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里来雨里去
第一章 钢筋
雨是斜着劈下来的，像谁在天上撒图钉。
阿三仰起头，雨水刮过脸，生疼。他站在三十二层未封顶的楼板上，左脚后跟悬在虚空里。钢筋的锈腥味混着水泥的湿气往鼻子里钻——这味道，他闻了七年。
七年前，他也是这样站在高处。老家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横枝上，看着那辆中巴车卷起黄土，消失在盘山公路尽头。奶奶在树下喊：“三儿，下来，危险。”他没动。直到车变成小黑点，山路像条灰白的带子软塌塌搭在山腰上。那时他十二岁，在心里对自己说：等我有了娃，死也不让他这么看着我的背影。
“阿三！你他妈疯了？！下来！”
王胖子的吼声砸过来。阿三眨掉睫毛上的雨水，看清了——包工头王明德裹在透明雨衣里，像只受惊的肥蛤蟆，躲在四个穿黑胶衣的汉子身后。手电光柱劈开雨幕，照亮飞舞的雨丝，像无数根银针。
阿三没说话，把手里那团湿透的纸举高。欠条。字迹泅开了，但折痕他闭着眼都能摸出来——揣在贴身口袋里，睡觉都不敢脱衣服。三万六。彩凤的哮喘药，小草的学费，老家房顶上那片漏了三年的瓦。
“钱。”他开口，声音哑得像生锈的钢筋在水泥地上拖。
“明天！明天一定给！”
阿三笑了，左脸抽筋。“王老板，”他慢吞吞说，每个字都像从牙缝挤出来的石子，“我媳妇的药等不到明天。我娃的学，也等不到明天。”
他往前挪半寸。碎石哗啦啦滚下去，很久，才传来一声闷响，像谁在深夜里叹了口气。
对面一片吸气声。
“三哥。”小四的声音从后方传来，不高，但稳，像根钉子楔进风里。阿三用余光瞥见他挪到了承重柱旁——位置选得刁，能看住楼梯口，还能借柱子挡光。
这小子，到哪儿都先找掩体。阿三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在劳务市场，人挤人，小四缩在招聘广告牌后面，眼睛像探照灯扫来扫去。那时他才十七，瘦得像豆芽菜，开口第一句话是：“哥，我会算账，工钱咱俩一起领，我能让包工头多算三成。”
后来阿三才知道，小四的“会算账”是怎么来的——他娘，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在镇卫生院门口摆小吃摊，因为算不清账，三个月被赊账的、假钞的、找错钱的坑光了给丈夫治病的钱。男人死在县医院走廊加床上时，小四跪在床前，一滴泪没掉，只是把那些皱巴巴的欠条一张张抚平，叠好，揣进怀里。
“王老板，”小四开口了，语气客气，“您车里那个黑包，拉链坏了用红绳扎着的，里头还有五万现金。上周二晚，您在办公室数钱，窗没关严，我路过看见了。”
空气凝固几秒。
王胖子的脸在雨衣下涨成猪肝色：“你偷看我？！”
“碰巧。”小四说。雨水顺着他削瘦的下颌线往下淌，他抬手抹一把，露出腕子上那道蜈蚣似的疤——去年钢丝绳崩断抽的。“一万八。现金。剩下的打条子，按三分利，三天后结清。您给钱，我们走。警察快到楼下了，您听。”
警笛声果然近了，穿透雨幕。
王胖子腮帮子剧烈鼓动，像在嚼自己的肉。他盯着小四平静无波的眼睛——那双眼睛在雨夜里黑得吓人，没有愤怒，没有恐惧，只有结账时才有的清明。
“强子。”王胖子从牙缝挤出两个字，“拿钱。”
桥洞拱顶渗水，一滴，一滴，砸在积水洼里，声音闷得像远山丧钟。
阿三背靠冰凉的水泥壁，塑料袋子搁在腿上，没打开。他能感觉到那沓钱的厚度，硬邦邦硌着大腿。彩凤的电话是中午打来的，信号不好，声音断断续续夹着咳嗽：“……药还够三天……小草老师说，下个月……有领导检查……要统一校服……”
他没敢说自己在楼边。只说：“钱快结了，快了。”
彩凤在电话那头沉默很久，久到他以为断线了，才听见很轻的声音：“三，咱不挣要命的钱。回来，瓦漏了，我拿盆接着。药……山里草药也能顶。”
阿三鼻子一酸，赶紧仰头，看桥洞顶上深色的水渍，像一张张模糊的脸。
“数数？”小四的声音把他拽回来。
阿三摇头，手指在塑料袋上摩挲：“不数了。明天一早去邮局，全寄回去。”
“不留点？”
“留啥？十块钱够睡一宿就行。”
小四没说话，从裤兜深处掏出塑料小袋，防水做得仔细，里头还有两根没湿的烟。他叼上一根，打火机打了三次，火苗才颤巍巍亮起来。烟雾青灰色，在潮湿空气里懒洋洋沉下去，沉到两人小腿高度，就不肯散了。
“三哥，”小四忽然开口，烟头红光在指间明灭，“你记不记得，咱村里后山那种野竹子？”
阿三一愣：“记得。咋了？”
“那种竹子，看着细，风一吹就弯到地上。可风过了，它又弹回来，直挺挺的，屁事没有。”小四吸口烟，慢慢吐出来，“因为根扎得深。弯得下腰，也直得起背。”
阿三听懂了。他想起刚才在楼顶，小四从阴影里走出来的样子——背挺得笔直，哪怕那条被钢管砸瘸的腿走起路一点一跛，背脊也没弯一下。
“可咱们的根在哪儿呢？”阿三低声问，像问自己。
城里？他们盖了七年楼，没一间屋子的钥匙属于他们。
老家？地荒了，房快塌了，除了等着寄钱的病妻幼女，还有什么？
小四没回答。他把烟头摁熄在水泥地上，动作很慢，很用力，像在摁死什么虫子。然后抬起头，看桥洞外那片被雨水泡发的城市灯光，那些光晕成一片浑浊的、流动的橙黄，像化脓的伤口。
“根在自己骨头里。”他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凿子凿在水泥上，“弯不下去的，是钢筋。弯下去弹不回来的，是废铁。咱们得是那竹子。”
阿三怔怔看着他。这个比他小两岁、一起光屁股在河里摸鱼的兄弟，什么时候长出了这么一副骨头？
雨声忽然大起来，像无数双手在拼命拍打这个世界。阿三怀里的塑料袋发出窸窣轻响，里面那叠湿漉漉的钞票，正慢慢被他的体温焐热。
就在这时，小四猛地站起身，动作快得带起一阵风。
“有人。”他只说两个字，声音压得极低。
阿三瞬间绷紧，手摸向脚边那截生锈螺纹钢——那是他进桥洞时顺手抄的。小四已经闪到拱柱阴影里，侧耳听着什么。
除了雨声，还是雨声。
但阿三信他。在工地这么多年，小四的耳朵比野狗还灵。上次塔吊滑轮出问题，就是小四先听见那点异常摩擦声，扯着他刚跑开，三吨水泥砸在他们刚才站的地方。
几秒后，脚步声。
很轻，踩在水洼里，吧唧，吧唧，由远及近。
不是一个人。
阿三握紧钢筋，心脏在肋骨后面狂跳。王胖子的人？这么快就找来了？
小四的手在暗处做了个手势——两个，可能三个。从西边来。
阿三深吸一口气，猫下腰，肌肉像上紧的发条。雨夜的桥洞，黑暗是唯一掩护。他想起小时候和村里孩子玩打仗，躲在稻草堆后面，等着“敌人”走近，然后嗷一声冲出去，把人扑倒在田埂上，满身满脸的泥，笑出两排白牙。
那时候的“敌人”，玩过了架，会一起偷地瓜烤着吃。
现在的敌人，会要你的命，或者，让你再也直不起腰。
脚步声在桥洞口停住。
阿三屏住呼吸，握钢筋的手心沁出汗，又冷又滑。
一道手电光柱刺进来，左右晃动，像探照灯扫射战俘营。
光柱掠过阿三藏身的角落时，他闭上了眼——开过塔吊的人都知道，强光下睁眼等于短暂致盲。
“妈的，没人。”一个粗嘎男声，带着浓重本地口音。
“明明看见往这边跑的……”另一个声音年轻些。
“两个泥腿子，能跑哪儿去？继续找！王老板说了，卸条腿五千，卸胳膊三千。”
脚步声重新响起，吧唧吧唧，渐渐远去，被雨声吞没。
阿三缓缓吐出一口憋了太久的气，肺叶火辣辣地疼。他看向小四的方向，黑暗中，只看见一点烟头似的红光，在小四眼里一闪——是手表夜光指针。
“走。”小四只说一个字。
两人抓起湿透的行李，弯着腰，像两条受惊的野狗，悄无声息钻进桥洞另一头更深的黑暗里。那里有个排水沟缺口，勉强能容一人通过，外面是臭水沟，再过去，是这座城市的肠子——错综复杂的老街巷。
阿三先钻出去，冰凉污水瞬间淹到小腿肚，腐烂垃圾和死老鼠的气味直冲脑门。他忍住干呕冲动，伸手把小四拉出来。
小四的瘸腿在污水里趔趄一下，阿三用力架住他。
两人对视一眼，在彼此眼里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一种被逼到绝境后，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狠劲。
雨更大了，砸在污水面上，激起密密麻麻的水泡，又迅速破灭。远处城市灯火在雨幕后面模糊成一团团晕开的、冷漠的光斑。
阿三最后看一眼那个他们刚刚栖身的桥洞。它黑黢黢蹲在雨夜里，像只张着嘴的巨兽。
“四儿，”他抹把脸上的雨水，低声说，“咱们得活出个人样来。”
小四没说话，只是把肩上断了的背包带子又紧了紧，那根缠着断口处的电线，在黑暗中泛着冷硬的金属光泽。
“嗯。”许久，他才应一声，很轻，但很沉。
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这座城市的污水和泥泞，朝着更深、更暗的巷子里走去。
而在他们身后三条街外，那栋烂尾楼的阴影里，一辆黑色轿车缓缓摇下车窗。王胖子肥腻的脸在手机屏幕冷光里明明灭灭。
“对，就那俩……阿三和小四。”他对着电话那头说，声音压得很低，带着雨夜的湿气，“找到人，别在闹市区动手。等人少的地方……对，别弄死，弄残就行，扔远点。钱我加倍。”
车窗摇上，轿车悄无声息滑入雨幕，尾灯红光在积水里拖出两道长长的、血一样的痕迹。
雨还在下。
这座城市张开它湿漉漉的、钢筋水泥的巨口，吞吐着无数像阿三和小四这样的蝼蚁。有些人被嚼碎了，化成粪土，滋养下一栋拔地而起的高楼。有些人，却偏偏要从这齿缝里，挣出一条生路来。
小四忽然停下脚步，回头。
街道空空如也，只有雨，无穷无尽的雨，像是从开天辟地时就在下，要下到世界尽头。
“怎么了？”阿三问。
小四摇摇头，转过脸。雨水中，他的侧脸线条紧绷，像一张拉满的弓。
“没什么。”他说，“就是觉得……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了。”
他们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两侧是自建房的墙壁，贴得极近，抬头只能看见一线被雨水洗亮的、铅灰色的天。某扇窗里传出电视剧对白，某扇门后飘出泡面的味道。那些声音和气味，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
阿三怀里的塑料袋，贴着他的胸口，那叠湿漉漉的钞票，正慢慢被他的体温，一点一点，焐成活下去的温度。
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那叠钱能不能顺利寄到彩凤手里。
不知道三天后，王胖子的“条子”会不会变成一张废纸。
他只知道，此刻，他必须往前走。踩着污水，迎着冷雨，背着一身债务和一座山的指望，往前走。
小四走在他前面半步，瘸腿在湿滑的地面上拖出深浅不一的脚印。那些脚印很快就被新的雨水注满，模糊，消失。
像他们在这座城市留下的所有痕迹。
但人还在走。
只要人还在走，路就不会断。
哪怕这路，是风里来，雨里去。
第二章 水泥
巷子深得像没有尽头。
阿三和小四在迷宫般的城中村里穿行，绕过散发馊味的垃圾桶，跨过横流的污水沟，避开偶尔亮着粉红色灯光的发廊门口。他们的衣服早就湿透，紧贴在身上，每一步都发出“咕叽咕叽”的水声。
“得找个地方过夜。”小四喘着气，他的瘸腿在湿滑的地面上越来越吃力。
阿三抬头看天，雨丝毫没有停的意思。他摸了摸怀里的塑料袋，那叠钱还硬邦邦地硌在胸口。十块钱，在这种地方，应该能找个通铺的床位。但王胖子的人在找他们，人多眼杂的地方不能去。
“前面。”小四忽然指向一条更暗的巷子，那里连路灯都没有，只有几扇窗户透出电视机跳动的蓝光。
两人刚拐进去，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纸钱烧焦的糊味，混在雨水的腥气里。
巷子尽头，一个人影蹲在墙根下。
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穿着一件不合时宜的深灰色夹克，背对着他们。他面前的地上，一小堆黄纸正在雨中艰难地燃烧，火苗被雨打得东倒西歪，明灭不定。男人低着头，肩膀微微耸动，听不见声音，但那个姿势，阿三太熟悉了——那是想哭又拼命憋着的姿势。
小时候奶奶在爷爷坟前，就是那样烧纸的。
阿三想绕过去，小四却拉住了他。
“等等。”小四的声音压得极低。
就在这时，巷口传来杂乱的脚步声，还有骂骂咧咧的声音：“操，跑哪儿去了？王哥说了，今晚必须找到！”
是刚才桥洞那伙人！
阿三心脏一紧，下意识就要跑。小四却猛地把他往墙角的阴影里一推，自己则快步走向那个烧纸的男人。
“叔，借个火。”小四说，声音平静得不像在逃命。
烧纸的男人浑身一震，慌乱地转过身。手电光从他脸上扫过——那是一张憔悴的、满是皱纹的脸，眼睛红肿，手里还攥着一把没烧完的纸钱。他看到小四，又看到巷口越来越近的手电光，脸上的惊慌变成了恐惧。
“你们……”男人声音沙哑。
“有人追我们。”小四说得很快，“帮个忙，当没看见。”
男人愣了愣，目光在小四脸上停留了一秒，又看向巷口。那伙人已经拐进来了，三把手电光乱晃。
“强哥，这儿有人！”年轻的声音喊道。
烧纸的男人忽然做了一个让阿三和小四都没想到的动作——他把手里剩下的纸钱全扔进火堆，火苗“呼”地蹿高了一瞬，照亮了他半边脸。然后他站起身，挡在了小四面前，面对着巷口。
“大半夜的，吵什么吵？”男人的声音忽然变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那伙人停在五米外。领头的正是王胖子手下的强子，他用手电在男人脸上晃了晃，又照了照蹲在男人身后阴影里的小四。
“老头，看见两个人没？一个高个，一个瘸腿。”强子语气不善。
“看见了。”男人说。
阿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在哪儿？”
“往东边跑了，刚过去。”男人指了指相反的方向，“慌慌张张的，撞翻了我的火盆。”
强子眯起眼，手电光在男人脸上又停留了几秒，似乎在判断真假。雨越下越大，纸钱的火堆终于彻底熄灭了，巷子里只剩手电光和远处电视机屏幕跳动的光。
“强哥，这老头……”年轻的那个凑到强子耳边。
强子摆了摆手，盯着男人：“你谁啊？大半夜在这儿烧纸？”
“烧给我兄弟。”男人声音很平，但阿三听出了一丝颤抖，“十五年前的今天，他从我工地的楼上跳下去了。我欠他半年工钱。”
巷子里安静了几秒，只有雨声。
强子啐了一口：“妈的，晦气。”他转身，“走，东边！”
手电光远去了。
烧纸的男人站在原地，直到脚步声完全消失，才缓缓转过身。他腿一软，差点摔倒，小四伸手扶住了他。
“谢了，叔。”小四说。
男人摆摆手，弯腰去捡地上被雨水泡烂的纸钱灰烬。他的手指在泥水里摸索，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捡什么宝贝。
阿三从阴影里走出来，看着这个陌生人。男人捡起一张还没完全烧尽的照片，照片上是一群年轻人，站在某个工地前，笑容灿烂。最中间那个，和眼前的男人有几分像，只是年轻得多。
“这是……”阿三忍不住问。
“我。”男人把照片在衣服上擦了擦，尽管衣服也是湿的，“1998年，南山商业街项目。跳楼的那个，是后排左数第三个，叫大刘。”
他把照片小心地放进内袋，抬头看着阿三和小四：“你们也是工地上的？”
阿三点头。
“讨薪？”
“嗯。”
男人苦笑了一声，那笑容比哭还难看。他从口袋里摸出钱包，抽出几张百元钞票，递过来：“拿去，找个地方住。今晚别在外面晃。”
阿三没接。
小四也没接。
“叔，你刚才为什么帮我们？”小四问。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雨打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顺着脸颊流下来，分不清是雨还是别的什么。
“大刘跳下去之前，”他说，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给我打过电话。他说，张哥，我媳妇要生了，医院要交押金。我说，再等等，工程款快了。他说，等不了了，孩子等不了。”
他把钱又往前递了递：“拿着吧。就当……就当是我还给大刘的。”
阿三看着那几张红票子，忽然觉得胸口那叠钱烫得厉害。他想起刚才在楼顶，自己说的那句“跳下去”。如果真跳了，会不会也有个人，在多年后的雨夜，蹲在某个巷子里给他烧纸？
“我们有钱。”阿三说，声音有些哑，“刚讨来的。”
男人愣了一下，仔细看了看两人湿透的衣服、沾满泥浆的裤腿，还有小四那条不自然的腿。
“那……”他收起钱，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去我那儿坐坐？雨这么大。”
小四和阿三对视一眼。
“不了，叔。”小四说，“我们还得找地方住。谢谢您。”
男人点点头，没再坚持。他转身要走，又停住，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名片，塞到小四手里：“我叫张建国。如果……如果需要帮忙，打这个电话。”
名片很普通，白底黑字：张建国，宏达地产，项目经理。
小四捏着那张被雨打湿的名片，看着男人蹒跚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另一头。
“宏达地产……”阿三喃喃道，“那不是王胖子接活的那个公司吗？”
小四没说话，把名片小心地放进贴身口袋。那张硬质纸片贴着皮肤，冰凉。
两人继续在雨里走。终于找到一家连招牌都歪了的“十元店”，门口挂着块脏兮兮的木板，用粉笔写着：住宿10元，热水5元。
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正趴在柜台上打瞌睡，电视机里放着午夜剧场。听见门响，她头也不抬：“通铺没位了，单间二十。”
“通铺就行。”阿三说。
老板娘抬起头，打量了两个水鬼似的人一眼，目光在阿三怀里的塑料袋上停留了一瞬：“身份证。”
两人递过去早就被雨水泡得模糊的身份证。老板娘登记完，扔过来一把钥匙：“203，最里面那间。热水在走廊尽头，自己打。”
走廊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墙壁上糊着发黄的报纸，有些地方已经霉变剥落，露出下面黑色的水泥。203的门是薄木板钉的，锁是那种最老式的挂锁，钥匙插进去得晃半天才能打开。
房间很小，不到五平米，摆着两张铁架床，床上铺着草席，草席上扔着两条看不出颜色的毯子。墙角有个脸盆架，架子上放着个破了个口的搪瓷盆。窗户关不严，雨水从缝隙渗进来，在窗台上积了一小滩。
但至少，有顶，有墙，能躺下。
阿三关上门，插上插销——虽然那插销看起来一脚就能踹开。他把塑料袋放在床上，终于打开。钞票湿了边角，但大部分还能用。他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一万八千整。
“明天一早，邮局开门就去。”他说。
小四已经在脱湿衣服了。他脱得很慢，因为那条瘸腿不太方便。阿三看见他腿上那道疤，从大腿一直延伸到膝盖，像条狰狞的蜈蚣。那是去年的事，工地的升降梯钢丝绳突然断裂，小四推开了旁边的工友，自己却被下坠的建材砸中。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包工头只赔了五千块医药费。
“还疼吗？”阿三问。
“下雨天就疼。”小四说，把湿衣服拧干，挂在床头，“像有针在骨头缝里扎。”
两人都脱光了，用那条脏毯子擦身子。毯子有股霉味，但总比湿着强。擦完了，阿三从行李里翻出最后两件干衣服——也是半湿的，但比身上那套好点。
“睡吧。”小四躺到靠墙的那张床上，面朝墙壁。
阿三也躺下了。铁架床吱呀作响，草席扎人。他睁着眼，看天花板上漏雨的水渍，那些水渍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张张扭曲的脸。
“四儿。”他忽然说。
“嗯？”
“刚才那个张建国……他说他欠人钱，那人跳楼了。”
小四没接话。
“如果……”阿三顿了顿，“如果我从楼上跳下去了，你会不会……”
“不会。”小四打断他，声音很冷，“你要跳了，我就去找王胖子，把你的那份钱也要回来。然后告诉你媳妇，你是失足摔的。小草问起来，就说爸爸去很远的地方打工了，赚大钱，以后回来接她。”
阿三鼻子一酸。
“所以你别跳。”小四翻过身，看着他，“你跳了，我得多算一份账，麻烦。”
阿三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出来了。他赶紧用毯子角擦了擦。
窗外，雨声渐小，变成了淅淅沥沥的滴答声。远处有车开过，轮胎碾过积水，哗啦一声。更远处，城市的霓虹灯还在不知疲倦地闪烁，红绿蓝黄，交替变换，照亮了半边天。
那是另一个世界的光。
阿三闭上了眼。
他梦见彩凤的手。不是做饭的手，是数钱的手——把汇款单展平，蘸口水数上面的零，数一遍，又数一遍。然后抬起头，对他笑，笑着笑着，脸变成汇款单上那个章：现金付讫。
他惊醒了。
天还没亮，雨已经停了。窗外的天空是深蓝色的，隐约能看到几颗星星。隔壁房间传来打呼声，走廊里有人趿拉着拖鞋去上厕所。
小四也醒了，正坐在床上，借着窗外微弱的光看那张名片。
“看啥呢？”阿三问。
“这个张建国，”小四说，“宏达地产的项目经理，怎么会大半夜在那种地方烧纸？”
“良心不安吧。”
“可能。”小四把名片收起来，“但工地上，有良心的人不多。”
两人都不说话了。
天渐渐亮起来。城中村苏醒了，窗外传来各种声音：自行车铃铛声，早点摊的叫卖声，母亲骂孩子起床的声音，公厕前排队的抱怨声。
阿三和小四收拾好东西，走出十元店。清晨的空气湿冷，带着雨水和煤烟的味道。街边的早点摊已经支起来了，油条在锅里翻滚，发出滋滋的响声，香气飘过来，阿三的肚子咕咕叫。
但他摸了摸怀里的钱，没去买。得先去邮局。
邮局八点半才开门，他们到的时候才七点。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都是和他们一样的农民工，背着大包小包，手里攥着汇款单。有些人蹲在路边抽烟，有些人靠着墙打盹，眼底下都是青黑。
阿三和小四排到队尾。前面两个人在聊天：
“听说老陈的手指没接上，残了。”
“包工头赔了多少？”
“三千。私了了。”
“三千？他妈的一根手指就值三千？”
“那能咋办？告？告得起吗？等法院判下来，一年过去了，家里早饿死了。”
阿三听着，手指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他想起来，老陈是木工班的，手艺很好，做的榫卯严丝合缝。上个月还在说，等结了工钱，回去给儿子盖新房娶媳妇。
邮局的门终于开了。人群蠕动起来，慢慢往前挪。轮到阿三时，他递过去一万七千九百块——留了一百当生活费。汇款单上，收款人写的是“李彩凤”，附言栏里，他想了想，写了四个字：都好，勿念。
柜员是个年轻姑娘，看了眼汇款金额，又看了眼阿三，没说什么，低头操作。机器嗡嗡响，打印出来的汇款凭证从窗口递出来。
“手续费十八块五。”姑娘说。
阿三数了钱递过去。接过凭证时，他的手有点抖。那张薄薄的纸，承载着他半年的血汗，承载着彩凤的药、小草的学费、漏雨的房顶。
“下一位。”姑娘说。
阿三让开，小四走上来。他只汇了五千，收款人写的是“刘秀英”——他母亲的名字。附言栏是空的。
“不多寄点？”走出邮局时，阿三问。
“寄多了，她舍不得花，又存起来。”小四说，“五千，刚好够她半年生活费，还有点余钱买药。多了，她又该想着给我攒老婆本了。”
阿三想起小四的母亲。那个瘦小的农村妇女，丈夫死后一个人把小四拉扯大，在镇上的小学门口摆摊卖文具，冬天手冻得开裂，贴满胶布。小四出来打工那年，她把攒了多年的两千块钱缝在他内裤口袋里，说：“娘没本事，就这点。你在外面，别亏着自己。”
“接下来咋办？”阿三问。
三天后还要去找王胖子要剩下的一万八，但这三天，他们得活下去。
“劳务市场。”小四说，“看看有没有日结的活。”
劳务市场在城西，一个露天广场。他们到的时候，广场上已经黑压压一片，全是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有的围成一圈打牌。每个人都竖着耳朵，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视着每一个走进广场的陌生人——那可能是来招工的老板。
阿三和小四找了个角落蹲下。小四从包里掏出半个硬馒头，掰成两半，递一半给阿三。馒头是昨天剩下的，已经干硬了，但就着自来水，还能咽下去。
“招两个搬水泥的！一天八十，现结！”远处有人喊。
呼啦一下，几十个人围了上去。
“我！我力气大！”
“我会开三轮车！”
“我便宜，七十就行！”
阿三也站起来想挤过去，小四拉住了他。
“等等。”小四说，“你看那个招工的，开的什么车。”
阿三眯眼看去，那人开着一辆破面包车，车门上贴着“诚信搬家”的贴纸，但字都褪色了。
“车是租的。”小四低声说，“这种人，干完活八成赖账。去了白干。”
果然，那人挑了四个最壮实的，开车走了。剩下的人骂骂咧咧地散开。
一上午过去了，来了几波招工的，有餐馆招洗碗工，有超市招理货员，有家政公司招保洁。但要么要求本地户口，要么要求健康证，要么工资太低——一天五十，不管饭。
阿三的肚子又叫了。他摸了摸口袋，还有八十几块钱。这一百块钱，是他们接下来三天的全部家当。
“要不……先去吃点？”阿三说。
小四摇头：“再等等。中午会有工地来招下午班的，工资高一点。”
正说着，广场入口开进来一辆皮卡车。车还没停稳，人群就涌了上去。车门打开，跳下来一个戴金链子的光头，手里拿着个喇叭：
“招十个扎钢筋的！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一百二！现结！”
阿三眼睛一亮。扎钢筋是他的老本行。他正要往前挤，小四又拉住了他。
“等等。”小四盯着那个光头，“你看他脖子。”
阿三仔细看去，光头的脖子侧面，有个纹身，虽然大部分被衣领遮着，但能看出是个“王”字。
王胖子的人。
“走。”小四低声说，拉起阿三就往人群外退。
但已经晚了。光头看到了他们，眼睛眯了起来。他放下喇叭，掏出手机，一边打电话一边朝他们这边指。
“分开走！”小四说，“老地方见！”
两人迅速分开，钻进人群。阿三低着头，快步朝广场外走。他能感觉到身后有目光盯着他，但他不敢回头。
出了广场，是条主干道，车流不息。阿三混在人群里过马路，过了马路，拐进一条商业街。他不敢停，一直走到街尾，才敢回头看了一眼。
没人跟来。
他松了口气，靠在墙上，心脏还在狂跳。小四说的“老地方”，是城南的一个废弃工地，他们刚来这座城市时，在那里睡过半个月的工棚。那里偏僻，一般人找不到。
但走过去要一个多小时。
阿三摸了摸肚子，饿得发慌。他看到街边有个馒头铺，热气腾腾的馒头刚出笼，一块钱一个。他犹豫了一下，走过去买了两个。想了想，又买了一个。
用塑料袋装好，揣在怀里，继续往前走。
走到一半，下雨了。不是昨晚那种暴雨，是细密的毛毛雨，但足以把人再次淋湿。阿三没躲，反正已经湿透了。他埋头走着，脑子里乱糟糟的。
王胖子不会放过他们。那一万八，恐怕拿不到了。不仅拿不到，还得躲着他。可是躲到什么时候？身上的钱撑不了几天。工作也找不到，劳务市场去不了了。
难道真要回家？
回那个漏雨的房子，看彩凤咳得喘不过气，看小草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孩子穿新校服？
不。
他不能回去。
至少不能空着手回去。
雨渐渐大了。阿三走到废弃工地时，天已经快黑了。工地里静悄悄的，那排工棚还在，但更破了，有几间的屋顶都塌了。他找到他们当年住的那间，推门进去。
里面有人。
小四坐在角落里，正在用树枝在地上划拉着什么。看见阿三，他抬起头。
“没事吧？”阿三问。
“没事。”小四说，“你后面有尾巴吗？”
“应该没有。我绕了好几圈。”
阿三从怀里掏出塑料袋，馒头还是温的。他递了两个给小四，自己留一个。两人就着凉水，默默啃馒头。
“我算了一下。”小四吃完馒头，用树枝指着地上的划痕，“我们还有八十三块钱。馒头一块一个，一天六个，三天十八块。住宿最便宜的通铺十块，三天三十。还剩三十五。但三天后，我们要去找王胖子，得留出跑路的车钱，最少二十。也就是说，这三天，我们只有十五块钱的余地。”
“十五块能干啥？”
“啥也干不了。”小四扔掉树枝，“所以，我们必须在三天内找到活干，而且不能是日结的，得是能预支工资的。”
阿三苦笑。哪个老板会给两个来历不明的农民工预支工资？
“还有一个办法。”小四说。
“啥？”
“张建国。”小四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名片，“他是宏达地产的项目经理，手里肯定有工程。如果能找到他，哪怕去他工地当小工，也比在这儿强。”
“可是……”阿三犹豫，“他为什么要帮我们？”
“不知道。”小四说，“但昨晚他帮了我们一次。也许……也许他良心还没死透。”
阿三看着那张名片。白色的纸，黑色的字，被雨水泡得有些皱，但电话号码还清晰。
“试试？”小四问。
阿三沉默了很久。窗外，雨又大了，打在工棚的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像炒豆子。
“试试。”他说。
第三章 混凝土
电话是在工棚外那个破电话亭打的。电话亭的玻璃碎了一半，话筒上沾着不明污渍，但奇迹般地还能用。小四投进去一枚一元硬币，拨了名片上的号码。
“嘟——嘟——”
每一声都拉得很长。阿三站在旁边，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喂？”电话接通了，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有些疲惫。
“张……张总吗？”小四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我是昨晚在巷子里的……您给了我们名片。”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哦，是你们。”张建国的声音听不出情绪，“有什么事？”
“我们……我们想找点活干。”小四说，“工地上的活，什么都能干。我们有力气，肯吃苦。”
又是沉默。这次更长。
“你们在哪儿？”张建国问。
小四报了废弃工地的位置。
“在那儿等着。我让人去接你们。”张建国说完，挂了电话。
“嘟——嘟——嘟——”
忙音响起来。小四握着话筒，愣了好一会儿，才挂回去。
“他说什么？”阿三急问。
“他让我们等着，派人来接。”
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不敢相信。这么容易？
回到工棚，阿三坐立不安。他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门口张望，一会儿又坐回去。小四相对平静，继续用树枝在地上划拉，这次是在算如果去张建国的工地，一天能挣多少，一个月能攒多少，多久能凑够彩凤的手术费——这是阿三没告诉他的，彩凤的哮喘需要做手术，县医院说最少要五万。
“别算了。”阿三烦躁地说，“八字还没一撇呢。”
“算清楚了，才知道该不该去。”小四头也不抬。
一个小时后，一辆银色面包车开进了废弃工地。车停在那排工棚前，司机按了两下喇叭。阿三和小四走出来，看到开车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平头，穿着皱巴巴的 polo 衫，嘴里叼着烟。
“张总让我来接人。”男人打量了他们一眼，“就你俩？”
“就我们。”小四说。
“上车。”
面包车很旧，座椅的海绵都露出来了，车里一股烟味和汗味。男人开车很猛，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前行。阿三和小四坐在后排，谁也没说话。
开了大概半小时，出了城，进了一片开发区。这里到处都是在建的工地，塔吊林立，搅拌车轰鸣。面包车拐进其中一个工地，门卫看了眼车牌，挥挥手放行。
工地很大，一眼望不到头。十几栋楼同时在建，有的已经封顶，有的还在打地基。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在脚手架上移动，电焊的火花不时溅落。
面包车停在一排活动板房前。男人熄了火，回头说：“下来吧。张总在办公室等你们。”
活动板房是两层，外墙刷着蓝色的漆，已经斑驳。一楼是食堂和仓库，二楼是办公室。男人领着他们上楼梯，木板楼梯吱呀作响。
走到最里面那间，门上挂着“项目经理”的牌子。男人敲了敲门。
“进来。”
是张建国的声音。
推门进去，房间不大，一张办公桌，两个文件柜，一套沙发。张建国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图纸。昨晚雨夜里那个憔悴的老人不见了，此刻的他穿着干净的衬衫，戴着眼镜，头发梳得整齐，完全是个体面的项目经理。
“张总，人带来了。”男人说。
张建国抬起头，目光在阿三和小四脸上扫过，点了点头：“辛苦了，小陈，你去忙吧。”
男人退出去，带上了门。
房间里安静下来。张建国放下手里的图纸，指了指沙发：“坐。”
阿三和小四没坐，站着。
“昨晚，谢谢您。”小四说。
张建国摆摆手：“不用谢我。我也没帮上什么忙。”他顿了顿，“你们说想找活干？”
“是。”阿三抢着说，“我们什么都能干，搬砖、扎钢筋、打混凝土，都会。”
“在工地干几年了？”
“我七年，他五年。”阿三说。
张建国从抽屉里拿出两本册子，扔到桌上：“看看，认识吗？”
阿三走过去，拿起一本。是施工图纸，复杂的线条和符号。他翻了几页，有些能看懂，有些看不懂。他在工地七年，干的都是力气活，图纸是技术员看的。
“能看懂一点。”他老实说。
小四拿起另一本，翻得很快。那是本工程量计算手册，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公式。他看了几分钟，抬起头：“这是03版的，现在用的是08版新规范。钢筋的锚固长度算法改了。”
张建国眉毛挑了挑。
“你学过？”他问。
“自己看的。”小四说，“工地上捡的旧书。”
张建国盯着小四看了几秒，又看向阿三：“你们昨晚，为什么被追？”
阿三犹豫了一下，看了眼小四。小四点了点头。
“我们讨薪。”阿三说，“包工头欠我们半年工钱，三万六。昨晚在楼顶，我们逼他给了现金，但他想找人弄我们。”
“哪个包工头？”
“王明德。王胖子。”
张建国的脸色沉了沉。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
“王明德……”他吐出烟雾，“我知道他。他也在我们公司接活。”
阿三心里一紧。完了，他们撞到王胖子的东家手里了。
“不过，”张建国接着说，“他接的是三期的活，我在管二期。不归我管。”
阿三松了口气。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活？”张建国问。
“只要能挣钱，什么活都行。”阿三说。
张建国弹了弹烟灰，沉默了一会儿。
“我这儿缺两个杂工。”他说，“一天八十，管住不管吃。住工棚，吃食堂，饭钱从工资里扣。干不干？”
八十，比市场价低二十。但管住，而且安全。
“干。”阿三毫不犹豫。
“但我有个条件。”张建国看着他们，“在我的工地，就要守我的规矩。不偷不抢，不惹事，不旷工。能干就干，不能干现在就走。”
“能！”阿三赶紧说。
小四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那行。”张建国按了桌上的对讲机，“小陈，带他们去办手续，领东西。安排到3号工棚。”
刚才那个平头男人又进来了，带着他们下楼。手续很简单，填了张表，按了手印，就算录用了。然后去仓库领东西：两套旧工装，两双劳保鞋，两个安全帽，两床被褥。
“被褥押金一百，从第一个月工资里扣。”仓库管理员是个老头，眼皮都不抬地说。
小四从贴身口袋里掏出最后的一百块钱，递过去。老头开了张收据，字迹潦草得像鬼画符。
3号工棚在工地最里面，一排二十间的铁皮房。小陈带他们走到最靠边的一间，推开门。
“就这儿。你们住这床。”他指了指靠门的两张上下铺的下铺。
工棚里弥漫着一股汗味、脚臭味、霉味混合的味道。二十多平米的房间，摆了六张上下铺，住了十一个人。此刻是下午，大部分人还在上工，只有三个人在：一个在睡觉，呼噜打得震天响；一个在洗脚，盆里的水是黑的；还有一个坐在床上，就着咸菜啃馒头，看见他们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
“我叫陈涛，大家都叫我涛子。”平头男人说，“是这里的工长。以后有什么事找我。规矩张总说了，我就不重复了。明天早上六点上工，别迟到。”
他走了。
阿三和小四把被褥铺在床上。床是铁架的，铺着木板，木板上铺了层薄薄的草垫。被褥很旧，棉花都结成块了，散发着一股陈年的味道。但至少是干的。
“先收拾，一会儿我带你们去食堂。”洗脚的那个男人开口了，声音沙哑。他看起来四十多岁，脸黑得像锅底，手上全是老茧。
“谢谢哥。”阿三说。
“叫我老马就行。”男人倒了洗脚水，把盆塞到床底下，“新来的？”
“嗯。”
“从哪儿来？”
“河南。”
“河南哪儿？”
“周口。”
老马点点头：“我商丘的。算半个老乡。”
他穿好鞋，走到门口：“走吧，吃饭去。去晚了没好菜。”
食堂是个大棚子，摆着十几张长条桌，条凳。这会儿还没到饭点，只有几个提前下工的人在吃饭。饭菜很简单：大盆的白菜炖粉条，里面零星飘着几片肥肉；一筐馒头，个头不小，但颜色发黄；一大桶稀饭，能照见人影。
老马拿了三个搪瓷盆，打了三份菜，又拿了六个馒头，三碗稀饭。找了个角落坐下。
“吃吧。菜是差了点，但管饱。”老马说。
阿三和小四确实饿了，埋头就吃。白菜炖得烂糊，没什么油水，但咸味足，就着馒头，能吃饱。稀饭真是稀饭，米粒都能数清楚。
“你们跟张总认识？”老马边吃边问。
“不算认识。”阿三含糊地说，“碰巧帮过他一次。”
老马“哦”了一声，没再问。他吃饭很快，三两口一个馒头，稀饭几口就喝完。吃完，他点了根烟，看着还在吃的阿三和小四。
“在这儿干活，记住几点。”他吐着烟圈说，“第一，手脚干净。工地的材料，一根钉子都不能拿。张总最恨这个，抓到就滚蛋。第二，别惹技术员。那些大学生，眼睛长在头顶上，但你得忍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压低声音，“离王胖子的人远点。”
阿三心里一紧。
“王胖子的人也在这儿？”
“三期那边。”老马用下巴指了指西边，“不过偶尔会过来借东西什么的。你们要是跟他有过节，看见就躲着点。”
“谢谢马哥。”小四说。
老马摆摆手：“谢啥。都是出来挣口饭吃的，不容易。”
吃完饭，回到工棚。陆陆续续有人下工回来，工棚里热闹起来。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也有几个四十多的。口音天南地北，河南的、四川的、安徽的、贵州的。大家互相打着招呼，骂着天气，抱怨着工头，分享着今天听到的八卦。
阿三和小四坐在自己床上，听着，不说话。他们是新人，还没融入这个集体。
“新来的？”一个年轻人凑过来，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脸上还带着稚气，“我叫小四川，真名刘川，四川的。”
“我叫阿三，他叫小四。”阿三说。
“你们住这对床啊？”小四川一屁股坐在阿三床上，“这床以前是二狗睡的，上个月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断了，回家了。”
阿三心里一沉。
“严重吗？”
“小腿骨折，打了钢板。”小四川说，“包工头赔了五千，医药费都不够。没办法，农村人，命贱。”
他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你们以前在哪儿干？”小四川问。
“城里，王胖子的工地。”阿三说。
“王胖子？”小四川撇撇嘴，“那家伙，黑心得很。你们能从他那儿出来，算运气好。”
正说着，工棚外传来哨子声。是开饭的哨。但大家刚吃过，没人动。
“是加班的饭。”小四川解释，“晚上要打混凝土，得干通宵。有加班费，一人五十。去不去？”
阿三看向小四。小四点头。
“去。”阿三说。
“那快走，去晚了就没名额了。”小四川跳起来。
加班的活是浇筑地下车库的底板。到了现场，阿三才知道为什么要通宵——混凝土浇筑不能停，一停就会有冷缝，影响质量。现场灯火通明，两台泵车伸出长长的臂架，混凝土从管口喷涌而出。工人们穿着雨靴，拿着振动棒，在混凝土里忙碌。
阿三和小四被分到搬运组，负责把水泥袋从车上搬到搅拌站。一袋水泥五十公斤，两个人抬。干了两个小时，阿三的肩膀就磨破了，火辣辣地疼。小四的瘸腿也开始发抖，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
凌晨三点，最困的时候。阿三眼皮打架，脚下一软，差点摔倒。旁边伸过来一只手，扶住了他。
是张建国。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也穿着工装，戴着安全帽，脸上沾着灰。
“累了就去休息会儿。”张建国说。
“不用，张总，我能行。”阿三赶紧说。
张建国没说什么，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小陈拎着一桶热水和几个碗过来。
“张总让送的，红糖姜茶，驱寒。”小陈说。
每人倒了一碗，热腾腾的，甜中带辣，喝下去，一股暖流从胃里蔓延到全身。阿三看着不远处正在和技术员说话的张建国，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个张总，好像不太一样。
天快亮时，底板终于浇完了。工人们累得东倒西歪，坐在水泥袋上喘气。小陈过来发钱，每人五十，现金。拿到钱时，阿三的手有点抖。这不是他挣过最多的钱，但这是最踏实的一笔——干完活，马上结钱，不拖欠。
回到工棚，天已经蒙蒙亮。其他人还在睡，鼾声此起彼伏。阿三和小四轻手轻脚地爬上床，衣服都没脱，倒头就睡。
这一觉睡到下午。醒来时，工棚里没人，都上工去了。阿三爬起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疼。小四也醒了，正在揉那条瘸腿。
“还能行吗？”阿三问。
“死不了。”小四说。
两人去食堂，饭点已经过了，只有剩菜剩饭。管食堂的大妈看他们可怜，给热了热。正吃着，小四川跑进来，一脸神秘。
“听说了吗？出事了。”
“啥事？”
“三期那边，王胖子的工地，塔吊倒了。”
阿三手里的筷子掉在桌上。
“什么时候？”
“就今天上午。好在没砸到人，但塔吊司机还在上面，摔下来了，现在送医院了，不知道死活。”小四川压低声音，“听说，是王胖子为了省钱，用的旧钢丝绳，早就该换了。”
阿三和小四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后怕。如果他们还在王胖子的工地，如果那天他们没走……
“王胖子人呢？”阿三问。
“跑了。警察来了，找不到人。工人都炸了，围在项目部要钱。”小四川说，“你们运气真好，早早就走了。”
运气好吗？阿三不知道。如果不是被逼到楼顶，如果不是遇到张建国，他们现在可能也在那群要钱的工人里，或者，更糟。
吃完饭，两人回到工棚。小四从行李里翻出那个铁皮糖盒，打开。里面是那张泛黄的母子合影，还有几颗算盘珠子。他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小心地合上盒子，塞回行李最底层。
“四儿，”阿三忽然说，“你娘……是怎么没的？”
小四的手顿了顿。
“病。”他说了一个字。
“什么病？”
“算不清的病。”小四躺回床上，面朝墙壁，“睡吧，晚上可能还要加班。”
阿三没再问。他知道，有些伤口，不能碰。
工地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每天早上六点上工，中午休息两小时，下午干到六点。有时候加班，有时候不加班。活很累，但工资按时发，每周能预支一百块钱生活费。阿三把钱都攒着，只留最少的生活费。小四也是。
他们渐渐熟悉了这个工地，熟悉了这里的人。老马是钢筋班的班长，手艺很好，能看懂复杂的图纸，人也不错，经常教他们技巧。小四川是混凝土班的，爱说爱笑，是工棚里的开心果。还有技术员小李，大学毕业两年，戴着眼镜，书生气，但没架子，有时候会蹲在工地上跟他们一起吃饭。
张建国不常来工地，但每次来，都会到处转转，看看进度，问问工人的情况。他话不多，但眼神很利，哪里有问题，一眼就能看出来。工人们私下里说，张总严厉，但讲道理，不拖欠工资，这就够了。
一个月后，发工资的日子。阿三和小四被叫到办公室。张建国坐在办公桌后，面前放着两个信封。
“这是你们的工资。”他把信封推过来，“阿三，两千四。小四，两千二。小四腿不方便，有些重活干不了，少两百。有意见吗？”
“没意见。”小四说。
阿三拿起信封，厚厚的一沓。他捏了捏，心里计算着：留四百生活费，寄两千回家。彩凤收到钱，应该能松口气了。
“还有件事。”张建国说，“我看你们干活踏实，想给你们换个岗位。阿三去跟老马学扎钢筋，小四去资料室帮忙整理文件。工资涨到一天一百。干不干？”
扎钢筋是技术活，比搬水泥轻松，工资还高。资料室更轻松，不用晒太阳。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干！谢谢张总！”阿三赶紧说。
小四也点头。
“别急着谢我。”张建国看着他们，“技术活有技术活的要求。扎钢筋，误差不能超过五毫米。整理文件，一张纸都不能错。干不好，随时换人。明白吗？”
“明白！”
走出办公室，阿三还觉得像在做梦。一个月前，他们还站在楼顶，准备跳下去。一个月后，他们有了稳定的工作，工资涨了，还能学技术。
“四儿，咱们是不是……转运了？”阿三小声说。
小四没说话，只是捏紧了手里的信封。他知道，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运。张建国对他们好，一定有原因。但不管什么原因，他们得抓住这个机会。
第二天，阿三去了钢筋班。老马很认真地教他：怎么下料，怎么弯折，怎么绑扎。阿三学得很用心，他有力气，手也巧，很快就上手了。老马夸他：“你小子，是块料。”
小四去了资料室。资料室在活动板房的二楼，就一间屋子，堆满了图纸、合同、变更单。管资料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姓赵，戴副老花镜，说话慢声细气。
“小四啊，这些是这月的施工日志，按日期排好，装订。”赵姐指着一堆乱七八糟的本子说。
小四坐下来，开始整理。他做事仔细，有条理，很快就把一堆乱麻理清了。赵姐很满意：“哎呀，可算来个明白人。以前那些小伙子，毛手毛脚的，能把人气死。”
资料室的工作不累，但繁琐。要整理文件，要登记台账，要收发图纸。小四很快掌握了门道，还能帮赵姐做简单的报表。赵姐越来越喜欢他，有时候还偷偷给他塞个苹果什么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平淡，但踏实。阿三的扎钢筋技术越来越好，老马说，再过半年，就能当大工了。小四把资料室整理得井井有条，赵姐向张建国夸了他好几次。
但阿三心里总惦记着那一万八。王胖子跑了，那钱估计是要不回来了。他心疼，但不后悔。如果没那晚的楼顶对峙，他们就不会遇到张建国，就不会有现在的生活。
有时候他会想，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
但小四不这么想。他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张建国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就因为那晚他们没拿他的钱？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他暗中观察。张建国每个月会消失一天，手机关机，没人知道他去哪儿。小四算过，每次都是农历十五左右。他想起那晚在巷子里，张建国烧纸的日子，好像是十五。
他还发现，张建国的办公室抽屉里，有一张旧照片，用塑料膜小心封着。有一次他去送文件，张建国不在，抽屉没锁，他看见了。照片上是一群年轻人，和那晚张建国烧的那张一样。但这张更清晰，他能看清每个人的脸。
后排左数第三个，那个笑容灿烂的年轻人，就是张建国说的“大刘”。而站在大刘旁边的，是一个瘦高的年轻人，眉眼神态，竟和小四有几分相似。
小四心里一紧。他想起母亲说过，他有个舅舅，早年出去打工，再没回来。母亲说，舅舅是跟人去了南方，具体去哪儿，不知道。只说名字里有个“建”字。
张建国。刘建军。
难道……
小四不敢想下去。他把这个发现藏在心里，没告诉阿三。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
转眼到了年底。工地要放假了，春节前后休息一个月。发完最后一个月工资，张建国把阿三和小四叫到办公室。
“过年有什么打算？”他问。
“回家。”阿三说。他早就计划好了，用攒下的钱，给彩凤买件新棉袄，给小草买新书包，再割几斤肉，好好过个年。
“小四呢？”
“也回家。”小四说。他母亲一个人在家，他得回去看看。
张建国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两个红包，递过来。
“这是年终奖。不多，一点心意。”
阿三接过，捏了捏，厚厚的一沓，少说有两千。他眼眶一热：“张总，这……这太多了……”
“拿着吧。”张建国摆摆手，“你们干得好，这是应得的。过了年，早点回来。开春工程多，需要人手。”
“一定！”
走出办公室，阿三还觉得像在做梦。他数了数红包，整整三千。加上工资，他这半年攒了快两万。彩凤的手术费，有希望了。
“四儿，咱们……咱们真的转运了。”他声音有些哽咽。
小四没说话，只是看着手里的红包。三千，是他母亲摆摊两年才能挣到的钱。
“回家。”他说。
两人去火车站买了票。春运期间，票难买，只买到站票。三十多个小时，要站回去。但归心似箭，站就站吧。
临走前，阿三去银行，把两万块钱全寄了回去。汇款单附言栏里，他写了：手术，等我回来。
小四寄了五千。附言栏是空的。
火车站人山人海。扛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挤满了候车室、广场、甚至天桥。空气里弥漫着汗味、泡面味、孩子的哭闹声。阿三和小四挤在人群里，像两滴水融进了大海。
“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周口的K1234次列车开始检票……”
人群骚动起来，像潮水一样涌向检票口。阿三和小四被人流推着往前走，身不由己。挤上火车，车厢里已经塞满了人，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两人挤在车厢连接处，背靠着冰冷的铁皮。
火车开动了。城市在窗外后退，高楼、工地、街道，渐渐模糊，最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田野、村庄、远山。
阿三看着窗外，忽然想起半年前的那个雨夜。他站在楼顶，脚下是深渊。那时他觉得，这辈子完了。没想到，半年后，他会坐着火车回家，怀里揣着给媳妇治病的钱。
“四儿，”他低声说，“咱们这半年，像做梦一样。”
小四靠在对面的铁皮上，闭着眼，像是在睡觉。但阿三知道，他没睡。
“不是梦。”小四说，眼睛没睁开，“是咱们拿命换来的。”
火车轰鸣，穿过隧道，驶向远方。车厢里有人打牌，有人聊天，有人睡着了打呼噜。连接处拥挤不堪，空气污浊，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神情——回家的急切，和期盼。
阿三摸了摸怀里的车票，又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红包。硬硬的，还在。
窗外，天色渐暗，雪花开始飘落。
要下雪了。
但这次，他不怕了。
因为家里，有人在等他。
第四章 工棚众生相
腊月二十八，工地正式放假。
工棚里却还留着十几号人——不是不想回，是回不起。老马算过一笔账：从这儿回商丘，硬座98，但春运涨到168。来回336，加上路上吃饭，最少400。这400够他媳妇三个月的药钱。
“今年又不回了？”阿三问。他正在收拾行李，其实没啥可收拾的，就几件衣服，一个破编织袋。
老马坐在床沿上，手里捏着半根烟，烟灰积了老长。“不回。”他弹掉烟灰，“省下的钱，开春给老二交学费。那小子争气，考上了县一中。”
小四川从上铺探出头：“马叔，你老二多大了？”
“十六，上高一。”老马脸上闪过一丝光，很快又暗下去，“就是费钱。住宿费、资料费、补课费……上个学跟喝血似的。”
“那也得供啊。”旁边床的老陈插话。他五十出头，左手中指缺了一截，是去年被电锯切的。“我儿子要是能考上高中，我砸锅卖铁也供。可惜不是读书的料，初中毕业就跟我出来了，在南方厂里。”
“厂里好啊，稳定。”有人说。
“好个屁。”老陈举起那根残指，“在工地，伤了残了，还能找包工头闹一闹。在厂里，机器切了手，说是违规操作，一分不赔。现在在出租屋躺着，媳妇跟人跑了。”
工棚里安静了几秒。只有窗外工地上，风吹过安全网的呼啦声。
阿三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编织袋。他看向小四，小四坐在床上，手里拿着那个铁皮糖盒，拇指在盒盖上轻轻摩挲。
“四儿，你回吗？”阿三问。
小四点点头，把糖盒小心地放进行李最底层。“回。我娘一个人。”
“你娘身体咋样？”
“老毛病，类风湿，下雨天疼得起不来。”小四说得很平静，但阿三看见他眼角跳了一下。
老马又点了一根烟：“小四，你爹呢？”
“没了。”小四说，“我十岁时没的。肝癌。”
“哦……”老马长长吐了口烟，“那你娘不容易。”
“嗯。”
阿三想起自己的爹娘。他们也“没了”——不是死了，是“没”在这个家的生活里。在他七岁那年出去打工，开始还寄钱，后来信越来越少，钱也越来越少。十二岁那年彻底断了联系。奶奶说，可能在外头又成了家。他恨过，后来不恨了，恨不动。再后来自己当了爹，懂了——有时候人逃跑，不是因为心狠，是因为撑不住了。
“三哥，你媳妇啥病？”小四川问。
“哮喘。严重时喘不上气，脸憋得发紫。”阿三说，“县医院说要做手术，把气管里啥东西切了。要五万。”
“五万……”小四川咂咂嘴，“得挣两年。”
“现在有了。”阿三拍拍胸口，那里缝了个暗兜，装着存折，“张总发的年终奖，加上这几个月攒的，够了。”
“张总人真不错。”老陈说，“我在这行干了二十年，没见过几个不拖欠工资的。更别说年终奖了。”
“他是心里有愧。”角落里一个一直没说话的老头忽然开口。大家都叫他“老瞎子”，其实不瞎，只是眼睛常年红肿，看东西眯着。他在工地看仓库，快六十了。
“啥意思？”阿三问。
老瞎子慢悠悠卷了根烟：“张总年轻时候，也是包工头。九几年那会儿，在南方接工程。手下有个工人，叫大刘的，老婆要生了，急着用钱。张总那会儿也难，工程款被甲方拖着，发不出工资。大刘天天催，催急了，张总说：‘再等等，等工程款下来，一分不少你的。’”
他点着烟，深深吸了一口：“结果没等到。大刘从十八楼跳下去了。老婆孩子没等到钱，等到了骨灰盒。”
工棚里鸦雀无声。
阿三想起那晚在巷子里，张建国蹲在雨中烧纸的背影。
“后来呢？”小四川问。
“后来张总把工程转了，赔了大刘家十万——那会儿十万是巨款。自己回老家，消沉了好几年。再出来，就不当包工头了，去地产公司上班，从基层干起，干到项目经理。”老瞎子吐着烟圈，“但他每年腊月二十八，都去大刘跳楼的地方烧纸。雷打不动。”
“难怪……”阿三喃喃道。
难怪张建国那晚会帮他们。难怪他工地规矩严，但从不拖欠工资。难怪他看到阿三和小四讨薪时，眼神那么复杂。
“所以他不是帮你们。”老瞎子看着阿三和小四，“他是帮当年的自己。”
阿三沉默了。他忽然觉得胸口那本存折有点烫。这钱，是张建国的赎罪钱吗？如果是，他该拿吗？
“该拿。”小四忽然开口，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咱们干活，他给钱。天经地义。他欠大刘的，不是欠咱们的。”
“可……”
“没什么可是。”小四站起来，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咱们不偷不抢，凭力气吃饭。他给钱，是因为咱们值这个价。就这么简单。”
他说得斩钉截铁。但阿三看见，他收拾行李的手，在微微发抖。
窗外天色暗下来。工地上的灯陆续亮了，昏黄的光从窗户透进来，在水泥地上投出斑驳的影子。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城里人开始准备过年了。
“明天几点的车？”老马问。
“早上六点。”阿三说。
“那得早点睡。火车站人肯定多。”老马掐灭烟头，躺下了。
其他人也陆续躺下。工棚里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是长长的叹息，翻身，咳嗽。每一声叹息里，都压着一座山。
阿三躺下，睁着眼看天花板。铁皮屋顶上有水渍，像一张张模糊的脸。他想起彩凤，想起小草，想起老家漏雨的瓦房。他出来三年，只回去过一次。那次小草五岁，看见他，躲在彩凤身后，怯生生地叫“叔叔”。他心都碎了。
今年不一样了。他有钱了。可以给彩凤做手术，可以给小草买新衣服，可以把房顶修好。他可以挺直腰板说：媳妇，我回来了。
想着想着，他睡着了。
梦里，他回到了老家。彩凤在灶前做饭，热气腾腾。小草在院子里写作业，抬头看见他，笑着跑过来：“爸！”他张开手臂，想把女儿抱起来，却发现自己手臂变成了钢筋，冰冷，坚硬。
他惊醒了。
天还没亮。工棚里鼾声此起彼伏。他悄悄爬起来，摸出藏在床底下的存折，就着窗外微弱的光，又看了一遍上面的数字：21476.50。
够了。够了。
他把存折贴在心口，闭上了眼。
这次，他梦见了阳光。
腊月二十九，凌晨四点。
阿三和小四背着行李，走出工棚。天还是黑的，工地上静悄悄的，只有守夜的保安在岗亭里打盹。他们轻手轻脚地穿过工地，走出大门。
街上空无一人。路灯昏黄，照着湿漉漉的地面——昨夜又下雨了。远处偶尔有车驶过，轮胎碾过积水，发出哗啦一声。
火车站离工地十公里。他们没钱打车，只能走。
走到一半，天渐渐亮了。街道两旁的店铺陆续开门，早点摊支起炉灶，油条的香味飘过来。阿三的肚子咕咕叫，但他摸了摸口袋——只剩五十块钱了，要留到路上用。
“吃个馒头吧。”小四在路边馒头铺买了两个馒头，递一个给阿三。
馒头是冷的，但很扎实。两人就着凉水，边吃边走。
“四儿，”阿三忽然说，“开年回来，咱们好好干。等彩凤手术做完，小草上学稳定了，咱们攒点钱，也学点技术。不能一辈子当小工。”
“嗯。”小四应了一声。
“张总那儿，肯定还有上升空间。我看老马，技术好，一个月能拿五六千。咱们好好学，也能行。”
“得考证。”小四说，“现在工地越来越规范，没证不行。钢筋工证、电工证、安全员证……都得考。”
“那得花钱吧？”
“花钱也得考。这是投资。”
阿三点点头。他喜欢小四这点，想得远，会算计。虽然有时候算计得让人发冷，但在这个世道，不算计，活不下去。
走到火车站时，天已大亮。广场上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全是扛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空气里弥漫着汗味、泡面味、孩子的哭闹声。喇叭里不断广播着车次信息，声音嘶哑。
“开往周口的K1234次列车开始检票……”
人群骚动起来，像潮水一样涌向检票口。阿三和小四被人流裹挟着往前挤，身不由己。挤到检票口时，阿三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票！”检票员面无表情。
阿三赶紧掏出车票。检票员扫了一眼，撕下一角，挥手放行。
过了检票口，又是一路狂奔。站台上，绿皮火车像条疲惫的长龙，静静地卧在铁轨上。车厢门口挤满了人，有人从窗户往里爬。
“这边！”小四眼尖，看到一节车厢人稍微少点。
两人挤过去，拼命往上挤。好不容易挤上车，车厢里已经塞满了人，行李架上、座位下、过道里，全是人和行李。空气污浊得让人窒息。
“往里走！往里走！”列车员在门口喊。
阿三和小四被人流推着，一点点往车厢深处挪。最后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停下来——这里也挤满了人，但至少能放下脚。
两人背靠冰冷的铁皮，把行李放在脚下。阿三喘着粗气，抹了把额头的汗。
火车开动了。城市在窗外缓缓后退，高楼，工地，街道，渐渐模糊，最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田野，村庄，远山。
阿三看着窗外，忽然有种不真实感。半年前，他站在烂尾楼顶，脚下是深渊。半年后，他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怀里揣着给媳妇治病的钱。
命运这个东西，真他妈的说不清。
“四儿，”他低声说，“咱们这半年，像做梦一样。”
小四靠在对面的铁皮上，闭着眼，像是在睡觉。但阿三知道，他没睡。
“不是梦。”小四说，眼睛没睁开，“是咱们拿命换来的。”
火车轰鸣，穿过隧道，驶向远方。车厢里有人打牌，有人聊天，有人睡着了打呼噜。连接处拥挤不堪，空气污浊，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神情——回家的急切，和期盼。
阿三摸了摸胸口，存折硬硬的，还在。
窗外，天色渐暗，雪花开始飘落。
要下雪了。
但这次，他不怕了。
因为家里，有人在等他。
第五章 试炼·水
正月初十，阿三和小四回到了工地。
年味儿还没散尽，工地上冷冷清清，只有几个留守的工人在收拾场地。张建国还没回来，工棚里空了一大半——有些人过了十五才回，有些人，可能就不回了。
老马在。他正蹲在工棚门口抽烟，看见阿三和小四，点点头：“回来了？”
“嗯。马叔过年好。”阿三说。
“好啥好。”老马弹掉烟灰，“工地停了半个月，损失好几万。张总初八就回来了，脸色不好看。”
“出啥事了？”
“三期那边，王胖子的烂摊子。”老马压低声音，“塔吊倒了，砸伤三个人，其中一个重伤，可能瘫了。家属闹到公司，要赔两百万。公司想推给王胖子，可王胖子跑了，毛都找不着一根。张总被叫去开会，挨了训。”
阿三心里一沉。王胖子跑了，那剩下的一万八，彻底没指望了。
“那……咱们工地受影响吗？”小四问。
“暂时没有。但张总说了，今年工期紧，质量要求更高。”老马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你们回来得正好，下午有个急活，缺人。”
“啥活？”
“基坑排水。”老马说，“春节下雨，基坑积水了。得赶紧抽干，不然影响打垫层。这活苦，水里泡着，但工资高，一天一百五。干不干？”
“干。”阿三毫不犹豫。
下午，三人来到基坑边。基坑深八米，底下积了半米深的水，浑浊发黄，漂着垃圾。两台抽水泵已经架好了，但水太深，得有人下去清理排水沟里的淤泥。
“我下。”阿三脱掉外套，只穿件单衣。
“我也下。”小四说。
老马看了小四的腿一眼：“你这腿行吗？水凉。”
“没事。”
老马没再劝，递过来两双高筒雨靴：“穿上。水里有碎玻璃、钢筋头，小心点。”
阿三和小四穿上雨靴，顺着脚手架爬下基坑。水冰凉刺骨，瞬间淹到大腿。阿三打了个寒颤，咬咬牙，弯腰开始清理排水沟里的淤泥。
淤泥又粘又臭，混着建筑垃圾，得用手一把把抠出来。干了半小时，阿三的手就冻得发麻，失去知觉。他抬头看小四，小四脸色发白，嘴唇发紫，但一声不吭，埋头苦干。
“歇会儿。”老马在上面喊。
两人爬上来，坐在基坑边喘气。老马递过来两碗姜茶：“趁热喝。”
姜茶很烫，辣得人眼泪直流。但喝下去，一股暖流从胃里蔓延开，冻僵的身体慢慢复苏。
“张总来了。”老马忽然说。
阿三抬头，看见张建国从工地那头走过来。他穿着一件深灰色夹克，脸色憔悴，眼下一片青黑。走到基坑边，他低头看了看水情，又看了看阿三和小四。
“水多深？”他问。
“半米左右。”老马说。
“什么时候能抽干？”
“顺利的话，今晚。不顺利的话，得明天。”
张建国点点头，没说话。他点了根烟，静静地看着基坑。烟雾在寒冷的空气中缓缓上升，消散。
阿三忽然觉得，张建国看基坑的眼神，就像那晚在巷子里烧纸时的眼神——沉重，疲惫，带着某种说不清的东西。
“张总，”阿三鼓起勇气，“王胖子那边……没事吧？”
张建国转过头，看着他。眼神很锐利，像刀子。
“谁告诉你的？”
“老马……马叔。”阿三老实说。
张建国看了老马一眼。老马低下头，假装检查抽水泵。
“王胖子跑了。”张建国说，声音很平，“但他的工程，是挂靠在我们公司名下的。他出事，公司脱不了干系。那三个受伤的工人，公司得负责。”
“那……要赔多少钱？”
“看伤情。最重的那个，脊椎断了，可能终身瘫痪。最少一百万。”张建国吐出一口烟，“一百万，够发这个工地所有工人一年的工资。”
阿三沉默了。他想起自己胸口那本存折，两万块钱，他挣了半年。一百万，得挣二十五年。
“所以，”张建国看着他和阿三，“质量，安全，比什么都重要。你们在下面干活，一定要小心。一根钢筋，一块砖头，都可能要人命。明白吗？”
“明白。”阿三用力点头。
张建国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有些佝偻。
“继续干吧。”老马说。
阿三和小四又下到基坑里。水似乎更冷了，像无数根针扎进骨头里。阿三咬着牙，拼命清理淤泥。他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张建国的话：一百万，够发这个工地所有工人一年的工资。
他突然理解了张建国的严厉。在这个行当里，一次事故，就可能毁掉几十个家庭。而张建国，背负着这样的责任。
干到天黑，水终于抽干了。基坑底部露出来，满是淤泥和垃圾。阿三和小四累得几乎站不住，爬上来时，腿都在发抖。
“辛苦了。”老马递过来两杯热水，“明天清理垃圾，后天就能打垫层了。”
“马叔，张总他……是不是压力很大？”阿三问。
老马叹了口气：“能不大吗？项目经理，听着风光，实际上就是夹心饼干。上面要进度，要利润；下面要工资，要安全。出了事，第一个担责任。张总这些年，白头发多了多少。”
阿三想起张建国花白的头发。他才五十出头，看起来像六十。
“去洗个热水澡，早点睡。”老马说，“明天还有硬仗。”
回到工棚，阿三和小四打了热水，在简陋的淋浴间冲澡。热水冲在冻僵的身体上，针扎似的疼。但疼过之后，是麻木的温暖。
夜里，阿三发起高烧。
他浑身滚烫，却觉得冷，冷得直哆嗦。小四爬起来，摸了摸他的额头，烫手。
“得去医院。”小四说。
“不去……没钱……”阿三迷迷糊糊地说。
小四没说话，穿上衣服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带着老马和老陈进来。
“烧得不轻。”老马摸了摸阿三的额头，“得送医院。工地有医务室，但晚上没人。去镇上卫生所吧。”
“我背他。”老陈说。
老陈背起阿三，小四在后面扶着，老马打着手电，四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镇上走。卫生所在三公里外，夜里路黑，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到。
值班医生是个年轻姑娘，睡眼惺忪地给阿三量了体温：39.8度。
“急性肺炎。”医生说，“得输液。先去交费，两百。”
小四摸了摸口袋，只有几十块钱。他看向老马，老马掏出皱巴巴的一百块，老陈也掏了五十。
“还差五十。”医生说。
小四咬了咬牙，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张存折——那是他全部的积蓄，五千块。“这个……能押吗？”
医生看了一眼存折，又看看小四：“你是他什么人？”
“兄弟。”
医生沉默了一下：“先输液吧。钱明天补。”
阿三被安排在一张简陋的病床上输液。药水一滴一滴流进血管，他渐渐睡着了。梦里，他回到了基坑，水冰冷刺骨，他拼命挣扎，却越陷越深。
“三哥，三哥！”有人喊他。
他睁开眼，看见小四焦急的脸。
“你醒了？”小四松了口气。
阿三看了看四周，白色的墙壁，简陋的病床，窗外天已经蒙蒙亮。“我……怎么了？”
“肺炎。医生说得住两天院。”小四说，“钱我已经交了，你别管。”
阿三鼻子一酸。他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睡吧。”小四给他掖了掖被子，“我在这儿。”
阿三又睡着了。这次，他梦见了阳光，温暖的，明亮的阳光。
阿三在医院住了三天。出院那天，小四来接他。工地上派了辆车，司机是陈涛。
“张总让我来的。”陈涛说，“医药费公司报销。”
阿三愣住：“为……为什么？”
“张总说，你们是因工生病。”陈涛说，“公司有规定，工伤医疗费可以报销。”
阿三眼睛红了。他想起以前在王胖子工地，有工友被钢筋扎穿脚，王胖子不仅不报销医药费，还扣了当月工资，说是耽误工期。
回到工地，张建国正在基坑边检查垫层浇筑。看见阿三，他走过来。
“好了？”
“好了。谢谢张总。”阿三说。
张建国摆摆手：“应该的。”他顿了顿，“基坑排水那活，你们干得不错。水抽干了，垃圾也清理干净了。垫层今天就能打完。”
“那就好。”
“但是，”张建国看着阿三，“身体是自己的，要爱惜。以后这种苦活，量力而行。不要拼命。”
阿三点点头。
“回去休息两天。工资照发。”张建国说完，转身走了。
阿三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感激，愧疚，还有一丝不解——张建国为什么要对他们这么好？就因为那晚在巷子里的偶遇？还是因为别的？
“想什么呢？”小四问。
“我在想，”阿三说，“张总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小四沉默了一会儿，说：“好人。但好得让人不安。”
“为什么？”
“因为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小四说，“他对咱们好，肯定有原因。只是咱们还不知道。”
阿三不说话了。他看着工地上忙碌的工人，看着高耸的塔吊，看着远处城市的轮廓。这个世界太大了，大得让人渺小。而他们，只是这巨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一颗螺丝钉，有什么资格问为什么？
“走吧。”小四说，“回去睡觉。明天还要干活。”
两人回到工棚。工棚里空荡荡的，大部分工人还没回来。阿三躺在床上，却睡不着。他想起医院里那三天，小四一直守在他床边。想起老马和老陈半夜背他去医院。想起张建国说“医药费公司报销”。
这些好，是真的吗？会持续吗？还是说，只是一场梦，醒了就没了？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此刻，他得抓紧这些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紧。
因为一旦松手，可能就再也抓不住了。
窗外，又下雨了。
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像炒豆子。
阿三闭上眼，听着雨声。
这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第六章 试炼·账
出了正月，工人才陆陆续续回来。
工地恢复了往日的喧嚣。搅拌车的轰鸣，塔吊的转动，钢筋碰撞的脆响，工人们的吆喝，交织成一部嘈杂而有序的工地交响曲。
阿三的肺炎好了，但落下了病根——咳嗽，特别是阴雨天，咳得撕心裂肺。小四的瘸腿也更明显了，走路一跛一跛的，但他从不喊疼。
张建国给他们换了岗位。阿三正式跟着老马学扎钢筋，小四被调到材料部，帮忙管仓库、记台账。工资涨到了一天一百二。
“这是张总特意交代的。”材料部的老王是个秃顶的中年人，说话慢吞吞的，“小四啊，仓库的账，一分一毫都不能错。钢筋、水泥、模板，进来多少，出去多少，剩多少，每天都要核对。差一斤，都得找出原因。”
“明白。”小四说。
仓库在工地角落，是个简易的铁皮房。里面堆满了各种建材：成捆的钢筋，袋装的水泥，木模板，钢管，扣件……空气里弥漫着水泥灰和铁锈的味道。
老王给了小四一本厚厚的台账，一支笔，一个计算器。“你先熟悉熟悉。我去趟项目部。”
老王走了。小四翻开台账，一页一页地看。账记得很乱，字迹潦草，涂改很多。他皱了皱眉，拿出自己的笔记本——那是他在旧书摊买的，一块钱一本，已经记了大半本。
他开始重新整理。把钢筋按规格分类，点数，记下数量；水泥按标号分类，清点袋数；模板、钢管、扣件，一样一样数，一样一样记。
干了一天，才清点了三分之一。晚上回到工棚，他还在算账，嘴里念念有词。
“算啥呢？”阿三问。
“仓库的账对不上。”小四说，“钢筋少了三吨，水泥少了五十袋。”
“会不会是记错了？”
“我数了三遍，不会错。”
阿三心里一沉。在工地，材料对不上，是大忌。轻则罚款，重则开除，甚至报警。
“要不要告诉老王？”
“明天再说。”小四合上笔记本，“先睡觉。”
第二天，小四继续清点。到下午，全部清点完了。结果更惊人：钢筋总共少了五吨，水泥少了八十袋，模板少了三十张，钢管扣件也少了不少。
按照市场价，这些材料值七八万。
小四拿着整理好的账本，找到老王。老王正在仓库门口晒太阳，眯着眼打盹。
“王叔，账对不上。”小四把账本递过去。
老王睁开眼，慢吞吞地接过账本，翻了翻。“哦，这个啊。可能是之前记错了。我改改。”
“不是记错了。”小四说，“我清点过了，实物确实少了。”
老王看了小四一眼，眼神有点冷：“小四啊，在工地干活，有些事，不能太较真。材料嘛，进出难免有损耗。差个一点半点，正常。”
“差得有点多。”小四说。
老王站起来，拍了拍小四的肩膀：“年轻人，刚来，不懂规矩。这么跟你说吧，工地上的材料，从来没有百分百对得上账的。运输有损耗，施工有损耗，雨水淋了，太阳晒了，都会少。明白吗？”
小四没说话。
“这样，”老王压低声音，“你把账改一改，改成合理的损耗范围。这事就过去了。月底盘点，我给你发两百块奖金。怎么样？”
小四看着老王。老王脸上堆着笑，但那笑容很假，像一张面具。
“张总说了，账要清楚。”小四说。
“张总那是场面话。”老王有些不耐烦了，“你真以为他天天来查账？他忙得很，哪有空管这些小事。听我的，把账改了，对谁都好。”
“如果我不同意呢？”
老王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盯着小四，看了几秒，忽然笑了，笑得让人发毛。
“行，你有原则。”他说，“那你自己看着办吧。不过我得提醒你，仓库的账，以前是我管的。现在你说少了这么多材料，张总会信你，还是信我？”
小四沉默了。他知道老王的意思——老王在工地干了十几年，是张建国的老部下。而他，只是个刚来几个月的临时工。
“你自己想想吧。”老王说完，转身走了。
小四站在原地，手里攥着账本，指关节发白。
晚上，他把事情告诉了阿三。
阿三听完，眉头紧锁：“老王这是想让你背黑锅？”
“不止。”小四说，“材料少了七八万，不是小数目。他敢这么干，肯定不是第一次。而且，很可能不止他一个人。”
“你的意思是……”
“材料从进场到入库，要经过好几道手续：采购、运输、验收、入库。少了这么多，不可能只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小四说，“这很可能是一条链。”
阿三倒吸一口凉气：“那……咱们怎么办？告发他们？”
“告发？”小四苦笑，“告谁？证据呢？就凭我这本账？老王说得对，张总信谁还不一定呢。”
“那就不管了？”
“管不了。”小四躺下，面朝墙壁，“睡觉吧。”
阿三睡不着。他想起张建国说过的话：“在我的工地，就要守我的规矩。不偷不抢，不惹事。”如果老王真的偷卖材料，那就是坏了规矩。可他们能怎么办？
接下来的几天，小四照常去仓库上班，但不再提账目的事。老王对他态度冷淡，但也没再为难他。一切看起来风平浪静。
直到周五下午。
张建国突然来到仓库，说要抽查材料盘点情况。老王赶紧迎上去，满脸堆笑：“张总，您怎么来了？账本在这，都清楚着呢。”
张建国接过账本，翻了翻，眉头皱起来：“钢筋怎么少了这么多？”
“哦，那个啊。”老王不慌不忙，“上周三期那边紧急施工，借了我们五吨钢筋，说是应急，过两天还。我还没来得及入账。”
“有借条吗？”
“有有有，我找找。”老王装模作样地在抽屉里翻找，最后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在这。”
张建国看了一眼借条，没说话。他又问：“水泥呢？也少了。”
“水泥是雨天受潮，结块了，不能用了，我就处理了。”老王说，“按报废流程走的，手续都齐全。”
“报废单呢？”
“在……在项目部，我明天拿给您。”
张建国盯着老王，看了足足十秒钟。然后他转过头，看向小四：“小四，你说说，账怎么回事？”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小四身上。
老王拼命给小四使眼色，意思是让他按之前说的来。
小四沉默了几秒，开口了：“张总，账是我清的。钢筋少了五吨，水泥少了八十袋，模板少了三十张，钢管扣件少了……”
他一口气报出所有短缺的材料和数量。
老王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张建国问：“原因呢？”
“我不知道。”小四说，“我只负责清点数量。至于为什么少，得问王叔。”
张建国又看向老王。
老王冷汗都下来了：“张总，您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了。”张建国打断他，“从今天起，你不用来仓库了。去项目部等着，我会派人调查。”
“张总！张总！您听我说……”
“带走。”张建国对旁边的陈涛说。
陈涛上前，把老王带走了。仓库里只剩下张建国和小四。
张建国走到货架前，拿起一根钢筋，掂了掂，又放下。他背对着小四，说：“你知道老王在工地干了多少年吗？”
“不知道。”
“十二年。”张建国说，“从我还是施工员的时候，他就跟着我。人勤快，也会来事。所以我让他管仓库，觉得放心。”
他转过身，看着小四：“你说，我该信他，还是信你？”
小四迎着他的目光：“张总，我不需要您信我。账本在这，材料在这，您可以自己点。”
张建国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不是平时那种客气的笑，是真正的，带着一丝疲惫和欣慰的笑。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来管账吗？”他问。
小四摇头。
“因为那晚在巷子里，我给你钱，你没要。”张建国说，“你说你们有钱。那会儿我就想，这小子，不贪。”
他走到小四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老王贪，我知道。但我没想到，他贪了这么多。更没想到，你敢说实话。”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小四说。
“该做的事……”张建国喃喃重复了一遍，眼神有些恍惚，“是啊，该做的事。可这世上，有多少人愿意做该做的事？”
他走到仓库门口，看着外面忙碌的工地，背影显得有些孤独。
“小四，”他说，“从今天起，仓库你管。账要清楚，材料要管好。能做到吗？”
“能。”
“好。”张建国点点头，走了。
小四站在仓库里，看着满屋的建材，忽然觉得肩膀很沉。
那天晚上，老王被开除了。消息传得很快，工地上议论纷纷。有人说老王活该，有人说小四太狠，断了老王的生路。但不管怎么说，仓库的账，从此清清楚楚。
月底发工资时，小四的工资涨到了一天一百五。张建国还私下给了他一个红包，里面是两千块钱。
“这是你该得的。”张建国说。
小四接过红包，没说话。
走出办公室，他打开红包，里面除了钱，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账清楚，人才能立得住。
小四把纸条小心地折好，放进贴身口袋。
他想起母亲。那个因为算不清账，被坑光救命钱的女人。如果当年有人教她看账，有人教她分辨真假，父亲的病，是不是就能治？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从今往后，他经手的每一笔账，都要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因为账清楚了，人才能立得住。
这是他用父亲的命，换来的道理。
第七章 风声·2008
工棚里有个床铺空了——是老耿的。老耿五十岁，干了三十年钢筋工，手艺是工地最好的。但他有矽肺，咳嗽起来像破风箱。
金融危机来了，工地要裁人。包工头第一个找他：“老耿，你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回家养养吧。”
老耿没说话，只是把铺盖卷了卷。临走前，他把自己那套工具——钢筋钩、扳手、水平尺，用油擦得锃亮，包在蓝布包里，放在阿三床上。
“阿三，”他说，“这套家什，跟了我二十年。现在用不着了，给你。”
阿三不要：“耿叔，你留着……”
“留啥？”老耿笑了，笑出一串咳嗽，“回家种地，用不着这个。你要是不嫌，就留着。好歹……好歹也算有个念想。”
他走了，背佝偻着，像一根被压弯的钢筋。三个月后，阿三听说，老耿回家后，地荒了，种不动。去镇上打零工，没人要。在一个雨夜，喝了农药，没救过来。
那套工具，阿三一直留着。每次用的时候，他都想起老耿的手——那双手，绑过无数钢筋，最后连自己的命都没绑住。
2008年的风是从报纸缝里钻出来的。
阿三不识字，但他认得那张被用来垫饭盒的《都市晚报》上，巨大的黑体字标题里有个“危”字。马叔蹲在旁边，就着标题下饭，忽然说：“妈的，美国佬的房子塌了。”
“塌了关咱们啥事？”小四川啃着馒头。
“蠢货。”马叔用筷子戳着报纸，“美国佬的房子塌了，银行就慌了。银行一慌，就不借钱了。开发商借不到钱，咱们的楼就盖不下去了。”
阿三听不懂这些弯弯绕。他只知道，食堂的肉菜从一天一次变成三天一次，盛菜的大勺开始抖了。包工头打电话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吼：“工程款？我他妈哪来的工程款！甲方都跑路了！”
风真的变冷了。九月的天，阿三夜里要盖两床被子。一床是发的，一床是阿凤去年寄来的，棉花硬了，但压在身上踏实。
张总就是在那时候开始抽烟的。以前他抽烟有数，一天半包。现在一天两包，办公室的烟灰缸里堆成小山。阿三去送报表时看见，那堆烟蒂像座小小的、灰色的坟。
工地活少了。原本三班倒的混凝土浇筑，现在一天一班都凑不齐人。塔吊半天不动一下，像冻僵了的铁手臂。
“听说三期那边停工了。”马叔说，“工人走了大半，剩下的在项目部门口静坐，要工资。”
阿三想起王胖子。那个跑路的包工头，欠着他们一万八。现在想来，也许王胖子早就闻到风声了——不是跑，是逃。
“咱们工地呢？”小四川问。
“张总撑着。”马叔弹掉烟灰，“但能撑多久，谁知道。”
阿三抬头看楼。十八层封顶了，外架还没拆，绿色的安全网在风里鼓动，像巨大的肺在呼吸。这栋楼他绑了七个月的钢筋，每一根都经过他的手。那些钢筋在他手里弯折、绑扎，变成骨架，撑起水泥，变成墙，变成楼，变成可以住人的地方。
可现在，这栋楼可能盖不下去了。
“要真停了，咋办？”阿三问。
马叔没说话，只是长长吐了口烟。烟雾在冷风里很快散开，散得像从来没存在过。
傍晚，阿三去工地门口的小卖部给阿凤打电话。电话亭是透明的塑料壳子，里面一股汗味和烟味。他拨了号码，等着。
“喂？”是阿凤的声音，有点喘。
“是我。”
“三啊。”阿凤的声音松了下来，“咋这时候打？工钱发了吗？”
“还没。”阿三说，“可能要晚点。”
“哦。”阿凤顿了顿，“小草病了，发烧，三十九度。卫生院让去县医院，说要验血，做检查。”
阿三心里一紧：“啥病？”
“不知道。医生说不清楚，得检查。检查费……要八百。”
八百。阿三口袋里还有三百，是这个月的饭钱。
“家里……还有钱吗？”他问。
“上次你寄的两万，给娘做了手术，还剩两千。本来想留着给小草上学用……”阿凤的声音越来越低，“三，要不……你先寄五百回来？我问问娘家借点。”
“不用借。”阿三说，“我明天就去寄。”
挂了电话，他在电话亭里站了很久。塑料壳子外面，城市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远处的写字楼灯火通明，像巨大的玻璃灯笼。
那些亮着灯的楼里，有银行，有证券公司，有那些让“美国佬的房子塌了”的人。他们坐在空调房里，敲敲键盘，数字跳动，然后千里之外的工地就停了，工人们就没饭吃了。
阿三不懂。他只知道绑钢筋，只知道水泥和沙子的比例，只知道女儿发烧需要八百块钱检查费。
他不懂为什么这些人动动手指，就能决定他能不能挣到这八百块钱。
回到工棚，小四川正在哭。
“咋了？”阿三问。
“我爹……我爹没了。”小四川抹着眼泪，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电报，“说是脑溢血，突然就没了。让我回去……可我哪有钱回去？路费要四百，我身上就七十……”
马叔蹲在他旁边，一言不发，只是抽烟。烟雾一圈一圈地升起来，升到棚顶，又散开。
工棚里很安静。其他工人都沉默着，有的躺在床上看天花板，有的靠着墙发呆。空气里有汗味，有脚臭味，还有一种更沉重的东西——绝望的味道。
阿三坐到自己的床上，从枕头底下掏出那本存折。里面还有五百块钱，是他准备下个月寄给阿凤的。
他看了看小四川，又看了看存折。
“三哥……”小四川抬起头，眼睛红肿。
阿三没说话，从存折里抽出四百块钱，递过去。
“这……这不行……”小四川往后缩。
“拿着。”阿三把钱塞进他手里，“回去送你爹。晚了……就赶不上了。”
小四川眼泪又流下来了：“三哥……我……我咋还你啊……”
“活着还。”阿三说，“好好活着，就是还了。”
夜里，阿三睡不着。他听到隔壁床上，马叔在翻身，叹气。听到对面床上，小四川在梦里哭。听到工棚外面，风在吹，吹得安全网哗哗地响。
他想起阿凤说，小草发烧三十九度。想起卫生院白色的墙，绿色的地砖，消毒水的味道。想起小草五岁时，也是发烧，他抱着她往卫生院跑，跑得满头大汗。小草在他怀里小声说：“爸，我难受……”
他跑得更快了。
现在，他跑不动了。他被困在这个城市里，困在这个工地上，困在这张床上。
远处传来警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不知道是哪里的工地又出事了，还是哪里的工人又在闹事了。
阿三闭上眼睛。
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根钢筋，埋在混凝土里。很重，很冷，动弹不得。他想挣扎，但混凝土越收越紧，像水泥的棺材。
他喘不过气。
突然，混凝土裂开了一道缝。阳光照进来，暖暖的。他听见一个声音，很小，很远，但很清晰：
“爸——”
是小草的声音。
他拼命地往那道缝挤，钢筋的身体在混凝土里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
他挤出来了。
外面阳光很好。他看见阿凤牵着小草，站在阳光里。小草在笑，笑得像春天的花。
他跑过去。
跑着跑着，他发现自己又变成了人。有手，有脚，会跑，会跳。
他抱起小草，转圈。小草咯咯地笑。
阿凤在旁边看着，笑。
笑着笑着，他醒了。
工棚里很暗，只有窗外透进来一点月光。月光很冷，照在地上，像一层霜。
他坐起来，摸到床边的存折。
存折的硬壳子，在月光下泛着微弱的、塑料的光。
他握紧了。
握得很紧。
好像握着的，不是存折。
是命。
第八章 妻子·阿凤
阿凤来的时候，工地上正在抢工期。
张总从银行贷到了款——不多，只够发工资和买材料，但够复工了。工地上又响起了搅拌机的轰鸣，塔吊又开始转动，工人们又开始三班倒。
阿凤是坐夜班车来的。到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天还黑着。她站在工地门口，手里拎着个布包，包是洗得发白的蓝布，角上补了块补丁。
阿三正在上夜班，绑女儿墙的钢筋。工长跑上来喊：“阿三！你媳妇来了！在门口！”
阿三一愣，放下扎勾就跑。
跑到门口，看见阿凤站在那里。路灯昏黄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瘦了，眼窝深陷，但眼睛很亮，亮得像两点寒星。
“你……你咋来了？”阿三喘着气。
“小草好了。”阿凤说，“烧退了，检查做了，医生说没事，是病毒感染。”
“哦……好。”阿三不知道该说什么。
“家里……没啥事，我就来看看。”阿凤低下头，“你上次寄的钱，收到了。”
两人沉默地站着。工地门口的保安在岗亭里打盹，偶尔有夜车驶过，车灯扫过，照亮阿三安全帽下满是灰尘的脸，照亮阿凤苍白的脸。
“吃饭了吗？”阿三问。
“吃了点……车上。”阿凤说，“不饿。”
“走。”阿三接过她的布包，“去我住的地方。”
工地旁边有个城中村，阿三在那儿租了个单间。房间很小，不到十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简易衣柜。墙上糊着旧报纸，有些地方已经发黄、卷边。
阿三打开灯。灯泡是十五瓦的，光很暗，像快死的眼睛。
“坐。”阿三指着床，“床上坐。”
阿凤坐下。布包放在膝盖上，手放在布包上，手指在布包的补丁上摩挲。
“喝水吗？”阿三问。
“不喝。”
“饿吗？我去买点吃的。”
“不饿。”
又沉默。
工地的声音从窗外传进来：搅拌机在轰响，塔吊在转动，钢筋在碰撞。那些声音很嘈杂，但在沉默里，它们变得很大，大得像要把这个小小的房间撑破。
“小草……真的没事了？”阿三又问。
“真没事了。”阿凤说，“就是瘦了，小脸尖尖的。她说想你了，问你啥时候回来。”
阿三喉咙发紧：“快了……等这栋楼盖完。”
“楼啥时候盖完？”
“快了。”
快了。他总是说快了。可快了是多久？一个月？两个月？一年？
阿凤不问了。她知道问也没用。
她从布包里掏出一个小铁盒，铁盒是装饼干的，锈迹斑斑。
“给你带的。”她打开铁盒，里面是晒干的红枣，一颗颗，皱巴巴的，像小小的、干涸的心。
阿三拿起一颗，放进嘴里。
枣干了，不甜，有点苦。但嚼久了，苦里泛出一丝很淡很淡的甜，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回声。
“咱家枣树，”阿凤说，“今年结果了。结了好多，红嘟嘟的，压弯了枝。我晒了两筐，一筐留着过年吃，一筐带给你。”
阿三想起那棵枣树。是他和阿凤结婚那年种的，在后院的墙角。十年了，终于结果了。
“小草……喜欢吃吗？”他问。
“喜欢。但她说留着，等你回来一起吃。”
阿三鼻子一酸。他赶紧低下头，假装找东西。
“工地……现在咋样？”阿凤问。
“还行。”阿三说，“张总贷到款了，能复工。就是……活少了，工资也少了。”
“够用吗？”
“够。”
够吗？他不知道。但他得说够。
“家里呢？”他问。
“还行。”阿凤说，“娘手术做完了，能下地走了。就是……走路慢，得拄拐。”
“哦。”
“地……荒了几年了，草长得比人高。我寻思着，等娘好了，把地开开，种点菜。自己吃，吃不完的拿到集上卖。”
“嗯。”
“小草……学习还行，就是英语跟不上。村里小学没英语老师，城里孩子早就会了。我想……等你有钱了，给她买个复读机。”
“嗯。”
一问一答。很简单，很平淡。像两个陌生人在聊天。
但他们的手，在桌子上，离得很近。近到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
阿三的手，粗糙，开裂，指甲缝里是洗不掉的水泥灰。
阿凤的手，也粗糙，有茧，虎口处有道疤，是早年割麦子时镰刀划的。
两只手，都在桌面上，一动不动。
像两块石头。
忽然，工地上的灯灭了。
一片漆黑。
窗外，月光照进来，淡淡地，冷冷地。
在黑暗里，阿三的手动了动。
他慢慢地，试探地，伸出手。
碰到了阿凤的手。
很轻。
像碰一片羽毛。
阿凤的手颤了一下。
但没有缩回去。
两只手，在黑暗里，碰在一起。
很轻，但很热。
热得像火。
阿三的喉咙动了动。
他想说话。
但说不出来。
他只能紧紧地，握住阿凤的手。
握得很紧。
好像怕她跑了。
阿凤的手，也在他手里，轻轻地，握紧了。
两只手，在黑暗里，紧紧地握在一起。
像两根缠绕的藤。
像两个溺水的人。
互相抓着。
互相撑着。
窗外的月光，静静地照进来。
照着他们的手。
手很黑，很粗糙。
但在月光下。
它们很亮。
亮得像两颗星星。
阿凤走的那天，阿三送她去车站。公交车很挤，她被挤在窗边，脸贴着玻璃。窗外是飞逝的城市——高楼，广告牌，匆匆的行人。
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三，你知道咱家那床棉被，为啥硬了吗？”
阿三一愣。
“不是棉花旧了。”她说，“是我夜里睡不着，一遍遍地拆，一遍遍地缝。拆了缝，缝了拆，棉花就结块了。”
她转过脸，看着他：“每次拆的时候，我都想，你在城里盖楼，楼那么高，风那么大，你冷不冷？饿了咋办？累了在哪歇？”
她的手在膝盖上绞着，手指关节发白：“可我不能问。问了你更累。我只能拆被子，缝被子，好像这么一针一线地，就能把你缝得结实点儿，暖和点儿。”
公交车到站了。她下车，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进阿三手里。
布包是温的，带着她的体温。阿三打开，里面是晒干的红枣，还有一绺头发——是小草的，扎成细细的一束。
“想家了，”她说，“就吃颗枣。想闺女了，就看眼头发。”
她转身走进车站，没回头。阿三站在路边，看着手里的布包。枣是红的，头发是黑的。红与黑，像血，像夜。
他突然明白，有些牵挂，是说不出来的。只能拆了缝，缝了拆，把日子过成一床又硬又暖的棉被。
第九章 试炼·火
早强剂的供货商姓李，是个胖子，比王胖子还胖。他来找小四的时候，提了个黑色的公文包，包很鼓，像塞满了东西。
“王工，”李胖子递过来一支烟，“咱们聊聊？”
小四接过烟，没点：“聊啥？”
“早强剂的事儿。”李胖子左右看看，压低声音，“你们工地用的，是我们厂的新产品。效果……说实话，一般。”
“啥意思？”
“标准掺量，强度达标率百分之七十。”李胖子说，“也就是说，十组试块，有三组可能不合格。”
小四心里一沉：“那为啥还卖？”
“便宜啊。”李胖子笑了，“比市场价低百分之三十。张总……也是为了省钱。”
小四想起张总办公室那些烟蒂。想起他抵押的房子。想起工人们等着发工资的眼神。
“你想说啥？”小四问。
“加量。”李胖子凑近了些，“标准掺量是水泥重量的百分之二。你加到百分之二点五，强度保证百分之百达标。”
“那成本……”
“成本我不管。”李胖子拍拍公文包，“你加量，我每吨返你五百块回扣。咱们……双赢。”
小四盯着他：“这是违规。”
“违规？”李胖子笑得更大了，“这行里，谁不违规？你不违规，别人违规，你就没饭吃。这是规矩。”
小四不说话。
“你想想，”李胖子继续说，“张总现在啥情况，你也知道。楼要是验不过，他得跳下去。你加点量，楼验过了，他活了，工地保住了，工人们有饭吃了。你还能拿点回扣。三全其美。”
“这是欺骗。”小四说。
“欺骗？”李胖子收敛了笑容，“我这是在帮你。帮你救张总，救工地，救你自己。”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厚厚的，鼓鼓的。
“这里面，五千块。”他把信封推到小四面前，“你先拿着。事情成了，还有一万。”
小四看着信封。
信封是牛皮纸的，很厚，很硬。在阳光下，泛着黄黄的光。
五千块。
够小草买复读机。够阿凤给娘买好点的药。够他自己……吃好点。
但他没动。
“我怎么知道，加量就一定达标？”他问。
“我保证。”李胖子说，“我们厂做过实验，百分之二点五，强度能到三十五兆帕，远超C30的标准。”
“实验报告呢？”
“这……”李胖子顿了顿，“商业机密，不能给你看。但你信我，我干了二十年了，不会骗你。”
小四沉默。
风从工地上吹过来，带着水泥灰和铁锈的味道。
远处，塔吊在转动。吊臂缓缓移动，吊着一捆钢筋，慢慢地，稳稳地，升向高空。
钢筋在阳光下，闪着冰冷的、银色的光。
“你让我想想。”小四说。
“好。”李胖子站起来，“你想想。但时间不多了，下周就要打混凝土。想好了，给我电话。”
他走了。
留下那个信封，在桌子上。
厚厚的，鼓鼓的。
在阳光下，泛着黄黄的光。
小四盯着信封，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信封，掂了掂。
很重。
像一块石头。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
风很大，吹得他眼睛发涩。
他举起信封，对准窗外的垃圾桶。
手停在空中。
很久。
很久。
最后，他还是放下了。
他把信封塞进抽屉里，锁上。
钥匙在手里，冰凉冰凉的。
晚上，张总请小四吃饭。
在一家小餐馆，菜很简单：一个炒肉片，一个烧豆腐，一个青菜汤。两碗米饭。
“来，吃。”张总夹了一块肉给小四。
小四低头扒饭。
“早强剂的事儿，”张总说，“李胖子找你了？”
小四点头。
“他说啥？”
“让加量。”
“你咋想？”
小四抬起头：“张总，你真的……抵押房子了？”
张总愣了一下，笑了：“谁告诉你的？”
“工地都在传。”
“传就传吧。”张总点了一支烟，“是真的。这栋楼要是验不过，我房子就没了。”
“那你为啥……”
“为啥还坚持？”张总吐出一口烟，“因为答应了，就得做到。楼盖到一半停了，对不起工人，对不起买房的人，对不起……自己。”
他抽了口烟：“我知道早强剂有问题。但便宜。便宜，才能撑下去。撑下去，才有希望。”
“可是……”
“没什么可是。”张总打断他，“这行就是这样。你想干干净净地挣钱？没有。你想堂堂正正地做人？难。”
他把烟摁灭：“小四，我知道你讲究。但有时候，讲究不起。得活下去。”
小四低头吃饭。
饭很硬，嚼得牙疼。
“李胖子说，”小四小声说，“加量给回扣。”
“我知道。”张总说，“他跟我说了。回扣，你拿着。该加的量，也加。楼验过了，大家都好。”
“这是……”
“是什么？”张总看着他，“是现实。现实就是，你得弯腰，才能活下去。但记住，弯可以，不能折。折了，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小四不说话了。
吃完饭，张总付了钱，拍拍小四的肩：“好好干。我看好你。”
他走了。
小四一个人坐在餐馆里。
服务员来收盘子，碗筷碰撞的声音，很响。
窗外，路灯亮了。
光昏黄昏黄的，照在地上，像一摊摊陈旧的泪。
小四回到工地。
办公室里，灯光很亮。
他从抽屉里拿出那个信封，打开，数钱。
五千块。
崭新的，硬挺挺的，在灯光下泛着崭新的、刺眼的光。
他把钱一张一张地摊在桌上。
红彤彤的。
像一片血。
突然，他听到外面有声音。
很轻，但很清晰。
“爸——”
是小草的声音。
他愣了一下。
然后想起来，今天是小草的生日。
他忘了。
他赶紧抓起桌上的电话，打给阿凤。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
再打。
还是没人接。
他急了。
放下电话，冲出去。
跑到城中村，冲上楼，敲门。
“阿凤！阿凤！”
门开了。
是阿凤。
她看着他，眼睛很红。
“你咋来了？”她问。
“电话……没人接。”阿三喘着气。
“电话坏了。”阿凤说，“欠费，停机了。”
“哦……”
“你咋了？”阿凤看着他，“出啥事了？”
“没事……”阿三摇头，“就是想……问问小草。”
“小草睡了。”阿凤说，“今天她生日，给你打电话，打不通。她哭了。”
阿三心里一紧。
“我忘了……”他说。
“我知道。”阿凤转过身，“你忙。”
阿三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进去，还是该走。
“进来吧。”阿凤说。
他进去了。
房间里很暗，只有窗外透进来一点月光。
小草在床上睡着，蜷着身子，像一只小猫。
阿三走过去，蹲在床边。
月光照在小草脸上，她睫毛上还挂着泪珠，亮晶晶的，像露水。
他伸出手，想摸摸她的脸。
手停在空中。
很久。
然后，轻轻地，摸了摸。
很软。
很热。
“爸……”
小草在梦里呢喃。
阿三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他赶紧转身，走出房间。
走到楼下，蹲在墙角。
眼泪一直流，一直流。
止不住。
他想起了自己的爹。
想起了自己七岁时，爹出门打工那天，也是蹲在这个墙角，哭。
爹说：“三儿，等爸挣了钱，回来给你买小火车。”
小火车买了。
但爹没回来。
后来，娘也没回来。
现在，他也成了爹。
也出门打工。
也忘了女儿的生日。
也……可能回不来。
他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张总要抵押房子。
为什么李胖子要给回扣。
为什么……这行这么脏。
因为大家都想活下去。
都想让在乎的人，活下去。
哪怕弯腰。
哪怕沾泥。
哪怕……不干净。
只要活着。
活着，才有希望。
他站起来。
擦干眼泪。
走回工地。
走到办公室。
把桌上的钱，一张一张地收起来。
放回信封里。
锁进抽屉里。
然后，他拿出计算器。
拿出施工日志。
拿出规范标准。
开始算。
算掺量。
算强度。
算成本。
算……良心。
算到天亮。
阳光照进来。
照在桌上。
照在计算器上。
照在他的手上。
他的手，很稳。
在阳光下，很亮。
像一根钢筋。
笔直地。
坚硬地。
指向天空。
第十章 霜降·验收
试块是在霜降那天送检的。
小四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手自行车，后座捆着十二个水泥试块——每个都贴着标签，写着浇筑部位、时间、他的名字。清晨的街道上霜色很重，自行车碾过的地方留下两道湿漉漉的痕，像谁的泪痕。
检测中心在城东，要穿过大半个城市。小四骑了一个半小时，到的时候，棉袄里面已经湿透了——不是汗，是紧张的冷汗。他把试块搬进实验室，那个戴眼镜的检测员瞥了一眼标签：“宏达地产？张总的工地？”
“是。”小四说。
“等着吧。”检测员把试块收进去，“三天后出结果。”
三天。七十二小时。四千三百二十分钟。
回到工地，所有人都盯着他。没人问，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在问：怎么样？
小四摇摇头：“等。”
等。这个字在工地上空悬浮着，像一把悬在所有人头顶的刀。刀下，是张总抵押的房子，是一百多号人的工资，是阿凤的手术费，是阿三答应女儿要修的老家房顶。
阿三继续绑钢筋。十八层封顶了，但还有女儿墙，还有机房层，还有零零碎碎的收尾工作。他绑得很慢，很仔细，每一根扎丝都拧三圈半——这是马叔教他的，三圈半最牢，不多不少。
马叔蹲在旁边抽烟，抽完了，把烟蒂在地上摁灭：“阿三，要是……我说要是，楼验不过，你打算咋办？”
阿三没停手：“没想过。”
“想想。”
阿三想了想：“去别的工地。”
“现在这形势，哪还有工地要人？”
“那……”阿三顿了顿，“回家。种地。”
马叔笑了，笑得很苦：“你家还有地吗？”
阿三不说话了。他家那三亩地，荒了五年了。草长得比人高，回去得先开荒。开荒要钱，买种子要钱，买化肥要钱。钱在哪？
“我儿子，”马叔忽然说，“今年高考。分数够了，学费一年八千。我攒了五千，还差三千。本来指望这个工地的年终奖。现在……”
他叹了口气，站起来走了。背影佝偻着，像一根被压弯的钢筋。
阿三继续绑扎。铁丝勒进手指，勒出血痕。他感觉不到疼。疼的是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一寸一寸地裂开。
第二天，张总来了工地。他瘦了一大圈，西装穿在身上晃晃荡荡的，但头发梳得整齐，皮鞋擦得锃亮。他沿着脚手架一层一层地走，从地下室走到机房层，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走到阿三身边时，他停下来，看着阿三绑扎的女儿墙钢筋。
“绑得不错。”他说。
阿三抬起头：“张总。”
张总蹲下来，摸了摸那些钢筋：“知道为什么女儿墙要绑这么密吗？”
“防风？”
“不止。”张总说，“防人。”
“防人？”
“嗯。”张总看着远处的高楼，“楼盖得越高，想往下跳的人就越多。女儿墙密一点，高一点，就能多拦一会儿。多拦一会儿，可能就想通了，就不跳了。”
阿三想起阿刘。想起那个从十八楼跳下去的人。如果那栋楼的女儿墙绑得密一点，高一点，阿刘是不是还能活着？
“小四的试块送检了？”张总问。
“送了。”
“好。”张总站起来，“告诉他，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认。”
“张总……”
张总摆摆手，继续往上走。他的背影在脚手架上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机房层的门洞里。
阿三突然觉得，张总不是在检查工地，是在告别。和这栋楼告别，和他盖了三十年的每一栋楼告别。
第三天，霜更重了。工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白，像撒了一层盐。
小四天没亮就起来了。他坐在工棚门口，看着东方一点点泛白。手里攥着那个铁皮糖盒，盒子冰凉。
阿三坐到他身边，递给他一个馒头。馒头是冷的，硬得像石头。
“吃不下。”小四说。
“得吃。”阿三说，“今天还得去检测中心。”
小四接过馒头，咬了一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像在嚼自己的命。
八点，两人出发。还是那辆自行车，还是小四骑，阿三坐在后座。街上人很多，车很多，喇叭声、叫卖声、孩子的哭闹声，混成一片嘈杂的背景音。但小四什么都听不见，他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工地上的打桩机。
检测中心门口排着队。都是来取报告的，都是工地上的技术员，脸上都是同一种表情——忐忑的，卑微的，等着宣判的表情。
轮到小四时，窗口里的女人头也不抬：“名字。”
“王小四。宏达地产，幸福里项目。”
女人在电脑上敲了几下，打印机开始响。一张纸吐出来，她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小四。
“你的试块……”她顿了顿。
小四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全部合格。”女人把报告递出来，“最高32.5兆帕，最低30.1兆帕。都超过C30的标准了。”
小四接过报告，手在抖。纸很轻，但他觉得有千斤重。
“谢谢……谢谢……”他语无伦次。
女人终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你是技术员？”
“我……我是管仓库的。”
“管仓库的能把试块做成这样？”女人挑了挑眉，“不错。”
小四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检测中心的。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他站在台阶上，看着手里的报告，看了很久，很久。
“过了？”阿三问。
“过了。”小四说。
阿三一把抱住他，抱得很紧，很紧。小四感觉到阿三在发抖，像一片风中的叶子。
“走！”阿三松开他，“回去告诉张总！”
两人骑着自行车往回赶。这次骑得飞快，风在耳边呼呼地响。小四觉得自己的心要飞出来了，飞过那些高楼，飞过那些工地，飞向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回到工地，张总正在开会。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有甲方的，有监理的，有设计院的。气氛很凝重。
小四顾不上敲门，直接冲进去，把报告拍在桌上：“过了！全部合格！”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所有人都看向那份报告。
张总拿起报告，一页一页地翻。他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翻到最后，他抬起头，看着小四，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好。”他只说了一个字。
但小四听懂了。那个字里，有千斤的重量。
验收组开始现场检查。从地下室到机房层，每一层，每一个角落，都查得很仔细。阿三和小四跟在后面，心一直悬着。
走到十二层时，监理突然停下来，指着一段墙体：“这里有个裂缝。”
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去。
张总走过去，蹲下来看了看：“是收缩裂缝，正常的。”
“正不正常得检测。”监理说，“如果影响结构安全，就得整改。”
“怎么检测？”
“取芯。”监理说，“在裂缝位置取混凝土芯样，做强度检测。”
取芯。意味着要在墙上钻洞，要破坏结构，要耽误工期。更关键的是，如果芯样强度不够，整面墙都可能要砸掉重来。
张总的脸白了。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取。现在就取。”
取芯机运来了，轰隆隆地响。钻头咬进混凝土，发出刺耳的尖叫。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那个洞越来越深。
一个小时后，芯样取出来了。圆柱形的混凝土，像一根骨头，从墙的身体里抽出来。
监理拿着芯样，对着光看：“有裂纹。”
张总接过芯样，仔细看了看：“是取芯过程中产生的裂纹，不是原生的。”
“你说了不算。”监理说，“送检。”
又要送检。又要等。
小四看着那根芯样，突然说：“不用送检。”
所有人都看向他。
“现场压。”小四说，“检测中心有便携式压力机，可以租。”
监理看向张总。张总点头：“租。”
压力机租来了，就在十二层现场。芯样放在压力机上，机器开始加压。数字在屏幕上跳动：10兆帕、20兆帕、25兆帕……
到了28兆帕时，芯样发出轻微的“咔”声。
监理的脸色变了。
小四盯着屏幕，手心全是汗。
29兆帕。
30兆帕。
31兆帕。
“咔——”芯样裂开了。但屏幕上的数字停在了31.5兆帕。
合格。
会议室里爆发出掌声。监理走过来，握住张总的手：“张总，恭喜。楼的质量很好。”
张总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流出来了。他赶紧擦掉，但擦不完。
验收通过了。进度款可以申请了。工地保住了。所有人的工资有着落了。
那天晚上，工地上摆起了庆功宴。食堂加餐，有肉有酒。工人们大声说笑，大声划拳，把三个月的压抑都吼出来。
张总给每个人都敬了酒。敬到阿三和小四时，他说：“这栋楼，是你们帮我守住的。”
阿三摇头：“是大家一起守住的。”
小四没说话，只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很辣，辣得他眼泪直流。
喝到半夜，人都散了。阿三和小四坐在工棚门口，看着那栋楼。楼上的灯都灭了，只有安全警示灯在一闪一闪，像在呼吸。
“小四，”阿三说，“你说，这栋楼能住多少年？”
“设计寿命五十年。”小四说。
“五十年后呢？”
“拆了，盖新的。”
“那咱们盖它，有啥意义？”
小四想了想：“对住进去的人有意义。五十年，够两代人长大了。够孩子变成父亲，父亲变成爷爷。够很多故事发生，很多记忆留下。”
阿三点点头。他想起小草作文里写的：“我爸爸是盖楼的。他盖的楼可高了，高到云彩里。”
也许，这就是意义。让女儿可以在作文里骄傲地写：我爸爸盖的楼。
“接下来咋办？”阿三问。
“张总说，还有两个标段。”小四说，“如果咱们愿意，可以接着干。”
“你呢？想接着干吗？”
小四沉默了一会儿：“我想自己干。”
“自己干？”
“嗯。”小四说，“注册个小公司，接点小工程。从装修开始，慢慢来。”
“那得很多钱吧？”
“钱可以攒。”小四说，“关键是技术和口碑。咱们在张总这儿学了技术，攒了口碑，够了。”
阿三看着小四。月光下，小四的眼睛很亮，像两颗星。
“你一直都想自己干，是不是？”阿三问。
“嗯。”小四承认，“从知道我娘因为没钱治病走的那天起，我就想，我一定要挣很多钱，让我在乎的人不再因为钱受苦。”
“那……我跟你干。”阿三说。
小四愣了：“你……你不是想回老家吗？”
“是想。”阿三说，“但现在不想了。我想留在城里，接着盖楼。盖很多很多楼，盖得高高的，稳稳的。”
小四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合伙。”
阿三握住他的手：“合伙。”
两只手握在一起，很紧，很热。像两根钢筋，焊在了一起。
远处，城市的灯火连成一片，像地上的银河。那些光里，有他们的楼，有他们的汗，有他们的命。
夜很深了。霜又降下来了，薄薄的一层，盖在工地上，盖在楼顶上，盖在他们肩上。
很冷。
但心里，是热的。
第十一章 萌芽·公司
注册公司是在来年开春。
公司名字叫“风雨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小四起的。他说：“咱们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人，就叫风雨吧。简单，好记，也实在。”
注册资金十万，是小四和阿三全部的家当。小四出六万，阿三出四万。钱是找张总借的，打了借条，利息按银行算。
张总把钱给他们时，说了一句话：“记住，做工程和做人一样，可以弯腰，但不能折。弯腰是为了活下去，折了，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他们租了个二十平米的门面，在建材市场旁边。门面很旧，墙皮脱落，地上有油渍。但便宜，一个月八百。
粉刷是自己干的。阿三调灰，小四刷墙。刷了三天，墙白了，地干净了。买了两张二手办公桌，一台二手电脑，一个文件柜。公司就算开张了。
开张那天，没有鞭炮，没有花篮，只有他们两个人。阿三煮了一锅面条，打了两个鸡蛋，算是庆祝。
“小四，”阿三端着碗，“你说，咱们第一单生意啥时候来？”
“很快。”小四说，“我已经印了传单，明天去发。”
传单是小四设计的，很简单：风雨装修，专治漏水。保质保量，价格公道。电话：13xxxxxxxxx。
第二天，两人分头行动。阿三去新交房的小区发，小四去老旧小区贴。发了一天，手都磨破了，接到三个电话。一个是问价格的，一个是打错的，还有一个是同行套底的。
没生意。
第三天，还是没生意。
第四天，下了雨。阿三坐在门面里，看着门外淅淅沥沥的雨，心里空落落的。八千块钱的启动资金，租门面、买设备、印传单，已经花了一半。再没生意，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起了。
“三哥，”小四从外面回来，浑身湿透，但眼睛很亮，“有活了。”
“啥活？”
“一个老太太，家里卫生间漏水，漏到楼下去了。楼下找上来，吵了几次。老太太找了几个装修队，要么嫌活小，要么要价太高。我在小区里贴传单，她看见了，打电话来问。”
“要多少钱？”
“她说，只要不漏水，多少钱都行。”小四说，“但咱们不能多要。第一次接活，把口碑做起来。”
“那要多少？”
“材料费加工费，两千。”
“两千？够本吗？”
“够。”小四说，“材料我算过了，防水涂料、水泥、沙子、瓷砖，加起来一千二。工钱咱们俩干，三天干完，一天两百，六百。剩两百是利润。”
阿三想了想：“行。”
下午，他们去了老太太家。老太太七十多了，一个人住，房子很旧，卫生间更旧。瓷砖掉了好几块，地漏堵着，墙角有霉斑。
“能修吗？”老太太问。
“能。”小四仔细检查了一遍，“得把旧瓷砖全敲掉，重新做防水，再贴新瓷砖。”
“要多久？”
“三天。”
“多少钱？”
“两千。”
老太太犹豫了一下：“真能不漏？”
“保证。”小四说，“如果漏了，我们免费重做。”
老太太咬了咬牙：“行。但你们得快点，楼下天天来吵，我受不了了。”
当天下午就开工。阿三敲瓷砖，小四清垃圾。灰尘很大，两人戴着口罩，还是呛得直咳嗽。老太太给他们倒了水，坐在客厅里看着，眼神里有担忧，也有期待。
晚上收工时，卫生间已经砸空了，露出水泥基层。小四检查了一遍，发现有裂缝。
“得先补裂缝。”他说，“不然做了防水也白做。”
“那得加钱吗？”老太太紧张地问。
“不加。”小四说，“裂缝处理本来就该做，是我们没检查仔细。”
老太太松了口气，又有些不好意思：“那……那我给你们加个菜吧。”
晚上，老太太做了红烧肉，蒸了米饭。菜很香，肉炖得烂烂的。阿三和小四吃得很饱，很满足。
第二天做防水。小四亲自调涂料，刷得很仔细，墙角、管道根部、地漏周围，都多刷了几遍。刷完，要晾干二十四小时。
老太太看着那层黑色的涂料，有些怀疑：“这么薄一层，真能防水？”
“能。”小四说，“这是柔性防水涂料，干了以后像一层橡胶皮，水渗不进去。”
第三天贴瓷砖。阿三贴，小四勾缝。瓷砖是老太太选的，白色的，带淡蓝色的花纹，很素净。贴完，卫生间焕然一新。
“真好看。”老太太摸着光滑的瓷砖，笑了，“比我结婚时装修的还好看。”
完工后，小四做了闭水试验——在卫生间放满水，静置二十四小时。楼下邻居上来看了三次，没发现漏水。
“真不漏了。”邻居也笑了，“老太太，这下咱们能和平共处了。”
老太太付了钱，又多给了两百：“你们干活实在，这钱该给。”
小四推辞，老太太硬塞：“拿着！你们年轻人创业不容易，算我一点心意。”
回去的路上，阿三数着钱，心里美滋滋的：“小四，咱们开张了！”
“嗯。”小四也很高兴，但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第一单成了，口碑就有了。
果然，没过几天，老太太介绍了一个邻居来——也是卫生间漏水。接着，又介绍了另一个邻居，是厨房要翻新。
三个月，他们接了八单。都是小活，装修、防水、修补。但每一单都做得认真，做得实在。渐渐地，在附近几个小区有了点名气。
夏天的时候，接了个大点的活——一个幼儿园的墙面翻新。活儿不大，但要求高：要用环保涂料，不能有气味，工期紧，只有十天。
小四接了。价格压得很低，几乎没利润。但阿三明白小四的意思：这是打进工程市场的机会。
幼儿园有十个教室，墙面都要重新粉刷。他们两个人干不完，得招人。
“招谁？”阿三问。
“马叔。”小四说，“他油漆工出身，手艺好。还有小四川，年轻人，有力气。”
马叔和小四川来了。看见他们的门面，马叔笑了：“行啊，俩小子，当老板了。”
“什么老板。”阿三不好意思，“混口饭吃。”
“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马叔拍拍他的肩，“这年头，有活干就是福气。”
四个人干，速度快了很多。马叔负责调色，小四川负责打磨，阿三和小四负责粉刷。幼儿园白天有孩子，只能晚上干。于是每天晚上七点进去，干到凌晨三点出来。连续干了十天，人都瘦了一圈。
最后一天验收，园长带着老师们一个个教室检查。墙面平整，颜色均匀，没有一点气味。
“不错。”园长很满意，“比我们以前找的装修队强多了。”
结账时，园长多给了两千：“你们干活认真，该奖励。”
小四接过钱，鞠了一躬：“谢谢园长。以后有活，还找我们。”
“一定。”
这笔钱，他们没分。小四说：“留着，买设备。”
买了脚手架，买了空压机，买了更专业的工具。门面里堆得满满的，像个正经的工程队了。
秋天，接了个更大的活——一个餐馆的装修。三百平米，要拆旧，要布线，要装吊顶，要贴瓷砖。工期一个月，预算八万。
这是他们接过的最大的一单。小四算了又算，利润能有两万。但风险也大，万一干砸了，赔都赔不起。
“接不接？”小四问阿三。
阿三想了想：“接。不接，永远做不大。”
接了。签了合同，收了预付款。开始招兵买马——马叔叫来了几个老工友，小四川叫来了几个老乡。凑了十个人，勉强够用。
开工第一天，就出了问题。拆旧墙时，发现墙里有水管，拆破了，水喷了一地。赶紧关总闸，修水管，耽误了半天。
老板脸色不好看：“你们行不行啊？不行我换人。”
小四赔着笑：“老板放心，一定按时完工。”
晚上，小四把所有人叫到一起：“大家都听着，这单活，是咱们公司第一个大工程。干好了，以后有的是活。干砸了，公司就完了。所以，都得打起精神，不能出一点差错。”
马叔说：“小四，你放心。咱们都是老师傅了，知道轻重。”
“好。”小四拿出图纸，“咱们分分工。马叔带三个人做木工，小四川带三个人做瓦工，我和阿三做水电。工期紧，得加班。加班费按一点五倍算。”
“行！”工人们应道。
那一个月，所有人都拼了命。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十点，中午吃饭休息一小时。阿三的手磨出了新茧，小四的腿肿得更厉害了，但没人喊累。
干到第二十天，又出问题了。吊顶的材料送错了，尺寸不对，装不上去。供应商说要三天后才能换货。
“三天？”老板急了，“三天耽误多少工期？你们得赔！”
小四冷静地说：“老板，材料是我们订的，责任我们负。但工期不会耽误。我们连夜改尺寸，把能装的先装上。缺的部分，用其他材料补，保证效果一样。”
“能行吗？”
“能。”
小四带着马叔，熬了一夜，把送错的材料重新切割、拼接。天亮时，吊顶装好了，看不出修补的痕迹。
老板来看，没说话，点了点头。
最后一天，完工验收。餐馆焕然一新：墙面是暖黄色的，灯光是柔和的，桌椅是实木的，一切都恰到好处。
老板转了一圈，很满意：“不错。比我想象的好。”
结账时，老板爽快地付了尾款，还多给了五千：“你们干活，我放心。以后我朋友的店要装修，都介绍给你们。”
拿着八万五千块钱，小四的手有点抖。这是他们赚到的第一笔“大钱”。
晚上，他们请所有工人吃了顿饭。在路边的大排档，点了烧烤，要了啤酒。工人们大声说笑，大口喝酒，庆祝工程的胜利。
阿三和小四坐在角落里，看着工人们高兴的样子，心里也高兴，但更多的是沉重。
“小四，”阿三说，“钱是赚到了，但人也得罪了。”
“谁？”
“材料供应商。”小四说，“咱们这次让他们换货，他们不高兴。以后可能不给咱们供货了。”
“那咋办？”
“找新的。”小四说，“但新的也不一定可靠。做这行，就是不断解决问题。”
阿三喝了口啤酒：“累。”
“累也得干。”小四说，“开弓没有回头箭。”
夜深了，工人们都散了。阿三和小四走在空荡荡的街上。街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三哥，”小四忽然说，“我想把公司做大。”
“多大？”
“不是这种小打小闹。”小四说，“接真正的工程，盖楼，修路，建学校。”
“那得很多钱吧？”
“钱可以赚。”小四说，“关键是资质。咱们现在没资质，只能接装修。要接工程，得办施工资质。”
“怎么办？”
“慢慢来。”小四说，“先攒钱，再找人，一步一步来。”
阿三看着小四。小四的眼睛在夜色中闪闪发光，像两颗燃烧的炭。
“小四，”阿三说，“你想做的事，我都陪你。”
小四笑了：“谢谢三哥。”
“谢啥。”阿三拍拍他的肩，“咱们是兄弟。”
两人继续往前走。街灯一盏一盏地亮着，延伸向远方。远方有什么，他们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只要往前走，就有路。
路可能很窄，可能很陡，可能风很大，雨很急。
但他们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人。
不怕。
第十二章 根基·发展
开春后，公司接了个急活——城南老纺织厂的仓库改造。
活是老马介绍的。他当年在纺织厂干过临时工，认识看门的老孙头。“厂子黄了十年，仓库漏得跟筛子似的。街道想改造成老年活动中心，批了二十万，找不到人干。”
“二十万？”小四在纸上划拉，“三百平仓库，要换顶、重铺地面、改水电、做简单装修……勉强够本。”
“接不接？”阿三问。
“接。”小四合上本子，“老马介绍的第一单，得干漂亮。”
仓库在老城区深处，红砖墙，木桁架屋顶，瓦碎了大半。地上积着水，漂着烂纸箱和死老鼠。空气里有股霉味，混着纺织厂特有的机油味——虽然机器早拆了，但那味儿渗进了砖缝里。
老孙头拿着串生锈的钥匙，颤巍巍打开铁门：“可算来人了。这破地方，街道催了半年，没人愿接。”
阿三抬头看屋顶。阳光从破瓦缝漏下来，像一把把斜插的剑。“瓦全得换。”
“换！该换就换！”老孙头说，“就是……钱就这些，你们掂量着花。”
小四已经开始测量了。卷尺拉开的哗啦声在空荡的仓库里格外响。“地面下沉了，得重新做垫层。墙面返碱，得铲了重抹。电线老化，得全换……”
阿三听着，心里算账。二十万，不够。
“先干吧。”他说，“不够的，咱们垫。”
开工第一天，来了四个工人——老马带的两个徒弟，加上小四川和一个新招的小工。人少，活多，得赶在雨季前把屋顶修好。
老马爬梯子上屋顶，一片片揭烂瓦。瓦是老的机制瓦，脆，一碰就碎。碎瓦噼里啪啦往下掉，在积水上溅起浑浊的水花。
“小心点儿！”阿三在下面喊。
“知道！”老马的声音从屋顶传来，“这瓦……跟我当年在这儿干临时工时一个样。那会儿这仓库堆满布匹，下雨天，我们得爬上来盖油布……”
他停了一下，声音低下去：“厂子红火时，这儿一天进出几十辆货车。现在……”
现在，仓库空了十年。墙上的标语还在——“大干一百天，产量翻一番”，红漆褪成了粉红色，字迹模糊。
阿三和小四铺地面。先铲掉烂掉的水泥，露出底下的三合土。三合土很硬，镐头砸下去，只留个白印。
“这得用电镐。”小四川说。
“电镐一天租金三百。”小四头也不抬，“用手。”
于是用手。四个人，四把镐，从早砸到晚。虎口震裂了，缠上胶布接着砸。灰尘扬起来，在从破屋顶漏下的光柱里飞舞，像一场沉默的雪。
干到第三天，出事了。
老马从屋顶摔了下来。
不严重，但脚崴了，肿得像馒头。阿三要送他去医院，老马死活不去：“拍个片子好几百，抹点红花油就行。”
“不行！”阿三硬把他架到三轮车上，“伤筋动骨一百天，得看。”
医院拍了片，没骨折，但韧带拉伤。医生开了药，让静养两周。
“两周？！”老马急了，“屋顶才修一半！”
“我上。”阿三说。
“你？你会修瓦？”
“看你修了三天，会了。”
阿三爬上了屋顶。屋顶很陡，瓦很滑。他踩在老马铺的木板上，木板吱呀响。往下看，地面很远，积着水，像一面浑浊的镜子。
他深吸一口气，蹲下，开始揭瓦。动作很慢，很小心。揭一片，递给下面的小四川，再揭一片。太阳很毒，晒得瓦片烫手。汗流进眼睛，辣得疼。
小四在下面拌水泥。水泥、沙子、水，按比例配。他的手很稳，一铁锨水泥，两铁锨沙子，水慢慢加，拌到颜色均匀，不稀不稠。
“小四哥，”新来的小工问，“你咋记得这么清？”
“练的。”小四说，“以前在工地，拌错一锅灰，得挨骂。”
“挨过骂？”
“挨过。”小四笑，“还挨过打。包工头嫌我拌的灰稀了，一脚踹翻灰斗，让我重拌。那会儿一天工钱二十块，一袋水泥十五，一斗灰就是两袋水泥。我跪在地上，用手把还能用的灰捧起来……”
他没往下说，接着拌灰。
小工听着，不说话了。
屋顶修了七天。阿三瘦了五斤，脸上晒脱了皮。但瓦换完了，不漏了。
地面铺了十天。小四的手磨出了新茧，但地面平了，实了。
墙面抹了半个月。老马脚好了，拄着拐杖来监工：“抹灰要三遍，一遍糙，二遍细，三遍光。别图快。”
没人图快。慢慢干，细细干。墙抹白了，平了，像新的一样。
水电改了一周。小四川以前在厂里干过电工，轻车熟路。电线穿管，插座定位，开关安装。合闸那天，灯亮了，白炽灯的光，把空荡的仓库照得透亮。
最后是刷漆。墙面刷白色，柱子刷浅灰。漆是小四亲自挑的，环保，没味儿。刷子刷过的声音，沙沙的，像春蚕吃叶。
竣工那天，老孙头来了，街道主任也来了。
主任在改造好的仓库里走了一圈，摸了摸墙面，敲了敲柱子，抬头看了看新换的瓦。
“不错。”她说，“比我想的好。”
“钱……”小四递上结算单。
主任看了看：“二十万，对吧？”
“对。”小四说，“但我们垫了材料钱，三万二。”
主任愣了一下：“合同不是包干价吗？”
“是。”小四说，“但我们用的材料，比预算的好点儿。”
主任看着他，看了很久：“三万二，我回去申请。不一定能批。”
“没事。”阿三说，“批不了就算了。”
“为什么？”主任问。
阿三看了看这仓库。墙白了，地平了，灯亮了。过几天，这里会摆上桌椅，会有老人来下棋、打牌、聊天。这里会有笑声，有争吵，有活气。
“这地方，”他说，“该好点儿。”
主任没说话，点了点头。
钱后来批下来了，但只批了两万。街道也没钱。
小四把两万入账，剩下的一万二，自己垫了。
“亏了。”晚上算账时，他说。
“亏了吗？”阿三问。
小四想了想，摇头：“没亏。”
仓库改造的照片，挂在了公司墙上。老孙头送来一面锦旗——“手艺精湛，诚信为本”，红底黄字，挂在营业执照旁边。
来看活的人，都会看到这面锦旗。
“这活儿你们干的？”有人问。
“嗯。”阿三点头。
“仓库改得不错。我有个店面想装……”
活儿，就这样来了。
一单，两单，三单。
从小店面，到小餐馆，到小办公室。
公司慢慢活了。
第二年春天，他们在建材市场租了间大点儿的门面，挂了新招牌——“风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还是小四起的名字。
“风雨，”他说，“咱们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人。以后也是。”
阿三点头。
门面里挂了更多的照片。仓库，店面，餐馆，办公室。每一张照片后面，都有一个故事。有的顺利，有的艰难，有的赔钱，有的赚钱。
但楼，都盖起来了。
都站住了。
这就够了。
第十三章 新苗·开学
第五年，公司搬进了自己的办公楼。
楼不大，三层，但在开发区有了自己的地盘。楼是小草设计的——她大学刚毕业，进了市设计院，这是她接的第一个“私活”。
“爸，我要设计一栋，”她说，“像从这片地里长出来的楼。”
图纸改了七稿。最后定稿的楼，方方正正，白墙，深灰线条，大窗户。楼顶有光伏板，墙面有垂直绿化。不花哨，但扎实。
“像咱们。”小四看着图纸说。
“嗯。”阿三点头，“像。”
建楼用了八个月。阿三天天泡在工地，小四天天跑手续。用地规划、施工许可、消防验收……一道道关，一道道过。
“比盖房子难。”小四说。
“但值。”阿三说。
楼盖好了。挂牌那天，放了挂鞭。鞭炮声在空旷的开发区里很响，惊起一群麻雀。
公司的人站在楼前合影。老马站在中间，小四川站在边上，还有那些跟着公司干了五年的工人。大家都笑着，笑得有点僵，但眼里的光是真的。
“咱们有自己的窝了。”老马说。
“嗯。”阿三说，“自己的窝。”
搬进新楼第一个月，接了个大单——市图书馆的改造。
这是市里的重点项目，预算五百万。招标那天，来了八家公司。风雨公司是最小的。
“能中吗？”小四问。
“试试。”阿三说。
标书是小草带着团队做的。她熬了几个通宵，把方案做得详详细细。不光有施工方案，还有对老图书馆的分析——这栋苏式建筑建于1958年，红砖墙，木地板，高窗。要改造，得懂历史，懂建筑，懂现在的人需要什么。
“我们不是要拆了重盖，”汇报那天，小草对着评委说，“是要让老建筑活过来，和这个时代说话。”
评委们沉默地听着。
“我们公司不大，”小草继续说，“但我们懂建筑。不是懂怎么盖得快，盖得便宜，是懂建筑和人、和时间的关系。”
汇报结束，掌声不多，但很认真。
一周后，中标通知来了。
“中了！”小四拿着通知书，手在抖。
阿三接过通知书，看了又看：“真是咱们？”
“真是咱们。”小草笑，“方案打动了他们。”
工程很大，很难。老图书馆要保留外观，内部要全面改造。不能破坏结构，不能影响原有风貌。
阿三天天泡在工地。他五十了，头发白了一半，但爬脚手架还利索。工人们都说：“阿三总，您歇着吧，我们看着。”
“歇不住。”阿三说，“这活儿细，得盯着。”
小四管材料和账目。五百万的工程，材料进出，钱款往来，一点不能错。他买了新软件，学了新算法，每天晚上对账到深夜。
“小四叔，”小草劝他，“让财务做吧。”
“我得自己过一遍，”小四说，“心里踏实。”
工程干了十个月。中间出了不少事。
一次是发现白蚁，老木梁被蛀空了。得一根根换，还要做旧，保持原样。
一次是消防验收不过，疏散通道宽度差两厘米。得拆了重做，耽误半个月工期。
还有一次，是工人受伤。一个老师傅在脚手架上滑倒，手臂骨折。送到医院，打了石膏。
阿三去医院看他。老师傅六十了，本该退休了，但闲不住，又来干活。
“阿三，”老师说，“我这手……以后怕干不了细活了。”
“没事，”阿三说，“公司养您老。”
医药费公司全出，工资照发，还给了营养费。老师傅的儿子从老家赶来，要给阿三磕头，被阿三扶住了。
“应该的。”阿三说，“在我这儿干活，就是我的人。”
这些事，花钱，费心，耽误工期。但阿三和小四没后悔。
“钱能再挣，”小四说，“人不能亏。”
工程验收那天，是个晴天。
市里来了验收组，省里也来了专家。图书馆焕然一新——外观还是那个外观，红砖墙，高窗户。但里面全变了：加了电梯，装了空调，灯光柔和，书架整齐。老木地板打磨了，上了新漆，光可鉴人。
“保留了历史，”专家说，“又满足了现代需求。好。”
验收通过了。
庆功宴上，文化局局长举杯：“我敬你们。你们证明了，小公司也能干大事。”
阿三喝多了。他拉着小四的手，说：“小四，咱们……咱们没给张总丢人。”
“没丢人。”小四也喝多了，“咱们……咱们对得起良心。”
那天晚上，两人坐在图书馆前的台阶上，看星星。
城市灯火辉煌，图书馆静静矗立，像一个老人，换了新衣裳，但骨子里的气质没变。
“小四，”阿三说，“你说，咱们盖了这么多楼，哪栋最好？”
小四想了想：“风雨小学最好。”
“为啥？”
“因为那栋楼里，”小四说，“有读书声。”
阿三点头。
是啊，有读书声。
这比什么都好。
第十四章 风雨·考验
公司上市的第三年，出了件事。
一个在建楼盘，三号楼，有业主发现墙面裂缝。裂缝不大，但很长，从阳台延伸到客厅。
业主拍了照片，发到网上。标题很惊悚：《上市公司豆腐渣工程，新房变危房！》
照片很快传开。论坛、微博、微信群，到处都在转。下面的评论像潮水：
“黑心开发商！”
“上市圈钱就开始糊弄！”
“退房！赔钱！”
阿三早上到公司时，前台挤满了记者。
“阿三总，请问裂缝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偷工减料？”
“公司准备怎么处理？”
阿三推开人群，走进办公室。小四已经在里面了，脸色铁青。
“查清楚了？”阿三问。
“正在查。”工程部经理老周满头汗，“可能是温度裂缝……”
“可能？”阿三盯着他，“我要确定。”
“现场取了样，送检测了。结果下午出来。”
“业主呢？”
“在售楼处，三十多人，拉着横幅。”
阿三站起来：“去现场。”
三号楼在城北新区。他们到的时候，售楼处门口已经围了几十人。有业主，有记者，有看热闹的。
“阿三来了！”有人喊。
人群涌上来。
“你们盖的什么破房子！”
“退房！赔钱！”
“上市公司还这么黑心！”
阿三举起手：“大家静一静！我保证，一定给大家交代！”
“怎么交代？”一个中年男人冲到前面，“我花了九十万！一辈子的积蓄！现在墙裂了！你说怎么交代？”
“我们会检测，”阿三说，“如果是质量问题，该修修，该赔赔。”
“你们自己检测自己？”男人冷笑，“骗鬼呢？！”
“那就请第三方。”阿三说，“市建科院，省检测中心，你们选。费用我们出。”
人群安静了一下。
“检测结果出来前，”阿三继续说，“大家可以先住酒店，费用我们承担。”
“你说真的？”
“真的。”阿三看着所有人，“我阿三盖了三十年楼，没骗过一个人。今天也一样。”
他当场打电话给市建科院。电话开免提，所有人都能听见。
“刘院长，我是阿三。想请您做个结构检测……”
电话打完，他对业主说：“建科院的人下午就到。在结果出来前，我说什么都是空话。请大家给科学一点时间。”
人群开始议论。
“那就……再信一次？”
“看看结果再说……”
下午，建科院的专家到了。带队的刘院长七十多了，头发全白，但眼睛很亮。
“阿三啊，”刘院长拍拍他的肩，“你这回麻烦不小。”
“麻烦不怕，”阿三说，“就怕不解决。”
检测做了三天。取样，试验，分析。
那三天，阿三和小四没怎么合眼。
他们在现场守着，回答专家的每一个问题，提供所有的施工记录。
晚上，在临时办公室里，一遍遍地看图纸，查规范。
“小四，”阿三眼睛通红，“要是真是咱们的问题……”
“那就认。”小四说，“该赔赔，该修修。”
“但公司刚上市……”
“上市了更得负责。”阿三看着他，“你还记得那年冬天，在桥洞里，我说啥？”
“记得。”小四说，“你说，咱们得活出个人样。”
“人样是啥？”阿三问，“就是出了事，得扛。”
小四点头。
第三天下午，检测报告出来了。
刘院长来到公司，把报告放在桌上。
“结果呢？”阿三问。
“你们运气好。”刘院长说，“是温度裂缝，不是结构问题。强度、刚度、稳定性，全部达标。楼是安全的。”
阿三长长地出了口气。
“但是，”刘院长继续说，“施工工艺有问题。如果养护到位，这种裂缝可以避免。”
“我们改。”小四立即说，“马上修订工艺标准。”
“还有个问题，”刘院长看着他们，“舆论，你们怎么处理？”
“开发布会。”阿三说，“公开检测结果，公开道歉，公开整改方案。”
“会有人信吗？”
“一次不信，两次。”阿三说，“时间久了，总有人信。”
发布会定在第二天下午。
阿三一夜没睡。他坐在办公室里，写发言稿。写了撕，撕了写。
天亮时，稿子写好了。
很短。
就三句话。
下午两点，发布会开始。
台下坐满了人——记者、业主、同行、主管部门。几十台摄像机对着台上。
阿三走上台。他今天穿了件干净的工装，没穿西装。
台下安静了。
“各位，”他说，声音很稳，“我是阿三。风雨建筑的创始人。”
闪光灯啪啪地响。
“关于三号楼的裂缝，检测报告出来了。我念给大家听。”
他念了报告的关键部分。一字一句，清清楚楚。
念完，他放下报告，看着台下。
“报告证明，楼是安全的，不是结构问题。但报告也指出，我们的施工有缺陷。”
他顿了顿。
“所以，我道歉。”
他弯腰，鞠了一躬。
很深的一躬。
台下有骚动。
“作为道歉的诚意，”他直起身，“我们决定三件事。”
“第一，所有受影响业主，免费维修，并补偿半年物业费。”
“第二，成立业主监督委员会，从今天起，所有项目施工，接受业主全程监督。”
“第三，建立质量追溯系统。每一栋楼，从材料到施工，全部记录。随时可查。”
台下安静了几秒。
然后，掌声响起来。
先是零星的，然后连成一片。
发布会后，那个闹得最凶的中年男人找到阿三。
“阿三总，”他有点不好意思，“我之前……话重了。”
“没事，”阿三握握他的手，“房子有问题，换谁都得急。”
“你们……真跟别的开发商不一样。”
“没啥不一样，”阿三说，“只是我们记得，自己也是从漏雨的屋里过来的。知道房子有问题，是啥滋味。”
男人眼睛红了：“谢谢……谢谢……”
他走了。
小四走过来：“三哥，这关，过了？”
“暂时过了。”阿三说，“但以后，更难了。”
“为啥？”
“因为现在，”阿三看向窗外，“所有人都在看着咱们。看咱们说的，是不是真做的。看咱们做的，是不是真对的。”
窗外，城市灯火通明。
那些光里，有他们盖的楼。
楼里，住着成千上万的人。
他们不知道盖楼的人是谁。
但他们知道，楼要结实。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也是最难的要求。
第十五章 传承·交接
公司成立十周年庆典，在新落成的研发中心举行。
这栋楼是小草设计的第二个作品。她不光设计了楼，还设计了庆典——不请明星，不搞演出，就办个展览。展览的名字叫《风雨十年：一砖一瓦》。
展览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叫“根基”。展的是老照片——二十平的门面，第一辆二手三轮车，第一批工具。还有那些早期工程的照片：漏水的仓库，老厂房，幼儿园。照片拍得不好，但真实。
第二部分叫“生长”。展的是后来的项目：图书馆，体育场，学校，医院。还有获得的奖项，资质证书，感谢信。
第三部分叫“果实”。展的是现在——公司大楼，在建项目，员工合影。还有一张特别的地图，标着公司盖过的所有楼，像星星，散落在城市各处。
庆典下午开始。来了很多人。员工，老工友，合作伙伴，市里领导，还有媒体。
阿三和小四都穿了深色西装——这次不僵了，习惯了。
开展前，阿三在展厅里慢慢走。他看到一张照片——是他和小四在桥洞里的背影。照片是当年那个十元店老板娘拍的，她儿子学摄影，拿他们练手。照片很糊，但能看清两个人的轮廓，背靠着水泥墙，面前是雨幕。
“这张照片，”小四走过来，“我差点扔了。”
“为啥？”
“太苦了。”小四说，“看着难受。”
“得留着。”阿三说，“忘了苦，就不知道甜是啥味。”
庆典开始。先是讲话。领导讲，合作伙伴讲，员工代表讲。
然后是小草讲话。
她走上台，穿着浅灰色的套装，头发扎成低马尾，干练，温和。
“各位叔叔伯伯，各位同事，”她说，“我是小草。是在工地上长大的。”
台下安静。
“小时候，我总埋怨爸爸忙。忙得没时间回家，忙得忘了我的生日，忙得连过年都在工地。”
“后来我学了建筑，才懂爸爸在忙什么。他在盖楼。盖让人住得安心的家，让孩子读得开心的学校，让城市变得更好的建筑。”
她看向阿三。
“现在，我接过这个责任。我会记住三句话。”
“第一，楼要盖得结实。”
“第二，人要活得实在。”
“第三，路要走得长远。”
掌声。
接着是阿三讲话。
“今天，”他说，“是公司十周年。也是我宣布一件事的时候。”
台下安静。
“从下个月起，”阿三说，“我不当总经理了。”
台下有骚动。
“新的总经理，是小草。”
所有人的目光看向小草。小草站起来，向大家鞠躬。
“我能行吗？”她轻声问阿三。
“你能行。”阿三说，“你比我行。”
交接仪式很简单。阿三把公司的公章交给小草，小草接过，握在手里。
“爸，”她说，“我会好好干。”
“我知道。”阿三说。
仪式结束后，是晚宴。大家喝酒，聊天，回忆往事。
阿三喝了不少，有点晕。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城市。城市灯火辉煌，像一片倒过来的星空。
小四走过来，递给他一杯茶。
“三哥，不舍得？”
“舍得。”阿三说，“孩子长大了，该飞了。”
“是啊，”小四说，“咱们老了，该退了。”
“不老。”阿三笑，“还能干几年。”
“干不动了。”小四摇头，“让小草他们干吧。他们比咱们强。”
确实。小草比他们强。懂技术，懂管理，懂这个时代。
但有些东西，没变。
楼要盖得结实。
人要活得实在。
路要走得长远。
这些，小草懂。
这就够了。
晚宴结束后，阿三和小四最后离开。
他们走在空旷的街上，脚步声在夜色中回响。
“小四，”阿三说，“你还记得那年冬天，在桥洞里，咱们啃冷馒头？”
“记得。”小四说，“你说，咱们得活出个人样来。”
“现在活出来了吗？”
“活出来了。”小四说，“不但活出来了，还带着一群人活出来了。”
阿三点头。
是啊，带着一群人活出来了。
那些工人，那些家庭，那些孩子。
都活出来了。
这就够了。
第十六章 归处·圆满
又是五年。
风雨小学建校十年了。送走了五届毕业生，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学了技术，有的回到家乡，成了老师，医生，农技员。
学校又扩建了。新建了实验楼，宿舍楼，标准操场。有了计算机教室，有了图书馆，有了音乐室。
阿三七十了，彻底退了。他现在是学校的终身名誉校长，每天来学校转转，看看孩子，和老师聊聊天。他的办公室很小，就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摆着学校的相册，从奠基到现在的每一张照片。
小四也退了，只挂个董事长的名。他儿子十三了，在风雨小学读初一。小家伙聪明，懂事，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比你爸强。”阿三常逗他。
“那必须的。”小家伙挺胸，“我将来要当建筑师，盖最好的楼。”
“好。”阿三笑，“有志气。”
今天是学校十年校庆。操场上搭了台，摆了椅子。孩子们穿着校服，系着红领巾，坐得整整齐齐。家长们来了，乡亲们来了，市里领导也来了。
阿三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台下。
台下，坐满了人。
有老马——他八十了，耳朵背，但眼不花。他重孙在风雨小学读三年级，调皮，但聪明。
有小四川——他当公司副总了，管着好几个分公司。他女儿也在这上学，初二，是学生会主席。
有公司的老员工，有村里的老人，有孩子的父母，有毕业回来的学生。
还有……
阿三看到了小草。她现在是公司的董事长，把公司做成了省里的标杆企业。她今天也来了，带着她的孩子——一个八岁的男孩，一个五岁的女孩。孩子们看见阿三，跑过来。
“外公！”
阿三抱起小的，拉着大的。
“叫太外公。”小草说。
“太外公！”
阿三笑了。笑得眼角的皱纹，像秋天的菊花。
庆典开始。
升国旗，唱国歌。孩子们的声音很亮，很齐，在操场上空回荡。
然后是发言。领导发言，校长发言，校友发言。
最后是阿三发言。
他走到台前，看着台下。台下，几千双眼睛看着他。孩子的眼睛，清澈，明亮，像山里的泉水。
“孩子们，”他说，“我是阿三。是你们的老校长。”
台下安静。
“六十年前，我也在这个村子上学。那时没有学校，就在祠堂里。祠堂漏雨，冬天冷，夏天热。一块黑板，几支粉笔，十几个孩子，一个老师。”
“老师姓陈，是个老先生。他教我们识字，算数，也教我们做人。他说：读书，不是为了离开这里，是为了让这里变得更好。”
他停了停。
“后来我出去打工，盖楼。盖了很多楼，高的，矮的，大的，小的。但我最想盖的，是这所学校。”
他指向身后的教学楼。
“因为我知道，楼盖得再高，不如人站得直。钱挣得再多，不如心装得满。”
风吹过，红旗哗哗地响。
“现在，你们在这里上学。有明亮的教室，有干净的水，有好老师，有好书。这是你们的福气。”
“但福气不是白来的。是很多人，用汗水，用双手，用一辈子，换来的。”
“所以，要珍惜。好好读书，好好做人。长大了，有能力了，也去帮别人。让这份福气，传下去。”
他看向远方。远方是山，是田，是村庄，是更远的地方。
阿三走到台前，看着台下。台下，几千双眼睛看着他。孩子的眼睛，干净，亮，像早晨叶子上的露水。
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话堵在喉咙里，出不来。
他想起很多年前，在老家那间漏雨的教室里，陈老师教他们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那时他不知道黄河在哪儿，只知道村前那条小河，下雨就涨，天旱就干。
现在，他站在这里，身后是他盖的楼，面前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有些话，不用说了。
他举起手，指了指天，指了指地，指了指自己的心口。然后，深深鞠了一躬。
台下很安静。然后，掌声响起来。
很响，很响，像夏天的雷，滚过山野。
庆典结束后，是文艺表演。
孩子们表演节目。唱歌，跳舞，朗诵，还有个小话剧，讲的是建校的故事。
阿三看着，眼睛湿了。
小四坐在他旁边，递给他一张纸巾。
“擦擦。”
“没事。”阿三说，“风大。”
风确实大。秋天的风，带着稻香和果香，吹过操场，吹过教学楼，吹过每个人的脸。
表演结束，是游园会。孩子们在操场上玩，家长们在旁边看。笑声，叫声，音乐声，混成一片热闹的海洋。
阿三和小四坐在操场边的长椅上，看着这一切。
夕阳西下，天空染成金黄色。远处的山，近处的田，都镀上了一层金光。
“真快啊。”小四说。
“嗯。”阿三点头。
“四十五年了。”
“四十五年了。”
四十五年前，两个年轻人，背着铺盖卷，走出山村，走进城市。
他们在工地上干活，在楼顶上讨薪，在桥洞里过夜。
他们受过骗，挨过打，流过血，流过泪。
但他们没倒。
他们站起来了。
站得很直。
像钢筋。
像竹子。
风来了，弯弯腰。
风过了，又挺直。
永远这样。
“小四，”阿三说，“这辈子，值了。”
“值了。”小四说。
夕阳落下去一半了。天空变成橘红色，云朵镶着金边。
远处，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来。
楼群的轮廓，在暮色中清晰又模糊。
那些楼里，有他们盖的。
每一栋，他们都记得。
记得那钢筋怎么绑的，那混凝土怎么浇的，那墙怎么砌的。
记得那些工人的脸，那些汗，那些笑，那些苦。
记得那些住在里面的人——那些他们不认识，但用心为他们盖房子的人。
“小四，”阿三忽然说，“你说，咱们盖的楼，能住多少年？”
“设计寿命五十年。”小四说。
“五十年后呢？”
“拆了，盖新的。”
“那咱们盖的楼……”
“还在。”小四说，“住在里面的人记得。他们的孩子记得。孩子的孩子记得。”
“记得什么？”
“记得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人。”小四看着远方，“记得他们盖的楼，很结实。住在里面，很安心。”
阿三点头。
是啊。
这就够了。
夕阳完全落下去了。天空变成深蓝色，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
操场上，孩子们还在玩。笑声像银铃，在夜色中清脆地响。
教学楼里，还有教室亮着灯。那是老师在备课，在批改作业。
远处，山峦的轮廓，在夜色中温柔地起伏。
村庄里，炊烟袅袅升起。
家，就在那里。
人，就在那里。
希望，就在那里。
永远在那里。
阿三站起来。
“走吧。”他说。
“走。”小四说。
两人走出校门。
回头看看。
学校静静地立在那里。灯火通明，像一颗明珠，镶嵌在山野间。
那是他们盖的楼。
那是他们的梦。
那是他们的归处。
风，轻轻地吹。
带着秋天的气息。
带着果实的香甜。
带着希望的种子。
吹过田野。
吹过村庄。
吹过城市。
吹过每一个风里来雨里去的人。
他们，还在路上。
路，还很长。
但，不怕。
因为，他们知道。
只要心是实的。
阿三和小四走出校门。回头看看。
学校静静地立在那里。白墙，灰瓦，红旗在楼顶飘。三楼那间教室的灯还亮着——是校长办公室，新来的年轻校长在备课。他是风雨小学第一届毕业生，师范毕业后，回来了。
灯光从窗户透出来，洒在操场上。操场上，那颗老槐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枝桠的影在地上晃动，像一只温柔的手，在抚摸这片土地。
小四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铁皮糖盒，打开。里面那颗算盘珠子，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他看了很久，然后，把珠子埋在槐树下。
“娘，”他轻声说，“您看，树长高了，楼盖起来了，孩子有书念了。您可以，歇歇了。”
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带着稻子熟了的香气。风经过老槐树，树叶沙沙响，像在回应。
阿三抬起头，看天。天空很深，很蓝，星星一颗一颗，亮得扎眼。远处，城市的灯火连成一片，像地上的银河。那些光里，有他们盖的楼。楼里，灯一盏一盏地亮着，每一盏灯下，都是一个家。
他突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雨夜，在桥洞里，小四说：“咱们得是那竹子。”
现在，竹子长成了林。林子里，又长出了新竹。
这就够了。
真的够了。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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