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框前的遥望

       “又是6月19日了，还有人‘朝太蓬’吗？”话一出口，我仿佛又依在门框旁，看着那束火把的光，忽明忽暗地远去。

       我不是佛教徒，不信命，也不认命。但对佛教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大约是受父母的影响。我的家坐落在川东北一个偏远的小村落里，那里的人们终年劳作，日子却像凝滞的潭水，波澜不惊。闲暇时，便把希望寄托于佛。于是，6月19日，“朝太蓬”便成了他们一年中一次郑重的精神泅渡。

       节前一日，村里自有热心人挨家挨户询问，确定“朝太蓬”的时间、人数、出行方式。在年幼的我的眼中，一切都是那么神圣。这天，母亲会叮嘱父亲买多少刀火纸、多少支香蜡。好奇心爆棚的我，像尾巴一样黏在父母的身后，时不时嚷道，要父亲带上我。多年过去，家中只有姐姐跟着父亲去过两次，而儿时的这份念想，估计再也不能实现了。

      朝山那日，若乘车，凌晨五点，车子便“嘟嘟嘟”停在我家门外。我常常被喧哗声惊醒，一骨碌爬起来，倚着门框，看朦胧晨色里人影攒动，听吆喝声此起彼伏，瞧父亲忙前忙后。十分钟后，车子载着一车热闹摇摇晃晃远去。夜色重新合拢，一切又回归宁静。若步行，则要更早些，凌晨一点便举着火把上路，走四五个钟头的山路。我照例醒来，趴在窗边，看那一星一星的火焰，缓缓移入浓稠的黑夜。我想象火把照亮脚下的乱石，月光筛过路旁的柏枝，虫鸣在田埂上忽高忽低，大人们有说有笑。那样的情景，让幼年的我心生羡意。

       门框是我与“朝太蓬”之间永远的距离。我站在这一边，热闹在那一边；我站在童年的黑暗里，火光在成年人的旷野上。每一次，我都站在门框旁，看着他们热热闹闹向太蓬山奔去。

       可我终究不知道，6月19日的太蓬山上会举行怎样的仪式。只知道那天，全县的人从四面八方奔向它，去许愿，去祈福，将积攒了一年的心事交付给缭绕的香烟。父亲每年上山，必去一户人家，主人是我称为“李公公”的老人。他以占卜、算命为生，给了许多贫苦的人活下去的慰藉。“朝太蓬”这天，也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日。父亲曾带着姐姐在这户人家借宿了一夜。姐姐说，他家摆放了许多佛像，香火不断，长明灯幽幽地亮着。屋里阴沉沉，让人心里发怵。

      记忆里，李公公常来我家串门。据说，他学过《易经》《大本经》，终身未娶，只领养了一个孩子。小时候，我体弱多病。他一来，便为我画符、撒米、念念有词。飞溅的米粒打在身上、脸上，生疼生疼的，我总是厌恶地躲开。长大后，我才慢慢明白，那些米粒，每一粒都承载着他对我的祝福。

       对他印象的改观，是在六七岁那年的暑假。他又来了，带来三十多个新核桃，个个椭圆均净，棕壳光滑。我蹲在门口剥核桃，他倚着门框看了我许久——他站在门外，我蹲在门内，一道门槛隔着我们，可他的目光实实在在地落在我身上。他忽然把父母唤过来，指着我说:“三个孩子中，这个孩子以后有出息，日子差不了。”那一句夸奖，让我心里美滋滋的。如今，我不过是供职于小地方的普通职员，勉强维持温饱。但他的话确实给过我许多力量。

       李公公除了占卜、算命外，还通些医道。父亲早年也学过医，两人因此谈得来。有一回，大爸头疼得厉害，李公公给了两粒白色的药片，暂缓了大爸的痛苦。但大爸终究没能扛住病痛的折磨，走上了绝路。此外，他还治过村里一位白癜疯病人，方法古怪得很。他让家属将一只硕大的黄桶架在柴火灶上，灌满水和药，病人坐进去，下面用大火烧。这样蒸下去，还有活人吗？我想，或许是父亲漏讲了桶里的蒸格，又或是水沸便撤了火吧。不然，也太玄乎了。至于那方子究竟灵不灵，如今已无从查证了。

      我十一岁离家外出求学，之后，再没见过李公公。那时，他已八十岁了。“朝太蓬”的旧俗是否还在， 父母离乡后，我便再无从知晓。李公公大约也已不在人世。

        前些年，一个普通的周末，我路过太蓬山，在山上逛了一圈。庙里只有两三个和尚，庙外卖香纸的人坐在一处闲聊。悬崖边沿着岩壁，雕了一排排硕大的佛像，约莫两米高:药王菩萨、观世音、弥勒佛、财神爷、地藏菩萨……岩壁下是一块宽阔的石坝，对应着佛像的地方，置了焚香鼎，供游人祈愿。

      望着高耸的佛像，我在心里默想:这难道就是当年倚着门框，心心念念想来的地方？我忽然明白，门框从未困住我。它只是替我框定了一个方向——那些火把远去的方向，也是我一生向往的方向。

       如今的太蓬山，自然无法与昭觉寺、峨眉山、南普陀这些名山古刹相提并论。但它始终存留在我心里，不仅是因为它曾让我窥见一个幽微而神秘的世界，更因为那些摸黑出发的人用身体的劳顿兑换对抗贫苦的勇气震撼了我。太蓬山静静地伫立在川东北的群山之间，仿佛一直在提醒我:那些举着火把走进黑夜的人，和我这个站在门框前遥望的人，其实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固执地追寻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