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当红四军第三次攻下龙岩的时候，红五军与王佐部在彭德怀、滕代远的率领下，从井冈山进军湘南，后又到粤北石城。在南雄驻扎了五天后，又往北，经大余、南康、上犹、崇义各县，直到七月中旬，才返回湘赣边界。

此时，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也在书记邓乾元的领导下，指示各县地方党，把各级党组织已恢复得差不多了。那时，特委驻在九陇山区的大湾村，一直指导着宁冈、永新、莲花、茶陵、酃县、遂川等地的革命斗争。

说到九陇山这个地方，最早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红四军撤出高陇后中共茶陵县委就转移到了那里，后来在一九二八年七月由于国民党湘赣两省开始对永新实行“会剿”，红四军前委和中共永新县委也转移到了这里。再后来，红四军从桂东回井冈山后，还把这里连同以茨坪为中心的井冈山腹地，作为两个军事根据地来建设。

九陇山地处永新县的最西端，属于罗霄山脉的南部支脉，从石峰仙一直延伸到三湾境内，属于“东北—西南”走向。山中连绵起伏的山峦一共有九道，由此构成了九个山冲，也就是山间平地，而且都有小块的陇田，所以被称为“九陇山”。

但是，由于山上林木茂盛，怪石嶙峋，同时到处也呈现出深沟涧壑，从而构成一种层峦叠嶂的状态，其险峻不亚于井冈山的朱砂冲，只是山上面积有些小，方圆才七十里左右。

可这里的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它地处湘赣两省的四县交界处，即西接茶陵，东达永新，北临莲花，南靠宁冈。

在这里，人们又把九陇山分为上九陇和下九陇两部分。上九陇在山上，只有几十户人家，耕田有数百亩；下九陇在山下，是一个长达几十里的沿江山区，沿途村庄很多。

在上九陇，林木繁茂，地形复杂，这里只有两条路可通。一遇到敌情严重，当地的赤卫队员都是转移到那里，因为那里便于隐蔽，易守难攻。

在国民党对井冈山实行第三次两省“会剿”期间，也就是一九二九年的一月下旬，中共茶陵县委和宁冈县委、永新县委都先后转移到了这个九陇山，同时还有它们的地方武装县赤卫大队，加起来总共有三百多人，由此中共湘赣特委把它们组成了九陇山赤卫总队，任命鄢辉为队长，刘作述任党代表，统一指挥这三个县的地方武装，与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互为犄角。

当敌军攻下井冈山后的二月初，又集中四个团加上这附近四县的挨户团一起来围攻九陇山，他们从宁冈的蔡家坪进来，沿途烧杀，无恶不作。鄢辉在知道这一消息后，马上组织赤卫总队在上九陇加固工事，设置障碍，分别扼守着三个山口。

终于，在二月七日那天，战斗打响了。

敌军先是用迫击炮轰，然后就展开了进攻，结果是赤卫大队转移到靠茶陵那边的山上隐蔽起来，待敌军在山下烧杀抢掠后宿营吃饭时，鄢辉采用了疑兵之计，把三百多人分作五个小队，每个队一个军号从不同的方向吹响。

这一下，敌人不知道虚实，以为红军铺天盖地而来，吓得马上就落荒而逃。这样，他们也就趁势掩杀，居然打退了敌军的这次进攻。

敌人看这个办法不行，就集中兵力，从两边山上压过来。这一下，鄢辉估计可能吃不消，于是马上掩护永新、宁冈、莲花、茶陵四县的中共县委和当地一些群众分散突围。

这便是九陇山保卫战的全过程。

赤卫总队转移后，敌军对九陇山区进行了疯狂的烧杀，他们嚷叫：“打开九陇山，银子花边用箩担；杀进九陇山，石头要过刀，老人伢子炒榛椒。”

经过了敌军蹂躏后，九陇山又恢复了平静，但老百姓的房屋被烧，许多人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为恢复九陇山军事根据地，被毛泽东特意留下的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宛希先，以特委巡视员的身份，于二月中旬从茶陵来到了九陇山区。他秘密召开了由宁冈、茶陵、永新三县县委参加的联席会议，产生了以原特委常委朱昌偕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临时特委，把机关设在小江村，继续领导着附近几个县的革命斗争。

三月十一日，原特委副书记陈正人也来到这里，于是临时特委在十四日又召开原特委常委扩大会议，产生了新的临时特委，仍由朱昌偕任书记。

到了四月间，原特委书记邓乾元从酃县回到了宁冈，又在九陇山召集特委们开会，正式恢复了原特委的工作，把特委机关设在了大湾村。

这样，在原特委主要成员建立的新特委领导下，在湘赣边界的中共永新、宁冈、茶陵等县的各级党组织很快就恢复起来。

九陇山也成了中共湘赣边界各县的政治中心。

在短短的三个月中，经特委的努力，边界各县的党员已从两千多又发展到五千多人，地方武装从三百多支枪已发展为五百多支。

为此，邓乾元在五月二十日就边界的党务、军事、土地革命、游击区域等问题，还向中共江西省委作了详细的汇报。

一九二九年七月，从井冈山南下酃县的红五军又回来了，他们是五月从赣南重返井冈山后经特委的同意，为了解决军需物资所采取的游击行动。

在进入边界后，王佐的第六纵队回到了茨坪，而红五军第四、五纵队，就在这个四县交界处的九陇山区进行休整。

几天后，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与红五军军委在九陇山大湾村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参加会议的还有永新县委的人，他们是邓乾元、朱昌偕、王怀和彭德怀、滕代远等。

会上，特委书记邓乾元提出，目前井冈山根据地已恢复得差不多了，应该趁着蒋桂战争刚刚结束敌人可能还无法顾及到红军这一有利形势，把边界的根据地向北和向东推进，所以红五军下一步应该去攻打安福县城。

如果把安福县城拿下，其意义可就大了，既可以切断敌军从莲花与永新的联系，还可以分别去消灭莲花县城与永新县城的守敌。光这一着，就能拿下三县。

这一见解，马上得到了与会者绝大多数的纷纷赞同。

但此时，彭德怀听了，心里却不乐意。因为攻城这事，还要看它的具体条件，或者说敌我力量的对比，还有地形等因素。

更其重要的是，还得看到动态的一面，比如一旦久攻不下，敌人援兵来了怎么办？从安福的地形来看，它在永新的北面，去年龙源口大捷后，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在它的南部地带发动过群众，但是那里临近吉安，动静一旦闹大，情况就不妙了，所以当时二十八团也没坚持几天，就撤了。

现在邓乾元提出这个问题，彭德怀一下就敏感到，如果要去攻安福，那肯定得惊动吉安，这里可是赣军在江西西部屯兵的大本营，搞得不好，会吃不了羊肉惹一身臊。

于是，彭德怀说道：“吉安有敌军一个师部和一个旅，永新、莲花县城各一旅两个团；安福城虽小，城墙高且坚固，不易攻下。我看还是往南边的泰和，可能更有利一些。”

邓乾元却说：“泰和，那是早迟都要去占的，这安福目前很重要，只要把它攻下，就可以把三县连成一片，其政治意义非同小可。它可以唤起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这对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是有促进作用的。据我们获得的情报，那里只有一个营的敌军在守城，你们红五军去，应该是坛子里捉王八，手到擒拿。”

“不会吧，那么大的县城，只有一个营？万一这个数字不准确呢？再说他们就没有当地的民团协助吗？”彭德怀担心地问，“如果我方攻城，敌方一定会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救。我们现在的兵力是有限的，只有一千三四百人。这个数量，攻城都有些吃力，去阻击敌人的增援，就没有兵可调了。所以，我个人的意见，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列席会议的参谋长刘之至也说：“如果一旦打起来可能会陷入被动，这样对现在这种有利的局面会不利的。城北侧溪河，水流湍急，现在是夏天，一到下雨就不能徒涉，即使攻克了安福城，也不能固守，反而更增加困难。”

邓乾元却自信地说：“只要我们打下安福城，敌人会害怕我们再去打永新和莲花，所以一定会向吉安撤退。至于援兵之说，应该是不存在的。就算是有，那时你们早已把守城的那个营给吃掉了，然后掉过头来对付他们，完全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为了证明这个话有力度，他还以上个月井冈山地区的敌人残余势力被消灭为例，说这些敌军根本就不经打，只有一会儿工夫，就被宁冈广大军民像秋风扫落叶似的给横扫了出去。

但是彭德怀却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让邓乾元下不了台，怎么办呢？大家只好举手表决。结果，除了彭德怀，参加者都赞成攻打安福，包括军委书记滕代远。

他为什么不支持彭德怀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必须要与上级党湘赣特委保持一致；第二，在他的意识中，也认为敌情没有彭德怀说的那么严重，说白了还是觉得该打。

就这样，少数服从多数，这个打安福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安福位于江西省西部，但不是最西端，它的北部靠宜春，也就是袁州，而西边，还有一个莲花县。在莲花的北面，就是可以直接坐火车去长沙的萍乡。

从整个战略态势来看，如果能占领安福，那就可以打通去宜春、万载、铜鼓这条路，这就距浏阳、平江不远了，或者说，就可以和留在湘鄂赣边的黄公略第二纵队会师，但是这能攻得下吗？

现在，联席会议已通过了，部队也就只好整装待发。但彭德怀的心里却窝着火，既对邓乾元这个书生感到不满，也对他的搭档滕代远感到不解。他想，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作为红五军的党代表，怎么会和邓乾元一个鼻孔出气？他就搞不明白。

其实，滕代远的心里也是明镜似的，即使他要支持彭德怀，这个事情可能也没法扭转，因为举手表决，他们依然占少数。再说，共产党是党指挥枪，不能意气用事。在从军之前，他是中共湘东特委书记，这个规矩他比谁都懂，又怎么能公开表示反对呢？再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军事冒险，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啦！

就这样，两人在隔着肚皮打官司的情况下，带着队伍出发了。

七月的天气，阴晴不定，而且热得难受。可此时，彭德怀的心里却是憋得难受。明明知道这是一步死棋，还是要往里钻，这不是跟自己过意不去吗？但此时是没办法了，按照红军在哪个地界活动就必须要把当地的省委、特委作为上级这个规定，他还必须得听从中共湘赣特委的意见，或者说听邓乾元的命令。

就这样，部队从宁冈古城出发了。经过永新的三湾，再经过北乡，最后进入了安福的洋陂。一路还算顺利，没遇到大的敌情。最后，他们又从洋陂往北翻山，到了严田的塘背村，这里已距安福县城不远了，但是看看天黑，只好在这里宿营。

第二天早上，当他们的前锋部队到了距县城三十里的迎宾桥时，却遇到了敌军的一个工兵营和一些靖卫团，于是双方就打起来了。

为了抢占迎宾桥后面的那个山头，贺国中指挥第五纵队经过了浴血奋战，结果交战三小时，才将这个工兵营打垮。

此次战斗，击毙了那个工兵营营长，还俘虏了不少人。从表面上看，红军这边算是赢了，但纵队长贺国中却在战斗中牺牲。

彭德怀知道这个事情后，简直气得暴跳如雷。

贺国中是什么人？是他特别倚重的一员大将。这一损失，相当于把他的胳膊给折断了一只，这可亏大了！

于是，他越发地抱怨这个邓乾元，偏要让他来打这个安福。这一下可好，连他一直被当着顶梁柱的贺国中都搭进去了。

对于这件事，他简直是义愤填膺，既而又捶胸蹬足，两行热泪还不自觉地从眼眶里往外渗。

滕代远在旁边看着，心里也不是滋味。明明是一件好事，没想到会是这么个效果。于是，也怀疑起当初自己的判断来。

看来，在军事这个问题上，他可能还是没有这个老彭经验多，这个可是他的软肋呢！

于是，他主动安慰彭德怀道：“老彭呀，也不要太难过，看来我的经验还是不足，在那个会上没支持你，真有些遗憾。以后军事上的事，还是得多听听你的才行！”

红五军占领迎宾桥后，到了第二天，他们就到了安福县城外，但只见城门紧闭。看来他们来进攻的消息早已传进城去，所以使得这里已有防范。

此时，彭德怀把一千三百多人一字儿排开，做好了攻城的准备。但是城墙高而厚，城头上敌兵密密麻麻的。这哪里是一个营嘛，有经验的人一看，至少是一个团。这个邓乾元，不知是从哪儿获得的情报？真是害人害己。但此时已没有办法了，既然来了，还是得硬着头皮攻吧。

当部队陆续到位后，彭德怀下令开始攻城。

接着，掩护攻城的枪声响了，它的目标就是对准城头上那些守军。待他们躲进城垛后面时，攻城部队扛上云梯奔到城下，然后开始爬城。

但是，爬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明明看见快要爬上去了，就在最后那一步，不是被躲在城垛后的敌兵截杀，就是中弹从梯子上跌落下来，这让彭德怀感到十分地痛心。

这不是一个个由面团揉捏的小人儿呀，这可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守城的敌兵活活地打死了很多。

当然，要革命就会有牺牲，这个道理他懂，可是有一些牺牲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呀？！这怎么就避免不了呢？

城门久攻不下，这时有人出主意，干脆把煤油浇在棉絮上，然后放在城门下，让它烧燃起来。只要城门被烧掉，这就不攻自开了。

彭德怀想，看来，目前只能用这个笨办法了！

可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时，天公却不作美，居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顿时，黑云压城，电闪雷鸣，四周平地起水，然后都“咕咕”地流进了护城河。

在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居然把那个护城河给灌满了。

再来看已燃起的棉絮，却早已给浇灭了。

此时，彭德怀知道，这城肯定是攻不下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赶快撤离。因为敌人的援兵一到，全军就会遭到两面夹击。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所以，他传下令去，马上撤离，按原路返回。

此时，一向谨慎的第五纵队党代表何长工建议最好不要走原路，以防敌人有埋伏。但彭德怀却没听，他想，敌人都在城里呢，能有什么埋伏？再说，其他县的敌军，也未必会那么快就来吧？还有，这场大雨，他们能冒雨吃这个苦来埋伏吗？

道理虽是这样，但彭德怀此次却失算了。结果却是，他们刚回到贺国中牺牲的那个迎宾桥附近，又遭到敌军的伏击。

这一下，损失可就更惨了。其经过是这样的：

攻城后的第二天拂晓，彭德怀随黄云桥那个大队走在最前面，行不到一里，就遇到了预先埋伏在那里的敌军。

顿时，枪声四起。原来，这是来自永新、莲花、吉安三路的敌军，他们估计彭德怀要走老路返回，所以就在这个迎宾桥附近埋伏。

关于这个举措，他们应该是歪打正着。

按理说，曾经在这里发生过战斗，一般的用兵之人是不会走这个老路的，而经验丰富的彭德怀呢，却把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当成了最安全的地方”，结果却正中了这些意识肤浅的人的下怀，这样就造成了红五军不可避免的第二次损失。

这一次，尽管红五军广大指战员猛冲猛打，可在短时间内却没有冲出包围，待下定血战到底的决心后，才冲出了三面重围，然后仓皇退回到靠近永新的洋陂。

这时再清点人数，发现伤二百多人，亡九十多人。参谋长刘之至也壮烈牺牲，其他十一个大队长有九个负伤，第五纵队的队长李灿还负了重伤。

一次偶然的失算，使彭德怀陷入了万分的悲痛之中，他突然感到身心疲惫，居然坐在路旁的一块大石上痛哭起来。

这可是血的教训呀，他悔不该不听何长工的提醒，更憎恶那个白面书生邓乾元，他非要让他们来打这一仗。

安福战斗后，红五军驻扎在永新县城以西三十里处的西乡。

此时，已到了七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是他们在平江举行暴动的一周年纪念日，所以在这里，彭德怀和滕代远等，为了激励战士们的斗志，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彭德怀把一千余人的队伍集合起来，首先对刚在安福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默哀，然后又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下来按照民间习俗做成一个个灵位，对它们进行宣誓，再献花。

在那种环境下，没有笔和纸，就在河边捡拾一些干净的条形石块，用锅烟墨写上烈士的名字，也就成了这个人的灵位。

花从哪儿来？这个倒好办，就在附近山坡上去采集，然后捆扎成一束束的野花。

接下来，彭德怀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他说：“同志们啦！我们在去年的今天，打出了脱离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工农革命的红旗，在这一年来的过程中，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有的战友倒下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实践告诉我们，革命是艰难的，我们不是被围追，就是被堵截，更多的时间，却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但我们是不是就不革命了呢？不是。作为一个七尺男子汉，那是不会被这点困难所吓倒的！”

党代表滕代远也讲了话。他说：“我们要踏着烈士们的足迹前进。这一年来，虽然牺牲了一些同志，但却唤醒了许多人起来革命。要确信，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革命是光荣的，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它只能说明我们还很弱小。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广泛地发动群众，让他们知道红军是干什么的，这样才能让更多人来加入。以后，在战场上遇到向我们投诚的士兵，只要他们愿意革命，我们就留下，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受苦人，这样我们的力量就会壮大起来！”

之后，他们带着队伍又回到宁冈古城来驻扎。在那里又进行了一次整编，将第四、第五纵队缩编为两个支队，合并在第六纵队中，仍以王佐为纵队长、刘宗义为党代表，滕代远兼政治部主任。这两个支队，分别由李灿、郭炳生分任支队长，何长工、张纯清分任党代表。

此次整编，因军部参谋长刘之至已牺牲，彭德怀又重新任命邓萍为参谋长。

自平江暴动以来，邓萍与红五军军委发生过两次严重分歧，都被停了职。第一次是柏露会议中，他公开反对红五军留守井冈山，这让彭德怀很生气，停了他的职；第二次是在雩都附近养伤时他却公开提出离开红军到地方工作，表现出害怕困难的一面。但是，后来红五军要重返井冈山了，他又厚着脸皮跟着一起走，怕离开了红军更没有出路。

总之，他的心里是矛盾的，尽管他是红军的高级干部，而且在彭德怀还不是党员时，他已入党，但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他，仍需要革命的烈火去淬炼。

在这次整编中，彭德怀也总结了安福战斗中失利的教训。但是他只从军事上入手，却没有从政治上去分析。毕竟，他只是个军事指挥员，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政治方面，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已看出，说此战“有如春雷之初夏，振奋了群众的勇气，吓退了敌人的猖狂”。所以，书记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中高兴地称“群众不论大小老幼通通认识苏维埃”，“并有群众要求公开分田的区域”。

是不是真有这个效果呢？这就不好说了。单从后来红五军把湘鄂赣与湘赣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进程来看，一点也没有是不可能的，但从这个实际效果来看，彭德怀的这次出兵完全是一种不顾自身实力的左倾冒险。因为在当时边界的割据区域其恢复状况莲花只占三分之二，永新占五分之二，宁冈占五分之一，而遂川、酃县的大部和茶陵全部，都还在敌人手里。基于这种现实，如果被视为军事形势一片大好，这无疑是一种盲目的乐观。

所以，邓乾元的这个报告，让中央看了会有什么感觉？那会造成误判，认为革命高潮正在萌动，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高潮，从而会促成后来“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理论的产生。

没休整几天，彭德怀就接到情报，在湘东的张辉瓒第十八师、赣北的谭道源第五十师各两旅，已开始向九陇山区进攻。他们在第一线，就用三个旅齐头并进，一路经永新，一路经莲花，向古城所在的宁冈方向杀来，而在第二线，只用了一个旅进行策应。

根据敌人的这种态势，四个旅至少是八个团，彭德怀手中只有一千一百多人，相当于一个团，硬抗肯定是抗不住的。

怎么办呢？他也想了一个“围魏救赵”的办法，准备在敌军合围之前穿插到他们的后边去，然后进攻它的薄弱环节，这样就会把敌人往北边牵引，也就减轻了九陇山这边的压力。

于是，他决定，只留下王佐部在井冈山茨坪镇守，然后带着刚刚缩编的两个支队，跳到敌人的背后，找机会对它的尾部下手。

主意拿定后，马上集合队伍，然后悄悄地从敌军的夹缝中穿插北上，在莲花县城以东的潞口砂埋伏起来。

原来张辉瓒第十八师的一个团进占莲花县城后，正准备南下宁冈，彭德怀乘他们不备，突然袭击了这个团尾部的一个营，结果这个营却是专门押送全团辎重的，却被“吃掉”了。

这一天，这个营和辎重队在潞口砂宿营，红五军却在他们前进的路侧早就埋伏好了，乘他们正集合出发时，就给它来了个猛虎下山。

顿时，敌军阵营大乱。红五军广大指战员借着这种势头，猛冲猛打了一阵，只半小时多一点就结束了战斗。

此时，许多兵丁都成了俘虏，那个全团的辎重也被缴获，这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但是，由于此地的群众都已转移到山上，找不到人来搬运物资。这该怎么办呢？看来，只有把自己需要的拿走，剩下的全都给藏起来。于是，他们找到一个隐蔽处，把许多物资都埋起来了。

接着，全部人马迅速北进，去攻占宜春、分宜，消灭了当地的地主武装，后又攻克了万载，接下来就威胁到樟树镇。

樟树往东不远，就是南昌了。这一下，马上迫使进攻湘赣边界的张辉瓒、谭道源两师赶快回撤，去樟树实行堵击。

这样，湘赣边界的莲花、永新两座县城，马上就出现了空虚的状态，给留守九陇山区的鄢辉那个赤卫总队，马上就有了可乘之机，于是就占领了这两座县城。

敌军从九陇山撤走，终于达到了彭德怀“调动”他们的目的。

正在这时，红五军军委在万载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的信，要彭德怀带兵回湘鄂赣共同协商开辟几个根据地连成一片的事。这样，彭德怀、滕代远就带领着两个支队一直往北，经万载、铜鼓，回到了平江与浏阳的交界处。

在八月底，红五军北上的两个支队终于在黄金洞和桐木桥，与坚持在这里战斗的黄公略第二纵队顺利会师。

此时，黄公略见彭德怀他们回来了，非常的高兴。

在离别的这十个月里，他们一直在平江与浏阳的边界上游击，与何键派出的湘东“围剿”军张辉瓒第十八师朱耀华第五十四旅进行周旋。

在这段时间，朱耀华旅就一直在这一带“围剿”他们，直到蒋桂战争爆发后，这些敌军才全部撤走，这样他们才有了一点缓和的余地。还好，留下的第二纵队人数并没有减少，而且还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又重新整编过一次，把一个纵队变成了三个，分别活动在三个地方。

这三个纵队，除了黄公略带着的那个第二纵队，又补充了第四、第五两个纵队的番号，由吴溉之、孔荷宠分任纵队长。

在他们分别的时候，虽说彭德怀带走了一、三纵队，但其总人数却基本和留在这里的第二纵队差不多，因为当时一共十一个大队，彭德怀、滕代远带走了五个，其中还有一个人数不多的特务大队。

现在好了，彭德怀他们一回到湘鄂赣，这个红五军的“第六纵队”也有了。

在黄金洞，大家举行了久别之后的长谈。

当黄公略知道贺国中牺牲后，心里很难过。

他想，革命的路确实很艰难，死人的事会经常发生，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会断头颅洒热血！但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为革命而牺牲，那是光荣的。

古人不也有，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为荣吗？！

九月间，彭德怀与黄公略第二纵队会师后，基本就在平江、浏阳、修水这一带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

在这个地区，他们消灭民团这种地方性的反动武装，没收地主豪绅的浮财，对农民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然后帮助当地建立党和群众的组织，以扩大革命的武装。

当所经过的地区，群众还不知道红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时，他们就进行广泛地宣传，揭露国民党政权采用“清乡”烧杀与“改良”哄骗相结合的两面派政策。

在经过的地区，还要引导当地党组织认清过去在工作中所犯的盲动主义、地方主义、保守主义和命令主义等错误。

这些经历，在彭德怀后来的《自述》中都有详尽的记述：

我们乘胜进到铜鼓地区，回到离开一年多的湘鄂赣边区，时已九月。此时红五军有相当能力消化俘虏兵，故部队易于补充。九月下旬，召开特委和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介绍两个边区及红四军经验，主要是军队做群众工作经验、建设根据地经验（包括筹款）和军队政治工作经验。

交换了情报：边区工作有了进步，留在边区的红五军六个大队无增减，地方游击队稍有扩大；盲动主义残余虽未完全肃清，但比一九二八年要少得多了，什么“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什么“烧，烧，烧得×毛×光”，这类极不文雅的盲动主义口号也看不见了。

九月二日，红五军军委与中共湘鄂赣特委在平江东乡的芦头召开了联席会议。其实，此时的特委已被称作“中共湘鄂赣边特委”，这是在四月十二日中共湖南省委来传达“六大”精神的会议上改称的，加了一个“边”字，意思是“边界、边境”，这就更加明确了管辖的范围，书记一职依然是滕代远交接的那个王首道在担任。

王首道是浏阳人，此时才二十三岁。在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后被调到祁阳县从事农民运动，任中共祁阳县特别支部的书记。在滕代远担任中共湘东特委书记期间，他也来到了湘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任组织部长，那时他在浏阳建立过十几个支部。

在这个联席会议上，黄公略汇报了他们在留守期间的战斗情况。以前叫第二、第四、第五纵队，现在已改称为“湘鄂赣边境支队”，下辖一个直属队，外加两个纵队。它这个顺序，与湘赣地区恰恰相反，那里纵队下面才设支队。

会上，滕代远也介绍了他们在红四军时学到的经验，像开展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建设根据地和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等。

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分析了当前湘鄂赣边境的形势，认为军阀之间的矛盾已很紧张，比如蒋介石的嫡系钱大钧的部队集结在衡阳，而湘军吴尚的独立旅又驻扎在祁阳，互相都很近，肯定会有摩擦；在赣西，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金汉鼎的第十二师也有矛盾，时间长了，也会互相挤兑。

这些因素，都会在客观上造成有利于革命根据地发展的一面。

所以，红五军军委应抓住这一有利的形势，把井冈山脉、幕阜山脉、九宫山脉的人脉地缘打通，把湘鄂赣边、鄂东南和湘赣边，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这一大片地区连成一个整块。

以后就在这个范围内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武装，分配土地，建立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以配合红四军前委所定的“一年夺取江西”的战略计划。

这次会议确定了“恢复平、浏，巩固铜鼓苏维埃，树立修水党的基础，使之与武宁、通山、通城党组织发生关系，并增强万载党的力量，加强新昌、宜春等县工作，积极向外发展”的行动方针。

会议还选举了“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其中王首道为书记，石夫、袁国平、刘建中、李宗白为常务委员。

那个袁国平，就是海陆丰红四师党代表袁裕，他的本名叫“幻成”，但现实是靠幻想肯定不会成功，所以他改成了“裕”，如今又改名为“国平”，被中央派到了这里。国平，意为“国家制度平等”，这是革命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会后，为了适应此次会议的精神，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建议，应该对红五军再实行一次整编。于是，彭德怀和滕代远、黄公略把汇聚在这里的红军进行整编。红五军这个番号不变，但下面是“队”却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经彭德怀的建议，仍按红四军在赣南时的编制，把红五军编为五个纵队，每纵队五个大队，另外再增加特务大队和军部训练大队。

这样，全军一共有二十七个大队，总人数为三千一百多人。

同时，还给各个纵队划定了各自的游击范围。其具体安排为：

第一纵队，队长孔荷宠，党代表胡筠，活动于平江、修水、通城地区；

第二纵队，队长李实行，党代表张启龙，活动于浏阳、万载、萍乡地区；

第三纵队，队长吴溉之，党代表喻庚，活动于铜鼓、宜丰地区；

第四纵队，队长郭炳生，党代表张纯清，活动于湘赣边苏区；

第五纵队，队长为李灿，党代表何长工，活动于鄂东南之阳新、大冶、通山、通城、蒲圻、咸宁和江西之瑞昌、武宁等地区。

彭德怀对此次整编的感想，在他的《自述》中是这样说的：

当时全五军三千人，还不及平江起义时多，但经过一年锻炼，素质大为提高。主要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它所起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以井冈山为旗帜，主要的就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合的关键在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经济上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农民。

时间转眼到了十月，此时滕代远的枪伤却复发了，需要到地方疗养。

他走后，红五军军委书记由彭德怀暂时代理。

十月二日，红五军政治部以“湘鄂赣边暴动委员会主席赖汝樵”的名义发布告示，明确指出：暴动委员会“愿以最大之努力，团结湘鄂赣边之革命力量，以与国民党及其所代表之豪绅地主阶级奋斗到底。”

四日，红五军收到中共湖南省委九月十日的来信。信中对红五军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彭德怀在接到此信后，向省委写了一个长篇报告，详细汇报了一年来辗转湘赣边界的经过、以及红五军的组织状况、斗争经验与教训以及各地党组织的现状、群众的斗争情况等。此外，还向省委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请求。

与这封信同时来的，还有从中共湖南省委来的一位中央级巡视员，他就是滕代远从湘东特委走后，担任副书记的彭清泉。当时，是一个叫“蒋长林”的人来顶替了滕代远担任书记。

彭清泉只是他的化名，其真实的名字叫潘心源。

一提到潘心源，就会想到他担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那会儿护送毛泽东从安源到铜鼓的经过。那天遇到民团在路上盘查，把他抓起来了，但他在中途又机智地逃脱了，而毛泽东呢，则撒了一把洋钱后，趁团丁们捡钱的机会，也脱险了。

彭清泉个子不高，却长着一双浓眉大眼，说起话来全是浏阳口音。原来他就是浏阳人，自从护送毛泽东在张家坊被民团所抓而中途逃脱后，他就一直在浏阳从事地下活动。

后来滕代远从中共湘东特委离职后，他就升任了特委副书记。但省委机关在安源时，他还担任过省委农民部的部长。今天，滕代远看见他，也算是遇见了老部下，可没想到的是，他已经是上级了。

今年四月，彭清泉本来是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到苏联去学习的，但到了武汉后才知道蒋桂战争爆发，长江航道已不能通行。这时，他只能滞留在武汉，待战事停止航运开通，他才到上海重新去请示中央，那时去苏联的日程已经过期，只好留在中央工作了一段时间。

待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六月底闭幕后，他又重新接受任务，回到这个湘鄂赣边来做中央巡视员，并传达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精神。

六届二中全会和“六大”相比，全党的主要任务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突破，从“积蓄力量，等待暴动”发展为“发动群众，实行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和苏区”。

彭清泉来了后，彭德怀和他进行了多次交谈，当谈到红五军建立后艰苦转战的过程时，他不无感叹没有根据地的苦衷，后来在他的《自述》中，是这样写的：

这一年多来，斗争最艰苦、最激烈，得到的经验教训也不少。主要是武装斗争方面：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没有武装斗争，也建立不起根据地。湘赣边和湘鄂赣边区的建立，就是这一经验的证明。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没有主力红军打不开局面，粉碎不了白军进攻；没有地方武装，镇压不了反动的靖卫团、挨户团及地主富农的反水，也就保卫不了根据地。现在主力红军同敌军来比是弱小的，要研究如何以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的白军。

在谈到井冈山保卫战时，彭德怀很痛心的是那个红光医院被袭击后的惨状。一百多人的重伤员居然被集体枪杀，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所以，他提出在现有条件下，如果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对伤员最好不要集中起来医治，不然就会给伤员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他说：“应该依靠群众，把伤员分散到他们之中去医治。”

彭清泉问：“你认为，巩固的根据地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彭德怀说：“表面上看是有固定的医院、被服厂及一切军用物资的储备所，而实际却是指白军打进来，我们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进来，我们又能再把它打出去。这样的不断反复，我们一直占主动。如果不能打退敌军的进攻而被它长期占领，那个地方只能算是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拥护我们是很重要的。”彭德怀继续说，“怎么拥护呢？具体地说，就是对红军的掩护、对敌情的侦察，对白军的袭扰，以及对他们的消息实行封锁，以及对当地反革命分子能够自动去看押，甚至镇压他们。做这些事情，就是在拥护我们。”

十月中旬，红五军在平江长寿街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总结一年多来在艰苦的斗争中获得的宝贵经验。这个会议研究了红五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决定黄公略、吴溉之等率第一、二、三纵队，在平江、修水、铜鼓、浏阳诸县开展游击活动；彭德怀率第四纵队，返回湘赣边界的安福、莲花、永新、茶陵、攸县一带开展斗争；李灿、何长工率领第五纵队，去开辟鄂东南根据地，向湖北的大治等地推进。

但是，在后来的实际行动中，又做了一些调整：

彭德怀率第一、二、三纵队主要活动在铜鼓、宜丰、茶陵、攸县一带，军部随吴溉之的第三纵队行动。

黄公略作为副军长，则率领郭炳生的第四纵队，又回到湘赣边的莲花、安福、永新一带。

这里需要表述的是那个由李灿、何长工带领的第五纵队，他们翻过幕阜山挺进到了鄂东南地区，在那十几个县纵横驰骋，终于站住了脚跟。

这些县有通城、通山、崇阳、蒲圻、嘉鱼、咸宁、阳新、大冶、蕲春、浠水、黄梅和广济，纵横七百多里。

一看这些地名都很熟悉，原来它们就是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八月由中共湖北省委最先发动鄂南秋收暴动的地方。

根据当事人何长工后来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进军那里的大致过程。

何长工说，他们是按照上级指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消灭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发展扩大红军主力和农民武装”的方针行动的，去了之后的任务是，首先得和各县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和他们一起向群众宣传，然后组织地方武装。

对敌人占领区，其具体做法是先采取从“弱处下手”，然后再“各个击破”。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相机向敌人发动进攻。

他们走这一步棋，看似平凡，但从整个革命事业来看，还很重要。因为这些地方，从战略位置来看，是介于武汉、南昌、长沙三座省会城市之间的九宫山、幕阜山地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这就是那个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在后来所提出的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现实依据，因为占领了这些地方，它就是进攻武汉的极好跳板。

但开始的时候，这个红五军第五纵队去开辟那里，却是很困难的。只有一千多人，没有群众基础，仅五百多支枪。

为了不能暴露目标，他们把红军的所有标记全都藏起来，比如红旗、臂章或番号文字之类。这样，即使偶尔和敌人打起来，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的队伍。

向鄂南进军，没有群众带路，他们就选了三十几个精干的战士，装扮成农民、工人、商贩模样，在队伍前面二十里的地方开路。双方约定，如果前面有大股敌人，就马上通知后面赶快绕道；如果是小股，干脆就吃掉它。

他们一般是昼伏夜行。在山路上行走时，可以举火把，但到了平原地带，就只能摸黑前进。

为了在黑夜里能识别自己人，叫大家在手臂上缠着一块白布。行军时不能咳嗽，掉了队的，只能以轻轻拍掌来进行联络。

就这样，他们通过黑夜行军，经过十几天后，终于到达鄂南地区。

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旬，红五军第五纵队到了崇阳。经侦察，崇阳县城内仅一个连的国民党驻军，于是决定打下这个县城。

半夜里，他们就到达城外隐蔽，天刚蒙蒙亮，便发起了进攻。结果，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就把城内的守敌全歼。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并没有透露自己是红军，所以能在城内休息三天。

在这里，他们不敢发动群众，只补充了部队的给养后就赶快撤离，其方向是去东南九宫山下的通山县境内。

在路上，他们又走了四五天，这才到通山县南边的一个四面都靠山的村子里。这里距县城六十多里地。在这里，他们觉得要安全一些，于是就决定休息几天。

由于他们没有亮出部队的旗号，所以村子里的老百姓都惶恐不安，不仅见着他们就躲，而且一到黄昏，都把屋外的东西收进屋里，还紧紧关上房门。

但是后来看见他们不惊扰百姓，严守“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的铁的纪律，就有老人或者小孩来主动问他们，是不是红军？是不是彭德怀的队伍？

原来这些人是受了这里什么人的派遣来了解情况的。经过了解，何长工这才知道，这个村的许多人在参加大革命的时候就被杀害，所以许多人家都是烈士的家属。

这一下，何长工才放心了，于是和李灿商议，立刻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布他们就是从江西和湖南那边过来的红军，也就是彭德怀的队伍。

这一下，村中的群众对他们的态度全变了，待大会结束后，有的给战士送棉被、铺板，有的端来大碗的菜，有的立即腾出自己的住房硬要让给战士们住。

当天夜里，一个中年农民还主动找上门来要见党代表何长工。原来他是本村的党支部书记。这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何长工他们正需要这个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呢，结果他们自己找上门来了。

于是，他和那位村书记开始了长谈。这个书记告诉他，通山县城驻扎着夏斗寅的一个营，附近市镇没有正规军，只有一些常联队，也就是保安队或民团之类，但都不过一百来人。

这一下，第五纵队终于不是瞎子聋子了。有了当地党组织的支持，他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就这样，何长工和李灿商议，工作就从这个通山县做起，先把县城附近的横石潭、扶石、大畈的民团给它消灭了。这样，影响一大，说不定还能与中共通山县委联系上。

说到做到，当他们在大畈把那些常联队给消灭后，就有一大群人来看他们写标语，其中有三四个农民模样的人，看了标语后就主动找上门来。原来他们是中共通山县委的干部，其中一位还说，他就是县委书记叶金波。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他还拿出刻有镰刀铁锤标记的县委公章来给何长工看。

就这样，作为党代表的何长工，又和这位叶书记谈了一夜。

经过交谈，何长工终于知道了目前在鄂东南中共组织的大致情况。这里的十多个县，全由大冶中心县委在领导，其负责人是中共湖北省委派来的特派员吴梓民。

在这里，还有一支被称为“红十二军”的地方武装，已有一百多条枪，由一个叫谢振亚的人在担任军长。

从那以后，红五军第五纵队就在这个叶金波为书记的中共通山县委的配合下，与大冶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然后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把大冶、阳新、通山三县的国民党驻军和民团给基本消灭，其战绩是辉煌的，共缴获迫击炮十多门，重机枪三十多挺，步枪一千多支。

部队人数也迅猛增长，一下就有了四千多人。这样，他们又进行了整编，把原来的一个纵队分成了两个支队。

红五军离开湘赣边界后，倒是把敌人的重兵带走了，就在这一个多月里，中共湘赣特委开始着手对以前根据地的收复。

九月六日，他们接到了中共江西省委《致湘赣边界特委综合指示》，还制订了《湘赣边界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依靠现有的地方武装，在各个方向开始对失地进行收复。

细算起来，如今在湘赣边界的地方武装总共还有七百多支枪，但遗憾的是都分散在各县，如果集中起来，可不亚于红五军中一个纵队的兵力。

这些武装，除了井冈山上的王佐有七八十支枪，还有茅坪的袁文才，如今也有六十多支，然后就是各县的赤卫队，它们分别是永新县有三百多支，宁冈县有一百多支，茶陵县有三十多支；酃县二十多支。另外，特委自己还掌握了一百多支。

但是这并不乐观，因为凭他们的估计，在宁冈、永新、茶陵、酃县等地的反动地方武装，也就是挨户团、靖卫团之类的，至少有两千多支枪。

所以，总体来说，还是敌强我弱。

红五军北上后，虽然把敌军的正规部队“牵”走了，但那些反动的靖卫团，却马上占领了宁冈和永新两座县城。

于是，在中共领导下的地方武装红军赤卫队，就和这些反动的挨户团、靖卫团展开了争夺战，他们先是消灭了驻扎在乡镇的挨户团，然后再集中兵力攻取县城，消灭驻守县城的靖卫团。

此时，中共湘赣特委书记邓乾元已离开了这里，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去了。临走之前，他把书记一职交接给曾担任过临时特委书记的朱昌偕。

前几个月，由于特委与中共江西省委失去联系很久，自六月以后，红四军前委也没有了消息，所以邓乾元在七月就派特委常委、宣传部长刘真去南昌汇报工作，但到现在也没见回来，按经验推断，他可能是出事了，所以这一次，邓乾元决定不再去南昌，而是由他直接去上海。

据后来传来的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信得知，刘真是联系上了他们的，但他并没有回来，肯定是出事了。原来，他在回来的路上，被他妻子的哥哥龙庆楼撞上，然后就把他逮捕了。

龙庆楼是什么人？永新县出了名的大土豪，西乡靖卫团团总。他见自己那个共产党妹夫居然和他同坐一条船从南昌回吉安，所以在下船的时候，就将刘真抓到国民党驻吉安的独立师邓英部队里，然后进行各种利诱和劝降，但刘真坚决不认账，结果被蒸死在了一个大蒸笼里。

说到邓乾元，他作为边界特委的书记，感到工作压力很大的还是那些“军爷”们不好驾驭。自从红五军攻打安福人员伤亡太大后，军长彭德怀对他也就不那么友好了，一见他就把脸拉得很长，表现出非常憎恶的表情。

刚失利回来那会儿，如果不是滕代远在中间为他们调和，他估计，这个彭德怀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冲上来，首先在脸上给他一巴掌。

还有更厉害的，在井冈山那两个土匪出身的袁文才和王佐，更不好驾驭。他们几乎是不听招呼，我行我素。为了团结和迁就他们，在“打土豪，分田地”的问题上，还不敢对客籍土豪动得太宽，不然他们就公开反对。一说到具体问题，就与龙超清他们动刀动枪，这让他非常的压抑，所以想把这些事情也汇报给中央，看用一个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当邓乾元在途经武汉时，在汉口一家客店住下后，就开始给中央写汇报材料，报告这七八个月来他担任特委书记一职所遇到的情况。这里除了汇报其他的工作，就是对袁、王二人的现状及认识更近更深了一步。

以前的特委书记杨开明感到对他们只能实行迁就，他在下井冈山后给中央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对土匪首领的外交手段，用得太久了，而不去夺取其群众是大失策处。

而现在，邓乾元认为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势力，就是“土匪”。在材料中，他说：

“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政权……”

……

“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征兆。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益恶化。”

……

“要是不能肃清土匪，则土匪必将与我们为敌，国民党若因其有益而利导之，以夹攻我们，则我们危矣。”

为此，邓乾元在信中以湘赣边界特委的名义，对袁、王的处理提出了如下一些建议：

土匪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一行之，而土匪不再上当，下策则需依现时之情形，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别想办法？

且说那个湘赣边界赤卫队总队长鄢辉，随红五军一起去攻打安福，但大腿的胯骨却受了伤，走不动了，被人抬回九陇山医治，其大队长一职，由留在井冈山的三十二团第一营营长徐彦刚来代理。

徐彦刚是四川人，记得在刚上井冈山那会儿，他和陈伯钧、游雪程等几个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学生，被毛泽东派到袁文才的部队为他们当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后来又在那里任连长、营长。井冈山保卫战中，他与何长工带着袁文才以前的部队作为宁冈县赤卫大队留了下来，但他却带着一队人马和李灿所带第四纵队第一大队一起守黄洋界，在遭到两面夹击后，又是一起跳的崖。

十月六日，在中共湘赣特委的指示下，徐彦刚、刘作述带着原永新赤卫大队的三百多人，在刘家贤、贺曙光率领的永新西北特区赤卫队的配合下，向永新县城以西二十里的黄门坊发起了进攻，结果歼灭了那里的民团一百多人。

随后，他们又会同永新、莲花、宁冈三县的赤卫队，先后收复了宁冈、莲花两座县城。

到了十月下旬，特委开始部署攻取永新县城的战斗。由于这里守敌多且又靠近赣敌在西边的大本营吉安，所以为了防备敌军来增援，这就需要众多兵力在很短的时间一鼓作气把它拿下。于是，特委就下发了一个通知，要各地的赤卫队前来助战。

这样，徐彦刚和刘作述就把莲花、宁冈和永新各区的赤卫队集中起来，准备分三路向永新县城发动进攻，其具体安排为：

一路由贺敏学、贺忠良率领，他们是永新东南特区赤卫队，埋伏在县城东门的东华岭一带，以堵击有可能从吉安来增援的敌军；

一路由刘家贤、贺曙光率领，这是永新西北特区赤卫队和暴动队，徐彦刚要他们埋伏在北边的虚皇山、月岭一带，以堵击有可能从安福增援的敌人；

主力部队则由徐彦刚、刘作述亲自带领进行攻城。

三十日清晨，以永新赤卫大队为主力的边界红军和地方武装共五百多人，在徐彦刚、刘作述的带领下，终于打响了攻取永新县城的战斗。他们挑选精壮战士，组成突击队，在众多火力的掩护下搭上云梯爬上了城墙，经过激烈的战斗后，终于攻下了永新县城。

但是，此战一结束，中共湘赣特委书记朱昌偕却不满起来，他找到现任中共永新县委副书记的王怀说：“这次汇攻永新县城，那个茶陵特别区委的书记宛希先却没有派一兵一卒来，这对上级组织的命令太不当一回事了！”

王怀虽是永新县委的副书记，但在五月之前，却是继刘真之后的县委书记，他听了朱昌偕这个话，心里也是很不舒服，于是愤愤地说：“这个宛麻子，和井冈山上那两个土匪都是一路货色，还真是不好对付呢，我看得想个办法，把他们给肢解了，然后再一一对付，否则我们对他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这还是在特委的领导下吗？”

关于几个县的赤卫队一起作战的问题，这是在九陇山下的大湾村召开几个县的联席会议决定的，当时宛希先也在，尽管在五月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上把他已排挤出了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之外，但他仍然是特委执行委员，还兼任着中共茶陵特别区委的书记，所以也就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他没有对特委要一起行动提出不同意见，可现在他怎么会突然变卦没有来呢？

宛希先领导的茶陵县游击队只有三十多人，是长时间驻扎在上九陇靠茶陵那边。至于其他人，他还得从湖口那边去调。但正当他在调湖口谭思聪的游击队时，攸县那边的国民党守军却往茶陵这边出动了，原来何键派那个制造“马日事变”的元凶许克祥把他的独立第三旅调了过来，一路从茶陵东进准备往北去攻取莲花，一路奔东南酃县准备去进攻宁冈，而从湖口到九陇山，正处于这两个方向的中间地带，所以把宛希先搞得真是动都不敢动一下，而且还得把上九陇这三十多人枪，巧妙地安排在各个路口监视敌军的动向，一旦发现有大的敌情，就得马上向大湾村这边报警。

但是这些，朱昌偕和王怀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还以为是宛希先在故意使坏，专门跟他们过不去。

说到朱昌偕，他本人与宛希先并没有多少成见，只是听了永新县委的副书记王怀在旁边“点火”，这才使他感到愤懑。

那么王怀又是什么原因致使他对宛希先抱有这么大的成见呢？原来，他在为一个人打抱不平。王怀认为如果不是宛希先从中作梗，这个人就不会被搞得家破人亡，乃至使他连申冤的机会也没有就离开了人世。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在敌人蒸笼里被蒸死的刘真。

说起刘真，他原来就是曾担任过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刘珍，只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死得不明不白，使他一直都想知道真相，于是就把这个名字从“珍惜”的“珍”改为“真相”的“真”。

那是在去年八月间发生的事了，当毛泽东带着第三十一团第三营从九陇山出发去了桂东后，刘珍在九陇山的命运就急转直下。那时，毛泽东决定，把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北路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宛希先，而那时刘珍也在北路与宛希先在一起，由于他与宛希先在行动方向上曾发生过争执，所以后来就把他调到特委任宣传部长，而永新县委书记一职让王怀来继任。

就是在那个时候，刘珍的父亲为躲避敌人追捕，到西乡的高坑去寻找他的儿子，可到了水车陇，却被放哨的赤卫队员逮住进行盘问，这个老头却不说什么，撒腿就跑，被哨兵误以为是敌人的奸细，于是马上对他开枪，结果不幸被打死。

当时，为了对付敌人十一个团的进攻，永新县三万多群众都出动了。在那个非常时期，严防的就是敌特分子，从内部搞破坏以达到摧毁革命阵营为目的，这也是敌人进攻的常用手段，所以他们不得不防。结果后来追查起来，还是他自己的责任，这种冤死真是苦不堪言！

接下来，没多久，刘珍的妻子龙家衡又被自己人逮着，误以为是奸细，也给杀害了。

关于这个事情比他父亲的事更复杂，还牵扯了诸多因素。但这一切，刘珍都以为是宛希先在背后操纵，所以在他去南昌找省委汇报工作的前夕，他就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好友王怀，这才使王怀现在对宛希先有那么大的成见与憎恨。

原来刘珍的妻子龙家衡是永新西乡大地主的女儿，其家兄就是永新最有名的大土豪龙庆楼，他们家有良田千顷，佃户几千，本身就是共产党革命的对象。但龙家衡在吉安的江西第七师范学校读书时，就背叛了她的家庭，和刘珍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在她被杀之事发生之时，她已经是中共永新县委的妇女部主任了。

这些事情似乎和我们所说的宛希先并没有多大关系，但就是因为这个宛希先，他作为在毛泽东走后九陇山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也就被牵涉了进来，特别是后面一系列不该发生的事却偏偏又发生了，让这个当事人龙家衡的丈夫刘珍有苦难言，一直沉闷在心里，不敢声张，但在骨子里却认为这是宛希先给他下的“套”。

那是去年八月发生的事，当毛泽东去了桂东后，特委机关随宛希先带着的第三十一团第一营撤退到永新西乡的小西江地区。此时，红军营部驻扎在龙田，中共永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驻在麻洲。

两个机关加上一个排的赤卫队，共七十多人，其中有七名妇女，由主任龙家衡带着。

麻洲是个有着五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只有一个不大的祠堂。县委常委、县赤卫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带领赤卫队就驻扎在这个祠堂里。尽管赤卫队提防甚严，昼夜有人在村外放哨，但还是遭到了敌保安队的突然袭击，而这个袭击的罪魁祸首就是龙家衡的亲兄龙庆楼。

那天半夜，龙庆楼带着一百多人的保安队，在刺杀了赤卫队的哨兵后，迅疾向村里扑来。当时，赤卫队的汤排长被一阵狗吠声惊醒，于是马上大喊：“敌人来了，赶快迎战！”

但是，等战士们操起武器正要往外冲时，祠堂已被包围。接着，保安队用一根大木头撞开了祠堂已加了闩的两扇大门，然后就朝祠内一阵乱枪爆射。

顿时，许多队员当场就倒下，不到一会儿工夫，就死伤了一大片，没死的只好躲在一堆木头下面开枪还击。

但是，保安队并不甘心，他们还派了另一部分人去村中搜索。所幸的是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分散在了群众家里，枪一响，他们都往村外跑了，所以并没有谁被他们抓住。

也就在这个时候，妇女部的七位女干部也被枪声惊醒。她们是住在一户人家的楼上，在听到枪声后都手忙脚乱地穿着衣服，准备往外冲，但还是龙家衡有头脑，她叫大家不要慌，然后趴在窗口往外瞅了瞅，根本就看不清，就爬在窗口用耳朵听。当确信外边没什么动静时，这才对大家说：“东西不要了，下楼后跟着我往左边田野里跑！”

可这些没有实战经验的年轻女子下楼后，却边跑边叫，还指名道姓地喊：“龙家衡，你走慢一点，我们找不到路！”

此时，龙家衡觉得她们这样喊很危险，马上回过头来制止道：“不要做声，一个跟一个！”

就在这时，前面居然有人叫道：“别打了，都是自己人。”

龙家衡一听，也不知道是敌还是友，就趁此机会带着这几个女子冲过了前面一道不大的沟壑，然后藏进了村边的稻田里。

一会儿后，驻扎于龙田的第三十一团第一营才赶到，他们是在接到报告后，由营长陈毅安带着来的。

保安队一见，估计不是对手，都灰溜溜地跑了。

结果，当第一营的战士们冲进村时，首先看到的就是祠堂里到处都是死尸。一清点，共死伤了三十五人，剩下的十几人却安然无恙，那是因为他们藏在木堆下面的缘故。

不久，逃出村外的机关人员，也包括龙家衡她们，都陆续回到了村子。

见着这么多人都死了，许多人放声在痛哭。但也有人却没流眼泪，而是切齿怒骂龙庆楼和他带来的保安队。

这时，龙家衡才知道这次是他哥哥来造得孽，心里更是痛苦不堪。她真是对自己出身于这个家庭感到羞愧与耻辱，特别是她哥哥龙庆楼所犯下的这个滔天罪行，仿佛像一个巨大的阴影，马上罩住了她，使她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

可就在这时候，不知是谁突然冒了一句：“我们这里死了这么多人，肯定是有人把这个消息先透露了出去，不然龙庆楼怎么会那么准就知道祠堂里有赤卫队员？”

这一句不要紧，但却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让许多人不由自主地都把愤怒的目光投向了龙家衡。好在龙家衡此时把头低到墙角正在哭泣，并未看见。但大队长贺敏学看见了，他觉得这种眼光缺乏依据，于是对大家说：“都不要乱猜疑了，战争嘛，就是这么残酷，你不把我吃掉，我就得吃掉你。我看，还是先把牺牲的战友安葬了再说吧！”

但是在第二天上午，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却被许多人在私下里传递着，说是这次保安队来偷袭，是龙家衡给他哥哥龙庆楼送的信，他们的目的本来是想把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机关工作人员一网打尽，但由于红军来救援了，这才夹着尾巴逃了。

说龙家衡传递的消息，其根据是龙家衡在大家突围的过程中有人故意在喊她的名字，让保安队听到有她在这里后，居然有人下令“别打了，是自己人”。

这种私下的传递，要说没有根据，那天晚上也是许多人听到的，要说有人给龙庆楼传递消息，龙家衡就是他亲妹妹，可能性最大，所以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一经传递，就会让许多人都会相信，好像真是那么回事似的。

正因为如此，那个失去战友的汤排长和几个战士就找到大队长贺敏学，要求把龙家衡抓起来。

贺敏学说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抓人，并劝他们在大敌当前之际，不能乱怀疑人。这些人见在贺敏学这儿没得到什么，就赶往龙田去找宛希先，摆出他们的那些“证据”，还责怪贺敏学包庇龙家衡，并强烈要求抓捕龙家衡。

宛希先与营长陈毅安进行了商议，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乱抓人，但顾及到汤排长这些人的激愤情绪，又怕他们内心不服再闹出什么事来，于是同意把龙家衡隔离起来，派二连的连长韩伟去麻洲村把人带过来。

就这样，龙家衡被拘押在了二连的连部，她除了啼哭叫冤，就喊着要见宛希先，或者要见刘珍。但是，除了有人给她送饭外，没人理会她。

贺敏学听说这种情况后，马上来与宛希先商量，看这件事怎么办才妥帖。

宛希贤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暂不放人，待调查清楚龙庆楼是怎么来袭击的之后再说。

不料，调查工作刚开始，敌情却来了。先是赣敌一个团进驻浬田，有向小西江进攻的可能。接着宁冈方面袁文才派人来报，湘敌五个团已从攸县、茶陵出动，目的是打下黄洋界直扑大小五井，要陈毅安这个营火速赶往井冈山支援。

消息一传开，在此地的军民无不紧张焦虑。

当晚，宛希先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地方武装退守九陇山，第一营回援井冈山”的决策。

此时，贺敏学问对龙家衡的情况如何处理，宛希先说到了九陇山再说。

到了九陇山后的第一天早上，有人捡到了一封写着“宛希先亲启”的信，送到了宛希先手里。

宛希先一看，信是龙庆楼写的，意思是红军只要放了龙家衡，他就能保证驻扎浬田的国民党军退兵。

宛希先沉思良久，令人将龙家衡解来，然后把信放到她眼前，问道:“这字是你哥哥写的吗？”

龙家衡辨认了一会儿，摇着头说：“不是，他的字不是这样。”

接着，她的眼里滚动着泪水，哽咽着对宛希先说：“宛部长，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呀！请你们立即查清楚，我是一天都受不了啦！”

宛希先望着这个处于痛哭中的女人，心里也泛起了几分怜悯，但他还是没有决心放人。

因为那封信十分的可疑，它有可能是龙庆楼知道龙家衡被隔离审查后令人来传递的交换条件，如果真是这样，那龙家衡就脱不了干系；但也有可能在他们身边还真有奸细，为了把水搅浑而掩护自己才写了那封信。

总之，在未查清之前，都是个谜。

吃了午饭后，韩伟的第二连要开向井冈山，于是韩伟来宛希先处请示：“龙家衡怎么办？”

宛希先蹙着眉头正考虑是不是把她放了。哪知韩伟却建了一个议说：“我看把人交回给永新县委，让他们去调查处理好了。”

宛希先见说得有理，就对韩伟说：“那就交给贺敏学吧！”

急着出发的韩伟，一时找不到贺敏学，正遇上那个汤排长，就对他说:“你们把龙家衡交到贺敏学大队长那儿，千万不可乱来！”

汤排长点头应允，跟着韩伟去解人。

这样，汤排长及其手下几个人就押着龙家衡去找贺敏学。但在半路上，他们一想到死了那么多战友，心里就不平衡，对那个出卖他们的奸细简直恨之入骨，于是哪里还记得韩伟的叮嘱，却在路边开始审起龙家衡来。

其结果是龙家衡矢口否认，这几个人越加气愤，竟用枪来加以威胁。

龙家衡却毫无惧色地对着枪口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

“哪个跟你是同志，你这个反……”有个赤卫队员愤怒地叫着，他想说“反革命”三个字，但还没有把“革命”二字叫出来，手中的枪却鬼使神差般地扣动了扳机，子弹马上就穿透了龙家衡的右胸，顿时让她毙命。

这些人见打死了龙家衡，马上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才从惶恐中回过神来。这时，那个精明的汤排长想，此事一旦报实，他们几个人都脱不了干系，特别是他与那个打枪的人，怎么办呢？为了减轻他们的责任，就一致商量好口径，说龙家衡挣脱绳索要逃跑，致使他们不得不开枪。

这一下可好了，本来是一场误会，这龙家衡一死，就是误会中又加了一层误会。这个后果让刘珍知道后，简直是惊呆了，而后又气得暴跳如雷。

那时他作为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在北乡负责指挥地方武装防御赣敌的进攻，两天后才接到妻子龙家衡身亡的报告。他先是吃惊，接着是对她的妻子提供消息给龙庆楼根本就不相信，再接着就是对她畏罪逃跑表示质疑，因为他最信任龙家衡，根本就不会相信她出卖同志，背叛组织，还畏罪潜逃。

好像这一系列罪名的背后，是专门有人把它像珍珠一样串了起来。但是，后来他听说龙庆楼还写过一封信作为交换条件放人，就觉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所以刘珍很难办，如果他站出来为龙家衡鸣不平的话，又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她没有与他哥哥通信；如果他站在县委书记的角度，祠堂里死了那么多人又怎么说？如果真有奸细，这个奸细也的确可恶，逮着了把他碎尸万段才解恨。

所以，他一直苦不堪言，就把这笔账算在了宛希先的头上，认为是宛希先在幕后操纵这件事，目的就是给他泼脏水让他下不了台，毕竟他们以前为了行动方向发生过争执。

于是，他认为这件事并没有完，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他必须要查个明白，为妻子龙家衡还一个清白。

今年八月，刘真奉命到南昌向中共江西省委汇报工作。在临行之前，他对王怀吐露了隐藏在内心深处整整一年的冤屈以及对宛希先的怨愤，意思是他父亲和妻子的死，都死得不明不白，而如今凶手却逍遥自在得不到惩罚，这一切都是宛希先在幕后操纵的结果。

哪知刘真对王怀等人吐露了的这个心迹后，却成了他最后诀别的遗言，因为去南昌向省委汇报完工作后在返回吉安时却不幸被捕牺牲。

当消息传到永新，朱昌偕、王怀等人无比悲痛。他们在痛悼战友的同时，对宛希先在九陇山的“霸道”所引起的不满与憎恨又加深了一层。

在井冈山根据地，宛希先是被列为毛泽东、朱德、陈毅、袁文才等重量级人物之后的，其职务不光是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党代表，还是第三十一团的党代表，第二届湘赣边界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中，杨开明是书记，他是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又是红四军前委的组织委员，对地方和军队的党务工作都有过问的权力。

由于他在工作中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这就难免得罪的人很多，特别是这个以刘真、朱昌偕和王怀裹成一体的中共永新县委，在发展党员上，没少敲打过他们。

就说这个刘真吧，他在和龙家衡这个家庭背景复杂的党员发展恋爱关系的时候，作为上级的宛希先就没少提醒过他，劝他不要和龙家衡来往了。因为他是县委书记，不是一般的党员，可他却充耳不闻。

还有，在八月失败之后重新“洗党”，由宛希先负责的宁冈县是做得很彻底的。当时在宁冈县整党，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宛希先对党员实行重新考察，重新登记，从原来的一万多人，一下就减少到六千多人。在这一点上，他亲自把关，把那些投机的“反水”分子给清除了出去。

而在永新县负责的刘珍，却只追求形式主义敷衍了事，他下面的党员基本就没有动过。如果照着宛希先的标准，他的妻子龙家衡也是在“清洗”之列，这个刘珍他能做到吗？所以他这个县的党组织是基本没换过血，还是原来那些人。由此，他这个县委书记一职也被宛希先给撤了，他能高兴吗？

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宛希先作为红四军前委的骨干、毛泽东最倚重的人被留了下来，他代表红四军前委兼掌着边界的军政大权，或者说也叫军政最高首长。但是那个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一走，其职务由朱昌偕来继任后，他就在遭到排挤，其说话的力度也就没那么大了。

这是因为，红五军回井冈山后，在五月召开了一个边界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把滕代远、彭德怀都增补为委员了，在常务委员中，已经由原来的邓乾元、宛希先、何长工、刘真、陈正人，而变成了邓乾元、刘天干、刘真、陈正人、谭思聪，完全把宛希先给排斥在外，成了一般的执行委员，而袁文才和王佐，就什么都不是了。

在这个新的机构中，刘天干，刘真，一个是组织部长，一个是宣传部长，都是永新人。

到了九月，邓乾元走后，把书记的职权又交给了永新的县委书记朱昌偕。由此，朱昌偕还把副书记王怀发展成了候补常委，让他来顶替刘真管宣传工作。这样，边界特委的大权就全部由他们这几个为刘真愤愤不平的永新小团体所操控。

生活中有些事就是这样，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拼死拼活去夺取，还不一定能得到，而偶然性的巧合却让有的人会歪打正着，这可能就是有些人常说的“老天不长眼”吧！

接下来的事情，会让我们唏嘘长叹，以致扼腕痛惜！

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日，在各县赤卫队配合下，永新赤卫大队终于攻下永新县城。但以朱昌偕为首的中共湘赣特委，却以为大功告成，于是就开始在想办法，先扳倒宛希先，然后再收拾袁文才和王佐这两股“土匪”。

其实，细算起来，他们的矛盾真正还不在宛希先身上，而是在袁文才和王佐那里。这是除毛泽东之外的历届湘赣特委书记对袁文才和王佐二人的定性，认为他们是不好指挥的桀骜不驯的土匪。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要除掉袁、王二人，就必须先除掉宛希先。

如果不这样做，宛希先就会在旁边强行干预，以致使他们一直被袁、王二人压抑的心理永远也得不到舒展。

再说这个宛希先，他们认为，在刘珍与龙家衡的问题上，他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所以杀起他来，那就更理直气壮。

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当宛希先接到中共湘赣特委要他带着茶陵县的地方武装一起会攻永新县城禾川镇时，他已不在九陇山，而是在茶陵县的湖口一带。

细算起来，那个送来命令的通信员，在路上就得走一天，然后宛希先又得把已分散的队伍重新集中起来，加之有敌军也在移动，他得绕过他们，这就用了两天的时间，等他把部队集中起来赶到九陇山时，永新城早已被攻下了。

所以在第四天上，当宛希先又接到通知时已变成了要他到大湾村开会。在会上，他才知道永新县城已被他们攻下。

这次会议没有通知袁文才和王佐参加，原因很简单，有他们三人在场，这个处置宛希先的事就别想干成。再说，这袁、王二人也是他们下一步的清除目标，又怎么能让他们来参加呢，这不是打草惊蛇吗？

其实，他们为了抓捕宛希先，连前委秘书长陈正人这么重要的人物也没通知，因为他是遂川人，和王佐那边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说白了，这次会议，几乎全是他们永新的人在操控，或者说他们是借助于特委扩大会议这个名义而缩小了规模，目的就是对宛希先要实行抓捕。

当宛希先在面临危险时，他本人根本不知道，而且还以为自己是以前那个在九陇山“一言九鼎”的时候。所以，他把茶陵带过来的队伍留在上九陇就只身一人来山下开会了。

哪知进入会场后，他感觉气氛不对，怎么到会的人对他都是同一种眼神，仿佛个个都在战场上遇到了敌情而眼睛里必须露出凶光似的，这些人有朱昌偕、刘天干、王怀、龙超清、谢希安等，一色的永新、宁冈的土籍干部。这让宛希先感到不正常，由此他不禁在心里问道，这伙人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他给办了？

此时，现任特委书记朱昌偕却开口了，他厉声问道：“宛希先，你身为特委执行委员，却不服从特委调遣，导致我们贻误战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今天你得说个明白！”

王怀也说：“刘真八月牺牲前，告诉我们，他的妻子龙家衡被杀，是有人在背后指使那个汤排长干的，这个背后的人就是你，你今天也得说清楚！”

这一系列的问话背后，是一个目的，就是开始启动他们的程序，对宛希先实行“清算”。

宛希先马上就明白了这一切，他“哈哈哈”地大笑起来，然后说：“你们这是想干什么？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群众所知道的，也是党要求我这样做的。在这里我只说一件事，龙家衡的问题有龙庆楼参与进来，我们在没有查清楚她与她哥哥龙庆楼之间有没有传递情报以前，是不可能放她的，不然那个祠堂里牺牲了满屋子的人怎么说？难道就白死了吗？至于她后来不配合调查，要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那个看守她的汤排长只有开枪执行纪律了，这放在你们哪一个人的手里不都会这样做吗？”

“说到贻误战机，你们不是没有我这边的参与已把永新城给攻下来了吗，我又怎么贻误了你们？”宛希先说，“我在湖口接到通知就在调动部队，又遇到国民党也在向这边增兵，我得绕开他们走山路，由于路途遥远，没赶上你们攻城，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不是把一百多人的队伍从湖口那边带过来了吗？现在正由谭思聪带着在上九陇，又怎么会不服从调遣呢？”

这时，作为特委书记的朱昌偕却哑巴了，几句话下来，他居然理屈词穷。

但是，那个王怀却说话了：“听你这么一说，不是没有道理，但今天通知你来开会是另外的事情。中共‘六大’文件明确规定，不能利用土匪武装进行革命，即使他们曾经帮助过革命，也要把他们剪除，但你不仅不配合特委的行动，还纵容他们和我们对着干，致使我们的指示无法落到实处。这怎么讲？”

此时，那个组织部长刘天干也说话了：“那个袁文才本来是个逃兵，回来后你们不仅不严办，还让他继续带兵。没有他在的时候，王佐还勉强听我们调遣，但他一回来，王佐只听他的又不听我们的了。我们是共产党的一级组织，他们这样搞，还得让我们低三下四地求他们，这哪里还是共产党的政权组织？这简直就是共产党与他们这些土匪合作的政权，而且还得听他们的，这些都是你宛希先平时骄纵的结果。你这样做，已经不是一个革命战士，你的屁股早就坐到土匪的凳子上去了。所以，经特委常委会研究，大家一致同意，对你暂停工作，实行隔离审查！”

宛希先一听，知道完了，今天落在他们这帮小人手里，那就是浑身是嘴，可能也未必说得清。再说，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又不是他们才发明的，早在岳飞时代就有了。

原来，他们对他和袁、王二人早就蓄谋已久。关于要团结袁、王二人，又不是他的发明，那是毛委员一直在前委会上强调的事，但是和这班土狍子讲它的战略意义，可能只有毛委员才讲得透彻，他宛希先这个水平也只能是执行的水平。

不过，一看见这些人今天这架势，就像一口就要把他吞掉似的，所以他不能装怂，还是要说两句，不然以为他怕了他们不成？于是，宛希先就按照自己的理解说了：“团结袁、王二人是毛委员的战略方针，这在他那里，叫‘统一战线’，意思就是说，争取更多的朋友，自己的力量就会壮大。袁、王二人的确有很多毛病，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就不团结他们，工农革命军来井冈山时，是得到他们很大的帮助的，如果我们不团结他们，把他们改造过来，他们还真是要继续为匪，这样就跑到敌人那边去了。龙超清现在在这里，那时他还受袁文才的派遣到三湾来联系我们呢，老龙呀，你说是不是这样？”

此时的龙超清却一言不发，他一想到袁文才后来一得势后就对他指手画脚，还把他的枪给下了，心里就来气。

一时间，这些人马上就被噎住，居然说不出话来。

但此时，王怀看见朱昌偕等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知道事物可能要“黄”，于是开始做垂死挣扎。他说：“你说的事情那是老黄历了，‘六大’的那个文件已来了很久，可是你们却包庇纵容，迟迟不执行。那个姓毛的还主张把那个姓袁的带走，可他又逃了回来，你们居然不严惩，又让他带上了兵，然后和我们对着干。现在我们要执行纪律，首先得对你这个庇护者开始。你放心，我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只是把你关几天，等我们把那两个土匪解决了，再放你出来！”

宛希先一听，马上站起来，呵斥道：“你们这是在犯罪，知道吗？无缘无故公开逮捕一个红军高级指挥员，这是敌人才干得出的事！你们知道这是犯的什么罪？这是通敌罪，那是要上断头台的！”

王怀一听，虽胆颤心惊，但他决定孤注一掷了。他就像一个赌徒，已经输红了眼，所以也不怕宛希先的警告，却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声嘶力竭地喝道：“别听他这些吓唬人的话，马上把他捆起来，出了事我兜着，不要你们负责！”

就这样，几个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奔了过来，把宛希先的枪给下了，然后把他捆起来，再带到了一个土屋旁，拉开门后把他推了进去。

在被关押的那天晚上，宛希先想了很多。他作为一个军人，对目前的环境很敏感，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这些人敢动他，说明已想好了退路，其结果就是悄悄把他弄死，然后找一个理由交代一下也就完事。

现在是非常时期，只要他们想为刘真报仇，而且还要剪除袁、王二人，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要这样干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死了不要紧，关键是他们还要对井冈山上的袁、王二人下手，那个后果就严重了。

袁、王二人是“土匪”出身，这个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按照毛委员的政策是要逐步地团结他们，然后改造他们，使他们能成立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样对井冈山这个革命大本营的巩固是有促进作用的。如果对他们采取武力行为随便杀了他们，就会失去很多群众。

在今天强大的敌人面前，失去群众的支持，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换句话说，革命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再说，袁文才、王佐二人，在工农革命军最初上山的时候，是大力支持过他们的，这也是对革命做出过贡献的，怎么能随便诛杀呢？这样做，谁还愿意来革命？这不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吗？这是共产党人做的事情吗？

再说，如果不团结他们，他们就会跑到敌人那边去。只要一个跑去，后面就有许多人都跟着跑去，这不就让自己的敌人多起来了吗？这究竟是助敌人还是助自己呢？

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观点，袁、王二人完全是可以通过改造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可这样一搞，就葬送了他们的前途，也断送了中国革命中在客观上具备革命要求的那部分人的前途！

要说毛病，就今天的革命者来说，谁身上没有一点毛病？他朱昌偕、王怀居然敢把他抓起来关着，难道就没毛病？这不仅是毛病，还是原则性的大错误。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既想公报私仇替刘真出气，又想剪除为袁、王二人能够说得上两句话的“帮凶”。这看起来是一个“一箭双雕”的绝妙计策，其实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在犯罪！

宛希先想到这里，觉得和朱昌偕、王怀这些人去纠缠，会把命搭进去。更其重要的是，如果他们擅自去杀袁、王二人，会给井冈山带来更大的血腥之灾。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他得先逃出去，从被动争取主动。

到了后半夜，趁看守在打瞌睡之际，宛希先恰恰地撑脱绳索，弄开了房门。

然后一会儿工夫，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之中。

哪知到了第二天早上，看守发现宛希先不在了，慌忙去报告。这一下，可把特委书记朱昌偕吓了一大跳。他立刻命令所有人都去找，而且一定得把“反革命分子”宛希先给找回来。

他为什么那么怕宛希先会跑掉？这是因为：

第一，如果宛希先逃脱，他这个特委书记就算当到头了，而且还有被背上擅自拘押红四军前委派在这里的高级干部的嫌疑，其结果不是被撤职，就是被开除党籍；

第二，如果宛希先逃到上九陇还好说，逃到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那里，那就是打草惊蛇，放虎归山，以后要收拾这两个土匪，那就难办了；

第三，如果逃到赣南去找到红四军，将来他朱昌偕免不了有被“秋后算账”的可能，其结果是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那样距送断头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所以，朱昌偕和他手下的那些干将说：“我们得马上发动群众搜山，把这个宛麻子给找回来，不管死活，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已把天戳了一个窟窿，如果不把他找回来，我们大家都得完蛋！”

他说这话的时候，那双眼睛不停地闪烁，目的是让他手下的那些人明白，最好是抓住后让他去死，就好交代了。但这个话他不敢明说，他得露出些眼神来暗示大家，那意思就是找着了，干脆就把他杀了，可能才是最保险的做法。于是，一些人已心领神会，马上磨拳擦掌地上了路。

为了寻找宛希先，朱昌偕把大湾村及附近各村庄的人都组织起来去搜山，那天至少动用了上千人。特别是那些土著的村民，对山上哪里有个峭壁，哪儿有个岩洞，比谁都清楚。只要发动了他们，一逮一个准。

这样一来，宛希先终于又被发现，然后被抓了回来。

原来他紧赶慢赶，还是没有走出这个方圆七十里地的九陇山。当天亮后，他发现，不能再走了，该藏在哪个山洞里，等天黑后再行动。没想到在不多的时间里，遍山都有人在喊叫。这时他才知道，这朱昌偕和王怀就像他肚子里的蛔虫，居然知道他要藏山洞待天黑才动身，所以全民动员搜起山来了，于是叹息道：“真是老天不长眼，该栽在这帮小人的手心里呀！”

想起自己本是湖北黄梅人，在武汉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从军而后跟随卢德铭一起来到这湘赣边界，今天可能要将这一百多斤撂在这里了，心里不免有些酸楚，于是看见这个洞里曾经有人还烧过火，就拿起一截没有燃尽的烟柴头，在绝壁上写起字来：

断头今日已成局，煮豆燃箕我未泣。

希先之志报国死，悲哉成仁一墙戏。

这是一首绝命诗，它既表达了自己的慷慨豪气，也谴责了朱昌偕等人把革命当儿戏，居然敢杀自己的同志。这是何等的悲哀！

终于，王怀带着第一组搜山的群众寻找到了这里，发现宛希先所躲的山洞，于是和几个赤卫队员，还有那些村民，又把他捆起来押回到了村里，然后不关在那个土屋里了，而是推进了一家专门存放生姜的地窖里。

到了晚上，王怀亲自带着几个人来，向窖口一阵乱枪打去，马上就让已两天没吃没喝的宛希先顿时毙命，然后王怀还装模作样地去报告朱昌偕，说宛希先又要逃跑，只好向他开枪了。

就这样，一个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团党代表，就被永新这帮心胸狭窄、公报私仇的党内当权者，像捏死一只蚂蚁似的，很容易地把他给弄死了。

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自己人杀自己人的第一悲剧。

彭德怀在攻打安福的战役中失利后，把队伍实行了缩编，然后并入王佐的第六纵队，依然由王佐任纵队长，但是没过多久，为了“调动”敌军北返以减轻湘赣边界的压力，他们那两个缩编为支队的原红五军第四、五纵队却离开了宁冈。

纵队长王佐没跟着去，而是带着他的本部人马依然回到了茨坪。

这井冈山，毕竟还得有一支部队守卫着，因为那里还有一个新遂边陲苏维埃政府，下面有二三十个自然村，还是红四军走之前所建立的军事根据地呢。

王佐作为第六纵队的纵队长，其兵力应该有七八百吧，可是现在他的手下只有七八十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把他的武装成立一个纵队，是根据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的指示，把边界所有的地方武装加起来的人数，那时他们就以这个人数成立了红军独立团，由王佐任团长，只是红五军返回井冈山后，为了便于一起行动，才遵循红四军前委在雩都的决定，把这个独立团编成了一个纵队。现在，那些地方武装都回到了各自的县去了，所以经过井冈山保卫战后，王佐就剩下这么点人了。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王佐的搭档袁文才。

自三月偷跑回来后，袁文才被中共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发现并给予了警告处分三个月，然后到八月红五军攻打安福前夕，根据他的表现，就开始让他继续带兵，并接任了何长工曾兼任的宁冈县赤卫大队队长的职务，而何长工则随红五军北上走了。

那时，随彭德怀回井冈山的李根勤已见到了袁文才，把毛泽东写的“和为贵”三个字交给了他。

李根勤不识字，不知道那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但毛泽东嘱托他的话，却一字不漏地转告给了袁文才，致使袁文才在内心深处发生了强烈的触动。他既为自己不打招呼就不辞而别感到后悔，也为毛泽东一直在栽培他并没有半点责怪他而感到歉疚。

他觉得，从远处来的这些红军领导人，个个都对他很好，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宛希先或何长工，都从没有歧视过他，对于他的参加革命，他们是欢迎尤佳，可当地的那些土籍人呢，像龙超清、谢希安之类，还有永新的那几个“石灰佬”，就一直瞧不起住在山上的客籍人，认为他们是下贱的痞子，或者干脆就叫他们“土匪”。

永新一带盛产石灰，所以他称朱昌偕、王怀、刘天干这些永新人为“石灰佬”。

现在，既然毛泽东写了这“和为贵”三个字，那就是说在许多问题上都不能和他们“较劲”，这不是怕他们，而是要服从革命的大局，把枪口一致对外，多消灭几个真正的敌人。

这个道理他懂，但有时那些人就是讨嫌，如果不治一治他们，就会得寸进尺。于是，他对李根勤说：“你回去对毛委员说，他的话我记住了，决不与那些人斤斤计较了，就请他放心吧！”

但李根勤却说；“毛委员要我回来，就是让我不要回去了，专门在你身边随时提醒你，请你要以大局为重！”

袁文才一听，无可奈何地笑了，说：“那好吧！”

就这样，他依然把李根勤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保镖。

不过，他觉得，毛泽东这样安排，李根勤就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李根勤了，而是毛泽东的一双眼睛，随时都在盯着他，这反而使他不自由了。

彭德怀北上了，把毛泽东安排在宁冈的铁钳式人物何长工也调走了。毕竟，在彭德怀的眼里，贺国中牺牲了，李灿又负了伤，这何长工就是一员撑得起来的大将了，不带走他，那简直是太可惜了！

但在临走时，他对宁冈县的防务，还是很重视的。

既然这个昔日的红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回来了，那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就把山下的防务全部交给袁文才去负责，这就保住了山上山下都有得力干将在守卫，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所以，红五军一走，宁冈县有袁、王二人在守卫，就像昔日一样，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又仿佛是他们的天下了！

在两个月时间里，他们还配合的很好，已把敌人占领的宁冈县收复得差不多了，而且还把新城、砻市等重镇也给夺回来了，这就是上级领导“用人有方”的缘故。

那时，为了不让土客籍间的矛盾太尖锐，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依然是那个毛泽东确认的谢桂标在担任，而县委书记一职何长工则转给了土籍人谢希安。

所以，在永新那边还没有会攻县城禾川镇时，宁冈这边，在谢希安这个县委书记的配合下，袁文才带着县赤卫大队，一鼓作气地把国民党占领的县城新城给它攻了下来。

当时，宁冈县的国民党县长叫陈宋经。当他招架不住的时候，就带着警察局长龙子瑜，灰溜溜地逃了。

到了十一月，袁文才想冲到酃县地界上去活动，但听说在去酃县的咽喉要道睦村有敌保安队在把守，就决定先消灭这股敌人。

十一月十一日那一天，战斗终于打枪。

袁文才在没有王佐的支援下，带着县赤卫大队一百多人，对睦村展开了突然袭击，居然把那里的保安队一百多人给消灭了。

在打扫战场时，他居然发现，原来陈宋经和龙子瑜都逃到了这里，因为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这对袁文才来说，可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这说明，他把宁冈县的国民党县政权又给推翻了。

自从逃到睦村的国民党宁冈县政府被袁文才给“端”了后，驻扎在酃县县城的国民党茶陵、酃县和宁冈三县的民团联防总指挥罗克绍，马上就感到情况不妙。因为他知道，袁文才下一步的目标就该是他了。顿时，他感到有一种东西刺得他后背发凉，于是开始在想办法，看如何摆脱这个正在在向他逼近的威胁。

他一面向省政府主席何键告急，一面把现有的武装全部拉出来，集中安排在沔渡到江口一线，以防袁文才他们来搞突然袭击。毕竟，从睦村到沔渡，也就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沔渡和江口相距不算远，但却是在两县交界的分界线上，一个在酃县的北边，一个在茶陵的南面。

目前，屯扎在这一带的酃县、茶陵的反动民团至少有七八百人，他们在罗克绍的指挥下，既是为了防堵袁文才出兵酃县，又是为了防堵他们拐进茶陵，可谓战线不长却一拒两功。

在这种情况下，袁文才要进攻酃县，兵力肯定不够，也就只好暂时把双方的对峙点都放在睦村以南的湘赣边界上。

但是，此时袁文才并没停止去酃县活动。他不断派出一些人到酃县去侦察，打探有关罗克绍的情况，准备有机会就主动出击。

说到罗克绍，他却是一个为富不仁、趁火打劫的“惯匪”。几十年前，他出生在茶陵县东南边靠近酃县的江口圩蕉坪村。追溯其渊源，他的祖上也是从外地迁来的客籍户，但是为了反抗土籍地主对客籍农民的欺凌与压迫，他开始买枪弄刀，经过一系列巧取豪夺，最终战胜了当地的土籍地主而使自己发迹成为客籍豪强。

但是，大革命来临时罗克绍和其他土籍地主一样，都要遭到当地农会的清算，所以他对共产党这个善于组织民众的政党马上就产生了不满，于是就招募乡勇，操办团练，拉起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挨户团，专门对付农会会员，破坏他们分田分地。

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在茶陵一带活动时，这个罗克绍带着他的挨户团没少在半路上进行骚扰，但都是被打得逃之夭夭而告终。

那时，他只能在背后偷袭而不敢公开对着干，因为还没有那个实力。

但在去年八月红四军主力去了桂东后，罗克绍就抓住宁冈兵力空虚的机会，没少从睦村过去，在砻市与古城一带干尽了坏事。据查，对宁冈与茶陵交界处的新龙庵采取的突然袭击，致使十九名工农兵政府的干部惨遭杀害，就是他带着手下人干的。在此期间，他还对腾村、上寨等地区进行过大规模的烧杀与抢掠，简直使当地的农民恨之入骨，巴不得抓住他后千刀万剐。

不过他这种“残忍”表现，却博得了国民党湘赣两省“会剿”总指挥部何键的青睐与信任，于是任命他为茶陵、酃县和宁冈三县的联防总指挥，负责对三县的地方靖卫团进行调配与指挥。

现在袁文才想把根据地向南扩大，首当其冲就是要和这个罗克绍的三县靖卫团斗智斗勇，如今已消灭了宁冈这边的，这就使罗克绍的三足鼎立态势受损，剩下的事情仿佛也不是什么遥远的了，只要把罗克绍的兵力部署搞清楚，找到他的薄弱环节，再给他狠狠一击，就把这颗“钉子”给拔掉了。

结果没过很久，侦察回来的人向袁文才报告，罗克绍的三县联防总指挥部设在酃县的县城霞阳镇，而他的防线就是从沔渡到江口一带。如今这沔渡和江口两处，共有兵力五百多人。这让袁文才感到，随便去进攻哪一处，都占不到便宜，如果真要去进攻，还得联合王佐才行。

但是，有一个情况却引起了袁文才的注意，就是罗克绍的兵力雄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居然会造枪弹。原来，他有一个小型的兵工厂。这让袁文才听了后，既眼红又拘谨，心想这个家伙，居然有一只老母鸡在不停地下蛋，难怪他那么神奇。看来，还真的不敢和他硬拼，得从长计议。

他马上想到的是，在进攻之前，得把这个兵工厂给它毁掉，不然他袁文才可能会搞不赢的。

但怎么毁呢？这又是一个问题。

于是，他决定和王佐一起商议，看用个什么方法，先把这个兵工厂给它搞掉，让这个罗克绍的军需后勤跟不上，才好打败他。

可王佐来了后，却说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他说：“毁掉它干什么，我们应该把它搬到井冈山上去，为自己造枪造炮，这样我们就不愁没武器了！”

对于王佐的话，袁文才不是没想过，可是他觉得这个难度更大。那么多的钢铁材料，那么重的设备，要从敌占区搬过来，这不比昔日的那个造币厂，那只是一套模子和几个铁锅，简单轻便，这个可笨重多了。据说，光是工人就有十八个，那得需要多大的屋子才能装得下？

但是王佐却说：“许多事情都是事在人为，我们慢慢想办法吧！”

转眼之间，时间已到了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这时，在中国的南方广东省，军阀混战又开始了。

那个一直被何键堵截在湖南湘西境内的张发奎，其“护党救国军”第四师总共有两万多人，在十一月中旬，终于突破何键所派的刘建绪各师在湘西顺沅江一线的设防堵截，然后经宝庆往南翻山进入了广西。

这是汪精卫在张发奎和俞作柏间进行联络的结果，计划张发奎就是从这里进入广西。但此时俞作柏却早已被部下的“反叛”逼下了台，而那个叛将吕焕炎又压不住阵脚，只好请李宗仁、黄绍竑回来重新治理广西。这样，广西就又回到了新桂系李宗仁的手里。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黄绍竑曾经和张发奎是打得头破血流的死对头，现在能不能让他进入广西就不敢说了。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又得出面进行调停，派唐生智出面找李宗仁疏通，并达成了“共同反蒋”，这样张发奎南下广东路经广西的事情才算最终确定并实现。

从十一月起，新桂系的李宗仁和黄绍竑接过吕焕炎的政权后，依然扯起“护党救国”的旗号反蒋。

十一月二十四日，张发奎在梧州北面的石桥与黄绍竑见面。为了共同的利益，双方已摒弃在“张黄事件”中结下的宿怨，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反蒋，以攻下广州为战略目标。

在协商如何进攻广州时，黄绍竑认为，应该让长途跋涉的张发奎第四师休息几日再进攻，但张发奎却要趁陈铭枢、陈济棠还在准备中就给它来个突然袭击。于是，他不等广西方面出兵，就带着自己的人马，开向了广州。

黄绍竑看见他执意要去先发制人，也只得带着自己的人马随后跟进。十二月六日，双方的军队在清远县汇合，第二天便渡过北江。十二月八日，已到达广州北郊的花县。

就这样，发生在一九二九年年末的国民党两广军阀混战就这样开始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驻扎湘东一带的国民党军突然被全部撤走，这是何键必须用来全力堵截张发奎的战略需要。这就给彭德怀的红五军刚刚整编后提供了一个开辟根据地的好机会，于是一场横扫湘东直到赣西的消灭各县地主豪强及挨户团、靖卫团的战斗，在红五军各纵队之间，马上拉开了序幕。

从十一月开始的一个多月里，由于广东的军阀战争重新掀起，给几个月前还很弱小的红五军带来了一个好机遇，使他们趁湘东国民党军出现空虚，居然一下就打开了北从鄂东南，南到遂川、泰和这上千公里共二十多个县的局面，这可是以前不敢想象的。

这就像一个巨人，在湘鄂赣边的大地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丰”字，其第一横是东西毗连的平江、修水一带，第二横则是浏阳、铜鼓、宜丰，第三横在攸县、茶陵、莲花、安福这一线，而那一竖，则是以通山为起点，一直拉过修水、铜鼓、宜丰，再到万载、分宜、安福，然后穿过永新直下泰和、遂川，这可是长长的一竖，其竖尖已指向了南康。

此时在闽西那边，红四军刚开完古田会议，而国民党军的赣闽粤三省“会剿”又开始了，但毛泽东却以“离开闽西，保卫闽西”作为跳出敌人包围圈同时也把敌人引走的策略，向赣南进军。

这就意味着当红四军与红五军再次会师时，其闽西、赣南将会和这个湘鄂赣边的巨大“丰”字连在一起。

这也正应了毛泽东在本年四月雩都会议上的战略设想，一年争取江西，虽然距离还差得很多，但其发展趋势已初具规模。

到了十二月中旬，红五军的第二、第三纵队已到了宜春、分宜一带，其前锋第四纵队已到了永新。此时，他们获悉情报，驻扎在吉安的谭道源第五十师准备来进攻永新。

当彭德怀知道这一消息后，马上派黄公略和吴溉之率第三纵队和军特务大队、干部训练大队，经朱潭、宜丰到达安福的严田，然后往东去永新县城以东与先期到达的第四纵队靠拢，准备一起去吉安阻击敌军。

此时，谭道源师成光耀旅还不知道，他们刚刚从吉安城一出来，在距城十多里的地方就遭到了伏击，结果一个营被吃掉。旅长成光耀见势不妙，马上又缩回吉安城。

这样，第四纵队乘势南下，所经之处，沿途的地主武装被他们消灭殆尽，然后发动群众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

几天之内，其前锋部队已到达遂川、泰和一带。

现在来说吉安这边，在红四军还没有过来之前，红五军就已从湘鄂赣那边过来了，而且还兵临城下，准备把吉安围起来，给它来个连根拔掉。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吉安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它处于赣江西岸，是国民党在江西西部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堡垒。

以前，在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和第九师师长杨池生“围剿”井冈山红军时，就是以这个吉安作为大本营集结军队的，现在这里是谭道源第五十师一百四十八旅成光耀部在镇守。

但是，这里也不是他们滴水不漏固若金汤的地方，其城里早就有中共赣西特委在活动，还曾设想就在这个国民党的军事重镇，举行一次以兵变为主的武装暴动。

原来，就在这个吉安县城的东南方向一百多里地，就是共产党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从这里到东固，一旦经过了值夏，以南的陂头、新安、富田，已逐渐被共产党的地方武装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所控制。当国民党的军队在赣西出现空虚时，这些地方共产党的活动也就越来越频繁。

今年一月，当红五军的前锋部队到达遂川与万安交界的地方时，与中共赣西特委联系上了，此时这个特委的书记已换成了刘士奇。

原来，中共赣西特委的机关是秘密隐藏在吉安城中的，但在去年的十一月，却被敌人给破坏了，同时还对驻扎在东固一带的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实行“清剿”，逼得李文林他们只好把部队往赣东一带撤退。

那时，活动在吉安北部延福的独立第三团，也遭到了围攻。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驻扎在吉安城中的谭道源第五十师成光耀那个旅，在破获城里共产党组织时发现他们正在准备掀起一场以“兵变”为中心的大暴动，马上恼羞成怒，于是四面出击，企图把吉安周边的共产党组织以及他们的游击武装通统消灭。

说到这个“兵变”，那是中共赣西特委准备了三个多月的一个暴动计划，其具体内容就是准备把驻扎在各区乡的国民党地方靖卫团通统组织起来实行大暴动，让他们加入红军。因为负责各区乡靖卫团的县大队队长罗炳辉是秘密的共产党员，由他直接指挥的有一百八十多人，此外他还能调动附近八个乡的靖卫团，人数加起来就有七八百。

但遗憾的是，这个计划并没有顺利实现。当城中党组织被破坏后，罗炳辉只带走本部的一百八十多人，然后加入了东固这边的红军，被改编为独立第五团。

那时任中共赣西特委书记的是王伯元，他原来是冯任在十月中旬离开赣西回省委后由第二次赣西党的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而如今也在吉安城中被敌人逮捕了。

王伯元之前，是冯任在担任特委书记。他是去年四月由中共江西省委派到吉安来的。在此之前，他是中共江西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还代理过省委书记。

一到吉安，冯任就立即派出巡视员到各地巡视，以恢复与整顿党的组织为目的。一个月后，在东固召开的赣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冯如被正式选举为新的中共赣西特委书记。接着，他把城区工作同农村工作、组织工作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使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在此期间，在冯任领导下的中共赣西特委，还建立了交通分局，恢复了与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特委、赣南特委的联系。

那时，驻扎在值夏的县靖卫大队队长名叫罗炳辉，对上司分派抓捕共产党的行动有些“消极怠工，阳奉阴违”，这让冯任知道后，马上就打起了策反罗炳辉“阵前起义”的主意。

原来，罗炳辉是云南人，本来在朱培德的军队里担任营长，因为他刚毅耿直，不善于阿谀奉承，这就得罪了不少贪腐的上司，致使他被江西的朱培德在编遣军队的时候给剔了出来。

关于这事，罗炳辉还专门去找过朱培德。但朱培德在肯定他有战功的同时，却谴责他头脑不开窍，说那些贪官他都惹不起，最后写了一封信给广东的陈铭枢要罗炳辉去投奔。但当罗炳辉到广州后听说陈铭枢坠楼受伤，就不好意思去打扰了。

在广州，罗炳辉开始了自谋生路，被曾在云南当兵的杨连长推荐到黄埔军校当一个区队长，但他不习惯搞军事教育只适合到战场上去厮杀，于是又回到云南人统治的这个江西，结果回来后又几经波折，才被老上司金汉鼎推荐，到吉安县就任靖卫大队的队长。

罗炳辉原名罗德富，是云南彝良人，他到任后，利用工作之便，了解到了在吉安的很多有关共产党和红军的事情，但都不和他以前听见的那些宣传一样。记得在最开始的时候，靖卫队捉到了十几个“共匪”嫌疑犯，于是就让罗炳辉亲自来审问，结果他一审才搞清楚，这些人哪里是什么“匪”，分明就是当地一些走投无路的穷苦人。于是，就把他们放了。

这些事情虽出自于他的善良与务实，但却被那些被放的人看在眼里，认为这个大队长在骨子里是同情受苦人的，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说了。这样，就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特委书记冯任的耳朵里。这样冯任就决定，像这种人，一定要争取他调转枪口为老百姓办事，然后动用了在南昌的整个中共地下组织，终于找到了一个能说服罗炳辉投诚的人，他就是曾在金汉鼎军中任过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赵醒吾。

原来赵醒吾也是云南人，在大革命时期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还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当过朱培德所管辖的拱卫军参谋，在北伐前夕是他最先进入江西与北洋军阀麾下的云南人杨如轩联络要他归顺国民党，这样才有后来杨如轩在朱培德手下任第二十七师师长的历史。

此时，赵醒吾在上海隐蔽，他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就以老朋友的身份给罗炳辉写了一封信，劝他在靖卫队里好好干，一有机会还可以争取重新回到正规军，然后就从国家、民族的高度劝他要为当地人造福做好事，不要像一些靖卫团尽做欺负老百姓的事。

通过几次信，看看火候差不多了，在七月间，赵醒吾就以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吉安，先与赣西特委书记冯任取得了联系，然后才去靖卫大队专访罗炳辉。

当赵醒吾见到罗炳辉后，罗炳辉感到很高兴。在当天夜里，他们就进行了一次长谈，而且是关键性的谈话。

赵醒吾问罗炳辉：“国民党有政权，共产党有工农，你看，谁的力量大？”

罗炳辉想了想，觉得应该是国民党力量大，因为他们有政权，还有枪和炮，而工人农民虽然多，但赤手空拳只能被宰割，于是就说：“国民党的力量大，它有权，还有枪有炮！”

赵醒吾说：“不对，你看看中国历朝历代就知道了，决定胜败的因素不在谁武器多，而在民心向着谁。古人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经过多次的证明。所以我认为，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共产党，力量才真正大。”

罗炳辉问：“共产党具体有哪些主张？”

“他们主张依靠工农。”赵醒吾说，“建立一个平等、富庶、公正的国家。”

罗炳辉却说：“他们的建国理想很好，但我觉得他们拿着枪和政府对着干就不太好。国家本来就灾难深重，再打起内战来，就更穷更没有出路！”

赵醒吾说：“我们也希望不拿枪，但是你睁眼看看，在上海，在南京，在广州，工农群众手中没有武器，就随便被蒋介石的军队乱砍滥杀。你知道吗？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那天，一个上午，在上海的宝山路，蒋介石下令架起机枪横扫赤手空拳的工人，就有几千人倒下，血水染红了整个路面，尸体堆成了小山。所以你说，共产党不把工农武装起来，与他们刀对刀，枪对枪地干，要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的国家，行吗？”

赵醒吾继续说：“你可以看看历史，明朝末年李自成不拉队伍没武器，他能攻进北京城吗？几十年前的洪秀全不拉队伍没武器，他能建立太平天国吗？辛亥革命如果不是新军拿起武器在武昌起事，那个末代皇帝溥仪能退位吗？现在，蒋介石掌握的政权名义上是国民政府，但他们是背叛了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右翼反动政府，这个政府的军队，都是用来打内战的，甚至是随意屠杀工农群众。你说工农群众不拿起武器来反抗，行吗？”

接着，赵醒吾又进一步启发道：“我们在北伐时从广东出发，呼的是什么口号？”

“打倒贪官污吏、豪绅地主、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工农解放……”罗炳辉毫不犹豫地回答。

“你说得对，现在我们也应该继续呼这个口号！”赵醒吾说。

俗话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与赵醒吾谈话后，罗炳辉就像在一间黑屋里突然看见了一丝亮光，心里开始亮堂起来。

经过三天的交谈，赵醒吾让罗炳辉终于懂得了很多道理，于是他便下定了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一起来闹革命。

就这样，赵醒吾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中共赣西特委书记冯任。

不久，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蔡申熙也来到了吉安，这样他就和冯任一起，亲自去找罗炳辉谈话，向他介绍入党前的程序和作为一名党员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还承诺，只要他听党的指挥，他们俩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罗炳辉一听，欣然同意，于是就在七月九日那天夜里，他们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让罗炳辉在党旗前宣了誓，被正式吸收为*党员。然后，让他化名“罗南煌”，在靖卫大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

那时，罗炳辉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他负责管辖的几个乡的靖卫队串联起来，在条件成熟时，举行武装大暴动，然后加入到红军的阵营。

转眼之间三个月过去，罗炳辉已秘密为党做了好几件事。

首先是在第一时间，通知被抓捕人员提前转移。因为他的靖卫队，本来就是国民党地方政权用来抓捕共产党员的，所以他首先知道要抓捕谁，要是这里面有共产党员，他都是先提前通知然后才缓缓去抓人，这样一次也没有抓住自己的同志。

十月份的时候，赵醒吾来到吉安，和罗炳辉商议，说是党组织决定以他掌握的吉安靖卫大队为基础，再联合杨必恭的靖卫队，在地方红军独立第二、三、四团的配合下，准备在十一月七日前夕，也就是苏俄“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前夜，举行以吉安为中心的武装大暴动。

可这个事情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不幸的事却发生了。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曾道鳞叛变，在九江的中共江西省委被查抄。

敌方在抄出的文件中，发现有“罗杨两部的工作须即予以加强”的字句，这里的罗是指罗炳辉，杨指的是杨必恭。同时，他们还发现，南昌有一家小报也登出过“赵某往来吉安策划，罗杨有异动......希吉安当局予以注意”等消息。

这一下，偌大的秘密却被他们给捅破了。于是，马上通知吉安方面，抓捕还在吉安活动的赵醒吾。

顿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吉安，使正在那里紧张工作的赵醒吾已感到情况不妙，但他也希望这些迹象与他所做的事无关，毕竟他在吉安并没有暴露身份。哪知七算不如八算，国民党一个电报就从南昌发到吉安，这要抓谁还不是探囊取物一番。

此时，原特委书记冯任已被调走，而新上任的王伯元却还没有进入角色，在联络靖卫队方面，只有赵醒吾才行。结果，就在他们纪念十月革命这一天，也就是十一月七日，驻吉安的成光耀旅就开始布置军队实行全城大搜捕，结果在第二天凌晨，赵醒吾却不幸被捕。

此时罗炳辉不在吉安，而在靖卫团驻扎地值夏。

吉安县是一个从西北到东南走向的狭长地形。值夏是一个圩镇，在吉安县城东南的四十里处。再往前走一百里，就是东固。

当罗炳辉知道城中党组织遭到破坏，赵醒吾被捕后，马上召集下属商议对策。此时，他并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而只是说，由于他们在闹军饷，县长游本人来了命令要他把队伍带回城中整顿，但是此去可能凶多吉少，搞不好会被解除武装。于是，他征求大家的意见，问该怎么办？

一时间，大家七嘴八舌，说出来的话几乎都是不着边际的抱怨与谩骂，可见在关键时刻，如果群龙无首，那就是一盘散沙。这可是一个不攻自破的结局，看来还是得有人来带头。

最后，还是他给大家提出了三个可备选择的办法：

第一，把他们带回城，这个结果可能会被成光耀的正规军缴械；

第二，带他们远离此地，到别的地方去谋出路；

第三，与东固的红军合作。

有人一听，觉得第二，第三两个办法风险都很大，还是回城去向上峰解释清楚最好。毕竟，他们对后两条顾虑重重。他们是专门捕捉共产党的靖卫队，要去与红军合作，那不是往老虎口里送食？再说那另谋出路吧，怎么谋呀，总不可能去占山为王当土匪吧？！

罗炳辉听了他们的话，然后对这三条一一做了分析，并说红军并不可怕，他们都是那些没钱没势的穷人队伍，是专门反对地方恶霸和贪官污吏的，对于靖卫团来说，你不去捕捉他们，他们也不会把你当仇人。

正说着，外面哨兵却带着一个当地人来报信，说是从县城回来的，他亲自看见成光耀旅的一个团已出动，正在往这边过来。

这一下，大家才慌了，于是都纷纷说：“大队长觉得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

毕竟，他们才一百八十人，与一个团抗衡，那是不行的。于是，罗炳辉才说：“当土匪我也不愿意，看来只有去投红军了！”

其实，这是罗炳辉早就安排好了的一个圈套。他怕有人不听他的，这才花了二十个大洋叫当地的一个农民来谎报军情，这才好把自己的主张拿出来。就这样，大家只有听他这个大队长的了。

然后他们一直往南，走向东固，但到了新圩，就有人来联络他们了。再往南，就是富田，这时中共江西省委、赣西特委的领导蔡升熙、江汉波、刘士奇、曾炳春、曾山等，都来表示热烈欢迎。

接着，部队在富田进行了整训，然后被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由罗炳辉任团长。

赵醒吾被捕后，敌人马上把他当“宝贝”，严加看管了起来。

为了获得中共在吉安的地下组织以及参加暴动的全部人员名单，敌方对他简直是不择手段地进行利诱、折磨与摧残。

但是，赵醒吾却没有让他们得到任何所需要的东西。

他先是被押在军警督察处，那里对他进行了秘密审讯。

审讯者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赵醒吾答道:“我不但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一个老国民党员！”

他的话也对，因为在大革命时期，许多人都是双重身份。

“吉安有多少共产党？他们具体在哪些地方？”审讯者问道。

“吉安的共产党员很多，在你们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到处都是，他们在看着你们，谁做了好事，谁干了坏事，他们都心里有数，将来总有一天会给你们算总账的！”

敌人审讯了几次，得到的基本都是这种调侃式的话语，而且有时还感到有一种错觉，好像审讯者在被审判。

这是赵醒吾在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看得太深，所以从骨子里就一直瞧不上他们，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得趁机把他们的这些残渣余孽们给数落一番。

“看来，在这个姓赵的口中是得不到什么的！”那个审讯者对他的上司说，“这种人，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是绝不开口的！”

于是，刽子手们就开始对赵醒吾用刑。什么拨眉毛、敲牙齿、踩软杆、烙火印、夹手指、跪碎瓷、“老牛拔桩”、“鸭子浮水”，一起上。

当赵醒吾昏死过去时，刽子手们就用冷水把他浇醒，然后又继续用刑。多少次，赵醒吾都被他们搞得死去活来，但依然得不到什么。

最后，逼得他们实在是无计可施，这才将他处以极刑。

一九三〇年一月七日，请假两个多月的红五军党代表滕代远终于归队了，他现在已完全康复，来到了湘赣边界。

随他而来的还有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原来，他二人以前在中共湘东特委时就认识，而且还是上下级关系。那时，滕代远是中共湘东特委书记，彭清泉，或者叫潘心源，是中共浏阳县委书记。

此时，滕代远一听说第四纵队已过了永新，他就想追部队去，彭清泉也随他同行。

在经过永新县城时，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那里，他们了解到了最近的一些情况，然后继续南下去遂川一带。

当第四纵队到达遂川与万安的边界时，与中共赣西特委联系上了。当时，赣西特委的书记叫李振邦。

其实，这个只是他的化名，其真实名字叫刘士奇。

形式发展迅速，因此在彭清泉的提议下，决定召开一个有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参加的联席会议，以商谈共同行动、相互协作的问题。

一月十八日，联席会议在遂川县的雩田圩举行。

会议在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主持下，研究了赣西党的政治任务和红军的行动问题，并通过了以下一些决议：

第一，为便于作战和将来的发展，将赣西、赣南和湘赣边的一些地方武装统一整编为一个军，命名为“中国红军第六军”。

第二，对于红六军的成立，红五军应大力支持，派副军长黄公略和一些骨干来共同组建，由黄公略任军长；

第三，将中共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合并，统称为中共赣西特委，由刘士奇任书记，自此湘赣特委的工作移交赣西特委来办理。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积极准备攻取吉安和用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问题。

关于这个“袁王”问题，是湘赣特委书记朱昌偕提出来的，他看这个特委书记快当不成了，而自己对袁、王以后的“嚣张”也就没办法了，于是就不顾一切，在这个会上大势诋毁“袁王”二人，说他们如何霸道，如何不听指挥，甚至曾用武力要挟过特委。总之一句话，如果不想办法解决掉他们，将来对革命就是一大隐患。

他这样说，马上引起了彭清泉的高度重视，于是就下结论说，他们既然不听，那就只能用武力解决。

此时，滕代远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听朱昌偕这样说，有些不大相信。袁文才他不是很清楚，但王佐还是很熟悉的。去年六月间，他们一起去湘南和粤北一带游击，王佐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嘛，怎么就被他说的一无是处呢？！

会后，他对彭清泉说，关于对“袁王”二人的处置，千万要慎重，不能听一面之词，要多方面进行调查，才能确认。

此时在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还不知道眼下的形势，他们正准备过春节呢。这三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往酃县那边活动，永新以东赣江沿岸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根本不知道，至于彭清泉在遂川雩田召开会议要用武力解决他们，那就更不知道了。

自从在睦村把国民党的宁冈县长消灭之后，整个宁冈县又掌握在了共产党的手里，这时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从古城迁回到了砻市，而袁文才呢，则带着赤卫大队依然驻扎在砻市，有什么事的时候，就给老庚王佐去信联络。

三个月来，袁文才一直把防线布扎在睦村以南的新龙庵一线，既要防备罗克绍前来进攻，也可随时派人到那边去打听情况。

至于罗克绍呢，自从正规军被撤走后，他也不敢来冒这个险。于是，双方就保持着相持的状态。

如今，袁文才已掌握了罗克绍的一些情况，平时他防守得非常严密，要去强攻，估计没几百号人，可能把他没办法，至于要抢他的兵工厂，那就更不现实了。只有一个时间，罗克绍才能放松一点，那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他要回老家江口圩过年。

这是袁文才派了两个人去侦察到的结果，一个是谢桂标，另一个是陈慕平。谢桂标本是县苏维埃主席，但闲时也随袁文才在赤卫队活动。此时，他装扮成行医郎中，陈慕平则装扮成算命先生。

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为了混得一口饭吃，谢桂标曾学过“茅山教”里装神捉鬼的法术，目前又增加了一些看病开药方的本领。这样，一个跳神一个算命，就走到了江口这个地方。

那时候，罗克绍正好在江口老家，但生病了，倒在蕉坪村他姘头家，谢桂标借看病之名到了蕉坪，在给罗克绍看病时，就把周围的环境、兵力部署搞清楚了。

所以，袁文才和王佐已订下密计，就在那个除夕之夜对罗克绍进行突然袭击。先把他活捉，再要挟他交出兵工厂，这样可能才达得到他们的目的。

关于宛希先被“秘密枪杀”之事，他们根本不知道，还以为宛希先这么久没音讯，肯定是在茶陵的湖口那边忙坏了，毕竟国民党的正规军开走后，到处都在扩大根据地，对于宛希先没有任何消息，也觉得很正常。

他们一直都希望，把罗克绍消灭之后，就打通了从沔渡到江口再到湖口的通道，与宛希先在茶陵的游击队汇合，那就更方便了。

对罗克绍的进攻，他们预订的方案是，只能智取不能硬攻。在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派特务连悄悄潜入江口圩，待夜深人静时，就对他下手。

关于罗克绍老家的那座宅院，已被陈慕平侦察清楚了，而且从哪儿进去哪儿出来，都是把地形烂熟于心的。

就这样，在二月九日这一天，一场“请”罗克绍的行动，终于拉开了序幕。

但天有不测风云，居然下起雪来。

这一天就是大年三十，所以他们不得不动身。

此时，袁文才看了看天色，估计已过晌午，于是对特务连长周桂春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不多一会儿，整个特务连就消失在茫茫的雪雾之中。

结果，在第二天早上，这一批人已把罗克绍给抓到了砻市，还有兵工厂的工人和一些设备。

这让袁文才欣喜若狂，他马上派人去通知王佐。

原来，周桂春他们扮着“绑票”的土匪，到了江口后已是后半夜了，于是先潜入罗克绍的大院去抓人，结果这家伙居然没睡在家里，经审问才知道，他依然在那个姘头家过夜。

他们马上去逮，居然在被窝里把他给揪了出来。

更让袁文才高兴的是，兵工厂的器械，除了那个笨重的机床没法拿，其他能拿的，都拿到了这里。

包括那十多名工人，也一起押来了。

不过，有一些缺憾他可不知道，那个笨重的机床才重要呢，没有它是造不出什么枪的。

这个，袁文才还不知道，但他早想好了，只要抓住罗克绍，把他捏在自己手中，就什么都有了。

于是，他马上给罗克绍松绑，口里不停地叫着：“罗兄大驾光临，小弟多有得罪！”

他想以此方式从罗克绍嘴里掏出他需要的东西，因为兵工厂还需要什么，他根本就不懂。

罗克绍在被抓之后已知道可能活不成，特别是当他知道抓他的这些人是宁冈县的共产党时，早就没希望了。因为共产党和他是死对头，一旦被他们逮着，不千刀万剐算是便宜的了。

但是，没想到这袁文才还亲自给他松绑，还马上用酒菜来给他压惊。

罗克绍不知道袁文才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反正也是抱着必死的念头了，也就不客气地说：“大过年的，你用这种方式请我到这里，不觉得过头了吗？”

袁文才赔笑道：“你那个封锁线也太严实了，小弟一直想见你，和你合作，但确实进去不了，只好用这种方式请你来谈一谈！”

“你想和我合作？骗鬼去吧？你们共产党和我是冤家路窄，除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还有别的出路？！”罗克绍坦然说道。

袁文才马上说：“今天我们不说这些，大过年的，还是喝酒要紧。来，我敬你一杯！”

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听说袁、王二人捉住了罗克绍，心里也很高兴，想到这一下可就为在新龙庵牺牲的那十九名干部报仇了，他要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判罗克绍杀害这些干部的罪行，然后枪毙。

哪知他带着人来提犯人时，眼前的一幕却把他惊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事实就是这样。袁文才和王佐，居然与罗克绍坐在一张桌子上，而且俩人还分别在向他劝酒。

这是哪跟哪儿呀，罗克绍是什么人？他们居然已和他沆瀣一气，这袁、王二人究竟想干什么？

谢希安愤愤地走过去，装着不认识罗克绍：“选三哥，听说你把罗克绍抓住了，我现在就要来提人，他关在哪儿？”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现在我正在和我大哥喝酒，你也来一杯吧！”说完，端着一杯酒就冲谢希安而来。

谢希安一见，气不打一处来，马上就说：“这是罗克绍吧，你怎么和他一起喝酒？他是我们的敌人，你知道他杀了我们多少人？”

袁文才却说：“这里我说了算，我看谁敢动他？”说完，把枪“叭”地一下砸在桌面上。

谢希安抓不到人，而此时罗克绍的脸早吓白了。

说明白一点，他也怕死，但看着袁文才一直在护着他，心里多少要踏实一点。

就在这个时候，王佐却站起来，把谢希安推出了屋子，悄悄对他说：“谢书记，你不知道，我们正和罗克绍谈一笔生意，如果成了，我们井冈山就不愁了，那时再杀他也不迟。”

“什么生意？有这么重要？”谢希安也好奇起来。

王佐却嬉皮笑脸地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王队长，你是一个党员，袁文才也是一个党员，你们有什么秘密不能藏在心里，特别是和敌人打交道，你们得向上级党汇报，这个规矩你不是不知道。”谢希安义正辞严地说。

“那我就告诉你吧！”王佐说，“罗克绍有一个小型兵工厂，我们已给他搬到了这砻市，准备把它搬到茨坪去，让那些工人造枪造炮，那时我们就不愁子弹不够用了。但是那些原材料从哪里弄来？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还需要罗克绍提供路道，这才和他喝酒，不然早就送他上西天了，还用得着你来抓他？”

“哦，是这样？”谢希安终于明白了袁文才为什么对他那么凶，原来他是在罗克绍面前故意做样子。

这一下，他的气马上就消了不少。

不过有一点，他心里却耿耿于怀。这袁、王二人也太目中无人了，这么大的事，居然不事先汇报，就我行我素地干上了，即使是在为革命着想，但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和他们曾经的土匪身份又有何区别呢？

于是，过了两天，谢希安就把这个事情向龙超清做了汇报。

此时龙超清在新城，他想这袁、王还想在井冈山上办兵工厂呢，现在都对他们心高气傲盛气凌人，如果再办起了兵工厂，那就更要尾巴翘上天了。

既然特委已在雩田开会要武力解决他们，那就最好趁早，于是他从新城翻过新七溪岭，去永新县城向特委书记朱昌偕汇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邓小平在百色正在准备“易帜”的事，把那个从俞作柏的广西政府中拉出来的警备第四大队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七军，却接到中央的一封来信，要他马上回上海。

至于什么原因，根本不知道。

这让他很纳闷，本来这里在十二月十一日那天，就要正式宣布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并举行“易帜”仪式，但现在看来，也是等不到那一天了，于是让陈豪人代理他的前委书记一职，和拟定的红七军军长张云逸一起负责这个“易帜”的事，自己则动身去上海。

但在临走的时候，他想起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办，就是争取已去了龙州的李明瑞也参加共产党的工农革命，而且还拟定他为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

前几天，邓小平给李明瑞发过一个电报，要他到百色来有要事相商，就是想当着李明瑞的面，跟他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哪知李明瑞还没来，这里却接到通知要他回上海。

所以，他决定，直接从龙州去越南，然后去香港再到上海。这样，在路过龙州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找李明瑞。

事情就这么定了，之后他就出发，随行还带着袁任远和余惠两个人。

这袁任远，就是在湘西石门南乡发动暴动的那个负责人。南乡暴动后，他组建了“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并任党代表，后来又辗转到了上海，被中央调任上海总工会秘书。今年八月，随陈豪人一起来到了广西。

当邓小平刚走到平马镇那个上船的码头时，居然发现李明瑞从龙州那边过来了。

这真是太凑巧了，待两人相遇后，都很惊讶，好像在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在帮他们相见似的。

两人携手站在码头上，一个高大结实，一个矮小精干，尽管两人在身材上悬殊很大，但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

原来，李明瑞在接到邓小平的电报后，就准备动身来百色与他相见。不过，这个相见还不光是有要事相商，更其重要的是他要来百色搬兵，邀张云逸把第四大队带去与俞作豫的第五大队一起进攻已出现空虚的南宁，准备把曾经失去的这个战略要地给夺回来。

促使他有这种想法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表兄俞作柏。

这是因为俞作柏在随李明瑞、俞作豫带着第五大队撤到龙州后，那个曾经任俞作柏省政府秘书长的黄健吾也到了那里，而且秉承汪精卫的旨意，要俞作柏率领残部继续反蒋，还为这一行动勾画了一幅美丽的蓝图，让俞作柏兴奋不已，于是又决定再干起来。

黄健吾告诉俞作柏，汪精卫已在香港成立了第二中央，把他俞作柏也吸收进了中央委员会。目前俞作柏的任务是，配合张发奎南下，先占领已空虚的南宁，然后和张发奎实行南北夹攻，把那些背叛他的吕焕炎、杨腾辉、黄权等部通统消灭在广西境内，再进行两军汇合一起去攻广州。

还说，在北方，唐生智已举起了“反蒋”大旗，准备从河北地界南下；冯玉祥和阎锡山也要反蒋，他们正在积极筹备；就连蒋军内部也不稳定，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兵变”。

总之一句话，别看他蒋介石掌握着全国的政权和重兵，但目前要“反蒋”的至少有一百万军队，会让他岌岌可危，直到垮台的那一天。

俞作柏听了这些话，就像被打了鸡血，兴奋得不得了，于是他马上召集李明瑞、俞作豫来商议，其结果就是李明瑞去百色搬兵，而他本人则马上去香港，与黄健吾一起去汪精卫那里争取经费。

就这样，俞作柏离开了广西，把队伍交给了李明瑞和俞作豫。

李明瑞在来百色的时候，俞作豫已把第五大队的两个营带到了距南宁不远的崇善，哪知道他在与邓小平相见时，情况却骤然变化。

南宁已被吕焕炎占领，而且正在邀请李宗仁、黄绍竑回来主政广西。

如果这些“桂系巨头”们一回来，情况就显得很复杂。可这些，李明瑞并不知道。

当邓小平知道李明瑞的意图后不好说“不行”，而是把他引到百色去细谈。想通过他亲身所见，来说服他参加红军。

在路上，邓小平和李明瑞边走边谈。

他首先对李明瑞要搬兵进攻南宁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得出的结论却是“情况很不妙”。

表面上看，南宁是出现了空虚，但它只是暂时的，因为现在吕焕炎也“反蒋”，把那些昔日的“叛军”又投到了李宗仁和黄绍竑的名下，从而导致蒋介石的势力可以直接进攻由李宗仁、黄绍竑控制的那些反叛了两次的军队。

这样一来，他们都会把南宁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来争夺，这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就算已夺下了南宁，但能守得住吗？

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再加上地方赤卫队，顶多也就四五千人，而黄绍竑手下的吕焕炎、梁朝玑、许宗武、杨义、杨腾辉、黄权等，加起来有两三万人。这实力悬殊也太大了，那肯定是守不住的。

即使能把吕焕炎这两三万人抗住，可后面还有一个蒋介石，他控制着广东、湖南两省的军队，可以从桂林、郁林、梧州、钦州进攻广西，夺占南宁，这能守得住吗？

可能到那时，既要受到黄绍竑的攻击，又要受到蒋介石的攻击，还没等张发奎南下到达广西，队伍就彻底崩溃了。

所以，这步棋可千万不能去走呀！

李明瑞听了后仔细想想，也的确是这么回事。但是，他此时已茫然失措，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邓小平见火候已到，这才开导他，只有走共产党“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希望。

但是，李明瑞听了后却不感到新鲜与惊奇，而是有些担心。他向邓小平提出了若干质疑，其中最大的质疑就是广西局势一旦稳定后，黄绍竑肯定会派重兵来进攻。到那时，单靠这边沿的几个县，回旋余地也不大，且都是贫困地区，那该怎么办呢？或者说，乡村的政权建立后，究竟能支撑多久？

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一系列武装暴动的事都告诉了他。并且说，光靠这几个县，的确支撑不了多久，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共产党人可以通过不断地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使所占领的根据地逐步地扩大。

目前，在井冈山，在闽西，在赣南，在湘鄂赣，在湘鄂西，已有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和滕代远、贺龙和周逸群所领导的红军队伍在这么干了。在大别山，也有黄麻暴动后的农民组建起了红军，也在这么干。

并且说，这是一场此消彼长的长期持久战，是“星星之火，即可燎原大地”的渐进式革命。

从几个县到十几个县再到几十个县，待力量壮大后就是一省或数省，只要有工农群众的不断支持，这就像源源不断的山泉一样，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两人一路走，一路谈，就到了百色。

李明瑞看见警备第四大队在张云逸、陈豪人的治理下，在百色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心里非常高兴。

此时，百色这个偏远的小镇，已出现了意外的繁华。

在大街上，邓小平带李明瑞所看到的，却是商人云集，商品种类很多，商贩们到处在叫卖，还不住地和他们打着招呼。

邓小平顺便问了问最近那个第四大队在这里的情况，许多人都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再问问他们生意如何，都说，买卖公平，双方自愿；再问问地方治理，有没有乱摊派，都说商会统一管理，该交多少，明码实价。

这一系列的实地考察，让李明瑞不禁想到，在短短的时间里，这张云逸和陈豪人就把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共产党里真是人才辈出呢！

这时，只听邓小平说：“我们所追求的，不就是今天在这里的社会秩序么？人民安居落业，公平买卖，没有盘剥，没有兵灾。可是就是为了这么一种理想，现在的国民党军阀们，都不能让我们实现，你说我们一生能图个什么？那只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啰！”

张云逸、陈豪人听说邓小平带着李明瑞又回来了，以为情况有变，马上来打听。这时，邓小平对他们说：“我去上海的安排仍没有改变，只是要陪李将军在这里走走，可能要推迟两天。”

李明瑞和他们见面，真是百感交集，说道：“想不到你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把这个百色搞得有声有色，真是难为你们了！”

张云逸却笑着说：“没什么好难为的，我们都曾是孙先生的信徒，这个工农革命也从来没搞过，其实它也就是在孙先生提出的‘扶助农工’的基础上，不是扶助，是依靠而已！”

在国民党中，论资历，张云逸比李明瑞还深，他是海南岛上的文昌县人，青少年时代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现在，李明瑞听了这个话，让他很受触动。

就在当天晚上，李明瑞在百色城住了下来，然后邓小平和他进行了彻夜长谈。

首先是动员他参加工农革命的队伍，还把他们在前几天就拟定好的让他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的事告诉了他。

李明瑞听后很感动。他想，一个败军之将还这么得到重视，这是共产党才能做得到的。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是共产党员，又怎么能指挥得了这两个军呢？

所以，他把自己的疑虑说了出来。

邓小平说：“这个也容易，只要愿意加入共产党并终身为之奋斗，也就行了。”

可是李明瑞却说：“我是一个国民党员，又怎么能跨党呢？”

邓小平说：“现在的共产党人，有相当一部分都曾以个人身份加入过国民党，但由于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工农，所以都宣布退出了。如果你要参加工农革命，也可以宣布退出国民党，然后自愿申请加入共产党，我和张云逸都可以当你的介绍人。”

现在，李明瑞已知道了加入共产党的途经，但他还需做慎重的考虑。

李明瑞和俞作柏一样，都是梧州以南的北流县人，他在二十八岁时才从韶关讲武堂毕业，然后加入他表兄俞作柏的讨袁护国军任排长，后来又从连长升到营长、团长等职，待新桂系李宗仁打败旧桂系陆荣廷和沈鸿英统一广西后，他已由团长升为旅长了。

在北伐战争中，李明瑞进军湖南，才知道有共产党这么一个政党，那时他与中共湖南省委接触过，自己的军队里也派来了共产党员。渐渐的，他也了解到一些共产党的主张。

后来从长沙进军，一直打到贺胜桥、箬溪、德安、王家铺，还参加了决定李宗仁主持的南京特别委员会生死存亡的龙潭大战。

但是，后来新桂系与唐生智发生的宁汉战争，使他渐渐感到这国民党中也出现了北洋军阀时代那种军阀混战，于是心里就开始自问，这蒋介石、唐生智和他身处的新桂系又没完没了地打起来，有意义吗？这对他思想转变很大，以致后来在北平参观时，他就公开演讲过要打倒军阀、地主和资本家。

从骨子里来说，李明瑞已厌倦了在国民党那边的各种尔虞我诈的生活。从他个人以及表兄所经历的事情来看，在如今军阀混战不知“鹿死谁手”的年月，他和俞作柏既不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的对手，更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如今跟着共产党合作了一场，才使他看清了眼前的路，那就是与其和国民党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去明争暗斗，还不如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与民族做点有益的事情，而这些事现在正有一批人在做，那就是他表弟俞作豫所加入的共产党。

今天，既然这个共产党的中央特派员邓斌已把话说到这种地步了，是不是就奋起一搏，重新走上革命的新征程呢？！

他已厌烦了军阀之间的那些明争暗斗，所以想来想去，也就只有这一条路了。

就这样，李明瑞本是来搬兵去进攻南宁的，却最终被邓小平折服，欣然同意加入共产党，就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从思想上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进入了信仰共产主义的轨道。

待李明瑞思想问题解决后，邓小平才在百色正式召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前敌委员会会议，或者也叫做以邓小平为书记的红七军与红八军共同组成的总前敌委员会会议。

这个会由邓小平主持。在会上，李明瑞当着大家，在党旗前宣了誓。

但邓小平不得不把话说清楚，李明瑞是属于国民党中的高级将领，他的志愿申请入党，作为在座的大家肯定是表示欢迎的，而且还有张云逸、陈豪人做介绍人，但正式入党，还得中央批准。

接下来，才开始会议议程。

第一项，就是成立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部，以李明瑞为总指挥，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根据目前广西国民党政局不稳定这个现实，正好是红军发展壮大的好时机，所以根据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红七军、红八军需在左右江地区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

当然，首先第一步，是把原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七军、第八军，红七军的成立已定下了时间，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那天举行“易帜”仪式，而红八军的时间目前没法确定，只有等李明瑞回左江龙州后才行。

所以接下来的事，就是李明瑞得赶快回龙州，把这一会议精神给俞作豫传达，然后对部队进行整编。

这样，在第二天，李明瑞就动身了，何世昌、袁振武也跟着他去，总前委要让他们到红八军那里工作。

邓小平随他们同行，准备从龙州去镇南关。

他依然要按原计划回上海，但必须得去龙州看一看。

结果，他们还未到龙州，就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俞作豫手下的副队长蒙志仁居然叛变，把队伍拉走了一大半。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邓小平和李明瑞都吃了一惊。

原来，俞作豫把警备第五大队第一、三两营带着先坐船到崇善，准备向东进攻南宁，让副大队长蒙志仁带领第二、四、五营随后跟进。

但是，当蒙志仁到达上金县的芹江村时，突然叛变，折回头去攻打龙州。

此时，蒙志仁已四十五岁，他本是这个上金县的土匪头子，绰号叫“蒙大王”，后来才归顺了旧桂系陆荣廷。蒋桂战争爆发时，他在吕焕炎的第三师刘志忠团任营长，后这个团被李明瑞击败并接受了改编，蒙志仁也就成了李明瑞、俞作豫的部下。但此人心里一直不服，于是早就把原吕焕炎的部下串联好，一旦有机会就要作乱。

此时，龙州只留下新编的第六营在镇守。

结果，这个第六营猝不及防也寡不敌众，马上就被蒙志仁给击溃，接下来他就占领了龙州，自封为团长，做起一方诸侯来。

那时，李明瑞已去了百色，消息传到俞作豫营中，把俞作豫的肺都气炸了。他愤然道：“真是块匪骨头，把他当人看，他还就不认人，反咬一口，看我怎么收拾他！”

俞作豫觉得这件事太让他没面子，所以并没有声张，他是想趁李明瑞、张云逸他们不知道，就把龙州给重新夺回来。

所以，他当机立断，马上回师，带领一、三两营向龙州进发。

还好，经三天三夜激战，终于打败了蒙志仁。

在这场战役中，一、三两营共击毙叛军一百多人，包括那个跟着反叛的第五大队的参谋长和一些营长，但祸首蒙志仁却逃跑了。

据说，他率领残部往南宁投奔梁朝玑去了。

万幸的是，当邓小平、李明瑞他们到达龙州后，俞作豫已把“叛乱”给平息了。

这样，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已不允许他们这个警备第五大队去进攻南宁了。于是，就开始整顿起队伍来。

十二月六日，邓小平在龙州又召开总前委会议，向在这里的俞作豫等人宣布成立红八军的事。

在会上，他介绍了在右江百色如何改造军队的经验，指出一定要抓紧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造，这是武装起义成功的前提和保证。

邓小平说：“起义靠什么？靠手里的枪杆子。所以，掌握枪杆子的人必须是绝对可靠的人，否则就像蒙志仁一样，会给革命带来损失！”

接着他又说，为了把这个问题落在实处，就必须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根据目前第五大队党员人数少的具体情况，还得大量发展党员，让每个营或者连，至少要建立一个党的支部，而且还得学井冈山朱毛红军在连一级建立士兵委员会。

他还说：“对有问题的少数军官又屡教不改的，必须要撤职严办。像蒙志仁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特大的教训，对他们的姑息、迁就和手软，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而最终会被这些人消灭。”

邓小平仅在龙州呆了一天，便与李明瑞、俞作豫告别，去越南经香港，再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现在，再来说目前在广西的政局。

张发奎带着两万多人马已从桂北而来，原计划是与俞作柏的军队在广西会师，然后一起去进攻广东，但没想到俞作柏这边根基不稳，还未出师，部下就都“叛变”了。

这一下，广西的政局就全乱了。表面上看，蒋介石是任命了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还把一起倒戈的杨腾飞和黄权的职务都给予了提升，但这些人，以前和吕焕炎不是一个系统的，所以现在看见吕焕炎当了主席，心里都愤愤不平，在行动上就不听他的了。

那时的广东地界，一直延伸到雷州半岛以西的北部湾沿岸，直到靠近越南。准确地说，只有六万大山以北才是广西的地界，以南的沿海平原，包括西边的钦州，全是属于广东。所以，为了抵御张发奎南下对广东的进攻，陈铭枢、陈济棠决定增兵平乐、荔浦，把总指挥部设在梧州，并派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所率领的三个师进入广西。

那时在南边，杨腾辉和黄权已和这三个师接上了头，他们准备在梧州会晤，共同商议如何抵御张发奎南下的事。可在西北边的南宁，吕焕炎的第十六师既要防备龙州方向李明瑞来进攻，也要防备张发奎南下，所以身处两面夹击之下。

按照吕焕炎的意思，应该把杨腾辉和黄权调过来一起守南宁，可是这两个人并不听他的，而是和广东那边搅在了一起，把口子扎在梧州、桂平一线，使南宁直接暴露在张发奎与李明瑞两面夹攻之中，这不要算盘也算得到，他们是想置他于死地。看来，他这个省主席也当得窝囊，这不得不让他另想办法。

想来想去，他还真没招了。可时间又不等人呀，怎么办呢？在恐慌中，部下梁朝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干脆去香港把黄绍竑找回来，要他来主政，这样就可以摆脱眼前的危机。

吕焕炎一听，心里一惊，这不是让他又背叛蒋介石吗？

梁朝玑说：“在而今眼目下，可能只有这步棋，才能保证我们的生存，其他可就没办法了。”

就这样，吕焕炎就迫不得已，或者说无可奈何，要梁朝玑去香港与黄绍竑联络。

此时在香港，汪精卫也在考虑这个事。

也就是张发奎已冲破了何键的沅江防线，马上就要面临的是过宝庆到桂北，如果不把他与广西联合起来，那就是张发奎又得和吕焕炎各部纠缠不休，这何时才能到达广州？而且，即使来了，也是孤军作战，能有几分成功的把握？于是就找来李宗仁说，要他马上带着黄绍竑一起回去，把广西的政权夺到手里，与张发奎联合进攻广州，这才能把蒋介石置于完全被动的局面。

李宗仁听了后，也觉得是这么回事，于是马上和蛰居在香港的黄绍竑取得联系，看如何才能返回广西。

汪精卫是十月间回国的，一到香港就扯起了“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的大旗。

之后，马上就招来了国民党中的各种反蒋势力。

在军界中，除了唐生智、张发奎，就是在五月被打败的李宗仁和黄绍竑，还有那个在广西短暂执政的俞作柏。对冯玉祥和阎锡山，汪精卫也秘密在派人联络，但现在还没有明确回音。

在政界，主要就是那个由陈公博建立起来的“改组同志会”。这个组织就像面包发酵的过程，越长越大，在蒋桂战争后一阶段，也就是五月，就联合各种反蒋派别，在上海成立了那个“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的总部。

“大同盟”一成立，他们就推举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号召“迎吾党领袖汪主席归国护党”，并发表宣言，呼吁“铲除叛徒蒋中正的一切势力”，“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以恢复中国国民党的党权。

还特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包办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声称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与外交等皆无效力。

“大同盟”还准备组织护党政府和护党革命军，直捣南京政府，肃清反动势力。

那时，汪精卫还在法国巴黎，他是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被逼出国的。那时蒋介石对他说，白崇禧有可能暗杀他，要他回避一下，他只好逃之夭夭。

“大同盟”成立后，第一个开始起兵反蒋的，首推张发奎。

他在九月十七日发表《拥汪讨蒋宣言》，举起了“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并发电邀请汪精卫回国，电文称“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才决定回国。

在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了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

“习于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

在这篇《宣言》中，汪精卫提出了五项主张：

改组国民政府，筹备召开真正的“三大”，否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以及会上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否认蒋介石出卖国家经济权利的一切秘密文件。

在这个《宣言》中，汪精卫说，反蒋运动是“一场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大决战，广大党员应奉献自身于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

汪精卫这个《宣言》，其号召力之大，马上就把在“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内一切对蒋介石“独裁”心怀不满的人通统都聚集在了一起。

除了军界，政界，就连学术界也引发了“民主与独裁”的争论。

十月上旬，汪精卫回到香港，使改组同志会和“护党救国军”的首脑们精神大振。但是，汪精卫的出国对桂系支持下的李济深有很大关系，那时李济深与他闹得不可开交，而且还被蒋介石挑拨，说白崇禧要暗杀他。

现在汪精卫回来了，这个桂系“三巨头”马上就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昔日他们打击的唐生智、张发奎的总后台，现在就站在他们面前，不仅不能对他怎么样，而且还得把他当着救命稻草，所以必须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其他别无选择。

这好像在演戏，一场结束后，第二场将是另一个角色的大转变，一时还适应不了。但是，凡是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必须这么做，才有翻盘的机会，否则门儿都没有，又怎么能步入大殿？

汪精卫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确定番号和发委任状。

在他的心目中，早就将一些人划在了他的名单上，并已拟任。这些名单中，他把第一、第二路的总司令留给阎锡山和冯玉祥，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路的总司令，则分别是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何键和李宗仁。

目前阎锡山和冯玉祥还在观望阶段，特别是那个狡猾的阎锡山，事情没逼到那一步，他是绝对不会轻易上钩的，至于冯玉祥，虽然五月与蒋介石有一点小冲突，但并没有打起来就撤了。

所以，汪精卫的重点是统领南方的这六路大军，一旦把他们运作起来，其“反蒋声势”也是够大的。拿北方人的话说，就是“够他喝一壶的”。

但也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七拼八凑的队伍，其内部矛盾重重，还错综复杂，如果真的交给汪精卫指挥，他也未必能行。

首先是那个何键，他早就投靠了蒋介石，已不属于他要指挥的，但汪精卫不死心，想借助他这杆旗去压一压这个昔日在唐生智手下的第三十五军军长。毕竟，张发奎要从他那个地界上过，一旦动起真格来，可能双方都没有好处。

可是，何键在接到他的命令后，却嗤之以鼻，最后让唐生智出面去交涉，依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各种势力的较量中，何键已精明地看准了路子，那就是蒋介石才是这个世界上的霸主，谁也别想斗过他。

除非他看见蒋介石已成败局的曙光，到了那时才可考虑一下站队的问题。现在，他根本还不敢往那方面想。

以前的“鲁案”就是前车之鉴，新桂系那么强大，也被那个姓蒋的搞得灰飞烟灭，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自己再不把握好时机，那就只能跟着倒霉。

再说石友三，他是从冯玉祥队伍中分化出来的驻守在安徽境内的小军阀。此时他手下只有一个师，现在对蒋介石不满了，也投靠到汪精卫的麾下。

说到石友三，他是在五月蒋介石与新桂系作战时，由冯玉祥派出武胜关和韩复榘一起去支援蒋介石的，哪知在韩复榘逼近武汉时，本想来个“黄雀捕鼠，螳螂在后”，可是蒋介石却知道他的用意，马上招他到武汉进行好言安抚，还给了他活动经费十万元。而且，也没忘记还在襄樊的石友三，马上派钱大钧去联络，给了他三十万元。还听说他抽大烟，也送了一些去。

就这样，蒋介石用四十万元的代价将这二人收买。

这一下，冯玉祥可亏大了。他本想让韩复榘、石友三趁势南下，顺便抄蒋介石的后路，哪知这却是“偷鸡不着，连米口袋都舍了”。

也就是那个五月，蒋介石刚把新桂系在武汉的势力给荡平，冯玉祥又想起兵造反。

原因是蒋介石对冯玉祥承诺的要他去任行政院长并没兑现，更其重要的是承诺要孙良诚去接管日本人交接的山东，结果被蒋介石玩了一个花招，让孙良诚只接管济南以西的四分之一土地，而胶东半岛乃至济南城，完全由中央军占领了。

这把冯玉祥气的，马上就把军队全部撤回了潼关。

五月十六日，西北军将领发出“反蒋”通电，推举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并开始了军事行动。

但在第二天，也就是五月十七日，南京政府通电斥责冯玉祥，并下达了“讨伐令”。

之后，蒋介石委任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总司令，要他去进攻冯玉祥。

五月十九日，冯玉祥在陕西华阴县召开军事会议，开始部署反蒋行动。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部下韩复榘和石友三却在五月二十二日通电“拥蒋”，公开背叛。这可把冯玉祥气得差点缓不过气来。这两个臭小子是他一手拉大的，感情上形同父子。

蒋介石为嘉奖这两位首先“拥蒋”的俊杰，分别任命韩复榘为河南省主席、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并各奖励五十万元活动经费。

这一下，在西北军中“拥蒋”的声浪就像瘟疫流行，刘镇华、马鸿逵、万选才、刘茂恩、杨虎城纷纷发表通电“拥蒋”。

顿时，冯玉祥的“反蒋”大堤马上就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使他感到天塌地陷。自身都快难保了，还能出兵吗？

五月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央下令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

面对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冯玉祥只好收兵，然后在五月二十七日宣布“下野”。

但是，几个月后，也就是现在这个十一月，石友三突然又通电“反蒋”。

原因是他在安徽省的主席位子上还没有坐热，蒋介石又命令他率军到广东去参加对桂系和张发奎的作战。他很反感蒋介石这样做，更怀疑这是一个圈套，但命令来了他又不得不执行。

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石友三的第二十四师将在浦口登船走水路去广东，但此时却谣言四起，说他的部队将在船上被缴械。

仓皇之下，石友三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反”了。

他一面与唐生智联络，一面表明自己的反蒋态度，于十二月二日那天，在浦口命令炮兵炮击南京。

此时，南京城内守备空虚，如果石友三真要打的话，完全有可能把它攻下来。

但他没这个胆量，而是打了几炮后主动撤退到了蚌埠。

石友三的这个“反蒋”就这么草草了事，可汪精卫对他的期望值还很大呢。

石友三向南京发炮后，蒋介石一面派兵去讨伐，一面又派人去“安抚”。

石友三很快又动摇了，表示对蒋介石悔过。

但石友三起兵后，唐生智却在积极响应。

石友三与蒋介石能重归于好，这让唐生智根本没想到，所以马上就陷入了孤立。

这一下，蒋介石可以集中兵力来对付他了。

结果是，在中央军、阎锡山晋军和杨虎城陕军的联合进攻下，唐生智十万大军很快就被瓦解了。

黄绍竑在接到李宗仁要他回广西时，他还一直在犹豫，看采用一种什么方式回去，毕竟那边的情况他根本就不知道。正在发愁时，梁朝玑却找上了门。这真是麦芒掉进了针眼，太凑巧了。

梁朝玑说明来意后，黄绍竑一听大喜，他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这机会来得这么快。

原以为俞作柏还是有能力的，没想到他却下了一步臭棋，结果被他早就安插好的这些下属们给“拱翻”了。

说时迟那时快，他得马上随梁朝玑回去，把那个广西省政府主席从吕焕炎手中“夺”过来。

就这样，他与梁朝玑秘密回到了广西。

黄绍竑先是去了他的家乡容县，想看望一下他的母亲。

可在半道上，黄绍竑回乡却被当地的县长封镇南知道了，马上去报告驻守在当地的旅长封赫鲁。

于是，这两个人马上来见黄绍竑，表示要服从他的领导。

黄绍竑想，得先跟那些旧部们见了面再说。他发电报到南宁，要吕焕炎、杨腾辉、黄权等一大批将领两天后到宾阳来见面。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八日，黄绍竑乘着汽车抵达宾阳。

此时，在吕焕炎手下的那些旧部下纷纷来见。除了梁朝玑，还有蒙志、许宗武、杨义等，一下就汇聚了很多人。

但杨腾辉和黄权却没有来。

见到曾经的部下，黄绍竑非常高兴。每到一个，他都要去拥抱一下。特别是对吕焕炎，他是从心里感激，还和他进行了单独密谈，以了解目前杨腾辉和黄权那边的情况。

随后，他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发了电报，叫他们赶快回来。看来，这杨腾辉和黄权，只有李宗仁才能去摆得平。

接着，他马上想到了张发奎。这人曾经和他打得头破血流，如今却要和他携手，心里还真不是滋味。但没办法，要顾及眼前的利益，也只有硬着头皮去接受这个现实。

于是，他给张发奎写了一封密信，派人送到桂北，还有一个电报密码本，接着又命令他的那些曾经的部属们，带领他们的军队悄悄向平乐、梧州推进，准备去围歼还在那里的粤军。

此时驻扎在平乐、梧州一带的粤军是香瀚屏第六十二师，一听说吕焕炎又倒戈，并把桂系“三巨头”给请了回来，知道情况不妙，马上就撤走了。

两天后，黄绍竑奔赴南宁，遵照汪精卫成立的“第二中央”所承认的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议的命令，组织“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部”，推举李宗仁任总司令兼中央命令传达所所长，他自己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政府主席，陈翰誉为参谋长，让从越南海防线上回来的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

自此，在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失败和流亡后，新桂系“三巨头”居然在几个月后又奇迹般地重新掌控了广西的军政大权。

再说张发奎那边，汪精卫为使他能进入广西，先是通过唐生智穿针引线，主动与桂系的黄绍竑晤谈，希望流亡在外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速回广西，领导桂军同张发奎合作一起进攻广州。

张发奎想，原来是和俞作柏联合的，可没想到却变成了桂系的“三巨头”，这一下他可犯难了。以前他们可是死对头呢，曾经为夺取广州，打得是头破血流，现在又要携起手来对付蒋介石，真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

但眼前的现实是，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难道何键能给他让一条路吗？看来，只有联合起来才是唯一的出路了，所以再大的怨仇也只能放在一边了。

好在没多久，张发奎就接到了黄绍竑的密信，还有密码本。信上说他已回广西，并在宾阳做通了吕焕炎、梁朝玑等桂军将领的工作，决定不计前嫌，愿意与他张向华通力合作，同下广东。

同时，黄绍竑还说他已命令各部秘密向平乐、梧州集结，以期早日与他会师。

看完信后，张发奎一直耿耿于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看来，与昔日的仇人合作，那是迫不得已的事，连“仇人”也是这么想的。

说白了，都是为了眼下的利益，不然就是被动挨打。

孰重孰轻？一权衡就什么都清楚了。

十一月十三日，张发奎接到黄绍竑的来电，电报上说：

“接第二届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命令，组织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部。李宗仁任总司令兼中央命令执行所所长，黄绍竑当副总司令兼广西省政府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相与一起讨蒋靖粤。”

张发奎看了后，心里振奋，于是马上在同安这个地方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一职，并任命薛岳为副总司令。

十一月二十四日，张发奎与黄绍竑在梧州北面的石桥会面，双方不计前嫌，终于握手，然后共同商议作战之事。

黄绍竑说：“向华，我已同李德邻、白健生商议，桂局新定，诸事待理，而贵军长途跋涉，也要稍事休息。所以，在下认为，应该准备一段时间，是不是一两个月后，再会师东下？”

张发奎听了，马上摇头，说道：“季宽兄，作战就应乘敌不备，攻其不意，你准备一两月，也给敌方一两月的时间去准备，这样反而对自己不利。”

黄绍竑听后不敢苟同，仍在犹豫。这时，张发奎却说：“你看这样行不行，如你们没有准备好，我的军队可以先去。我不怕孤军深入，只要一鼓作气，定能拿下广州。”

黄绍竑见张发奎有如此雄心孤胆，也不想示弱，再想起蒋介石把他们赶得鸡飞狗跳，心里就来气，于是马上说：“既然我们已合作，就应同舟共济，哪能退缩？这样吧，向华，我听你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如何打这一仗！”

接着，他拿出一份作战方案，说：“我已在电报中跟你讲明，为统一指挥两军作战，让李德邻以中央传达所所长的名义，担任总指挥。这个你没意见吧？！”

“没意见！”张发奎说：“我们两家可以兵分两路，我指挥第三路经怀集、广宁到清远，定于十二月六日在清远与你们广西的第八路汇合，你看行不行？”

黄绍竑回答得很干脆：“行！广西这边，由白健生指挥第八路三个师共六个旅，除吕焕炎率杨义师留守广西外，其余一起东下。”

接着，他又说：“现在广东那边怕是早有防备，除陈济棠的讨逆军第八路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蔡廷锴、蒋光鼐各师及直属部队外，老蒋还派朱绍良带了三个师来支援，并任命何应钦为广州行营主任指挥作战。”

张发奎一听，马上断言：“我们加起来，也就五个师的兵力，这可是敌强我弱呢，看来不经过一场恶战不行。我已提出‘不打到广东会饿死，打到广东有饷关’的口号来鼓舞士气，让将士们奋力去冲杀！”

“好，就这么办！”黄绍竑一听，把桌子一拍，“上一次我们吃了败仗，这一次，一定要把陈济棠那个契弟给打得落花流水。”

十二月六日，张发奎的第三路与广西的第八路在广东的清远县如期汇合，此时李宗仁也到了那里，和张发奎进行了热情的交谈，然后他下达了总攻击令。

七日晚，两路人马分别由横石、清远渡过北江，向广州进军。

此时，广州的陈济棠已在花县一带筑起了防御工事，一直向西延伸，直到芦苞。

这里也是临北江的沿岸地带，只要有船就能到西岸。

十二月八日，张发奎率领他的第三路“护党救国军”到达了花县，以吴奇伟、陈芝馨两个旅为右翼攻花县和两龙圩；以邓龙光、黄镇球两个旅为左翼，攻新田与石角。

战斗开始后，左翼方向的两个旅进展得很顺利。陈济棠的三个师大部分被击溃，然后撤回到广州近郊进行重组与整编。

黄镇球旅官惠民那个团还攻入了距广州十多里的和平场。

此时，在广州市区已能听见“唏哩轰隆”的枪炮声，使市里人心开始不稳，许多人准备出外奔逃。

在此坐镇指挥的何应钦与省主席陈铭枢，表面上镇定自如，心里却十分慌乱。

他们已打算好，只要张发奎打进城来，就立刻登上停靠在白鹅潭的军舰逃走。

此时，张发奎认为，他的“一鼓作气”战术已凑效，照这个速度，很快就可攻下广州。

他冲到阵前鼓励官兵们说：“弟兄们，给我冲，我要攻下广州才刮胡子。”

原来，他有一个多月没刮胡子了，此时已是两腮黝黑，浓密的像一片草丛。

可就在这个时候，旅长邓龙光送来了一封刚被截获的情报。

这个情报说，广东方面只有张瑞贵一个师还算完整，其余的都被打残了。现在，张瑞贵这个师已调到仙阁村防守。

这个情报的来源是，何应钦派传令兵送一封紧急命令给张瑞贵，传令兵却稀里糊涂地把命令误送到进攻这一方来了。

邓龙光拆开，原来是何应钦要张瑞贵将师部转移，死守待援，于是就立刻把这个命令送到张发奎那里，请示看怎么办。

看完这个命令，张发奎征求大家的意见。副师长李汉魂主张，把进攻到和平场的黄镇球旅和作为预备队的陈芝馨旅撤到仙阁村去增援，把张瑞贵那个师歼灭后再进攻广州。

张发奎一听，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便采纳这个建议。

哪知战场是瞬息万变的，因时间已拖延半日，敌方已觉察到他们的意图，马上就加强了防范。这样，战局就全变了。

黄镇球旅在接到命令后，立刻赶到指定位置两龙圩一带，然后对张瑞贵师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尽管他们在奋勇冲杀，可守军也不是吃素的，也凭坚固的工事在进行顽强的抵抗。

打到十一日那天，旅长黄镇球居然受伤，邓龙光旅赶来增援，仍是没有进展。

十二日，广州方面居然出动了飞机。

一时间，十几架轰炸机在低空盘旋，见着人多的地方就丢下一枚炸弹，把没有任何防空设施的张发奎部队炸得人仰马翻，尸横遍野。

此时，团长李汉炯、欧震都相继负伤。

张发奎估计，他们没有制空权，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于是，在坚持了一天一夜后，只好下令在第二天撤退。

张发奎撤到潖江口一带时，也通知桂军那边撤退。

此时桂军那边，是负责在北线牵制敌军，但这里有一个蒙志旅在负责他们的侧翼掩护。

原来，花县这个战役，张发奎和黄绍竑商议的是，张发奎部队为主攻，而桂军只能在北线负责协攻。即使这样，他们已牵制了三分之一的粤军，也算是尽力了。

可遗憾的是，他们的“协攻”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原因是经四月的蒋桂战争和十月的又一次“倒戈”，把桂军官兵的思想全搞乱了，这就造成了他们不知在为谁打仗的问题。

这不是闹着玩的，这是在送命。

所以，尽管老长官李宗仁、白崇禧在战前做了动员，但更多的人却没有听进去。这样，就造成了士兵普遍都士气低落，这个仗也就不好打了。

其结果是，他们连一个军田圩都久攻不下。

现在看到张发奎那边在退却了，其左侧背马上受到了威胁，于是白崇禧赶快下令撤退。

当张发奎把部队撤到北江东岸，在北端的潖江口准备渡江时，南端担任掩护的桂军预备队蒙志那个旅，居然早已撤到北江西岸，却没有跟张发奎打招呼，这就造成了张发奎部队在渡江时失去了掩护，这可把他们给害苦了。

因为，广州方面的朱绍良部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派了几支小部队乘火车直追而来。

由于负责掩护堵击的桂军早已撤退，造成火车竟一直开到潖江口。这样，突袭张发奎部队的侥幸计划居然成功，还打乱了他们的阵脚。

再说张发奎这边，部队撤到潖江口后，工兵营已在潖江口和潖江上游的横石各搭了一座浮桥，于是张发奎命令，教导旅在横石渡江，其余各部在潖江口渡江，待渡完后由后卫部队分别将这两座浮桥拆毁。

撤退部队是拂晓到达的，但张发奎为了等待蒙志那个旅撤退过来，所以逗留到了下午，看看不能等到，这才下令渡江。

哪知师部的行李就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别是那几十担光洋，太招眼了，这就使潖江口的那些本地盗匪们打起了主意。

他们互相约定，趁混乱之际，来抢这批光洋。

恰在这时，坐着火车来追击的粤军小部队已赶到，并且在潖江口的镇外打起枪来。

此时，也是那么凑巧，抢钱的盗匪们也开始动手了，他们在镇里也打起枪来。

这一下，城里城外枪声一片，使张发奎的军队误以为敌军已构成了里应外合之势，要消灭他们。顿时，大家都惊慌失措，纷纷向江边浮桥奔去。这一下，全乱了阵脚。

张发奎在几名强壮卫士的保护下，抢先过桥。刚过去，他回头一看，只见直属部队的人马由于争先竞渡，造成秩序大乱，浮桥居然被挤断，不少人落入水中，真是惨不忍睹……

就这一下，张发奎心一沉，知道彻底败了。

因为其人员白白淹死了不少，再加上战场上的伤亡，大概已损失了一半以上。

关于这次进攻广州失败的原因，张发奎在后来的《四军纪实》中评论说：

此次之败，在于轻敌。左翼追入到和平场后，不直下广州，处置失当。两军联络不确实。友军不十分拼命攻击前进。且敌有空军参加作战，以致功败垂成。

黄绍竑在他后来的《五十回忆》中，也较为客观的谈到此次失利的原因：

首为步调不一致，次为广西部队频经变动，战斗力已减。对方有空军参加作战，予我军有极大的威胁。

邓小平说要回到中央，其实并没有马上回去，因为到香港后，在中共广东省委又呆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参加了几个重要的会议，直到一月才回上海。

那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正在密切关注各路红军的发展动向，对国民党的军阀混战也很敏锐，除在十月中旬发现张发奎的部队南下，要与俞作柏联合进攻广东可能造成陈铭枢、陈济棠无暇东顾这种情况，指示红四军进军大埔，与中共东江特委汇合，去开辟东江地区为革命根据地。

同时，也指示中共湖北省委趁张发奎在鄂西宜昌“反蒋”而造成鄂东南十几个县防守空虚，派出巡视员柯庆施等到大冶、阳新等地组织“兵暴”，然后与北上的李灿、何长工所率领的红五军第五纵队汇合，以占领鄂南从阳新到通山一线各县。

在鄂西，又指示周逸群、段德昌与湘鄂西的贺龙部相配合趁势开辟出洪湖沿岸各县为革命根据地。

可就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在党内高层却出现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共产党的开山鼻祖、前总书记陈独秀居然伙同一些人组织小团体“无产者社”，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重大决策提出质疑，与中央对抗，否定“六大”以来的政治路线，另建组织以反对中央领导，最后这批人，包括陈独秀在内，被中央宣布开除党籍。

这就意味着，由陈独秀本人亲自创建的*，却被他的后来者们根据党的宗旨，严肃党的纪律，把他给推出了党外。

当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绝不是偶然的。那是一步步日积月累然后又加以沉淀，在外来因素的作用下发酵后爆发的结果。表面上看这件事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在其内部，特别是思想意识领域，却是一场轩然大波。

它犹如一股逆流在深水处洄漩，最终会浮出水面，造成一个个大漩涡，如果不注意，会把许多人都要卷进去。

这可是一桩令人堪忧的大隐患！

所以，为防患于未然，中央必须要进行纪律大制裁，以戒后人，以儆效尤！

自一九二七年九月陈独秀从武汉秘密回到上海后，他虽然没有了中央的任何职务，但在党内，大家都还是挺尊重他的。

在初来上海的时候，由于中央还没有到，他的生活完全无着落，那时多亏了他的同乡好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照应，这才勉强度过了难关。

记得在中央从武汉迁来上海的时候，瞿秋白带着李维汉，还有中央宣传部秘书郑超麟等专程来看过他。当时，他住在法租界新昌路酱园弄一个叫彭礼合的家中，这是汪原放托他叔叔汪孟邹给陈独秀租的一间房子。当时，他们来的时候，陈独秀正在研究《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还把他们几人的方言特点做了一个比较与归纳。

上海的地下党生活既艰苦又艰巨，除了要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还得自谋职业把生活或者生存问题给解决，可这些陈独秀都干不了，他除了写文章和思考问题，就几乎什么都不会，再加上年龄偏大，除了到大学里去上课，也没有适合他的工作。

不过，他以前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五四运动的旗手，国民党正在搜捕的重点对象，能随便露面吗？所以，中央决定，每月给他三十元的生活补贴。

瞿秋白来看他，告诉他中央决定创办一个党刊《布尔什维克》，请他对这个刊物写一点文章。

尽管他与瞿秋白之间有很多争论，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他就专门负责一个栏目，名字叫“寸铁”，意思是以简短精炼的文字去议论当下国民党政治的黑暗，但必须切中要害，像“匕首与投枪”那样的效果去抨击敌人。

但是，当写了一百四十二篇短文后，陈独秀就不写了。

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第二个儿子陈乔年被国民党逮捕杀害，让他不得不停下笔做长时间的思索；二是王若飞来动员他到莫斯科去参加中共举行的“六大”，却引起了他很多回忆与愤懑。

那是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的事。

陈乔年的牺牲，是因为叛徒唐瑞林的出卖。

他本来是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还曾代理过省委书记一职。但是由于共青团湖北省委状告中共湖北省委在宁汉战争后期唐生智撤退武汉时不及时举行暴动一事，而被调到上海就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可是，他刚调来不久，二月十六日那天，在上海的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一个由各区区委组织部长参加的会议，却被叛徒唐瑞林告密，会场马上就被敌人包围。

当时，省委书记王若飞没有去参会，所以侥幸逃脱，可组织部长陈乔年及所有参会者都被一网打尽。

被捕后，陈乔年并没暴露身份，只是说姓王，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这就大有可能被救出来。为此，狱中的同志们也在努力。

有两个被关进去的人正在为陈乔年想办法，准备让一个叫“周之楚”的青年去冒充他，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这两个人，一个叫郑覆他，一个叫许白昊，而那个周子楚也表示愿意。

哪知事情正进展得很顺利时，周子楚的父亲是一个侨商，居然花钱来赎他了。这一下，陈乔年的身份就无可避免被暴露了。

六月六日那天，陈乔年、郑覆他和许白昊三人一起被推上了刑场执行枪决。

这一下，陈独秀又失去了一个儿子。

导致陈独秀不写“寸铁”的第二个原因，或者说纠结在他心里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共将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决定让他也参加。当时他虽断然拒绝，但余音绕梁，使他陷入了怅惘与悲愤之中。

这倒不是他对中央的诚意表示怀疑，也不是对举行“六大”有什么意见，而是忌讳去苏联，忌讳到莫斯科去后会遇到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

因为大革命的失败他最清楚，那完全是听从共产国际在行事。现在失败了，他们却要中共方面来承担责任，而这个责任就是他这个总书记来承担，他觉得有些冤枉，也就感到有些愤懑。

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是要到莫斯科去汇报工作的，而且还说，让他们共同探讨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继续革命的问题，但是他坚持不去。

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莫斯科方面的“瞎指挥”所致，要让他去背这个黑锅他坚决不愿意。再说，去了苏联，安全问题是得不到保障的，如果被那个“克格勃”给关起来，这辈子也别想回中国。那他在大革命时期所受的冤屈，一辈子也说不清。

但是为了这个去苏联的问题，中央曾派人来找过他几次，都被他回绝。

从瞿秋白和李维汉来看望陈独秀那天起，就对他宣布了共产国际的决定，要他和谭平山一起去苏联，但被他回绝了。

当时他说，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清楚，他是中国人，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到莫斯科去？这不是研究什么中国的革命问题，而是在排挤他，是党要牺牲他和谭平山，因为他们两人年龄大些，就该承担这个责任。

之后，瞿秋白又找过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要他去和陈独秀谈。毕竟他俩相处时间最长，可能知道他的一点脾性。如果顺着他来，可能会有一线希望。

黄文容又叫黄玠然，他对陈独秀说：“你为什么不去苏联呢？那里研究中国问题比在上海全面。”

陈独秀说：“他们那里有什么好研究的？中国问题就要在自己的本国找原因，苏联又没有中国的材料，那不是一个幌子吗？”

第二天，黄玠然把陈独秀的话告诉了瞿秋白。瞿秋白说：“你告诉他，到了苏联后，他要研究什么，我们给他送材料，要什么书，我们也专程送。”

黄玠然把这个的话转告给陈独秀，但他仍然不去，并说：“这样太费事，不如就在国内研究，这上海就很好。”

黄玠然一听，也失去了耐性。他认为，以前这老头子在台上是“家长”，现在下台了，还是“家长”的派头，于是就说：“请问陈老前辈，一个党员要不要服从党的领导？”

陈独秀一听，很不高兴，睖了他一眼，没有吭声。

黄玠然知道他生气了，就不谈了。

但隔了几日，他又提到去莫斯科的事。

陈独秀马上就怀疑有人肯定在背后指使他来做工作。于是，他对这个秘书也觉得多余，不想再找他做事了。后来，黄玠然问的次数越多，他也烦了，就硬邦邦地说：“别人把你拿来当枪使，你也信？你去叫他们直接找我好了！”

黄玠然也没办法了，准备去复命。

于是，他对陈独秀说：“现在，你这里也没有多少事可做了，我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吧，你自己多保重！”

就这样，陈独秀的秘书也离他而去。

之后，黄玠然被中央调到郑超麟那里，和他一起编辑党刊《布尔塞维克》。

黄玠然一走，好像是对陈独秀一个提醒。从此，他还真的开始研究起中国的革命问题来。

当中央召开“十一月会议”刚刚结束，陈独秀就给中央写信，主张以“经济斗争代替暴动夺取政权”，这显然是一种幻想。事实不断在证明，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他却在那里幻想用“谈判”的方式获取，这真是痴心妄想。

他说，农民运动应提出“不收租、不负粮、不纳税、不退债”的“四不”口号。这意思是说，地主不收租，农民不纳税，不负责粮食供应，不承担债务。

但他的信发出后，一直都没有得到回音。

直到一个月后，中央才给他回信，同意他提出的“四不”口号，但不同意他对形势的判断分析，并驳斥他反对工农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的孟什维克观点。

尽管陈独秀在中央的回信中看到对他进行了驳斥，但他并不计较，还继续在进行思考，那时正是“广州暴动”在即，此事他已知道，于是又给中央写信，赞成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同志去领导这次暴动，并对如何暴动，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暴动宜早不宜晚，犹豫不决，易导致失败；

第二，需广泛动员农民参与，这是起义成败的关键因素；

第三，建立的政权可称为“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府”；

第四，在赞成土地革命的前提下，可与国民党任何派别或个人进行党外合作；

第五，因香港就是帝国主义在统治，建议对反帝行动需谨慎处理。

几天后，张太雷牺牲，广州暴动失败。

尽管陈独秀的建议已过时，但中央还是给他回了信，对他的合理建议也给予了肯定。

支撑陈独秀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是他的“二次革命”论。

这个理论，源于同国民党合作的中共“三大”后。那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国共之间来回奔走，在上海与陈独秀磋商，到桂林与孙中山撮合，最后终于达成了“反帝反封建”的联合统一战线。

从一九二三年起，当陈独秀在党刊《向导》上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就表示中共党人已接受马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采取“两步走”的方针，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里，萌发了“二次革命”的理论。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需遵循“反抗帝国主义”与“联合无产阶级”两大原则，认为资产阶级因经济地位更集中而应成为民主革命的主体，革命成功后政权应由资产阶级掌握。

这一观点，符合马林构建的“二次革命”的第一次基础。即：

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并让“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无产阶级只能站在辅助的地位，或者说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以“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

待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后，无产阶级才能再来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

客观地说，这个理论，应该是导致大革命为什么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它主张放弃无产阶级政党对第一次革命的领导权。

现在，由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北伐”取得了国家政权，陈独秀就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共产党再到农村去搞“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显然是徒劳的，红军被国民党军拿枪赶得鸡飞狗跳的，那完全是一种无价值的牺牲，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采取合法的经济斗争，使工人与农民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

至于真正的革命，那可是一个长期的等待。

在陈乔年被捕后，陈独秀就搬到了北四川路西边老耙子路一带。

这时，张国焘由于与瞿秋白意见相左，就常到陈独秀这里来坐坐。一坐下，两人就免不了要谈眼下的形势，这时张国焘就鼓动陈独秀重新建立一个党来，以脱离共产国际的束缚与控制，为此他把党的名称都想好了，叫“中国工农党”。

陈独秀一听，很有兴趣。他想，如果这样，他振臂一呼，肯定有很多人跟着响应，但冷静地想了想，他又摇了摇头，说：“不行，建一个党是需要大量的经费，这个经费哪里来？党员要宣传，要开展工作，还得吃饭穿衣，这些都要钱！”

中共“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要求陈独秀和彭述之、张国焘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要参加。中央派黄玠然来通知陈独秀，他一听开始还很兴奋，认为中央没忘记他。但仔细一想，这不能去，那是在苏联，如果在国内他肯定去。于是，他没有答应。

等几天，他曾经的秘书，现在已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王若飞又来劝他，说是应该去苏联参加这个会议，去了才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可是他还是不去。

之后，他就不再关心党内的政治了，而且在一直写《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

直到一九二九年三月，这个《草案》才终于完成了初稿。它分五个部分：

（一）自序与说明；（二）北京话；（三）汉口话；（四）上海话；（五）广州话。

为了把“拼音文字”这个工作做得细致而精确，他还请邓颖超帮他校核北京话，项英帮他校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帮他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绮园帮他校核广州话。

“六大”后，陈独秀没有选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没有再给他分配工作，只是仅仅保留了他的党籍。

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是参加了“六大”的，记得在会上，他提出把陈独秀选为中央委员，被很多人攻击，把面子都丢尽不说，还有人提出要制裁他。为此，他给陈独秀讲了这个经过，并怂恿他与他们一起共同反对中央。

陈独秀说：“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原来，汪泽楷后面还有一大帮人，他们都是同情陈独秀不满共产国际的高级干部。

大革命失败之后，在中共党内有一批高级干部对瞿秋白所主持的临时中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陈独秀一人而不满，这些人有原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中央宣传部秘书郑超麟、安徽省委书记尹宽、湖北省委书记刘伯庄、长江局委员任旭、江苏省委委员马玉夫、湖北省委委员蔡振德、湖南省委组织部长何资深和安源地委书记陆沉等。

他们自称是“陈独秀派”，在“六大”前进行反对瞿秋白临时中央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

关于大革命的失败，应该谁负的责任要大一点。瞿秋白在“六大”的讲话中说，陈独秀应该多负一点：

是否责任由他一个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

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

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

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蔡和森后来也写道，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的机会主义，“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

在井冈山创立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则认为，中共“六大”有进步意义，但他不赞成第三国际居高临下。

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

但此问题搁在陈独秀那里，他则表示，他一点责任也没有，因为他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苏联在国民党的总顾问鲍罗廷。但此二人意见又相左，搞得他具体执行哪一个的，都很困难，最后只有辞职不干了。

在陈独秀的内心深处，有一肚子的冤屈，但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他没法向谁去倾诉。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终于发现了有人已在为他倾诉了。

这个机会就是他的外甥吴季严从苏联回来了，特意到上海来看他这个舅舅。

这个吴季严，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他对陈独秀说了很多苏联最近发生的事。他说，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已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现在托洛茨基已被斯大林驱逐到土耳其去了。

他还说，中共在召开“六大”期间，托洛茨基写了一篇《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一文，文中说：“……在领导上却发生了一种怪现象，简直是历史的悲剧，他们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党和共产国际的威权，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帮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

接着，吴季严谈到，东方大学不少中国留苏学生都认为托洛茨基说的非常正确，公开支持他，结果受到牵连，有好几百人都被开除了党籍。

其实，这个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严也是其中之一。

他对陈独秀说：“斯大林在苏联没有威信，老百姓叫他‘专制暴君’、‘红色沙皇’。”

陈独秀一听，非常惊讶，他问：“真有此事？”

吴季严却说：“斯大林不适合任总书记，托洛茨基适合，他在苏联深受人民的景仰。”

陈独秀一听，马上来了兴趣，将椅子往前拉了拉，对外甥说：“讲下去，我很想听……”

于是，吴季严就把他在苏联所见所闻的一切，都讲了出来。

临走时，还把托洛茨基的文章给他留下了几篇，也就是油印的小册子。

这一下，陈独秀可有事干了。他每天就开始读托洛茨基的文章，读着读着，他居然发现，在中国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托洛茨基的许多观点居然和他一致，或者说是支持他当时的那些想法的。

比如，托洛茨基说，“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到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的组织”。这不是他当初就不同意加入国民党而被马林苦苦纠缠一定要加入吗？

托洛茨基还说，“*中央委员会要求党从国民党中退出，并通过它的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这不是他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他要求退出国民党不想和它的右翼势力去合作的意见吗？

托洛茨基又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这不是他在听从共产国际指示，为了稳定国共合作大局和汪精卫联合发表《汪陈宣言》的时候吗？但只有几天，蒋介石就大开杀戒了。

托洛茨基说，“*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这不是后来所走的路吗？从汪精卫的“分共”会议后开始，共产党就开始和国民党决裂了。

读到这些内容，陈独秀简直兴奋极了，居然也有人和他想的一模一样，这真是个稀罕事。

这一下，他却睡不着了，以前的那些冤屈，已有人帮他证明了，那的确是个冤屈，这还能睡得着吗？

今年初夏，陈独秀去住在昆明路上的彭述之、汪泽楷家畅聊。

这两人在提篮桥监狱对面的那栋房子里。

在彭述之家中，他们很快就谈起了托洛茨基。

彭述之拿出两本小册子给陈独秀看，说是从尹宽那里拿来的。

陈独秀一看，是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与《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他心里一震，然后说道：“我那天从我外甥那里也看到了一些，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

接着，他迅速地翻看起来。

这时，只听彭述之说：“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有家新开的书店，你知道吗？”

“哦，知道！“陈独秀说，“那里距郑超麟家不远，叫什么‘新宇宙书店’，是哪里吧？”

“是的！”彭述之答道，“那是从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托派学生办的，这两本材料就是尹宽向他们借的。”

“你是讲的那个‘我们的话派’吧？”汪泽楷问。

“是的，这些人中有一个梁干乔，看样子很能干。”彭述之说，“据他自己说，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见过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叫他回中国创建一个小组织。”汪泽楷补充道，“他们就把这个组织命名为‘我们的话派’”。

“这是多久的事？”陈独秀问道。

“也不早，就今年年初。”汪泽楷说。

就这样，一有空，陈独秀就来彭述之、汪泽楷家串门，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一些以前的问题。

尹宽知道后，也不自觉地来了。

尹宽是安徽桐城人，和陈独秀是很近的老乡。

大革命失败后，他到广东去工作，但中途跑回桐城住了一个月，让张太雷找不到人，后来他还是去了，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在“六大”前，尹宽任中共安徽临时省委书记，不久又回到了上海。

这时，已三十三、四岁的尹宽发现，比他大十六七岁的陈独秀，在讨论托洛茨基时，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仍具有“家长制”的意味。但下次再来时，他以前的一些不同意见居然消失了，而是接受了尹宽等人的观点，这说明他在慢慢接受他们的熏陶。

不过，当提出另一个问题时，大家依然持不同意见，还是争论不休。

比如陈独秀吧，有的意见他始终不会改变，即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但不赞成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断言。

托洛茨基坚持的是“不断革命论”，而陈独秀则认为中国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需要来个第二次革命，才能算彻底成功。

对此，陈独秀也写文章，阐述他这些观点。

六月，中央发现陈独秀居然与那个反对中央的“陈独秀派”搞在一起，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还专门去老耙子路陈独秀家，劝他回到党的路线上来，不要跟那伙人走。

陈独秀虽然沉默，但心里并未接受。

就在这个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对陈独秀与托派的活动进行了不点名的警告，提出对托派小组织，“党必须坚决予以制裁”。

此外，周恩来还起草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周恩来还说：“只要承认错误，可以留在党内。”

但陈独秀却固执己见，他们的话他不一定听。

正在这时，在中国东北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是“中国东方铁路”的简称，又叫“东清铁路”或“东省铁路”，是一八九七年由中俄合资兴建，其主要路线是一个“丁”字形的规划，即第一条干线是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达绥芬河通向海参崴，第二条干线是从哈尔滨到沈阳再通向大连。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说，“愿将中国中东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全部及其他一切产业”，“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价”，但他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后来苏联一直都没有归还。大革命时期，虽有中国人提出过这个要求，但斯大林仍不同意将中东路归还给中国。

所以，在今年的五月二十七日，中国的哈尔滨市警方借口苏联在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远东会议，奉命搜查苏联领事馆。

七月十日，中东路督办、中方理事长吕荣寰下令武力接管中东路，将苏联高级职员五十九人遣送回国。

七月十三日，苏联政府向中国的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制在二十四小时内恢复以前原状，但蒋介石政府却根本不理睬。

七月十八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

七月二十日，中国的军队张学良东北军收回了中东路。

这样，中苏边境就难以避免地要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中共发出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

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八一”日的口号》，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

七月二十八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信，对中共中央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他对中央第四十二号通告中的一些话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如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会引起本国工人阶级革命，造成世界革命高潮等说法。

陈独秀认为，这样说，反以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件好事了。

此后，陈独秀在八月五日以“撒翁”笔名给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写成了十二条意见和建议。

这封信一面对“六大”纠正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感到幸甚，一面指责目前中央政策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和抹煞党内民主。

陈独秀分析，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他指的是群众）领到街上玩弄”。

有不同意见，公开出来争辩，都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革命战争紧急时刻除外。

他举例说，有不少同志与中央有意见，但是不敢讲，怕离开工作被开除出党。

最后，他希望中央将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在全党进行讨论。

就在这时，他的七月二十八日给中央的信刊登在了《红旗》报第三十七期上。

《红旗》同时刊出了《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信上说：陈独秀是跟着群众落后的意识跑，从根本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

于是，陈独秀于八月十一日给中央写了第三封信。

信中强调他上封信是讲党的宣传策略的重要性，而中央常委对他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他认为再深入谈这个问题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他不承认自己是跟着群众落后意识跑，而是讲要通过宣传方法，策略上改变，拉来群众，不是脱离群众。

陈独秀认为群众的觉悟并没有达到都认识苏联是解放中国的朋友，“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八月二十二日，任弼时在江苏省委联席会议上说：“如果不觉悟，坚持错误，制造派别活动，对其中的领袖分子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

任弼时在“六大”期间留守上海中央，去年十月到安徽去巡视时，在南陵一带被捕，由于没有暴露身份，今年三月才被释放。

他没有参加“六大”，但在“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出狱后负责江苏省委的工作。

九月初，陈独秀在郑超麟家见到了从苏联回到上海的刘仁静。

刘仁静说：“我这次路过土耳其，专门去伊斯坦布尔住了二十多天，见到了托洛茨基同志。”

陈独秀一听，立刻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请刘仁静继续说下去。

刘仁静又说：“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书，由他儿子打的字。”

陈独秀忙问：“这本书带来了吗？”

郑超麟说：“在我那儿，我们打算把它翻印出来，然后发下去，现在大家分头在翻译呢。”

陈独秀点头说：“对，这件事做得很好！”

他们谈了一会儿话后，就不由自主地谈到了第三十期的《红旗》上刊出的陈独秀八月十一日给中央的信以及《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文章。

这篇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以严肃的批评”，说这封信“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

陈独秀不满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公布他在八月五日写的信件，说：“他们不刊登我的信，无非是用专横态度来掩盖错误。”

这一天，三个人都谈得很融洽，很投缘，很顺心。

临走时，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有事就到我那里去坐坐！”

刘仁静回答：“一定来，一定来！”

在党内，对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不少人主张进行警告和挽救工作。

那个在八月三十日被枪杀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被关押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那几天，还曾传出书信，“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

但到了九月，陈独秀感到处境有些不妙了。

在《布尔塞维克》第二卷十号上，有一个叫“韶玉”的人写了一篇题为《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说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七个错误，表现了五种机会主义的观点。

“这个‘韶玉’是谁？”陈独秀问道。

彭述之说：“他叫陈韶禹，安徽六安人，小个子，大舌头，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现在沪东区委工作。”

谈到九月二日《红旗》第四十三期刊登的中央通告，其中写道：

党除对于其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

彭述之说：“看来，他们要开除我们了。”

“他们不敢开除！”陈独秀说，“反对派人多，如果开除党籍造成党的分裂，责任在他们。”

又过了十几天，到了九月十八日，中央发出了第四十九号通告，说“发现了小组织活动，反党的宣传，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

陈独秀生气地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

彭述之说：“‘我们的话派’几个人搞了一些油印小册子，刊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不能扯到一块去！”陈独秀说。

彭述之说：“梁干乔、区芳他们正在出版托洛茨基的《列宁传》和拉狄克的《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点了点头，“哦”了一声，表示他们这样做，很好。

“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他们要开除我们，也不容易。”彭述之说。

陈独秀一听，高兴地说：“好呀，可以把人联络一下，越多越好！”

彭述之见陈独秀已同意，就爽快地说：“我去通知郑超麟和尹宽他们。”

隔了一天，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开始在陈独秀家里凑名单，看他们拉过来的人有多少，结果发现，还真多，一下就凑了几十个人。

这些人有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汪泽楷、王独清、何资深、刘伯庄、李仲三、马玉夫、罗世藩、蔡振德、薛农山、任旭、孙煦、彭桂生、彭桂秋、蒋振东、韩俊、吴季严、杜晨之、刘静贞、张以森等。

刘仁静因为被“我们的话派”开除，名单上没有列他。

陈独秀将名单看了几遍后说：“我们先不忙公开我们的旗帜，看看那边的情况再说。”

他说的那边，就是中共中央。

十月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

十月五日，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决议》对反对派的整个路线及其对党的危害作了系统分析，作出决定：各级党部如发现这种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经讨论后，仍坚持取消主义思想、不服从党的策略和决议的，应开除出党。

《决议》还专门对陈独秀发出严肃警告：“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做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四天后，陈独秀写信向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收到陈独秀的信，中央政治局十月十五日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八月五日的信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

他指示各级党部如发现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从组织上制裁参与者。如坚持错误，开除出党。还有，陈独秀必须“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同月，周恩来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演讲。

江苏省委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开除出党后，彭述之对陈独秀说：“他们说我们是反对派，我们就以反对派名义去封信，你看怎么样？”

陈独秀说：“可以，现在我们党内正需要这种反对派。”

然后，他又说：“以我们两人名义来写，不要扯上别人。”

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指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

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同时批准中共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

中央在决定中强调了拥护党的决议及铁的纪律一条。

但郑超麟在支部会议上仍然抗议开除陈独秀出党。

开除陈独秀党籍后，《红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慕石”的文章《论陈独秀》，把他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叛徒。

这个“慕石”，又是那个小个子的安徽六安人陈绍禹。

且说蒋介石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刚刚把新桂系在武汉的军事势力给摧毁，而在他身后的冯玉祥却派兵南下，想趁他在武汉进攻胡宗铎所率的几个师之际，在背后趁机进行偷袭。

具体地说，就是把韩复榘和石友三所部的两个师从河南地界调过来，以支援讨伐蒋介石为名，南下武汉，趁他的军队去追赶新桂系时，去占领武汉。哪知，当韩复榘出武胜关到达花园以南时，才发现蒋介石根本没去追赶，而是把胡宗铎手下的四个师围在了江陵、沙市一带，而自己却坐镇武汉。

这一下，冯玉祥失算了。恰在这时，蒋介石也知道了，马上把韩复榘招到武汉来见面。

韩复榘在接到通知后犹豫不决，只好请示冯玉祥。

冯玉祥在电报中说：“真不懂事，谁叫你跑这么远？”

这言外之意，就是蒋介石已发现了他的图谋，他在嗔怪韩复榘，认为事情都没搞清楚，就贸然南下，还跑那么快，这不是交给人家逮把柄吗？

蒋介石要召见韩复榘，如果他不去，那就是做贼心虚，怎么办呢？冯玉祥只好让他去。

可这一去，冯玉祥又失算了。

韩复榘到了武汉，却得到了蒋介石的热情款待。

蒋介石见着韩复榘后，对他问寒问暖，还在其夫人宋美龄的陪同下，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临别时，还特意送给他十万元作为慰问金，或者叫辛苦费。

韩复榘得到这笔钱后，很感动，他觉得传说中的蒋介石并没有那么可怕，原来还是个仗义疏财的和善贤达之人。

蒋介石却另有心思，他通过韩复榘的口，知道冯玉祥这次出兵，还有一股在西边，是从南阳、新野南下的石友三第二十四师，于是心里一惊。因为过了新野，就是襄樊。从襄樊南下，可到当阳，然后直下江陵、沙市。要是和新桂系的胡宗铎里应外合，那他派朱绍良和张发奎去围困，就费劲了，怎么办呢？

忽然间，他想起了杨永泰的那句话，冯玉祥的西北军只有“靠经济”，于是马上派钱大钧携款三十万元去襄樊收买石友三，并向他许诺，事成之后，可当安徽省政府主席。

这样，蒋介石就轻松地把冯玉祥这两个部下给收买了，使他们一点作用也没有发挥。

可此时，冯玉祥还被蒙在鼓里呢。

自从邵力子、贺耀祖、马福祥去华山游说他，并许愿他任“行政院院长及两湖主席”后，他表示“论公论私，皆不能使蒋独任其艰，我方可出兵十二万，留十四万维护地方安宁。”

所以，蒋桂战争一开始，冯玉祥就在密切注视战争的进程与动向，目的就是想趁蒋介石去收拾新桂系时，他好趁机去占领武汉。

目前虽然他的势力已占领了陕西、河南、山东，但是其经济条件很差，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地盘，才能维持得了几十万军队的生存。所以，这李宗仁的桂系一退，他就想乘机进入“两湖”。蒋介石不是许愿他可以当“两湖主席”吗？那他就不客气了。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蒋介石其实在哄他。

明眼人都能看到，冯玉祥的野心也不小，他已经占了三个省，还不满足。这蒋介石就看不到吗？如果再让他占领“两湖“，蒋介石还能控制他吗？所以，冯玉祥的算盘再打得多精，都逃不出蒋介石的算计。

当冯玉祥把韩复榘与石友三派出后，马上就遭到了蒋介石的回应，用四十万元的代价，就把他的两个爱将给收买了。

这就犹如他刚刚伸出双臂，就被蒋介石用利刃给斩断了。这就是蒋介石的厉害之处，或者说是蒋介石身边的谋士杨永泰的厉害之处。

冯玉祥见蒋介石拒绝他的部队南下，只好让韩复榘和石友三原地待命。

在蒋桂战争爆发之际，冯玉祥的内心是支持李宗仁的，因为他知道，古代有个“唇亡齿寒”的故事。如果桂系一亡，他们也没有好日子过，所以他除了在后面喊几句口号之外，根本就没出动他所承诺的十二万兵，而是一直屯扎在陕西、河南境内，采取观望。

四月五日，蒋介石打败桂系进入武汉已成定局，这时冯玉祥才在四月八日正式发出“讨伐桂系”的通电，并派代表曹浩森、刘骥偕同邵力子、马福祥等人赶赴武汉晋见蒋介石，“于十日到达，会商努力增进蒋冯之关系”。

但蒋介石这时已把桂系给打垮了，他准备过河拆桥，不再承诺曾答应冯玉祥的那些条件，所以在日本人撤出山东济南之后，就没有让冯玉祥部将孙良诚去接收而是改派了陈调元。

这一下，可就把冯玉祥给惹恼了。

他想，原来蒋介石许的那些愿，是一件都不愿意给了，看来这“行政院长”也是个虚的。如果去了，就是李济深第二，肯定会被软禁起来。

冯玉祥在心里说，眼下在他们之间，肯定是有一场决斗，不然他蒋志清还不知道马王爷究竟有几只眼？

于是，他决定马上把兵力收缩集中，以免蒋介石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

其实那时，正如冯玉祥估计的那样，蒋介石已不准备给他好脸色了。蒋介石对冯玉祥决定采取四个办法进行收缩和捆绑，让他动弹不得。即：

先收买他的部下，除韩复榘、石友三之外，其他能收买的尽量收买；再通过特务机关制造谣言攻击他，挑拨他与阎锡山的关系；再诱骗他到南京来就职，然后将他软禁；最后才采取军事行动，对其实施摧毁性打击。

五月七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和平统一为国府惟一之政策》一文，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

冯玉祥看了这些文字，心里就像蚂蚁在爬。他知道，蒋介石就要动手了，这一次他是下了决心不给他们一碗饭吃了。看来，不搞个天翻地覆，可能是不行了。

于是，他在五月十日这天，给蒋介石发电，指责他对第一、第二集团军发饷不公，并拒绝到南京就任“行政院长”一职。

蒋介石在收到冯玉祥的电报后，于十三日给他回电，说：“两个集团军不一样，那是根据自身条件决定。第一集团军士兵一向都生活水平较高，而第二集团军士兵生活水平一直较低，有吃苦耐劳之精神。”

在这个回电中，蒋介石还含蓄地指责冯玉祥在平定桂系的战争中居然“联桂违抗中央”。言外之意，像他这种情况，还好意思谈论军饷，按理说，一分都不给也不过分。

然后，蒋介石还利用特务制造谣言，说冯玉祥“将攻晋谋出平津，由外蒙勾结苏俄”等等，等等。

冯玉祥一听，这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事，于是义愤填膺，决定“反蒋”。

他首先命令韩复榘、石友三从信阳、襄樊撤退，并炸毁了武胜关的隧道，同时令原在山东、河南两省的军队西撤，并将洛阳以东的铁轨拆毁，以阻挡蒋军的进攻。

五月十六日，蒋介石发来“铣电”，责问冯玉祥为什么要“炸隧洞毁铁路”？冯玉祥没直接回答，而是他的部将刘郁芬在当天发出的铣电称，是为了“护党救国”，并请冯玉祥“统五十万武装同志”，“与蒋周旋”。

这一电文的发出，标志着冯玉祥的“反蒋”战争已拉开序幕。

但此时，鉴于冯玉祥还没有公开发表声明，蒋介石就不好点名攻击他，而是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将刘郁芬等人宣布为叛逆，应逮捕法办，严惩不贷。同时，还命令冯玉祥克日恢复陇海、平汉两条重要交通线。

冯玉祥接到命令后却置之不理，并在五月十九日在华阴县召开军事会议，和部将们会商如何“反蒋”的事。

就在这一天，冯玉祥在这个军事会议上，列举了蒋介石的四大罪状，即：

一、党务方面，蒋私自圈定和指派国民党三全大会代表，违背党章；

二、日本占领济南，为国之奇耻大辱，日本既定期撤兵，蒋竟然反请其延期，丧权辱国；

三、各军待遇不平等，且挑拨离间，拆散革命战线；

四、豫、陕、甘灾情严重，蒋氏不闻不问，反将丰台、保定、徐州等处赈粮，悉数扣留，坐视并加速灾民饿死。

冯玉祥还以“护党救国”为旗号，自任西北路总司令，指挥所属各部。

华阴县在陕西省境内，潼关以西三十多里地。这里距故都西安有近两百里地。

但距著名的华山胜地却很近，在县城南边四十多里处。

冯玉祥的军队长期在华阴这一带驻扎，主要是这里距潼关较近，可以东临河南，北对山西。

当时的潼关以西，除陕西之外，甘肃、宁夏等地几乎全都被冯玉祥的军队所控制。

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冯玉祥带兵攻进西安后，他就一直把华阴这个地方作为屯兵之地。因为这里是陕西、河南、山西三省的交汇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在华阴县城举行的那个反蒋军事会议上，冯玉祥说：“关于反蒋，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这里就不再重复它的意义。今天这个会，主要是看在军事上如何去取胜。”

针对这个问题，大家都议论了一番。

有的说，干脆直下武汉，去抄蒋介石的后路。有的说，出兵山东，给陈调元一个突然袭击。

冯玉祥却说：“这些都不是办法，因为我们去打别人，背后可能还有人也在打我们的主意。”

“是谁呀，他有那么大胆？”韩复榘问。

冯玉祥却骂道：“真是个猪脑子，你不能睁开眼看看吗？”

“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很抠嗖的阎老西吧？！”石友三说。

冯玉祥一听，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在心里说，真是一对“活宝”，然后说：

“所以吧，我的策略是先把兵力收回来。这就像把五根伸开的指头捏紧后形成一个拳头，想打哪儿就打哪儿！”

他边说还边把自己的拳头伸开又捏紧。

下面的人一听，都纷纷说：“好，就这么办！”

接着，冯玉祥才说出他的具体方针：

“我们第一步，是集中兵力，缩短战线，把山东、河南的部队向西转进，拉回到潼关、华阴一带集结。然后，逼迫河东的阎老西一同出兵。如果他不同意，我们就先打他，再打蒋！”

“这个办法好，这样就解决了我们背后有人偷袭的问题！”孙良诚说。

可此时，韩复榘却说：“西北太穷，今年收成又不好，老百姓都没得吃了，一下就要来这么多兵，怕是养不活……”

其实，韩复榘说这个话，不是他想说的理由。他真正的理由是，一旦离开河南，他就不能过好日子了。目前他还担任着河南省的主席，是处于非常优越的地位。如果一旦放弃，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损失，他确实不愿意。

但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冯玉祥就站起来打断了他，把桌子一拍，说道：“别在这里找理由了，我知道你的想法，但还是要这么做！”

冯玉祥在部将面前向来是说一不二的，即使错了也要坚持，这是他带兵的一贯作风。何况这韩复榘的一番话背后是心存私心，贪图享乐，所以他这样做，是没有错的。他认为，军人就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听就得关禁闭，挨军棍，或者枪毙。

以前，像韩复榘、石友三这些人，都曾挨过他的军棍。所以，今天他一拍桌子，不光是震慑韩复榘，还把想说话的石友三、刘镇华之类的人都给镇住了。

看来谁也不敢多说了，说了也没用。

这一下，韩复榘和石友三等人，就不得不为自己的出路去打算了。他们认为跟着冯玉祥，除了吃苦受累，还得挨揍，这有什么意思呢？人家蒋介石，不光是和颜悦色，还出手就是几十万，这冯大块头，他给得起吗？

华阴军事会议后，孙良诚等将领服从会议决定，迅速地把部队从东向西撤退。

但韩复榘和石友三却反对西撤，在两天后居然通电“拥蒋”，公开背叛了冯玉祥。

二十二日那天，韩复榘将他的第二十师集中于甘棠附近，联合石友三由洛阳发出的“养电”，声称“为除民众痛苦，遭逢事变，惟望维护和平，拥护中央”。

第二天，他们又致“梗电”与蒋介石，表示拥蒋。这个“梗电”相当于一份宣言，表明他们已在“甘棠誓师”，从此以后就脱离冯玉祥的控制了。

在华阴，冯玉祥听到了这个消息，并不相信，认为是谣言。但当他证实的确是这么回事后，简直惊呆了。

这可怎么办？这两个人还是他最信任的，连他们都不干了，其他人呢？他根本不知道，蒋介石早就把他最信任的人给收买了，而只是认为他们害怕艰苦，忘恩负义，所以一想起这个事他就捶胸顿足，接着就是嚎啕痛哭。

这二人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其希望值最高，想不到居然在这个关键时候，却背叛了他跑到敌人那边去了。这种痛苦无法想象。

原来，韩复榘当过冯玉祥的司书、警卫，石友三还是他的马夫。这二人和他的私人关系最好，是他一手提拔出来的嫡系，从当连长开始，一直到营长、团长，直到现在的师长。特别是韩复榘，他那个第二十师可是张王牌。在第二次北伐的时候，那个师被当着一个方面军在用，并且还是第一个打到北京城的。

这一下，冯玉祥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自此，他觉得自己的威信已不如从前，其自信心也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本来按照冯玉祥的战略计划，是完全有可能迫使当时还处于中立的阎锡山一起“反蒋”的。可是，被韩复榘和石友三这么一搅和，事情就黄了。

当蒋介石知道冯玉祥要出兵对付他后，马上做好了迎战准备。但不知道冯玉祥为什么又要往西撤，这好像有些“南辕北辙”的意思。他正在苦思冥想时，却接到了韩复榘、石友三的“投诚”电报，真是喜出望外。

他真庆幸给了他们四十万元，如果没有这个钱在发挥作用，那韩复榘与石友三早就对他动手了。如果冯玉祥真把十二万大军放在他们的后边，那武汉就不是他的了。所以，他立刻回电嘉奖，并准备拨现款五百万元作为犒赏。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许诺韩复榘可以指挥全部西北军，代替冯玉祥任总司令，而石友三则委任他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

五月二十三日，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定，任命韩复榘为河南省主席、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同时撤销冯玉祥的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

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还举行国务会议，下令查办冯玉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发布《讨冯宣传要点》，同时又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告西北将士书》。

五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又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名义命令，下令讨伐冯玉祥。

这一下，在西北军中马上就危机四伏。许多人看见冯玉祥这棵大树倒了，于是就决定去投靠蒋介石。

这一下，“拥蒋”的声浪就像瘟疫流行似的一波接一波。刘镇华、马鸿逵、万选才、刘茂恩、杨虎城等，纷纷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顿时，冯玉祥的“反蒋”阵营马上就出现了瘫痪状态，这还能出兵吗？这可把冯玉祥气得圆瞪双眼，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五月二十六日，韩复榘正式就任蒋介石任命的西北军总司令一职。

这样，在蒋冯两军中间，突然又出现了韩复榘和石友三这两股势力，而且他们面临的就是要去进攻原来的阵营，这可把他们难住了。

再没有良心，他们也不敢去进攻冯玉祥的，因为江湖上的规矩他们也懂，反叛一旦被原来的人逮住，那是要挖眼抽筋的。

于是，战事一下就缓和了下来。

此时，冯玉祥看着这个形势，已对自己不利，如果再硬撑，只有挨打的份。

怎么办呢？他决定学唐生智那一招，通电下野。他想，这样一来，蒋介石就没有理由再进攻他的军队了。

于是，在五月二十七日这天，冯玉祥在电文中说：“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服；但得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

这一下，对手都消失了，蒋介石就再也没有理由对西北军动手了。

一切都在冯玉祥的预料之中，战争的阴云就这么消失了。或者说，这“蒋冯之战”还没有打起来，就偃旗息鼓了。

记得去年八月蒋介石邀请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到北平西山碧云寺祭奠孙中山的灵柩时，他们是何等的团结。蒋介石在捶胸痛哭之时，冯玉祥还以“长兄”的身份去搀扶与劝慰。

为了表现出相互间的亲密关系，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在一起游览西山时，还坐在一起拍过一张三人合影的照片。那时，他们肩并着肩，紧紧靠拢，像亲兄弟一般，可事情还不到一年，就开始翻脸不认人，刀兵相见了。

这对常人来说，肯定是不理解或不可思议的。

说到孙中山的灵柩，那时他们就想安葬，但是苦无他们的北伐军才刚刚攻下北京，更其重要的是，孙中山的陵寝还没有修好。

孙中山的陵寝，不是选在北京修建，而是远在南京，这是根据孙中山生前的愿望而定的。

现在，陵寝终于修好了，蒋介石就定在六月一日移灵安葬。既然冯玉祥与蒋介石之间没有打起来，那就不影响这个计划，可以顺利实施了。

关于“移灵”的时间，已改动过三次。

原定的时间是本年一月一日，但那天蒋介石很忙，除了阅兵，还要发表文告，更其重要的是张学良就在前一天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就不得不对这一历史性的事件发表文告，召开一系列会议进行研究如何去接收东北，连很重要的“编遣会议”也往后推了，所以这“移灵”之事也只好往后推。可这一推，就推到了孙中山去世的忌日那天，即三月十二日。

到了那一天，本来是可以移灵的，但此时蒋介石正在筹备召开国民党的“三大”，也忙不过来。更其重要的是，“湘案”发生后，他正在秘密准备对新桂系进行一场战争。

直到五月，蒋介石把新桂系给打败了，才把这个时间定下来，原决定就在下个月的第一天，即六月一日。哪知道这中途又出现了冯玉祥的“反叛”，这就预示着这个时间还要往后推，但冯玉祥的“反叛”才发生十天就蔫下去了，这“移灵”的时间也就不变了。

对孙中山灵柩移动这件事，蒋介石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他要以此来向世人证明他才是合法的孙中山继承人，所以一切都在他的运作与操控之下进行。

说明白一点，就是对这件事的操办，由他亲自领衔，办得越隆重越庄严越气派越风光，他就越有面子。他越有面子，那就越能说明他才是国民党的正统。他只要是国民党的正统，其他一切反对他的人，就都是不合法的乌合之众，理应全部剪灭。

所以从五月十日起，已准备好了“移灵”的专用列车，但因为西北局势突然紧张，所以直到二十一日，列车才到北平。

那时，国民党方面不但出动了陆军、骑兵、空军，而且还让北平、南京的所有市民都得参加祭灵、送灵活动。

五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孙中山的长子孙科最先到达北平，为了让孙中山的遗容能和大众见面，他邀请了协和医院的外科主任史蒂芬到碧云寺为他父亲的面部做手术。先擦净已枯竭的躯体，再用白绷布周身包裹，手术完后殓入楠木棺内。

五月二十二日，在碧云寺举行了遗体改殓仪式。

就是把楠木棺材改为由南京拉来的铜棺材。这是专门在美国定制的，长六尺，宽二尺，首尾两端底部有铁制横栓，棺盖侧边缀有木旋。

早晨七时，护灵处主任马湘指挥护灵卫士将灵柩从金刚宝座塔移入普明妙觉殿。

马湘和他的卫士们一直在为孙中山守灵。

在孙中山生前，马湘就随侍了他多年，而且还在广州陈炯明叛乱中护卫过他脱险。一九二五年，马湘又随他北上，直到其逝世，后一直驻守碧云寺，为他护灵。

八时左右，宋庆龄、孙科、史蒂芬医生齐集普明妙觉殿，史蒂芬带领助手郭荣动和一名护士将孙中山遗体遍洒贵重的防腐药物，头发上施以特制发膏，用象牙梳理整齐，遗容上擦上特制的橄榄油……

然后，宋庆龄、孙科、陈淑英、戴恩赛、林森、郑洪年、马湘等人将遗体从楠木棺中抬起，更换从北平瑞蚨祥绸缎庄定制的殓服，然后装入铜棺之内。

当时《申报》载遗体完好，“面目如生前静睡一般”。

上午十一时，重殓完毕，封棺，然后放置在普明妙觉殿，上面覆盖国民党的党旗和国旗，将该殿设为祭奠灵堂。

在北平，光是“移灵”仪式就搞了四天。

从五月二十三日到五月二十五日在碧云寺举行公祭。

第一天，安排国民党党、政、军方面的代表、各国公使。

第二天，安排北平各界、各社会团体。

第三天，专门安排孙中山故旧、亲人和家属。

当晚，宋庆龄等家属、迎灵专员林森等均宿于碧云寺。

五月二十五日午夜，移灵正式开始。

先是在天安门广场鸣礼炮一百零一响，之后正式起灵。

河北省主席兼平津卫戍司令商震亲自率领骑兵为“移灵”队伍开道，在骑兵身后是紧跟着的手持钢枪与刺刀的威武仪仗队。

灵柩在三十万人的护送下，由西山碧云寺经玉泉山、青龙桥、万寿山、海淀大街进入西直门，再经新街口、西长安街、天安门、中华门，出正阳门，至前门东火车站，其间步行了十五个小时。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十五分，当灵柩快到车站时，天安门广场又鸣礼炮一百零一响。

四时三十五分，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和礼炮声中，“移灵”专列正式启动，向南开去。

蒋介石要求，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车站，都要举行隆重的接送仪式。

当专列开到蚌埠时，蒋介石携宋美龄已乘专车到了这里，特意来“迎灵”。然后，蒋介石的专车在前开路，先到浦口。

二十八日上午十时，灵车抵达浦口。

此时，狮子山炮台鸣礼炮一百零一响。

当时，国民党中央出动了陆海空三军，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都倾城而出，奔往长江口岸。

在这个被称为“奉安”大典的“移灵”行动中，到了南京，就全由大典总指挥朱培德、总干事孔祥熙在指挥。在他们的指令下，灵柩通过船舶移过了长江，然后抬往中央党部大厅停放。

在这里，又公祭三天，由蒋介石主祭，并亲自守灵。

从二十八日起，由中央委员、各特任官轮流在中央党部守灵，三人一班，每班四小时，共二十二班。

第一班由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守灵。

为孙中山一直守灵的，还有宋庆龄及其家属。从一九二七年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后，宋庆龄就离开了国民党，在上海住了一段时日后，去了苏联。如今她在德国，一接到孙中山的灵柩要移动的消息，就以家人的身份专程从德国经苏联回国。从满洲里到哈尔滨，据说有三千多人聚集在车站欢迎她，但她很警惕，怕蒋介石从中设圈套，所以她向公众申明，此次回来完全是私事，与国民党的政府无关。

到了北平西山碧云寺，宋庆龄一见到孙中山的灵柩，就号啕大哭，然后守灵四天，和他在一起的除了小弟宋子安，还有孙科夫人陈淑英，孙中山的女婿戴恩赛。

宋庆龄是最坚决的国民党左派，其政见与现在这些右派建立的国民党政权完全相反，但在孙中山的灵柩问题上，她又是一个没法回避的人，所以只能算家属代表了。蒋介石曾经在杨永泰的点拨下想拉宋庆龄过来“入伙”，却遭到了最严厉的拒绝。

自从廖仲恺被杀后，国民党真正的左派已不多。在“国共决裂”时，邓演达被反动势力追捕，据说是化装随鲍罗廷去了苏联。

记得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那天，汪精卫在汉口召开“分共”会议，宋庆龄和何香凝、陈友仁都参加了这个会。他们强烈表示反对排斥共产党，然后愤然离开了会场。

当时，邓演达连那个会也不敢来参加了，而是化装成一个铁路工人随苏联的顾问团一起离开了武汉，经西安到甘肃、新疆，去了苏联。

但宋庆龄去苏联，倒不是秘密的，她在到莫斯科后，还发表过公开声明，表示继续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决反对以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个集团标榜的国民党的一切主张。

孙中山逝世的时候，宋庆龄一直在他的身边。对于先总理孙中山的一切主张，她完全知道，或者说从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这整个过程，她完全清楚。而如今这个蒋介石右派集团抱着的却是“孙中山”这么一块牌子，目的就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却是置入罔闻甚至深恶痛绝的。

孙中山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去世的。那个时候的形势是，他在南方一直受挫，和共产党合作一年了，也没见有多大起色，还遇到内部陈炯明的背叛。当时北京北洋政府却在走马灯式的轮换总统，搞得现在这个拥兵三十万的冯玉祥也发动政变推翻了总统曹锟，这才促成了他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件事，哪知待孙中山到北京后，冯玉祥却被段祺瑞赶跑了。这样，孙中山也没法和他“共商国是”，而且发现得了肝病，只好在北京治疗。

那是一九二四年下半年的事。哪知孙中山的病医治无效，于第二年三月十二日去世。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高层一直在按他的遗愿，把他葬在南京东郊的钟山下向阳处。

因为南京是他一生的辉煌。在那里，他就任了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还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那是几十年的苦战、劳累、奔波的硕果，哪知其终结却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一个十分遗憾的事。所以，他认为死后也要把他葬在南京，让他亲自看着国民党是如何打败北洋军阀，重新获得民国政权的。

当然，对于孙中山去世后要葬在南京，在当时却是不现实的。原因是北京属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斗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尽管孙中山的逝世其悼念活动北京政府没有公开干预，但也没有明确支持，所以要大张旗鼓“移灵”肯定是不现实。

今天，国民党已取得全国政权，对作为第一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党魁孙中山，其陵墓的修建也就不能草草了事了，只有等待精心设计修建好后才能“移灵”。这样，就拖到了现在。

但是，在当时那个复杂的岁月，作为一党领袖，其党员们一直都在想办法看如何安葬他们的党魁。首先是经费筹集问题。当时有人算过，北京到南京，距离太远，至少要五十万元。其次是具体建造在什么地方的问题，需要到实地去考察。第三是陵墓的造型问题，是用“露天墓碑”型，还是“陵寝安放”型，是单一建筑型，还是台阶护栏型，要专家们来设计，最后才能定夺。

当时，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广州国民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陵墓筹建委员会，一切事务由这个委员会负责。

在几十个专家的构图设计中，筹建委员会终于选中了一个叫吕彦直的人所设计的图纸，最后就邀请他作为建造此陵寝的工程师。

一九二六年二月，吕彦直带着一帮人，到钟山去察看地形确定位置。那时南京还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地盘，孙传芳就在城里，所以他们的行动是秘密的。

当确定好半山腰一个最佳的位置时，居然发现那里有一块巨石需要把它炸掉。这样，他们就找来了炸药，在一个阴冷的早晨放上了第一炮。

这一炮虽把巨石炸碎了，但也惊动了睡梦中的孙传芳，于是他马上派兵来搜查，朱彦直只好带着工程队灰溜溜地撤退。

三月十二日，是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的忌日，也就在这一天，吕彦直带着工程队开工了。

最初的工程只是开辟地界，属于粗糙的开掘地基，许多人也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所以也就蒙混过去了。

直到几个月后北伐军攻进了南京，把孙传芳赶过长江去，这项工程才大规模地启动。可这一修，就修了两年。

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原因是国民党占领了长江以南的整个南中国后，对于孙中山陵墓的规格要求也高了，除了陵寝，旁边及附近还得有陪衬建筑，以造成一种恢宏的气势，来彰显国民党人“已得天下”的雄威。

这样，五十万元肯定是不够了。从后来定形竣工的造价来看，远远超过了这个数，据说是四百万元。

待工程竣工后再来看，陵寝位于南京东郊钟山南麓的半山腰上，即中茅峰的南坡，这里东邻灵谷寺，西近明孝陵。在全部工程完工后，占地面积约八公顷，折合土地一百二十多亩。

从大路边的高大牌坊“博爱坊”到陵寝的中轴线全长七百米，一路尽是苏州金山石铺地，要经过十个平台，步行三百九十二个台阶，才能到达陵寝大门。

从公路边开始算，总高度垂直距离为七十米。这样的坡度长和高配起来，正合民间流传的“七七四十九”之数。

在中国传统的丧葬习俗中，从死者去世开始算，每七天举行一次仪式，共持续七七四十九天，才算超度了逝者的亡灵，象征其圆满和重生。这里的坡度长与高乘起来，就是“四万九千”之数，已是“七七四十九”的一千倍，即有象征中山精神“代代相传，永不磨灭”之意。

陵寝的主体建筑是一个高大的房屋，呈“自由钟”形状，象征“唤起民众投身革命”的意思，材料全是采用白色花岗岩和钢筋水泥构筑，覆以蓝色琉璃瓦，风格融中西结合，体现对称布局和古希腊建筑风格。

今年二月，中山陵主体工程祭堂和墓室终于竣工。所以，现在也就到了什么时候“移灵”都可以进行的时候了。

六月一日是安葬之时，这时被称为“奉安大典”的孙中山遗体安葬仪式正式开始。

从午夜二时起，在中央党部大厅外，正式启动。

奉安委员会特备的汽车已停在中央党部二门前院内。

奉安总指挥朱培德、总干事孔祥熙以及各组正副主任都已到场，指挥各干事分别作好准备。

此时，沿中山路两旁已挤满了“送殡”的人群。

三时二十分，宋庆龄、孙科夫妇及子女、蒋介石夫妇、宋子文夫妇、宋霭龄、朱执信夫人杨道仪、唐绍仪、陈少白、张继、叶恭绰、头山满、犬养毅、梅屋庄吉、宫崎龙介以及全体中央委员、国府委员、葬事筹备委员、迎灵专员、各国专使代表等陆续到达中央党部。

四时十五分，狮子山炮台开始鸣礼炮一百零一响，灵柩移出大门，由杠夫抬上汽车。

四时二十五分，号兵吹起启行号，灵车启动。

两百余名军校学生任护灵团，全副武装，分列两侧，随行护卫。铁甲车及骑兵连在前面开道，由一名骑兵长官骑黑马，手执开道旗。

送殡队伍从中央大道缓缓而行，各机关团体共分十行列队，在事先指定的地点依次加入，队伍长达五六里。朱培德任总指挥，姚琮、谷正伦、张治中分任各队列指挥。

大道旁瞻仰的人流很多，据最低估计也是五十万人。

沿途搭起的松柏牌楼、青白布牌楼及救护棚等，共五十一座，航空署还派出飞机五架在空中盘旋以示致敬。

后面紧跟着源源不断的民众，一起涌向安葬之地中山陵。

上午八时，各队列先后到达钟山南麓，由纠察员引导到指定地点肃立恭候。奉安筹备人员也将灵舆安置于石级前广场上守候。灵舆为亭子形，实际也就是能抬动的大型轿子，用蓝绸裹扎，四周悬白绸素球。

杠夫一百零八人，分别肃立在灵舆两侧等候。

九时零五分，孙中山遗像亭被八名扛夫抬到广场，亭前有“肃立”、“致敬”旗两面。在场人一见，马上脱帽肃立致敬。

中央属员、国府委员等送灵队伍由总指挥朱培德、总干事孔祥熙指挥，按指定地点各自肃立。

接着，各国专使、外宾也列队到达，登上第一层石级平台恭候。

九时二十分，灵车缓缓开到广场，停在灵舆前。

宋庆龄等家属下车，进黑色布幔中肃立于灵柩之侧。

她身穿青布旗袍，头发向后低低地扎成结，脚蹬黑色皮鞋。

这几天，她的眼泪一直没有停止过，随时都在以泪洗面。当她最后一眼目睹孙中山的遗容时，又是大哭不止，使在场的人，全都掩面而泣。

九时三十分，由孔祥熙、吴铁城、郑洪年等率领杠夫将灵柩从灵车上移下，然后抬上灵舆。

九时四十五分起杠，步石级而上。

十时零八分，灵舆抵达祭堂前平台，杠夫换用小杠，宣赞员宣赞，也就是喊口令，执绋人员恭扶灵柩入灵堂，停于中央。

肃静片刻后，又由宣赞员宣布，奉安典礼开始。

顿时，全体肃立，哀乐声骤起。

乐止后，全体三鞠躬，接着献花圈，读祭文。

祭文是西藏九世班禅曲吉尼玛所撰写，由班禅特派代表夏慈仁诵读。但是，他读的是藏文，大家都听不懂。

接着，由翻译夏坚赞正式诵读汉文。全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班禅额尔德尼叩祭我总理在天之灵。先生首创革命，得救众生，恩同父母。先生前生种道德之宏因，今生得其济众之硕果。我西藏同胞遵仰先生领导之下，共循正轨。先生手造共和，奠国基于磐石之安，解放民众倒悬，俾登极乐世界，人民歌功颂德，有史以来，今古世界第一人也。昊天不吊，折我木铎，先生如在地之岳，在天之日，鞠诚哀告，伏惟尚飨。

祭文简明扼要，既追溯了孙中山的丰功伟业，也表达了藏族同胞景仰孙中山所倡导的各民族平等，共赴“大同”的愿望。

让班禅大师做祭文，那是基于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族”主张的生动体现，这也是那些设计大典的要人们提出的。

参加这个大典的班禅属员，除了特派代表夏慈仁、丁汪夺吉，还有班禅驻京办公处处长罗桑坚赞、副处长朱福南，秘书长罗桑囊加、汉文翻译夏坚赞等人。

接下来，由蒋介石主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陪祭。

典礼完毕后，孔祥熙率领杠夫将灵柩移入墓室。

孙中山亲属、中央代表蒋介石、故旧代表犬养毅、各国专使代表欧登科随同进入墓室，与杠夫一起将孙中山灵柩安放于墓穴内。

这时，狮子山炮台又响起一百零一响礼炮。

全国民众停止工作，默哀三分钟。

之后，在祭堂内参加大典的人员依次进墓门瞻仰。

然后回到祭堂，全体集合，再行鞠躬礼，奏哀乐。

最后，由夫人宋庆龄率领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等将墓门关闭，这场隆重的奉安大典才算圆满结束。

六月一日当天，南京各大媒体的电台、报纸，一直在跟踪报道大典的盛况。

为纪念这个前所未有的日子，在六月那个月，国民党中宣部还批准各文化企业的商家发行大量孙中山的纪念册、纪念币、纪念章。

一时间，一股“孙中山热”充满了整个南京城乃至其他各大城市，给人一种蒋介石要继承孙中山遗志的错觉。

却说阎锡山在蒋介石、冯玉祥进行冲突时，他并不是不知道，而是在一直洞察事情的进展与变化。从他的角度来说，如果蒋介石把冯玉祥扳倒了，那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那时蒋介石就会来对付他。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他还必须与冯玉祥联合，不能被蒋介石给消灭了。

但是，此时西北军二十几万人就在他旁边，他也害怕不知在什么时候冯玉祥会重重地给他一击，那他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也希望借此机会让蒋介石给打击一下，削弱一点他的嚣张气焰，这未必是一件坏事。

基于这种复杂的心理，所以当蒋、冯二人在“打电报战”时，他却保持沉默，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他阎锡山这么个人似的。

但是，在私下里，阎锡山却在动脑筋，看在蒋、冯二人之间，他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为了保住他晋、绥、平、津的势力范围，他该如何去做才能妥帖，这可是需要他去筹划一番的事情。

想来想去，阎锡山觉得，他只有去做那个比较困难的“墙头草”，其具体做法就是，既“媚蒋压冯”，又“拉冯抗蒋”。即在打击了“冯”之后，又得去拉“冯”来抗“蒋”。这个结果就是既能在“蒋”面前抬高自己，又能阻止“蒋”对他的进攻。

具体地说，就是借蒋介石之强大武装把西北军挤出河南、陕西，让他来拥有一个黄河以北的广袤地区，到那时候他就是北中国的霸主。但这个过程有些复杂，靠想入非非那是无用的，得瞅机会，用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办法，才可能把这个事情弄得到手。

阎锡山的算盘打得可精了，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该怎么办。

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最忌讳的，就是阎、冯像铁板一样熔在一处。他需要的是如何去分化他们，然后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先抓住阎锡山把冯玉祥赶下台，然后只剩下阎锡山一种势力，那就好办了。说白了，不管是阎锡山，还是冯玉祥，想搞拥兵自重、称霸一方的“封建割据”，都不行，都得一一铲除。

而冯玉祥呢，要抗住蒋介石来铲除他，还必须得联合阎锡山，方能站稳脚跟，不然就得被蒋介石进行肢解，而且阎锡山还可能在背后捣乱，事后还得分一杯羹。

这就是目前蒋、冯、阎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都在谋算，但在表面，却是很光鲜的，根本就看不懂它的来龙去脉。有时和对方哈哈大笑，可手中的刀子却对着他的心脏；有时和对方打得头破血流，可不久又眉来眼去，握手言欢。

不过，有一点却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不管是谁，只要踩过自己设定的红线，可就得毫不客气，只能刀兵相见。

这就是军阀与军阀间的一种不成文但又很默契的法则。

“奉安大典”一过，蒋介石要着手解决冯玉祥的军队了。六月七日，他首先致电阎锡山，委任他在太原建立北路军总司令部，并要阎担任总司令，然后带着他的晋军去进攻冯玉祥的西北军。

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把冯玉祥逼迫出国，“入山读书”是不行的，其后果就是养痈遗患。

但阎锡山在复电中却婉拒蒋介石的“委任”，申明他不主张内战，提出“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事情，并扬言说，如果要逼迫冯玉祥出国，他也愿意去，而且还和冯玉祥一起去，这山西他也不要了。

他这一说，无形之中却表明一种态度，即他是和冯玉祥连在一起的，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意味，也像是打断骨头却连着筋，藕断丝连却不断牵。

而且，阎锡山不是说说而已，还真做了一个样子，派人到天津去给他订购到日本的船票，俨然要去日本定居。

蒋介石知道这个事后，认为他这是一种变相的要挟，其弦外之音就是，如果你把他逼急了，他就和冯玉祥拧成一股绳直接对付你，那时你就是两个对手，看你顾哪头？

于是，蒋介石只好来个缓冲，不去逼阎锡山进攻冯玉祥了。

但是，在这期间，阎锡山却在打自己的算盘。他邀请冯玉祥到太原来共商“反蒋”大计。

可冯玉祥在华阴接到他的电报后，根本就不敢去，因为他怕阎锡山有阴谋。虽然他们曾是结盟的弟兄，但这种关系在大是大非面前就像纸糊的灯笼，根本靠不住。

为此，冯玉祥先是派手下人邓哲熙和曹浩森去山西与阎锡山接洽，看看他的动静。

但阎锡山却很不满意，在交谈中，他闪烁其词，意思是只有他与冯玉祥才说得清楚一些事，至于其他人，那是没有办法的。

为了表示他有诚意，事后还派了一个叫李书城的人亲自去请冯玉祥，要他来太原谈。

李书城这个人资历很深，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孙中山组建同盟会之时，还参与了此事，并协助孙中山、黄兴制定革命纲领，后来还被任命为黄兴的参谋长。

李书城本是湖北人，他的弟弟李汉俊曾经还是共产党员。那个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会址，法租界望志路一百零六号，其实就是他的公寓。他本来在唐生智军中任总参议，鉴于他在日本时就与阎锡山熟识，所以自蒋桂战争爆发后，他就被唐生智派到阎锡山这里来联络。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政府，李书城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他一直是站在“反蒋”的立场上。他本来是在唐生智手下做一个幕僚的，为了联络各地的“反蒋”势力，鉴于他在日本时与阎锡山是同校不同级的关系，就被派到太原来串联。现在阎锡山觉得他有大用处，就把他派去专请冯玉祥。

这边，冯玉祥所派的邓、曹二人见阎锡山支支吾吾，模棱两可，知道他们是谈不好的，只好回去向冯玉祥汇报。

冯玉祥听后，还是不敢去，他总觉得阎锡山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一般情况下，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又何必遮遮掩掩呢？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所以他还得派邓泽熙再去一趟太原，专门去告诉阎锡山，就说除了他冯玉祥不来山西，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

邓泽熙听后只得领命又去，可他刚出潼关到风陵渡，就遇到了前来邀请冯玉祥的李书城，于是邓泽熙只好跟李书城回头走。

冯玉祥认识李书城，而且知道他在国民党中的声望，所以当李书城在见到他后，把自己的来意一说，并一再保证，阎锡山那边没危险，用不着顾虑那么多，这才使冯玉祥如释重负，答应和他一起入晋去见阎锡山。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冯玉祥携夫人李德全和女儿一起，从华阴县动身去山西。

二十四日，他们一家到了太原。

在郊外的介休，冯玉祥见到了阎锡山，并受到了他的热情欢迎和款待。

但阎锡山是款待归款待，却不谈如何“反蒋”的事，而是派人四处张扬，他正在为出国准备服装和洗漱用具。这给人的感觉是，他真要和冯玉祥一起手拉手地出国了。

当蒋介石听到这一消息后，简直急坏了。

他想，如果他们果真要一起出国，那就会使西北军和晋军联合起来对付他。这样一来，他的“各个击破”战略就要失效。

于是，为了拉住阎锡山，蒋介石又委任他为西北宣慰使，要他全权处理西北善后事宜。

阎锡山对蒋介石的委任却不理睬，而是用更强硬的态度向他提出，一定要与冯玉祥一起出国。如果国民党中央不批准，则坚决辞去南京政府国府委员的职务。

蒋介石见这一招不行，就觉得只有直接出面去挽留阎锡山。他致电阎锡山，要他到北平去，他们见面后再谈。

六月二十七日，蒋介石派吴稚晖、孔祥熙、赵戴文三人去太原，还带着他的亲笔信。

说到这个赵戴文，他是去年到南京去做阎锡山的替身就任内务部长的，这次也被派了回来帮助做阎锡山的工作。

至于孔祥熙，他可是地地道道的山西人，让他来也是想靠“老乡”这种关系，来与阎锡山拉交情。

阎锡山一见有这么些人来请他，而且都是大有来头的人，心里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的身价一下就涨了，还把蒋介石搞得团团转。

见蒋介石已上钩，阎锡山就把冯玉祥一家安排在太原西南的晋祠去暂住，说他有空就来协商大事，然后把注意力全部集中起来对付蒋介石派来的人。

经一系列讨价还价后，阎锡山答应随这些人去北平，然后电请国民党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准备当一个两边都讨好的和事佬。

六月三十日，阎锡山和蒋介石在北平终于见了面。经他们密谈，达成了“共同合作”的协议。这个交换的条件就是，只要阎锡山不和冯玉祥一起出国，蒋介石将委任他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其地位仅次于他蒋介石本人。

在全国军队中，阎锡山一下就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这一下，阎锡山感到这才是他要的效果，于是答应蒋介石，他得马上回去，尽快解决西北军的问题。

阎锡山去北平后已是七月，但七月二日那天，在晋祠的冯玉祥决定去找他谈，可得到的消息是他突然“得病”，住进了医院。

其实这只是一个托词，实际的情况是，他根本就没在太原。

七月四日，阎锡山在北平还叫人退去了到日本的船票。

几天后，也就是七月九日，他还和蒋介石、张学良在北平的西山举行过一次秘密会晤。

这个会晤的结果是，蒋介石要阎锡山回山西处理西北军善后，要张学良回东北后发起“反苏”运动。所以不久后，在哈尔滨，就出现了“中东路事件”。

冯玉祥一直在晋祠住着等阎锡山的消息。他不是要出国吗？冯玉祥一直在准备和他一起去，连衣服鞋袜都预备好了。

但是，阎锡山从北平回来后，再也不提“出国”的事了，更不要说“反蒋”了。

当然，他不会说从北平回来，而是说“病好了”，可以接待一下盟兄了。

这时，冯玉祥估计阎锡山已改变了主意，于是对他说：“你不去就算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可是阎锡山却说：“我不是不去，手里的事情还没有忙完，你就等等我吧！”

冯玉祥一听信以为真，也就只好等。

可是等了半个多月依然没动静，冯玉祥心里也就慌了，又去找他。

但阎锡山却说：“出国是肯定的，大哥你一定要等我！”

又过了一段时间，冯玉祥又去问，阎锡山却说：“大哥不着急，这事得慢慢合计，你如果不等我，我曾经说过的话就不作数了，这在人格上你让我如何交代？”

俗话说，事不过三。这三番五次去问，几乎都是一句话，等等吧，而且问急了，阎锡山会亲热地拉着冯玉祥的手，关心起他的日常生活来，说：“大哥您缺什么尽管说，米面蔬菜，油盐酱醋，酒肉烟茶，一样都不能少，管够！”

这一下，冯玉祥才觉得他可能上当了，阎锡山这哪里是要“出国”？分明是想通过这个“出国”为借口把他拴在这里，让他动弹不得。

然后，他就可以背着他冯某人随便去活动，说不定与蒋介石已达成了什么协定要收拾他呢。不行，这样下去，那他就完了。

冯玉祥估计，阎锡山可能已把他“卖”了，于是就暗暗嘱咐身边的人，拿着他的手谕偷偷回陕西，找到鹿钟麟和唐悦良等，要他们偷偷去投靠蒋介石。

这几个人是和他一起辞职“反蒋”的部将，鹿钟麟还是他的替身到南京去就任军政部长的，唐悦良是外交次长，现在为了对付阎锡山的背信弃义，冯玉祥只好用这个办法去进行“斜撬”，看阎锡山是不是真的背叛了他。

怎么“撬”呢？他认为，这几个部下如果“投靠”了蒋介石，阎锡山背叛了他，会着急的。毕竟他有同样的心理，怕蒋介石与西北军订什么协议来收拾他。

七月中旬，西北军代理司令宋哲元派参谋长陈琢如到南京求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愿意接受“中央”编遣，要求蒋介石接济军饷。

蒋介石一听，非常高兴。他认为西北军已向他屈服了，以后就不需要阎锡山了。于是，对阎锡山马上就冷淡起来。

接着蒋介石开始着手恢复鹿钟麟、薛笃弼、熊斌、唐悦良等人的名誉，还亲自召见他们，并给予宴请。之后，还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去宣慰与点编冯玉祥的部队，安抚其部将，供应其军饷。

此时，广西的战事已全部结束，西北军又全部“归顺”，这给蒋介石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他想，这个事情原来觉得有些难，没想到却这么顺利，看来杨永泰给他订的“削藩策”那是绝对的管用。西北军靠“经济”，简直太准确了。他们不是没军饷了吗？怎么样，兜不转了吧？所以没出路了，只好向他屈服。

西北军一“投诚”，蒋介石就要实施第二阶段的“编遣”计划了。

第一阶段，只是限定各武装集团的兵力和部队的编制问题。第二阶段则是“编遣”的实施阶段。这个阶段，以前对冯玉祥和阎锡山这两个军事集团根本就没法动，只有把他们分解开，才有这个现实性。可如今西北军一投诚，就把他们分解开了。这一下，阎锡山就只有唱独角戏了。

蒋介石估计，阎锡山的实力有限，不一定能唱得下去。下一步，就该是对他的晋军开刀了。

八月一日，蒋介石的第二次“编遣”会议在南京又重新开幕了，出席会议的除身居国民党中央的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外，还有中央军、西北军、晋军和东北军的代表共三百余人。

这个会开了六天，除开幕式、闭幕会，中间进行了五次会议，形成了三项最重要的决议，如“呈请国民政府限制今后各省政府主席，不得兼任军职，各师长不得兼任政务官案”，就是其中的一项，同时还发表了《编遣实施会议闭会宣言》。

这次会议的议题都是按照蒋介石授意事先写好的，没有讨论的余地，只许举手通过。

那个《闭会宣言》规定：

各地方应当保留的军队数量一律压缩到七至九个师，只要求平均，不问素质。

宣言还说，“欲谋国权的统一，应有军队统一始”，所以要坚决实行“化私人军为党国军，化地方军为中央军，实行公军主义，军而能公，则一切乱源才可以消除……”

这个《宣言》一发表，许多地方实力派就觉得蒋介石是在收缴他们的吃饭家伙。

因为按照这个《宣言》，各编遣区都会少编二至四个师。但是，全国应编成的军队总数却由原来的五十个师增加到了六十八个师。

这就是说，蒋介石利用增加编遣区的办法，削弱了地方实力派，为自己增加了十八个师的编制。

而且，蒋介石还把这个《宣言》是否实施作为“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来定性。也就是说，如果谁拥护，谁就是革命的同志。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分子，是敌人，那就得兴兵讨伐。

这样，摆在各地方实力派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了，即交出军队，驯服在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之下。否则，就是“反革命分子”，要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给予剪灭。

这一下，许多人都不干了，纷纷出来反对。

已投靠蒋介石的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等，也在参加会议，他们听到这个规定，都如坐针毡，准备另寻出路了。

张发奎当时触动很大，当他回到宜昌后就在思考该怎么办才好。这时，他接到了两封电报，一封是留驻上海的“改组同志会”给他发来的，委任他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指挥，这实际上是要他扯起“反蒋”大旗。另一封电报则是蒋介石给他发来的，要调他的部队到徐州去驻防，而宜昌这里则由驻扎在山东胶州的曹万顺新编第十一师来换防。

张发奎想，这一下可糟了。什么到徐州去驻防？这分明是让他们到那里去缩编。因为以前有人就提过，说他的第四师根本就不是一个师，而是一个军的人数。看来，如果依了蒋介石，那就难逃被裁减的命运。于是，他准备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接受“改组同志会”的任命，扯起“反蒋”大旗再说。

这样，在九月十七这一天，他趁全国上下都在过中秋节之际，对来换防的曹万顺第十一师采取了突然袭击。

对方根本没有防备，就被他打得措手不及。

在南京，阎锡山看到那个《闭会宣言》，他心说“上当”。他万万没想到，与蒋介石忙了几个月后，居然是这么一个结果。或者说，他以为和蒋介石一结盟，他的晋军日子应该好过些，可没想到，还是逃不过这个“裁军”的命运。

这还忙个什么呢？这不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八月六日，阎锡山向蒋介石投了一块石头问路：请求辞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一职。

八月十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准阎锡山免去本兼各职。

阎锡山一看情况不妙，这不仅说明蒋介石已对自己不满，也说明他阎锡山在控制西北军的位置上已不重要了，并警觉地认为，这是蒋介石要对晋军采取行动的不良信号。于是，他马上后悔起来，感到“媚蒋压冯”的决策居然成了失策。

八月十六日，蒋介石宣布，特任命鹿钟麟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还有，前不久任命的薛笃弼为卫生部长，唐悦良为外交次长。

八月二十二日，又任命冯玉祥的另一亲信李鸣钟为全国编遣委员会遣置部主任。

这在外界看来，蒋介石与冯玉祥西北军的关系，已由对抗转为对话，而且关系还很密切。

但对阎锡山来说，却是一种灾难。他心说：“大势不好，情况有变！”

他已敏感到，蒋介石重新启用西北军的人，说明蒋、冯之间已有了新的交易。

下一步，就将是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他阎锡山了，这该怎么办呢？

阎锡山的眼珠子在眼眶里滴溜乱转起来，然后皱紧了眉头。突然，他觉得他在挤兑冯玉祥的时候，蒋介石也在挤兑他。

说白了就是，他把冯玉祥收拾了，下一步就该轮到他阎锡山了。

看来，他还是要和冯玉祥联合起来，才有出路。如果冯玉祥第一个不存在，他阎锡山就是第二个。只要他们联合起来，蒋介石就拿他没办法。因此，阎锡山准备再走“拉冯抗蒋”的老路。

时间已到了九月，阎锡山再也沉不住气了，在中秋节那天，也就是九月十七日，特意到晋祠去拜访冯玉祥。

为了庆祝传统节日，他提出与冯玉祥一起过节，而且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向冯玉祥述说了他的艰难与苦衷。

他说：“大哥，真对不住您了，这出国留洋的事可能要泡汤了。蒋介石现在开了一个会，叫第二次编遣会议，要整编我们的军队了。如果我们一走，那就给他腾出了地方。所以，今天趁这个中秋佳节，我是特意来和你商议的，不是一起出国，而是一起对付这个小蒋！”

阎锡山把冯玉祥在晋祠滞留了三个月，到了九月十八日，他才对冯玉祥说：“为了共同协商反蒋之事，这个晋祠可能是不便再继续住下去，我看搬到我的老家附近去，那里有一个建安村，环境很好，便于我们协商。”

冯玉祥听后，知道自己的韬光之计终于凑效，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时他听阎锡山这样说，也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就这样，冯玉祥就从晋祠转移到了五台山脚下滹沱河对岸的建安村。

九月二十六日，阎锡山专门来约冯玉祥，说是他们一起去河对岸游览五台山。

冯玉祥一听，欣然答应。

原来，建安村在滹沱河的南岸，北岸就是五台山的东南部，那里沿途都是寺院，大大小小，有好几十座呢。

阎锡山要同冯玉祥去游五台山，他让人给冯玉祥牵来了一匹高头大马，而自己却骑着一头毫不起眼的灰色小毛驴。

这让冯玉祥一看，大惑不解。

于是，他说：“百川老弟，你一个堂堂的省主席，总司令，怎么能骑一头小毛驴呢，这不大杀风景吗？

阎锡山却谦逊地笑了笑，说：“没什么，大哥就是大哥，小弟怎能和您齐头并进？”

冯玉祥一听，心里却在犯嘀咕，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这句话显然是靠不住的，但不知道他这样做，其葫芦里到底是装的什么药。

就这样，他们在随从和侍卫的簇拥下，从那个建安村出发，找来一条船，渡过了滹沱河。

到了河对岸，他们一个骑驴一个骑马，开始了爬山。由于冯玉祥个子高，根本就没法骑了，只好下来把马牵着走。可一看阎锡山，他骑着小毛驴可自由啰，稳稳当当，不慌不忙的，真是悠哉游哉！

现在，冯玉祥知道了，阎锡山为什么要骑驴。看来在走路这个问题上，走什么样的路，用什么方式走路，阎锡山可是一个高手呢。

原来这里有五座山峰，由于它的峰顶平坦宽阔，很像垒起的土台，所以得名于五台山。关于这个地名，在古籍《名山志》里是这样说的：“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

这五台山是属于佛家圣地，从西南麓一直到东北麓。沿途基本都有寺院，特别是那个东北麓，可以说是寺院如林。

由于佛家讲究的是平衡、因果、静坐，这个“五台”就像五座讲经说法的高台，被佛门众僧一眼就看中，所以就出现了山下第一座寺院，其时间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

相传这里是文殊菩萨做道场的地方。

据说，从北魏孝文帝开始，这里就成了佛门子弟朝拜的圣地。

在唐代，佛教得到了皇帝武则天的支持。

自此，历朝历代的皇帝都非常推崇这门宗教。于是，兴修寺院，焚烧香火，叩拜菩萨，也就成了皇帝们必备的精神食粮。一千多年来，山下的寺院也在不断地增加，这就形成了今天这种寺院如云的状态。

具体的统计，到了民国这个年代，这里还有完整寺院六十八座，大小僧人上千。

这里的寺院，最著名的是显通寺。它位于台怀镇的灵鹫峰下，是五台山佛教建筑群的起源，始建于东汉时期，与洛阳的白马寺并称中国最早的寺院。

显通寺，顾名思义，在这里烧上一柱香，然后再抽一根签，就能“显通”神灵，预知未来。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但它可以使心里烦躁的人，能得到一点暂时的安宁。

冯玉祥和阎锡山来到了显通寺，还各自去烧了香，然后随便抽上了一根签，阎锡山抽的是“上签”，冯玉祥抽的是“中签”。

上签上说：

锅儿放在枕头边，开仓放粮在眼前。

鱼儿脱得金钩去，从此以后不复还。

中签上却是：

楼台高耸戳破天，雾里云头闪雷电。

山穷水尽亦有路，柳暗花明走一边。

二人看了之后，心里一震，好像受到了触动，之后相互交换着看。接着，都哈哈大笑。

游了几天后，他们终于回到了建安村，然后坐下来共同商议起如何“反蒋”来。

国民党“三全”大会以来，尤其是全国编遣实施会议之后，蒋介石利用合法“中央”的名义，口称要“根本铲除封建割据”，坚持武力统一。这样一来，不仅引起桂、冯、阎三大地方实力派与他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还造成了日益尖锐的战争冲突。

在这种形势下，有人却看见了一个可以利用这个现状发展自己的机会。他们就是由陈公博在上海组建的“改组同志会”。

这个被蒋介石排斥在“三全”大会之外的以陈公博等人为首的改组派，为了扳倒蒋介石这个极右势力，便在反蒋派军阀之间奔走联络。他们觉得用“文”的方式，对拿枪杆子的蒋介石来说已丝毫不起作用，或者说靠南京“三·一四事件”那样的政治斗争，是斗不过蒋介石的。所以，他们也要搞军事斗争，但手里没有兵，就只有依附于那些大大小小的反蒋派军阀。

就这样，他们在上海的总部增设了军事机构，以“护党救国”为旗号，企图把各地方实力派揉捏起来，组成一支共同“反蒋”的同盟军。

为了让这个“改组同志会”所撮合的同盟军更有权威性，陈公博特意把流落海外的汪精卫请了回来，然后由汪精卫作为灵魂人物来任命与指挥这个反蒋的“护党救国军”。

一九二九年十月初，汪精卫从法国回到了香港，一下就使在上海活动的改组派们马上有了活力，同时那些已被蒋介石逼到墙角处的反蒋实力派们，一下就有了军队能够自保的权威依据。于是，一场在中国大地上国民党内所进行的大规模“反蒋”潮流已开始涌动。

再加上汪精卫一回来就打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的牌子，响当当硬邦邦地谴责蒋介石的“三全”大会是个人包办的不合法，而只有他主持的“二全”大会或二届三中全会才是合法的。

这一下，其号召力之大，在汪精卫周围，马上就形成了一个反蒋势力的“革命中心”。

于是，汪精卫开始筹建以他为核心的“合法”中央来，各反蒋实力派也纷纷前来与这个国民党的“第二中央”建立联系。接着，“护党救国军”的序列番号也拟定出来了，以冯玉祥的西北军为首，组成了八路大军，冯玉祥为第一路，阎锡山为第二路，张发奎为第三路……

自五月以来，只要谁先通电“反蒋”，谁就会被汪精卫排上顺序，然后给一个番号。

经冯玉祥和阎锡山在山西省五台县的建安村密谋，决定冯玉祥的军队先开始起事，阎锡山的军队随后跟进。

十月九日，冯玉祥部将宋哲元等先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列举了蒋介石的罪状，声言他们“被迫”起来反蒋。

阎锡山、冯玉祥即于十月十日回宋哲元等一电，称：“应从长计议，以求政治趋于正轨，仍望先行切实编遣，冀达诸同志救国之初衷，国事当由国人解决也。”

其实，这是冯玉祥与阎锡山在建安村设计的“双簧”。待他们商定好后，让冯玉祥的部将宋哲元等开始“反蒋”，而他俩则躲在幕后指挥。这是因为冯玉祥已辞职隐退，阎锡山还兼着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他们是不便振臂一呼的，所以只得让宋哲元等二十七人共同署名“反蒋”以代表整个西北军。

然后，阎锡山还在旁边装好人，还进行“规劝”，让外界，特别是蒋介石，还以为这“反叛”与他无关。

但是，宋哲元等二十七人却好像不听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劝告，而是在十月十日，联名发表了拥戴冯玉祥和阎锡山以讨伐蒋介石的通电，还列举了蒋介石的六大罪状，具体内容为：

一、“自蒋氏继任主席，滥用威权，包办三全大会，党成一之党，中央成一之中央。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天下为私”。

二、“自蒋主中枢，政以贿成。政府委员及财政官吏，非其私，即其妻党。狐鼠凭陵，秽闻昭彰。贪污之风，实甚于昔北京政府，以致开国正气，竟被蒋氏一手破坏无余”。

三、“连岁水旱成灾，遍及全国。仅西北各省灾民数近二千万。哀鸿遍野，奄奄待毙”。蒋氏对非嫡系部队，“常景十余月发一饷，死者无抚恤，伤者无医药，生者无一食。而蒋氏及其左右私党，骄奢淫逸泊享帝王之奉。军民交瘁，漠不关心。自蒋氏到南京。不足三年，前后发行公债四亿二千万元”。“蒋氏用总司令名义支用特别费，每月百余万元。凡此黑暗贪污，即榨取民脂民膏民血”。

四、“蒋氏狡悍阴鸷”，“毫无政治道德，权术自恣，诡谋百出”，“行帝王专制之淫威”，使“兄弟骨肉自相残杀。今年湘、鄂、粤、桂、川、滇、黔等省，战祸连绵，蒋氏一实为之涌。”

五、“蒋氏假借编遣为名，一面令竭力灭缩，一面自己加大招募。两度会议，皆属欺骗阴谋。近更向德国大购军械，暗扩军额。外标和平统一之名，阴行武力统一之实。”

六、“蒋氏自知多行不义，为国所不谅，乃更异想天开，学拿破仑三世之所为，利用外交问题，转移国人目标”。“此次中东路事件发生愈月。和平交涉，既无把握，武力抵抗更不准备，坐令俄兵出没边境，焚烧城池。边民数百万流离失所，财产损失，以数万万计，丧权辱国，薄海痛心。”

通电最后宣布：“蒋氏不去，中国必亡”，“即日出发，为国杀贼，万死不恤”。

宋哲元等人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所开列蒋介石罪状皆为事实，有一定的号召力。

随后，西北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杀来。

这一下，自张发奎九月十七日于宜昌扯起“反蒋”大旗后，广西的俞作柏也反了，现在西北军二十七人又联名反了，这一下可把蒋介石搞得手忙脚乱起来。

如果没有杨永泰等人在旁边给他出谋划策，可能他有三头六臂，也难挡住这个局面。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知道的，俞作柏“反蒋”，让金钱给收买了部下，使他还没有开始行动，就给拆台了。

张发奎要南下广东，却让何键的军队刘建绪部挡在了湘西，足足有一个月在沅江以北一直过不了河。

而冯玉祥的这个西北军蒋介石又该怎么办呢？在杨永泰的建议下，他采取的是两手战略，一手在军事上与西北军对峙，另一手则是分化瓦解“阎冯联盟”。

十月十日，正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的纪念日，也是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冯玉祥的西北军出潼关，进河南，对蒋介石属下的军队进行了大举的进攻。他们推戴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为副总司令，把冯部所有军队编成八路，公推宋哲元为西北军代理总司令，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

冯军沿着陇海路朝东边一路开进，其目标是攻洛阳，夺郑州和占开封。还有，孙连仲和刘汝明带着他们的两个师从紫荆关出去，直扑南阳；张维玺、田金凯那两个师，从武关出发，沿白河朝东边开进，直接威胁襄樊。

他们的安排是，如果襄樊一得手，就朝着江陵、沙市打，跟两广的张桂联军汇合。

十月十一日，南京方面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请其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

南京政府也在这一天颁布了三项命令，一是宣布宋哲元、石敬亭等“破坏编遣，背叛中央，称兵谋乱”，予以“免职缉拿惩办”，对其部队，令各路“讨逆军”，分别“剿办绥抚”；二是认为在中央供职的鹿钟麟、刘骥“图谋不轨，离职潜逃，均予免去本兼各职，着京内外各机关一体缉拿，务获归案严办”；三是令阎锡山部属朱绶先代理军政部长职务。

同时，蒋介石还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宣称“汉贼不两立，我不消灭‘逆军’，即为‘逆军’所灭”。

新投靠的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在十月十四日这天也发表通电，反对他们曾经的第二集团军“破坏编遣”，声讨石敬亭。

西北军三路人马一出动，开始是很顺利的。

孙良诚带着正面的主力，没费多大劲就把守洛阳的徐源泉那个师给打垮了，而且一下子就推进到登封、密县一带。

宋哲元指挥冯治安等几个师把临汝也给拿下了，刘汝明的部队也到了西峡，从武关出来的张维玺那个师已跑到了河口。

宋哲元和孙良诚这两路军，原来是靠驻陇海线黑石关的庞炳勋第二路军策应着，正准备安排部队去把许昌和郑州给拿下。

十五日，阎锡山发电给南京的赵戴文，答复五院长，表示对宋哲元等人的行动，要尽力制止。

十六日，为了对付冯军的进攻，蒋介石任命石友三为“讨逆军”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

“讨逆军”五路，具体是第一路方鼎英，第二路刘峙，第三路韩复榘，第四路何健，第五路唐生智。预备队总指挥为陈调元，运输总司令为贺耀祖。

明显看得出，蒋介石任命石友三为五路总指挥，那是有目的性的。前面这些人，作为一个小小的石友三，他怎么能指挥得动？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是蒋介石的一个策略，目的是用来麻痹“逆军”，再就是有意抬高石友三，害怕他看见西北军来了，招架不住会进行倒戈，还有就是石友三所处的位置正是冯军进攻的重点河南信阳，一旦被突破，西北军就要出武胜关直下武汉。

其实，真正的总指挥是他蒋介石，在前线战场上，谁也指挥不动谁。

蒋介石的安排是，唐生智、何成浚、杨杰这些人的部队，就在陇海路正面堵击，把阵地构筑得固若金汤，以阻堵孙良诚那几个师往东。方鼎英指挥的那几个师，则把他们布置在舞阳、叶县、西平一带，守住平汉路。刘峙指挥的蒋军嫡系有两个师，专门放在武汉，预备对各路军进行策应。

十七日，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

十八日，两军终于交战。

此时，蒋介石又任命一次阎锡山为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实际是在提醒他，不要把阵脚搞错了，他是南京这边的人，以此来孤立冯玉祥的西北军。

开战之后，西北军的攻势很猛，蒋方的“讨逆军”却节节败退。

就在这个关键点上，阎锡山却背叛了冯玉祥接受蒋介石的任命，还将西北军的兵力部署、装备情况等军事机密向蒋报告。

十月二十六日，正当西北军攻势很猛时，阎锡山突然发表声明，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并劝冯玉祥命令西北军各部停止进攻。

二十七日，战线已移至河南巩县与登封一带，并开始进入大决战。

蒋介石看见西北军攻势很猛，马上使用了飞机对他们进行轰炸。

西北军的侧重点是攻击登封、临汝一带，蒋介石估计战事可能会扩大，这样兵力就有些不够，于是马上又电令在重庆的川军整装待命，还发表了《讨冯誓词》和《政府今日之责任与国民现在之地位》一文，声讨冯玉祥，为自己的合法地位明胆壮威。

二十八日，因西北军攻势勇猛且声势浩大，使石友三部快抵挡不住，这时蒋介石慌了，马上亲自到汉口来督师，把嫡系刘峙所率的几个师派到关键位置去。

十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他要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阎锡山是他这边的人。

这一招很厉害，让一直处于模棱两可的阎锡山根本没法再背叛他去支持冯玉祥了。

十月三十一日，蒋介石特派何应钦、方本仁等到太原，代表蒋介石与阎锡山会面，目的就是稳住他，不能三心二意。

宋哲元等知道阎锡山是个两面三刀的人，所以起事时没有按原来约定的推举阎锡山为总司令，而是笼统地提出拥戴阎、冯为正、副总司令。结果正如他们所料，西北军发动之后，阎锡山却按兵不动。

这让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个窍门，于是就竭力拉拢阎锡山，任命他为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还承诺给晋军每月六百八十万元的军费，让阎锡山见钱眼开，动弹不得，从而陷西北军于孤立。

十一月一日，战争进入第一阶段的大决战，蒋介石抵达郾城前线来督师。

他看见西北军来势凶猛，有不可阻挡之势，于是在战场上不断增兵的同时，也在不断的采取政治手段拉拢阎锡山。所以，当冯军需要增兵时，阎锡山却按兵不动，这就把西北军搞被动了。

十一月五日，阎锡山宣布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同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以表示晋军完全拥护中央。

阎、冯再次分离，蒋、阎重又媾和。

随后晋军和西北军处于敌对状态。

在建安村的冯玉祥知道此事后大吃一惊，于是马上对阎锡山的“背信弃义”提出抗议，并开始绝食。他要向国人昭示，阎锡山是怎么样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

寄居在太原的李书城也表示抗议，认为阎锡山太过分了。

他是为了“反蒋”才到太原来的，如今阎锡山公开背叛自己的诺言，让他去专请冯玉祥，如今又把冯玉祥软禁在建安村，不让他回陕西，还公开投蒋。

为表明立场，李书城准备去建安村，与冯玉祥在一起。

十一月八日到十五日，是大决战的第二阶段，由于阎锡山的中途背叛，西北军虽很顽强，但已处于劣势的境地。

十七日到二十日，西北军所攻下的洛阳失守，接着马上陷入了蒋军与晋军的两面夹攻之中，粮饷和弹药也没法提供和补充了。但相反的却是，阎锡山不缺粮弹，蒋介石还给他送来六百八十万元的军饷。

这就注定了阎锡山要跟蒋介石走，不会去同情和怜悯正在苦战中的西北军。

阎锡山被蒋介石一收买，西北军就更惨了。首先是许多人知道阎锡山背叛了，晋军不会来支援他们，反而要来打他们，其士气马上就受到了影响。接着在战场上，唐生智、杨杰、方鼎英这几个人的部队却在密县、登封一带拼死挡住了孙良诚的进攻，使他根本无法突破，于是就只好放弃往后撤。

宋哲元听说孙良诚莫名其妙地在往后撤，以为他已投靠了蒋介石，于是怕前后受敌，就赶紧下令让自己这一路还有庞炳勋的那一路一块往潼关撤。

可这一撤就出乱子了，掩护撤退的魏凤楼那支部队太早，把龙门给扔下就不管了，结果被徐源泉的部队钻了空子来占领，这就把西北军还没有撤出的部队给拦腰切断了。

这一下，孙良诚的第二路军可就惨了，在撤退的过程中却遭到了前堵后追，搞得只有狼狈逃窜的份。

从战场上撤下来的西北军到了潼关，已是溃不成军。幸喜吉鸿昌把他的部队从宁夏带到了这里，并充任潼关警备司令，才使西北军稳住了阵脚。

二十几万人的西北军，其声势之大，却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就被蒋介石打垮了。原因何在？主要有下面三个：

第一，蒋介石在财力、物力、兵力上都占优势；

第二，蒋介石在政治策略上也压倒西北军，说他们是叛逆；

第三，西北军内部也不协调，在战场上不能相互配合。

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阎锡山再一次背信弃义。

事先讲好的是冯、阎共同“反蒋”，不然冯玉祥是不会单方面出兵的。

在建安村，冯玉祥的“绝食”持续了三天，这让阎锡山也知道了，但他无颜再去见冯玉祥，要他想开些。惟一能做的，就是居住在太原的那些“反蒋”人物加上冯玉祥的妻子李德全等，都允许他们去看望冯玉祥。

当李德全听说冯玉祥已绝食，就从太原去了建安村，劝他不管是什么结局，还是要吃饭，但没有效果。

进驻在太原的唐生智代表李书城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去联络冯玉祥所造成，心里非常内疚，马上和冯玉祥的顾问王瑚一起去建安村，劝冯玉祥进食，并表示愿意和他待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以抗议阎锡山的背信弃义行为。

冯玉祥听后，很受感动，这才开始吃点东西。

直到十二月十三日天津《益世报》上“载有蒋阎往来电文四则”，冯玉祥看后才知道阎锡山为什么会背叛他，也明白了他在这个建安村呆着，为什么到处封锁不让他出去，原来阎锡山早就和蒋介石勾勾搭搭，只是不让他知道而已。

但是，想两边取利的阎锡山，虽然当上了中华民国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却上了蒋介石的圈套。

当他看了蒋介石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的一篇改革政治的文稿之后，又在考虑，到底是“媚蒋压冯”还是“联冯抗蒋”了。

因为这篇文稿规定：“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能离职。”

这是蒋介石“削藩策”的具体措施之一。

按此规定，阎锡山必须离开他的老巢山西太原到南京去就职。这样，他的晋军也就逃不脱被蒋介石“编遣”的命运了。

刚刚把冯玉祥的军队平息下去，蒋介石内部马上又有人扯起了反旗。他不是别人，而是在军队中被蒋介石利用过的唐生智，还有那个“二心不定”的石友三。

三人有一个共同点，身体都显得干瘦，而眼神里却透露出一种捉摸不定的光。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不愿被蒋介石“缩编”的张发奎已和刚从香港、越南流亡返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联系上了，并联合发表“拥汪反蒋”的通电，以“护党救国军”的名义，举兵进攻广州。

中原这边，在上海改组派的联络下，驻军郑州的唐生智和驻扎浦口的石友三也参加了“护党救国军”，并宣布“拥汪反蒋”。

于是，在京沪一带的改组派中，一下又活跃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因为军队里有那么多人支持他们。

自三月以来，唐生智从白崇禧手中夺回自己的军队后一直想回湖南，但是蒋介石为防备他与曾经的下属何键搞在一起，就偏不要他回去，而是让他在华北一带驻兵，成为驻扎在保定、石门一线的第五路军总指挥。

五月时，冯玉祥在河南“反蒋”，蒋介石就把第五路军调到河南，与西北军对峙。

当第五路军总指挥部从保定迁至郑州后，唐生智应蒋介石之邀去了南京，结果就不让他回部队了，而是给他一个闲职，就是李宗仁曾担任过的军事参议院院长。

但那时，冯玉祥没有“反”起来，唐生智的第五路军就在郑州一带休整。

直到十月，宋哲元等出师潼关进军河南，蒋介石就把第五路军摆在了第一战场，让他们直接与西北军去厮杀，而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却放在南阳到平汉路的南段，以防西北军南下湖北。

由于蒋介石对唐生智不信任，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他都没打算放唐生智回部队，只是后来部下刘兴一再请求，才放他回去指挥。

但蒋介石对唐生智是不放心的，为了保证他在战场上不会倒戈，又从郾城到郑州来督战。

十一月下旬，唐生智带着第五路军终于在郑州堵住了西北军向东的进攻。这时，蒋介石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还对他亲热起来。

在郑州，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唐生智，还进行了拥抱，并许愿说，要唐生智去出任西北边防司令，把司令部就设在西安。

唐生智一听，就觉得他是在开空头支票。因为他是在哄小孩，那个西安是几十万西北军的腹地，就那么容易去占领吗？

十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回南京后，特写了一道手令，要所有参战部队都归唐生智指挥，称“听他的指挥，就等于听我的指挥”。

从这里不难看出，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些拿枪的军爷们，不论大小，只要有用，就随便许愿，无论是石友三，还是唐生智，都是要他们任总指挥，指挥全部参战部队。

但是，唐生智心里很清楚，要他指挥全部参战部队，除了刘峙的嫡系，其他人连他蒋介石这个总司令都不一定能指挥，他唐生智算老几，这不是在说瞎话吗？

再说，这所有参战的部队，不是已任命了石友三为总指挥了吗？蒋介石这样随便乱许愿，这不是引起他与石友三的矛盾吗？

说到石友三和韩复榘，在他们投靠蒋介石时，给他们许的愿是安徽省主席和河南省主席，但并没有落到实处，而是把韩复榘的军队调到开封，唐生智来郑州当那个河南省主席，把石友三的军队从亳州调到山东与河北交界的德州。

安徽省主席给谁了呢？又是那个接收济南的陈调元。

这让石友三耿耿于怀，觉得受到了很大的欺骗，于是顿起反心。

投靠蒋介石的韩复榘、石友三和马鸿逵三人，原来觉得这个蒋某人是不错的，但是一过来才知道上当了，除了在关键时给点钱是实在的，其他都是虚的。

正如蒋介石在回答冯玉祥的电报中所说那样，第一集团军的士兵生活水平较高，第二集团军生活水平较低，能吃苦耐劳，这就意味着他们一过来后，那些高生活标准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根本就不待见他们，把他们当“叫花子”看待。

于是，三人都有一种“自卑”的同感，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约定必要时相互关照。

哪知在蒋冯战争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十一月，唐生智居然和他们联系上了。

接着，石、韩二人与改组派在上海的总部也联系上了。

这时，唐生智已接到改组派上海总部的命令，秘密把他任命为第四路军总指挥。那时，改组派还命令韩复榘与石友三、马鸿逵联络，采取阵前倒戈。

韩复榘那时在开封，他派代表孙桐萱到徐州去与石友三和马鸿逵秘商。哪知马鸿逵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他一见这是个发财的机会，于是就卖友求荣，把这个秘密专门到南京去告诉给蒋介石。

这一下，蒋介石对马鸿逵就相当信任了，而对唐生智、韩复榘、石友三开始严加防范。

就这样，双方都在准备为给对方重重一击而寻找机会或等待时机。

恰在这时，居然出现了上海的改组派也派人来联络，委任唐生智为“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石友三为第五路军总指挥。

唐生智还在改组派的促使下，到处串联“反蒋”势力，除冯玉祥和阎锡山这两个大股东外，一些小股东也没有忽略，他们是陕西的宋哲元、湖北的夏斗寅、湖南的何键、河南的杨虎城、四川的刘文辉，还接到过汪精卫的指令，让他负责疏通张发奎与黄绍竑之间的关系，使他们捐弃了前嫌，共同“反蒋”。

在这些军阀中，唐生智的重点串通对象是阎锡山，他除了派李书城长期驻在山西外，又派袁华选去太原转达他的本意，只要阎锡山同意“反蒋”，他唐某人立马拥戴他为领袖。

于是唐阎协定，阎方派延国符为联络员驻唐生智部，并出五十万元经费作为唐生智部队的军饷。阎锡山还应唐生智之邀，答应代拟“反蒋”通电。

二人商定，只要唐生智在郑州起事，阎锡山就马上在太原发表“反蒋”通电。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唐生智认为时机已成熟。此时，石友三也等得不耐烦了，上海和香港的改组派也希望他们尽快动手，于是就决定在十二月一日正式起事。

哪知恰在这时，蒋介石却先动手了。

针对唐生智和石友三的不同情况，蒋介石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对石友三，蒋介石投其所好，先诱其就范，然后再给予制裁；对唐生智就没那么温柔，而是采取重拳出击，使其孤立无援，然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

十一月下旬，蒋介石正式委任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命令他率部到安徽就任。

二十六日，石友三将部队开到蚌埠，准备接管安徽省的政务。第二天，石友三又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意思是他已到了安徽，看在哪儿接管安徽省政府机构。

但此时蒋介石却不提这个事了，而要石友三抽调一部分兵力去广东支援陈济棠打张桂联军。

石友三马上敏感到，把兵力给他拆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这是蒋介石使用的“一石二鸟”之计，目的是要他去与张桂军拼杀以削弱“反蒋”势力。

为了不让蒋介石的阴谋得逞，石友三主动向他提出，干脆让他亲自带着部队去广东，他想他已是安徽省主席，这样做蒋介石肯定不会同意，因为他走了，这安徽省的政务怎么办？

哪知蒋介石却不是这样想的，而是很爽快地同意了。还说，只要他去，陈铭枢就任的那个广东省主席就让他来当。还说，他的部队可以在浦口上木船先到上海，再换乘轮船。

这一下，石友三可就没退路了。他想，这蒋介石也太阴险了，怎么会这样呢？他这不是劳师远征，得不偿失吗？说白了，蒋介石是想把他在路上拖死。他只有一个师的兵力，能够去当广东省主席？应该是去当炮灰。显然，这是蒋介石要害死他的一个阴谋。

但是，在蒋介石面前，石友三不好推脱，只能答应回去准备。可当他回到蚌埠后，改组派的代表却找上了门，并且说这完全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他们认为，石友三的部队根本到不了上海，最有可能会在那个木船上被全部缴械。

这一下，石友三幡然醒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于是，他立刻答应改组派的串联，决定破釜沉舟“反蒋”。

石友三决定“反蒋”后，与唐生智的联络也频繁起来，还不断把南京方面的情报传递给他，说蒋介石已派何成浚到武汉转平汉路督师。唐生智也告诉石友三，说山东的高桂滋也是他们一伙的，叫他十二月初起事，对身后的安全绝对放心。

他俩相约，当石友三炮击南京之时，唐生智即从郑州南下武汉。这一招，显然是让蒋介石措手不及，首尾不能相顾。

十二月二日深夜，石友三在浦口火车站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起事。

他先把蒋介石派到他部队的代表、兵站总监卢佐扣押起来，对在浦口的公安局、保安队、护路队实行缴械，随后把十多门大炮排列起来对准了南京城。

突然，一连串的炮弹向对岸的南京城“嗖嗖”地飞去。

顿时，江对岸那边到处都在爆炸，一时间把个平静的南京震得地皮都在颤抖，这让此时在南京城中的蒋介石大吃一惊。

他不知道又是哪个作乱分子对他不满了，马上打电话叫南京卫戍部队赶快还击。

炮轰南京后，石友三还发表“冬”电，列数了蒋介石的罪行，正式宣布反蒋。

第二天，石友三又发表“江”电，称：

“……兹奉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特任石友三为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指挥，因奉此遵，即于江日在滁州军次敬谨宣誓就职，谨率十万健卒直取南京……”

蒋介石知道后，心说：天啦，这打炮的居然是那个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像只羔羊的石友三，这人心也真是难测呀！

看来，这石友三还是一只喂不饱的狗。

但是，石友三并没有进攻南京，打炮也就示一下威，表明自己的态度。之后，在浦口大势抢掠了一番，连车辆都抢光了，然后才北撤，到徐州与蚌埠之间，与韩复榘和马鸿逵靠拢。

十二月十七日，石友三在蚌埠自组安徽省政府，任主席，但他的政权已不被蒋介石承认，而等来的却是一连串的追兵。

为了避开蒋军的追击，石友三在韩复榘、马鸿逵的掩护下，又转移到河南的商丘。

那时，江苏改组派也遥相呼应，在溧阳那个地方举行了平民暴动。

领导这一暴动的人，叫陶希晋。

陶希晋原名陶国华，笔名石言，江苏溧阳人。一九二六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后考入中央大学法学院深造。

当北伐军经溧阳向南京进军时，正在南京攻读法学的陶希晋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还担任过《溧阳评论》的主编，宣传反封建反军阀思想。

十一月二十日，为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实行独裁统治，时任江宁区反蒋暴动行动委员会主任的陶希晋，直接领导了著名的“溧阳暴动”，并攻破县城自任县长。

那几天，南京改组派还策划过由中央军校的一个航空教官驾驶教练飞机，准备在中央政治会议开会之时，炸毁中央党部的会议大厅，但因为天气不好只得取消行动。

不然，事情会更糟。

按约定时间，唐生智在石友三炮轰南京后也发表了有唐生智、宋哲元、孙连仲、徐源泉等七十五人签名的“东”电，宣布联合“反蒋”，电文揭露了蒋介石连年发动内战、招致外患的罪行，提出“救国之道，即在立息内争，一致对外”，呼吁“固望国内贤德，群起相助”，“同舟共济”。“有违斯旨，仍存自私者，即为全国公敌，誓当立予铲除”。“至于内政如何改良，应听国人解决。”

十二月三日，唐生智在郑州善乐园召集各团体机关开会，做了关于时局的讲话，其内容有六个要点：

一，“宜团结全国武装同志，速息内争，一致对外”；

二，婉转揭露蒋介石的劣政是由于谭延闿、胡汉民、王正廷这些老朽的包围所致；

三，鼓吹汪、蒋、阎合作才是出路；

四，反对非法的国民党“三大”，主张“护党救国，促成统一”；

五，为张发奎标功，表示要与该部“始终结合，一致援助”；

六，宣布放弃蒋介石给予他的第五路军番号，改称“护党救国第四路军”。

随后，唐生智还发表《拥汪联张》通电。

十二月五日，他又发“歌”电，宣称“奉汪精卫先生转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特任唐生智为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并颁发官防印信到部，遵于本日在郑州行营就职……”

一时间，反蒋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仿佛已处于众矢之的，有一种岌岌可危的感觉。

那几天，蒋介石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当时“两广”的战事已开打了，张发奎和黄绍竑开始向广州进攻，陈铭枢声称兵力单薄可能守不住。蒋介石马上派何应钦和朱绍良用轮船载了三个师去，让何应钦去坐镇指挥。

对唐生智发起的战事，在十二月三日，蒋介石急忙召集党国要员开会，谋求对策。

参加会议的有胡汉民、谭延闿、朱培德、孙科、古应芬、宋子文等二十多人。

商讨的结果是，目前阎锡山和张学良还没有公开打出“反叛”的旗号，特别是近在战争第一线的阎锡山。所以，只有争取阎锡山、张学良反对改组派，各实力派之乱才能平息。

在军事上，他们认为，对唐生智和石友三的“反叛”，重点应打击唐生智。原因是唐生智比石友三更具威胁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与改组派最大的祸首汪精卫有密切的关系，还牵涉到以前的旧部湖南的何键，所以不把他的气焰给打下去，将会后患无穷。

至于石友三，那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影响不大，让韩复榘、马鸿逵去牵制就行了。

之后，蒋介石派吴铁城去东北沈阳，以“劳军”的名义拉拢张学良。山西方面，派赵戴文回去劝说阎锡山，一定不要做有悖于南京的事了。

阎锡山与张学良早有往来。

唐生智在请阎锡山拟写“反蒋”通电时，阎锡山曾征求过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的回电是“党事由党人解决，国事由国人解决”，这言外之意是，蒋介石几乎把什么都揽在一起，那也是不妥的，还是要大家分担才行。

这话揉碎了再掰开，还是有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意味。

十二月四日那天，吴铁城从南京来到了北平，马上被记者跟踪采访。

他说，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带着一面党旗去东北，亲手交给张学良，并顺便看望一下东北军的将士们；二是打算在去东北之前，先去太原，等阎锡山正式当上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后，再前往东北。

五日，内务部长赵戴文带着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刘镇华，从上海启程回太原，完成蒋介石给他的任务。由于京浦路也有战事，他只好先坐船去青岛，然后再从陇海线回太原。

第二天，杨杰、方鼎英、王均、王金钰、徐源泉、刘春荣、魏益三等好几十位将领一起发电报声讨唐生智，说他们发现唐生智假借杨杰等人的名义发电报支持“叛逆”南京。然后，请求中央赶紧下令捉拿叛徒唐生智。

十二月七日，马鸿逵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让李鸣钟转交。信中说，马鸿逵父子俩受了蒋氏大恩，所以要全力支持中央，铁了心地要守住徐州这边的防务。他们发誓，不管怎么样都要站在“中央”这一边。

几天后，吴铁城果然在太原出现，而且给阎锡山故意透露他此行的目的，那就是遵循他阎总司令的意见，究竟是“反蒋”还是“反唐”，并说他还要到东北去劳军，也向张学良咨询同样的问题，最后一并转告中央。

这一下，阎锡山心里慌了。

他想，如果他支持唐生智，在东北的张学良却不支持而去支持蒋介石，那他就要受到蒋介石和张学良南北两面的夹击。

这个问题不是闹着玩儿的，得掂量一下了。

经过缜密的思考后，阎锡山觉得，为避免“两面夹击”，还是支持蒋介石为好。哪怕是表面上的，至少可以让自己从被动走向主动。

在东北，张学良已“易帜”南京国民政府，所以无论下面的那些“诸侯”怎么去反对蒋介石，他都认为是不应该的，因为蒋介石代表的是中央政府。

所以，在吴铁城到了沈阳后，把同样的问题让张学良回答时，而他却毫不犹豫地说，他支持蒋介石。

阎锡山知道这个事后，主动联系张学良，然后以他俩的名义共同发表联合通电，反对改组派，“毅然决然拥护中央”。

十二月十八日，阎锡山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说自己支持中央，一切都听中央的。

阎锡山在电报中告诉蒋介石，赵戴文已到达并州，并重申：“我阎某人自然会和你一起努力，共同奋斗。”并州，就是太原。

蒋介石看了很高兴，马上给他回电，对阎锡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肯定。

蒋在回电中说：“这点小叛乱，我和弟弟还有大哥，肯定能很快摆平它。”

蒋介石说的弟弟，就是张学良；大哥，即阎锡山也。

蒋介石在七月与张学良北平见面时，出于拉拢和利用，使东北在他的掌控之下，就提出要和张学良结拜为兄弟。

当时，张学良也欣然同意。至于什么时候举行的结拜仪式，阎锡山就不清楚了。

大势确定后，蒋介石这一下放心了，然后就专门来对付唐生智和改组派了。

为了鼓舞士气，他以“刘峙、夏斗寅、顾祝同、蒋鼎文、范石生、陈诚等”十七位中央军将领，在武汉联合发布声明，要一起对付冯玉祥、唐生智、韩复榘、石友三这几个人。

同时，他还特意给唐生智手下的第五十一师和第五十三师的将士们写了一封信，说：

唐生智带着两个师的将士走了歪路，希望大家能分清是非，把叛徒揪出来，好好教训一顿，让他们重新归顺中央。

之后，蒋介石调嫡系部队刘峙第二路军北上，攻打唐生智。

在战场上，唐生智也不全是孤军。

在洛阳以西，宋哲元、石敬亭和孙良诚带领的西北军剩下的部队，声称他们马上就要往东边开进，谁要拦着他们，谁就是他们的敌人。

看来，他们是想跟唐生智形成呼应。

唐生智的“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他共有三个军六个师一个旅约九万八千人。其具体序列为：

总司令  唐生智

参谋长  晏勋甫

第八军  军长刘兴

第五十一师 师长龚浩

第五十三师 师长刘兴（兼）

第九军  军长魏益三

第十四师  师长刘春荣

第五十四师  师长魏益三（兼）

第十军 军长杨杰

第四十七师  师长王金钰

第四十八师  师长徐源泉

直属骑兵第一旅  旅长安俊才

在这三个军中，杨杰的第十军不是唐生智的老部队，一旦“反蒋”，他们不仅要妥协，可能还会倒戈。魏益三的第九军虽然是唐生智的老部队，但不是嫡系，也声明“拥蒋”。

蒋军那边，讨伐唐生智的部队，也是三个军七个师十多万人，其具体序列为：

武汉行营主任 何成浚

前敌总指挥  刘峙

第一军  军长顾祝同

第一师  师长刘峙（兼）

第二师  师长顾祝同（兼）

第二军  军长蒋鼎文

第九师  师长蒋鼎文（兼）

第十一师  师长陈诚

第十三军  军长夏斗寅

第六师  师长赵观涛

第十三师  师长夏斗寅（兼）

新编十四师  师长杨虎城

夏斗寅和杨虎城，以前是支持唐生智的，可是他们都是顺风倒的“墙头草”。一看形势对自己不利，就倒向了蒋介石。

在这之前，蒋军已是占领着武汉的，还牢牢地控制了平汉线。第一师的刘峙本来是在西边抵御西北军进攻的，但唐生智却意外反叛，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于是赶紧命令刘峙带着他那个师掉头回援武汉。

那时候，蒋鼎文的第九师原本计划是从武汉乘船，顺长江东下上海去广州支援陈济棠的，但这里突然吃紧，于是又立刻弃船上岸，改道去信阳。

与此同时，陈诚的第十一师也是马不停蹄地沿平汉线狂奔，仅用了三天时间就赶到了河南随县。接着继续往北，到信阳去与第一师和第九师汇合，然后又一路北进，到确山一带去构筑防御工事。

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下达一道命令，任命何成浚为第五路军总司令兼武汉行营主任，杨杰为洛阳行营主任，王金钰升为第九军军长，徐源泉为第十军军长。

这些任命，是把唐生智取消的第五路军重新恢复番号，并以杨杰第十军为基础，再重新组建，实际也就是和唐生智原部队划清界限。

当天，刘峙在汉口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分两路进行出击，一路奔许昌，另一路则冲向郑州。

为动摇敌方军心，何成浚给唐生智手下的刘兴和龚浩发了电报，其内容是：

在此紧迫关头，烦二位务必劝孟潇赶紧抽身以退保性命。如孟潇执迷可不必勉强，但二位需各自逃生以免同殁。

同时他还给唐生智打了电话，劝他赶紧收手，放下手中的兵权，别再固执。

中央军的将士们全都胸有成竹，觉得打败唐生智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何成浚说，唐部的枪支数量还不到两万，这仅仅是国军数量的二十五分之一，他完全有信心在十天内把郑州给夺回来。

刘峙表示，他们是针对唐生智的现状来确定行动的，考虑得相当周全，预计一周内就能打败唐生智。

何成浚与刘峙二人商议决定，平汉线的防守，南边由刘峙第二路军负责，北边由何成浚第五路军负责。还有陕南那边，主要还是刘峙负责，而陕北则交给阎锡山的晋军去守护。

十二月十七日，刘峙亲自带着参谋长刘耀扬等两百多人去了信阳，想到那边看看军队的具体情况。

出发前，他还与那些紧跟他们的记者们说了几句。

他说：“咱们这边在陇海线、平汉线集结的围剿大军，足足有二十多个师。要收拾唐生智，那是易如反掌的事，请大家不必担心！”

第二天，刘峙手下的第二路军和杨杰第十军军部终于汇合，然后从左边沿陇海线一路推进，到了巩县。另一边呢，右翼的部队从禹县出发，去攻打许昌。

何成浚手下的第五路军，由王金钰和徐源泉的两个师联手，向郑州发起了进攻。

为了拉拢阎锡山，蒋介石指示各路攻打唐生智的军队，包括何成浚、刘镇华、杨杰、王均、徐源泉等人，都得听阎锡山的指挥。

这时候，夏斗寅的第十三军已占领了遂平，唐生智那边只能退到郾城防守。夏斗寅继续往前推进，唐生智又不得不退到许昌。

十二月二十日，阎锡山、张学良、刘镇华、陈调元、王金钰、刘春荣、魏益三、马鸿逵、万选才、刘茂恩等人纷纷通电，支持蒋介石，反对唐生智。

这里边已看出，刘春荣和魏益三已倒戈。

这一来，战场上的形势骤变。

第二天，石友三给蒋介石发电报，说：

“以后友三之一切行动，皆随钧座足后，只求别嫌笨拙，多给指点。”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刻让驻徐州的马福祥父子赶到蚌埠去找石友三交底，只要他听“中央”的，以前的“劣行”就不追究了。

也就在那个时候，方本仁、刘镇华、何成浚这几位大员却跑到太原去了，他们是去请阎锡山来指挥这场平定唐生智的战争。

这是蒋介石安排的，目的是让阎锡山和他站在一起，这样就没法“抽身”了。

由于形势的逆转，原本在唐生智电报上署名的那些人，比如宋哲元、韩复榘、杨虎城、何键等，都发通电说他们没参与，是唐生智瞒着他们加上去的，而韩复榘、杨虎城，还有孙殿英，他们不光否认，还调过头来支持阎锡山，发电报响应。

这一下，唐生智的处境更艰难了。

到了二十五日，何应钦从广州回到南京，然后到汉口以代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一封《给逆军将士》的信，信中劝唐生智赶紧离开他的部队，“要不然四面被围，马上就得垮，到时候不光输了仗，还得遗臭万年，这是肯定的”。

二十七日那天，太原上万市民聚在一起，给即将出行指挥讨伐唐军的阎锡山送行。

阎锡山已决定，派晋军第三十三师孙楚部从冀南出发，开到河南新乡和郑州去；第三十九师杨耀芳部，从石门出发，顺黄河南岸的荥泽开进；还有第四十二师冯鹏翥部，从北平出发，坐火车直达新乡。

十二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永久开除“宋哲元、石敬亭、孙良诚、鹿钟麟、薛笃弼、刘骥”这六个人的党籍，同时还撤销了鹿钟麟和薛笃弼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职务。

这是对阎锡山的一种震慑。

言外之意，他如果不听，想中途反悔，他们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

那天阎锡山看了这个决定后，心里像明镜似的，知道自己已骑上了虎背。

晚上，在何成浚、赵戴文、刘镇华、方本仁等人的陪同下，离开了太原。

到了石门后，换乘了那列曾经是慈禧太后用过的豪华火车，前往新乡。

一月三日，阎锡山顺利到达郑州。

一月四日，阎锡山在郑州碧沙岗烈士祠，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他借着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宣布了几项任命，让韩复榘担任北路军前线总指挥，把王金钰、王均、张顺德的三个师交给他指挥。王金钰师为中路军，王均师为左翼军，张德顺师为右翼军。

阎锡山特地给韩复榘分配了五百支山西制造的手提冲锋枪，还给了他四十万大洋的军费。

一月五日，韩复榘正式上任，然后和王金钰一起给唐生智发了电报，称：

奉副总司令阎之命令剿灭逆军，大军即刻出发，故请兄三思，如放下武器，出国避之，可免血腥之灾。

唐生智给韩复榘和王金钰等人回了电，说：

今日此事，非吾一人所想，都有不同看法，兄不必勉强……

刘峙的队伍和唐生智的部队终于打了起来，而且不分胜负。

唐生智的手下大都是湖南人，他们在北方守了很久，特别想回家，他们的战斗力很强，攻势也特别猛。

两边都拼得很激烈，伤亡也就很大，最后就僵在那儿了，谁也没占到便宜。

可是就在这个僵持阶段，天气却跟着捣乱，居然下起了雪。这大雪纷飞，使气温骤然变冷，而且地上的积雪居然有三寸厚。

战场上，到处都是士兵的死尸。但没有掩体的时候，交战双方都把它用来挡子弹。

雪过天晴后，是白茫茫的一片世界，仿佛这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可白雪下面覆盖的尸体，其红艳艳的血汁却是掩饰不住的，好像在控诉这里曾经有一场惨烈的厮杀。

这么多年，从没有下过如此大的雪，就好像在阻止这场争斗似的。

就在这僵持的时候，杨虎城的新编第十四师却加入了战场，他可不是来支援唐生智的，而是已“倒戈”来讨伐唐生智。

一出现在战场，杨虎城就表现出惊人的地方。他瞅准了唐生智的关键要害地点驻马店粮草弹药库，派了两个团去准备给它狠狠地一击。

唐生智手下的猛将刘兴，知道这里的重要性，于是马上派兵反击。

但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这样一来，唐生智的军队就慌了神，一部分朝着许昌方向撤退，另一部分则顺着陇海线往西逃窜。

韩复榘的队伍从豫东那边开始行动了。

但蒋介石对他不放心，怕他借“讨唐”的名义，转过头来打已精疲力竭的嫡系部队，所以赶紧下令，让所有部队赶快把唐生智的残兵败将给收拾了。

讨逆军们一路追到漯河，这时唐军已没力气跑了，就干脆把轻重武器都扔在火车上，整个团整个团地举手投降，人数可有上万呢。

此时，唐生智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如何办了，心里一直很窝火，于是就去问他的军师顾伯叙，一个随军且被信任的修行道僧。

顾伯叙要他写一个字。唐生智就在纸上随便写了一个“道”字。

顾伯叙看了说：“‘道’这个字，拆开来就是‘首’字底下一个‘走’，看来你还非走不可了，不然就来不及了！”

唐生智一听，仰天长叹了一声。

一月六日晚，他给韩复榘回了电，说他愿意暂时把部队交给刘兴，而自己则要出国。

还说，他主动放弃抵抗，但必须确保他的安全，还要给他一点路费。

韩复榘跟阎锡山说了这事儿，阎锡山又发电报给蒋介石，请求同意给唐生智五万元，并让刘兴任第八军军长。

一九三○年一月九日，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唐生智被迫通电下野。

之后，他花了大价钱雇了一艘日本商船顺着汉江一路往东，直接开到了塘沽，然后悄悄躲进了天津城。

至此，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所策划的最有希望的“反蒋”力量被摧毁，其“伟业宏图”也化为乌有。

阎锡山抵达郑州后，立马就让孙楚当上了郑州警备司令。

阎锡山和唐生智原本是联合起来“反蒋”的，但却让张学良的一念之差给搅黄了。如果张学良同意“反蒋”，那结局就不一样了。

所以，蒋介石想在这一次一并解决唐、阎的问题，以消除后患。

在唐生智宣布下野后，蒋介石就悄悄给韩复榘发了一封电报，要他在郑州抓捕阎锡山，然后把他扣起来。

何成浚也接到了蒋介石相同的指令，所以在火车站安排了许多便衣，暗中盯着阎锡山所乘的那列慈禧太后曾用过的火车。

哪知阎锡山却是一只老狐狸，他人虽在郑州，但却一直不下火车，吃住都在那上面，俨然过起了慈禧太后般的起居生活。

另外，为了确保阎锡山的安全，孙楚还悄悄安排阎锡山的参事张象乾二十四小时呆在郑州的电报电话局里，专门负责查看来来往往的电报内容，同时监听所有的电话通话。

有一天，随阎锡山而来的山西民政厅长南桂馨看见韩复榘带着那么多卫队来火车站，就劝阎锡山赶紧躲一起来，可阎锡山却没当一回事。

一月十四日晚九时左右，张象乾在电话局听到何成浚在给韩复榘打电话，马上就注意听，结果他们说的正是抓阎锡山的事。

原来，韩复榘已同意了去做这个事，因为他心疼老上司冯玉祥的遭遇，一直在琢磨看用什么方式报复一下阎锡山，哪知蒋介石的命令正合他的意。

可是，已经迟了。当张象乾听见他与何成浚通话后，马上去向阎锡山报告。恰在这时，中途投诚过来的刘春荣也悄悄递给阎锡山随从一封密信，信里说韩复榘要扣留阎锡山。

阎锡山知道，该是离开的时候了，但他表面上却装着无事人一般。待大家散去后，他马上打电话吩咐在新乡的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鹏翥，赶紧找一个火车头，再挂上一节闷罐子车厢，带上一连的兵来郑州，他有急用。

一小时后，这个火车头到了郑州，立马又掉头准备往北开。同时，阎锡山让第三十九师师长杨耀芳看好郑州以北的黄河铁桥，把黄河南边所有的民船都管控起来，再派一队人马到郑州西边的黑石关驻扎，以监视西边的动静。

一切准备就绪后，阎锡山已装扮成普通商人的模样。他戴着高高的毡帽，鼻梁上架一副黑圈眼镜，脖子上还系着一条大围巾，在赵戴文、孔繁蔚、南桂馨这几个人的簇拥下，趁夜色正浓时悄悄上了那列只有一节车厢的火车，然后向北疾驰而去。

第二天早上，阎锡山等人终于到了新乡。

这时，他才给何成浚和韩复榘拍了一封电报，说：

“太原事急，关福安不稳，不辞而别，后会有期！”

之后，晋军也陆续撤回到河北。

再说南边的“反蒋”，也就是两广混战。

十二月下旬，张发奎从广东撤退后，到广西中部的平乐、荔浦一带与桂军汇合。

之后，失散的队伍也陆续集中到了这里。一点数，只有一万四千多人八千多条枪了。

对一直被称为常胜将军的张发奎来说，还没有这么败过，所以他心里很郁闷。但在将士们面前，他只得强打精神，不能认怂，不然会扰乱军心。

接下来的事，就是对部队实行整编。毕竟，许多团、营按原来的编制已残缺不全。要重整旗鼓，就得重新编队。

为了唤起斗志，对于战斗部队，张发奎决定再次启用北伐时“第四军”番号。

部队编为两个师六个团，一个特务营，一个工兵营，由他任军长，韩汉英任参谋长，李汉魂任第四师师长，再由他兼任第十二师师长。

桂系那边的李宗仁也一样，恢复了“第七军”和“第十五军”的番号。

李宗仁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说：

“……总结各路护党救国军近两个月的战况，形势极为不妙，西北军、石友三部和我们张桂联军先后失败。我看以后不再用‘护党救国军’第三路、第八路的名称了，应该恢复北伐初期的队号，以振士气。”

待把部队整编就绪后，已是一九二九年年底了。

此时正值隆冬季节，风雨交加，寒冷刺骨，而士兵们大都还穿着单衣，有的还衣不蔽体，更其重要的是情绪很低落。

张发奎一看，心里也不是滋味，但士兵们低落，他不能低落，就是打断了肋骨，他还是要笑在脸上。他和李宗仁、黄绍竑商议，说休整几天后再去交战。

正在这时，那个“倒戈”将军桂军第一纵队司令吕焕炎却又“倒戈”了，他准备与陈济棠联合起来，对张桂联军实行南北夹击。

吕焕炎那个纵队，可有三个师。当时去进攻广州时，他们留下吕焕炎第一纵队留守广西，而把杨腾辉第二纵队三个师带走了。

那时吕焕炎带着一个师驻守南宁，目的是防备李明瑞从龙州来偷袭南宁，但他听说李宗仁、黄绍竑所带的第二纵队打了败仗后，心里又开始动摇，干脆去与陈济棠秘密联络，又打出“拥蒋”旗号。

这一下可就麻烦了，在张发奎和李宗仁的背后突然就出现了三个师的威胁，怎么办呢？

白崇禧首先想到的是和吕焕炎曾经倒戈的杨腾辉和黄权，他们现在还在第二纵队中掌权，如再出现异动，那他们就算玩完了。于是，秘密派人告诉张发奎，先把这二人扣起来。

张发奎想，这很有必要，就这么办。这样，他们总算免除了后顾之忧。

之后，张桂军在平乐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以讨论当前的局势。

具体地说，就是下一步怎么办？

经讨论，他们觉得现在吕焕炎守着南宁，还占领贵县、桂平、郁林等县城，已在他们背后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先平定吕焕炎的“叛军”，才是当务之急。

于是，他们让李宗仁和白崇禧从桂军中留一部分人守荔浦，以构筑工事防御陈济棠的粤军，其余的由黄绍竑率领和张发奎一起去讨伐吕焕炎。

他们的计划是，黄绍竑率桂军一部由荔浦、修仁经象县下武宣、攻桂平，张发奎率第四军沿邕桂公路，经柳州、宾阳攻贵县。

哪知张发奎攻下贵县后，正准备去会攻南宁，却发现驻守南宁的吕焕炎部的营长覃兴、杨俊昌、岑建英等，乘机叛吕倒戈，使吕焕炎不得不带着残部仓皇出逃。

真是一报还一报，吕焕炎终于尝到了俞作柏被他倒戈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滋味。

据说，吕焕炎已逃到了郁林。

此时，已入桂的粤军本来是准备要和吕焕炎两面夹击的，但知道他被人背后捅刀后，也仓皇撤退。

这一下，张发奎认为吕焕炎在郁林已成瓮中之鳖，只用一个团去围攻就足够了，剩下的主力可以随桂军沿西江直下，可以继续去进攻广州。

但此时，张发奎的部队已失去了后勤保障。据他后来的回忆说，要军饷没军饷，要枪弹没枪弹。

原来，他的部队到了广西后，就一直在靠广西省政府在供应粮饷和枪弹，这个政府主席还是黄绍竑。可现在他们打了败仗后，在后方吕焕炎又叛变，这军饷就没着落了。

毕竟，部队军费的开支，是靠下面各县来筹集，而他们控制的县目前很有限，且又在战乱之中，这怎么能满足得了他们庞大的军费开支？

那怎么办呢？张发奎说，缺子弹，就在战场上去捡弹壳，然后重新装上火药。

没有钱买粮买菜，就发鸦片充做军费，然后去卖了鸦片换成现大洋。

但是，张发奎想，这样做不能长久，要解决问题，还得靠打几个胜仗才行，不然部队就要散架了。

之后，桂军大部沿西江直下，占领了平南、藤县，已逼近梧州，张发奎军由横县经邕钦路直奔广东西南角，进攻钦州、廉州、化州、高州。这一下，就把战线拉得很长。

粤军在梧州驻扎，一看张桂军的战线太长，就马上打起了主意。他们准备集中兵力，从中间突破，由容苍公路向北流挺进，去解除吕焕炎在郁林被困的现状。

当黄绍竑获得这一情报后，马上由西江急调许宗武师来郁林会战，并令张发奎军由高州折回容县，截击正在前进中的粤军。

张发奎军由于兵力分散，已来不及集中，只好改由陆川边境转入北流与桂军汇合，一起阻击粤军。

这样，一场“北流战役”就不可避免了。

这是一九三〇年一月下旬的事。

当时参加会战的桂军有四个团，但不到四千人，是事情紧急临时抽调的，而张发奎的部队，只有二千七八百人先赶到这里，但蒋光鼐和蔡廷锴的粤军，却是两个师一万二千人。

张桂军的战略意图是，阻击由容苍公路挺进的粤军，不让它去郁林为吕焕炎解围，这样就形成了一场在北流县境内的阻击战。

当粤军沿容郁公路迫近北流时，张桂军已经把北流县城作为中心，沿蔗根山、罗村垌西南边沿经北流县城至容郁公路南端一线摆开了阵势。

黄绍竑是前一天乘汽车赶到这里的，在一个叫黄维的部下家里设了临时指挥部，仍以“护党救国军”副总司令的名义指挥作战。

当晚，黄绍竑在阵地后面的山坡下，集合许宗武的两个团和围困郁林的黄梦年团，举行了誓师动员大会，然后分头进入阵地。

第四军的部队由张发奎指挥，也进入了阵地。

以北流县城为界到蔗根山为左翼，由桂军占领，从县城到容郁公路南端高地为右翼，由张发奎军占领。

拂晓前，战斗打响了。

此时，黄绍竑已把三十多个督战队派到了阵地上，他们手拿一面有黄布写成红字的督战大旗，上书“不听指挥者杀”、“临阵退缩者杀”、“奸淫掳掠者杀”等字样。

战斗开始后，张桂联军虽比粤军少了一半， 但士气旺盛，士兵也训练有素，所以在头两天就击退了粤军的多次进攻。

在中段的许宗武部，在第一天还占领了平乐圩。

可是刚刚占领，粤军的飞机就来了。

这一下，他们可吃了亏。许多人根本来不及躲避就被轰炸和扫射，简直无法立足，只好退到原来的阵地上。

左边蔗根山的桂军，开始也是很顺利，后来却被堵在了平坦而宽阔的罗村垌。

时值隆冬季节，农田一览无余，所以这边有什么动静，那边马上就会知道。

这样，经过多次冲锋，都失败了，还冤枉死了不少人。

第二天，在第三次冲锋中，督战队亲自出马，随作战部队一起冲，而且还一边冲一边叫，不得跑在督战旗的后面。这样，督战队就像赶着一群发疯的野马，向粤军阵地冲去。

可是，当他们冲到射程之内时，粤军突然开火。顿时，马上又倒下很多人。

一次次的冲锋，就像割韭菜似的，割倒一茬又一茬。这看起来容易想起来可痛心，韭菜是要长的，人倒下就永远起不来了。

真是触目惊心，好像这个世界，最不值钱的，就是这“人”。

几十年的养育，一瞬间就没了。

一看见许多人倒下，后面的人还是有一种条件反射，马上向两边展开，接着又开始后退。

这就把督战队推到了敌人面前，他们只好硬着头皮作战。

但他们拿的是短枪，根本没法压住粤军的火力，弄得进也不能退不不是。

最后，选了一个较高的田基，躲在了后面，直到黄昏后才撤离。

第四天上午，战况更加激烈，黄绍竑亲到第一线进行指挥。

九点以后，右翼的张发奎部队，受到了粤军陆、空两路的配合攻击，伤亡惨重，只好放弃北流县城，由容郁公路两侧向郁林方向溃退。

靠近张发奎军的许宗武一个团也跟着撤退，这样就造成了全线动摇，都纷纷撤退。

这一下，就全部暴露在粤军飞机的射程之内，成了活靶子。

这些大铁鸟在空中来回飞舞，一会儿俯冲，一会儿腾空，俯冲时是一连串扫射，腾起后是一枚枚炸弹。

顿时，张桂军的队形，一下就被打乱了。

这好像注定了他们要全军覆没似的，因为大规模的粤军再进行追击，可一切都完了。但奇怪的是，那些被他们阻击的粤军却没来追赶，这简直是个谜。后来，这个谜终于被解开。

原来，飞机出动是粤军玩得一个声东击西的把戏。他们早就想撤出广西，但怕张桂联军在后面追赶，所以就以救郁林的吕焕炎为幌子，想绕过张桂军的视线，而真正的目的是想从梧州撤走。

但意外的是，他们居然发现张桂军堵住了去路，这才急调飞机来掩护他们撤退。

所以，当张桂军缓过劲来，正在庆幸没有全军覆没时，已看不到一支粤军的部队了。

这简直太狡猾了，真是出其不意！

但不管怎么算，张桂军在这次北流阻击战中还是一个失败。据张发奎后来回忆说，他的军队，至少有一千二百人阵亡。

却说那个小个子的邓斌，也就是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直到一九三〇年一月，才回到上海。

结果第一件事就让他感到棘手。他的老婆张锡媛快要生孩子了，他却什么也不懂，只好把她送进了宝隆医院。

此时，身边只有张锡媛的妹妹张晓梅，他只得求助于邻居邓颖超。原来，他们在上海隐蔽搞地下工作时是同租一幢房子，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楼上，而他和张锡媛却在楼下。

在他离开上海的这段日子，张锡媛是和她妹妹张晓梅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张晓梅在具体关照，但是她现在一听说张锡媛肚子疼，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待晚上邓颖超回来，才发现没对，这才叫赶快送医院。这方面邓颖超是有经验的，她是过来人，虽然和周恩来的第一个孩子没有带上，但她毕竟经历过。

有了邓颖超来帮忙，邓小平放心了。他一口一个“大姐”地叫着，听起来很亲切。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们俩是亲姐弟。

把张锡媛送进医院后，有邓颖超和张晓梅在医院里，邓小平这才有空去中央汇报工作。

他找到云南中路的那个天蟾舞台，向附近那家二楼卖湖南纱布的“福兴布庄”走去。

此时，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接待他的是布庄老板熊瑾玎，他们俩是老熟人了，也就用不着对暗号，只是熊瑾玎向里屋指了一指，又拿了一个凳子给他。

邓小平马上知道，里面正在开会，他只得找个地方坐下来等。

其实，邓小平的行踪，在进入云南中路后，就有人跟踪，那是中央特科的隐蔽人员。

他之所以能顺利上楼，还是因为他以前在这里上班，熟悉地形。他看见那个在窗口吊着的花篮还在，这就说明一切正常，然后才上楼。

而楼上，当熊瑾玎听到窗口观察的夫人朱端绶发出有人来了的信号后，熊瑾玎马上明白。

结果，他掀开门帘一看，原来是好久不见的邓小平，于是对他笑了笑，用手指了指里面。

邓小平会意，也对他笑了笑，然后就在门边找了一个凳子坐下，静静地等待。

朱端绶笑着，给他送来了一杯白开水。

熊瑾玎夫妇把这个布店打点得几乎是一切照旧，在表面上看，也不是很兴隆。但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种掩护而已。要真正做生意，只能到别的地方。

熊瑾玎现在已是中央机关的财务总会计，关于生意上的事，他可是真正的内行。目前在他的经营下，中央各机关的日常经费，基本都是靠他来解决。

那时，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机关要社会化、职业化外，作为熊瑾玎这个总会计，主要精力就是筹集经费和建立联络点，目前他已经开了三家酒店、一个钱庄，还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经营了一个印刷厂，同钱之光经营了一个织绸厂，与曹子建经营了一爿小洋货店，还入股了一家大型布店。

这些经营的收入，全部通过他这个总会计上账，然后又划归各机关去作为活动经费。

那时，各机关并非在一个地方。熊瑾玎这里，只是政治局开会的地方，或者叫中枢机关。而组织部，却在成都北路爱文义路小菜场旁边，军事部又在法租界新闸路经远里那一带。

邓小平一边喝着水，一边在想，中央为什么一定要他回来。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时，他听见里屋偶尔传出人声，好像是在争吵，这又是为何呢？邓小平在心里嘀咕着。

一会儿后，只听周恩来在里面喊：“熊老板，你进来一下！”

熊瑾玎一听，赶快从朱端绶手中接过一个温水瓶，提着进了里间。

不多一会儿，熊瑾玎出来了，他笑着对邓小平说：“伍先生要你进去！”

邓小平一听，马上把自己口袋里摸了一摸，那里面是一个笔记本，当然也基本上是他看得懂的各种符号和简图。他们这是搞秘密工作，不能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这个规矩他是知道的。

进去后，他看见屋子中央是一桌麻将，已被翻得乱七八糟。在麻将桌前，坐了四个人，他们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当然也兼任着军委书记、军事部长，然后就是宣传部长李立三和中央机关秘书长黄玠然。

自从邓小平走后，周恩来就把这个黄玠然任命为中央机关秘书长了。

除了黄玠然，这里都是目前中共的最高首脑。

此时，向忠发拿着一支烟正在抽，把整个屋子都搞得烟雾缭绕的，而在他的桌前，还放着半盒老刀牌香烟。大概是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使他不停地抽。

这时，周恩来看见邓小平进来，马上站起来，给他指了指墙脚的一只凳子，说：“把那个凳子拿过来，靠近我们坐！”

待邓小平坐定后，他感觉气氛有些不对。

因为除了周恩来跟他说话，其他几个都不吱声。

这时，只听周恩来说：“家里安排好了吧？！”

邓小平一听马上就明白，他是指自己的妻子张锡媛生孩子的事，于是答道：“安排好了！”

“好吧，现在你不要分心，把你到广西的事给我们详细地讲一讲！”向忠发终于开口了。

邓小平一听，马上从贴近胸部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来，然后就开始汇报起来。

此时，除向忠发外，另外几个人都开始拿出笔来在纪录。

原来，邓小平之所以被中央通知回上海，那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指责中央派他到广西去搞“统一战线”，是严重的“右倾”行为。他们认为俞作柏本来是一个军阀，中共却要和军阀联合起来搞“革命”，这是一种“右倾投降主义”行为，应坚决否定，马上撤回。

而且认为，和俞作柏、李明瑞这些军阀，没什么好讲的，除了坚决的斗争之外，没有中间道路，否则就会重蹈大革命那样的失败。

持这个观点的人，是由苏联来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

这个远东局是在一九二九年春才在上海秘密建立的，那时中共内部正在与各方面的“反对派”进行沟通与交流，先是中共顺直省委的不断换将，后是中共江苏省委的不服从领导，但都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一个个给予了妥善的解决，就连前不久又出现的以陈独秀为首的“取消派”，也是在周恩来的决策下对他们进行了开除党籍的处理。

可是遇到这个事情，他们就觉得棘手了。

因为它不是下级出了问题，而是上级认为他们出了问题。但究竟是不是他们出了问题，这得搞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才好下这个结论。

可是，作为共产国际的远东局，他们代表的是共产国际，只要他们说你那个“不对”，那就具备了很大的杀伤力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但怎么去联系，这各人有各人的搞法，可问题是，当你这个联系正在顺畅中时，却有人站出来说，你这个没对，这多多少少会使人感到不舒服。

而说这个话的人不是别人，却是在代表共产国际的远东局，不舒服是小事，得马上进行“整改”才能在他们那里过关。

好在这个远东局来中国，它只是指导革命，不存在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所以，代表中共中央发言的宣传部长李立三，就已出面跟这些俄国佬进行了交涉，可那个远东局的负责人雷利斯基却不认账，说与俞作柏的合作，这是变了相的右倾机会主义。

以李立三的火爆脾气，真想扇他两个耳光，可是一想到邓小平是周恩来派去的，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这个耳光也是不敢轻易去扇了。再说，就是要和他们争论，也没有准确的数据。这就只好把邓小平通知回来，先进行了解后再说。

一九二九年的军阀战争，也使身处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密切关注着这一恶性事件的泛滥与蔓延。中共对这些战争的定性，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没有哪一次是正义的，即军阀之间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拼死进行无休止的争斗。

从这些争斗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军阀们去忙于战争，却无暇顾及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土地革命运动。这就使革命力量潜滋暗长起来，如雨后春笋般的到处都是。所以，在中共这一方你不管怎么说，我只要把革命力量壮大了，就没有错。

目前，在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数据库里，截止到现在，各地的红军已发展到十三个军六万七千多人三万八千多条枪，其范围已遍布湘、鄂、豫、皖、赣、粤、桂、闽等省的一百二十七个县。

真是星星之火，正在燎原。

军阀战争确实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却使工农革命蓬勃发展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军阀混战未必是一件坏事，它可是一个历史的机遇，而中共是牢牢抓住了这个机遇的。

这一点，确实干得漂亮！

通俗地说，就是巴不得他们打起来。只要一打起来，农村中的土豪劣绅们就没有了依靠，这红军的“打土豪，分田地”，也就顺畅得多了。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军阀的军队实在是太多了，简直的说，就是多如牛毛。从蒋介石统一“编遣”的数据看来，目前共有二十八路军，按每一路军三个军九个师来计算，都是二百三十四个师二百多万人。这共产党的那点军队，去塞牙缝都不够，所以摆在中共面前的任务就是发展，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只要能发展，就是一个进步！

可就是在这么一个实际的情况下，远东局却说他们在向“右“转。当然，也就是在这么一个实际情况下，也有人看出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

先说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九二九年二月起，他们就向中共发出过四次文件，其每一次都是充满了理想化的苏俄式革命模式，把中国的情况硬要往这个模式里套。特别是十月二十六日的那封指示信，已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提出要把城市工人组织起来准备去进行“总政治罢工”，并把它和红军的斗争统一起来。

指示信认为，现在盲动主义错误已大致纠正过来，而目前的党内，应反对的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并说这是目前革命队伍中的主要危险。

再说中共这边。这些文件，应该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第一个先看到，但是这个向主席却不识字，只好交给他最信任的李立三看了给他说，这就让李立三在这些文件中也难免错误地判断形势，以为军阀们一混战，势必出现天下大乱，那个时候只要蒋介石政权一失控，那就是革命的高潮已到来了。

所以，从骨子里来说，李立三是赞成这个国际观点的。

这样一来，他和向忠发一起，与最了解情况的周恩来又发生了分歧。

于是，目前就出现了两方面的争辩。第一，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辩；第二，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组成的联盟，与周恩来的争辩。

按理说，李立三应该听周恩来的，他毕竟是南昌暴动那会儿周恩来的下级。但现在李立三已不是当时的李立三了，他代表的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这就不好说了。

所以，周恩来现在第一步的工作，是把邓小平通知回来了解一下广西的具体情况后，再去找远东局说话。

说到远东局，就要先说说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这些代表。

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罗明纳兹离开中国后，共产国际就再也没有派过代表来，而中共有什么事要和他们联系时，都是通过秘密驻上海的赤色工会代表米特凯维奇和阿尔布列赫特等转送，或者说他们也就相当于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理人吧。

但这一状态只是暂时的，没有维持多久，情况就变了。

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已明确不向中共直接派代表，而是专门要求中共方面派代表团驻莫斯科，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系。这样，就好像把以前的方式颠倒了一下，算是有一个定格的模式了。

可世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这个定格也只坚持了半年多，就又改变了。

因为时间一久，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内中共中央的政治沟通、组织联络、财政援助以及军事指导等，在莫斯科直接与中共代表团联系，似乎又不太放心了。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向忠发、苏兆征、项英等都是工人出身，其政治理论水平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必须有人在旁指导，这样就决定还是要派代表来中国。

说白了，就是当共产国际的指示难以在中共这些缺乏足够威信的领袖人物中体现与实施时，这些代表就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

由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书记处书记库丘莫夫，就在一次信函中特别强调了中共需要共产国际持续且深入去帮助。

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才决定在中国的上海秘密设立一个远东局，以协助中共中央，并负责联络远东地区各国共产党的组织事务。

这也算是自罗明纳兹离开中国后，在一年多以后，共产国际又恢复了以前向中共派代表的习惯。

那是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的事。当时，前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与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波兰人来到上海，在公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九号秘密建立了远东局。

共产国际给他们规定的方式是不参加中共的政治局和常委的会议，而只是驻扎上海，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在召开某会议之前或之后，去向他们请示和汇报。

哪知他们刚在上海设立远东局不久，就发现中共的领导人再也不是以前那样，提出什么就执行什么，而是具有了独立自主的倾向。也就是说，已不大愿意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

表现出这一动态的就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此时他已“超越”总负责人向忠发，对中国革命的路该如何去走，已有了新的思考，而得出的结论却又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越来越偏离，这就造成了意见分歧，最后还展开了争论。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远东局还与周恩来在军事方面的意见有冲突，在根据地的土地分配问题上，也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总之，共产国际的政策一执行下来，在实际的工作中就产生了偏差，所以使得中共方面没法执行。

现在被远东局指责的是中共对根据地富农的问题和游击战争问题，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赤色工会问题，特别是中共在广西和俞作柏搞联合。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共已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远东局刚成立后一个多月的六月四日，负责人雷利斯基在一封致中共的信函中指出，中共在组织工人运动方面存在不足。同时，还认为李立三在区分“左右倾向”的观念模糊，而对向忠发拒绝蔡和森返回政治局感到不妥。

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后，远东局又对会议决议的措辞提出不同意见，尤其是他们在十月的一项决议中，居然直接批评中共在对待富农、广西军阀以及红色工会等问题上，有明显的右倾倾向，同时对陈独秀的处理方式，也提出不同看法。

在中共方面，对远东局的指责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做了审慎地自查，但发现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特别是远东局在十月发出的那份决议，纯粹是一种小题大做，于是要求他们进行修改。

双方虽曾进行过面对面的争论，但未能达成意见的统一。

从十月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军阀混战一下就使中共领导层看见了发展的契机，准备在新的一年大干一场的。哪知，共产国际远东局却掀起了“反对右倾、强调不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的思潮。

在此背景下，时任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根据他对国民党内部混战将引发全国革命高潮的判断，逐步酝酿并提出了他那个著名的“立三路线”，也就不可避免的要产生。

他提出，中共需要准备一场全国范围的总暴动，并以湖北为中心，辅以顺直、广东、江苏等省份，同时配合湖南、江西、山东、满洲、广西等地的革命行动。他特别强调红军攻打城市的重要性，认为不必机械地等待城市工人总罢工。

他坚信，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所不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就足以成为世界革命的开端。

所以，关于远东局对中共提出的这些意见，马上就成了中共目前要应付的问题，即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这“右倾”的问题。

由此，中央政治局在主席向忠发的主持下，专门召开过会议研究对策。

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李立三、周恩来、项英、李维汉、温裕成、罗登贤等人，其研究的结果是，通知邓小平马上回中央汇报工作，先掌握了广西的具体情况后，再去与远东局交涉。

这样，才有邓小平被通知回上海这一情况。

现在，邓小平开始向领导们汇报了。

这时，黄玠然站起来说：“你别慌，等我先介绍一下，你得记住！”

然后，他指着向忠发说“这是特生先生”，再指着周恩来说“这是冠生”，最后指着李立三说“他叫柏山”。

邓小平一听，心里顿时明白，由于形势在变，他们把化名也改了，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

邓小平点了点头，然后坐下来，认真汇报起在广西的工作来。

他把去广西后分成了四个阶段，并进行了简单的回顾。这四个阶段，即：

一、军委（即前委）未建立前，士兵运动没能按计划进行；

二、他去后建立了军委，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士兵运动，并陆续派人到部队中去；

三、派的人去后，教导总队也变成了红色，完全可以拖出来发展游击战争，但却引起了敌方的注意；

四、俞作柏反蒋失败到现在，已将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拉到右江百色、左江龙州，准备正式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

讲了大致的经过后，邓小平接着对以后应采取什么方针，做了一些建议。

首先是军队的建设。他说，要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士兵待遇，做到官兵一律平等，在成分上改造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加强军中政治工作，注意维护党纪与军纪。

在发展方向上，应把左、右江联合起来，然后推向湘粤边界，以造成与朱毛红军会合的趋势。

对于前委的工作，则要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府，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地烧杀，一切工作向着群众。

对于苏维埃政府，要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对小商人实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健全地方党的工作。

最后他谈到，目前红七军和红八军中的军事干部是不缺的，缺的是政工干部。地方党的组织，以前基本没有，目前要建立，党的组织干部也是很缺。

当地农民的现状是，生活很苦，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自耕农多，但大都很穷，豪绅对农民压迫很厉害，因此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积极性也很高。

在谈到广西的经济现状时，他说，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现在红军的军费问题，一是靠扣留一部分鸦片，一是靠加重鸦片交易者的税收。

待邓小平汇报完后，大家进行了讨论。

在讨论中，向忠发和李立三对广西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意见相当尖锐，一看就具有浓厚的“左”倾意味。

这显然是受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责后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们只能在这里责问邓小平，想得到一个结论后好去回答远东局。

周恩来说：“远东局的批评是对的，目前我党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否则将会被其出卖。两年前，蒋、汪出卖革命的惨痛教训，是决不能忘记的！”

李立三说：“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的暴动，在今天就应有这个坚决的准备，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的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

向忠发说：“要扩大武装暴动的范围，组织区域性总同盟罢工和进攻主要城市。”

李立三说：“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之斗争。不然，远东局又要指责我们是在勾结军阀。”

向忠发说：“中国革命正在军阀矛盾的激化中掀起新的高潮，要特别警惕像俞作柏、李明瑞这样的军阀人物利用工农武装力量去达到他们统治的目的。”

……

大家发言之后，邓小平对这些意见乃至责问作了答辩。他现在知道了，原来是共产国际跟大家过意不去，但是作为他的性格，骨子里就从来不是“人云亦云”的人，而是有一种独立思考的判断。

根据他不袭人故智，不当“和事佬”的性格特征，他必须要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就远东局的主观臆断和误解，进行必要的澄清与辩护。

他说：“对俞作柏，我们当然不好说对他存在什么幻想，后来的结果表明，他确实靠不住，所以我们甩开他，是对的。”

但对俞作柏手下的李明瑞，邓小平则说：“李明瑞是一员虎将，他的习惯是听命于决策者。现在他已投到红军这边来了，是诚心要加入我们的革命的。关于这件事情，我和他谈了几个通宵。”

他继续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是北伐名将，是反蒋勇士，在军阀的队伍中，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都不乏有爱国的热情和报国的志向，只是走错了路。所以，我认为只要他们能回头参加革命，其影响力是很大的，这就是我们要接纳他的意义之所在。”

他还说：“李明瑞一旦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就可以去影响桂系军队中的下层军官与士兵，这样就会动摇桂系军队中的战斗力。所以，我们应该接纳他，而不是把他拒之门外。中央派我去广西，就是搞统战工作的。我们应该根据他的志愿与表现，把他吸收为党员。这个需要你们考虑，因为他毕竟不是普通的士兵，为了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我在前委会上已表了态，准备拟任他为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 ”

邓小平的话音一落，李立三马上表示反动。

他说：“怎么能这样做呢？你们这是先斩后奏，不能算数！这李明瑞，究竟有几层可靠的把握，你们详细的考察过吗？再说，中央以前不是有明文规定，不发展国民党高层军官入党吗？”

一系列连珠炮似的质问，就像暴风雨前的水滴，噼里啪啦打在了邓小平的头上，使他感到心里发凉。

此时，周恩来没有做声，态度很暧昧，看不出是支持还是反对，只见他把目光转向了向忠发。言外之意，是让这个当主席的来拿主意。

但此时只听邓小平说：“既然柏山同志是这个意见，我也就不好说了。但是，我很愿意奉陪你亲自到广西去看一看，然后再做决定。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员，我只能向自己的责任与良知去保证，李明瑞是可靠的，如果不吸收他入党，就是我们的一大损失。再说，如果他找不到出路，可能还会回到国民党那边去……”

后面的话他就不说了，聪明的人都知道，回到国民党那边去是什么后果，那就是将来可能还要和我们在战场上相见，那时就是他来打我们，这何苦呢？这不是多增加一个劲敌吗？

这时，只听向忠发说：“你们就别争了，这个事情我来决定，既然李明瑞愿意加入，就让他加入吧，反正我们这里也没有大酒大肉。来，就是受苦的，看他能坚持多久？”

此话一出，屋子里顿时沉寂下来，再也没有人发话了。

显然，这是政治局主席的意见，尽管话语中有些不近人情，但毕竟是起了效果。

这就让李立三不好说什么了，也为邓小平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之后，化名“冠生”的周恩来马上作了结论性的发言。他说：“广西是适合于革命的发展，也适合于反革命势力的生存，所以邓斌同志需注意，这一时期还不能怎么乐观。在政治上，我们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去考虑，同时也要加紧对红军政治纲领的宣传，建立经工农群众大会选举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会、农会等群众性组织。在军事上，要明确前委是军中党内的最高机关，要开展士兵运动和扩大红军。在广西那边，红七军兵力应相对集中，龙州亦应与百色兵力会合，以与广东、闽南、湘赣的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前途。”

这个结论性的发言，虽然未能脱离中央当时的“左”的方向，但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和求实地分析了广西的形势，指明了广西红军今后的工作方向，显然与那两位的发言风格与水平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结论性的发言中，周恩来没有提及李明瑞的问题，这无疑是对邓小平的建议已通过表示了默认。

邓小平本来在做记录，当他发现周恩来没说了，这才把头抬起来，此时他看见周恩来正用温和的目光看着他，于是会意地向他一笑。

此时，他心里顿时轻松下来，马上想抽一支烟。可一摸，兜里的烟盒已空了。

正在翻找时，黄玠然轻轻点了他一下，再指了指桌上。原来，他看见向忠发面前有一盒烟，便提醒邓小平去要。

这时，邓小平对向忠发给他解了围还心存好感，于是马上走过去说：“特生先生，把你的烟借一支哈！”

向忠发抓起那半包烟，显得很大方地说：“拿去吧，这些都给你了！”

邓小平接过烟盒，抽出一支后点燃，猛吸了一口，然后把烟盒又放到原处，说：“我只借一支，剩下的还是你来抽！”

向忠发向他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对邓小平的广西之行做了详细地了解后，现在大家心里更有底了。

原来，他们曾决策，想在广西和俞作柏长期合作“借鸡生蛋”的战略，其实并没有实现。或者说，已没有这个机会了。

好在邓小平已把能够拉出来的部队及时地拉出来了，而且还拟定要建立两个军的编制，这就又是另一番战略布局的思考了。

再说，目前共产国际的指责，仿佛一下就不存在了。什么与军阀俞作柏的合作？俞作柏已不存在了，红七军、红八军已建立起来了，中共又在哪里输了理？

但是，此时周恩来却觉得，这次与远东局的争论其实从根本上还没有解决问题。

广西的问题，那只是一个方面，其他还有富农问题、游击战争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而且从争论中可以看出，有些是根子上就发生了问题。

简单地说，就是远东局也没有错，是他们在执行国际的政策，也就是共产国际照搬苏联的模式，而苏联的一些情况与目前中国的实际并不一样，这就出现了偏差。

再说，共产国际所承诺的经费问题，却迟迟不能到位，这也是一个问题，要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去催，也是无济于事。这边远东局的阿尔布列赫特就是专门在管这个事的，可找了他几次也是依然得不到解决。

阿尔布列赫特说，要把他手中存放的大量货物抛售了，才有这个希望。

这不明显是画饼充饥吗？

看来，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还需周恩来亲自去苏联跑一趟，直接去找季诺维也夫或斯大林谈一谈，可能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关于这个动议，周恩来决定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而且按照组织原则，那个远东局给他们在十月二十六日的指示信，政治局在讨论后要汇报的。也就是与远东局分歧最大而进行争论的那封信，如果周恩来要亲自去找共产国际或者斯大林，这封信中共没有通过好像也不行。

所以，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周恩来亲自到苏联去，已解决分歧的问题。对于那封指示信，原则上接受，但中共必须保留意见。于是，在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以政治局的名义发出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周恩来要去准备一下材料了。这次他要去苏联，由于发生中东路事件后，从哈尔滨到满洲里去苏联路已中断，他只得另外选择一条路了，看来只有从香港坐船经马六甲海峡、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走法国、德国这条路了。

邓小平向党中央汇报了广西的工作后，终于如释重负，这才又跑向宝隆医院去看她的妻子张锡媛。

结果，孩子生下来了，是一个女婴。

邓小平心里很高兴，但也很怅然。

他想，自己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这个平时都有些生畏的“爸爸”身份来，这好像有些太早了一点。

试想他就是因为不听他爸爸的劝告，一定要到重庆那个留法预备学校去读书，结果和伙同一些同学来到这个上海参加那个法语速成班，之后就刹不住脚，一起跑到法国去勤工俭学。这一下可好，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推进了革命的洪流，现在还有机会回去见他爸爸吗？

他估计，可能很难。但如果真的回去了，他爸爸一听说他现在是在提起脑壳干革命，肯定会臭骂他一顿的。

邓小平出生在四川广安县一个小地主家庭，父亲邓绍昌是一个在当地很有名望的教书先生。

为了要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他给父亲写信说，是去留学，为此他父亲还变卖了一些土地给他凑足了三百块大洋。其实，去法国，是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养活自己，只有靠公费养活的才能称得上留学。这显然是怕父亲反对，邓小平才打了一个擦边球。

所以，现在他也是当父亲的人了，才真正体会出当年他父亲的不易。子女一封信，就骗了他三百块大洋！

现在正是他开创基业的时候，这女儿却出生了，将来又会采取什么方式让他去给她凑钱呢？

不过，这女儿似乎来得早了一点，他马上就要进入戎马倥偬的日子，又怎么去照顾她呢？

唉，看来以后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一阵胡思乱想后，他就去了医院。

可是当他到了后，不幸的事居然发生了。

原来，张锡媛在医院里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居然得了产褥热，没救过来就断了气。

这个打击让邓小平顿时黯然失措。

刹那间，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那时，小姨妹张晓梅把生下的孩子抱在怀里，而邓颖超正在医院里帮他交涉。

看见邓颖超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他的眼睛马上就湿润了，隔了多久，才从喉咙里终于蹦出几个字来：

“大姐，真是难为你了……”

后面的话，邓小平再也说不下去了。

这时，邓颖超和蔼可亲地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都是自己人，就不要客气了，你要坚强一些，这个事谁也没料到会是这样！”

“大哥，这孩子怎么办呀？”张晓梅眼里还挂着泪花，她怯怯地说，“刚生下来就没了娘？”

这倒给邓小平出了一道难题，他一个年轻小伙子，突然多了这么一个小生命，还真把他难住了。这该怎么办呢，他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呢？他马上没了主意，只得说：“孩子她外婆不在这里，你先管两天，我马上给她外婆写信”。

这时，只听邓颖超说：“孩子现在主要是得给她喂奶，这附近可能不好找妇女。这样吧，我们共同来想办法！”

邓颖超和周恩来结婚后，本来是怀上了孩子的，哪知就是在转移的过程中颠簸得厉害不慎流产，所以后来就一直没有孩子。其实此时，她也在想，如果能把这个孩子养活，将来就做她的孩子，也算是让张锡媛这个小妹能够在地下安息了。

哪知就在关键的那几天里，孩子却得了肺炎，那时叫中风，也没有养活，夭折了。

这让邓小平更是雪上加霜，不知道该如何办了。

还是邓颖超出面找了几个妇女会的女同志，把张锡媛和孩子的后事料理了。至于埋葬在哪里，那得退后一步再说，因为上海这个地方非常复杂，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不能大张旗鼓去联系墓葬之地。

按照他们的商议，还是通过特科的李强去联系那个墓葬地吧，去年有两个逝者都是李强去办的，一个是苏兆征，一个是罗亦农。

现在李强不在上海，据说去香港了。

看来只有等他回来，才能落实这个事情了。

妻子张锡媛突然没了，孩子也没有保住。

这让邓小平十分悲痛，这可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被打击。

此时，他久久地凝望着妻子挂在墙上的那张清秀的面孔，心里充满着无限的爱怜，其思绪却回到了前几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岁月。

那是一九二五年秋天，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有六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学习。当时赴法勤工俭学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邓希贤，因遭到法国政府驱逐，与同伴傅钟、任卓宣等，奉命于第二年一月从巴黎经柏林，来到了这个中山大学培训。

这邓希贤就是邓小平，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改称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到一九二四年，他被直接转为正式党员并担任青年团小组长。

那时，在他的团小组里，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蒋介石儿子蒋经国，而另一个就是他今天去世的妻子张锡瑗。

张锡媛是北京房山良乡人，一九二五年到北京城后，在李大钊、赵世炎等领导的北方支部中加入了共产党，后又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这样，他们俩就相识了。

张锡瑗与邓希贤同在一个党小组，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对国内国际一些热点问题，常进行讨论，其认识和观点都很一致。那时，张锡瑗说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使邓希贤觉得好像在听广播，而他操着的那口地道的四川广安方言，又常逗得张锡媛发笑。

时间久了，她也会说“对头”、“啥子”、“咋个”之类的习惯用语，还有那骂人的“龟儿子”。

当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时，她就打趣地说：“好，下面还有啥子意见，你们咋个不说了？”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邓希贤仅学了一年便奉命于一九二六年年底回国，进入了冯玉祥的部队从事政治教官的工作，而张锡瑗却还继续在苏联学习。

但是，在第二年的“八·七”会议后，邓小平在武汉遇到了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锡瑗。

此时，邓希贤已改名邓小平，在中共临时中央任秘书，而张锡媛又被分配到中央来任秘书，并在他手下工作。这让张锡瑗不得不说：“看来，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我总是被你领导。”

“你没发现，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吗？”邓小平笑着说。

此时张锡媛一听，脸上顿时出现了一道不易觉察的红晕。

没多久，他们就随中央一起迁回了上海。

当时，迁往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就有二百多，为了安全，各机关之间禁止往来。

在中央机关内，也设置了直属支部，书记由当时担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邓颖超兼任。

邓小平和张锡瑗都在这个支部里。

机关人员多以开设各式各样的铺子作掩护，邓小平就在中央机关附近的楼下开了一家杂货铺，卖香烟、肥皂、火柴等日用品，张锡瑗也就成了这个杂货铺的女店员。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机关要职业化、社会化。这既可以维持生存，又可以做掩护。但具体去做，免不了又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如何去掩护？那就是扮龙得像龙，扮虎得像虎，不能有半点疏忽。

也就是说，你是装扮的有钱商主或老板，就得穿长袍，戴绅士帽，女性一半都被作为太太看待，那就得梳髻子，穿旗袍，还有高跟鞋或绣花鞋。

张锡瑗长得很漂亮，白净的脸庞显得很秀气，再加上一身阔小姐的打扮，简直就把和他一起工作的邓小平给搞得着迷了。

当然，她这形象，也招来许多追求者。

为了工作，她有时也免不了要逢场作戏一番。这一下可把邓小平给搞慌了。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经过多次“进攻”，终于把张锡媛这个“堡垒”给攻下了。

一九二八年春，他们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记得就在那个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餐馆，邓小平为感谢大家来祝贺，在那里置办了几桌酒席。那时，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也来了，总共一起有三十多位。

礼物都送的很简单，经济价值不高，纪念意义却很浓，这是真正体现出共产党人的友情与廉洁。

结婚后，他们曾经有大半年时间与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一栋楼里。那是在公共租界那边，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住在楼下。

那时，邓小平要陪周恩来外出，张锡瑗就搬到楼上与邓颖超做伴。

但是去年八月，邓小平化名“邓斌”去广西时，张锡瑗有身孕的肚腹已微微隆起。她深情地对丈夫说，要不是身子不方便，她真想和他一起去。

在房山县良乡，张锡媛家里有许多弟妹。大妹张锡瑞是与她一起参加革命的，又一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却去了天津，可在从事地下工作时不幸被敌人抓捕，然后惨遭杀害。小妹叫张锡珍，也就是在医院里抱着孩子的那位张晓梅。

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后，就把小妹接到上海，给她改名叫张晓梅，并介绍她入了党，还安排她在中央职工部工作。

之后，邓小平看见张晓梅已成大姑娘，怕在上海遭坏人欺负，就把在苏联中山大学时一个叫徐冰的同学介绍给她，让他们结成了夫妻。

邓小平去广西后，张锡瑗就由徐冰和张晓梅护理与照顾，同时还有邓颖超、王若飞夫人李培之、霍步青夫人朱月倩等也在关照着，这就使出门在外的邓小平感到很放心。

张锡媛就像众星捧月似的被大家关爱着，却没想到是这么一个结局。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张锡媛不在了，屋子里显得很冷清。

到了晚上，邓小平连取暖炉也懒得烧，就和衣躺在了床上。此时上海已进入隆冬，他感到今年特别冷，被窝半天都不暖和，屋子里简直像冰窖。

没有火，也没有灯光。这时，邓小平觉得，还是在广西和同志们在一起快活。

这上海虽是大都市，可没有经济支撑，那就什么都不是。而如今，妻子也没有了，上海这个地方，对于邓小平来说，简直就是个透心凉。

这几天来，邓小平老是睡不着，就披着衣服坐在床上，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烟。

关于邓小平的不幸遭遇，周恩来在一个晚上专门去看望了他，而且第一句话就是：“作为男子汉，要坚强地挺起胸部来，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了！”

然后，又对他说：“中央决定，你还得尽快回广西，李明瑞的入党问题，我们给他批准了！”

邓小平一听，精神为之一振。他估计也是这种结果，理由就是向忠发已表态了嘛！

那天晚上，周恩来和他谈了以后的工作该怎么抓，而且告诉他，李强去香港是为了安装电台，以后广西要和中央联系，可以通过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再由他们转中央。

几天后，邓小平已恢复了正常。

这时春节快到了，可他决定要离开上海了。

因为他在周恩来面前已保证，必须以最快的时间赶回广西，把李明瑞牢牢地抓住，然后在那里发展红军，开始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以回答共产国际远东局，不是他错了，而是他们错了。

在除夕快要来临的前一天，也就是一月二十八日，邓小平登上了去香港的邮轮。

到了香港后，他正准备搭乘去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也就是越南的轮船去广西，但一想到广西不能直接和上海通电报，就想去找李强再咨询一下。再说，张锡媛还没有安葬，他还得亲自去请李强帮忙。

于是，他决定去会一会李强后再走。

通过地下交通，邓小平终于找到了李强。

原来，他俩的私人关系很不错，所以一见面也无需客套。邓小平问：“你现在安装的电台，如何能使广西直接与上海联系呢？”

李强说：“那是需要大功率的电台，如今还没有，所以你只能靠发到香港来，让广东省委中转一下。”

关于中共秘密建电台之事，其历史并不长。

那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当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后，为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随时取得联系，他指令中央特科的张沈川、李强开始建立中共地下电台。这既需要技术又需要材料，同时材料还不能公开去买，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二人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于上海的极司菲尔路福康里九号第三层楼房内，安装了中共第一部秘密电台。

据说那个发报机的密码编制，还是周恩来亲自动手编的。接着，他便开始培训起第一批报务员。

到了十二月，当邓小平还在广西时，他又派李强他们去香港，准备在那里建立第二部秘密电台，现在又建成了，从此中央与中共广东省委，就可以直接联络了。

此时，李强把广西百色用电台如何联系香港的有关呼号、密码都告诉给了邓小平。

这一下，广西红军与香港的联系，也就不再让交通员千里迢迢地跑了，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这一年，邓小平就在香港和李强他们一起过了春节。之后，大家都要离开香港了。这时，邓小平才说出他的妻子张锡媛不幸去世，其遗体还存放在上海的宝隆医院，拜托李强回上海后把她下葬一下。

李强一听，非常惊异，原来邓小平心里存着这么大的事，现在才对他说。真是沉得住气！

怎么说呢？于公于私，他都不会拒绝，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关于安葬之事，李强后来回忆道：

我在上海江湾的公墓，幕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立碑人用的也不是邓小平的真名，而是随便起的一个名字，这些都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当时埋葬这些同志多用假名，罗亦农用的是毕觉，苏兆征用的是姚维常。

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和她的妈妈，还有一位姑娘，我们安葬好了以后按当时的规矩祭奠了一下。后来我们才知道，同我们一起去的那个姑娘就是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