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老人和杭州图书馆

                拾荒老人和杭州图书馆（随笔）

引言：最近，杭州图书馆有些热。当我看到手机里杏黄色的一段文字时，我立马想到那应该是十年前的事了。事情的起因是图书馆被人投诉了，而那个被投诉的人或称 “拾荒老人”、流浪汉，皆不为过。在偌大的安静、豪华、现代的杭州图书馆，有读者埋怨不该放流浪汉进来。而那个衣衫陈旧且衣襟上有污渍的老人，依然每周数次在图书馆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翻阅着图书，有时候是时政类书籍，有时候是史学。他极少跟其他读者交流，他一到图书馆就很快进入沉浸式阅读。他捧书阅读的模样，在他因车祸不幸离世后，成为杭州图书馆的一座雕塑。也许，在“拾荒老人”韦思浩心中，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阅读美好。

今夜，我又一次刷到关于杭州图书馆的视频，于是饭吃一半翻出一篇旧作，即九年前《钱江日报》的读后感，节选发布于此。          

我曾说：在清纯的孩子们面前，我们大人多是‘野蛮人’。

今天我要说：在韦思浩这样一个“拾荒者”面前，我们难以读书人或文化人自居。以“大佬”倨傲或被铮亮的标签和符号捧上天的“成功人士”，在韦老师面前，恐怕也有一时半会的脸红心跳。

在既往的一段时间，社会褒扬的对象、话语赞誉的分量，更多地倾向于凭财富和容颜上位的“成功人士”。何谓成功人士？恐怕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因为世间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来定义属于个人的成功。何以成功？何以失败？事有所成，物有所用，可谓成功。人则不然，功成名就，在事业、在家庭、在社会，无有缺憾全身而退者，少之又少。有“成功人士”，必有“失败人士”，但若“失败人士”提干失败、经商失败、婚姻失败，但他教育子女有方，孩子个个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成为国之栋梁。那么请问：我们应该把他划入“成功人士”还是“失败人士”之列？历史发展和进步的事实证明：失败是成功之母，在失败的基础上调整方向，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振作精神，然后一步一步走出泥淖，走向成功，走向胜利，走向希望的曙光。这种反败为胜的成功比起那种一夜暴富、一戏成名，更耐人寻味，更让人钦佩。比如药学家屠呦呦，一生浮沉在青蒿素里；比如几十年作为航天中心备份的航天员，与遥远的太空一次次失之交臂，却坚持在‘失败’的轮回里，承受我们常人无法扛住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

世间本无“成功人士”、“失败人士”一说。再说，个人成功与失败的界限又有谁来推断、定论？动不动就拿“成功人士”的冠盖戴人头上，强调成功者财富、名誉的高度，而忽略或干脆跳过成功者经年的艰苦创业和奋斗，难免造成涉世未深的青年盲目崇拜所谓的大佬、富豪，将个人关注（Focus）更多地投向金钱、物质和享受。热衷成功、倾慕成功的某些“笔杆子”和商业行为推崇的某些“成功人士”，本身放荡不羁，绯闻不断，众叛亲离，甚至游走在法律边缘，连自己也称自己“魔王”、“浮尸”。这样的成功人士会给思想、价值观还处在可塑期的青少年，究竟带来怎样负能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世人眼里的韦思浩韦先生，与成功人士的标签没有一丁半点的勾连。韦老师虽是“文革”前老大学生，他半生播种，桃李满天下，但晚年到底有点落魄，与成功毫无瓜葛。韦老师独守空房，独览群书，又扛竹拾荒，游走在阅读者和流浪者之间。他那双瘦骨嶙峋、粗糙而嵌满泥垢的双手，伸过来便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是他常年与生活垃圾打交道留下的最直接的告白。双手肮脏的人与读书无缘，衣着邋遢的人与文化无缘——或许在一些沾沾自喜的文化人眼里至少是这样。在韦思浩跟前，像我这样‘半桶水’都不够的读书人，大抵有如此荒谬而肤浅的看法。而且这样浅薄的文化偏见还深入骨髓，在身体的角落心安理得地驻扎着。故而，像韦思浩这样已处于生活边缘的人，一个与“成功人士”大相径庭的拾荒者，还被大家记得，还被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记得，那真是让普通老百姓心头一热。今天，看着又回到杭州图书馆的韦思浩老人（雕像），我凝视报端的双眸，泪光闪闪！

图书馆里经常人头攒动，一席难求。西装革履的学者来也匆忙去也匆忙，成群学生冬也聚集夏也聚集，甚至室外跳广场舞的一群老太把图书馆当阔叶树，酷暑里躲避日头，蹭蹭图书馆空调的冷气，都是太过普通的事情。只有韦思浩老人活着时，掖下夹着竹棒和装矿泉水瓶的布袋子，穿着并不体面的衣服，在图书馆安静地坐着阅读文字、新闻或者旧闻，才会有众人的惊愕、好奇和猜疑。据说，几年前曾有人向图书馆质询：像这样手持竹棍、垃圾装具的流浪者，是否应该与他同时围桌而坐，图书馆是否应该放拾荒者进门？隐隐话语背后，一种不想与拾荒老人同桌阅读的情绪昭然若揭。

要不是图书馆馆长坚持对“流浪者”开放，认为人皆平等，“流浪者”也有在公共文化场所读书、读报之权利，与情与理都不忍拒绝一个拾荒人的读书之自由，也许老人即便将拾荒后的手洗一百遍，恐怕双脚也难迈进杭州图书馆这样诗意般的文化殿堂。令我好奇的是：傲慢者眼里的鄙视和以文化作梯高高在上者的自以为是的投诉，在收到杭州图书馆一句充满人性的回应后，是不是羞愧无言而低下高贵的头颅？幸好，杭州是至情至善的世界名城；幸好，杭州是优雅温煦的文化古都；幸好，杭州图书馆拥有气度非凡的文化工作者。杭图人将世俗的文化偏见揉碎了，扔进垃圾桶，向人们伸出温暖的手，在不知道韦老师身份之前，排除异议，给一个拾荒的老人一张普通的凳子、一本薄薄厚厚的书和一个不普通的关照。杭州图书馆和那里的书报，也许是韦老师生前最后灵魂取暖的地方，是他生命中倚赖的精神驿站。

七十多岁的韦老师两年多前从视频、纸媒体走向我们，他对自己吝啬，却将有限的退休金一次次用来助学，对陌生而家贫的莘莘学子怜爱有加。为了能帮到更多的孩子，于是他将一双文化人的手伸向弃于路边的一个个矿泉水瓶，捡拾可以用来兑换几个零碎角子的生活垃圾。然后，他走进图书馆，洗干净一双沟壑纵横的手，端坐着又回到读书人的本原，他常常在‘流浪者’和文化人这两者似乎违和的角色之间走动。面对从不穿戴一新而在书与书之间、在书架之间流连忘返的韦老师，我们那些把书当饰品而少有阅读，装模作样混在文化圈里，或以“成功人士”自居而对文化无敬畏之心、对社会低端人群无同情之心的某些高端阶层奢靡的人们，是否会丁点的无地自容？我想，应该会有的，起码瞬间会有。

如今，一个普通读者韦思浩的塑像在杭州图书馆落成了，他还是和竹棒、报纸、书为伴，他澹泊宁静的目光定格在字里行间。一个韦思浩老师的故事，足以让我记住杭州。掐指算来，我已连续第六年在杭州过冬了。杭州的冬天虽然比我家乡冷，但在一场场寒流前，在一片片烂漫的雪花中，我总能握住这个城市和城市里普通人传递的温暖。谢谢韦老师，您又让我在厚厚的雪地里看到了暖流的涌动。这个冬天，寂寥、空穴中的我，将注定不会凄寒。

也许一两年后，我将离开杭州这个文化之都，返回家乡。不过，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还会走进杭州图书馆，让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再领教一次清流的洗礼。

2017年冬于杭州丰乐桥下，2026年7月20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