泽东更毛泽东。他们要么现代，要么后现代，要么后后现代。他们比毕加索更毕加索，比波洛克更波洛克，他们将山水画成了线团儿，又将人物画成了魔鬼，他们甚至还要用阳具在女人的体外和体内作画……。如果说复古主义者的整理国故和弘扬国粹所营造的正是一个个回归过去的虫洞的话，那这些创新者所玩弄出的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便正是可以将那虫洞摧毁的啸叫。幸亏这些都只是发生在艺术界的怪事。
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总要说西方人是非常之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比如某某某怎么赞誉孔子，比如孔子学院如何如何受到西方人的欢迎等等，好像在中国的某些人主张全盘西化的同时也有很多的西方人在主张着全盘中国化一样。但不知道西方人在喜欢孔子的同时是不是也喜欢老子和被中国化了的释迦摩尼，不知道西方人在喜欢中国的儒释道的同时是否也喜欢中国的诗书画以及京剧、中医和汉语等等。如果他们真的喜欢而且喜欢到了痴迷的程度该多好，中国人也就都可以做他们的老师了。更不用说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他们没有的，更不用说我们还有着杀手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只是不要让我们的热嘴唇遭遇上人家的冷屁股就好。
而被中国的某些人所主张的全盘西化又仿佛是在主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也在主张着西方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复兴，忘记了西方的传统文化也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腐朽没落，一样的“吃人”，正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甚至是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基督教正与佛教相当，经院神学正与孔孟儒学相当，传统哲学正与老庄玄学相当。他们都是要么让人们忍耐现实而期待未来，要么让人们放弃现实而回归过去，最终都要么成了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要么成了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借口。如果不是宣武门已经矗立着一个十字架的话，在复古派将孔子送出去的同时，他们或许是要将耶稣也请进来的。
但不论复古还是创新，都是没钱的人“穷则思变”的结果，有钱的人是不干这样的事的。有钱的人只希望将眼前的现实维持住，于是便可以永久地住黄金屋，抱颜如玉了。而且，他们的享乐主义也并不是从书本中读出来的。
2011-01-28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过年说吃肉
腊月二十六割年肉，于是除了坚定的素食主义者外，中国人的餐桌上便都丰盛起来。在过去或许只是猪，现在就还要加上鸡鸭鱼，除了都是熟的之外，与《动物世界》当中的某些镜头也没有什么大区别。这或许也是所谓的回归自然吧。当然前提是有钱，穷人的景象也许就要寒酸得多；更何况还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呢！
想当初，祖先们之所以要变单一的肉食为后来的杂食，或许是因为肉食的得来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的缘故，也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所谓肉食者和素餐者的区别。《诗经·伐檀》中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曾被某些学究儿们解释成“那些大人先生们不白吃饭”的反语，但正着理解为“那些大人先生们顿顿都有肉吃”又有什么不对呢？能顿顿都有肉吃不也正那些伐檀者的理想吗？也正是由此生出的不平才让他们将手中的活计干得更起劲了，这也正是使所谓“怨而不怒”没有被删掉的原因吧？这也许正是“杭育杭育”派得以产生的原因吧？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君子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论语》中有着许多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定义，但事实是像颜回那样的君子太少而顿顿都有肉吃的君子太多。孔子的“有教无类”大概是要通过教育来使小人变成君子的，但既然“唯上智于下愚不移“，这或许也就是在“知不可而为之”的做样子了。到了孟子才有了人性善的说法，即天生的君子如果不能坚持学习也会堕落成小人；到了荀子才又有了人性恶的说法，即天生的小人也才可以通过学习变成君子了。因为一味的人性善或人性恶下去，就会环境决定论或本能决定论起来，最终也就只剩下可怕的厚黑学了。
荀子是比喻的大师，但将学习的过程比喻成“輮”却显然是蹩脚的。所谓“虽有槁暴而不复挺者”是说小人一旦通过学习变成了君子就不会再变回去，就一直会君子下去并朝着圣人的目标进发了。但事实上却是许多的小人在变成了君子之后除了顿顿吃肉之外便在那个位置上坐了下来，每天所想的并不是再成为圣人而是怎样使自己的肉能永远地吃下去，而办法似乎也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让别人都为自己伐檀。也就是说那些所谓的君子也正是那些被称为“彼君子兮“的伪君子——或许我们也不应该埋怨洋鬼子的愚蠢，实在是土八路太过于狡猾了——但这也或许才正是作为智慧生命之人的真正面目。
现在的人们已经不会再像古人们那样来简单的思考问题了，君子和小人早已成为一个人的两面，是可以在一瞬之间变换的。而除了君子与小人之外，聪明的人还可以有更多面孔，如同川剧的变脸表演一样变来变去。更聪明的人不仅有多种面孔还会有多重身份，不仅能跨越行业还能跨越党派和国籍，而且还能变孙悟空那样的七十二变为瞬息万变。但就如同光速是宇宙物质运动速度之极限一样，人性的变换也存在着一个极限，那就是永远都不能超越未来成为神仙和回归过去成为魔鬼。李太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过是一个男人的酒后佯狂，最终还是去水中揽月了。法国影片《不要回头》中的珍妮是回到过去又回来了，但那不过是女人的神经错乱而已。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最好还是不要装神弄鬼，尤其是在顿顿都有肉吃的时候。
颜回算得上是中国犬儒主义的鼻祖，他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虽然正是所谓的“衣食简陋，随遇而安”，但与古希腊人的“与其享乐，宁可发疯”还有着很大的距离。颜回的犬儒主义又并不等于当今的素食主义，否则也就不会去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子门下做学生了。素食主义是有肉而不吃的人，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信佛想升天，一是信道想长寿：但其实大多都是肉吃得太多了的缘故。至于多到多少才算多，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除此之外因受到了某种蛊惑而素食主义的人也有不少，但大多又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富贵不能淫”是儒家告诫给人们的话。淫者，乱也，肉吃得过多或许是主要的原因。尤其是那些暴发户，过去是吃不着，现在是吃不够，牙齿受得了肠胃却受不了。这样的暴发户在当今的中国最多，于是就一时间都变成了这也高那也高的高人。高人自有高见，于是便有了古典、新古典、新新古典和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诸如回归自然之类或许只是一种较为温和的说法，但距离神经错乱和发疯也已经并不遥远了。
在此所能做的或许只能是奉劝这些暴发户们还是少吃一些肉为好，虽然也并不一定非去吃什么脑白金，因为他们已经聪明到绝顶了。
2011-01-29
辞旧迎新：胳膊拧不过大腿
今天是
李白有句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如一杯水。”现在，虽然也有几个人在靠着文化发财，但绝大多数的写作者却都是在赔本儿赚吆喝。于是，近年来的网络便成了他们逞才使气的去处，因为至少是用不着缴费，因此也谈不上赔本儿的。文艺作品或许有被出版商发现或导演们看中的可能，但大多数却都只能沦落成无聊的捐班。最热闹的是那些论坛，但最终也不过是一些空吆喝，能给现实的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实在是很难说，用微乎其微来形容恐怕也是并不过分的。于是一些人便会在参与了一阵之后撤出，大概是因为受不了失望；离开了一阵之后又回来，大概是因为耐不住寂寞，就如同当年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般，只不过将其当作是消闲解闷的逛街罢了。但这或许也是最正确的选择，因为网络虽然是一个自由的平台，至少在今天也还只是一个虚拟的空间。
更何况既然是一个自由的平台，便也只能是一个混沌的世界。主张儒的有，主张道的有，主张佛的也有，主张三教合一的也有。主张复古的有，主张创新的也有；主张回归自然的有，主张全盘西化的也有。主张古典、新古典、新新古典的有，主张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的也有……等等等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儿子媳妇再各执己见，时不时便会乱成一锅粥。每个帖子都向你伸出一只手来将你向它掘出得井里拉，一旦陷进去就有可能不能自拔……。但这也正是一个最美丽的世界，最终能独立并自由着的，便将成为这个世界的英雄。
人类在自然面前是曾经什么也不是的，所能做的不过是编造出一些神话而已。女娲氏的抟土造人或许只是胡说，但却将人类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女娲氏的炼石补天或许是八道，但却为人类的战胜自然提供了一个辉煌的先例。诸子百家的学说对于今天的科学发展观来说或许都是胡搅蛮缠，但也同样为今天争取独立与自由的中国文化树立了榜样。或许这就是文化繁荣的先兆。或许这就是文化繁荣的开始。现实世界中的井然有序或许正是以这虚拟世界中的丰富多彩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喜新厌旧是人类的本性，虽然也偶尔地恋旧和怀古，但那不过是多愁善感者一时的反动。一首诗，一首歌，年夜饭桌上酒后的一掬眼泪，都不乏美丽与动人；但零时一到，鞭炮齐鸣，便不得不被新年的快乐淹没掉了。此时，即便是再独立的精神也会随和一会儿，再自由的思想也会禁锢一会儿，就因为你还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一个肉体，对于世俗的任何东西都是会予以妥协的。所谓胳膊拧不过大腿说得是有一些勉强的，但现在却是有一点半推半就之意味了。
春节是旧历年，对于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来说或许会有所抵触，对于那些提倡复古的人来说或许是要舒畅许多的。但春节又是民俗的节日，对于一些高雅的人来说也未必有太多的亲切，更不要说那些狂狷之士了。于是喝酒，也不管同桌举杯的是谁，先将自己灌醉了再说。于是在别人都辞旧迎新之际他却倒在了床上去梦周公或蝴蝶了，即便是地球爆炸了也不能将其唤醒才好。
但不管中国人在民俗上还如何的守旧和返古，整个世界却还是在不断地进步着。即便书画家们还会用天干地支来记年，但在更多的场合很多人却已不知天干地支为何物了。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或许可以从这里做一个开始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如何正确，虽然阳历的记年要从耶稣的诞生开始却隐含着危险，据说到底有没有耶稣这个人也还是一个问题。但时间的延续所形成的是历史，历史或许才是最难以违拗的巨臂，已然如此的事也就只好如此下去了，这正是偶然决定必然的明证。
网络文化的繁荣或许也就是文化的繁荣。网络文化的存在将为现实世界的发展提供一切的可能。无数的偶然正应该从这里诞生，至于哪一个偶然会最终成为必然便只有留给历史来选择了。
去年的北京下了50年未遇的大雪，当时我曽有诗云：冲融牛荡气，凛冽虎生威；独坐北窗里，魂随大雪飞。今年的北京已经近50天不见一滴降水，我也因此只能在《唱给虎年的挽歌》一文中诗云“虎老难为玉兔新”了。早晨起来电视里说今年的股市会如兔子一般蹦跳，但蹦蹦跳跳固然可爱，尾巴的长不了却不是好兆头，因此也只能将其当作一种说法罢了。
辞旧迎新：胳膊拧不过大腿
今天是
李白有句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如一杯水。”现在，虽然也有几个人在靠着文化发财，但绝大多数的写作者却都是在赔本儿赚吆喝。于是，近年来的网络便成了他们逞才使气的去处，因为至少是用不着缴费，因此也谈不上赔本儿的。文艺作品或许有被出版商发现或导演们看中的可能，但大多数却都只能沦落成无聊的捐班。最热闹的是那些论坛，但最终也不过是一些空吆喝，能给现实的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实在是很难说，用微乎其微来形容恐怕也是并不过分的。于是一些人便会在参与了一阵之后撤出，大概是因为受不了失望；离开了一阵之后又回来，大概是因为耐不住寂寞，就如同当年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般，只不过将其当作是消闲解闷的逛街罢了。但这或许也是最正确的选择，因为网络虽然是一个自由的平台，至少在今天也还只是一个虚拟的空间。
更何况既然是一个自由的平台，便也只能是一个混沌的世界。主张儒的有，主张道的有，主张佛的也有，主张三教合一的也有。主张复古的有，主张创新的也有；主张回归自然的有，主张全盘西化的也有。主张古典、新古典、新新古典的有，主张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的也有……等等等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儿子媳妇再各执己见，时不时便会乱成一锅粥。每个帖子都向你伸出一只手来将你向它掘出得井里拉，一旦陷进去就有可能不能自拔……。但这也正是一个最美丽的世界，最终能独立并自由着的，便将成为这个世界的英雄。
人类在自然面前是曾经什么也不是的，所能做的不过是编造出一些神话而已。女娲氏的抟土造人或许只是胡说，但却将人类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女娲氏的炼石补天或许是八道，但却为人类的战胜自然提供了一个辉煌的先例。诸子百家的学说对于今天的科学发展观来说或许都是胡搅蛮缠，但也同样为今天争取独立与自由的中国文化树立了榜样。或许这就是文化繁荣的先兆。或许这就是文化繁荣的开始。现实世界中的井然有序或许正是以这虚拟世界中的丰富多彩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喜新厌旧是人类的本性，虽然也偶尔地恋旧和怀古，但那不过是多愁善感者一时的反动。一首诗，一首歌，年夜饭桌上酒后的一掬眼泪，都不乏美丽与动人；但零时一到，鞭炮齐鸣，便不得不被新年的快乐淹没掉了。此时，即便是再独立的精神也会随和一会儿，再自由的思想也会禁锢一会儿，就因为你还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一个肉体，对于世俗的任何东西都是会予以妥协的。所谓胳膊拧不过大腿说得是有一些勉强的，但现在却是有一点半推半就之意味了。
春节是旧历年，对于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来说或许会有所抵触，对于那些提倡复古的人来说或许是要舒畅许多的。但春节又是民俗的节日，对于一些高雅的人来说也未必有太多的亲切，更不要说那些狂狷之士了。于是喝酒，也不管同桌举杯的是谁，先将自己灌醉了再说。于是在别人都辞旧迎新之际他却倒在了床上去梦周公或蝴蝶了，即便是地球爆炸了也不能将其唤醒才好。
但不管中国人在民俗上还如何的守旧和返古，整个世界却还是在不断地进步着。即便书画家们还会用天干地支来记年，但在更多的场合很多人却已不知天干地支为何物了。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或许可以从这里做一个开始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如何正确，虽然阳历的记年要从耶稣的诞生开始却隐含着危险，据说到底有没有耶稣这个人也还是一个问题。但时间的延续所形成的是历史，历史或许才是最难以违拗的巨臂，已然如此的事也就只好如此下去了，这正是偶然决定必然的明证。
网络文化的繁荣或许也就是文化的繁荣。网络文化的存在将为现实世界的发展提供一切的可能。无数的偶然正应该从这里诞生，至于哪一个偶然会最终成为必然便只有留给历史来选择了。
去年的北京下了50年未遇的大雪，当时我曽有诗云：冲融牛荡气，凛冽虎生威；独坐北窗里，魂随大雪飞。今年的北京已经近50天不见一滴降水，我也因此只能在《唱给虎年的挽歌》一文中诗云“虎老难为玉兔新”了。早晨起来电视里说今年的股市会如兔子一般蹦跳，但蹦蹦跳跳固然可爱，尾巴的长不了却不是好兆头，因此也只能将其当作一种说法罢了。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苏东坡的诗酒生涯
读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最著名的词章——北宋豪放派的顶尖级。所表达的男子汉大丈夫之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苦闷，所体现出的正是积极进取的儒家精神。但可惜的是这进取只能是一种精神而不能有任何结果，因为其所面向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当年孔子“知不可而为之”而去“克己复礼”，最终得到的只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叹息。苏轼在天上水里的折腾了一番之后最终也只能“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不同的仅仅是用自己的“故国神游”代替了孔子的列国周游而已。
孔子所周游的列国是要比后来的战国七雄还要多的诸侯国，苏轼所神游的故国却只是秦汉之后的魏蜀吴。但为了能尽情地“风流”一回，就要让一统天下的大宋王朝一分为三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呢？如果这时要为了自己生得太晚而苦闷，那如果预测到后来中国再度被一分为二，是不是又要为自己不能活得更久而愤怒呢？如果总是这样抑郁不平，即便是在坟墓里做鬼，即便一口酒不喝，也一定会经常肚子疼的吧。这或许正是儒者们的通病，换作在今天，恐怕还要背上分裂国家之罪名的。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轼的又一代表作，经常被人们推举为古今咏月诗的第一，其风格是在豪放与婉约之间的。既然是生不逢时和怀才不遇那就像列子一样“乘风归去”吧，这里所体现的却又是消极避世的道家精神了。“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是孔子“不得中行而与之”的无奈之选。如果说儒者都是积极进取的狂人，那道家便应该是有所不为的狷士，这又是儒道原本是一家的证明。但列子的可以“御风而行”，并不意味者苏轼能生出翅膀。于是在揪住自己的头发蹦了一蹦之后便只好作罢了。至于后面的“又恐……”和“起舞……”之类的话，不过是苏轼为自己找来的台阶罢了。
月亮是古代的中国诗人最喜欢吟咏的物象，或许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天文望远镜和宇宙飞船的缘故。所以科学的发展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好处，但从写诗的角度来说却算得上是个不小的罪过，更不要说还会使地球变暖和引发海啸了。好在除此之外还有酒，酒喝多了之后会将许多事都忘却，虽然在这之后除了余光中的天上水里之外也并没有再出现什么像样的东西。和苏轼有一拼的当然只有李白，但李白却因为总是喝得太多而最终跳到水中去揽月了，虽然这也许只是李白为自己的归去找到的一个最好的借口。苏轼则要么是因为有所节制要么是因为酒量太大，总之是并没有因此做出什么傻事，也或许是因为在他的心中还有一个子由在。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孟子的话，与孔子的“之不可而为之”相比是要实际的多了。这句话后来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封建文人的信条，是因为其中的滑头主义可以用来作为自我保护的权宜之计。如果说前半还算得上是个儒者的话，后半也就离道家不远了，这是儒道原本是一家的又一明证。进一步为儒，退一步为道，能做到进退自如——“从心之所欲不逾矩”和“无为无不为”——或许才是中国封建文人的最高境界。苏轼也是想追求这样的境界的，但北宋的官场却并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在改革与保守派之间的“首鼠两端”最终是使自己在仕途上进退两难。也因此他要羡慕虽然与他并列于三苏八大之间却在才学上远不如他的苏辙了。“兼怀子由”，也正表现出了其欲罢不能的无奈。
不仅儒道原本是一家，后来的佛也应同属于一类。苏轼除了是一个失败的儒者和不成功的道家之外还要与佛门无缘，这可以以他的厌恶和尚为证。虽然佛学并不与和尚对等，但他的那句“越秃越毒”的话却显然表达出了更深层次的意义。或许也正因为如此，苏轼才成了他自己，一个被五花大绑着的自由人。对于子由式的自由，他也只好远远地“子瞻”着了。与佛门无缘还因为他的吃肉。吃不起羊肉就吃猪肉，于是便有了东坡肉和东坡肘子。但烤羊蝎子也是苏轼的发明，却至今还没有被商家们发掘出来，对于好吃的中国人来说实在算得上是一大遗憾。
今天是虎年的三十，明天就是兔年的初一，为了在新的一年中少闹几回肚子，除了酒要少喝之外肉也要少吃一些为妙。虽然，“每日素面一斤”也是大可不必的。
高楼万丈平地起
——再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传统文化之所以要被质疑，是因为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本质，也就是宗教性。中国的道家和儒家之所以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是因为有了佛教的传入，否则的话也早就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升为纯粹的宗教了。其结果正如同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方的并行，也正可以拼凑成一道龙凤呈祥的美景。
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之所以更纯粹是因为所信仰的是明明白白的神。道家信仰的自然是个颇为含混的概念，因为天地万物和人本身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最后也就只好“无为而无不为”，说白了就是想咋地就咋地、爱谁谁了。儒家是要给这个社会以秩序的，所以要“克己复礼”，要“从心之所欲不逾矩”，因此便要从自然中拿出来一个天来信仰。天与自然比起来要具体得多，但比起上帝来还差着一步，也因此只好让位给了佛，将自己上不上下不下地吊在了半空。
儒家之所以被吊在半空就因为天本是一个不实的存在。如果说天地之间是人，至少人在活着的时候是被天包裹着的，也因此就没有必要再谈什么天人合一。如果说天是大气，那至少从局部的角度来看也并不是秩序井然的，更何况到了大气层之外还会是另一番混沌的景象呢。因此儒家所谓的天只是一个旗号，所要推出的是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君主，而最终的目的也不过是要从其中分出一杯羹来而已。这也正是我们要质疑儒学的原因。
反儒也并不意味着要崇道，不崇道也并不意味着要信佛，道家的放浪和佛教的苦修都无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基督和天主也都同样只能抚慰一下人类受伤的心灵；如果人类只是满足于这样的自慰与他慰的话，最终也就只好去到睡梦中实现所谓的安乐死。但反儒也并不意味要骂孔，不崇道也并不意味着不敬老，不信佛也并不意味着要去吃喝嫖赌，不信基督和天主更不意味着要来胡作非为。《论语》算不上“令色”，《道德经》也算不上“巧言”；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是因为文雅。虽然因为言过于简而意不够明朗让研究者经常摸不着头脑，但也正因此而显示出中国语言文学的美妙，对于于此有着偏爱的人们来说也并不是坏事。
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要被“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现代人像累赘一样甩掉，还因为它们述说着那些道德的常理所要解决的只是一个生存的问题。比如三纲，当你是一个儿子的时候怎么会不知道要以父为纲呢？如果不以父为纲，又有谁来给你饭吃并给你继承遗产的权力呢？如果你是一个妻子，又怎么会不知道要以夫为纲呢？如果不以夫为纲又有谁来给你钱花并给你做母亲的权力呢？如果你是个臣子，又怎么会不知道要以君为纲呢？如果不以君为纲又有谁来发给你俸禄并给予你作威作福的权力呢？更何况父亲的手里还有皮鞭、丈夫的手里还有棍棒、皇帝的手里还有屠刀了。三纲是如此，五常也一样，都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唠叨罢了。而且，这或许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座建筑，可以将三纲看成是构件，将五常看成是砖瓦，即便构件可以不要，砖瓦却是可以再利用的。但假如所谓的传统文化只是被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描述过的那样一间茅屋是不是就可以将其一把火烧掉了呢？不要说这是浪费，也不要说这不够低碳，因为只要有土地在，烧掉的茅草会成为肥料，新的茅草是会再长出来的。 或许我们还可以换一块地方来平地起高楼，要盖的正是可以“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广厦”，因此便连地基也要重新打。或许也可以不仅不将其烧掉还要当作文物保护起来，如果碍事还可以将其迁移，否则就让其原地做个陪衬吧。总之，有了“广厦千万间”的现代人是不会再住进那“茅屋”了，即便是那“三重茅”还没有被秋风卷走也一样。
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和杜诗之所以被称为诗史，或许并不是因为他的《秋兴八首》，而是因为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间以“三重茅”盖顶的“茅屋”正是大唐帝国的象征，也因此可以看作是整个封建王朝的象征。那将“三重茅”卷走的秋风所象征的正是安史之乱，也可以用来象征着历史上所有的动乱。没有了屋顶雨自然是要漫灌人也自然是要泡汤，于是才有了要住好房子的愿望，而且还要“广厦千万间”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但杜甫所想的只是大和多，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土地并不像现在这样紧缺的缘故。而现在，即便是所谓的经济适用房也大都是要向空中去发展了。
虽然，即便是万丈高楼，也只能平地起；而且，还是要盖在地球上为好。
2011-02-02
释迦摩尼：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汉武帝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使之距离宗教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了。但这时释迦摩尼来了，正所谓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儒学便只好退居了二线。虽然后来儒学与道学都被称为了教，但从宗教学的意义上讲却都算不上正牌，就如同释迦摩尼是坐在天顶，而老聃和孔丘是被吊在了半空一样。
但即便是对于佛学这样的宗教，中国人也并不会像西方人对待上帝似的那样投入。对于中国人来说，权力和吃饭才是最重要的，所谓的宗教不过是一种包装，顶多就像穿在身上的衣服，是可以今天这样明天就那样的。或者说儒和道只是衣服的正反两面和前后两片：正面是儒，反面是道；前片是儒，后片是道。而且，这件衣服也并不是总被穿在身上的，当赤裸也成为一种美丽的时候，它们就只是一块可有可无的遮羞布了。但无论是用来蔽体还是用来遮羞，就都要以不透明为好。因为不透明，所以神秘，所以让别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正所谓“君权天授”，也只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了。
儒和道都是这种被用来遮遮掩掩的东西。道学是儒学的老师，但因为其信仰的自然太含混，即便被染成了黑色其密闭的程度也显然不如后者；但因为用来遮蔽的部位是臀部，所以也就可以将就用了。儒学的青出于蓝和后来居上是因为其信仰的天比起前者的自然来要明确了许多，虽然要被不断漂白但密闭性却要相对的强，也正适和用来遮蔽下体，也因此便更加受到偏爱。
佛学之所以能取代儒和道的地位而成为中国人的宗教是因为其简单易行，既不像道学那样故弄玄虚，又不像儒学那样一本正经；既单纯得像一个孩子又糊涂得像一位老人，不必学习更不必研究，这对于贪图享乐的中国人来说再合适不过了。虽然做和尚要受一些苦，但可以白吃饭又是难得的美事，更何况还可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甚至还可以时不时地去“花”上一“花”呢。如果说佛学也是一件衣服或一片布的话，那就是一件花衣或一片花布，是男人女性化的道具，是自我安慰最便捷的手法。至于那经，反正也是谁都听不懂，就让那些和尚们胡乱地去念吧。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源自于中国人的喜新和尚奇，当然也包括以旧为新的复古和以异为奇的胡来。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从唐初的三教并举到宋代的三教合一，中国人在由儒释道所开辟出的三角地中折腾了两千多年，之所以会如此，只是因为没有更新鲜的东西出现而已。到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不仅要打倒孔家店，还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了。这或许也是一种境界，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中国人是可以像孙悟空一样变来变去的。
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是因为有了唐僧的西天取经，而取经的成功是因为孙悟空的一路护送。孙悟空本来是要将这个世界摧毁掉的，只是因为在如来的指缝里尿了尿才不得不罢手，于是这世界又有幸继续地存在了下来。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孙悟空是一个激进的道家，所追求的是变化；猪八戒是一个消极的儒家，所追求的是恒定；沙和尚则是个模棱两可的中庸，并因此沟通了儒道释这三者。孙悟空的“狂者进取”是因为虚妄，猪八戒的“狷者有所不为”是因为懒惰，沙和尚的“不得中行而与之”是因为忠厚。虚妄和懒惰正是道家的两面，忠厚正是儒家的别名，也因此只能联起手去做佛家的附属了。
直到今天，无论儒家和道家如何叫嚷，佛教依旧是最风光的文化存在。但所谓的风光也不过是今天被这个有钱人塑一个金身明天又被那有钱人塑一个银身，而且所安放的地方还都只是旅游的景区，即便再高大也不过是在装点着风景并被有闲的人们玩耍着，至于在人们的心中，是并不占有太重要的位置的。和那些将上帝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西方人比起来，这或许就是中国人的伟大吧。
自我，只有自我，才是对自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最近又有美国的什么科学家在断言人类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了。如果这是真的，那倒反而是很值得庆祝的事情了，因为这宇宙已经从人类与他人的共有变成人类所独有的了。从此开始，人类要追求的就不再是在宇宙中的独立，而只是在宇宙中的自由了。而要想实现人类在宇宙中的自由，恐怕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帮不上什么忙的。我们所需要的首先是民主，其次是科学，有了民主的保障和科学的推动，我们的世界便可以不断发展，直到将文明扩张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这或许才正是人类之所以要存在的意义。
否则，人类就还不如没有的好。
民主与科学的怪胎
传统文化中最不好颠覆的是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曾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算计过，并将此问题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即鲁迅的“汉字不灭，中国不兴”。解决的办法是要用长条的拼音取代方块的象形，最终的方向是地球上至今也没有几个人能说的世界语。结果是汉语言文字至今还在地球上坚挺着。
如果我们能从中更为深入地总结出一点教训的话，就会想到不仅不能因族废语而且也不必因人废言。比如和谐一词最早出于《管子·兵法》，是讲打仗之事的，而我们现在将其拿来所指的却无疑是一种和平状态。还比如儒释道三教，它们产生的目的是要为当时的封建独裁政治服务的，现在是自然要被颠覆了；但作为文化却并不是要完全被抛弃，尤其是那些闪耀着智慧之光和附着着美丽色彩的语言，至少是可以用来训练我们的头脑和陶冶我们的情操的。而且，如果有什么人还要用它们来指导一下自己的生活，比如打造出一个较为传统的家庭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不出现所谓的家庭暴力就好，因为那是违法的；如果有什么人要藉此打造的只是一个较为传统的自我就更不是不可以，只要不因此而神经了就好，因为那虽然是一种自慰，却也正是一种自戳。
儒释道本来是要帮助封建统治者来管理国家的，由于是封建制度，因此也就只能是独裁。我们今天的国家虽然还或多或少地有着一些封建制度的残余，但民主的大方向却是毋庸置疑的，更不用说还有了科学发展观，自然也就用不着儒释道再来添乱了。但我们也不是不能化腐朽为神奇，只要社会有这个需要，我们也当然有这个能力。比如我们可以将道家的崇尚自然变成保护环境，将儒家的敬畏天命变成肯定自我，将佛教的普度众生变成关爱他人。比如我们要让这个世界丰富多彩就说“君子和而不同”，我们要让这个世界井然有序就说“小人同而不和”；我们要发展物质文明就说“小人喻于利”，要发展精神文明就说“君子喻于义”。但前提是在将自己说
独立与自由和民主与科学是相互对应的。作为动物的人之所以高级于植物是因为其行动的自由，而之所以高级于其它的动物则是因为其存在的独立。但因为人毕竟还是社会型的生命，所以这独立与自由就必须要以民主和科学为前提。如果没有了民主，大多数人就会成为少数人的奴隶；没有了科学，人就不仅会成为自然的奴隶还或许会成为其它物种的口中食：这正是人类曾经的历史。但历史的车轮也未必是不可以倒转的，那正是民主与科学被抛弃或破坏的结果。
发展民主和科学是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让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快乐和幸福。人的快乐和幸福或许只是一种美好的心情，这种美好心情正源于存在的独立和行为的自由。政治压迫的结果正是使人在存在方式上不能独立的原因；经济贫困正是使人在行为方式上不能自由的原因：而让人从政治的压迫下和经济的贫困中解放出来的办法也正是民主和科学。这或许要从一个国家开始做起，然后向内扩展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向外扩展到每一个国家和整个地球。如果再进一步的话或许还要扩展到其他的物种和星球也说不定，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们来说还是先要做好眼前的事。
民主与科学结合的最高境界是民主的科学化和科学民主化。民主集中制或许也是民主科学化的一种形式，如何将这种制度向更高级的层次发展则是每一个当事人要担负的责任。科学的民主化现在也仍然有着很多的局限，因为一些科学研究往往会与传统道德发生冲突，比如克隆研究的被一些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来禁止就正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其实生命的复制或许正是人类在繁衍方式上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唯一途径。生育的目的无疑是要延续自我，性生活虽然是一种快乐但生育又无疑是一种痛苦，现在要将这连接在一起的两件事拆开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谁会愿意在享受了快乐之后还必须去遭受痛苦呢？当然这痛苦主要是要让女人来承受的，但这不正是妇女得以解放的最佳途径么？
和谐是民主与科学的宁馨儿，但一定是社会健康发展的结果。一旦出现了历史的倒退，这所谓的宁馨儿就有返祖成怪胎的危险了。混沌——那在连五官七窍都没有的肉团中包裹着的一定正是传统文化不死的阴魂。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电视里有个很特别的节目叫头脑风暴，所指的当然不是像尼采那样的发疯或许多人由于脑血管堵塞所造成的中风。其中一节谈论的是用什么作为中国形象的代表和以怎样的方式将中国文化送到世界上去。但前一个问题实在是为后一个问题服务的，也因此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可以称之为送去主义。
当今，凡上过中学的中国人都读过鲁迅的《拿来主义》，便也就都知道送去主义已经是一个古老的主义了。对于当时的送去主义，鲁迅之所以要极力地冷嘲热讽，是因为在鲁迅的眼里中国还实在是一个太贫乏的国家，除了据说地底下埋藏着够全世界烧上几百年的煤为可送又不能送的东西之外也就没有什么了；至于那几件古董、几张古画和新画、以及梅兰芳男扮女装的京剧之类的所谓国粹，在鲁迅的眼里就不仅是算不上什么而且还算得上是丢人现眼的东西也说不定。这当然是有点太过于偏激了。
外国人的喜新尚奇或许是更有过于中国人的，中国人的陈旧对于外国人也许就成了新异，中国人的平淡对于外国人也许就成了神奇，这也正是人之常情。而这些陈旧和平淡也正是中国取之不尽的东西，相比之下，埋在地下的煤反而是算不上什么的。更不要说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更多，煤的需求量更是大得惊人，现在已经需要大量进口了。对于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来说，那些所谓的国粹或许只是些皮毛，但正所谓杀鸡焉用宰牛刀，如果用这些对付洋鬼子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又何必再去伤筋动骨呢？
在鲁迅看来，送去主义的好处首先是可以显示自己的丰富。在这一点上现在的送去主义比起过去来说当然是进步许多了。其表现就是不仅要送去皮毛而且连核心也要一起向外送。那些所谓的国粹其实只是一个玩，但儒释道却要有一些严肃了。
儒释道之所以不被称为儒道佛，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人眼里它们都不过是一种学说。但在老百姓那里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说儒释道，他们有许多人是会不理解的，因为他们只知道佛是佛而并不知道那佛就是释迦摩尼。宗教是无须研究更不必论证的，正如小儿恋母敬父要先入为主一样。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儒教和道教的被称为教就只是一种称谓，在本质上其实还只是一种学说而已，而这也正是作为外来者的佛教可以在中国安家的原因。但因为是外来，也就只好委曲，与所谓的儒教和道教去三教并存了。
在儒学和道学之间加入一个佛或许是在添乱，但中国人却将其改造成了一种粘合剂，使在儒与道之间折腾累了的人可以到佛中去休息一会儿。天主教和基督教或许正如同中国的儒学和道学，如果再加入一个佛教进去或许是多余，但若加入进一个学说却也许是恰到好处，因为西方人也可以将其改造成一种润滑剂的。如果道家的玄学为有过，儒学的中庸就是首选，至于西方人自己的学说之所以落选，也许也是因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吧。但这一切都最好不是我们送去而是人家来拿去才好，否则就很容易让热嘴唇遇上冷屁股。
我们之所以要送去，是因为在显示自己丰富之上还要表现自己的大度。从上个世纪开始，我们在吸取了送来主义的教训之后便采取了拿来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工业化，从原子弹到电冰箱，我们拿来的东西实在太多。现在据说我们已经是要大腹便便了，也自然是可以大度一些了。或许我们也还是要再吸取一下送来主义的教训，那些相当于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有“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自然是可以送去的，但如果是相当于英国的鸦片和德国的旧枪炮一类的东西就还是不要送去的好；即便是人家来拿的时候也要在上面贴上“外国人与狗不宜”的标签，否则是要被相当于我们的他们的后代来骂爹的。
主持人最后列出三种办法供嘉宾们选择，虽然都谈不上怎样猛烈，但也不能说是怎样的温柔，因为也的确都算得上是热点。第一种的打球是去赚钱，第二种的撒钱是去放债，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意，也因此没有成为嘉宾们的首选。第三种的办博览会最好，但如果将人家请进来的目的不是让人家来将自己喜爱的拿走而只是将自己讨厌的东西送出就错了，更不用说还要先君子后小人的要账或者一经售出概不负责的霸道了。
其实除了儒释道和古董、书画、京剧之外我们还有更好地东西，那就是科学发展观。但如果不是出于一种所谓的国家战略就当然也是要让人家主动来拿的好，就像当年我们去拿马克思主义一样，那对于西方人来说才算得上是在头脑中掀起了狂风下起了暴雨呢！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电视里有个很特别的节目叫头脑风暴，所指的当然不是像尼采那样的发疯或许多人由于脑血管堵塞所造成的中风。其中一节谈论的是用什么作为中国形象的代表和以怎样的方式将中国文化送到世界上去。但前一个问题实在是为后一个问题服务的，也因此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可以称之为送去主义。
当今，凡上过中学的中国人都读过鲁迅的《拿来主义》，便也就都知道送去主义已经是一个古老的主义了。对于当时的送去主义，鲁迅之所以要极力地冷嘲热讽，是因为在鲁迅的眼里中国还实在是一个太贫乏的国家，除了据说地底下埋藏着够全世界烧上几百年的煤为可送又不能送的东西之外也就没有什么了；至于那几件古董、几张古画和新画、以及梅兰芳男扮女装的京剧之类的所谓国粹，在鲁迅的眼里就不仅是算不上什么而且还算得上是丢人现眼的东西也说不定。这当然是有点太过于偏激了。
外国人的喜新尚奇或许是更有过于中国人的，中国人的陈旧对于外国人也许就成了新异，中国人的平淡对于外国人也许就成了神奇，这也正是人之常情。而这些陈旧和平淡也正是中国取之不尽的东西，相比之下，埋在地下的煤反而是算不上什么的。更不要说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更多，煤的需求量更是大得惊人，现在已经需要大量进口了。对于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来说，那些所谓的国粹或许只是些皮毛，但正所谓杀鸡焉用宰牛刀，如果用这些对付洋鬼子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又何必再去伤筋动骨呢？
在鲁迅看来，送去主义的好处首先是可以显示自己的丰富。在这一点上现在的送去主义比起过去来说当然是进步许多了。其表现就是不仅要送去皮毛而且连核心也要一起向外送。那些所谓的国粹其实只是一个玩，但儒释道却要有一些严肃了。
儒释道之所以不被称为儒道佛，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人眼里它们都不过是一种学说。但在老百姓那里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说儒释道，他们有许多人是会不理解的，因为他们只知道佛是佛而并不知道那佛就是释迦摩尼。宗教是无须研究更不必论证的，正如小儿恋母敬父要先入为主一样。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儒教和道教的被称为教就只是一种称谓，在本质上其实还只是一种学说而已，而这也正是作为外来者的佛教可以在中国安家的原因。但因为是外来，也就只好委曲，与所谓的儒教和道教去三教并存了。
在儒学和道学之间加入一个佛或许是在添乱，但中国人却将其改造成了一种粘合剂，使在儒与道之间折腾累了的人可以到佛中去休息一会儿。天主教和基督教或许正如同中国的儒学和道学，如果再加入一个佛教进去或许是多余，但若加入进一个学说却也许是恰到好处，因为西方人也可以将其改造成一种润滑剂的。如果道家的玄学为有过，儒学的中庸就是首选，至于西方人自己的学说之所以落选，也许也是因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吧。但这一切都最好不是我们送去而是人家来拿去才好，否则就很容易让热嘴唇遇上冷屁股。
我们之所以要送去，是因为在显示自己丰富之上还要表现自己的大度。从上个世纪开始，我们在吸取了送来主义的教训之后便采取了拿来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工业化，从原子弹到电冰箱，我们拿来的东西实在太多。现在据说我们已经是要大腹便便了，也自然是可以大度一些了。或许我们也还是要再吸取一下送来主义的教训，那些相当于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有“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自然是可以送去的，但如果是相当于英国的鸦片和德国的旧枪炮一类的东西就还是不要送去的好；即便是人家来拿的时候也要在上面贴上“外国人与狗不宜”的标签，否则是要被相当于我们的他们的后代来骂爹的。
主持人最后列出三种办法供嘉宾们选择，虽然都谈不上怎样猛烈，但也不能说是怎样的温柔，因为也的确都算得上是热点。第一种的打球是去赚钱，第二种的撒钱是去放债，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意，也因此没有成为嘉宾们的首选。第三种的办博览会最好，但如果将人家请进来的目的不是让人家来将自己喜爱的拿走而只是将自己讨厌的东西送出就错了，更不用说还要先君子后小人的要账或者一经售出概不负责的霸道了。
其实除了儒释道和古董、书画、京剧之外我们还有更好地东西，那就是科学发展观。但如果不是出于一种所谓的国家战略就当然也是要让人家主动来拿的好，就像当年我们去拿马克思主义一样，那对于西方人来说才算得上是在头脑中掀起了狂风下起了暴雨呢！
向天学习：吝啬一点，再吝啬一点！
——记住2011年的这一场雪
去年的
或许真的是天也有灵的，今天的这场雪就着实地有一些收敛了。不仅是百日无降水之后的一场，而且还要小得多，而且还几乎是偷偷摸摸下的。早晨醒来时，只剩下了白地而没有了昏天，自然也没有了“燕山雪花大如席”的景象，于是虽然也还是“独坐北窗里”却也不能“魂随大雪飞”了，实在是有一些失落的。但也又一想，我们何不向老天学习学习，给人一点中产阶级和大资本家的感觉，变所谓的挥金如土为惜墨如金，吝啬一点，再吝啬一点，甚至还可以贪婪一点，要比
最近，复旦大学的
与
不知道西方的文化人怎么样，中国的文化人大都是自恋的狂人，不论处于怎样的境遇都能自得其乐，但其实也都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孔子的最高境界是以放弃了“知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为前提的，在一个被“无所不知”的自己划出的有限的范围内来“从心之所欲”，当然是无论怎样的潇洒浪漫都可以“不逾矩”了。但这也因为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人们是只顾着打仗而并不怎么关注文化的；如果换了上个世纪的某些时候，即便是你不招惹人家人家也会来找你麻烦的；更不要说你还要整理国故和弘扬国粹，而且还要利用《春秋》来“微言大义”，充当历史之判官的角色了。
与孔子的自恋比起来庄子是要超出许多的，孔子回到的那个终点正是庄子的起点，但因为现实中已经没有了他的立足之处，所以便只好向想象中的“四海之外”去发展。《逍遥游》中的那个“无功”的神人正是他的自画像，所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吸风饮露，不食五谷，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与现实中贫困潦倒的他也不知要相差几万八千里。
去年的那场雪带着的是几分虎的霸气，除了像暴发户和土财主的肆意挥霍之外还有点流氓假仗义，正所谓豪爽。现在，窗外又有了一些雪花，像丁香更像米兰，总之是小家碧玉般的忸怩，正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恐怕还是老天的吝啬吧。网上有“谁也不恨”的
也许正是因为“兔自得尾巴长不了”，所以才有了苏东坡的“但愿人长久”，而那一天，苏东坡的自我感觉也一定是有一点恶劣的。
农民逗乐给力且神马都是浮云
中国文艺的农民化是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的。原因也很简单，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农民革命，伟大领袖是知识农民，普通一兵是文盲农民，中间穿插几个异己最终又被排挤掉了，到了文革时，所剩下的就只有几首诗词和一堆顺口溜，也是必然的结果。
后来才有了文艺的民俗化，先是西北风，后是东北风，但自然已经不再是为了政治。中国不论已经怎样的工业化，也仍然还是个农业国，即便那些居住在大城市中的人也大多是从乡下迁徙来的农民。农民的最大的特点是都怀有着所谓农民意识，这种农民意识是渗透在骨子里的，忠厚老实是其表象，保守落后才是本质，反映在思想感情上首先便是怀旧。这些市民或称中产阶级，都是说着地方话、吃着家乡饭长大的，有的人在城市生活了几十年还是改不了从小养成的习惯，因此伴随着一些农家院儿的红火，西北风和东北风也就相继刮遍中国，其目的不过是要从他们的口袋里掏出钱来。
有道万恶钱为首，因为人们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了钱上，文艺在民俗化之后便又向着俚俗化、庸俗化、低俗化、鄙俗化和恶俗化发展了。这些中产阶级或许还不是最讲究享乐的，因为他们虽然有钱但并不多，虽然有贼心但是还少贼胆，因此也就顶多是花钱买乐而已；更何况太高雅的东西他们也欣赏不了，便也就只好去东北二人转了。虽然，也不过只是一时的放纵，真正的堕落和沉沦也是谈不上的；就因为他们在本质上还只是农民，除了忠厚老实和落后保守之外还要狭隘自私，也因此无论怎么做都是会自有其分寸的。
然后有赵本山拿农民来取乐的小品，其实不过是稍微有一点俚俗、顶多是有一点庸俗和低俗而已，是为了卖笑而不得不如此的；更何况像《同桌的你》这样的作品还有着足够的纯朴和善良在其中呢？作为城市人的我们或许正可以在哈哈一笑的同时和之后来反思一下自已现有的虚伪和奸诈与他们的淳朴和善良已经有了多么遥远的距离，或许也并没有什么坏处的。至于性的暗示就更不是谴责的理由。《红楼梦》又如何呢？刘姥姥进荣国府不也是在拿农民来取乐的同时让贾宝玉神游了太虚幻境吗？更不要说还要有贾瑞的一塌糊涂和薛蟠的女儿乐了。还有春晚被不知是哪路高人莫名其妙地出成上联简直要让人无言以对的《荷塘月色》，不也是一篇被堂而皇之选在语文课本中且至今还在被中学生们当作范文读着却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性感的散文吗？如果真的要在文艺中把这些与性有关的东西都去除掉，那我们就都去做太监好了。
被中产阶级所偏爱着的怀旧并不可怕，因为那或许只是偶尔的回头。常回家看看，顺着父母之意聊聊也不过是来一个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转身，几句真话和几句假话加起来所得到的是一种安慰，对于日后的前行或许还是助推也说不定。此外，最可怕的是由这怀旧进一步发展成的复古。现在很多地方又在让中小学生们诵读《三字经》和《弟子规》之类的东西了，但据深通此道的钱文忠教授说如果抱着这些书中所讲述的观念走入社会90%的人是要吃亏的。所谓吃亏就是倒霉，就是事业上的不成功或失败。一个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呢，那自然就要被动挨打了。整个人类呢，一旦我们所面对的是整个的宇宙呢，或许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的吧。
最近电视里又在谈论有关外星人的问题。有人说外星人是没有的，但有些人却坚持说有，论据是在哥伦布没有发现新大陆之前欧洲人或许还不承认有美洲存在，如果没有人绕地球环行一周或许人类还不会承认地球是圆的，当我们捧起一朵浪花便说大海里连一条鱼也没有岂不是太荒唐，现在人类正面临着被外星人毁灭的危险等等。虽然我们希望这宇宙是人类的独有，但恐怕还是要做并非如此的打算，因为据史蒂芬·霍金的说法，外星人的出现对于地球人来说也许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也许就意味着人类的灭亡也说不定。
除此之外还有离我们更近的事。网上有消息说某位军事专家在绕着中国走了一圈之后发表演讲，说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处于被包围的状态，最晚在2030年以前就会面临一场近于毁灭性的战争，听起来简直要让人胆战心惊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更要“发展才是硬道理”了，至于传统文化，还是先将其放在一边的好，更不要说还要将其推广到全世界去了。也有人说这不过是一种战略，但当自认为很聪明的同时也千万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尤其不要以此作为自己的杀手锏。这种事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更别说还要像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那样的玩票了。
但要是想轻松一点的话也容易，因为这些也还是较为遥远的事。更何况中国农民的逗乐那么给力，且神马都是浮云呢！
2011-02-10
游子吟乡愁 老婆煲鸡汤
今天是初十，央视春晚征联截稿的日子已过去了三日，但还是没能给那个被书名号括起来的上联对出像样的下联，无奈之下也只好放弃。看了看网上诸君的大作，大多只是随意的拿来几个字数相同的文艺作品的名称，甚至还有用赵本山的小品去对的，既不讲究平仄也不讲究意思，与我要追求的境界是相差的太远。但也许是我太认真，其实那上联本来也并没有什么意思的，被我琢磨出来的那一点意思，是要出乎于出联者的意料之外的。
故乡是指人们原来生活过的地方，之所以不是故城或故国，是因为中国人最初大多都是生活在乡村中的农民。如果换作是我这样北京生北京长大并且至今还住在北京城的北京人，也就没有所谓的故乡了。没有了故乡也就没有了乡愁，更不要说还要整天窝在家里了；虽然也搬过几次家，但也没有余下什么故居，所剩下的就只是一些记忆，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还要愈来愈模糊，因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最终或许还要被完全的忘记也说不定。
但也许很多的中国人并不像我这样幸运（或不幸），他们还会像我的祖父那样去闯关东，去下江南，南漂或北漂，去做离家的游子；甚至去到英国留学，去美国洗碗，去当科学家或高级的乞丐。他们当中有的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还可以回家看看，有的自然便连回家看看也做不到，理由自然是路途远或工作忙之类，其实大多是不仅已经又有了自己的家，连国籍都已经不再是原有的了。但家思没有了乡愁却还会有，在除夕的晚宴上，尤其是当几个所谓的老乡聚到一起的时候，自然也就要乡愁起来了。于是淌几滴眼泪的有，做几句诗的也有，所谓的乡愁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了。
有道山川各不同，城市都一样。既然是有了自己的家，不论这家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也就和我们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样了。于是在老婆和孩子都睡了的时候也就不免要《静夜思》起来，不过像李白那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人恐怕是不会多的，更多的人所思的却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尤其是那些来不来就要“心中颇不宁静”的不太安分的男人，尤其是在天上的月亮圆起来却又不能朗照的时候，他们便要披了衣出去，走过一条曲折、幽僻、寂寞、阴森森、有些怕人的小路，直走到那些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里去。红灯区里的酒吧，夜店，歌厅，舞厅,洗浴中心等等，只要有钱，那便是一个自由的世界，不仅是什么都可以想，而且还是什么都可以做的。
朱自清的确算得上是描写和形容的高手。那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满眼都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如果仅仅是叶子也就好了，在层层的叶子的中间还要零星地点缀上一些白花，还要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者朵的，还要既像一粒粒明珠和碧天里的星星，更像刚出浴的美人儿。微风过处，还要有缕缕的清香和渺茫的歌声传来，叶子和花之间还要有过电般一丝的颤动，还要有一道凝碧的波痕，还要在叶子的下面隐藏着脉脉的流水等等。这实在是太过于性感了。
月光还要如流水般的倾泻在叶子和花上，水面上还要有一层薄薄的青雾浮起，还要让叶子与花如同在牛乳中洗澡，还要用轻纱将这梦境一般的别有风味的小睡笼起来等等。更有梁元帝《采莲赋》中的“妖童媛女，荡舟心许”和乐府民歌《西洲曲》中的“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其风流的程度不论是什么人都会因此而心旌动摇或心惊肉跳的，更不要说那些情圈初开的中学生了。也难怪有许多年出现在中学语文教材里的都只是个删节本了。
但朱自清的用意是并不在此的。他笔下的荷塘月色是他对那个灯红酒绿的现实世界所作的带有着讽刺意义的描写和形容，目的是为了最终对其表达更为深刻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正所谓“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是与曹雪芹写贾宝玉时所采用的先抑后扬相反的手法，他将这荷塘月色描写的越美好，最终的批判和否定也就越深刻和彻底。可悲的是后来的人们并没有几个能真正领会到他的用意，甚至还要将他所描述的江南采莲的真与这荷塘月色的假混为一谈也说不定。
这或许也正与现在已经解禁的《金瓶梅》有些类似了，作者所写的西门庆是要用来警世的，但结果却常常起了相反的作用。这与春晚小品《同桌的你》中的括号和省略是不同的，因为那是超出了民俗的俚俗和低俗。但我们也不应该就因此将其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来争吵，因为也正因此这样的俚俗和低俗才给老百姓除夕的夜晚带来了欢乐。而即便是所谓的精英，这样的欢乐也并不是一定要拒绝的。
至于那个对子，或许也还是不对的好。因为即便是合了出联人的意也未必合得上朱自清的意。与其这样的荷塘，也就真不如去喝老婆刚刚煲出的香喷喷的热汤了
2011-02-11
写在大众脸上的文化
将一个民族中一百个不同家族人的面部特证综合起来，就得到了一张这个民族的大众脸。同样，再将世界上一百个不同民族人的面部特征综合起来，就得到了一张整个人类的大众脸。这综合的过程或许只应该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但我们也许会有意无意的将其变成一个取美舍丑的过程，因此如果说这所谓的大众脸就是未来人类的脸孔的话，那也就一定是一张美丽的脸孔了。
这种求同存异和取美舍丑的综合过程对于一个美术家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比如中国古代画家笔下的美人也大致就是中国女人的大众脸，而中国现代画家笔下的美人，如果不是要刻意追求所谓的民族性的话，就或多或少要带有一点世界型大众脸的味道了。现在的电脑更可以使这种综合成为一种技术，即便是将更多人的面孔综合起来也不是难事，而且也自然要比美术家们的想象准确得多；但手段也仍然不外乎是求同存异和取美舍丑，而且弄出的结果也仍然还是几张图片而已。人类要将这大众脸的美丽变成美丽的现实，就还要有待于科学进一步的发展，或许只能等到人类可以随意复制自己的时候再说了。
人类之所以会各自有着不同的脸孔，自然是因为每个人从上一辈人那里遗传下来的基因不同。所处地域的不同造成了遗传体系的不同，于是才有了民族和家族的不同以及每个个体生命的不同。正如同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也同样不存在两张完全相同的脸孔，即便是双胞胎，别人可能分辨不出，他们的父母还是可以一目了然的。但是，这种用眼睛可以清晰分辨的特征却往往是语言无法准确描述的，于是在更多的时候人们便只好放弃表面而去追求所谓的内涵了。现在是这样，将来就更是如此。
但人类的精神和肉体有的时候会是完全的两回事，当一个男人看上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候，也许还没有等到他的精神发挥作用，肉体就已经有所行动了，这便是所谓的情不自禁。于是便有了像特洛伊战争那样的让尸积如山、血流漂杵的打杀，虽然最终被演变成了一场权力之争，即从女人的脸孔之争变成了男人的脸面之争，但至少那女人的美丽已成为了这一切野蛮的借口。这样的事西方有东方也有，历史上有今天也还有，不然就不会有《荷马史诗》和《三国演义》，也不会有“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和“数风流人物换看今朝”了。
女人的美丽自然是要集中地体现在脸孔上，到底什么样的脸孔才是美丽的或许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但以幸福的家庭都有着同样的幸福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逻辑来推断的话，那也就应该可以得出美丽的女人都有着同样的美丽丑陋的女人各有各的丑陋的结论了。这也正可以用我们在生活中的切实感受来验证，即我们虽然不能准确地描述一个女人的美丽却往往能较为准确地描述出一个女人的丑陋，这说明美丽的特征是不如丑陋的特征更明显的。一个人的特征来自于他所属的那个特定的家族和民族，那一个女人的丑陋也就是她所属的那个家族或民族造成的了。
这一过程既体现在人类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中，更体现在人类由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猿和现在的人比较起来无疑是丑陋的，但人正是从这种丑陋的动物进化来的。人之所以能变猿的丑陋为人的美丽，正是人类对美丽不断争夺和追求的结果。先是在自己的种群中争夺，然后再到别的种群中去争夺，先是在自己的家族或民族中追求，然后是到别的家族或民族中去追求，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这种争夺和追求之所以会在一定的时候停下来是因为自身肉体的限制。首先是精力有限，其次是寿命有限，无论再怎么养精蓄锐到时候还是发昏挡不了该死，于是只能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前仆后继来完成这伟大的事业了。
但有了科学的发展事情就不一样了。科学的发展不仅可以使人的生命延长到永久，而且还可以借助克隆和复制来使人的精力旺盛到无限。也因此不仅可以在民族以外去交合而且还可以到星际以外去混血，最终人类或许都会有一张超级美丽的大众脸孔，要想真正的认识对方也就只好钻到对方的内心深处去了。与此伴随着的当然还有妇女的解放。
现在有很多人在提倡大同文化，其实这所谓的大同文化正写在大众脸上。人类为了在文化上也获得这样一张美丽的脸孔，或许也要对各自的文化进行一番求同存异和取美舍丑的综合。在这个过程中，那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话恐怕只好要用只有个人的才是人类的话来代替了。至于那些太过于地域的传统文化，或许是要被忍痛割爱的吧。
2011-02-11
向天学习：豪爽一些，再豪爽一些
——关于2011年的第二场雪
又下雪了，好像比上一场大，加上上一场可以接近于去年的那第一场，如果再下一场或许就要超过了。虽然也还是下在夜里，也还是到了早晨只剩下一个兔子尾巴，也还是丁香和米兰般小家碧玉的忸怩，但也算得上是豪爽了。在禁不住要将以前说过的“吝啬一些，再吝啬一些”改为“豪爽一些、再豪爽一些”的同时，又想到三十儿晚上的鬼麻将，看来谁要是想当“送”先生，别人是拦也拦不住的。于是便又把封笔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看着外面的白地便想到白马非马的诡辩，便想到老猢狲虽然未必老，但仍然还可以自以为老，只要不来倚老卖老就好。猢狲虽然是猴子，但人也正是猴子变的，或者说人正是猴子的一种老态——真正的老态，年龄呢，至少也有十万八千岁了吧。因此，猢狲不是我们，老猢狲才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是个两天腿走路的人，虽然有人说古猿也是直立行走的。但我们的意思也并不是白马非马。从语言学的角度讲，白马虽然与老猢狲一样都是个偏正结构的复合词，但老是虚词素白却是实词素，人是猴子变的却不是马变的；而且我们的说话是在一定的语境之中的，比喻不等于借代，借代也不等于象征，说这件事的时候也并不是非要同时去说另一件事；否则，就无论白马还是黑马，就都是在盲人骑瞎马了。
我们想自己本是个游魂，四处游荡得累了，于是找到了我们的肉体来居住，只是想休息一会儿。但一住下来就不想走了，因为发现这里不仅有着无尽的财宝，而且还有无数的臣民，而我们对做一个君王也并不反感。但我们要先证明自己是一个精神，与自己的肉体有着本质的区别。于是我们说自己是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精，在蹦出来的一瞬间与自己的肉体结合在了一起，于是才有了其后的一切。五脏六腑是我们的臣。筋骨皮肉是我们的民。头脑是我们的王宫。躯体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挥动一下手臂便创造了世界，移动一下腿脚便超越了未来。
我们也有自己的春秋战国，也有自己的诸子百家，也有自己的唐诗宋词，也有自己的红楼美梦，但只是觉得自己仍然被攥在如来的手心里。于是我们在十万八千岁之后要再来个十万八千里，而且一定要将肚子里的那泡尿憋得久一点再久一点，即便将膀胱憋破了将肾脏憋炸了也要憋下去，一定要将其尿到如来手掌以外的地方去。但终于医生给我们下了病单，说我们不仅血糖高，而且血脂、血压也高，最后连血尿酸也高了上去。痛风，疯痛，发病的时候如同电钻往骨缝里钻，于是只好跪地求饶，只好俯首就擒，只好俯首帖耳，只好安分守己，只好克己复礼，只好又一次地“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
于是我们只好将物质与精神分开，将肉体与灵魂并列，一个是所谓的必然王国，一个是所谓的自由王国，或者姑且称之为一国两制也好。但因为要维持长久，所以便要科学发展，要科学发展所以要和谐社会。要和谐社会就要即丰富多彩又井然有序，所以要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和微观整治。于是吃药打针是当然，开膛破肚也难免，更有可能还要心理医生和精神病院，因为再怎么分开并列也仍然会藕断丝连甚至破镜重圆，而且发昏还挡不了该死呢。但也或许，高人就是这样高起来的。
而且奇迹也许就是这样发生的。最开始时也许还是一个污点，但两点成一线，三点成一面，四点就成了个立体，再多几个点就成了球体，转动起来就是一个世界。在将错就错之后还有一个从得心应手到得手应心的过程。像一个画家，一开始是心里想什么手上便画出什么，但最终却要不管手里画什么都正与心中所想的相同，那也正是苏东坡的行云流水，所谓“行于所当行，至于不可不止”，也正是孔夫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无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之所欲不逾矩”。
虽然，我们还要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同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也还要在“好德如好色”的同时“好色如好德”，虽然不能周游列国却可以“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也因此要在敬天畏地的同时崇尚科学，因为只有科学才能延缓我的衰老甚至让我们长生不老。如果能有一批纳米机器人进入我们的身体，将所有要缩短我们生命的细胞都吃掉才好，那我们就还能再活十万八千岁，甚至直到永远的永远了。
于是，我们一定要向天学习，要豪爽一些，再豪爽一些，将这北窗下的文字不停止地写下去，只写到连宇宙也毁灭了为止。
女人的解放从脚开始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芥子园画谱》，后来才知道还有《芥子园随笔》，还知道作者李渔除了琴棋书画和花鸟虫鱼之外还喜欢玩弄女人的脚，并认为山西大同女人的脚最好，其好处在于小且软且不臭，更尤其适合把玩与被下……。这或许会被一些并不把女人当作玩偶而要当成神圣的人认为是很无聊的，但和只将女人当成是生育或泄欲的工具比起来，其实已经是一种文明了。
如果不是佛教徒，自然不会相信有转世轮回的事，但人类历史发展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却是另一回事。人在成为人类之前如果真的是猿，那我们观察现在的猴子就可以知道那时的事，为了所谓的优胜劣汰，雌性是要被力量最强大的王者所独享的，也因此可以认为那时的雌性是被完全束缚着的。但束缚得久了就会有反抗，或许是由于雄性之间的争强，或者是由于雌性之间的争宠，总之世界是在某一个时间来了个颠倒，父系变成了母系，人也变成了人类。但这一转变也不是要将所有的雌性归某一个雄性所有变为所有的男性归某一个女性所有，因为如果是那样就不是螺旋式上升而只是在原地打转了。这或者可以看做是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回合，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人类自己而是其所从属的自然。
如果我们可以将上面的那一个时期称为女娲氏时代的话，那紧接着的就应该是伏羲氏的时代了。神话传说虽然会与历史的真实有着太大的距离，但有时又似乎为我们描绘着一幅更为生动的图画。伏羲与女娲经常被说成是兄妹俩，但也有时是被说成姐弟俩的，从现在仍为男权制父系社会的事实来看或许更应该是后者。作为姐姐的女娲氏所象征的应该是女权制母系社会，作为弟弟的伏羲氏所象征的应该是后来直至现在的男权制父系社会，两者之间传换的天时是一次大洪水，地利是二人被漂流到一个孤岛上，人和是伏羲氏抓住了这个机会并利用那个现在谁都知道但当时的女娲却不知道（或者只是装糊涂）的计谋将女娲占为了己有。从此这世界便又来了一个颠倒，这一次不是自然左右了人而是人利用了自然，但结果是女人又再一次被束缚起来，直到双脚被裹成了金莲。这也可以被看做是妇女解放过程中的又一个回合。
李渔在他的《芥子园随笔》中说女人的裹小脚在潜意识中是为了增加男人的性快感，最近又有人在网上说古代女人的裹小脚正与现代女人的穿高跟鞋相当，都可以提高女人的性功能，但事实上也许并非如此。在中国男人的思想意识里作为妻子的女人正是自己财产的一部分，脚越小其身体与地面接触的面积越少，也就越难于走出被男人们划定的区域；即便由于两腿的合拢和盆骨的内缩所带来的性快感是真的，也只是男人们单方面的感觉，是以牺牲另一方的幸福为代价的。而为了这一方一时的快感牺牲另一方终生的幸福，自然是太不公平也太过于残酷了。于是伴随着封建制度的被推翻，女人的脚得到了解放。至于后来的高跟鞋，那其实只是女人们一时的卖弄风骚而已。
生活在今天的女人们真是太幸福了。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资本社会是一个金钱社会，没有钱的女人最终也仍然只能成为有钱男人的玩偶。于是便有了娜拉的出走，但出走之后怎样呢？这在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还是个问题，在今天已经变成很简单的事了。其次是行为的自由。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只要有钱，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为所欲为，唯一的区别是要生儿育女，但现在的很多时候生与不生和育与不育的权力也已经把握在女人的手里了，更何况将来还要用克隆技术来代替女人的生产呢？除此之外还有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但那也早已经不再是男人们的特权，而是整个人类所要追求的境界了。这该是妇女解放的最后一个回合了吧！
但对于男人来说，无论女人解放到怎样的程度，只要不是裹出来的，脚或许还是小小且软软且香香的更好。
2011-02-14
中国文人的集体下课
在中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曾经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所谓圣贤之书所指的自然只是孔孟之道，读的目的更是简单，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起来倒是一点也不虚伪的。
即便是孔孟。在最初时也不过是读书人，是后来因为需要才又进化成了作者的。以“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为标榜的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孔圣，就是因为最终还是作了起来；之所以只是整理国故，也有可能是因为写作不出，《论语》的由其弟子代笔，是有“老而不死是为贼”之嫌疑的。孟子便吸取了教训，上上下下地写了很多，虽然也还没有孔子的名气大，或许是因为先入为主的缘故吧。又比如鲁迅的弃医从文，一开始也是要整理国故的，但后来发现写作属于自己的新东西更能名利双收，因此便没完没了地写起来。虽然因为早逝而没写出什么大部头，虽然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也或多或少多少有着一些欺世盗名之嫌疑，但能被奉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也算得上是很幸运了。
文人者，读别人的书，写自己的书，或批评，或阐述，所关注的当然是所处的环境，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和自己本身。或许只有人才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那正是我或并不是，于是让庄周的蝴蝶将他们的精神一分为二，又让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跑过来，将他们的灵魂踏碎、蹂躏，并打搅成浆糊。如果部分可以代替整体，那现象就也可以代替本质，也就不仅让白马非马，也可以让人来非人的。人本来就是动物，只不过比其他的动物更聪明一点。但也正是因为这所谓的一点聪明，女娲氏就不但可以抟土造人，而且还可以炼石补天；伏羲氏就不但可以统领过去，而且还可以把握未来。虽然现在看来这些都不过是聪明人编造出的谎言，但在当时却都一定是上天神圣的旨意，是要让人们即便有所怀疑也要信以为真的。于是，人成为了人类。
这谎言也许就是最初被孔孟等圣贤们读来读去的的所谓书，是并不一定非要用文字来记载的。但仅仅是如此，这些人也就算得上是有了自己的职业了，所得的报酬或许是一间茅屋和一个丑妇。但如果你不仅可以将这个说法很明确地接受下来而且还可以很广泛地传播（转述）出去，你或许就可以得到一个宣传部长的头衔。有了这头衔也就算得上是做了官，那茅屋也许就可以从一重茅逐渐地变成三重茅，那丑妇也就可以被替换得稍有姿色了。至于“黄金屋”和“颜如玉”，只要努力下去，总有让你满意的那一天的。
于是这些读书人便进一步进化成了写作者，一个简单的谎言也就被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真理。为了自圆其说，修修补补是免不了的，改头换面也是常事，于是便有了这样那样的学说。为了那最终的“黄金屋”和“颜如玉”，这些人是会不辞辛苦和劳累的，在从读书人变成写作者的同时也便从谎言的接受者变成谎言创造者——文人了。这些人当然会因此而骄傲和自豪，不仅要名满当世还要传之久远，于是在有了文字之后，便又有了现在意义上的书籍和记录在这些书籍上的“吃人”的历史。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虽然也等于是掀翻了那“吃人”的席案，但也只是掀翻了而已；因为将被掀翻的席案重新摆起来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也因此，即便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在冷静下来之后也只好又去补缺。或许所补的缺也正是教育部什么科的小科长；或许除此之外还会兼着什么撰稿人——可以光拿钱不干活的肥缺；或者还要经常写一点杂文到杂志或报纸上去发表，而且还因为曾经发过狂而出了名所以稿费也就更为优厚；总之用其一年的收入在北京城里买上一个四合院儿是不成问题的。如果说作为中国古代的文人，孔子的伟大是因为帮助吃人者制造了那个谎言；那作为中国现代的文人，鲁迅的伟大就在于帮助被吃着戳穿了那个骗局；虽然两者都先后做了那宴席上的陪客。
如果将整个封建社会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中国的读书人就都是梦想着要栖居到那大树上去的猴子，而当那个弥天大谎被戳穿之后，大树也就随之倾倒。于是树倒猢狲散，即便是那些已经栖居到树上的文人，也只好去做阿猫阿狗，于是又有了叭儿狗、乏走狗、落水狗之传说和孔乙己那样的因为偷书而被打断了腿的废物。中国的读书人也正是在这时被集体蒸发掉了。
现在，时不时就会有人自称是中国最后的一个文人；因此，我们距离中国文人集体下课的日子恐怕也就不会太远了吧。
2011-02-16
网络：见证中国当代文人之风骨
在中国的古代，最能表现文人之风骨的文字即不是皇帝的圣旨和大臣的奏折，也不是那些一本正经的说教，而是那些被官场拒绝或抛弃的文人们以生不逢时和怀才不遇为主题创作出的诗歌一类的文学作品。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或许是对风骨一词最好的解释，也正是从古代中国文人之笔下放射出的可以争辉日月的光芒。这光芒也自然会在当代中国文人的笔下放射出来；而且，因为有了网络，或许还会更加灿烂也说不定。
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都是以读书为业的儒者。读书的目的说的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至少在潜意识里都不过是为了做大官，做了大官就可以住“黄金屋”、抱“颜如玉”，获得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自然也会有少数的精英并非如此，他们都是真正的才子加狂人，不仅文采飞扬而且理想远大，不仅要改变现实而且要扭转乾坤，因此他们的做官只是展示自己才能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但他们的热情却往往会在现实中受挫，甚至会被现实的铁壁撞得头破血流，因为在他们之上还有着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由这皇权所代表的封建制度正如同一座冰山压在他们的头顶，于是他们的命运往往会在这里或那里来一个转折。最终，也只好在不能“兼济天下”的时候去“独善其身”了。即便是在封建制度灭亡了之后，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也还在发泄着余威，也正因此，很多人也就只好像鲁迅那样去“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了。
但文人又实在都是很不安分的动物，只要稍有可能，哪怕是一点点微茫的希望，他们也会突然地躁动起来。于是朱自清便以“花好月圆”为理由而出了门，虽然最终又转了回去。于是鲁迅便以呼吸为理由而在那铁屋的壁上掏出一个洞来。他原本也想要将那铁屋砸烂的，但他没有那能力，便也只好如此了。但即便如此，也仍然是中国文人之风骨仍在的见证，也让我们由此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这也正是作为当代人的我们要在网络上现身的原因。
所谓“学而优则仕”之学虽然也包括诗，但是对于除了修身齐家还要治国平天下的孔孟之道来说也不过是个美丽的装饰，更不要说还要“述而不作”了。中国文人笔下的诗歌在最初或许只是写给自己解闷的余事，正所谓“雕虫小技”。即便有时也拿给别人看，但大多也不过是“婊子的牌坊”，是要告诉他人自己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做了娼妓，但在精神的世界里却仍是个淑女。虽然有时也会因此而得到他人的赞美和尊敬，但更多的时候却是要“自省殊亦可笑”或自取其辱的。鲁迅所谓“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的说法其实只是个托词，实在是有一点不屑于为之的意味；或许连宋人的豪放派都不能入其法眼，就更不用说像邵洵美和徐志摩那样要“摸着女人的屁股寻找灵感”的新诗人了。
在中国古代，仅仅诗写的好也是可以当官的，虽然有时不过是个御用，但住“黄金屋“和”抱“颜如玉”也足够了。李白之所以被招进宫之后又被逐出来，是因为他在潜意识中不仅要住“黄金屋”还要坐阎王殿、不仅要抱“颜如玉”还要抱杨玉环。到了现代的中国，诗写的好虽然已经当不了官但或许还可以挣一点钱，尤其是还可以像邵洵美那样去做有钱人家的女婿和像徐志摩那样去抢别人的老婆，虽然还有可能被人赶出家门或踢下床来。朱自清散文之所以落个“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的静穆，是因为心里总想着江南的老家，那心胸或许是太过于狭隘，因此时不时就要恋旧和怀古而不能与时俱进了。鲁迅的杂文之所以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因为要做的是“能翻出如来掌心”的齐天大圣，那也实在是有一些狂妄的。一个是有所不为的逃避，一个是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虽然都算得上是英年早逝，但谁更伟大还是很难说的事。
现在的诗人便更惨，写诗除了换取一点虚名来自欺欺人之外是几近于毫无意义的事，而诗人的称谓甚至已经多少带有了一些贬义；虽然也还有不少人在这样那样地写着，但读者却往往只有自己，可见其寂寞和冷落已到极致了。与诗相比文章虽然也不过是可以以五十步笑百步，却好在一是在写作方法上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多限制，二是在表达方式上可以叙事、议论和抒情相结合，三是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事而只要一针见血就好。但文章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更方便地与网络结合，这时的文章可以只是一个帖子，既不需要知道作者是何许人，也不需要去结集出版，反反复复的唠唠叨叨可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胡敲也无所谓，但只要你的见解能表现出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即有着中国文人的所谓风骨，也还是会有人为你叫好的。对于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来说这或许已经足够了，虽然或许成不了什么家，但也或许正代表了一种新的时尚；而那个所谓的网名与以往的文人们所用的艺名也并不相同。正所谓“白马非马”，那个有着许多件马甲的你已经不是原本的你，而你也已经并不是所谓的文人或人了。
这便是我们的自知之明，至于风骨之有无，便也只好由这网络来见证。
2011-02-18
魔术：穿越那堵黑暗的墙壁
和一个活着的人生日为已知死日为未知一样，现在在科学家的眼里，宇宙的生日也似乎已经是已知而死日却也还是个未知。由于有着太多的经验，人们对自己的寿命有着一个大致的判断，正所谓人活七十古来稀和人生不满百。虽然现在有了科学的发展，人活七十已不是难事，人活一百也不稀罕；但如果说人还可以活到一千两千，却也只能还是个美好的愿望，因为还并没有这样的先例。
但我们所在的只是这样一个宇宙，人类又只是在这个宇宙产生了上百亿年之后才产生的一种生命形式，而且还要在这个宇宙死亡的几十亿年之前就从这个宇宙中消失掉，因此要想知道宇宙的生死就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正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人类一凝眉，上帝就要发笑了。但人类因为有了智慧，事情就发生了变化，要让人不思考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事。除了思考自己的事还要思考他人的事，除了思考地球的事还要思考宇宙的事，除了思考过去的事还要思考未来的事，这或许正是人类伟大的证明。
科学家们说，宇宙产生于一百多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随后宇宙便在黑暗能量的推动下开始了一个不断膨胀的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要靠黑暗能量推动，是因为还有一种被称为黑暗物质的东西在阻碍这膨胀，因此宇宙膨胀的过程也是黑暗能量和黑暗物质相互较量的过程。如果黑暗物质胜利了，宇宙便会坍缩，宇宙中的一切将被吸入黑洞，回到最初的浓缩状态而成为一点。如果黑暗能量胜利了，宇宙将被分解，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将被撕碎到最终的稀薄状态而成为虚无。除此之外的第三种可能是两种力量在某一时刻达到一种均衡，宇宙便既不会坍缩也不会分解，但却还是要冷寂成一具僵尸。这第三种可能也正是现在科学家们较为一致的判断。
科学家们想象，那时，宇宙中的星系都膨胀到距离最初的那个点无穷远，各星系之间也相距无穷远，会在面前遇到一堵由黑暗物质组成的黑暗的墙壁，然后那黑暗的墙壁会渐渐包围过来，如同恶魔之口将所有的星系吞噬，这似乎与被黑洞吸入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据说距离这一天的到来还有几十亿年的时间，而那时人类早已经随着地球的灾难或太阳的熄灭而从这个宇宙中消失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又为什么一定要去知道这些与我们毫无关系的事情呢？难道是为了我们头脑的一时的愉快么？还是要为我们的无能为力来辩解呢？既然这一切都是决定了的，那我们还要努力什么呢？我们除了享乐还有什么是必须的呢？
黑暗，那永恒的黑暗，如果天亦有灵，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恐怖啊！而黑暗又正是邪恶的代名词，既然整个宇宙都最终会被邪恶吞噬，那我们今天对善良的追求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之所以如此，难道只是为了要维持住这样一个现状么？无论在东方和西方，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无论我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怎样的改变，即便我们的生命还会在子孙的身上延续，尽管我们所创造的文化会成为传统被代代相传，但只要大限一到，一切都将归于沉寂，这一切又怎能抵得上片刻的逍遥呢？
但人之所以是人，就一定不能是这样的。或许我们还应该想一想怎样才能不随着地球的灾难和太阳的熄灭而灭绝。我们还应该想一想人类怎样才能在地球毁灭之前离开地球，从而实现在宇宙内的遨游；想一想怎样才能在宇宙毁灭之时穿越那堵黑暗的墙壁或神秘的洞穴，去到宇宙之外的世界中去。这似乎是有一点要异想天开了，因为那是要经历一次被分解之后的再聚合或被聚合之后再分解之过程的。这正是对自然的超越。
昨天上午，正当这篇文章写到上面这个段落的时候接到朋友电话，特邀与新籍华人魔术大
我问
大道无门 千差有路
根据爱恩斯坦的理论，当物质的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时间将会明显的变慢，因此便有了霍金的时间机器。但根据霍金的说法，即便人类可以制造出所谓的时间机器去超越未来，却仍然不可以回归过去；因为那通往过去的虫洞虽然无处不在，却往往只能存在于一瞬之间，几乎是在产生的同时便被可恶的“啸叫”摧毁了。根据爱恩斯坦的理论，光速为只可接近而不可超越的宇宙之极限速度；一旦被超越会产生怎样的情况呢？那就是霍金之所谓人还没有出生便已经存在的悖论了。但任何的事情或许都可以从不可能变为可能，关键在于手段和方式，如果科学至少在目前还不能提供给我们这样的手段和方式的话，我们便只好借助于“魔术”了。
一副扑克，任意抽出一张并在记住其花色与数码之后插回，再由魔术师或我们将牌洗乱，魔术师一个转身将整副牌掷出，牌撞在窗玻璃上散落一地，但被抽出再插入的那一张却穿越玻璃飞了出了窗外且反过来贴在了玻璃上，玻璃却又完好无损。这是新藉华人魔术大
魔术师所表演的只是一个小节目，而且在大多的时候应该还是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的。要想真正的扭转乾坤而且不仅能这样还可以那样地无所不能，便只能等待科学来完成了，那也是未来的人类所要表演的大节目。对于被某些科学家判定在宇宙坍缩、分解或冷寂之前就要灭绝的人类来说，这也就只能是个无聊的思维游戏。但愿人类可以超越这样的判定。
从来人都被判定为社会型的动物，即离开社会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但同人类一经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便与大自然形成对立也即相对独立一样，一个单个的个人与整个社会也同样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因此，即便在几千年前的古代，聪明的人也可以单独地实现对自然的超越，虽然他们超越的方式各有不同。老聃的超越是“反者道之动”，目的是要进入那“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孔丘的超越是要“知不可为而为之”，目的是要“从心之所欲不逾矩”。庄周的超越是齐天下之万物，目的是要做能“吸风饮露，不食五谷”的神人，去做“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逍遥游。道家的超越靠思悟，儒家的超越靠学习，诗家李白的超越靠酒精。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也同样算得上是一种宇宙速度，只要想象力足够，超越光速是轻而易举之事。苏轼的超越靠的也是酒精，不过那最后的一杯并没有灌到自己的肚子里而是去“酹”了“江月”，又因为一个“恐”字而只能做“故国”的“神游”而不能“乘风归去”了。老聃走了，孔丘转了回来，庄周原地未动，李白如同“跳楼”，苏轼好似“上吊”，他们的超越各有不同，正如同魔术师手中那张被抽出再插入的扑克牌，可以是不同的花色和数码，可以被掷出窗外，也可以再被收回来，还可以被滞留窗外并倒贴在窗玻璃上，都算得上是一道美丽的风景，都是一个不小的奇迹。
在上述众多的超越之中，或许庄周的方式与现代科学的构想更为接近，那只大鹏鸟之大尤其与霍金所设计的时间机器类似。据说如果时间机器不能足够大便不能实现环绕黑洞的飞行，即便有了接近光速的运动也只能被吸入黑洞或被甩出宇宙，不仅回归过去成为泡影连超越未来也不可能，更不要说还要逍遥自在了。“大道无门，千差有路；透得此关，乾坤独步”所说的状态对于庄周那样的神人以及
圣人不仁与无奸不商
虽然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因为有了所谓的高智商，因此便自认为可以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并与自然对立了起来，也因此便有了人工与天工的区别。现在我们身边出现的一切都正是人工的结果，即便还是属于自然的那一部分也已经不是原来的自然了。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崇尚自然的，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将自然放在了最为尊贵的位置。老聃是要回归，而且还要所有的人都跟着他一起走，结果只能自己到大沙漠里去晒干尸。庄周是要超越，因此只要天马行空就足够了，虽然也只是借助想象力去做自欺欺人的勾当。于是后来的修道者也就都成了所谓的仙，从字面上理解也就是居住在山里的人，和猴子也没有什么大区别；胆子大的或许就成了可以大闹天宫的孙大圣，胆子小的却连孙大圣身上的毛也算不上。
老聃曾将回归的希望寄托于政治，但要让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如狼似虎的国君们放弃已经到手的权力去过小国寡民的日子又怎么可能呢？于是只好自己来放弃，不仅放弃了理想也放弃了现实。庄周则吸取了老聃的教训，不再对自身以外的东西寄予任何的希望而只在自己的身上找出路，借助想象力来解放自己并超越自然，因此才有了所谓的逍遥游。修道者们都是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弱者，为了既不食人又不被人食便只好躲到深山老林里去过孤独与寂寞的日子，也因此而免去了在自欺的同时还会欺人的可能。否则，主观上也许并没有欺人的意愿，客观上却还是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想要成仙者有的是，而这些人是会主动找上门来的。
现实中的强者首先是那些手中掌握着权力的官僚，其次便是那些口袋里装满了金银的商人。如果对商人的历史有所了解就会知道，商人们之所以会成为商人正是政治压迫的结果。周取代了商之后，商人便沦为了周人的奴隶，与政治的解缘正促成了商人与经济的结缘。尽管整个的封建社会都在重农抑商，但商业还是在不断地发展着，说明金钱与权力在根子上本来就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也就注定了后来会产生出一门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学问来，也注定了在权力不再神圣、金钱也不再如粪土且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今天二者会做起买卖来。
政治和经济都是魔鬼的事业——邪恶的化身与黑暗的产物，正所谓“圣人不仁”和无奸不商。虽然是“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但无奈人生苦短而且什么都不能永恒，因此这有限的世界也就只好被魔鬼来统领了。修道者都是要追求永恒和无限的人，所以老子要去出关，庄子要去逍遥游，后来的人要住到深山老林里去。他们或许也会时常地在自以为又怎么样了的时候还魂或出山，但结果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好在被那道由黑暗与邪恶铸就的墙壁上撞得头破血流之后转身，逃窜到更为僻远的地域去。
这被魔鬼们统领的世界正是由一个又一个瞬间连接起来的链条，不定哪一个瞬间的缺失都可能断裂而将维系着的人类抛入宇宙的深谷。幸运的是这些魔鬼们都是游戏的高手，无中生有和化有成无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所创造出的境界正如同是魔术师的表演，让人不得不相信他们是有着比想象力更高级的超自然之能力的神仙；尤其是在政治与经济结合在一起、权力与金钱狼狈为奸的时候，那是要比魔术师们的表演更神奇一万倍的。也正因此这世界直到今天还在将错就错地延续着它的存在，而且会时不时地表现出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兴旺的景象来。但谁又说得清它会在那一天突然变脸呢？也许就在明晨，就在几秒钟之后，或许我们敲下的下一个按键就是它最后的绝响。
想象力或许也算得上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之所以能让人兴奋和激动以至于癫狂是因为其运行的速度可以远远超越光速。借助想象力，人不仅可以超越未来而且也自然还可以回归从前，但前提是要能在超越和回归之后可以随时地将自己拉回到原处，否则就有精神被分裂的危险，要被送入精神病院里去了。那些魔术师们的表演也毕竟只是表演而已，其中的许多也不过是逗你玩的戏法，一旦被揭露出来是会让你恍然大悟笑自己是傻瓜的。但那些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捣鬼却不同，尤其是那些大搬运，是要将大批的公共财产搬运到属于他们自家的仓库里去的。
看电视里的节目，科学家们会告诉我们许多事，让我们禁不住要杞人忧天起来。这时我们倒真的希望哪个魔术大师能施展一番大搬运的功夫，将地球搬运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
为此，就让这世界这样将错就错地维持并发展下去吧。
2011-05-05
致Suxiaosong等网人的公开信
之所以称之为网人，是因为与其还称不上网敌，自然也就更称不上网友了。当然也不排除将来会成为敌或友的可能，权力也自然在于双方，并不因我或他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是要看我有没有这样的缘分或他们有没有这样的福分了。
我之所以要在论坛上发表一些言论不为别的，只为从小就对写作有着太大的爱好。先是写诗，后是小说，最后才又开始写文章。虽然把发表在论坛上的文章称之为帖子也未为不可，但至少都是自认为很严肃的文字。对当今文化界的一些人和事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比如对新古典主义的批评和对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判，虽然言辞犀利，但无论正确与否也至少还都是本着对事不对人和不因人废言的原则做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尊重，对过去，对他人，都必须如此。姓孙，见人矮三分，又是狗崽子，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想改也难。之所以自称老孙而不是“小孙”或是“老孙头”，不过是也想像孙悟空那样有一点脾气，至少要保留在适当的时候去大闹一回天宫的权力。至于在《百家姓》中排行第三并紧跟在“钱”的后面，在笑穷不笑娼的当今社会似乎也早已经不是什么缺陷了吧。
先是网名江猪子（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不雅的名字）的先生跳出来，说我的《道德经批判》是糟蹋经典。但我并不因此而愤怒，因为我所批判的《道德经》只针对《道德经》传统的解释，至于现在又有了怎样的新解我是并不去管的。如果说《道德经》对于我们当今需要讲科学求发展的社会是有害的，其主要的危害性也正集中体现在那些传统的解释上，至于现在又出现的一些新解虽然新鲜但也还不能确定，还有待于有志于此者的进一步努力，也并不在我的批判之列。如果说有人非要以那些传统的解释为依据而要将我们拖回到茹毛饮血的过去，那他自然只能是全人类的敌人，但我想
其后便是Suxiaosong先生，也不知其要用字母拼出的网名是为了方便还是要证明自己的新潮。如果是为了方便，倒不如只用个S，像一条虫，至于是蚯蚓还是毒蛇也还不能确定。如果为了新潮，倒不如取个英人的名字，还可以与他在网上发表的那些中已不中洋也未必洋的文字更班配，但也许这用外国字母拼出的中文更能体现其文字的四不像也说不定。总之，来不来就说别人是“垃圾”的其实也许正因为自己才是。我从小是最恨别人称自己为“小孙”的，即便很快就转称我为“老孙头”也不行，即便像对某某某某那样发表公开信来道歉也还是不行，对此，我要记仇一辈子的，虽然我也并不会像网名为“一粒尘埃A”的先生那样连他的妈妈的B也骂出来。
网名为“一粒尘埃A”的先生或许并不是一粒尘埃之A货，读其网上的文字虽然太乏文采却也并非“愤青”或“暴民”，但不知怎么就在我的文字后面变成了地痞和流氓，不仅要我滚出去，而且还要连着我的妈妈的B一起。对此，我或许是不能仅仅以记仇为回应了，但我也还是不能带上他的妈妈，只能怪他的妈妈是不应该生出这样傻B的儿子了。 但我之所以这样说也只是一时的气愤，就像一句国骂，那所谓的“靠”其实是并不能成为事实的，更和况连那个“靠”我也还是从来都说不出口的，就因为我只是个“狗崽子”。
之所以要写这封公开信，只是想让论坛更干净一点，更文明一些。如果有谁想讨论问题，就先要学会尊重他人，因为只有尊重了他人才能被他人尊重。君子和而不同，士可杀而不可辱。至少在论坛上，我们都不应该太过于野蛮。否则，就还是都他妈的滚出去的好。
也谈竖起脊梁和睁了眼看
人是脊椎动物，因此便有了脊梁。人要直立行走，因此就必须竖起脊梁。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所竖起的程度是会有所不同的。比如夏瑜的脊梁是竖得太直了，在狱中也还是要宣传民主；对红眼睛阿义那样的人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岂不是对牛弹琴？结果当然是免不了自取其辱，狠挨了两个嘴巴。比如驼背五少爷的脊梁也许生下来就是弯着的，不仅会因夏瑜的挨打而幸灾乐祸，还要最后一个才醒过梦来认定夏瑜是“疯了”，真是糊涂到了极点。
鲁迅的小说《药》为我们勾画出了当时中国人的一组群像，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或许就是驼背五少爷和红眼睛阿义，一个是先天的畸形，一个是睁眼的瞎子，正是鲁迅眼里的最丑陋的中国人。也因此，那只乌鸦在观尽了这人世间的悲剧之后便只好大叫一声“呀——”如箭一般地飞走了。这乌鸦也许正是《祥林嫂》中的“我”，在又去吃了一顿物美价廉的“清炖鱼翅”之后便“云深不知处”了。是去采药了么？或许采药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吧，与被通缉之后的溜之大吉和在日本人的炮弹打过来时躲到日本人开的书店里去也并没有什么两样。
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里有鲁迅关于脊梁的名言云：“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但在鲁迅看来他自己是并不在其中的，否则也就不会在《自嘲》一诗中那样地嘲讽自己了。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因为那是并不能坚持多久的。也正如他在《记念刘和珍君》里的那句名言一样，“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幸福者”，但他自己也同样是并不在其内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自己不过只是一个能够在那淡红的血色中看到微茫之希望的“苟活者”而已。由此看来，在当时的中国，要想真的竖起脊梁睁了眼看实在不是很容易的事；而在当今的中国，恐怕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人的眼睛是为了视物的，虽然要频频地闭起，也还是要频频地睁开，但像驼背五少爷那样的糊涂虫和红眼睛阿义那样的王八蛋是算不得数的。关于眼睛，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过更深切的话云：必须敢于正视，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但中国的文人们最缺的也正是这个“敢”字，于是不论什么事就都先将眼睛闭起来，其他的自然也就谈不上了。鲁迅自己是努力地睁着眼睛来看的，甚至还要“横眉冷对千夫指”，但也并不排除有时会醉眼朦胧起来，因为人生也太过于苦痛，社会也太过于黑暗，正所谓“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是不仅要闭上眼睛而且还要捂上耳朵的。他也正因此而悲哀和愤怒；虽然也未必就什么事都“敢想、敢说、敢做、敢当”起来，但至少不会因此而闭起眼睛来，更不会靠着瞒和骗来过日子，且还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中国文人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学儒的，一类是修道的。前者为了要当官而竖不起脊梁，后者为了要成仙而睁不开眼睛，但当官也当不成、仙也成不了时便只剩下了对于名利的追逐；又因为缺少实实在在的能力，便只好使出更加文明的手段来，即“瞒和骗”。于是就有了所谓的诗与书与画，于是就有了气功和八卦，于是儒学与道学相结合成了厚黑的国学；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推波助澜和不明就里的人瞎起哄，一个又一个的大师便出现了。据说中国的文化还要因此而复兴和繁荣起来，甚至还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真是太缺少一点自知之明了。
近来，这些中国文人的手段又日渐丰富起来了，除了“瞒和骗”之外又有了恫吓和谩骂，所针对的当然是那为数不多的竖起脊梁和睁开了眼睛、“可以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如果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因为那些上纲上线的恫吓和污言秽语的谩骂而熄了火，这天下岂不就都是他们的了吗？那才是中国的最大的悲哀！但中国的愤怒在哪里呢？这时，我们或许应该将鲁迅“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话修改一下为：不将这些靠着“瞒和骗”、恫吓和谩骂过日子的坏东西铲除掉，中国的文化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复兴和繁荣。
2011-5-10
新神秘主义艺术简论
1
无论人类在地球上的产生、存在、发展以至于最终的灭亡是一种物质的偶然还是一种精神的必然，无疑都是在经历或创造着一个神奇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神奇之处在于既可以被整个人类极力地膨胀也可以被某个个人极力地浓缩，就如同整个宇宙在一瞬之间爆炸又在顷刻之间坍塌了一样。所谓的神秘也正蕴含在这伟大的神奇之中。
神秘主义是哲学的同时也是艺术。老聃是中国旧神秘主义哲学的鼻祖，他的学说所展现出的正是这样的奇异的景象：历史的发展没有了过程而只剩下了开头和结尾，时间被割裂，空间被折叠，当未来被过去强行蹂躏了之后，所剩下的便只有“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了。
庄周是中国旧神秘主义艺术的宗师。与老聃不同的是他不仅可以将世界之广大与人类之渺小通过一种温柔的方式统一起来，还在事物发展的开头与结尾之间发现了过程的美丽，更可以在他人最不经意的某一点凝神，最终打开通往幸福与快乐的大门；由此进入到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里去解放自我，去做他所谓的逍遥游。
想象力是人类所具有的最为伟大的可以超越自然的力量，而庄周正是这一伟大力量的超级拥有者。那个居住在藐姑射山里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是可以长生不老，“吸风饮露，不食五谷”是可以遗世独立，“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是可以自由自在地来往于过去与未来之间，而“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则是要心想事成。这是要用精神代替物质、灵魂代替肉体，是要用意念改变世界，是要在道法自然之后再来一个自然法人。这当然都只是美好的愿望，最终能真正独立的只能是精神，能绝对自由的只能是思想，否则就只能是自欺欺人了。
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他那些美丽到极致的散文，那是中国旧神秘主义艺术（这里的艺术是包括文学在内的）神圣的经典。
2
只要我们能如藐姑射山中的神人那样将神凝起便可以发现，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有着自身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论怎样的短暂，又都可以揭示出整个世界的本质，这正是神秘无所不在的真正原因。所谓的神人不过有着太多灵性的人，他们可以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点上停下来而将其作为起点开始工作，最终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诚然，哪怕是最为简单的美丽也并不简单。一朵花之所以被人感受到美丽，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其开放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奇妙的形状和鲜艳的色彩，但这奇妙的形状和鲜艳的色彩之所以能给我们带来快感却是因为其潜在地向我们传递着更多的信息，既包括植物生命发生的原因和最终的结果，也包括贯穿于二者之间的全部过程，对人类生命花朵的绽放给予巨大的鼓舞。一株植物与一个男人或女人，只是因为物种的不同而在生命的存在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肉体的生殖是一个最普通的过程，但所能带给我们的感受却已然有着太多的奇妙；如果不是因为自然与社会的限制，人类是可以永远沉浸在这原始的冲动之中的；但不幸的是自然与社会对这种快乐的限制有时会强大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连起码的要求都不能得到满足，更不要说什么快乐与幸福了。
但人类毕竟是高智商的动物，这种高智商的最高境界可以超越自然与社会的限制创造出无限美好的感觉，并可以以艺术为载体来与他人共享；甚至超越时空，去与未来以至过去的人类交流，实现其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生活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对命运被动的承受，艺术在更多的时候却是一种对上帝的自觉的反抗。也因此艺术创作的任务绝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或还原，而是对现实生活内在本质的表现和提升。事物在光天化日之下所呈现出的外在的美丽往往不能长久且还是粗俗与浅陋的代名词，能让人回味隽永的是那些让人难以捉摸和不可思议的东西，也即事物内在的美丽。雾里看花与水中望月虽然可以用来说明神秘主义艺术的表层特质，但还远不能揭示其深刻的内在本质。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能给人带来更强烈且恒久的美感，艺术家还会人为但非盲目地将艺术与生活拉开更远的距离，或在二者之间制造一些沟通的障碍，甚至还会适当地通过残暴的手段将生活扭曲变形，最终创造出一种与现实生活近于完全两样的东西，而真正的美感也就在这样离奇荒诞的状态下产生了。
也因此，石涛笔下的深山老林和八大山人笔下的丑石怪鸟竟成了中国古代绘画的顶点。
3
银河系从宇宙中独立出来，太阳系从银河系中独立出来，地球从太阳系中独立出来，……直到人类从动物界独立出来，每一次独立出来的过程一定都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但自我从人类集体中独立出来的历史或许会更加惊心动魄。
人是肉体群居的动物，但也是精神独立的生命，只是由于自然和社会的限制，即便是那些精英也免不了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屈原如此，李白也如此，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神话传说靠想象编造出故事是为了征服自然，庄周的散文在想象的基础上加入思辨是为了超越自然。文人艺术的因得意而忘形是为了表现自我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而他们的所得之意也正是他们对于身外世界最奇异的感受，那也正是一些用语言难以直接述说的神秘。
中国以往的艺术要么与宗教和政治搅在一起成为宣教艺术，要么与世俗生活搅在一起成为娱乐艺术。宗教和政治是要指鹿为马将精神变物质，世俗生活是要附庸风雅让物质变精神；因此与二者搅在一起的艺术便失去了应有的神秘属性；即便是可以被称为旧神秘主义艺术的中国文人画，也因为历史的局限而未能开拓出足够的专属于自己的空间。
盛行于上个世纪的写实主义是政治宣教的工具，盛行于当今的新古典主义是世俗娱乐的玩物；正在招摇过市的后现代、后后现代主义者们则以颠覆一切传统为名发泄着自我，最终的结果或许也只能是自我的毁灭。新神秘主义艺术并不是要完全割裂艺术与宗教或政治以及世俗生活的联系，而是要将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开得更远一些来为自身赢得更广阔的空间。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弘扬个性，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创造未来，这是一种理性的自觉。
宣教艺术的目的是宣教，娱乐艺术的目的是娱乐，但新神秘主义艺术的目的却是对艺术本质的执着追求。现在，人们对自然、社会和自我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现实社会也为人们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中国的艺术家也该从那种非驴非马的尴尬境地中解放出来，并拥有一片专属于自己的天地了。
新神秘主义或许可以成为引领中国艺术走向未来的旗帜。
2011-05-01
我 学 要 旨
我学者，我家之学，亦如道学、儒学之所谓。
宇宙的爆炸或许是因为先前的坍缩，所有的部分都凝聚成了一个整体，且密度极高，到了谁都无法容忍的程度，于是爆炸。在爆炸之前还会有一个短暂或并不短暂的沉默。“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于是终于大爆炸。而且是一系列的大爆炸，或许直到今天也还并没有结束，就因为有了人类。
在这一系列的大爆炸中，银河系从宇宙中独立出来，太阳系从银河系中独立出来，地球从太阳系中独立出来，有机物从无机物中独立出来，动物从非动物中独立出来，人从动物中独立出来，自我从人类集体中独立出来；从本能到意识，从意识到精神，最终成为一个崇高的境界——人类文明的顶点。
人类是肉体群居、精神独立的高智能动物，任何要改变人的这一本性的做法都不能成功。道家的学说崇尚自然，为人类的精神独立开辟了道路，但其主张“独善其身”和“小国寡民”则违背了人类肉体群居的本性。儒家的学说崇尚秩序，为人类社会行为设置了规范，但其主张“克己复礼”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违背了人类精神独立的本性。因此二者都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最终让外来的和尚钻了空子。佛教的得势是因为将眼前的一切统统抹杀，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化为对来世的寄托，如此省事的做法正中中国人的下怀；一无所有者可以无视自己的贫穷以自欺，腰缠万贯者可以否认自己的富有以欺人，于是各自的生活便被谎言维持了下来。
上个世纪，中国人以革命的方式成功演绎了宇宙大爆炸的全过程，其获得的最伟大的成果是让人们重新发现了自我，当一切已有过的理想都化为了泡影之后，或许自我将成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得到人们的认同而成为一种更伟大的宗教，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有声有色起来并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
精神的独立是自我存在的证明。然而在以往的社会中，这独立却被统治者以社会的名义剥夺，于是单个的人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要么成为猪狗和牛马，要么成为人形的机器，最终成就的只是几个帝王将相而已。在此期间也有跳出来的狂人，但大多都是除了能给后世留下几段日记之外也就不再能有太大的作为了。
有了精神的独立也便有了思想的自由，人们会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挥出来以成就自我。这个自我的成就对于任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很重要的事，而对于在精神上有着更为强烈之追求的文化人尤其如此。在物质生活中或许可以努力地与他人相同，但在精神生活中却要努力地与他人不同，这或许正是孔子之“君子和而不同”更内在的意义。
人与人在肉体上的不同是有生俱来的。人体虽然都是碳水化合物，而且其大体上的构造也相同，但由于家族遗传基因上的差别却具有着不同的模样和血型；即便是一奶同胞的兄弟，由于先天或后天的种种原因也会造成其在性格上的诸多不同。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人与人就这样地区别开来，正所谓“性相近，习相远”；而到了精神境界的层面，人与人的区别就更可以是十万八千里了。但人类的高智商为人与人的相互沟通提供了条件，既各自独立又能相互理解更是文化发展的方向和人类文明的必然。
成就自我曾经是一件痛苦的事，屈原的“哀蛮夷之莫吾知”、李白的“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辛弃疾的“知我者，二三子”、鲁迅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等等，是因为众人的精神缺失和思想禁锢，而这种缺失和禁锢正是旧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畸形和病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会以一种健康的状态呈现于生活的各个层面，对自我的追求将成为一件既崇高、神圣又快乐、幸福的过程。
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的标志是有条不紊的秩序和丰富多彩的方式。有条不紊的秩序来自于人类立宪的严谨和守法的自觉，丰富多彩的方式来正来自于人类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当每个人在文化上都成为一个独特的自我，人类文化的繁荣时代就真正地来临了，人类文明也将进入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虽然是“辟地开天盘古绩，造人补漏女娲功；文明历史五千载，多有卓然王者兴”，但毕竟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真正的王者将是那些用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成就了自我的今人。
虽然在有我之上还有无名、无功、无我之境，即庄周之所谓“逍遥”、孟轲之所谓“浩然”、老聃之所谓“玄之又玄”、孔丘之所谓“从心之所欲”，然过犹不及，且皆非人之所能为，自以为是反成对自我之颠覆，故暂存而不论。
从睁了眼看到闭了眼睡
像鲁迅那样地睁了眼看，所看到的自然是被无数谎言所充斥着的世界：先是处在上边的欺骗下边的，然后是处在下边的瞒骗上边的，最终是处在中间者的欺上瞒下。这哪里还是一个人的世界，但这也许正是一个人的世界。
人在具有人性的同时兼具神性与鬼性，但当你睁了眼看或睁大了眼看时便会发现人人似乎都只是魔鬼。在神性的提升与鬼性的堕落之间，人被七上八下的吊着。但不知是因为一种怎样的宿命，在宇宙还在不断膨胀着的同时，人却似乎总是在一点一点地向下坠去，而下面又或许正是那黑洞——一个万劫不复的渊薮。
没了信仰便没了真诚，因此就只好虚伪，做鬼或捣鬼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处在上边的明知已然如此但仍然如此，因为也实在没有了更好的招数；处在下边的也同样明知已然如此但仍然如此，因为也同样没有更好的办法；处在中间的虽然已有些招架不住，但也仍然在努力地招架着。尤其是各自又都在很是痛苦的同时能以此为乐、以此为荣，正所谓“痛苦并快乐着”；这其中自然有着许多的奥妙，于是世界也就只好如此这样地被“有术”和“有效”维持着，也不知要到何时才是“有限”的尽头。
于是，曾经神圣的信仰被假意的真诚亵渎了。表面上加入了这个光明的组织或那个正大的集团，手里干的全都是偷鸡摸狗的勾当；所谓“窃珠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也自然是古已有之的事。学生读书只是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和“书中自有颜如玉”，老师讲课只是为了拿薪水；病人到医院看病自然是因为有病，医生却希望病人的病永远不好；更不要说卖棺材的还在希望着人死了。等到一切的谎言被睁大了的眼睛看穿的时候，便成了表面上人人都有文化实际上却个个都是白痴，表面上人人都很健康实际上个个都已病入膏肓，表面上人人都是神仙但实际上个个都是魔鬼，那景象自然也就要令人“目不忍视”了。
在睁了眼看之后还要竖起耳朵听，听到的除了欢庆的锣鼓之外还会有恐吓与谩骂。欢庆的锣鼓自然是成功者敲响的，恐吓与谩骂的来源自然是那些未成功者。首先是那些“才子+流氓”式的“愤青”，只是因为心理上太过于年轻的缘故，因此受到一点挫折便精神分裂，很像是疯了的狗见到谁都会咬一口。其次是那些满嘴“之乎者也”的“遗老”，只是因为精神上太过于年迈便“老而不死是为贼”，比当年的法西斯还要法西斯。但无论是后者或前者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从而享受到魔鬼的快感，也因此而省却了许多口水的喷吐。但也一定还会有终其一生都只能如此者，让这个世界继续地在恐吓与谩骂声中继续，直到让人“耳不忍闻”。
只有那些“目不忍视”和“耳不忍闻”的人或许才配得上人这一撇与一捺。他们的身上也并非没有鬼性，但鬼性受到了神性的制约或被神性抵消。他们不会盲目的信仰，也因此不会随意地真诚。他们为了保持精神的独立在生活上也会随波逐流但绝不会靠打与杀去争天下，为了追求思想的自由在文化上也会寸土不让但绝不会靠恐吓与谩骂来过日子。尤其是他们也并不称自己为“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而只是称自己为“苟活者”。尤其是即便是他们那些文字措辞激烈，也与来不来就要将谁“判死刑，立即执行”和张口闭口就要谁的妈来做自己的母狗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
也因此才有了鲁迅所谓“醉眼中的朦胧”，不过是既不能爆发又不能沉默的结果。但这或许也会有一个危险产生出来。在朦胧的醉眼里，一切或许会都变得美好起来。于是盲目的信仰变成了伟大的献身，虚伪的真诚变成了优秀的品质，瞒和骗变成了聪明与智慧，恐吓与谩骂变成了坚定与勇敢，文化的复兴与繁荣也似乎就要如此这般地实现了。美术家们为了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而往往要将眼睛眯缝起来，或其目的是要画出与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一样的朦胧来。女人们涂脂抹粉、穿漂亮的衣服，新娘子穿婚纱、甚至还要把花插得满头都是，其目的都是为了模糊人们的视线。但这一切都抵不上那醉眼中的朦胧，因为那是不需要太多的人们来如此之费事的。
除此之外或许就只有闭了眼睡了。要睡自然是连梦也不做的更好。于是只好更多地喝，不仅要“莫使金樽空对月”还要“会须一饮三百杯”，然后再“与尔同销万古愁”；遗憾的是其结果又与死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但这“与尔同销万古愁”也算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担当了。冒着将自己喝死的危险，将过去与未来都放在酒杯里一饮而尽，这与抛弃了一切过去的后现代主义和抛弃了一切未来的新古典主义比起来真不知要伟大几万倍。
对于李太白来说，一觉睡去不再醒来，或一觉醒来这世界依旧是原来的样子，两者之间似乎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2011-05-25
超越中国文人的宿命
肉体的群居与精神的独立是人的双重特性。但人毕竟是由肉体的动物进化而来的，因此肉体的群居是第一位的，精神的独立是第二位的。所谓精神的独立也就是意志的独立，这种对于独立意志的追求正是对肉体群居性的否定，由此人才成为了真正的人。这似乎也可以用老子的所谓“反者道之动”来解释，但“道”就要用人来替换，“反”“动”也就要变为超越了。
有了精神的独立才有了思想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也就是灵魂的自由。灵魂本是被禁锢在肉体中的囚徒，精神的独立为其打开了枷锁；从此死的灵魂才变成了活的灵魂，人之道也便得到了提升。然后有文人。文人正是可以将思想用语言、文字等形式表达出来的人。正所谓“我思故我在”，文人最终所要成就的正是一个伟大的自我。
精神独立造就的自我与肉体群居形成的社会是一对矛盾，这一对矛盾在中国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解决这一矛盾最简单的办法是放弃，放弃对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追求，放弃自我。老子“反者道之动”的原意是要所有的人都放弃对自我的追求、要整个社会都回归到原始、自然的状态中去。其实，这样的社会形态在当今的地球上也不是没有，在那样的状态里，人只是无所谓精神与思想的纯粹的肉体，与动物的区别仅限于极为低级的层面。老子要用牺牲整个人类的方式来换取世界的宁静，以便于他去“玄之又玄”中探求所谓的“众妙之门”，结果却是自己跑到大沙漠里去晒干尸，连肉体的群居也放弃了；虽然也因此而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自我。
孔子“克己复礼”与老子“小国寡民”的不同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不同，至少都是要通过改造社会来成就自我。庄子是第一个通过改造自我来成就自我的人，正所谓“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在被社会抛弃的同时抛弃了社会，但这其中似乎已经加入了自欺欺人的成分。没有了物质的基础，精神的独立便无异于对肉体的自残。这种自欺欺人的第一个最大的受害者自然是庄子自己，然后便是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由于不能融入当时的社会，即不能与世俗同流合污，因此只好沦落为乞丐，最终也只好用“死去何所道，尸体同山阿”来自慰了。
解决肉体群居与精神独立这一矛盾更为便捷的方法是自杀，即自己来了结自己的生命。“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国的文人都是喜爱山水的仁者和智者，“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更是他们最乐于接受的处世哲学。他们当中也的确有过一些“达者”，比如屈原，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投水自尽了。他们当中更多的都是“穷人”，“独善其身”的时候总喜欢住到深山老林里去；但所谓隐居大多又不过是养精蓄锐的一种方式，正如李白的放飞庐山，一经邀请便又钻到永王的幕府中去了。在了结自己的时候他们更喜欢投水。屈原不仅投水还要怀沙，李白不仅投水还要揽月，还有王国维——还一定要投入到某一个特定地方的水里去。据说这一切都是一种美丽，但其实不过是因为他们都成就了一个自我而已。也因此，现在的文人们已不再拘泥于形式，跳楼、卧轨、上吊、服毒，可谓无为不可了。
用一个自我来对抗整个社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还要面对更大的危险。有研究者提出屈原是死于谋杀，虽然并没有确实的根据但也不无道理。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或许也只是逃避他杀的一个借口。李白的流放夜郎和苏轼的发配海南岛虽然也算得上是自作自受，但王国维的躲债和曹雪芹的喝粥却或许是老天无眼。与这些人比起来，生活在当今的我们已经是够幸福的了，但自寻烦恼或许正是中国文人永恒的宿命，自寻短见也同样还是这种宿命最高级别的体现。
改变这一宿命的最好的办法是像鲁迅那样做一个自由的写作者，但纸里包不住火，白纸黑字的东西即便再含蓄也还是容易露出其反社会的马脚；因此鲁迅的烟抽得很多一如李白的酒喝得很凶，所谓的英年早逝不过是慢性自杀而已。“倒鲁”的人有的说鲁迅是汉奸，有的说鲁迅是小人，甚至还要将鲁迅当年的工资单拿出来示众。但鲁迅却说：“忘了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或许“倒鲁”者只是要还鲁迅一个真实的自我，但我们喜爱鲁迅也并不因为他曾被与孔夫子一起并称为中国的圣人。
自杀，或许是中国文人最伟大的宿命。如何超越这宿命，正是每一个中国文人每时每刻都要思考的“命”题。
中国文人的滑头主义
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原本是相互对立或相对独立的学说，但自古以来就有主张要将其合而为一的。这一合不要紧，也就合出了一个滑头主义来。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封建文人的处世哲学，但其实正是他们为了周旋于封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以索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所耍出的滑头。要想“达”就必须先做统治者的奴才，奴才做好了就会“达”起来。一旦“达”起来了便想维持住，也便只好“兼济天下”起来，这与地痞流氓的假仗义也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狗做不成或做不好都会“穷”，而“独善其身”也正可以成为“一毛不拔”的借口，一旦有了机会还会再钻到狗洞里去。
文人的才能是天生的，甚至所依赖的也未必是遗传。所谓的三苏其实也还是一个苏轼，他的父亲和弟弟只是可有可无的陪衬，更不要说他的祖上或后代了。南通范家的十代书香就更是个特例，但最终恐怕也不过还是一个范仲淹而已。“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但从什么地方出、以怎样的方式兴却是谁也说不定的事，最终的结果十之八九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也因此，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天才一定首先是个奴才。像一只狗生下来就开始寻找自己的主子。
狗的品性是忠诚，而且是矢志不移，人却不能坚持太久，一旦被主人冷落就会生出他想。于是有老子的出关和孔子的不作，即便是曾被宠幸的屈子也只能去《离骚》和《天问》，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这是一个由狗变为狼的过程。狼的精神是背叛，而且会义无反顾，人却不能如此坚决，几句好话就会回心转意。正如同老子的著书、孔子的返鲁和屈子的招魂，算得上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和“不撞南墙不死心”。于是，老子跑到大沙漠里晒了干尸，孔子挂在房梁上做了腊肉，屈子跳进汨罗江喂了鳄鱼，也都算得上是一种壮烈了。
只有庄子是连人家请做宰相也不去，只愿意去到藐姑射山上做神人，所谓“吸风饮露，不食五谷，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结果是只落得个“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其经历也因此颇令人怀疑，口口声声说给个部长也不做的人，也许哪一天竟去应聘做了小科长，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常有的是。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只是酒后的狂言，而他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或许才是其真实的“嘴脸”。这样的自欺欺人所伤害的或许只能是他们自己，稍微有一些理智的人是绝对不会去仿效的。
鲁迅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但也许并不是一个革命家，顶多算得上是一个革命的拥护者，而且那拥护的态度也并不十分的鲜明。“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其所反叛的却只是已经被推翻了的封建制度，所口诛笔伐的只是封建礼教，既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也不能“正视淋漓的鲜血”，并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危险的。对于国民政府，鲁迅的批评相比之下却要温柔多了。吃着人家的饭还要说着人家的不好，得着便宜卖着乖，不过是要表明自己精神上的独立；至于有时说得过了火而被追究也还可以走为上策，实在是滑头得很。之所以还要时不时地对反对派“暗送秋波”，是害怕革命成功后被当做不革命者杀掉。之所以要对第三者“笑脸相迎”，是怕一旦成了亡国奴便连文章也写不成；更何况本来就住在人家的租界里受着人家的保护，怎么能再与人家“横眉冷对”呢？这样的瞻前顾后以求“三开”，也难怪要被“倒鲁”的人们揪住小辫子不放了。
所谓三开，是指在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人面前都能吃得开，这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鲁迅却奇迹般地做到了。但也有人会说，如果鲁迅不是死得早就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闭嘴，要么砍头。其实这个担心是太有一点多余了，因为鲁迅最擅长的是逃跑，还没等到别人醒过梦来，他或许早已经跑到美丽的台湾岛上去“邀妓来坐”了。
现在是要和谐的社会，一切都变得很宽松了。尤其是在有了网络之后，无论谁都可以来过一回文人的风骚瘾，而且差不多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连别人的妈也可以随意地拉过来做自己的母狗，实在是自由得很。但最自在的还是那些曾经被鲁迅否定掉的文人画家，不仅跑到国外去的还可以再跑回来，喜欢画老子出关的也没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出关，喜欢画钟馗雅趣也没人问他要打的是什么鬼，而且还可以大笔一挥黄金万两，至于交没交税或交了多少税也并没有谁来深究，只要在适当的时候捐出一些来就算了事，由此还可以获得慈善家的美誉。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因此便有人“谁也不恨”，祖国竟然也变成了他们崇高的信仰。这一切虽然很是荒唐可笑，但中国的文化据说也已经因此而要复兴和繁荣起来，甚至还要“隔着一个相当的朝代追溯那个时候的辉煌”，回归到唐宗宋祖的古典世界里去也说不定。
三教合一，中国文人的滑头主义至此也便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中国文人的“机智”
作为生命的人类和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一样，虽然肉体的内部构造上几近于一塌糊涂，但外在形貌上却都遵循着一个左右对称的原则。人们也因此而自以为美丽，并以此为样本来改造起世界来，于是便有了紫禁城那样庄严的建筑。在此同时，人们也依据同样的原则来构建社会，于是便有了秦王朝那样残暴的政治。
宇宙之所以会爆炸，是因为物质的分布永远都不可能绝对的均匀，即便是动物的肉体也一样，更不要说人类的精神世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是对物质世界的反应，人们在用文学来构建这一世界的时候或许也曾经试图使用过对称的原则，但因为文学的描述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因此左右对称就被上下对仗和前后呼应来代替了，于是便有了唐人的格律诗。但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便被宋人的长短句代替，接下来还有了元人的散曲，直到今人的自由体新诗，自由得几近于无边无际了。诗是如此，散文就更有过之，汉代的骈文在文学史上得以维持的时间更短暂，最终则是杂文的胜利。鲁迅的杂文正是这一胜利的标志，而且或许会比秦王朝的残暴政治和紫禁城的庄严建筑都更长久。文人也是杂食动物，做起杂文来是最应该得心应手的。
所有的文人在骨子里都是反秩序的，但不幸的是无论鲁迅的骨头有多硬，外面还要被皮肉来包裹。因此，要想在这“人间地狱”般的世界中“苟活”，就不得不耍一点滑头。这或许也是一种“机智”，但其中却有着太多的无奈。文人的反秩序也就是反政治，尤其是残暴的政治——文人又都是神经颇为敏感的，因此再温柔的政治也会在他们的眼里成为残暴——这无疑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此也就不得不在适当的时候选择逃跑。鲁迅的一生很像日本的浪人，最终将自己躲避在日本人的租界里瘦成了一把骨头；死后被一些人指为汉奸，恐怕是要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人除了是精神独立的动物之外还一定是肉体群居的动物，有社会就会有政治，而每个人首先要面对的又都是现实。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孔子的“克己复礼”都是对过去政治的肯定和对当前政治的否定，因此他们的理想便只能是回归过去。鲁迅对于过去的政治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对于当前的政治也算得上是极为反感，但要让他给予同样彻底的否定恐怕就要有一点障碍了，也因此只好寄希望于未来。去到未来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改革，比如革命，比如外族的侵入。既然改革不成就革命吧，因此便有了对于所谓的革命的同情；而革命不成的后面自然还有一个外族的侵入跟着，也因此便有了对后者的无语。有研究者说鲁迅在死前的一些文章中经常会流露出对未来的恐惧，其中最怕的是革命一旦成功会将所有的反革命和不革命统统杀掉，而这所谓的不革命中或许也就包括他自己，至少是有着这样的嫌疑的。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对于后者的无语竟然会在死后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好在他也说过：“忘了我，去管自己的事……”
文如其人，文亦不一定如其人。文人大多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喊几句口号是可以的，关键时刻溜号儿的居多，像鲁迅那样明言恐惧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文以载道，但文人也无行。只要能做成所谓的文人，为政治做狗都行，像鲁迅那样为了保持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而有所不为的文化人又有几个呢？子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进一步冤家路窄，退一步海阔天空，在进与退之间做出选择或许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最终往往是选择后者的居多。
于是除了诗词歌赋之外还有琴棋书画，都是文人们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尤其是文人的绘画，更让这种逃避变成了有趣的游戏，只要得了意，形是可以忘掉的，更何况所画的不是枯木怪石就是云山雾水，是无所谓像不像的。鲁迅在绘画上的水平或许只是个初级，其对文人画的否定也主要着眼于技巧上，认为文人画家们画得不像是因为画不像。但或许鲁迅对文人画的否定是因为文人画并不像他所喜欢的珂勒惠支的木刻那样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或所表现出的反抗精神不像他的杂文那样直接。鲁迅在文艺上对自己和他人的要求都是很苛刻的，与其在生活中的做法并不相同。将文艺与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或许又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机智”。
另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都有一种偶然性。文人画的产生可能是苏轼随笔的一抹，正如同新诗的产生可能是翻译者的随口一说，一开始时可能是粗糙的，但随后便会被逐渐地提升而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而独立地存在下来。中国文人绘画的两大高峰——石涛和八大正是这种提升的结果；而新诗的提升也还在继续地进行着，最终的失败，即无法与唐诗宋词并论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杂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而在鲁迅的手中大放异彩或许也是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事，如果不是每天还要上班挣钱，如果不是要每天都要有稿费进账，鲁迅即便不能再写出一部《红楼梦》，恐怕也会再写出一部《儒林外史》来的。现在看来，这也未必不是中国文化的损失。
2011-06-01
齐天大圣的尾巴
鲁迅说过：“一切的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的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但也许鲁迅忘记了，孙悟空除了能翻斤斗云之外还会七十二变，虽然斤斗云没有翻出如来的掌心，但其七十二变与二郎神较量起来还是绰绰有余的，也虽然有时还会露出那条对于人来说已是多余但对猴子来说却又必不可少的尾巴来。
鲁迅又说过文艺起源于“杭育杭育”的劳动，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最早的文学当然就是民歌了。《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但其中除了“风”以外还有“雅”和“颂”，而其中的“雅”或许便是最早的文人的创作。作为民歌的“风”在表达情感的时候是直截了当的，作为文人创作地“雅”就要含蓄得多了。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前者在表达爱与恨的过程中还几乎没有自我意识，而后者在表达忧与怨的过程中却已经有了一个我在。
《诗经》中的诗只是诗而已，作者的名字一个也没有留下，但编者的名字却被留了下来。子曰：“诗三百，一言以弊之曰：思无邪。”这里的“邪”所指的一方面是表现于“风”中的“乐”以至于“淫”的两性，另一方面却是表现于“雅”中的“怨”以至于“怒”的自我。相对于周礼来说，后者或许要比前者更为可怕，也因此在前者还被淋漓尽致地表现着的同时，后者却被所谓的含蓄掩盖起来了。
中国的第一个文人不是孔丘而是他亦师亦友的前辈老聃。在老聃写成了《道德经》之前，中国所有的文人都只是说客。那时的国君或许并不需要之乎者也的文章，而无论老聃还是孔丘，都是要通过国君来实现自己的主张的。但他们的主张都没能被当时的国君们接受，于是才这样那样地做了文人，实在是一种无奈的结果。其后的诸子们自然都算得上是中国的最早的文人，但只有屈原才算得上是中国的第一个真正的诗人。屈原的受宠也许和他的楚辞写得好有很大的关系，但他留给我们的楚辞却几乎都是他被疏远和放逐之后的作品。试想，如果屈原不被疏远和放逐恐怕也就没有他那“可与日月争辉”的诗篇了；当然，如果他的“美政”理想得以实施，历史也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屈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诗人，还是中国怀疑主义哲学的鼻祖，《天问》则是中国怀疑主义哲学的开山之作。怀疑他人的结果便是相信自己，中国文人的自信也从此有了一个模糊的开端，直到时不时地就要闹一次天宫，让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都很不安生。
如果说唐以后中国就不再有好诗了，那我们或者也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以后中国也就不再有好的文章了。但事实当然是并不如此的。唐以前还有汉，汉代的赋虽然比不了唐诗但史却还是不逊于前，而唐诗之后还有宋词和元曲，虽然被写的人称之为诗之余，但后人却依旧将他们当成诗来读得津津有味，更不要说被曹雪芹夹杂在小说中的那些“玩闹”了。到了上个世纪初，格律诗和文言文更陷入了绝境，但白话文和新诗的出现却又为中国文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舞台。只要有足够的才气就来尽情的表演吧，得意的时候还可以忘形到毫无顾忌地将那条尾巴树立成旗杆，旗子上还可以的大大地写上一个“我”字。
于是有了鲁迅的杂文。
“至人无己”，因此老子无为。“圣人无名”，所以孔子不作。“神人无功”，所以庄子“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所谓的文人大都正是那将过程看得比结果更重要的神人，“无功”可以，但“无名”、“无我”不行。好名是文人最大的弱点，因为与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冲突而常常为人利用。唯我是文人的标志，但由于与社会相反对而常常会因此而遭殃。屈原如此，李杜也如此；苏辛如此，曹雪芹也如此。鲁迅是无为无不为、无作无不作，因此只能将其算作一个例外。这或许也正可以说明鲁迅的伟大。
鲁迅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做成了中国第一个独立的文化人和自由的写作者，其缺陷是并没有做成一个职业的艺术家，也因此只能吃谁的饭为谁做事，受谁的保护为谁讳言，在敏感的区域不得不有所收敛。作为生活在当今这样一个“宽松得几近于温柔”的时代中的我们是没有必要再要求鲁迅什么的，最好还是像他所告诫我们的那样去做——忘了他，管好我们自己的事，否则就真的是糊涂虫。
我们之所以不能忘怀鲁迅还因为对杂文这种表达方式的喜爱。在文化产业化的今天，所有的艺术似乎都已经变成了娼妓；文学则要么为其开门，要么为其垫底，更是卑微到了极点；只有杂文仍然在通过网络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并高擎着那面唯我的旗帜。我们要做的或许只是不要玷污了这块神圣的土地，而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或许也正可以由此开始。
2011-06-03
唯物？唯心？唯我独尊！
从唯物的角度看世界，世界首先是物质的，在物质的基础上才有了人的精神，人的精神又会反作用于物质，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但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也会时时为世界的广大和自身的渺小所震慑，并因此而失去改造世界的勇气，更不用说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要经历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失败对人们的打击了。饱暖思淫欲，这时的天下也就要被唯心来占领了。
用唯心的方式看世界，世界首先是精神的，在精神的前提下才有了物质的世界，万物在上帝的掌控中发生、发展、灭亡，人只是期间一个小小的环节而已，正所谓“迷途的羔羊”。但即便人的生命过程再短暂，日子却还是要一天一天的度过，即便是迷途的羔羊，也一定还要跌跌撞撞地走着脚下的路，更不要说还要经历来自于自然与社会的残酷与暴虐了。当陷于生活的绝境，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人们还会再转过头来。穷则思变，这时的天下就又要是唯物的天下了。
“谁都不信只信自己”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的口头禅，这一定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欺瞒之后才得出的教训。如果将这句话提升到哲学的层面，就是建立在唯物与唯心基础上的唯我。有了唯我，唯物与唯心的争论也就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从唯我的角度、用唯我的方式看世界，在我发生之前，世界是一个纯物质的世界，在我的发展过程中，世界是物质与精神的混合体，这混合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有时会比我发生之前更为物质，也有时会比我灭亡之后更为精神，但在更多的时候却会是一种模糊或灰色的混沌。也因此我在我的生活里只好唯我是问，根据自己的感觉来选择和确定那专属于自我的生活方式。最终，或许我的肉体可以为他人左右，但我的精神却一定会由自己做主。魏新华不是上帝，孙更俊也不是上帝，我是上帝。
可以左右我肉体的首先是那个物质的世界，是由万物合成的自然，是由他人组成的社会。它有时是一个温柔的床榻，但更多的时候却是一个黑暗的牢房；我的肉体被束缚着不得自由，不定哪一天还会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可以安慰我灵魂的是那个精神的世界，他或许先我而存在，也或许要后我而消失，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通过创造来拥有它。物质给我以真，精神给我以美，当我将自己贡献给这个世界的时候，善便得到了实现。
当我还是一粒精子和卵子，或许我可以代表一种精神，是上帝的旨意和神灵的安排；也或许只是一种物质，是我父母的欲望的结晶。但当我成为我，却成了一个包含着灵魂的肉体和一个被物质封闭者的精神。我因此唯物，并因此而自私、卑鄙、甚至邪恶。当我吃饱喝足之后也会反省自己的丑陋，于是便会唯心，通过精神的创造将这丑陋变成美丽。我将父亲想象成开天辟地的盘古，将母亲想象成造人补天的女娲，将女人比喻成花朵，将自己借代成神仙。但很快这大厦便因为基础的肤浅而摇晃起来，于是我便不得不再一次自私、卑鄙、甚至邪恶。这样的循环被无数次经历之后，我便在一个至高的点位上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甚至于陶醉在那摇摇晃晃之中。或许正是这摇摇晃晃成就了一个独立的自我。
诗是我的歌唱，书是我的舞蹈，画是我为自己布置的背景，无论我走到哪里，哪里都可以成为我灵魂的祭台和精神的纪念碑。我通过唯物来改造世界，通过唯心来创造世界，我的肉体终将老死，但我的精神却可以不朽，我的灵魂更会从我的肉体中破茧而出，超越一切物质的障碍，在有限的世界中获得无限的自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诗与书与画；没有什么不是文化，没有什么不是艺术：只要心中有一个我在，人将成为真正的人，是人也是神，是神也是鬼，是诗与书与画的结合，是人与神与鬼的统一。宇宙在膨胀，我也在膨胀。借助想象力，我膨胀的速度将超过宇宙膨胀的速度，科学或许会紧随其后成为我不竭的动力。我的精神将爆炸，我的灵魂将分裂，这有限的宇宙将被我包围，最终成为我手中的一枚棋子。当我手中的棋子达到一定的数量，我便可以来做这个世界的主宰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宇宙，有的比未知的更大，有的比已知的更小，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超越而膨胀，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堕落而坍缩，有的人每天都会进入到一个更高层面的天堂，也有的人每天都会坠入到一个更低层面的地狱。拥有了我贫穷也是富有，失去了我富有也等于贫穷。拥有了我人生才有了意义。拥有了我才真正拥有了快乐和幸福。拥有了我便拥有了崇高和伟大。
唯物？唯心？唯我独尊！
端午节的杂想
当什么是美这个问题被哲学化之后往往会变得复杂起来，最近在网上就又有被署名为无奈也123者誉为上帝的魏新华先生之定义为“事物良性特征的协调性表现”，抽象得让我们这些没有读过太多哲学书只是读了几本文学书的人也并不能很容易地把握其含义，于是又只好再返回到的具象一些的老路上去。
人是有感觉、有思维的生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感觉与思维的结果。美首先是人对于事物的一种感觉，因为这种感觉能给人的身心带来愉悦而被称之为快感。感觉首先通过感官来获得，通过感官获得的快感是多种多样的，但往往是肤浅和短暂的。大道无门，但眼睛是心灵的窗子。眼睛将所获得的关于美的信息传递给大脑，大脑又通过形象或抽象的思维将结果传递给心灵，由此获得心灵的快感。比起通过感官获得的快感来，心灵的快感便要深刻和长久得多，但当然也未必就能彻底和永恒。
除非残疾，每个人通过感官获得的快感是大致相同的，但通过心灵获得的快感却可以迥然甚至相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信息的传递是一个过程，尤其是人的思维会受到时空的干扰从而使这个过程变得复杂，也自然就会有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结果产生出来，其丰富多彩的程度比起其身外的自然世界是要更有过之的。人生来就是要追求美的，或者说人是为了追求美而存在的。由于心灵对美的感觉的不同，人与人便有了隔阂。如果这种隔阂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便不可能实现，世界的大同也便只能是空言了。
文学艺术是将这种美感固定下来的一种方式，无疑是为了使其能够更加广泛地传播和长久地流传，但当然也未必。从古到今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失传的文艺作品是不计其数的，而由于地域的或政治经济的限制即便是在今天这种传播仍然是极为有限的，更何况即便是流传了下来也未必就能再流传下去，即便传播开去也未必就能被普遍接受，相对于有限的历史和无限的宇宙来说这一切或许都是算不上什么的。但人们还是在不断地努力着，就因为那是美，是大美，是人类产生、存在、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终极目的。
端午节本是老百姓驱邪避害的节日，但因为屈原的投江而几乎变成了诗人的节日，于是每到这一天就会有许多的纪念活动，也会有人发表一些赞美屈原的言辞。他的忠君因为过于迂腐是赞美不成了，他的爱国因为太不时尚也赞美不成了，他的生因为过于模糊不仅赞美不成还被一些人诋毁着，只有他的死还较为清晰也因此便被一些人在当成一种美丽来欣赏同时并当成一种荣耀来赞颂，好像如果不是这样的死法屈原就不是屈原了似的，这实在是有一些残酷的。但屈原的不能永恒也是必然的，他的哀怨和愤怒早已经与我们无关，他的《离骚》和《天问》也早已经为我们所不解，虽然也有能背下全篇或随口哼出几句来的鬼才，但也不过是卖弄一下风骚而已。
距离产生美，但其间又要有度。太近的距离和太远的距离都算不上距离，也因此屈原要“哀蛮夷之不吾知”，因此人们也终于要将其忘却。后来的统治者当然是都要喜爱屈原了。不仅喜爱他的忠君，而且还要喜爱他的爱国，不仅喜爱他“生的伟大”，而且还要喜爱他“死的光荣”，但老百姓所喜爱的却只是吃几个粽子，而且和屈原也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前几天电视里说有个小伙子一次吃了六个，肠胃因此出了问题，但也并没有说要将屈原告到法庭上去索赔，比起开口闭口屈原却来不来就要判别人死刑的人要懂事得多了。
上个世纪末有诺查丹尔斯的预言弥漫于世，本人也因此有小说集《兄妹岛》的写作。中篇《别里科夫新传》的主人公孔老三是个套中人别里科夫式的人物，除了将自己用套子套起来之外还要通过研究伟人学来将所有的伟人都拉下马来，屈原则首当其冲。通过捕风捉影来编织屈原与楚怀王的故事以证明屈原的被宠信是在被玩弄，来编织屈原与郑袖的故事以证明屈原的被放逐是罪有应得。为了将屈原从大诗人的位置上拉下来还弄出了个《九歌今译》，也自然是要化神奇为腐朽的。
尽管如此，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证明，不论是怎样美好的东西，一旦距离我们太过于浅近或太过于遥远其审美的意义也就都要有限了。正如同光天化日之下的物质世界和银河系以外的那几朵缥渺的星云，对于我们或许都只是个恶梦；而屈原，则已经只能被算作一个美丽的符号了。
黄金分割率的0.618，大于6而近于7，是个很奇妙的数字。而且小数点后面的东西只能5入而不能4舍，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2011-06-08
端午节的杂想之二
端午节之所以会让人想到死，都是屈原惹的祸。对于屈原的死，有的说是在逃避，有的说是在抗争，有的甚至说不是自杀而是谋杀，想一想文革，或许都是讲得通的。
当时的楚国很像是上个世纪的中国，国很大，民很穷，但论起文化来却一点也不寒酸，既保留着旧的也在孕育着新的。楚人的尚鬼神是出了名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迷信，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就是唯心主义，但也因此而美丽动人。由于成长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我们或许都是铁杆儿的唯物主义者，不仅血管里流着的是唯物的血，甚至连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唯物得很，因此而铁石心肠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看电视剧《娘》，当看到娘拉着从战场上回来的儿子到他姐姐的坟上磕头的时候或许我们才会惊异地发现，就因为这该死的唯物，我们已经要变成非人的魔鬼了。
屈原建议楚怀王施行的美政一定是建立在楚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儒法统一的政治，即在唯心之前提下的唯物。这实在是一个完美的创造，但可惜却被扼杀在了摇篮里。当时的楚国除了有一个愚蠢的怀王之外还有一个四人帮，三男是令尹子兰、大夫靳尚、贵族昭雎，一女是怀王的宠姬郑袖。那郑袖和江青比起来，美丽、聪明或许都要更有过之。或许其最初真的是屈原的崇拜者，后来之所以又变成了对头，正是如同《湘君·湘夫人》中所写的那样在屈原那里遭到了“婉言”的拒绝，于是便从一只猫变成了一只虎。
屈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他的完美也许正对照出了他人的残缺，更不要说他的美政对子兰之流所造成的直接伤害了。于是在郑袖反咬一口的同时，他们还会跟着散布出一大堆的流言。这些流言或许正中楚怀王的软肋，至于政治上的那些事或许只是个说法而已，不然也不会几乎连个让屈原改过的机会都不给。但也还有个说法是屈原和郑袖的确有事，而且后来即位的顷襄王就是结出的果实，之所以在顷襄王上台之后再一次被放逐，是因为顷襄王为了政治的原因要否定这一既成的事实。由此，屈原的自沉也就又有了一个更加实实在在的理由。
谋杀论者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说屈原被二次放逐之后又遭遇到追杀，自然是要将这一段历史做一个彻底的了结。于是就出现了本人的小说《别里科夫新传》中的那一幕：屈原的舟在前边跑，官兵的船在后面追，两岸上全是围观的百姓，“杀死他！”的呼声不绝于耳，与文革中“打倒某某某！”的喊叫很是相似。于是屈原被装进口袋，一同装进去的还有石头，外面还要捆上绳子，像一个粽子似的被扔进了汨罗江里。为了掩盖事实，子兰之流还会让人（或许就是宋玉）模仿屈原的风格写出所谓的《怀沙》，让司马迁也上了当。
但老百姓却并没有这样狠心，他们当时或许因为不明真相而跟着起哄，但没过多久他们的本能会告诉他们屈原的冤枉。即便屈原和郑袖的事情属实，他们也还会将同情和怜爱奉献给屈原，更不要说在没有了屈原之后又没有了楚国。于是就有了今天的端午。看电视剧《娘》中娘拉着从部队回来的儿子去探望有个汉奸儿子的岳母的那一段，在眼泪从眼眶中涌出的一瞬间，我们便感到老百姓的伟大。
据说屈原的尸体被他的姐姐（或妹妹）打捞上来时脑袋只剩下了一半，另一半已被鳄鱼吃掉了，下葬时另一半是用青铜补上的。之所以是他的姐姐而不是妻子，或许是因为屈原到此时也仍然还是个单身。一个完美主义者最终竟是如此的不完美，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悲剧。据说文革中被整死的大人物有的死时头发长两尺体重却只有几十斤，解剖后肚子里全是棉花套子，和屈原比起来并没有强到哪去。
和屈原的死比起来，鲁迅的死称得上是慢性自杀。但近年来也有鲁迅是死于他杀的说法。在政治上鲁迅始终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这或许与他只去过日本有关。鲁迅对于旧中国的一切称得上是深恶痛绝，对于当政者也几近于不合作，对于苏俄似乎称得上有着几分向往，但对于革命却又患有着恐惧症。或许鲁迅是很喜欢日本的，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就应该变成日本那个样子才好，因此大东亚共荣或许正是他的美好理想，只是为了害怕背上汉奸的罪名而没有说出来罢了。最近又有台湾的李敖说，如果鲁迅不是汉奸那汪精卫也不应该是，因为他们的做法都是要让日本人高兴的。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在大陆上的人是没有胆量说出来的。
还有人将屈原和前些年卧轨的海子划起等号来，说他们都是将诗歌与生命同一在了一起的诗人。但屈原又岂止是一个诗人可了得，而且，我们也似乎有一个屈原就够了，又何必再凑上去很多呢！
2011-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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