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文学如初恋

　　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温州文坛的一个里程碑。这是公认的。在这块里程碑上，刻录着温州文联创办《文学青年》杂志所得到的诸多效益与赞誉，还有借此而成长的一大批作者。那年头投身文学的如同稻田里的蛙声此起彼伏，能持续并又叫得响的，便也有了名气。僻处浙南一隅的温州，就凭着《文学青年》这张名片，稿件雪片般纷至沓来。若移景古代来个穿越，那么通往浙南的古道驿站，整日里竟是车水马龙般地繁忙，而运送的主要对象就是一麻袋又一麻袋的稿件。多年后的中国文坛，当年的那些作者当中，被贴上“著名”和“知名”标签的可说是比比皆是。

　　那年头搞文学很崇高。可不像现在，在公共场合跟人谈起文学什么的总有点儿难为情，好像自己与这个经济社会拉开了一大截距离似的。当“文学”成为一个时代的热门时，其所带动的也不仅是写作或投稿什么的，更多的是相关市场的繁荣。我想，后来温州文联很快又创办《文学青年》函授部，有可能就是从源源不断的来稿中看到了商机。用经济的角度说，同样也能透现出温州人的经济头脑。再升华一下，那么外界所赞誉的“温州模式”，其实就应包含温州文艺界所开凿的一条路径。因为在这特色路径上来回跑动的，除了无数愿以文学改变命运的梦想者，还有实现梦想所需的钱币。

　　[一]

　　那一年我十八岁。我的处女作在《春草》上刊发，并有机会参加了一次全市的文学讨论会，其兴奋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春草》是后来享誉全国的《文学青年》的前身，当时的温州有两家文艺刊物，一春草，二园柳，皆借谢灵运之诗句而得名。谢公虽在温州当过太守，但观其行为也是文青一个，整日里游山玩水，写了不少山水诗。《春草》和《园柳》可说是携手并进，引领了一时的文坛风骚。

　　某日，沈沉先生要我过些天去参加一个文学讨论会。我一个小字辈，受宠若惊，差不多就将开会的日期当作情人的生日来记。沈先生学识渊博，属文坛多面手，各类体裁都能露一手，只是命运多舛，荒废了年华。讨论会的会址在县前头拐弯处的一幢砖木结构的楼房里，老建筑，上楼时总觉得脚下的木梯在发出痛苦的呻吟。这可是文青们熟悉的楼房，熟悉的原因之一就是曾办过一场吴明华先生的讲座，是一个从得奖小说（大概是“团长夫人”什么的）谈开来的文学专题。那天我迟到，发现连楼梯和过道上都已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我见不到神采奕奕的吴明华先生，能听到他从会议室里传出的声音就已经感到很不错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既兴奋又不安的时刻，你若走一趟洗手间，绝对可能连刚才站着的位置也没了。所以时隔多日我来此参加文学讨论会，也是轻车熟路，上楼推门进去，会议桌的里圈已经坐满了人。我很自觉地在外围靠窗的一个位子上坐下来，心里头倒有一种上次在楼梯上站久了今天终于有了补偿一般的感觉。

　　现场除了我，大都是温州文坛的老面孔了。不过，我并不认识这些面孔，哦，应该说他们并不认识我，反正在座的对我而言全是老师，年纪也都比我大。我呢，说实在的，纯粹的嫩笋一只，只有仰视的份儿。其境况就和单位里一样，会议桌内圈坐的应该是最有话语权的人，或者事先已指定今天要说点什么的。

　　时过境迁，如今我在脑里搜刮一番，那晚的讨论会上印象最深的就是二吴。二吴就是吴琪捷和吴树乔，两位都是肌肉男，坐在那里，给人有点儿进错会场的感觉。吴琪捷现在的笔名叫王手，他那天好像没发言，但他的名字在几位前辈的发言中被多次提到，一起被提到的还有他的短篇，叫《沉默的羔羊》什么的。如今想来，其实他出名也挺早的。我始终认为，当时温州文坛，差不多就是吴姓的天下，口天吴，仿佛就已表明了语言的霸权。以文联领导吴军先生为点，周围有吴明华、吴天林以及吴琪捷、吴树乔，客串的还有吴孟前、吴哲楣等，全是玩文字的高手，他们或小说或散文或评论或诗歌，给人的感觉是一群吴姓人氏在合力推进温州的文学浪潮。

　　那晚的会议，他们具体说什么我一句也没记住，我只记得他们谈论的是文学担子什么的，只知道自己很兴奋，且有惯性，至少到第二天的夜里还是睡不好觉，眼前老是浮现出会议的场景。在一位和大名鼎鼎的叶永烈先生差不多同名同姓的作者慷慨激昂的发言之后，坐在边上的吴树乔等人一边抽着烟，一边若有所思，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中国文学的担子已经压在他们的身上，如何挑，怎么挑，挑到哪里，肩头吃力不吃力，在那一刻仿佛已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二]

　　过了一段日子，《江南》编辑部在温州的洞头岛上举办创作加工会。我也有幸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去洞头。住的是县府招待所。为了结交朋友，我逛到吴树乔的房间，他给我留下了一张既深沉又可靠的面孔。吴树乔向我抛过来一支红梅牌香烟，同时拿眼睛鼓励我，我明白抽红梅牌香烟就是我的投名状，否则我交不了朋友。那次的加工会开了一个星期，我回家后，我母亲问我，你的手指怎么黄黄的，像是巷口卖“酱菜头”小贩子的手。酱菜头是用黄栀染的，看上去诱人而醒目。而我的手指完全是让卷烟熏的。

　　那一年，我十八岁，还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却学会了抽烟。

　　其时文联，将《春草》改名《文学青年》，并借助《文学青年》的名声，创办了“文学青年函授”，面向全国各地广大文学爱好者。这算是一项文化项延伸产业，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函授部有与《文学青年》同名的刊物，虽属函授版的，那年头，全国的文学刊物并不多，而能在《文学青年》的函授版上刊登一篇作品，也是很不容易的，毕竟全国有那么多人参与。我很荣幸，被邀参与《文学青年》函授工作，当然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函授编辑，专门负责某一地区的来稿，并择优推荐给《文学青年》函授版上发表。我每月推荐的稿子并不多，质量好的总是难得一见。我要给每一篇来稿附上一大段评语，先讲几句客套，然后来一个“但”字，比如“立意不错，可惜结构太松散”之类的，就像在美丽的街角处突然来一个拐弯，就看到前方一片丑陋了。评语的落款则写上“献国”。献国是我在户口簿上登记的名字。事实上，所谓的来稿就是学员作业，作业批改后就按期交给函授部处理。所以我也不算是编辑，倒像是班主任助手。

　　有一阵子，函授部让我负责福建学员的来稿。平均每月有三百来篇，我都得一一写上评语。记得有位叫少木森的，闽北农村的，太会写了，几乎每月都有他的稿子三四篇，体裁也多，诗歌散文小说等都要试几下。但从这笔名上看，这老兄有点儿自卑，或者说谦虚过头，你既然缺才，那就放下笔杆反身种田么。可他不，他在持续不断地写，持续不断地寄来稿件。有一回，他的一篇散文终于在学刊上发了，他来信说自己兴奋得一夜未眠，为了表示感谢，要给我寄点儿东西。那时没有手机，信件一个来回就是一周。两周后，我收到了他的礼品——两斤芋头，还带着微湿的闽北泥土。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他家乡最好的绿色食品。我有些为难和不安，严格地说，这也是职业受贿。我征求吴树乔，乔说，没事，有人为了发表早就送茶叶和虾米了。

　　[三]

　　文学可以改变命运，这句话在那年头是有人相信的，而且我们的耳边也时常传来这样的消息，印证了此话属实。很多人放下手中的锄头榔头之类的，一夜之间就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然而这些文学爱好者们的主观上并非功利，纯粹就是爱好，是爱好或确切地说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呈现出上升态势，才会带来如此的文学创作热情。其实，像少木森这样发誓要献身文学的人，在当时可说是遍布大江南北。

　　某日函授部有一封来信，收件人是“南犬国先生”。无论文联或是函授部，没有叫南犬国的。此信放在函授部好几天，最终还是我自己凭着来信是福建方向，认为是寄给我的。拆开一看，果然就是。这位老兄说自己文学创作已有三年，屡投屡退，希望我能给点照顾。他的话语十分中听，我被感动了，但他竟然将我写成“南犬国”，况且，他的文采确实一般，属于朽木不可雕的那一种。但他仍坚持来稿来信，对我也仍然以“南犬国先生”称之。所以，和大多数人一样，他的稿件附上我的评语后，就转到了函授部的姑娘们手中。

　　最忙的那几年，《文学青年》函授部的姑娘有十几位，她们看上去个个都是才貌双全，关于世界名著之类的闭眼也能道出个一二三来，有的还偶尔发点“豆腐干”。这豆腐干也是吴树乔说的，意指因为文字不多，占不了多少版面。当时我想，我积极参与《文学青年》的函授工作，拿点微薄的报酬，可能是除了文学，心中也装着那些个“写信壳”的姑娘。她们的工作并不复杂，除了定期定时定点给学员们邮寄函授学刊和资料，同时也给寄件包括退稿的信封上写明收件人与地址。说实在的，她们就是一群“写信壳”女工。这工作看似简单，却有些难度，一是字要写得漂亮，看上去老成的更好，二是要有耐心，全国有那么多的来稿和来信，用人力三轮车一天都得拉好几趟，你说你八个小时就看着自己的笔迹在一个个信封上出现，这才叫真正的视觉疲劳。所以，才貌是次要的，她们拥有最大的亮点，就是字写得好，钢笔在她们手里，就好比毛笔拿在蔡文姬、卫夫人这类才女手里一样，能从秀气中彰显成熟与老辣，尽管她们大多还是十八九岁稚气尚存的姑娘。

　　哦，忘了补一句，我和我老婆，当年就是在《文学青年》函授部结识的。那一年，她高中刚毕业不久，十八岁，少我两岁。当然，如今她年过半百，早已从文学梦中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