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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河古镇、那逝去的凤凰桥

作者:何礼高 阅读:178 次更新:2024-06-11 举报

高安城的锦河北岸,不远处有一座不太高的凤仪山,传说曾有凤凰落巢山上。山下那一大片水域,人称凤凰池,逶迤往南直通锦河,入河口的地方一座小桥就是凤凰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家曾在这里度过了二十个寒暑春秋。

弯弯曲曲的锦河,蜿蜒穿过这瑞州古镇。


岸边河堤垂柳、太观楼、浮桥、石桥、碧落亭,千百年来印记着古镇的沧桑变迁。

现在,已看不到清澈见底的石桥瓮下穿梭的鱼群、波光鳞闪的岸边漂浮成片的竹排、以及河中赶着鸬鹚追鱼的渔船;石桥已不是那花岗巨石垒成的仁济古桥、大观楼也成了钢筋水泥筑成的仿制楼阁。那宽展的马路下,尘封着一段悠长的风云岁月;拔地的高楼底,埋藏着多少小镇百姓的喜怒哀乐。平静的河面不时泛起的点点涟漪,似在炫耀岸边这美仑美奂的现代新城,又似在诉说那留存于人们心中的曾经昔往。

                                     

父亲生于江西抚州临川县温家圳镇路边何村,现划归南昌市进贤县。

温家圳地处赣抚平原,自然资源丰富,冠为鱼米之乡。这里有三个何姓自然村。传说古时战乱之中,一嫲嫲带着幸存的三个孙子一路逃难来到温家圳地域,被水沃地肥的自然环境所吸引,于是山间路旁搭茅驻扎下来,风餐露宿挥锄拓荒,艰难砥砺几十载,原来的荒山野岭之间终现片片良田稻花香,昔日的茅草屋变成高墙飞檐的砖瓦大房。民间习俗儿大要分家,此时老嫲嫲早已过世,三个孙子已是各辖儿孙数十的爷爷辈,尽管三兄弟共同历经困苦情谊难舍,无奈底下儿孙众多异口难安,只得同意分家之举。那知合易分难,为田产的肥脊、房屋的大小、财物的多少闹得不可开交,三方起了争执·竟因此厮打了一场。结果,争斗中翻滚在田里的从此自成田里何家,躲藏到河岸边的从此称之赤岸头何家,跌倒在大路边的从此叫做路边何家。这个流传当地乡间的传说已无从考证,谁也不知千百年前的真实情况,但温圳三何的源头来自同一祖宗历来得到认可。

路边何村离浙赣铁路的温圳火车站约5里地,320国道从村边穿过。古时的乡村路不冠名户无门牌,大户人家一般取堂名为标志,曾祖父何槐树属大家族的昌人堂,生下祖父兄弟4人,大伯公与二伯公的名字平时听得不多没记住。三伯公何龙恩早年出外谋生做过店员,后接受进步思想,1925年参加革命,加入*。因膝下无子,父亲生下不久就过继其作儿。三伯公1927年壮烈牺牲,1951年省政府向父亲颁发了烈属证书。祖父何铭恩最小,排位第四,乡间都称他老四,共生下父亲这一辈兄弟姐妹5个。大伯何燮吾、父亲何煜吾、贺娘何莲秀、大姑何爱莲、姑姑何爱贞。从祖父这一辈起,由于清未连年的战乱与灾患,田里收成不佳,家境渐渐中落,田地家财逐失,祖父从小开始就温饱不及了。祖父长大后前往南昌闯荡,在胜利路的中山路口一家经营皮毛绸缎的“鸿泰”百货店作伙计,老板看其头脑精明手脚勤快,几年后采擢为“跑水”(采购员),走南闯北为店铺生意兴旺出力不少,成为店里的高级职员。经营多年后,积攒了一些钱,像许许多多的出外闯荡的人一样,首先是回乡置买了几亩薄田,平时由祖母带着还在念书的大伯和父亲照料,农忙时就雇两个帮工。1951年土改,祖父已告老还乡回到村中,家庭成分划为富农。当时不知道家庭成分是个什么东西,据说大伯还将几个名称比较了一遍,觉得“富农”比“中农”、“贫农”都好听,丝毫不察之中的厝火积薪。由于家里平时对待帮工(后来称为长工)不错,多年的关系犹如亲戚一样,土改时,长工“花子伯”和“义全叔”在村里的动员会上大谈祖父待人仁义厚道,被工作队长连哄带拖拉下了台。

1953年我们一家离开家乡时,花子伯与义全叔争着从送行的大伯手里抢过装满行旅的独轮推车,背起小孩,几里路一直送到温家圳火车站。

                                       

父亲1950年调到高安师范工作。1953年刚过春节,母亲携全家迁往高安。

那时的交通不便,驾驶室旁挂着一个木炭炉的老式旧客车慢慢悠悠,司机隔一段时间得停到路边朝炉子里添加木炭块,沿着弯弯曲曲的砂土公路从南昌到高安要走大半天,飞尘扑面颠簸不堪。父亲权衡考虑:人多(母亲、姑姑、小孩4个)、人小(当时姑姑13岁、大哥8岁、二哥6岁、姐姐4岁、而我未满2岁)、东西重(铺盖行李),还是搭船方便。这种船不是载客的船,而是锦河里装货物的帆船,载重量大概只有几吨,没有动力,靠着风力吹着帆蓬行走,无风水浅处船家用长竹篙撑着行,水深处逆流往往还需雇人在岸上拉纤。南昌至高安大约一百多里的水路,一般需要行走五到六天。当年锦河中这种比普通渔船稍大一点的船较多,不但往返南昌高安之间跑运输,甚至还有上至上高、万载,下至九江、汉口运货的。

帆船从南昌抚河桥码头出发,经赣江驶入锦河,逆水溯上缓慢平稳地航行了好几天,即将进入高安所属的蓝坊乡河段。锦河在这里蛇曲龙舞的扭了好几个弯,当地的地名由此取名叫作“湾头”,由于河道湾急滩险,气象多变,历来船家视此为行船险道不敢大意。从赣江来此的船只,一般都会在离湾头还有几里的新建县石岗乡临时靠岸歇息,尔后就近到岸边几里外的小集镇补充些食物,观看天气情况,再择机结伴同行开往高安。这天是元宵节,船停后,大哥听母亲的吩咐,跟着老板后面踩着泥巴爬坎上岸,到集市买了半斤猪肉与一些蔬菜,作为全家过元宵节的食物。姑姑一双赤脚伸出到河面,侧身坐在船头,一只手抱着一岁多的我,另一只手伸长不停的舀着清澈的河水玩,母亲见状大惊,生怕有何闪失,急呼姑姑进船仓。

听说前面不远就到高安县城,姑姑与大哥立刻站到船头踮脚眺望,对即将到达的陌生地充满了孩童的新鲜好奇。

午饭后,老板吸过一筒旱烟,将长烟杆在船舷边敲敲,抖落掉烟斗内的烟灰,然后插入腰间呼叫一声:开船!停靠周边的其他船家见状劝阻:还是等等吧,天上起云了!老板一边拉起帆蓬一边大声答:不要紧,明天还有趟到南昌的货要装!执意继续开船行进,想天黑前赶到县城。

船继续前行,忽然天上涌来阵阵乌云,河面刮起阵阵的风。船行至弯头时,风越来越大,船身被吹得起倾向一侧,老板娘难以把住尾舵。

一时狂风大作,帆船随风乱旋,船舱内小孩哭声一片。老板娘哭天喊地的咒骂船老板不该开船,船老板手忙脚乱拼命想降落帆蓬稳住船身,慌乱中怎么也降不下来。船被狂风吹得一下向左倾斜,一下向右倾斜,船肚左右翻翘起河面,舷边不时打进水来。老板娘放掉失效的船舵,口里“河佬、露皮”的不停叫骂,腾出手来帮忙拉帆蓬绳索,帆蓬被呼呼大风鼓得像粘住在桅杆上纹丝不动!船舱内我们大人小孩随着船的翻斜,时而滚到左边,时而滚到右边,衣服也被泼进的河水打湿。母亲惊吓得面色惨白,大声劝老板娘:你不要骂了,快想想办法稳住船吧!老板娘这时缓过神,指点母亲:快要大家压舱,朝翘起的那边爬!母亲赶紧指挥舱内的我们一伙,当船向左倾斜时迅速爬到右边,船向右倾斜时迅速爬到左边。正当我们在船舱内不停地翻腾着,外面“唰”的一声,帆蓬突然掉下来了,随之船身稳住了。趴在桅杆上解绳索的老板连连喘着粗气,对舱内喊道:好了,好了!

老板用竹篙将船撑到河岸边,抛下了铁锚,再不敢冒险前行了。

第二天风平浪静。早饭后,船继续向上游的高安城行进。

父亲早已租好了县城锦河北岸凤凰桥头的一间民房,近来每天都到仁济石桥上向下游方向眺望等候,久久未望到我们的船心里有些发急。这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间,冬日的太阳从城西头耸立的大观楼顶斜射过来,将站在石桥上向南昌方向眺望的父亲的身影拉得很长。古老的石桥,瓮下鳞波阵阵,在桥影中不时泛起一片片闪光。姑姑与大哥站立到船头四周张望,远远能模糊看见横卧河面的石桥了,眼尖的大哥几百米远就看到在石桥上面似有父亲的身影,渐渐靠近认清后,兴奋地朝妈妈喊:是爸爸,爸爸在那里!一家人一时喜悦无比,小孩更是雀跃蹦跳,船老板连忙喝道:莫急!坐好!

老板将船缓缓驶到桥头南岸码头,父亲立即从桥上下来登船,指引老板将船穿过桥瓮,横驶过河到北岸的凤凰桥码头。船一靠岸,等候在码头的同屋尚未见过面的邻居上船,帮助搬行李抱小孩,将我们接上岸来。

从码头沿青石台阶上岸,即是凤凰桥。这是距离仁济石桥头约百余米的一座小石桥,小桥的一边是锦河,另一边是凤凰池,桥下的瓮洞便是凤凰池通往锦河的水道。桥面两边有石栏杆,也如仁济石桥一样,栏杆上立有雕刻石狮,不过比仁济石桥的小得多,像是一座微缩版的仁济石桥。

                                       

凤凰桥东有一排建在沿河岸边的老式店铺民居,大门口都对着那条从凤凰桥经过、直至仁济石桥的大马路,后门则全面向着潺潺流水的锦河。从凤凰桥起,依次是铁匠店、袜子店、裁缝店、伞店、敖氏私宅、街政府、缸瓦店、徐家铺子、铜匠店等,直至仁济石桥头。马路对面则是高安县卫生院的大门与围墙,挨着右边围墙有一家兴隆饭店,与徐家铺子对门。

父亲租的那间民房在袜子店内。袜子店已有一家租户住楼上,就是从后门口望见父亲指引的船驶来,匆忙下码头来接我们的邻居招妹子夫妇。隔壁老铁匠刘姓夫妇,非常喜爱小孩,见到母亲拖儿带女一大堆,立即端来炒花生红薯片,我们按高安的方言,喊他们叫做“公阿、嫲嫲”。

几个月后母亲在高安街上遇到了船老板娘,见面已犹如多年至交了。她家就住不远浮桥头的太观楼下,说起家世,她长叹了口气,好久才语。原来解放前她曾就读南昌葆灵女子中学,后嫁与一军官当太太,南昌解放后,其丈夫渺无音讯死活不知,为活命跟了这个船老板。

凤凰桥头的那排店铺民房简陋,大多以木板或竹篱与邻家相隔,哪家的小小声响动静即刻传一条街。一次晚上发生地震,高安城有强烈震感,大家躺在床上被惊醒,裁缝店的老板娘惊叫:有贼!伞店的老板说:是鳌鱼翻身,整夜众人睡意全无,议论地震的声音此起彼伏。隔壁老刘、翠娥夫妇儿女六七个,只有一张床。晚上小孩睡得鼾声四起、伸胳膊蹬腿横七竖八,往往需要重新整理床铺,大人才能钻得进被窝。经常听见翠娥一边牵拉好小孩们的腿脚一边骂道:死银咯,脚打结(疙)瘩该(解)都该不开!

母亲小时只读过两年私塾,却能读书看报。耳濡目染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知晓不少历史典故,明白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与规矩。凤凰桥头的邻居街坊有什么事情,总喜欢找母亲诉说。一些家庭矛盾纠纷,只要母亲出面调解,一般都能平息下来。

母亲为人善良,对左邻右里乐于施手相助。铁匠店原有一老伙计搭档,孤老一人,病躺在床上几年,每年被褥的洗晒都是母亲帮助。一次洪水冲垮铁匠店的靠河后墙,母亲派才十岁的大哥去帮助。大哥一手拧个石灰桶、一手握把泥刀,像模像样地干起泥瓦匠来,将坍塌的后墙整得焕然一新,公阿竖起大拇指直夸。邻里街坊不论谁家有困难,母亲总会热心主动帮助。县下码头边的一对老夫妇衰弱多病,母亲经常叫我们去给卧床老人剃头;兴隆饭店旁一老妇儿子不在身边,每天需挑泔水养猪,母亲叫我们定时去帮助。

成立居委会时母亲被推举当居民组长,负责凤凰桥头至高家巷、县下等片的居民杂事,如通知开会学习、召集义务劳动、调解家庭纠纷矛盾、发放布票、食品卷、份票等。虽然毫无报酬,本就家务繁多的母亲仍尽心尽责,认真做好为群众的服务工作,得到街坊邻居的一致尊重与称颂,接连几年受到县里的表彰。

                                      

那时小城镇没有什么工厂,除少量的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工作人员是拿工资的,城镇居民以开店经商或手工艺生产谋生,而大多无手艺特长也无店面房产的,只能从事挑砖运瓦扛包拉车等苦力等。父亲虽然有工资,但家里小孩多,经济上仍捉襟见肘。母亲托邻居介绍接供销社收购站的搓麻绳加工,一斤麻的加工费几角钱,搓成绳却需要几天功夫。那时还没有电灯,母亲白天要忙家务,只有晚上有空。寒冬腊月,卷缩被窝里的我们有时半夜醒来,仍见那盏昏暗摇曳的煤油灯下,母亲卷着身体,手里撩起一束束冰冷湿麻丝,压在大腿上搓动,影子映在墙壁上晃来晃去。

一次,母亲借隔壁翠娥家的板车拖碎石卖,途径南街石桥头的陡坡。载重近千斤的板车下坡疾速滑行,越来越快,身材弱小的母亲掌不稳车把,冲向路边堆放的原木堆,一根大原木滚下,妈妈的右脚被压伤。

那时像母亲这样含辛茹苦、拼命劳动养家的情况普遍。隔壁邻居翠娥,每天晨曦东方微露,一家大小即拖着板车出门,除了还在吃奶的留下,五六岁的小孩也跟去搬货推车。小学同学胡雪花、况华荣的母亲,经常看到她们汗流浃背挑着两座小山似的大糠篓,匆匆地从粮食局加工厂出来。胡雪花的母亲身材纤小,扁担两端的大箩筐遮过人头,挺直腰板一步一步、避免沉重的筺底擦到地上。

南方小城,那时没有煤,更没见过煤气,开伙做饭唯有烧柴,柴是居民家庭日常最基础的生活资源。城北近郊十几里外,小山丘上有成片的茅草,秋凉草黄后,几乎个个星期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城里人去剁茅柴。母亲做事心细且有恒心。一次,天蒙蒙亮大哥就带着我们跨过连锦桥,走几里到大喻家后面山上剁茅柴。不知因什么事母亲中途追赶过来,要找大哥回去。母亲赶到那一片荒山后,一边寻找着我们,一边观察周边,发现了几处密厚长长的茅草丛。她一时找不到我们,也没带工具,竟徒手一把一把的扭断堆好,待找到我们后,收拢捆扎起来,足有几十斤,比我和姐姐用茅镰剁的还多。砍硬柴,则要远行到30多里外的米岭。米岭山高路陡,山中枯树枝丫多,但来回要步行七八十里,回程还得挑着担子。高家巷丁裁缝老伴一次跟随人家去米岭砍柴,下山后累得躺在地上直喘气,歇息老半天后,突爬起来捡起一块石头,“砰”地往旁边水塘中猛扔,狠狠发誓:石头咕哩不浮出来,老娘一辈子都不来了!足见那艰苦辛劳的程度。但母亲做事的意志坚强,不顾父亲的反对,一定要跟着大哥二哥到米岭砍柴,因为大哥二哥也是第一次,她放心不下。那时小弟还未脱奶,母亲打算这次少砍点,早点回家喂奶。哪知上山后,遍山的枯柴让人难以释手,每人整好满满一担后,太阳已快落山。母亲挑着沉重的担子下山后,累得浑身无劲再也迈不开步。这时天已全黑,大哥找到路旁一户好心农家,打算要二哥陪母亲在那里暂歇息,自己担子挑回家后再去接母亲。父亲在家里等得急,抱着未满周岁、饥啼不停的小弟,不时从高家巷走出城,往米岭方向的大路守望,直至深夜才等到大哥挑着担子回来。大哥卸下担子刚要返回去接应母亲与二哥,远远听到母亲的声音从大路那头传来。原来大哥前脚走不久,母亲心里记挂着早起还只喂过一次奶的小弟,就将担子寄存在那户农家,空手随二哥急速返回。

每天天未亮,母亲就匆忙起床烧火做早饭;早饭焖在锅里,唤起大哥、二哥一起到菜园挑水施肥;回来后再将我们几个小的叫起,张罗大伙的早饭。早饭后我们上学去,母亲先喂完猪,再挑着一家人的换洗衣物到凤凰桥码头河边洗刷。晾晒好衣物后,即开始她一天的正式工作:或工地做小工、或挖寻旧砖碎石、或开荒种地侍候菜地。晚饭后料完家务,灯下还要继续做那些接来的针线活:修剪袜子、加工麻绳,一直忙到深夜。

父亲的工资只能维持家里的米、油、盐、酱等基本开销,若要给谁添件衣物,当月财政就出现赤字。每年九月的开学季,我们兄弟姐妹七个的学费成了一笔巨大的开支,只能借债解困。小弟出生时,母亲找不到一件合适的旧衣包小弟,将姐姐一条裙子剪了,改为婴儿服。而姐姐除了这唯一的夏装,没有任何可替换的衣裤,实在委屈无奈。也不知当年蚊帐值多少钱,那时我们从未使用过蚊帐。夏夜,手总是左右开弓拍打不停、驱赶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往往人累了,也就睡着了,蚊子也吃饱了。凤凰桥子租屋里只有两床铺盖,大哥跟着父亲到高安师范睡,母亲带小弟与姐姐一铺,我们所有男孩挤一铺,拿不出一条多余的被子。眼看小孩一天天长大,个头越来越高,母亲在凤凰池靠粮食局旁的斜坡上开拓出几分地,全种上棉花。1968年二哥、姐姐知青下乡、我到园艺场劳动,每人带了一床新棉被,就是母亲种的棉花弹制的。不过仅有一床盖被,白天叠起来裸露出铺板上的稻草,只好盖上几张旧报纸遮挡。家里的穷困和父母的含辛茹苦,使我们从小养成勤奋肯干、刻苦耐劳的习惯。锦河发大水,山洪裹挟着不少树木枯枝冲下,有时挂在仁济石桥墩上。一般人站在那惊涛拍岸的桥面,望着气势汹汹的滔天洪水心里就发怵,大哥却想办法扎了根长竹勾,用绳索将自己的腰栓系在桥栏,面对咆哮着的洪水,探身桥外,将被桥墩挂住的树木枯枝一根根打捞上来。每年这个时候打捞的柴火能烧几个月。暑假,二哥与我和大弟,常去到河滩捞沙或筛鹅卵石,卖给南街东皇庙的上游水库预制场,挣点苦力钱贴补家用。

那时候的生活清贫艰难,但日子过得安稳。

                                   

1958年的一天,袜子店房东藏在楼上多年的织袜子机器,被人翻腾出来,“砰、砰”直扔地下拖走;铁匠店的铁砧、铁锤等也被清理拖走,说是支援大炼钢铁。接着,各家各户的铁锅、锅铲、火钳、菜刀等所有铁器,都被动员交出来支援大炼钢铁。各家都不要开伙做饭,到街道开办的集体食堂统一吃。

集体食堂刚开始异常热闹,吃饭不限量,也不收饭菜票,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开肚子吃,好似真进入喇叭里宣传的共产主义了。没吃几天,甄里的饭一天比一天少,大家添一轮饭后甄里就空了,稍来晚的人就饿肚子。后来实行定量,每顿就餐排队打饭,半饥不饱的人们离开饭还有一个小时就围拢在食堂门口候着。家里不能开伙,粮油供应证也上交了,一日三餐只能眼巴巴地盯着这集体食堂。一次母亲抱着二弟去食堂打来四两米饭,打算去菜地寻点蔬菜加入一起煮,不满2岁的二弟边吃边等着母亲,看到母亲回来立即说:妈妈,我留了你的!母亲低头一看,碗底还剩下一口,一股酸楚心头泛起,爱怜地直摸着二弟的头,孩子饿啊!

不但家庭不能开伙,居民屋前屋后种一些蔬菜、南瓜等也不行,已经种了的要交出来。母亲之前带领我们开荒种了几园子的南瓜,收获好几百斤,曾想留下一些让孩子们充饥,无奈三番五次的被动员,最终全部上交。

那时的居民粮食定量,每人每月十几至二十几斤、半两油、半斤猪肉。大概油水太少,大人小孩的饭量都很大,一般的小孩一口气吃下半斤米饭不是问题。饥饿笼罩着每个人,城郊荒野地里的凡是能吃的山果野菜、河塘里的蚌螺、鸡头莲杆、菱角藤、甚至地下的老鼠,都被人用来充饥。一次,高安师范食堂发明了“跃进饭”,据说一斤米能多煮出不少熟饭,彩旗飘扬敲锣打鼓地到县政府报喜。其方法是蒸饭过程中反复浇水,让饭粒尽量膨胀放大,吃到肚子里当时能填饱,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

居民集体食堂实在难以为继,又将粮油供应证还回给各家各户,让大家自己回家开伙,一时锅店的生意火爆。粮管所每月对居民的定量供应中,那时还得搭些杂粮,如糙米、红薯丝等,一般人都不想要杂粮,只想多买大米。母亲却宁愿多搭些杂粮,千方百计用红薯丝煮饭、南瓜打饭等方法,让小孩尽量能吃饱。母亲懂得不少健康膳食的道理。以前物质不紧张时,我们小孩就是按大小拿碗分配吃饭,不能海吃硬撑,尤其晚饭不让吃得过饱。现在物质紧张时期,母亲的调配分配更是必不可少:每餐开饭时,小孩按年龄大小摆好不同口径的碗,她从锅里铲出打到每只碗中,经目检平衡后,大家才依次端起自己的碗开吃。姐姐口娇点,混有南瓜、红薯的饭经常不吃,有时妈妈会留下一点不惨杂的米饭。大哥每天做重体力家务,饭碗稍满一点。过年了,会有一点年货票券发下来,如每人半两木耳、一两黄花、二两花生等。花生买回来母亲将其秘藏大家找不到的地方,告诉大家留到年团园除夕夜吃。闻着那买回家香喷喷的炒花生,小孩们都馋得垂涎欲滴。二哥嚷着现在就要吃,不留年夜吃。母亲被缠得难脱身,从隔壁借了把秤,称了一把给二哥,然后板着脸宣布:年夜里大家吃的时候,没他的份!见状再没谁吱声了。年三十除夕夜,母亲从茅草堆里拿出花生,逐个分给大家,二哥仍分了一把。原来上次母亲就留下一些没有给他,避免小孩这种时候排除在外的孤独。

母亲的桑土绸缪与辛勤劳作下,我们每顿都能吃上东西,熬过了那饥饿的年代。

母亲由此养成珍惜食物从不浪费的习惯。几十年后,剩饭剩菜不让倒掉,不好吃的她拿来吃。儿女们劝过她多少次,母亲总是说:有时想到冇时,丰年想到灾年;分派也成了她的一种习惯,到老仍喜欢将吃的东西放在床边柜中,由她亲手分发给大家,高兴地看着大家围着一起吃,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

                                   

家境虽贫寒,但小孩在家里勤勉乖顺,上学读书努力成绩优,父母还是心有所慰的。一次,听父亲跟母亲谈对大哥他们的打算:大哥考大学、二哥考师范、姐姐考卫校,那时师范与卫校都是免费的,这样早点减轻家里负担。这个愿望对哥姐他们来说,要求是不高的。

然而白云苍狗世事变幻,成绩优异的大哥小学毕业,竟没有被高安中学录取,而收到一纸刚开办的高安民办中学的入学通知。他的同学、街坊邻居均颇感意外,没人相信他会考不上重点中学。大哥闷闷不乐、母亲不明就里,正当母亲气得要拿起柴火棍教训大哥时,被刚回到家里的父亲制住。父亲在教育部门工作,知道详情,原来这一年的招生政策将政审作为先决条件,家庭成分不好的根本进不了重点,成绩再好也不行!

人不怕贫穷,也不畏艰难,就怕受到不公。大哥好些天不出门,呆在家里做家务。几个一同分到民办中学的同学来串门,谈论着即将要去报到的学校。这所首次招生的民办中学设在城郊的连锦桥,学费要贵几块钱,没有课桌板凳等最基本的条件,入学通知规定学生想办法自带。只听大哥愤愤地说,好呀,到时我借一张乒乓球桌搬进教室去!引得几个同学呵呵大笑。大哥在这所民办中学读完三年初中,大概“大跃进”过后,某些政策得到调整,初升高顺利考入重点中学,并在文革前两年考上重点大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二哥、姐姐初升高按父亲的打算准备报师范、卫校,一位抽调搞招生的父亲同事看到后,直说浪费了人才,越俎代庖改为报重点高中,这样他们先后进入高安中学,我也于1965年考入高安中学初中。不久文革来临,大学停止招生、高初中学生上山下乡,前途变得扑朔迷离。父亲原来减轻负担的打算也实现不了。

文革来临,大弟小学毕业不能升初中,没有任何政策法规,就是不能报名。二弟带着已到上学年龄的小弟去高师附小报名,报名的老师翻开递去的户口簿,瞄了一眼:你家成分是富农啊!二弟低下头不吭声,小弟第一次看见这种眼光、第一次听到这种口气,一脸稚气睁着眼望她,不知出了什么事!

1964年,父亲从高安师范调到高安中学教高中语文,仍然负责学校教务工作。文革爆发,父亲被批贯彻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虽然受到了冲击,万幸没有被揪出戴黑帮帽子。戴上黑帮帽子的教师被红卫兵押往农场监督劳动,父亲则被派给在农场劳动的教师送饭。一日三趟往返几十里。瘦弱有病的父亲挑着几十人的饭菜、几步一歇。晚上回到家,疲惫地靠在躺椅中,想到学校里的混乱、孩子们荒废的学业,心情异常沉重,一声接一声的唉声叹气。母亲感觉到了社会上的紧张气氛,对回到家的父亲小心侍候,生怕父亲的哮喘病复发。

不久,文革的火也烧到了街道。居民中有一些活跃的人,臂上带起红袖箍,成立了红卫兵。他们破四旧、抄家、开斗争会、跳忠字舞,样样跟着弄。平时睦邻友好的街坊邻居,有的立刻变得趾高气扬,傲视那些成份不好或有点所谓“问题”的家庭。那时并没有网络,电视也只有少数大城市才有,但一些侮辱人、折磨人的方式几乎片刻风靡、传遍城乡角落,无需任何培训:头上带高帽子、颈脖挂大木牌、甚至挂粪桶,六月天逼人穿大棉袍游街示众,斗争会上坐飞机、吊大拇指悬梁而起……。真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人性中的恶一旦受到了某种启示或唆使,便会立即膨胀!一时间,少数每天撑着领袖像打着锣鼓造反的人乐此不疲,部分家里沾到这样那样当时污名的人低头缩颈、大气不敢出,而大部分普通百姓只是看热闹。所谓破四旧,就是搜寻一切与历史、传统有关的旧痕迹,包括建筑、文物、书籍、字画等,连吃饭的碗、喝水的壶,若画有古装人物、福禄寿等图案都得砸烂。我们家虽然几乎家徒四壁,但老家带来的一顶婴儿帽上镶有一排银制吉祥装饰图案,母亲扯下来,让我们河滩挑沙时带去抛掉。隔壁裁缝店老板娘有几块金饰件,舍不得扔,起初藏腰间,听到会搜身,就想办法用绳栓住吊粪池里,结果还是被搜查出来,被斗得死去活来。我们平时喜欢看书,存了不少名著旧籍,藏到楼上贴近屋顶瓦下的暗处,躲过了这次搜查。不料几个月后,被房产公司(文革中民房收为公有)捡漏的人全偷走了。高家巷有个叫罗灶的捡粪老头,是个上了年纪的地主,儿子是苏联留学生。平日只见他衣着破烂肩挑一担粪筐,老老实实地田野路边四处寻拾猪屎牛粪,这次被逼要交出隐藏的财宝金银,折腾了好些天交不出来,吃尽了苦头。改革开放后,据说他儿子曾担任国家技术标准局负责人,正部级领导,从未回过老家,留下的阴影难以一下拂去。

一天,父亲挑着担子送饭刚到农场,就听见红卫兵严厉的呵斥声。一位高中数学组的老师躺在翻倒的梯子和油漆桶旁,一身一脸沾满油漆,痛苦的呻吟着。原来他被派往墙上刷语录时跌了下来,摔得很重。父亲向红卫兵求情,把他扶到了床上,替他清洗、红汞涂抹伤口、冲糖开水、端上饭菜,这位老师当父亲面呜呜的伤心嚎啕大哭、千恩万谢的。在红卫兵看守的眼皮底下,父亲也不好多说什么,便躲在一个角落里用钢笔匆忙写了几个字留给他,大意是:留得青山不怕无柴,为了家人多保重,一切从长计议。父亲回家后将此事告诉母亲,并说他老家也是我们那边人。母亲一听,连夜将家里仅存的几个鸡蛋全煮了,第二天一早让父亲送饭时,带给那位跌伤的老师。

十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突然学校来了两个红卫兵将正吃晚饭的父亲叫走,说是要开紧急会。从文革开始以来,父亲就未参加过任何会议,提心吊胆的母亲一直等到半夜,父亲才回到家里。原来是开父亲的批判会,说父亲在农场写给那位老师的字条内容反动:从长计议就是要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秋后算帐,是要搞反革命反攻倒算。会上群情激奋,喊打倒叫低头认罪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匪夷所思的是,那字条不是被红卫兵搜出来的,而是那位跌伤的老师在思想汇报会上交出来的,主动检举揭发说父亲同情“黑帮份子”。他还作为证人堂而皇之参加了父亲的批判会,态度激昂的发了言,父亲目瞪口呆、自始至终说不出一句话。母亲听了后也如鲠在喉,无言以答。

父亲的哮喘终于再次发作,张开嘴巴上气不接下气,脸色闷得铁青。母亲紧急将我们召回。二哥与我立即抬着父亲往斜对面人民医院送。此时医院也在搞文化革命,原来的一些主任医师、技术专家大都接受批判靠边站。一个原县中医院的造反派医生在那值班,见父亲穿着知识分子模样,慢腾腾地爱理不理。母亲催了几次,他才将手上的报纸放下。此时门口陆续又进来几个看病的,只见他神经质似的大声喊:贫下中农先看!恰好一位人民医院的医生路过门诊部,原来就与父母认识,见状低声骂了一句:神经病!立即将父亲带往住院部急救。

凤仪山有一大队干部的家住高家巷。其老二经常放敞牛,吃掉周围菜园里的蔬菜、踏毁地里的庄稼,畏于他家权势,受害人家敢怒不敢言。一次,母亲一大早到菜地浇水,几头牛正在园里肆意糟蹋,满园的辣椒、茄子、青菜、蕹菜全毁了。母亲气得抓起扁担驱赶,五大三粗的这位老二此时立刻现身了,原来他就在旁边盯着牛吃园里的菜。母亲跟他讲理,他却蛮横骄狂毫不理会,用当时最时髦的政治口号压人唬人。他大概认为他们家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大队干部,谁也奈何不了他。纠纷闹到居委会后,还未靠边站的高主任听了双方的叙述,公道地说放牛毁坏人家的菜园就是不对,直接批评那位老二。对方理屈词穷没讹到什么,一声不吭怏怏而去。这件事母亲几十年后还经常谈起,对高主任那年月能秉公办事,一直心存感激。

伴着高音喇叭的政治啸叫声,文革的折腾越来越烈,折腾的对象越来越多。一天早上,家门口突然贴了一张大字报,写了母亲的名字,勒令次日自行准备高帽去居委会集合游街。母亲愤怒无比,自己家庭出身是佃中农,丈夫是党员,无任何污点,凭什么戴高帽去游街?母亲一把撕下那大字报,让隔壁翠娥吓得腿发抖。

晚上居委会开大会,有人将此事提起,已取代高主任的文革工作组长听了大发淫威,宣布说明天一早派人去捆母亲游街。此时,一些大妈大嫂纷纷开始你一言我一句:咯是莫去捆,人家小孩子多,担任多年居委会组长做了不少义务,又没有什么错误!文革组长见为母亲辩护的群众多,就问:他老公干什么的?翠娥马上大声答道:人家是高安中学的老师,是党员,还是烈属!文革组长低下头与边上几个人交谈了几句,大概弄清楚了情况,没有再谈此事。第二天也没有谁来找母亲的麻烦。

                                       

1969年高安中学被撤销,合并到华林的高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时的领导根据父亲的身体状况,派父亲留守老校址,边养病边看守校园,这时身体逐渐好转。

华林共大有一辆解放牌大货车,隔三差五被派来老校园拖运桌椅办公用具。一次二弟带着小弟去父亲那里玩,很想尝试坐汽车的感觉。父亲望着两小孩天真而期盼的脸,不忍让他们失望。从不求人的他,陪着笑脸向司机呐呐地要求:就让孩子们坐一段,过操场到校大门口就下车。父亲久不与社会接触,根本不知当时的“三夫”地位,屠夫(卖肉的)大夫车夫而又以车夫为贵,那能这么容易答应。装完东西那司机墨镜一带,坐进空着的驾驶室,砰的关上门,毫不理会地绝尘而走。

一天傍晚,父亲正在家休息,忽然屋后面的锦河边传来一阵喊救声,原来是县医院一护士带着两个孩子下河洗澡不慎被激流卷入深水,情况非常紧急,父亲来不及跟母亲打声招呼,就从屋后的防洪墙爬出去向河里冲,衣服未脱就跳进水中,在那护士即将沉入水底的一瞬间,父亲刚好游到她身边将其托起。事后被救的护士提了一只老母鸡和一篮蛋登门感谢,母亲坚决不肯收,护士几天后邀了十几个人,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向学校送去大红的感谢信。

1970高安中学复办,重新迁回县城,老校址被南昌迁来的电机厂所占,安排到赤土板原二中的地方。领导班子换了人,名称改为革命委员会。校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一改前任领导的安排,既不将父亲当作病号、也不安排他担任力所能及的教学工作,让他一个哮喘病人24小时值守电话与打上课作息铃。哮喘病人本来就晚上难以安眠,却要从早操时间到下晚自习时间全天候地值守。那时没有电脑,全靠每时每刻眼睛紧盯钟表,神经绷得紧紧无法放松,半夜来电话无论天气如何还得出门老远叫人接电话,没几个月父亲就倒下再也起不来了。

父亲住进医院,校革命委员会不闻不问,对一个教龄几十年老教师的生死漠然。母亲天天陪护着父亲在医院,一边用自己的理解诠释当时的那些荒唐事、劝慰心情不好的父亲,一边多处打听民间偏方、想方设法要医治好父亲的病。那个年代报纸杂志上全是政治口号,鲜有科学知识普及,普通百姓医学常识缺乏。一老头说,父亲的病要用猪心炖琥珀,母亲立马寻找琥珀、买来猪心;一老太说,用夹竹桃树叶煎水有用,母亲又摘取夹竹桃树叶煎水……。这些偏方没有一点疗效,父亲倚靠、躺卧在病床上,难受、苦闷、无聊。一次,听人说原县中医院已靠边站的刘继祖医师医术高,母亲马上请来刘医师来家里给父亲诊断。刘医师摸了父亲的脉搏、看了舌苔,认真听了父亲对病情的描述,建议父亲:要抛掉思想上的一切负担,心情放松的休息,多到外面散步走动走动,气喘犹如跑步爬坡,只要冲过去一次,改变对吸氧打针的依赖,增强自身的耐力,病慢慢就会养好。缺乏医学知识的父亲对此毫不认同,对母亲说道:哪有冲过去就好的道理,就像一台机器,哪个零件有毛病就要修那个零件,自己怎能好?母亲说服不了父亲,只能仍留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多年后,医学博士毕业的小弟谈起此事,非常认同刘医师当年的建议。

文革时期运动连串波骇云属。斗私批修运动开始,号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搞人人过关,上纲上线加以批判。当权者无人到医院了解实际情况,也抓不到父亲的不是,就以“没有革命热情、暮气沉沉”给予结论。那位校革委会主任几次路过父亲的病房门口,母亲碰到都跟他打了招呼,他只喉咙里“哦哦”搪塞一声,视而不见仰头而过。孤独住在医院的父亲,长期得不到单位过问,此时身衰体弱站立都有困难,无法理解那位主要领导的行为。父亲提起毛笔,在一用镀锌铁皮敲制的新提水小铁桶上题词:十亿人民九亿昏,阶级烙印旧痕深,斗私批修刀見血,一桶清水洗身心。不知是对当时频繁政治运动的不理解,还是对单位领导毫无人情味的揶揄,好像表达了一种忘却所有烦恼、自我洗涤自我净化的寓意。

父亲感到特别的无奈与心寒,不久就带着无尽的忧伤离世了。

父亲死的时候,学校领导无一人出来与家属见面,支派一位办公室老师敷衍。没举行追悼会,未发讣告,更不派人送别。打发一个搬运公司的工人,带几个学生扔个花圈了事。父亲是一个几十年教龄的老教师,中共党员,勤恳工作一生、教书育人一世,竟好似与高安中学毫不相干!当时大哥尚赶在数百公里之外的路上,孤立无援的我们搀着悲痛欲绝的母亲和哭哭啼啼年幼的弟弟们,喊天哭地不得应!三个弟弟还很小,母亲没有工作,大哥大学刚毕业还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二哥与姐都插队下乡,我刚分到园艺场劳动。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一大家的生活如何维持?按国家政策三个未成年的弟弟应该有抚养费,母亲也应该有抚养费,去找学校交涉口头应付说会去办,结果不管死活,竟一连拖延了两个月,在反复催促下才报了二弟与小弟上去,家里一时无钱买米落入温饱难保。

直到文革结束,有高安师范的老师找到母亲,了解文革中那位革委会主任对父亲的态度,才知道此人以前在高安师范任职时,同样对知识份子毫无感情,做了不少伤害普通老师的事。诡秘的是,文革一结束,这位革命委员会主任摇身变成了受害者,大会小会口吐唾沫,控诉“四人帮”如何残害知识分子“臭老九”。

父亲过世不久,母亲整天沉浸在极度悲痛中,无心料理家务。一次家里没了米,我们却怎么也找不到粮油供应证。那时的粮油供应证是除户口簿外,另一重要的证件,没它就买不到米。每次买米时,粮管所会在每户账目存根上同时登记,按道理遗失后只要提出申请,补办并不难,但我们却累次碰壁。离我们家并不远的粮管所,里面坐柜台的几个工作人员,以前上下班路过家门口,总会与母亲拉拉家常闲聊,现在却板起脸来像不认识。连续几天,大弟去提出要求无人搭理。眼看断粮,我向园艺场请假,整天守候到粮管所硬磨软泡、求爹爹拜奶奶的,柜台那些人很不耐烦。一次,突然里间走出一位不认识的男士,一句话没说,递给我一张表格填写,大厅的几个人不再吱声。表格轮流在大厅那些人手里签字盖章,不一会儿我领到了新粮油供应证。估计这位当时30岁上下的男士是负责人,瘦瘦个,从大厅的喧闹中听清了我的情况,秉公而办替我解决了问题。我连连感谢他,只听他轻轻回了一声:不要谢。世界就是这样,好人时时有,善良处处在!

风云变化的年代,有的人内心的野性得到触发,心灵被荼毒贻害,脸谱变幻反差极大。但中华传统的仁义、公道、信任、同情、怜悯等,始终存留在善良人的心中。

                                          

1973年高安遭遇一场大洪水,浑浊的洪涛汹涌地从锦河上游奔泻而来,河水漫上岸,北街的马路淹到人大腿深。河水上涨的速度很快,我将母亲和二弟小弟安顿在筠西大礼堂下一间借住的房间,与大弟一起再回到凤凰桥房子的楼上留守。这时楼下的洪水已淹到楼梯口,有2米多深了。其实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财物要留守,只是母亲养的一头猪圈在楼上,需要喂养照料。晚上八九点钟,母亲打发二弟来叫我们不要留守,马上离开那里。我们用绳栓住猪的一只脚,系在屋柱上,游水离开了民房。第二天一早,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凤凰桥至仁济石桥头,已与凤凰池连成一片汪洋,那一排民房全被冲毁荡平。

我们居住了20年的地方回不去,凤凰桥一带的民居风貌就此消逝,只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洪水还没消退,凤凰桥高家巷一带躲水灾的居民,有的开地铺,有的并起长木椅,拥挤在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里,圈成个个难民窝。邻居小英一家也在里面临时居住,等候洪水退去。一天,小英的脚下有东西拱动,低头发现一只猪,她躲也躲不开,赶也赶不走,细看一眼:哎呀,这是何师母家的猪呀!那头猪,房屋冲毁的那一刻,自己挣脱绳索跳入洪水,泅水爬上高地,混挤在难民之中。左寻右找回家的路,竟然以它灵敏的嗅觉找到了邻居小英。动物的灵性有时让人难以置信!就这样,被洪水冲走几天的猪又找回来了,母亲十分高兴。我们这时租住到筠西的一排单层公房中了,条件略微比凤凰桥子好点,有单独的厨房。

文革终于结束,二弟、小弟先后考上大学,家里的生活逐有好转。母亲这时日夜惦记着一件事:还钱。

大概多年前的一次开学(估计是1966年),父亲向语文教研组的同事借了一些钱,给我们开学报名用。这个老师几元,那个老师几元,总共多少,我们都不清楚,可母亲牢牢记在心里。文革爆发后,由于学校曾被撤消、老师们离散,无法还上;父亲过世后,更因家境困难艰难度日没有条件还。现在母亲天天提起还钱的事,不了这桩心愿无法安宁。她四处打听那些老师现在的住处,南街、北街走了个遍。高友庆老师当时就住居委会旁,一听母亲说还钱,连连摆手:不要、不要!母亲硬是将钱塞到高老师手中……;万德诤老师住在南街高安二中,母亲去了后,万老师无论如何坚决不收,母亲只得回来。过了几天,母亲买了一只老母鸡,再次上门表示感谢。万老师将母亲请进家里,口中不停喃喃:嘎去了多咯,嘎去了多咯!意为母亲付出更多了。至今我们也不清楚这笔帐的具体,只看到母亲找齐所有借钱的老师后,心情变得舒畅,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我们真诚感谢当年高安中学语文组的老师们,那些钱当年对我们家的帮助、乃至欠了这么多年时间,此恩怎能轻易忘却!

80年代初,小弟在广州读研,接母亲去广州玩。一次带母亲到白天鹅宾馆游览,宾馆到处装饰得富丽堂皇,让第一次走进大都市的母亲感觉很新奇。进宾馆迎宾大厅,悬空吊着一盏盏辉煌灿烂的大型水晶灯,璀璨闪烁的灯光让人流连忘返。母亲一边仰起头看,一边对小弟说,如碰到一个神经病进来就糟了,他拿根竹竿,一扫这些灯都得完!小弟听了忍俊不禁哈哈大笑。

母亲性格朴实率真、爽朗健谈,宏亮的声音富有感染力。第一次去美国小弟家玩,到北京签证。大使馆签证官问她:你国内还有儿子吗?母亲用江西口音大声回答:我有好多儿子。哦,好多儿子?签证官见老太太很健谈,就故意与她拉拉家常。母亲毫不见外怯生,个个儿子介绍给他听。满脸络腮胡的山姆叔笑眯眯的听着,不知听懂了几句母亲的江西土话。待母亲刚一说完,就将盖好章的护照递出窗口说:签证通过了!引得排在其它窗口的一些人纷纷往这个窗口后面涌,说这个签证官容易通过。

母亲还很会讲故事,小时听她讲的故事仍记得:一寒冬天、滴水成冻,一个穷人冷得哆嗦抖个不停,找到一筐糠,躲缩进去。冻僵的身子慢慢暖和起来,他庆幸能有这一避寒之处,心里怜悯起其他人,无此筐糠裹身的人,怎么熬过这冬天?故事宣扬人的善良与怜悯。母亲在美国时,一次和小弟几个同学的父母去散步,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山区穷苦家的小伙从未进过城,靠砍柴养活瞎眼老母。冰棒从城市第一次被人叫卖到乡村,有孝心的小伙子看见人家吃得有味道,买了一根放口袋里要给老母品尝,然后继续上山砍柴。回到家放下柴担,他翻开口袋惊呆了,对着妈妈直喊,哎呦娘啊,那根冰棒逃走了,还窩了一泡尿!听故事的人笑得弯下腰来走不动了。

近几年母亲总爱念叨,想不到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以前做梦也想不到!是啊,改革开放使国家富强、举世瞩目,百姓的生活已有天壤之别。千千万万中国的母亲,亲历了那段曲折的历史,目睹祖国逐步地成长,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落后迈向文明。几十年前,谁能想到城市里到处矗立的摩天大楼?谁又能想到平民百姓家家的小汽车?谁能想到超市的丰富商品随便买?谁又能想到高铁日行数千里四通八达?真是梦也梦不到!

每次回高安,母亲总要去凤凰桥旧地走走。

最初,那河边的岸堤、凤凰小桥残留的石栏还在,隐约露出当年的岁月旧迹。后来,拔地而起的高楼、宽展延申的马路覆盖了这一切,剩下一小洼的凤凰池、和那深埋马路地下通往锦河的涵洞似还可见。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了,带着她对现代富足生活的无限感叹,也带走了她在凤凰桥生活二十年的风雨岁月留痕!

                                   

                                    

 2019924日改於南京翠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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