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河古镇、那逝去的凤凰桥

高安城的锦河北岸，不远处有一座不太高的凤仪山，传说曾有凤凰落巢山上。山下那一大片水域，人称凤凰池，逶迤往南直通锦河，入河口的地方一座小桥就是凤凰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家曾在这里度过了二十个寒暑春秋。

弯弯曲曲的锦河，蜿蜒穿过这瑞州古镇。

岸边河堤垂柳、太观楼、浮桥、石桥、碧落亭，千百年来印记着古镇的沧桑变迁。

现在，已看不到清澈见底的石桥瓮下穿梭的鱼群、波光鳞闪的岸边漂浮成片的竹排、以及河中赶着鸬鹚追鱼的渔船；石桥已不是那花岗巨石垒成的仁济古桥、大观楼也成了钢筋水泥筑成的仿制楼阁。那宽展的马路下，尘封着一段悠长的风云岁月；拔地的高楼底，埋藏着多少小镇百姓的喜怒哀乐。平静的河面不时泛起的点点涟漪，似在炫耀岸边这美仑美奂的现代新城，又似在诉说那留存于人们心中的曾经昔往。

                                     一

父亲生于江西抚州临川县温家圳镇路边何村，现划归南昌市进贤县。

温家圳地处赣抚平原，自然资源丰富，冠为鱼米之乡。这里有三个何姓自然村。传说古时战乱之中，一嫲嫲带着幸存的三个孙子一路逃难来到温家圳地域，被水沃地肥的自然环境所吸引，于是山间路旁搭茅驻扎下来，风餐露宿挥锄拓荒，艰难砥砺几十载，原来的荒山野岭之间终现片片良田稻花香，昔日的茅草屋变成高墙飞檐的砖瓦大房。民间习俗儿大要分家，此时老嫲嫲早已过世，三个孙子已是各辖儿孙数十的爷爷辈，尽管三兄弟共同历经困苦情谊难舍，无奈底下儿孙众多异口难安，只得同意分家之举。那知合易分难，为田产的肥脊、房屋的大小、财物的多少闹得不可开交，三方起了争执·竟因此厮打了一场。结果，争斗中翻滚在田里的从此自成田里何家，躲藏到河岸边的从此称之赤岸头何家，跌倒在大路边的从此叫做路边何家。这个流传当地乡间的传说已无从考证，谁也不知千百年前的真实情况，但温圳三何的源头来自同一祖宗历来得到认可。

路边何村离浙赣铁路的温圳火车站约5里地，320国道从村边穿过。古时的乡村路不冠名户无门牌，大户人家一般取堂名为标志，曾祖父何槐树属大家族的昌人堂，生下祖父兄弟4人，大伯公与二伯公的名字平时听得不多没记住。三伯公何龙恩早年出外谋生做过店员，后接受进步思想，1925年参加革命，加入*。因膝下无子，父亲生下不久就过继其作儿。三伯公1927年壮烈牺牲，1951年省政府向父亲颁发了烈属证书。祖父何铭恩最小，排位第四，乡间都称他老四，共生下父亲这一辈兄弟姐妹5个。大伯何燮吾、父亲何煜吾、贺娘何莲秀、大姑何爱莲、姑姑何爱贞。从曾祖父这一辈起，由于清未连年的战乱与灾患，田里收成不佳，家境渐渐中落，田地家财逐失，祖父从小开始就温饱不及了。祖父长大后前往南昌闯荡，在胜利路的中山路口一家经营皮毛绸缎的“鸿泰”百货店作伙计，老板看其头脑精明手脚勤快，几年后采擢为“跑水”（采购员），走南闯北为店铺生意兴旺出力不少，成为店里的高级职员。经营多年后，积攒了一些钱，像许许多多的出外闯荡的人一样，首先是回乡置买了几亩薄田，平时由祖母带着还在念书的大伯和父亲照料，农忙时就雇两个帮工。1951年土改，祖父已告老还乡回到村中，家庭成分划为富农。当时不知道家庭成分是个什么东西，据说大伯还将几个名称比较了一遍，觉得“富农”比“中农”、“贫农”都好听，丝毫不察之中的厝火积薪。由于家里平时对待帮工（后来称为长工）不错，多年的关系犹如亲戚一样，土改时，长工“花子伯”和“义全叔”在村里的动员会上大谈祖父待人仁义厚道，被工作队长连哄带拖拉下了台。

1953年我们一家离开家乡时，花子伯与义全叔争着从送行的大伯手里抢过装满行旅的独轮推车，背起小孩，几里路一直送到温家圳火车站。

                                       二

父亲1950年调到高安师范工作。1953年刚过春节，母亲携全家迁往高安。

那时的交通不便，驾驶室旁挂着一个木炭炉的老式旧客车慢慢悠悠，司机隔一段时间得停到路边朝炉子里添加木炭块，沿着弯弯曲曲的砂土公路从南昌到高安要走大半天，飞尘扑面颠簸不堪。父亲权衡考虑：人多（母亲、姑姑、小孩4个）、人小（当时姑姑13岁、大哥8岁、二哥6岁、姐姐4岁、而我未满2岁）、东西重（铺盖行李），还是搭船方便。这种船不是载客的船，而是锦河里装货物的帆船，载重量大概只有几吨，没有动力，靠着风力吹着帆蓬行走，无风水浅处船家用长竹篙撑着行，水深处逆流往往还需雇人在岸上拉纤。南昌至高安大约一百多里的水路，一般需要行走五到六天。当年锦河中这种比普通渔船稍大一点的船较多，不但往返南昌高安之间跑运输，甚至还有上至上高、万载，下至九江、汉口运货的。

帆船从南昌抚河桥码头出发，经赣江驶入锦河，逆水溯上缓慢平稳地航行了好几天，即将进入高安所属的蓝坊乡河段。锦河在这里蛇曲龙舞的扭了好几个弯，当地的地名由此取名叫作“湾头”，由于河道湾急滩险，气象多变，历来船家视此为行船险道不敢大意。从赣江来此的船只，一般都会在离湾头还有几里的新建县石岗乡临时靠岸歇息，尔后就近到岸边几里外的小集镇补充些食物，观看天气情况，再择机结伴同行开往高安。这天是元宵节，船停后，大哥听母亲的吩咐，跟着老板后面踩着泥巴爬坎上岸，到集市买了半斤猪肉与一些蔬菜，作为全家过元宵节的食物。姑姑一双赤脚伸出到河面，侧身坐在船头，一只手抱着一岁多的我，另一只手伸长不停的舀着清澈的河水玩，母亲见状大惊，生怕有何闪失，急呼姑姑进船仓。

听说前面不远就到高安县城，姑姑与大哥立刻站到船头踮脚眺望，对即将到达的陌生地充满了孩童的新鲜好奇。

午饭后，老板吸过一筒旱烟，将长烟杆在船舷边敲敲，抖落掉烟斗内的烟灰，然后插入腰间呼叫一声：开船！停靠周边的其他船家见状劝阻：还是等等吧，天上起云了！老板一边拉起帆蓬一边大声答：不要紧，明天还有趟到南昌的货要装！执意继续开船行进，想天黑前赶到县城。

船继续前行，忽然天上涌来阵阵乌云，河面刮起阵阵的风。船行至弯头时，风越来越大，船身被吹得起倾向一侧，老板娘难以把住尾舵。

一时狂风大作，帆船随风乱旋，船舱内小孩哭声一片。老板娘哭天喊地的咒骂船老板不该开船，船老板手忙脚乱拼命想降落帆蓬稳住船身，慌乱中怎么也降不下来。船被狂风吹得一下向左倾斜，一下向右倾斜，船肚左右翻翘起河面，舷边不时打进水来。老板娘放掉失效的船舵，口里“河佬、露皮”的不停叫骂，腾出手来帮忙拉帆蓬绳索，帆蓬被呼呼大风鼓得像粘住在桅杆上纹丝不动！船舱内我们大人小孩随着船的翻斜，时而滚到左边，时而滚到右边，衣服也被泼进的河水打湿。母亲惊吓得面色惨白，大声劝老板娘：你不要骂了，快想想办法稳住船吧！老板娘这时缓过神，指点母亲：快要大家压舱，朝翘起的那边爬！母亲赶紧指挥舱内的我们一伙，当船向左倾斜时迅速爬到右边，船向右倾斜时迅速爬到左边。正当我们在船舱内不停地翻腾着，外面“唰”的一声，帆蓬突然掉下来了，随之船身稳住了。趴在桅杆上解绳索的老板连连喘着粗气，对舱内喊道：好了，好了！

老板用竹篙将船撑到河岸边，抛下了铁锚，再不敢冒险前行了。

第二天风平浪静。早饭后，船继续向上游的高安城行进。

父亲早已租好了县城锦河北岸凤凰桥头的一间民房，近来每天都到仁济石桥上向下游方向眺望等候，久久未望到我们的船心里有些发急。这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间，冬日的太阳从城西头耸立的大观楼顶斜射过来，将站在石桥上向南昌方向眺望的父亲的身影拉得很长。古老的石桥，瓮下鳞波阵阵，在桥影中不时泛起一片片闪光。姑姑与大哥站立到船头四周张望，远远能模糊看见横卧河面的石桥了，眼尖的大哥几百米远就看到在石桥上面似有父亲的身影，渐渐靠近认清后，兴奋地朝妈妈喊：是爸爸，爸爸在那里！一家人一时喜悦无比，小孩更是雀跃蹦跳，船老板连忙喝道：莫急！坐好！

老板将船缓缓驶到桥头南岸码头，父亲立即从桥上下来登船，指引老板将船穿过桥瓮，横驶过河到北岸的凤凰桥码头。船一靠岸，等候在码头的同屋尚未见过面的邻居上船，帮助搬行李抱小孩，将我们接上岸来。

从码头沿青石台阶上岸，即是凤凰桥。这是距离仁济石桥头约百余米的一座小石桥，小桥的一边是锦河，另一边是凤凰池，桥下的瓮洞便是凤凰池通往锦河的水道。桥面两边有石栏杆，也如仁济石桥一样，栏杆上立有雕刻石狮，不过比仁济石桥的小得多，像是一座微缩版的仁济石桥。

                                       三

凤凰桥东有一排建在沿河岸边的老式店铺民居，大门口都对着那条从凤凰桥经过、直至仁济石桥的大马路，后门则全面向着潺潺流水的锦河。从凤凰桥起，依次是铁匠店、袜子店、裁缝店、伞店、敖氏私宅、街政府、缸瓦店、徐家铺子、铜匠店等，直至仁济石桥头。马路对面则是高安县卫生院的大门与围墙，挨着右边围墙有一家兴隆饭店，与徐家铺子对门。

父亲租的那间民房在袜子店内。袜子店已有一家租户住楼上，就是从后门口望见父亲指引的船驶来，匆忙下码头来接我们的邻居招妹子夫妇。隔壁老铁匠刘姓夫妇，非常喜爱小孩，见到母亲拖儿带女一大堆，立即端来炒花生红薯片，我们按高安的方言，喊他们叫做“公阿、嫲嫲”。

几个月后母亲在高安街上遇到了船老板娘，见面已犹如多年至交了。她家就住不远浮桥头的太观楼下，说起家世，她长叹了口气，好久才语。原来解放前她曾就读南昌葆灵女子中学，后嫁与一军官当太太，南昌解放后，其丈夫渺无音讯死活不知，为活命跟了这个船老板。

凤凰桥头的那排店铺民房简陋，大多以木板或竹篱与邻家相隔，哪家的小小声响动静即刻传一条街。一次晚上发生地震，高安城有强烈震感，大家躺在床上被惊醒，裁缝店的老板娘惊叫：有贼！伞店的老板说：是鳌鱼翻身，整夜众人睡意全无，议论地震的声音此起彼伏。隔壁老刘、翠娥夫妇儿女六七个，只有一张床。晚上小孩睡得鼾声四起、伸胳膊蹬腿横七竖八，往往需要重新整理床铺，大人才能钻得进被窝。经常听见翠娥一边牵拉好小孩们的腿脚一边骂道：死银咯，脚打结（疙）瘩该（解）都该不开！

母亲小时只读过两年私塾，却能读书看报。耳濡目染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知晓不少历史典故，明白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与规矩。凤凰桥头的邻居街坊有什么事情，总喜欢找母亲诉说。一些家庭矛盾纠纷，只要母亲出面调解，一般都能平息下来。

母亲为人善良，对左邻右里乐于施手相助。铁匠店原有一老伙计搭档，孤老一人，病躺在床上几年，每年被褥的洗晒都是母亲帮助。一次洪水冲垮铁匠店的靠河后墙，母亲派才十岁的大哥去帮助。大哥一手拧个石灰桶、一手握把泥刀，像模像样地干起泥瓦匠来，将坍塌的后墙整得焕然一新，公阿竖起大拇指直夸。邻里街坊不论谁家有困难，母亲总会热心主动帮助。县下码头边的一对老夫妇衰弱多病，母亲经常叫我们去给卧床老人剃头；兴隆饭店旁一老妇儿子不在身边，每天需挑泔水养猪，母亲叫我们定时去帮助。

成立居委会时母亲被推举当居民组长，负责凤凰桥头至高家巷、县下等片的居民杂事，如通知开会学习、召集义务劳动、调解家庭纠纷矛盾、发放布票、食品卷、份票等。虽然毫无报酬，本就家务繁多的母亲仍尽心尽责，认真做好为群众的服务工作，得到街坊邻居的一致尊重与称颂，接连几年受到县里的表彰。

                                      四

那时小城镇没有什么工厂，除少量的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工作人员是拿工资的，城镇居民以开店经商或手工艺生产谋生，而大多无手艺特长也无店面房产的，只能从事挑砖运瓦扛包拉车等苦力等。父亲虽然有工资，但家里小孩多，经济上仍捉襟见肘。母亲托邻居介绍接供销社收购站的搓麻绳加工，一斤麻的加工费几角钱，搓成绳却需要几天功夫。那时还没有电灯，母亲白天要忙家务，只有晚上有空。寒冬腊月，卷缩被窝里的我们有时半夜醒来，仍见那盏昏暗摇曳的煤油灯下，母亲卷着身体，手里撩起一束束冰冷湿麻丝，压在大腿上搓动，影子映在墙壁上晃来晃去。

一次，母亲借隔壁翠娥家的板车拖碎石卖，途径南街石桥头的陡坡。载重近千斤的板车下坡疾速滑行，越来越快，身材弱小的母亲掌不稳车把，冲向路边堆放的原木堆，一根大原木滚下，妈妈的右脚被压伤。

那时像母亲这样含辛茹苦、拼命劳动养家的情况普遍。隔壁邻居翠娥，每天晨曦东方微露，一家大小即拖着板车出门，除了还在吃奶的留下，五六岁的小孩也跟去搬货推车。小学同学胡雪花、况华荣的母亲，经常看到她们汗流浃背挑着两座小山似的大糠篓，匆匆地从粮食局加工厂出来。胡雪花的母亲身材纤小，扁担两端的大箩筐遮过人头，挺直腰板一步一步、避免沉重的筺底擦到地上。

南方小城，那时没有煤，更没见过煤气，开伙做饭唯有烧柴，柴是居民家庭日常最基础的生活资源。城北近郊十几里外，小山丘上有成片的茅草，秋凉草黄后，几乎个个星期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城里人去剁茅柴。母亲做事心细且有恒心。一次，天蒙蒙亮大哥就带着我们跨过连锦桥，走几里到大喻家后面山上剁茅柴。不知因什么事母亲中途追赶过来，要找大哥回去。母亲赶到那一片荒山后，一边寻找着我们，一边观察周边，发现了几处密厚长长的茅草丛。她一时找不到我们，也没带工具，竟徒手一把一把的扭断堆好，待找到我们后，收拢捆扎起来，足有几十斤，比我和姐姐用茅镰剁的还多。砍硬柴，则要远行到30多里外的米岭。米岭山高路陡，山中枯树枝丫多，但来回要步行七八十里，回程还得挑着担子。高家巷丁裁缝老伴一次跟随人家去米岭砍柴，下山后累得躺在地上直喘气，歇息老半天后，突爬起来捡起一块石头，“砰”地往旁边水塘中猛扔，狠狠发誓：石头咕哩不浮出来，老娘一辈子都不来了！足见那艰苦辛劳的程度。但母亲做事的意志坚强，不顾父亲的反对，一定要跟着大哥二哥到米岭砍柴，因为大哥二哥也是第一次，她放心不下。那时小弟还未脱奶，母亲打算这次少砍点，早点回家喂奶。哪知上山后，遍山的枯柴让人难以释手，每人整好满满一担后，太阳已快落山。母亲挑着沉重的担子下山后，累得浑身无劲再也迈不开步。这时天已全黑，大哥找到路旁一户好心农家，打算要二哥陪母亲在那里暂歇息，自己担子挑回家后再去接母亲。父亲在家里等得急，抱着未满周岁、饥啼不停的小弟，不时从高家巷走出城，往米岭方向的大路守望，直至深夜才等到大哥挑着担子回来。大哥卸下担子刚要返回去接应母亲与二哥，远远听到母亲的声音从大路那头传来。原来大哥前脚走不久，母亲心里记挂着早起还只喂过一次奶的小弟，就将担子寄存在那户农家，空手随二哥急速返回。

每天天未亮，母亲就匆忙起床烧火做早饭；早饭焖在锅里，唤起大哥、二哥一起到菜园挑水施肥；回来后再将我们几个小的叫起，张罗大伙的早饭。早饭后我们上学去，母亲先喂完猪，再挑着一家人的换洗衣物到凤凰桥码头河边洗刷。晾晒好衣物后，即开始她一天的正式工作：或工地做小工、或挖寻旧砖碎石、或开荒种地侍候菜地。晚饭后料完家务，灯下还要继续做那些接来的针线活：修剪袜子、加工麻绳，一直忙到深夜。

父亲的工资只能维持家里的米、油、盐、酱等基本开销，若要给谁添件衣物，当月财政就出现赤字。每年九月的开学季，我们兄弟姐妹七个的学费成了一笔巨大的开支，只能借债解困。小弟出生时，母亲找不到一件合适的旧衣包小弟，将姐姐一条裙子剪了，改为婴儿服。而姐姐除了这唯一的夏装，没有任何可替换的衣裤，实在委屈无奈。也不知当年蚊帐值多少钱，那时我们从未使用过蚊帐。夏夜，手总是左右开弓拍打不停、驱赶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往往人累了，也就睡着了，蚊子也吃饱了。凤凰桥子租屋里只有两床铺盖，大哥跟着父亲到高安师范睡，母亲带小弟与姐姐一铺，我们所有男孩挤一铺，拿不出一条多余的被子。眼看小孩一天天长大，个头越来越高，母亲在凤凰池靠粮食局旁的斜坡上开拓出几分地，全种上棉花。1968年二哥、姐姐知青下乡、我到园艺场劳动，每人带了一床新棉被，就是母亲种的棉花弹制的。不过仅有一床盖被，白天叠起来裸露出铺板上的稻草，只好盖上几张旧报纸遮挡。家里的穷困和父母的含辛茹苦，使我们从小养成勤奋肯干、刻苦耐劳的习惯。锦河发大水，山洪裹挟着不少树木枯枝冲下，有时挂在仁济石桥墩上。一般人站在那惊涛拍岸的桥面，望着气势汹汹的滔天洪水心里就发怵，大哥却想办法扎了根长竹勾，用绳索将自己的腰栓系在桥栏，面对咆哮着的洪水，探身桥外，将被桥墩挂住的树木枯枝一根根打捞上来。每年这个时候打捞的柴火能烧几个月。暑假，二哥与我和大弟，常去到河滩捞沙或筛鹅卵石，卖给南街东皇庙的上游水库预制场，挣点苦力钱贴补家用。

那时候的生活清贫艰难，但日子过得安稳。

                                   五

1958年的一天，袜子店房东藏在楼上多年的织袜子机器，被人翻腾出来，“砰、砰”直扔地下拖走；铁匠店的铁砧、铁锤等也被清理拖走，说是支援大炼钢铁。接着，各家各户的铁锅、锅铲、火钳、菜刀等所有铁器，都被动员交出来支援大炼钢铁。各家都不要开伙做饭，到街道开办的集体食堂统一吃。

集体食堂刚开始异常热闹，吃饭不限量，也不收饭菜票，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开肚子吃，好似真进入喇叭里宣传的共产主义了。没吃几天，甄里的饭一天比一天少，大家添一轮饭后甄里就空了，稍来晚的人就饿肚子。后来实行定量，每顿就餐排队打饭，半饥不饱的人们离开饭还有一个小时就围拢在食堂门口候着。家里不能开伙，粮油供应证也上交了，一日三餐只能眼巴巴地盯着这集体食堂。一次母亲抱着二弟去食堂打来四两米饭，打算去菜地寻点蔬菜加入一起煮，不满2岁的二弟边吃边等着母亲，看到母亲回来立即说：妈妈，我留了你的！母亲低头一看，碗底还剩下一口，一股酸楚心头泛起，爱怜地直摸着二弟的头，孩子饿啊！

不但家庭不能开伙，居民屋前屋后种一些蔬菜、南瓜等也不行，已经种了的要交出来。母亲之前带领我们开荒种了几园子的南瓜，收获好几百斤，曾想留下一些让孩子们充饥，无奈三番五次的被动员，最终全部上交。

那时的居民粮食定量，每人每月十几至二十几斤、半两油、半斤猪肉。大概油水太少，大人小孩的饭量都很大，一般的小孩一口气吃下半斤米饭不是问题。饥饿笼罩着每个人，城郊荒野地里的凡是能吃的山果野菜、河塘里的蚌螺、鸡头莲杆、菱角藤、甚至地下的老鼠，都被人用来充饥。一次，高安师范食堂发明了“跃进饭”，据说一斤米能多煮出不少熟饭，彩旗飘扬敲锣打鼓地到县政府报喜。其方法是蒸饭过程中反复浇水，让饭粒尽量膨胀放大，吃到肚子里当时能填饱，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

居民集体食堂实在难以为继，又将粮油供应证还回给各家各户，让大家自己回家开伙，一时锅店的生意火爆。粮管所每月对居民的定量供应中，那时还得搭些杂粮，如糙米、红薯丝等，一般人都不想要杂粮，只想多买大米。母亲却宁愿多搭些杂粮，千方百计用红薯丝煮饭、南瓜打饭等方法，让小孩尽量能吃饱。母亲懂得不少健康膳食的道理。以前物质不紧张时，我们小孩就是按大小拿碗分配吃饭，不能海吃硬撑，尤其晚饭不让吃得过饱。现在物质紧张时期，母亲的调配分配更是必不可少：每餐开饭时，小孩按年龄大小摆好不同口径的碗，她从锅里铲出打到每只碗中，经目检平衡后，大家才依次端起自己的碗开吃。姐姐口娇点，混有南瓜、红薯的饭经常不吃，有时妈妈会留下一点不惨杂的米饭。大哥每天做重体力家务，饭碗稍满一点。过年了，会有一点年货票券发下来，如每人半两木耳、一两黄花、二两花生等。花生买回来母亲将其秘藏大家找不到的地方，告诉大家留到年团园除夕夜吃。闻着那买回家香喷喷的炒花生，小孩们都馋得垂涎欲滴。二哥嚷着现在就要吃，不留年夜吃。母亲被缠得难脱身，从隔壁借了把秤，称了一把给二哥，然后板着脸宣布：年夜里大家吃的时候，没他的份！见状再没谁吱声了。年三十除夕夜，母亲从茅草堆里拿出花生，逐个分给大家，二哥仍分了一把。原来上次母亲就留下一些没有给他，避免小孩这种时候排除在外的孤独。

母亲的桑土绸缪与辛勤劳作下，我们每顿都能吃上东西，熬过了那饥饿的年代。

母亲由此养成珍惜食物从不浪费的习惯。几十年后，剩饭剩菜不让倒掉，不好吃的她拿来吃。儿女们劝过她多少次，母亲总是说：有时想到冇时，丰年想到灾年；分派也成了她的一种习惯，到老仍喜欢将吃的东西放在床边柜中，由她亲手分发给大家，高兴地看着大家围着一起吃，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

                                   六

家境虽贫寒，但小孩在家里勤勉乖顺，上学读书努力成绩优，父母还是心有所慰的。一次，听父亲跟母亲谈对大哥他们的打算：大哥考大学、二哥考师范、姐姐考卫校，那时师范与卫校都是免费的，这样早点减轻家里负担。这个愿望对哥姐他们来说，要求是不高的。

然而白云苍狗世事变幻，成绩优异的大哥小学毕业，竟没有被高安中学录取，而收到一纸刚开办的高安民办中学的入学通知。他的同学、街坊邻居均颇感意外，没人相信他会考不上重点中学。大哥闷闷不乐、母亲不明就里，正当母亲气得要拿起柴火棍教训大哥时，被刚回到家里的父亲制住。父亲在教育部门工作，知道详情，原来这一年的招生政策将政审作为先决条件，家庭成分不好的根本进不了重点，成绩再好也不行！

人不怕贫穷，也不畏艰难，就怕受到不公。大哥好些天不出门，呆在家里做家务。几个一同分到民办中学的同学来串门，谈论着即将要去报到的学校。这所首次招生的民办中学设在城郊的连锦桥，学费要贵几块钱，没有课桌板凳等最基本的条件，入学通知规定学生想办法自带。只听大哥愤愤地说，好呀，到时我借一张乒乓球桌搬进教室去！引得几个同学呵呵大笑。大哥在这所民办中学读完三年初中，大概“大跃进”过后，某些政策得到调整，初升高顺利考入重点中学，并在文革前两年考上重点大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二哥、姐姐初升高按父亲的打算准备报师范、卫校，一位抽调搞招生的父亲同事看到后，直说浪费了人才，越俎代庖改为报重点高中，这样他们先后进入高安中学，我也于1965年考入高安中学初中。不久文革来临，大学停止招生、高初中学生上山下乡，前途变得扑朔迷离。父亲原来减轻负担的打算也实现不了。

文革来临，大弟小学毕业不能升初中，没有任何政策法规，就是不能报名。二弟带着已到上学年龄的小弟去高师附小报名，报名的老师翻开递去的户口簿，瞄了一眼：你家成分是富农啊！二弟低下头不吭声，小弟第一次看见这种眼光、第一次听到这种口气，一脸稚气睁着眼望她，不知出了什么事！

1964年，父亲从高安师范调到高安中学教高中语文，仍然负责学校教务工作。文革爆发，父亲被批贯彻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虽然受到了冲击，万幸没有被揪出戴“黑帮”帽子。戴上“黑帮”帽子的教师被红卫兵押往农场监督劳动，父亲则被派给在农场劳动的教师送饭。一日三趟往返几十里。瘦弱有病的父亲挑着几十人的饭菜、几步一歇。晚上回到家，疲惫地靠在躺椅中，想到学校里的混乱、孩子们荒废的学业，心情异常沉重，一声接一声的唉声叹气。母亲感觉到了社会上的紧张气氛，对回到家的父亲小心侍候，生怕父亲的哮喘病复发。

不久，文革的火也烧到了街道。居民中有一些活跃的人，臂上带起红袖箍，成立了红卫兵。他们破四旧、抄家、开斗争会、跳忠字舞，样样跟着弄。平时睦邻友好的街坊邻居，有的立刻变得趾高气扬，傲视那些成份不好或有点所谓“问题”的家庭。那时并没有网络，电视也只有少数大城市才有，但一些侮辱人、折磨人的方式几乎片刻风靡、传遍城乡角落，无需任何培训：头上带高帽子、颈脖挂大木牌、甚至挂粪桶，六月天逼人穿大棉袍游街示众，斗争会上坐飞机、吊大拇指悬梁而起……。真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人性中的恶一旦受到了某种启示或唆使，便会立即膨胀！一时间，少数每天撑着领袖像打着锣鼓造反的人乐此不疲，部分家里沾到这样那样当时污名的人低头缩颈、大气不敢出，而大部分普通百姓只是看热闹。所谓破四旧，就是搜寻一切与历史、传统有关的旧痕迹，包括建筑、文物、书籍、字画等，连吃饭的碗、喝水的壶，若画有古装人物、福禄寿等图案都得砸烂。我们家虽然几乎家徒四壁，但老家带来的一顶婴儿帽上镶有一排银制吉祥装饰图案，母亲扯下来，让我们河滩挑沙时带去抛掉。隔壁裁缝店老板娘有几块金饰件，舍不得扔，起初藏腰间，听到会搜身，就想办法用绳栓住吊粪池里，结果还是被搜查出来，被斗得死去活来。我们平时喜欢看书，存了不少名著旧籍，藏到楼上贴近屋顶瓦下的暗处，躲过了这次搜查。不料几个月后，被房产公司（文革中民房收为公有）捡漏的人全偷走了。高家巷有个叫罗灶的捡粪老头，是个上了年纪的地主，儿子是苏联留学生。平日只见他衣着破烂肩挑一担粪筐，老老实实地田野路边四处寻拾猪屎牛粪，这次被逼要交出隐藏的财宝金银，折腾了好些天交不出来，吃尽了苦头。改革开放后，据说他儿子曾担任国家技术标准局负责人，正部级领导，从未回过老家，留下的阴影难以一下拂去。

一天，父亲挑着担子送饭刚到农场，就听见红卫兵严厉的呵斥声。一位高中数学组的老师躺在翻倒的梯子和油漆桶旁，一身一脸沾满油漆，痛苦的呻吟着。原来他被派往墙上刷语录时跌了下来，摔得很重。父亲向红卫兵求情，把他扶到了床上，替他清洗、红汞涂抹伤口、冲糖开水、端上饭菜，这位老师当父亲面呜呜的伤心嚎啕大哭、千恩万谢的。在红卫兵看守的眼皮底下，父亲也不好多说什么，便躲在一个角落里用钢笔匆忙写了几个字留给他，大意是：留得青山不怕无柴，为了家人多保重，一切从长计议。父亲回家后将此事告诉母亲，并说他老家也是我们那边人。母亲一听，连夜将家里仅存的几个鸡蛋全煮了，第二天一早让父亲送饭时，带给那位跌伤的老师。

十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突然学校来了两个红卫兵将正吃晚饭的父亲叫走，说是要开紧急会。从文革开始以来，父亲就未参加过任何会议，提心吊胆的母亲一直等到半夜，父亲才回到家里。原来是开父亲的批判会，说父亲在农场写给那位老师的字条内容反动：从长计议就是要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秋后算帐，是要搞反革命反攻倒算。会上群情激奋，喊打倒叫低头认罪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匪夷所思的是，那字条不是被红卫兵搜出来的，而是那位跌伤的老师在思想汇报会上交出来的，主动检举揭发说父亲同情“黑帮份子”。他还作为证人堂而皇之参加了父亲的批判会，态度激昂的发了言，父亲目瞪口呆、自始至终说不出一句话。母亲听了后也如鲠在喉，无言以答。

父亲的哮喘终于再次发作，张开嘴巴上气不接下气，脸色闷得铁青。母亲紧急将我们召回。二哥与我立即抬着父亲往斜对面人民医院送。此时医院也在搞文化革命，原来的一些主任医师、技术专家大都接受批判靠边站。一个原县中医院的造反派医生在那值班，见父亲穿着知识分子模样，慢腾腾地爱理不理。母亲催了几次，他才将手上的报纸放下。此时门口陆续又进来几个看病的，只见他神经质似的大声喊：贫下中农先看！恰好一位人民医院的医生路过门诊部，原来就与父母认识，见状低声骂了一句：神经病！立即将父亲带往住院部急救。

凤仪山有一大队干部的家住高家巷。其老二经常放敞牛，吃掉周围菜园里的蔬菜、踏毁地里的庄稼，畏于他家权势，受害人家敢怒不敢言。一次，母亲一大早到菜地浇水，几头牛正在园里肆意糟蹋，满园的辣椒、茄子、青菜、蕹菜全毁了。母亲气得抓起扁担驱赶，五大三粗的这位老二此时立刻现身了，原来他就在旁边盯着牛吃园里的菜。母亲跟他讲理，他却蛮横骄狂毫不理会，用当时最时髦的政治口号压人唬人。他大概认为他们家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大队干部，谁也奈何不了他。纠纷闹到居委会后，还未靠边站的高主任听了双方的叙述，公道地说放牛毁坏人家的菜园就是不对，直接批评那位老二。对方理屈词穷没讹到什么，一声不吭怏怏而去。这件事母亲几十年后还经常谈起，对高主任那年月能秉公办事，一直心存感激。

伴着高音喇叭的政治啸叫声，文革的折腾越来越烈，折腾的对象越来越多。一天早上，家门口突然贴了一张大字报，写了母亲的名字，勒令次日自行准备高帽去居委会集合游街。母亲愤怒无比，自己家庭出身是佃中农，丈夫是党员，无任何污点，凭什么戴高帽去游街？母亲一把撕下那大字报，让隔壁翠娥吓得腿发抖。

晚上居委会开大会，有人将此事提起，已取代高主任的文革工作组长听了大发淫威，宣布说明天一早派人去捆母亲游街。此时，一些大妈大嫂纷纷开始你一言我一句：咯是莫去捆，人家小孩子多，担任多年居委会组长做了不少义务，又没有什么错误！文革组长见为母亲辩护的群众多，就问：他老公干什么的？翠娥马上大声答道：人家是高安中学的老师，是党员，还是烈属！文革组长低下头与边上几个人交谈了几句，大概弄清楚了情况，没有再谈此事。第二天也没有谁来找母亲的麻烦。

                                       七

1969年高安中学被撤销，合并到华林的高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时的领导根据父亲的身体状况，派父亲留守老校址，边养病边看守校园，这时身体逐渐好转。

华林共大有一辆解放牌大货车，隔三差五被派来老校园拖运桌椅办公用具。一次二弟带着小弟去父亲那里玩，很想尝试坐汽车的感觉。父亲望着两小孩天真而期盼的脸，不忍让他们失望。从不求人的他，陪着笑脸向司机呐呐地要求：就让孩子们坐一段，过操场到校大门口就下车。父亲久不与社会接触，根本不知当时的“三夫”地位，屠夫（卖肉的）大夫车夫而又以车夫为贵，那能这么容易答应。装完东西那司机墨镜一带，坐进空着的驾驶室，砰的关上门，毫不理会地绝尘而走。

一天傍晚，父亲正在家休息，忽然屋后面的锦河边传来一阵喊救声，原来是县医院一护士带着两个孩子下河洗澡不慎被激流卷入深水，情况非常紧急，父亲来不及跟母亲打声招呼，就从屋后的防洪墙爬出去向河里冲，衣服未脱就跳进水中，在那护士即将沉入水底的一瞬间，父亲刚好游到她身边将其托起。事后被救的护士提了一只老母鸡和一篮蛋登门感谢，母亲坚决不肯收，护士几天后邀了十几个人，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向学校送去大红的感谢信。

1970高安中学复办，重新迁回县城，老校址被南昌迁来的电机厂所占，安排到赤土板原二中的地方。领导班子换了人，名称改为革命委员会。校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一改前任领导的安排，既不将父亲当作病号、也不安排他担任力所能及的教学工作，让他一个哮喘病人24小时值守电话与打上课作息铃。哮喘病人本来就晚上难以安眠，却要从早操时间到下晚自习时间全天候地值守。那时没有电脑，全靠每时每刻眼睛紧盯钟表，神经绷得紧紧无法放松，半夜来电话无论天气如何还得出门老远叫人接电话，没几个月父亲就倒下再也起不来了。

父亲住进医院，校革命委员会不闻不问，对一个教龄几十年老教师的生死漠然。母亲天天陪护着父亲在医院，一边用自己的理解诠释当时的那些荒唐事、劝慰心情不好的父亲，一边多处打听民间偏方、想方设法要医治好父亲的病。那个年代报纸杂志上全是政治口号，鲜有科学知识普及，普通百姓医学常识缺乏。一老头说，父亲的病要用猪心炖琥珀，母亲立马寻找琥珀、买来猪心；一老太说，用夹竹桃树叶煎水有用，母亲又摘取夹竹桃树叶煎水……。这些偏方没有一点疗效，父亲倚靠、躺卧在病床上，难受、苦闷、无聊。一次，听人说原县中医院已靠边站的刘继祖医师医术高，母亲马上请来刘医师来家里给父亲诊断。刘医师摸了父亲的脉搏、看了舌苔，认真听了父亲对病情的描述，建议父亲：要抛掉思想上的一切负担，心情放松的休息，多到外面散步走动走动，气喘犹如跑步爬坡，只要冲过去一次，改变对吸氧打针的依赖，增强自身的耐力，病慢慢就会养好。缺乏医学知识的父亲对此毫不认同，对母亲说道：哪有冲过去就好的道理，就像一台机器，哪个零件有毛病就要修那个零件，自己怎能好？母亲说服不了父亲，只能仍留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多年后，医学博士毕业的小弟谈起此事，非常认同刘医师当年的建议。

文革时期运动连串波骇云属。斗私批修运动开始，号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搞人人过关，上纲上线加以批判。当权者无人到医院了解实际情况，也抓不到父亲的不是，就以“没有革命热情、暮气沉沉”给予结论。那位校革委会主任几次路过父亲的病房门口，母亲碰到都跟他打了招呼，他只喉咙里“哦哦”搪塞一声，视而不见仰头而过。孤独住在医院的父亲，长期得不到单位过问，此时身衰体弱站立都有困难，无法理解那位主要领导的行为。父亲提起毛笔，在一用镀锌铁皮敲制的新提水小铁桶上题词：十亿人民九亿昏，阶级烙印旧痕深，斗私批修刀見血，一桶清水洗身心。不知是对当时频繁政治运动的不理解，还是对单位领导毫无人情味的揶揄，好像表达了一种忘却所有烦恼、自我洗涤自我净化的寓意。

父亲感到特别的无奈与心寒，不久就带着无尽的忧伤离世了。

父亲死的时候，学校领导无一人出来与家属见面，支派一位办公室老师敷衍。没举行追悼会，未发讣告，更不派人送别。打发一个搬运公司的工人，带几个学生扔个花圈了事。父亲是一个几十年教龄的老教师，中共党员，勤恳工作一生、教书育人一世，竟好似与高安中学毫不相干！当时大哥尚赶在数百公里之外的路上，孤立无援的我们搀着悲痛欲绝的母亲和哭哭啼啼年幼的弟弟们，喊天哭地不得应！三个弟弟还很小，母亲没有工作，大哥大学刚毕业还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二哥与姐都插队下乡，我刚分到园艺场劳动。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一大家的生活如何维持？按国家政策三个未成年的弟弟应该有抚养费，母亲也应该有抚养费，去找学校交涉口头应付说会去办，结果不管死活，竟一连拖延了两个月，在反复催促下才报了二弟与小弟上去，家里一时无钱买米落入温饱难保。

直到文革结束，有高安师范的老师找到母亲，了解文革中那位革委会主任对父亲的态度，才知道此人以前在高安师范任职时，同样对知识份子毫无感情，做了不少伤害普通老师的事。诡秘的是，文革一结束，这位革命委员会主任摇身变成了受害者，大会小会口吐唾沫，控诉“四人帮”如何残害知识分子“臭老九”。

父亲过世不久，母亲整天沉浸在极度悲痛中，无心料理家务。一次家里没了米，我们却怎么也找不到粮油供应证。那时的粮油供应证是除户口簿外，另一重要的证件，没它就买不到米。每次买米时，粮管所会在每户账目存根上同时登记，按道理遗失后只要提出申请，补办并不难，但我们却累次碰壁。离我们家并不远的粮管所，里面坐柜台的几个工作人员，以前上下班路过家门口，总会与母亲拉拉家常闲聊，现在却板起脸来像不认识。连续几天，大弟去提出要求无人搭理。眼看断粮，我向园艺场请假，整天守候到粮管所硬磨软泡、求爹爹拜奶奶的，柜台那些人很不耐烦。一次，突然里间走出一位不认识的男士，一句话没说，递给我一张表格填写，大厅的几个人不再吱声。表格轮流在大厅那些人手里签字盖章，不一会儿我领到了新粮油供应证。估计这位当时30岁上下的男士是负责人，瘦瘦个，从大厅的喧闹中听清了我的情况，秉公而办替我解决了问题。我连连感谢他，只听他轻轻回了一声：不要谢。世界就是这样，好人时时有，善良处处在！

风云变化的年代，有的人内心的野性得到触发，心灵被荼毒贻害，脸谱变幻反差极大。但中华传统的仁义、公道、信任、同情、怜悯等，始终存留在善良人的心中。

                                          八

1973年高安遭遇一场大洪水，浑浊的洪涛汹涌地从锦河上游奔泻而来，河水漫上岸，北街的马路淹到人大腿深。河水上涨的速度很快，我将母亲和二弟小弟安顿在筠西大礼堂下一间借住的房间，与大弟一起再回到凤凰桥房子的楼上留守。这时楼下的洪水已淹到楼梯口，有2米多深了。其实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财物要留守，只是母亲养的一头猪圈在楼上，需要喂养照料。晚上八九点钟，母亲打发二弟来叫我们不要留守，马上离开那里。我们用绳栓住猪的一只脚，系在屋柱上，游水离开了民房。第二天一早，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凤凰桥至仁济石桥头，已与凤凰池连成一片汪洋，那一排民房全被冲毁荡平。

我们居住了20年的地方回不去，凤凰桥一带的民居风貌就此消逝，只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洪水还没消退，凤凰桥高家巷一带躲水灾的居民，有的开地铺，有的并起长木椅，拥挤在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里，圈成个个难民窝。邻居小英一家也在里面临时居住，等候洪水退去。一天，小英的脚下有东西拱动，低头发现一只猪，她躲也躲不开，赶也赶不走，细看一眼：哎呀，这是何师母家的猪呀！那头猪，房屋冲毁的那一刻，自己挣脱绳索跳入洪水，泅水爬上高地，混挤在难民之中。左寻右找回家的路，竟然以它灵敏的嗅觉找到了邻居小英。动物的灵性有时让人难以置信！就这样，被洪水冲走几天的猪又找回来了，母亲十分高兴。我们这时租住到筠西的一排单层公房中了，条件略微比凤凰桥子好点，有单独的厨房。

文革终于结束，二弟、小弟先后考上大学，家里的生活逐有好转。母亲这时日夜惦记着一件事：还钱。

大概多年前的一次开学（估计是1966年），父亲向语文教研组的同事借了一些钱，给我们开学报名用。这个老师几元，那个老师几元，总共多少，我们都不清楚，可母亲牢牢记在心里。文革爆发后，由于学校曾被撤消、老师们离散，无法还上；父亲过世后，更因家境困难艰难度日没有条件还。现在母亲天天提起还钱的事，不了这桩心愿无法安宁。她四处打听那些老师现在的住处，南街、北街走了个遍。高友庆老师当时就住居委会旁，一听母亲说还钱，连连摆手：不要、不要！母亲硬是将钱塞到高老师手中……；万德诤老师住在南街高安二中，母亲去了后，万老师无论如何坚决不收，母亲只得回来。过了几天，母亲买了一只老母鸡，再次上门表示感谢。万老师将母亲请进家里，口中不停喃喃：嘎去了多咯，嘎去了多咯！意为母亲付出更多了。至今我们也不清楚这笔帐的具体，只看到母亲找齐所有借钱的老师后，心情变得舒畅，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我们真诚感谢当年高安中学语文组的老师们，那些钱当年对我们家的帮助、乃至欠了这么多年时间，此恩怎能轻易忘却！

80年代初，小弟在广州读研，接母亲去广州玩。一次带母亲到白天鹅宾馆游览，宾馆到处装饰得富丽堂皇，让第一次走进大都市的母亲感觉很新奇。进宾馆迎宾大厅，悬空吊着一盏盏辉煌灿烂的大型水晶灯，璀璨闪烁的灯光让人流连忘返。母亲一边仰起头看，一边对小弟说，如碰到一个神经病进来就糟了，他拿根竹竿，一扫这些灯都得完！小弟听了忍俊不禁哈哈大笑。

母亲性格朴实率真、爽朗健谈，宏亮的声音富有感染力。第一次去美国小弟家玩，到北京签证。大使馆签证官问她：你国内还有儿子吗？母亲用江西口音大声回答：我有好多儿子。哦，好多儿子？签证官见老太太很健谈，就故意与她拉拉家常。母亲毫不见外怯生，个个儿子介绍给他听。满脸络腮胡的山姆叔笑眯眯的听着，不知听懂了几句母亲的江西土话。待母亲刚一说完，就将盖好章的护照递出窗口说：签证通过了！引得排在其它窗口的一些人纷纷往这个窗口后面涌，说这个签证官容易通过。

母亲还很会讲故事，小时听她讲的故事仍记得：一寒冬天、滴水成冻，一个穷人冷得哆嗦抖个不停，找到一筐糠，躲缩进去。冻僵的身子慢慢暖和起来，他庆幸能有这一避寒之处，心里怜悯起其他人，无此筐糠裹身的人，怎么熬过这冬天？故事宣扬人的善良与怜悯。母亲在美国时，一次和小弟几个同学的父母去散步，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山区穷苦家的小伙从未进过城，靠砍柴养活瞎眼老母。冰棒从城市第一次被人叫卖到乡村，有孝心的小伙子看见人家吃得有味道，买了一根放口袋里要给老母品尝，然后继续上山砍柴。回到家放下柴担，他翻开口袋惊呆了，对着妈妈直喊，哎呦娘啊，那根冰棒逃走了，还窩了一泡尿！听故事的人笑得弯下腰来走不动了。

近几年母亲总爱念叨，想不到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以前做梦也想不到！是啊，改革开放使国家富强、举世瞩目，百姓的生活已有天壤之别。千千万万中国的母亲，亲历了那段曲折的历史，目睹祖国逐步地成长，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落后迈向文明。几十年前，谁能想到城市里到处矗立的摩天大楼？谁又能想到平民百姓家家的小汽车？谁能想到超市的丰富商品随便买？谁又能想到高铁日行数千里四通八达？真是梦也梦不到！

每次回高安，母亲总要去凤凰桥旧地走走。

最初，那河边的岸堤、凤凰小桥残留的石栏还在，隐约露出当年的岁月旧迹。后来，拔地而起的高楼、宽展延申的马路覆盖了这一切，剩下一小洼的凤凰池、和那深埋马路地下通往锦河的涵洞似还可见。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了，带着她对现代富足生活的无限感叹，也带走了她在凤凰桥生活二十年的风雨岁月留痕！

 2019年9月24日改於南京翠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