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川府的改土归流

东川府的改土归流

王思联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大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大发展。中国历史上，封建国家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大多采用世袭策册封、经济抚慰、政治控制的羁縻政策，即经历了一个从放任不管，到推行羁縻政策，再到土司制度的过程。

所谓的土司制度，就是一种“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也称为“羁縻政策”。传统中原王朝认为中国为华夏，四周为四夷。这些蛮夷居住在偏远的不毛之地，“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因而采取“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册封当地民族首领以虚衔官职，让他们定期向中央朝贡，这就是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经历了元朝的确立，到明朝的高度发展，再到清朝的逐步废弃。土司制度对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挥过重大作用。

1271年，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吸取前朝对西南地域统治的教训，进行改革，形成了“参用土酋为官”的制度。即授予主动归附元朝的少数民族酋长官职，让其得以继续统治其原有的势力范围。《元史》记载：“平伐、都云、定云、酋长宝郎、天都虫等来降，即其地复立宣抚司，参用其土酋为官。”。元朝对主动示降的酋长的义务和权力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土司制度。

新任土司的继位，需要由中央王朝承认，并赐“诰敕”、“驿传玺书”、“金银字圆符”等，才能成为合法的土司。土司，也必须承担向中央王朝“朝贡”和“赋税”的义务，才会得到中央王朝的承认，允许其继续统治原来的势力范围。

土司按时向中央王朝缴纳赋税表明，土司只是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统治的代理者，而非附属政权。《元史》上说：“癸已，云南威楚路之蒲蛮猛吾来朝贡，愿入银为岁赋。诏为置散府一，及土官三十三所，皆赐金银符。”土司制度作为一种封建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制度，对于封建王朝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显示了边疆地区在历史上能够成为我国固有领土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明朝，土司制度进入巅峰时期，无论在土司承袭、土司授职、土司升迁、土司进贡、土司纳赋、土司惩处还是土兵征用等多个方面，都形成了完善的规章制度。明朝将土司制度发展成为了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基本杜绝了土司长期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现象的发生，即使有土司叛乱，明朝也能迅速平叛，如播州之役，仅历时114天就完成平叛，显示了明朝政府对于土司统治地区的高压态势。不过随着明后期统治力的下降，西南土司又重回拥兵割据的混乱局面。西南地区的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康雍乾时期清朝国力强盛，雍正帝又是锐意进取的君主，因此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

由于土司拥兵割据的混乱局面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和封建王朝对地方的专治统治。清朝建立之初，迫于少数民族地区土司的强大实力，清朝也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土司制度，不过在具体政策执行上，对于土司权力的弱化就开始显现，并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雍正以后，改土归流成为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主流政策。康熙三十八年，东川府开始实施逐步取消土官改设流管的政策尝试。

1726年，云南巡抚鄂尔泰提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交错，不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水逸。”建议在云贵地区推行“改土归流”。鄂尔泰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就是“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雍正收到奏章后，立即批准了鄂尔泰的建议，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正式拉开帷幕。

据记载，春秋晚期，西南地区的彝族首领阿普笃慕为避自然灾害，举行了彝族历史上有名的“六祖分支”（六个儿子向不同的方向迁徙）。最小的儿子——默部（穆齐齐），其后裔为东川的阿歹，镇雄的芒部。唐南诏国时，阿普笃慕的第四子穆阿卧的后裔禄氏取代了阿歹、芒部，成为滇东北最大的土司，统治着整个东川及昭通，成为了著名的閟畔部，元明清时，已形成较强的实力，整个东川成为了禄氏统治的势力范围。

为了争夺东川府的领导权，从1668年到1699年三十余年的时间里，争权夺利，相互倾扎，相互残杀，导致了禄氏土司族内“遗骸遍野，积血成渠，鬼哭黄昏，磷飞星夜”的凄惨景象，也导致了禄氏土司后继无人。在这种情形之下，禄氏头人主动交出士司官印，请求朝廷派流官到东川进行管辖。

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东川府基本结束了土司对东川的统治。清王朝第一次于东川府设置流官，汉族官吏王永玺成了东川府的第一任知府。因1699年的这一事件是彝族头人主动献印，也是清王朝第一次委派流官管理东川，故这一事件史称“献士设流”。后来的东川知府方桂在“东川十景并引”“引文”中说该事件是：“乌夷余种，王勅归途”。

东川府的“献士设流”有极大的不彻底性，它只是暂时实现了形式上的政权转移，无论是经济基础、政治保障、文化思想都还未实现转化，于是导致了雍正八年发生了整个滇东北彝族上层反对改土归流大叛乱的政治事件。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

明末清初，控制滇东北地区的土司除东川土司外，还有乌蒙、芒部(镇雄)两个土司，随着乌蒙土司禄鼎乾、芒部土司陇联嵩的相继去世，土府土司的继承人禄万钟、陇庆候均尚年幼。于是乌蒙禄万钟的叔父禄鼎坤、芒部土司陇庆候的叔父陇联星都想乘机谋夺土司职务。于是出现了滇东北地区土司统治政局不稳、政治动荡、政权无力的混乱局面。

雍正三年十月，鄂尔泰调任调任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鄂尔泰察知这一情况后，上奏朝廷请求乘机立即对滇东北一带行“改土归流”。鄂尔泰在奏折《请肃清顽苗，以靖边方事》”上说："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制彝之法，固应恩威并用。"朝廷准奏，着云贵总督鄂尔泰对芒部(镇雄进行改土归流，着川陕总督岳钟琪借禄鼎坤攻扰东川巧家地之罪对乌蒙进行“改土归流"，将乌蒙土司革职，派出摘印官接管政权。在川陕总督岳钟琪和云贵总督鄂尔泰的政治、军事高压下，禄万钟母子在汉族师爷刘建隆的辅助下，一边准备文印入川受审，一面调集人马擒拿禄鼎坤。禄鼎坤见势不妙，带人逃往东川。东川知府带随从亲往江界迎接，禄鼎坤见东川知府未带一卒一兵，感泣畏服，遂带领二子及各头目入东川，剃头改服，焚香结拜，拆箭盟誓。第二天，禄鼎坤父子拜见刘起元。刘起元礼遇更优，收禄鼎坤长子禄万福为义子。

云贵总督鄂尔泰为扩充其势力，借改土归流之机，上奏朝廷获准，将东川、乌蒙、镇雄三府纳入云贵管辖，鄂尔泰在奏折上说：东川、乌蒙、镇雄隶属四川。但远离成都，四川对这些地方的管理山高皇帝远鞭长不及，长期以来形成了“滇、黔有可制之势而无其权，四川有可制之权而无其势”的被动局面。请求将三府改归云南，便于改土归流，雍正表示“甚合朕意”。不久，清廷将原隶属四川的乌蒙、镇雄、东川三土府划归云南。鄂尔泰派游击哈元生领兵摧毁了叛乱的乌蒙土知府禄万钟、镇雄土知府陇庆侯的势力，改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镇雄州。鄂尔泰随即派总兵刘起元率领大军进驻东川，奏命黄世杰为东川知府，顺利实现了东川府的改土归流。

云贵总督鄂尔泰为处理乌蒙改流事，于雍正四年(1726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由贵阳启程，至十二月十三日抵东川。当天，禄鼎坤父子迎至百里外，匍匐道旁，言词恳切。鄂尔泰赏给缎匹银牌，并委为土守备，令随同游击张鹤去土府召唤禄万钟。

雍正四年(1726 年)十二月廿四日，大军进伐乌蒙，夷兵三千到江边坳口迎敌，夷兵抵挡不住，大败逃散。刘起元大军直抵鲁甸，禄万钟母子逃往四川。

威宁游击哈元生、张鹤同知府杨永斌率兵直克乌蒙，并令禄鼎坤参与将仓库、钱粮、户口、什物等统统查验封存。

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初二，刘起元进驻乌蒙城，远近夷人头人，见官兵势强，纷纷投降，乌蒙土司政权就此结束。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十四日，清军进驻镇雄，陇庆候母子同样逃往四川。至此，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流之事全部完成。

滇东北地区虽然实行了改土归流，但土司的势力尚未完全削弱，他们不甘心自愿退出世袭的统治地位，加上刘起元等新任流官为所欲为、肆意敲榨欺凌当地夷民，致使矛盾不断激化。据《云南事略》记述:“夷民之马，上者官取之， 中者兵需之。不幸而妻女可观，无不嬲也。凡有薪炭入市，兵役轮抽，以为‘过税’。 旧时酋目向来自贵，今见工匠务须下马，迟者捶楚加之。”于是，失去地位的部分土司头目看到有机可乘，一场动乱正在悄悄地酝酿着。 特别是土司头目禄鼎坤，“觊袭土职，故调遣无不听命，先送妻子质省城，而自率土兵从征”，原以为投靠清廷为官府剿杀土司头目兵有功，可以当上知府，但结果却是在征剿云南橄榄坝立功之后，才由守备一职提拔为河南参将，所以“怏怏失望”，临行与子密商，伺机谋反。

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十八日，是新任流官刘起元的寿辰。刘起元苛派夷民送礼供物，大摆寿筵三天。夷民秘密谋划，将兵器藏在马草中，混入城内。禄鼎坤之子禄万福以义子身份为刘起元祝寿作掩护，充作内应。寿辰之日黎明，城内城外杀声震天。刘起元如梦初醒，见大势已去，同游击汪仁带领家小，重金买通个别夷目，逃到荔枝河畔。众夷追上，砍下其头颅。在禄万福的煽动下，云贵川三省接而应之，并要截江路，窥视府城，“凡进东川隘口，拆毁桥梁，沿途堵塞，以致往来断绝，声息不通”，形势十分危急。到了九月，清政府令云贵总督鄂尔泰飞调滇黔官兵一万数千人大兴问罪之师，分三路进剿。东川一路，由魏翥国率领。经数月后，这次叛乱终于平息。这次平叛，在官军“穷搜力剿下，整个滇东北临阵杀伤并滚崖投江自尽已万余人”，汛明枭首及剁去手脚有杀者已数千人’“投诚者数万人。” 因这一年为庚戌年，故在会泽历史上称之为“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后，为了加强城防，开始筑建东川府石城（会泽城）。东川府的城池，历史上有三处，即马鞍山下的乌龙幕、万额山下的水城、翠屏山下的堂琅街，城池都比较简陋，即便是翠屏山下的土城，也都是泥土建筑。雍正九年，崔乃镛出任东川府知府，开始建筑东川府石城。石城的竣工后，为三百多年前的会泽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总之，从康熙三十八年到雍正八年，清政府通过武力最后完成了东川府的改士归流。实现了大清王朝对滇东北地区的有效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