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赣边界上，有一条大山脉由北而南，它叫罗霄山脉。顺着这条山脉一直往南走，从浏阳南边的文家市出发，经萍乡，过芦溪，再过莲花，就到了它的中段。在这里，又有一条大山脉东西跨越，把南北纵横方向从中斩断，形成一个“十”字的状态，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

　　井冈山，它不是一座山，而是一山连着一山，崇山峻岭，层峦叠嶂，方圆几百里地，不仅占据着江西省的宁冈县、永新县和遂川县的地界，还伸进了湖南省的酃县。

　　有人计算过，井冈山上有五十多座山峰，其海拔都在一千米以上，而最高峰为最南端的南风屏，海拔为二千一百二十多米。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带着他在“三湾改编”的队伍，也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从酃县的水口到遂川的大汾转战中，遭到了当地豪强肖家璧的伏击，险些全军覆没，最后终于突围了出来，转移到井冈山以南的黄坳，然后往西到了荆竹山，这才进入了王佐占领的井冈山腹地茨坪。

　　从此，毛泽东就在这里，开始了他实现中国革命蓝图的第一步。

　　井冈山的秋天是美丽的。一到早晨，云海茫茫，朝阳一出，白云也被染成了红色。如果是一场大雨过后，连绵不断的群山就会在飘忽不定的云层中时隐时现，那才更美呢！人在山中，仿佛就在传说中的仙境一般。有时，也因细雨连绵，导致山间的雾气腾空而起，把个井冈山遮盖得严严实实，但一到晴天，到处却是一片碧绿，无论站在那个角度，眼前都是一幅完美的山水画。

　　毛泽东上井冈山时，部队的情况是，工农革命军第一营由团长陈皓带着两个连，组成右路军还在湖南的茶陵一带打游击，而第三营却在大汾突围中失踪，一直下落不明。在毛泽东身边的，就只有特务连和第一营的第一连。

　　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后，第一站是大井。这是位于井冈山腹地的一个村子。之后，又往东走了二十里下坡的山路，才到王佐的大本营茨坪。

　　从地图上看，茨坪这个地方恰恰是三县交界的地方，它处于一个山间盆地的中心，但这里却属于永新县的地界。在茨坪以南各村落，却属于遂川县了。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才造成了官府统治力量的薄弱，成了“三不管”地带。这样，王佐的绿林队伍才能在此站住脚跟。

　　从王佐的角度看，他倒不会去分什么永新、遂川的界线，他认为这井冈山上各个村落都是他的地盘。

　　以茨坪为中心，西北方有上井、小井、中井，这些村落地势都比茨坪高，属于宁冈的地界。茅坪那边要过来人，必须要通过西北方向的最高峰黄洋界，然后从上井那边顺坡而下。西边的八面山也高，那里有一个羊肠小道，可以直接通酃县。

　　在茨坪的南边，却有两条路，分别通西南和东南，西南方向就是从大井、下井，过双马石，经雷打石到荆竹山，东南方向从刘家坪到王佐的家乡下庄，然后再从小行洲到朱砂冲，可通黄坳。这些，都是遂川的地界。

　　东边是悬崖绝壁，根本没有路。

　　东北方，也就是茨坪背后，有一条小路，要经过桐木岭，然后直接下山，可以到泰和县的拿山。这里却是永新县的地界了。

　　长期以来，王佐把井冈山上的各村落占为己有，而且还在五大路口都设置了关卡，它们就是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

　　从整个地形来看，井冈山大部分是坐落在遂川县境内，在遂川的北部，它西靠酃县，南临遂川腹地，北连永新，东近泰和，方圆五百多里地呢。

　　茨坪坐落在一个山间小盆地中，只有十七户人家六十多人。由于村落小，不太扎眼，也就便于隐蔽，再加上这里地处井冈山的中心，所以就成了王佐与各路头领秘密议事的地方。当然，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平时王佐是飘忽不定的。在井冈山中，像这样的村落，就有十几处。王佐具体在哪一村长住，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

　　这一两年里，受大革命的影响，井冈山上的绿林队伍，也就是土匪武装，再也不是先前那种只顾抢人财物以此为生的乌合之众了。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了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受其影响最大的，首先是黄洋界北面山下茅坪的袁文才。他本来是一个读了初中的穷学生，但为了报仇，才加入了胡亚春的马刀队，最后胡亚春死了，他就当上了这个“队”的首领，而王佐看他的实力比自己强，也主动靠近他，跟他结拜为老庚兄弟。但是大革命的思潮却影响了袁文才，并在永新县大湾村贺家子弟贺敏学的介绍下，加入了*。

　　而和袁文才具有唇齿相依关系的王佐，也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观风向，随时随地以袁文才的行动为准则，或者说袁文才怎样做，他就跟着怎样做。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带着“三湾改编”的队伍，来到了这里。

　　毛泽东刚到茨坪的第二天，就生病了。这倒不是什么大病，而是紧张的疲于奔命之后，突然松懈下来后，他的脚伤却突然发作，居然严重得不能走路了。疼得不能沾地，还出现了肿胀，虽敷了王佐妻子罗夏英的伤药，仍不见好转，而且全身还发冷发烧，好像染上了疟疾。这可把王佐急坏了，他赶忙派人找来轿子，要送毛泽东到山下茅坪去治病。

　　毛泽东拗不过王佐，只得答应，于是决定留下一营一连，由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带领，暂留在大井驻防，并负责打听张子清三营的下落，特务连随他返回茅坪的留守处，并负责同陈皓、宛希先的右路军联系。

　　井冈山脚下的茅坪村是一个有上百户人家的大村。在它的东南方向，有一座山叫步云山，步云山脚下就是白云寺，这里是袁文才农民自卫军的总部所在地。从步云山一直往东南方向翻山越岭，就到了黄洋界哨口，这个地方就是王佐要到茅坪来的必由之路。

　　从茨坪到茅坪，全是连绵不断的山路，其间可有六七十里的路程呢。

　　到了茅坪，袁文才见毛泽东的脚伤得确实严重，马上就忙起来，他先让毛泽东住进了刚成立的医院，然后找当地的郎中为毛泽东的伤脚消炎。这个医院在白云寺东边一个叫洋桥湖的小村里。为了治疗革命军伤员，袁文才帮助留守处主任余贲民找了几间民房，然后把当地的老中医请来碾药敷药。这样，一个临时性的医院就算建成了。

　　在这个医院里，毛泽东经过二三日的调理，终于把肿胀控制住了。之后，袁文才又请老中医制作了几剂外用泡脚药，将毛泽东安排到洋桥湖以东的象山庵静养。

　　自毛泽东带着队伍走后，袁文才就一直在盼着给他派人来训练部队，他接连给毛泽东写了好几封信。

　　终于有一天，徐彦刚、游雪程和陈伯钧到了。这一下，可把袁文才高兴的不得了，他一定要拜三人为师。但徐彦刚说：“我们是奉命而来的，时间很紧迫，拜师就不必了。不过，既然要训练，就得按军校的正规操作，这个应该办得到吧！”

　　袁文才一听，是按军校正规训练，马上就应承下来。他说：“那不很好吗？我们这些大老粗，哪里上过什么军校哟！那就希望几位老师多多指教了！”

　　于是，袁文才就把训练地点选在步云山。因为那里地形开阔，而且踞茅坪村也远，便于隐蔽，外人来了也不容易发现。步云山在茅坪村的东南方向，在它的西面，就是白云寺，这里往东是一个山沟，里面有好几个村子，工农革命军的留守处象山庵也在那里。

　　训练了两天，袁文才到实地去看了看，发现这些教官对他这一百多人的队伍，简直是训练有素，他们有门有路，头头是道。由此，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给他派来的这几个人。原来，这排兵布阵，攻城略地，还有这么多规道，看来这不见不知道，一见吓一跳。看了之后，他算是长了见识。

　　但是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些兵，对每天两操，徒步行走，这些最简单的动作，都被搞得手忙脚乱。还有的人拖拖拉拉，时间观念根本不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他对徐彦刚说，应该从严训练。

　　一天下来，徐彦刚来找袁文才，说是经过严格考察，有三四十人确实不能用，他们大都是由于抽大烟身体虚弱。这些人在训练过程中偷懒不说，还找各种理由搪塞，简直就是兵渣，不能留下来，说的具体一些，就是会直接削弱队伍的战斗力。

　　袁文才也觉得，没有战斗力的队伍，那是不行的。但是他看着徐彦刚开列的名单，就有些担心。他怕开销了这些人后，原来的总人数就会减少，这对他队伍在士气上可能会有影响，于是就找来他的二当家李筱甫和司书陈慕平商议。

　　李筱甫也是怕人数少了凑不够堂子，认为不能“开销”。但陈慕平的一句话，却把袁文才点醒了，他说：“应该听教官的。只要把队伍训练好了，在老百姓中有了好的印象，人数不够，可以新招。如果一直都是一堆烂泥，谁愿意来呢？”

　　于是，袁文才下了决心，坚决开销这些人。

　　哪知在被开销的这些名单中，有一个是袁文才老婆谢梅香的叔叔。为了表示整顿队伍的决心，袁文才也毫不留情地把他给“开销”了。

　　哪知这位叔叔在临走的时候，到袁文才这里来大闹，骂他手腕朝外拐，“六亲不认”。老婆谢梅香也来求情，要袁文才把她叔叔留下。

　　但袁文才想到陈慕平说的那句话，就不敢留了。他认为，留下这个叔叔也不难，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可以后要带好这支队伍，那就难了。

　　赏罚不明，任人唯亲，同样是兵家大忌！

　　队伍要官兵平等，不图私利，大家才能同命运共患难。这些鸦片烟鬼留在队伍里有什么用？他们是祸害，是害群之马。

　　所以，他没有同意，还是把这位叔叔除名了。

　　接着，他按照陈慕平出的主意，决定新招收一百名青壮年，这样就把他的队伍扩大到两百人以上了，他本来已经有二百多枝枪了嘛，该一人扛上一支了。

　　后来，陈伯钧又来找袁文才商议，将正在训练的自卫军编为三个连，每天三操两讲，学军事学政治还学文化，起居饮食全照部队规矩办。

　　袁文才听后满口答应。这样，队伍就开始了正规化的训练。袁文才他们几个头领来到这里，也学工农革命军官兵平等，和小兵们一起吃饭，睡觉，还一起参加训练。那些队员都觉得新鲜，训练的积极性一下提高了不少。

　　哪知二连长袁丁珠却不服，因为他的小灶已被取消，就故意在训练中找茬子捣蛋，与教官陈伯钧发生冲突。袁文才知道后，非常生气，他要袁丁珠当着全体官兵的面，向陈伯钧下跪求饶，以示惩戒。

　　在象山庵养伤，毛泽东与留守处主任余贲民住在一起。这时他的思绪却是想到部队将如何发展，如何在井冈山地区打开局面的问题。他要余贲民找来袁文才，去通知附近三个县的党组织负责人来这里开会。他觉得，部队要发展壮大，没有地方党组织的支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地方党组织不去发动群众起来革命，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决定在象山庵召开一次由宁冈、永新、莲花三县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号召他们要去发展党员，积极投入到土地革命的洪流中来。

　　原来，象山庵坐落在一座当地人叫“象山”的山脚下，这里再往东，已经没有人家了，到处都是山，也没有路。

　　因此这里最偏僻，很便于隐蔽。

　　象山庵是一个坐东北朝西南由围墙圈起来的院子，有正堂和东西两厢房。毛泽东派余贲民在此成立了留守处，目前只是挂了一个牌子，还在草创阶段。留守处的任务，主要就是给部队提供各种后勤保障的机构，但是如今的主要任务却是医治伤员，所以余贲民每天都得去了解伤员的病情。

　　由于伤员较多，在象山庵也不方便，因此把他们安排在附近一个叫“洋桥湖”的村里，后来经袁文才的同意，干脆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医院的规模来管理。

　　几天后，经袁文才的联络，三县的县委领导纷纷来到了象山庵。他们是永新的刘真、王怀、刘作述、贺敏学、朱昌偕、贺子珍，宁冈的龙超清、袁文才、刘辉霄，莲花的朱亦岳、刘仁堪等。

　　在这些人中，只有贺子珍是女的。毛泽东看见她，马上笑道：“妹子，想不到吧，我们又见面了，真是有缘呀！”

　　贺子珍不好意思起来，她只是笑笑。

　　会议就在留守处的那个东厢房秘密举行。当大家坐定后，毛泽东就给他们讲开了。

　　这是继古城会议后的第二次有地方党组织参加的会议，而且还是专门为地方党而召开的。毛泽东的中心议题就是“建党”。他准备通过各级地方组织，去发展党员以壮大革命力量。当然，也包括重建或恢复已被国民党破坏了的地方党组织。他要把地方党建设成为一种发展革命队伍的坚强后盾。

　　毛泽东知道，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作为核心，军队也好，地方也好，都是松散无力的。这样要干什么事情，是没有主心骨的，也没有凝聚力和高效率。更谈不上要维持什么，巩固什么，甚至发展什么。

　　工农革命军要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站住脚跟，那就必须要依靠当地党组织的大力配合与支持，让他们充分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勇敢的和地主武装挨户团斗，才能保障革命的进程与发展。要做到这些，首先第一步，就是“党建工作”。

　　会上，毛泽东针对边界的实际情况，以及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矛盾，说明在这个“三不管”的边界地区，他们的统治必然薄弱这一现实性，指出目前斗争的可能性，以及党在“八•七”紧急会议后武装反抗国民党总方针的迫切性、重要性与艰巨性，号召各县党组织在回到原地后马上着手的工作就是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发动群众，为配合工农革命军“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子”能顺利进行。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展地方农民自卫军，为革命军提供良好的兵源保障。

　　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多吸收工农成分的体力劳动者入党，要培养他们懂得革命道理，认准革命方向。因为，这些人比那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革命意志更坚定。这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渐得出的一个结论。

　　在会上，毛泽东还特别说明，以后在边界的三县乃至更多的县，统一由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来领导。现在，他要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汇报，拟成立这个特别委员会。

　　会议结束后，袁文才特意留下贺子珍，要她照顾毛泽东的脚伤。

　　贺子珍是袁文才在永新县的同学贺敏学的妹妹，在大仓村和毛泽东见面那天，他们兄妹俩都在的，而且贺子珍一听说毛泽东是她曾经喜欢阅读的《湘江评论》的主编，及作者“二十八画生”本人，马上就对毛泽东充满了敬意。但那只是一见，之后也就没多少印象了

　　现在袁文才要她来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和伤痛，照顾人这个事情她以前没有做过，怕做不好，所以她有些胆怯，就没答应。再说，这毛泽东又是一个陌生的男子，她还从来没有接近过一个原来根本就不认识的男子，这突然之间要他去照顾，未免有些不自在和难为情，所以她根本就不敢答应。

　　袁文才见贺子珍不答应，只好求道：“我的好妹子，你就行行好吧！我们这里都是大老爷们儿，粗手笨脚的，怎么做得好？你嫂子倒是个女的，可她是个有家的人，不方便呀！你虽然是个女的，可你是个小妹妹，想来毛委员也是一个有家的人，他不会对你怎么样吧？再说，这小妹妹照顾大哥哥，外面看起来也是合情合理呀！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你最合适！”

　　袁文才把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在旁边听着的贺敏学也觉得只有这样，就敦促自己的妹子说：“桂圆呀，袁大哥说得有理，你就去吧！毛委员是我们大家的主心骨，你去照顾他，也算是革命工作呢！”

　　目前，贺子珍是中共永新县委的委员。以前的县委书记就是她哥哥贺敏学，可那时只有三个党员。后来贺敏学被关进了监狱，书记由刘真继任，今天永新县委的几位共产党人都来了，也包括贺子珍。现在她听自己的哥哥说这照顾工作也是革命工作，也就答应了。

　　贺子珍有兄妹多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弟弟贺敏仁，小妹贺先圆。她的名字本来叫贺桂圆，但听起来有些俗气，就决定重新取一个名。取什么呢？她认为，做新时代的女性，首先第一条就是要“自珍自爱”，所以她就把“桂圆”二字换成了“自珍”。后来她为了写起来方便，干脆就写成“子珍”。反正在永新人的口音中，“自”、“子”俩字，念起来没多大区别。

　　贺子珍出生在永新县的万源山区，父亲贺焕文是个读书人，在晚清时代还捐过“举人”，当过安福县的县长，但因秉性执拗嫉恶如仇，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料，后来辞官回乡，在永新城南门外开了一间茶馆，以此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贺子珍从小就喜欢追求进步的东西，在永新县的学校里，她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在学生运动中总是冲在最前面。她觉得自己的名字“贺桂圆”太俗气，一看就是个谋吃的货，也太伤自尊了。所以，她要自珍自爱，把名换成了“自珍”。

　　两年前，也就是一九二四年，她才十六岁，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去年才转为*党员。今年四月，永新成立了中共第一个组织永新县委，由哥哥贺敏学任书记，贺子珍和妹妹贺怡都成了委员，被附近各县的党组织称为“永新三贺”。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在乡村的地主武装也纷纷起来“反攻倒算”，到处捕杀共产党人。这样贺敏学在隐蔽中也被搜了出来，然后被关进了永新县的监狱。

　　今天七月二十六日，永新、安福、莲花的中共组织举行了“三县联合暴动“，共同围攻永新县城。此时，在狱中的贺敏学早就得到这个消息，于是联络八十名难友，在狱中举行暴动。他们的劫狱终于成功，但事后却遭到国民党从吉安派兵来进行镇压，贺子珍只得同哥哥逃到茅坪来隐蔽。

　　贺子珍在大仓村见到毛泽东，虽只一面，但对这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谈吐却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惜那时这位毛委员军务在身只是路过这里，所以贺子珍也就不敢奢望经常能听见这位中央级大委员的高瞻远瞩。所以，事后也就渐渐忘了这个人长得什么样了。

　　现在可好，山不转水转，树不挪人挪，这毛委员又和她见面了，而且以后还要近距离的天天见面。这件事对贺子珍来说是又好又不好。

　　又好，就是随时可以向这位毛委员讨教一些自己还不懂的东西。又不好，就是他是一个男子，年龄也不算太大，还算长得英俊潇洒，她作为一个还未出阁的大姑娘，时间长了，算怎么回事？将来他的堂客知道了，又算怎么回事？

　　想起这些，贺子珍心里就憋屈。

　　所以，开始照顾毛泽东的时候，贺子珍显得很拘谨，她一般不和毛泽东轻易说话，只是埋头做她的事。这和他们第一次在大仓村见面时简直判若两人。这个现象，毛泽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却装着不知道。

　　别忘了，他以前是教过学生的，对学生心里想些什么，还是能猜出一些的。

　　但接触了两三天后，贺子珍发现毛泽东是位既随和又幽默的人，心里也就消除了很多顾虑与不安，而且在有空的时候，还和他一起讨论一些关于生活的见解。贺子珍又意外发现，原来他们的理解不是天壤之别，而是同一方向的接近，这可能就是有人说的有“共同语言”吧！

　　象山庵会议后，毛泽东干脆也住到洋桥湖来。这是一个小村，它介于白云寺和象山庵之间，比较隐蔽。在洋桥湖村，部队的伤病员几乎都集中在这里，而警卫连却驻扎在步云山。

　　毛泽东强忍着疼痛，分别看望了在这里疗养的红军伤员。这就是他临走时留下的伤员，尽管这里条件很艰苦，但比起从芦溪到莲花再到三湾的一路颠簸，就算是好上天了。

　　留守处的负责人副师长余贲民也在这里料理伤员，他见毛泽东来了，走过来扶他坐下，嘴里说道：“毛委员，你就在象山庵那边休息吧！这里人多噪杂，不利于你思考问题！”

　　毛泽东却笑道：“成天思考问题，也是不现实的，革命是干出来的，光想也不行呀，我还是出来走走吧。老余呀，真是辛苦你了！”

　　一天早上，贺子珍从茅坪弄了几包草药，跑步赶回了象山庵。因为毛泽东闲不住，带着伤脚硬要去洋桥湖和伤员们在一起，这样伤势本来有所好转的，又被他搞得严重了，结果连床都下不来了。贺子珍一看，只好请人把他抬回象山庵单独料理。

　　她看见伤脚好像又肿了，这才赶回茅坪去想办法。在茅坪，贺子珍找到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把情况一说。谢梅香马上为贺子珍找来了茅坪的一个老中医，给毛泽东包了几包草药，有外用的，有内服的。

　　贺子珍拿好药后，就往象山庵赶。

　　待毛泽东醒来，她已经把草药熬好了，马上端到了床前。毛泽东见了，有些过意不去，马上说：“真是麻烦你了，妹子，我这只脚真是不争气，它偏不听话，害得你跑来跑去。”

　　贺子珍却说：“不是脚不听话，是你不听话。叫你不要到处乱跑，你偏不听，结果怎么样，走不动了吧！”

　　“前几天用得是王佐夫人罗夏英给我包的草药，开始效果还是蛮好的，怎么到外面去跑了几趟后，就不行了呢？看来真如你说的，是我不听话，现在该我自我批评的时候了！”毛泽东笑着说。

　　“现在我给你熬的这药，”贺子珍说，“是从茅坪刚刚拿回的，能消肿治痛。喝下去，先试试吧！”

　　“呀，又辛苦你跑那么远，真是难为你了。这一下，我可要听话了，不会乱跑了，坚决听从你的指挥！”毛泽东诙谐地说。

　　“那当然！”贺子珍“咯咯”地笑了，她把一盆用中草药熬好的汤放在小凳上。毛泽东以为是喝的，马上说：“用不着一次性喝那么多吧？”

　　“不是喝的，是泡脚用的！”贺子珍解释道。

　　“哟，原来是这样！看来里应外合，这顽固的敌人也就站不住脚了！”毛泽东幽默地说。

　　一会儿后，贺子珍拿来一个木头做的脚盆，然后把药水滤出来倒进了脚盆，再把毛泽东扶起来坐在床沿上，先用手试了一下温度，觉得不烫了，才把毛泽东的伤脚轻轻地放进药水里，还问道：“烫不烫？”

　　毛泽东顿觉一股清凉的气息马上浸入伤痛处，浓烈的中药味儿直扑他的鼻孔，但药味儿过后，却有一股清香扑鼻而来，使他倍感舒爽。

　　“果然是仙药，有一股清香味儿呢！”毛泽东笑着说。

　　“是我放的薄荷，原来药里是没有的。”贺子珍说。

　　“妹子，你的胆子好大哟！”毛泽东说，“医生没开这种药，你也敢放？”

　　“有什么不敢放的，薄荷是用来解热、镇痛的，你不是痛吗？多一味药，就多一点作用。”贺子珍坦然地说。

　　“是呀是呀，你这种大胆尝试的精神，我可得赞美哟！”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关键是，你能懂得多一种药物，就多一份效力，这就像我们的革命一样，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贺子珍听了，再也没有往下回答。她一边扶住毛泽东的脚，在药水中慢慢地清洗，一边却在思考，觉得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就是不同，他可以把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触类旁通，然后看出其中的道理。

　　毛泽东在医脚，可他的心思却在想着外面两个地方，一个是陈皓带着的两个连在茶陵，不知怎么样了，再一个就是在大汾失散了的张子清第三营，那可是三个连呀，如今却一点消息也没有。

　　一旦脚痛有所缓解，毛泽东就不老实了，他总想出去走走。他还记得，在水口的时候，接到袁文才一封信，要他派几个人去当教官，当时他派了徐彦刚、游雪程和陈伯钧回到了茅坪，不知他们是在那儿练兵，还是在干别的什么事？他想去看看。再说外面的形势究竟有何变化，他也需要知道，但最好不是道听途说，他需要准确的信息。这个途径怎么获得呢？他想了想，终于有了主意。

　　毛泽东把警卫员杨梅生叫来，要他去对罗荣桓说，派人到新城去搞点报纸来看看。然后又对贺子珍说道：“我想出去走走！”

　　贺子珍马上说：“你还不能走路，需要休息！”

　　“一直坐在床上，闷得慌！”毛泽东烦躁地说。

　　“那好吧，但不能一个人出去。”贺子珍说了这句后，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还是我来扶你吧！”

　　“好！”毛泽东欣然同意。于是二人就肩并肩地相互搀扶着慢慢地走了出去。

　　他们慢慢行走，就在象山庵的院子里，不知不觉中就来到了象山庵的大殿门前。

　　毛泽东问贺子珍：“你以前来过这个大殿吗？”

　　“来过。”贺子珍回答，“大革命失败后，我在这里躲过，和这里的尼姑在一起。她们在蒲团上坐着念经，我也学她们。”

　　“你会念经？”毛泽东问。

　　贺子珍说：“我哪里会哟！只是跟她们学打坐。”

　　“现在这里有多少尼姑呀？”毛泽东又问。

　　“七八个吧！”贺子珍说，“都是被逼得没有出路才出家的！”

　　“宋江也是被逼上梁山的！”毛泽东突然转换了话题，“明天能帮我弄一副拐杖么？”

　　“到了明天再说吧。”贺子珍答道，然后反问，“宋江是谁？”

　　“一个不愿意上梁山的人。”毛泽东说，然后，跛着脚朝大殿走去。

　　贺子珍赶快追上去，马上扶住他。他们进了大殿，看见到处都是柱子。

　　毛泽东感叹道：“这里的柱子真多！”

　　贺子珍说：“据说，这象山庵，共有九十九根柱子，而尼姑最多时，也是九十九个。”

　　“是吗？”毛泽东有些怀疑，马上问道，“你数过？”

　　“没有！”贺子珍说，“现在数肯定没那么多了，因为这大殿曾经垮塌过！”

　　“真有那么多尼姑？”毛泽东又问道。

　　贺子珍回答：“不知道，也许这只是一个传说吧！”

　　此时他们已经走到了一座佛像前。在佛像的上方，是雪白的墙壁，在墙壁上，有四个墨黑的大字马上映入眼帘：念者谁佛。

　　毛泽东轻声念了念，但没出声。恰在这时，有两个老尼姑从外面走进来，马上坐在蒲团上，闭着眼睛诵起经来。

　　毛泽东对贺子珍轻声道：“真奇怪呢，念了这么多年经，还不知道是谁家的，这经还有必要念下去吗？”

　　贺子珍会心地笑了，她没笑出声，怕惊动老尼。

　　转了一遭，贺子珍扶着毛泽东又回到东厢房。少顷，殿里响起重重的木鱼声。毛泽东觉得奇怪，来了这么久，怎么今天才听见这木鱼声，而且声音很大。

　　这可能是那句“念者谁佛”触动了他的心吧。中国的老百姓历来顺受，靠别人指使惯了，根本就不知道干这件事究竟是为了什么，这难道和这个“念者谁佛”没有关系吗？不仅有关系，而且还有很大的关系。

　　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不都是这样吗？只要你给他衣穿给他饭吃，你叫他干什么他都愿意。但是，他只要没有了“吃穿”二字，可能就不会听你的了！

　　第二天，贺子珍再来给毛泽东送药时，捎来了一卷报纸，这是罗荣桓从新城搞来的。毛泽东如获至宝地抓在手里问：“你从哪里弄来的？”

　　贺子珍说：“是罗党代表派人到新城去买药时捎来的。”

　　毛泽东顾不得泡脚，急忙翻着报纸看。他浏览得很快，但很细，还没看完，不禁嚷道：“好时机，好时机！”

　　“啥好时机？”贺子珍不知毛泽东为何如此兴奋，忙问道。“李宗仁和唐生智终于打起来了，唐生智这一下却顾不到我们啰！”

　　毛泽东把其中一张报纸递给贺子珍看。贺子珍一看，原来是一条“唐生智前线吃紧”的标题，下面是“征调湘东各县保安团开赴前线，让各地挨户团守城”的报道。

　　“这一下好了，李宗仁这一进攻，唐生智后方就没兵了，你们就可以在这里大干一番了，是吗？”贺子珍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问。

　　毛泽东点头赞赏道：“对对对，你这妹子真聪明。可惜，张子清三营却下落不明，一营两个连也没消息。目前我们只有两个连呀！怎么行呢？”

　　他们正说着，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跑进来报告：“毛委员，陈团长他们回来了！”

　　“哦，你是说陈皓他们吗？那太好了！”毛泽东正愁没有兵，哪知道陈皓他们从茶陵那边过来了。

　　“他们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把第一连也带来了！”罗荣桓补充说。

　　“是吗？那很好！”毛泽东高兴地说，但是马上又问道，“有没有第三营的消息？”

　　罗荣桓很不情愿地摇了摇头，说：“没有！”

　　“唉，这个第三营，究竟到哪儿去了？！”毛泽东心里的石头却依然悬着。

　　“毛委员——”第一个进来的不是陈皓，而是党代表宛希先。这是一个脸上有几颗麻子但意志却很坚定的人，他进门就看见毛泽东在泡脚，才知道他的脚伤还没好。

　　但此时毛泽东却忘记了自己的伤脚，马上站起来拉着宛希先的手说：“希先啦！我们分别后你们怎么样？”

　　此时，团长陈皓、一营长黄子吉也跟着进来，后面还跟着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他们都分别叫着“毛委员”。

　　毛泽东笑道：“哈哈，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就放心了！我说陈团长呀，我们分别后，你们怎么样，快说说！”

　　原来，由陈皓所带的右路军是昨晚才赶到井冈山的大井的。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又回到茅坪，还以为去遂川那边了，所以就一直追来，最后听说毛泽东带着队伍上了荆竹山，他们也上了荆竹山，这才与大井的徐恕、韩昌剑他们会合。

　　自水口分兵之后，陈皓他们经安仁，绕了一大圈，然后直取茶陵。此时，罗定的挨户团已倾巢出动，城内空虚，一点防备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连的兵力，居然就攻进城去了。

　　进去后，他们马上攻占了县衙门，并活捉了国民党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还打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当罗定的挨户团知道茶陵县城被夺时，马上回兵。这时，他们估计，由于兵力有限，不能坚守，就按照毛泽东事先约定的策略，迅速退出，到酃县、安仁、茶陵三县交界的农村去打起游击来。但罗定回去后，一直关闭城门不出。下一步怎么办呢？陈皓没有了主意，只好到遂川来找毛泽东。结果，通过王佐的水客才得知，毛泽东所率的左路军已经上了井冈山，于是就率队赶来。

　　这次，他们可是凯旋而归。除了筹措了一些银洋，还有布匹、衣服之类的东西。

　　看着陈皓他们精神抖擞的样子，毛泽东从心里感到高兴。于是，他又有一个设想，就是趁敌人不备，再去攻茶陵。目前只有三个连，现在把警卫连也派出去，一共四个连，一起去攻茶陵，一定能够打败那个缩头乌龟罗定。

　　“好哇，你们能打胜仗，说明我们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的办法还是管用的。”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可这一次，我们左路军却不是这样，因情况不明，就吃大亏了！”

　　“怎么吃亏了？”陈皓马上问。

　　毛泽东坦然说：“我们在大汾遭了肖家璧的暗算，目前张子清的第三营还下落不明呢？”

　　“哦，原来是这样！”陈皓说，但此时，有一种阴影却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马上罩住了他的全身，他明显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此时却听黄子吉叫道：“下落不明？不会是全军覆没了吧？”

　　罗荣桓在旁边马上应道：“不会，我们警卫连都全部撤出来了，他们难道就不会杀出一个人来？”

　　“该不会临阵脱逃了吧？”黄子吉快人快语，说话不考虑后果。

　　宛希先马上制止他：“没有根据，别乱说！”

　　这时，毛泽东说话了。他说：“在战场上，各种可能性都会发生。但我们的原则却是先保存自己，再消灭敌人，这一点希望大家以后都要记住。所以，在特殊情况下，有必要的退却那是应该的，这个不能算临阵脱逃。至于第三营究竟是迷路走错了方向，还是真如黄营长说的临阵脱逃，这个问题在没有搞清楚以前，都不能妄下结论。从我个人而言，我是相信张子清同志的，还有第三营那么多为革命忠贞不二的同志，他们是不会临阵脱逃的！”

　　“等着吧，他们一定会回来！”罗荣桓说，他确信自己的判断。

　　“好了好了，大家辛苦了。你们去休息吧！”毛泽东笑着，然后对宛希先说，“希先同志你留一下！”

　　陈皓他们走后，宛希先被毛泽东留了下来。他知道为什么留他，那肯定是问部队里的党建问题。于是，他马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右路军中党员的发展情况和“支部建在连上”等问题。

　　汇报完后，毛泽东对宛希先说：“希先啦，把支部建在连上这个工作还得抓紧落实哟！别小看了这个环节，这对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都是有很大关系呢！”

　　毛泽东继续说：“暴动时，我们这个部队有不少党员，大部分军事干部也是党员，但这不等于就能使党能绝对领导整个部队。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党员的入党，很多都是在武汉大革命时代，那时是顺境，革命对象不是国民党，而是日落西山的北洋军阀，反正墙倒众人推，丰收好过年，所以入党的也就很多。可今天却不一样了，今天是在逆境中，环境极其艰苦，昔日的盟友却变成了仇敌，而且还被他们撵得鸡飞狗跳，稍微不慎，就有掉脑壳的危险。既要吃苦，又要挨饿，还得把命拴在裤腰带上。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入党者只能看他们的表现了。我们现在吸收党员，最好是在最基层的士兵中去，革命要成功，需要普天下的劳苦大众的参与，而那些小资产阶级出生的人不一定靠得住。我们的部队里不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吗？形势一旦受挫，有的人不是对革命悲观失望，临阵脱逃了吗？今天我预言，可能还有人会跑到敌人那边去呢？所以我们要把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下设立各党小组，就是要让各排各班都有一个团结的核心，把那些革命意志坚定的人吸收进来充当骨干，我们就不会在最艰难的时候让部队散架。”

　　听了毛泽东一番话，宛希先深有感触，他连连点头，表示赞成。

　　当晚，毛泽东有了一个想法。他要趁唐生智和李宗仁发动宁汉战争自顾不暇，在湘赣边界大干一场。在临睡之前，一个成熟的计划已经在他的脑中形成。

　　第二天，毛泽东来到茅坪南边的大垅村。他要在这里召开一次连以上干部会议。大垅这个村子，从外面看起来并不大，好像只有几户人家，但走进了村里才发现，这是一个大村。原来这里竹林很多，把整个村子都掩映在了一片竹海之中。

　　毛泽东拄着拐杖，在贺子珍的搀扶下，走进了大垅村。在一家比较宽敞的院子里，将士们都在等着他，四个连长分别是第一连的员一名，第二连的陈毅安，第三连的刘康，特务连的曾士峨，四个连党代表，分别是第一连的蔡会文，第二连的何成匈，第三连的蔡钟，特务连的罗荣桓，还有营长黄子吉，团参谋长韩昌剑，副团长徐恕，团长陈皓，党代表宛希先，一共十三个人。当然，这里面有两个人是兼着职务的，他们是宛希先，兼任一营党代表，陈毅安，兼任一营副营长。

　　毛泽东如数家珍地念着每一个人的名字，并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才坐下，宣布会议开始。

　　首先，毛泽东向大家讲明现在的形势对他们更有利了。他说：“目前国民党宁汉战争爆发了，唐生智的军队已经把湖南、江西的所有军队都调到了前线，造成后方暂时的空虚，这正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打开局面的好时机，因此根据前委决定，现在要把工农革命军四个连全部用去再攻茶陵。这次攻下后就不走了，要在那里建立政权。”

　　“要一鼓作气攻下茶陵，在缺少三营的情况下，兵力确实有些不足。”毛泽东继续说，“怎么办呢？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建议警卫连也跟着去，作为第四连编入战斗部队序列。待攻下茶陵后，归还建制。”

　　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的精神马上振作起来，特别是警卫连长曾士峨，一听说要去打仗，马上就拍手叫好起来。党代表罗荣桓本来是个谨小慎微的人，看曾士峨热情很高，也跟着鼓起掌来。

　　已经攻进过茶陵的二、三连，现在听说又去攻，而且还增加了两个连，就觉得更有把握了，于是也跟着鼓掌。只有第一连还不知深浅，使连长员一民不敢贸然鼓掌。

　　待大家兴奋过后，毛泽东又说：“此次出征不是去攻城，而是去消灭罗定挨户团的有生力量。现在罗定已没有外援了，他整天龟缩在城里，就不好打。还是要想办法把他引出来，让一部分人和他去打，另一部分人却去攻城。只要城一破，他就会慌的。那时，再给他来个挥师掩杀，乘胜追击。”

　　接下来，毛泽东讲了工农革命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遵守他在荆竹山下提出的三项纪律，然后还提出了三大任务。现在他在连以上军官会议上做了宣布，并要求宛希先负责的政治部要把这些纪律和任务落实到每一个战士身上。

　　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三大任务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最后，毛泽东说：“古人用兵，都要讲究个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也应该这样。所以我建议，现在就埋锅造饭，饱饱吃上一顿，天黑后就出发，而且越快越好！”

　　夜幕刚刚降临，天上却下起了毛毛细雨。这时，部队却悄然出发了。由于毛泽东的伤脚还没有痊愈，也就不能随部队出征，这时只好站在雨中为大家送行。他拄着一根由贺子珍为他准备的拐杖，在雨中站着。贺子珍打着一把黄色的纸伞，现在毛泽东身后。

　　看着部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毛泽东这才调转头，由贺子珍搀扶着回茅坪。

　　此时，他的思绪已经跑得很远很远，而且也很复杂。三营的下落不明，使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目前手中就只有这四个连近五百人的队伍了，这可是革命的种子呀，可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哟！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晚，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四个连在团长陈皓带领下杀了一个“回马枪”，又去攻打茶陵县城，结果正如毛泽东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消息所描述的，罗定的挨户团已被调走了，茶陵城十分空虚。

　　由于他们已经有了一打茶陵时熟悉地形的经验，所以这一次再也不绕什么弯子了，而是经宁冈的睦村、酃县的瑞口，顺沔水河西行，在十七日这天就到了茶陵的坑口。

　　本来他们准备在坑口宿营，但有人说，万一罗定的挨户团没走，跑来夜袭该怎么办呢？一向多疑的陈皓一听，觉得不妥，于是命令继续赶路。这可辛苦了广大将士们！

　　不过，这也是好事，他们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紧赶慢赶，终于在天亮以前，也就是十八日拂晓，经带江、马溪滩、洮水，悄悄抵达了茶陵县城的近郊。

　　兵法上说，兵贵神速，出其不意，这在工农革命军这边都用上了。他们到了这里一打听，罗定挨户团还真的撤走了。再说城里的守敌也不多，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已经远离茶陵十几天的这一小股共产党的武装，怎么会又回来，难道他们就不怕死吗？

　　城外隐蔽的工农革命军，为了知道城中的详情，先派出一部分人去侦察敌情。在城门洞里，他们遇到了一些半大的孩子，都是流浪在外无家可归的，其中有一个年纪偏大一些，已经是一个小青年了。他说他亲眼看见就在前两天罗定把他的一千多人带出了城，往西去了。

　　当连长曾士峨知道这个消息后还不放心，因为从修水一路走来，由于情报不准没少吃亏，他还得亲自问问这个孩子。

　　曾士峨问他：“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那青年说：“我叫龙开富，今天十九了！”

　　“十九岁？我看好像不太像。又瘦又矮，挺多十四五岁吧！”党代表罗荣桓说。

　　“我不骗你的，宣统第一年生的！”那个叫龙开富的大孩子说，还掰起指头算起来。

　　“听说，你想加入我们的队伍，为什么要加入呀？”曾士峨问。

　　“你们打土豪，分田地，杀掉世上的恶人，让穷人过好日子！”龙开富说。

　　工农革命军在“一打茶陵”的时候，他亲眼看见就是这些人杀了县长，打开监狱救出了很多被冤枉的人。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你走了他们放心吗？”罗荣桓问道。

　　龙开富说：“我没有家，一直在外流浪。”

　　此时，团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宛希先也到了第四连。他问龙开富：“你怎么知道罗定不在城里？”

　　“上回你们刚走，罗定就带着人马进了城。”龙开富说，“但是，没过几天，就又出城了。也就是前两天，我亲眼看见他们从西门出去的，长长的队伍，一直没回来。”

　　这大概是去攸县了，这个县在茶陵的北部，但不能直接去，因为大山阻隔，只有往西，顺洣水河下游，从西北方向进入。

　　经宛希先了解，原来这龙开富是茶陵县火田乡白腊村人，从小因为习武，与地主家的儿子格斗，居然把地主儿子一刀给捅死了，从此就逃亡他乡，到处流浪。

　　现在消息已证实，罗定的挨户团确实不在城中，这就说明城里空虚，可以放心大胆地攻城了。

　　消息传到陈皓那里，他还在犹豫。可一营长黄子吉却等不及了，他说：“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攻呗，还等什么呢？”

　　宛希先见陈皓一言不发，只好说：“陈团长，想好了吗？打还是不打？”

　　“上一次我们因为不熟悉地形，趟水过河，牺牲了好几个人。这一次，可不能再吃亏了！”思考了一会儿后，陈皓说，“这一次，我们留下一个连，在东门外架设浮桥，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其余三个连，从西门攻进去！”

　　茶陵城本是三面环水一面陆地的地方。在它的西面、南面和东面，茶水河绕着城墙往西流入洣水，这就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所以，陈皓决定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对茶陵城发起攻击。

　　结果正如曾士峨他们侦察的那样，茶陵城中的守军已不到一百人，都是一些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察和保安队，他们看见东门外在架设浮桥，于是就把兵力集中到了东门，这样就造成了西门空虚。结果不到两小时，工农革命军就攻进了城。

　　由于有“一打茶陵”的经验，第二连连长陈毅安进城后，马上带着人去砸监狱，结果监狱里的犯人并不多了，第三连马上去占领县衙，上一次县长和书记长被抓住后，由于来不及公审，就撤走了，让他侥幸逃脱。这一次却又被活捉了。

　　进城后，陈皓把团指挥部设在洣江书院里，这里是全城最大的书院，是当地学术权威在此讲学的地方。一个大院子里几间别具风格的殿堂错落有致，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多人聚会的地方，所以四个连除了分别镇守在四门的，剩下的都驻扎在这里。

　　进城后，宛希先这个政治部主任马上就忙起来，他出示了一张安民告示，说明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坚决遵照“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等三大纪律的指示，打土豪，分田地，为老百姓谋福利。下面署名，依然用“郭亮”两个字。这是毛泽东一再叮嘱过宛希先的，因为郭亮曾是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总工会主席，许多地方的人都知道他，名声很大，以他的名义做号召，就有影响力。

　　接着，宛希先在大街上还组织宣传队对工农革命进行广泛的宣传。他们揭露自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政府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特别是长沙“马日事变”后，各地的共产党员惨遭屠杀，国民党已成为工农的敌人这个铁的事实，号召广大工农群众只有参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这一宣传，让前来报名参加革命军的人数逐渐增多，他们大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当然，也包括那个在城门洞里过夜的龙开富。此时，在一家名叫“徐文元”的书纸店里，有一个店员也来报名，然后主动提出要见部队的最高领导。他是谁呢？口气怎么这么大？

　　原来，此人名叫谭震林，是从攸县那边过来隐蔽的工人纠察队队长。“马日事变“后，他被国民党攸县县党部通缉，只好单身一人逃到他曾经学过艺的茶陵县城来隐姓埋名。上一次革命军来了，但很快就撤走了，使他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不见了踪影。可这一次，他一听说，就马上跑来了。

　　谭震林出生在茶陵县北边的攸县，但十四岁就在茶陵县城的书纸店里当学徒，直到他二十四岁时，也就是一九二五年才回攸县。后来在一个叫余来的共产党人引领下，成了一名党员。但由于今年五月在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为了躲避何键三十五军的杀戮，他就悄悄来到茶陵县城，潜伏在一家名叫“徐文元”的书纸店里，做起装订图书的工作来。

　　宛希先听了谭震林的自我介绍后，作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很需要谭震林这样的地方干部，来作为当地群众支援工农革命军的骨干力量，现在他刚到茶陵县城，对这里的民情还不熟悉，完全可以通过谭震林把茶陵县城的工友们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和纠察队了。

　　此时，从监狱里被解救出来的李炳荣也来找宛希先，愿意主动出来工作。他可是茶陵县本土本乡之人，是共产党在茶陵县发展的第一个党员，由于“马日事变”把他关进了监狱，工农革命军“一打茶陵”时才把他救出来，现在身体已恢复得差不多了。现在，宛希先需要他把茶陵县的农民协会恢复起来，并组织农民自卫军。

　　这个工作还非常适合李炳荣去干，因为他是霞东乡人，本土本乡，熟悉这里的农民。

　　李炳荣是去年六月入党的。当时北伐军路过这里，他受政治部的一个干部的影响，就加入共产党了。路过这里的是第二军第六师，政治部主任就是后来闻名的肖劲光。介绍李炳荣入党的那个人叫林焕然，另一个是省农民运动特派员杨孔万。由他们两个人介绍，李炳荣成了当地最早的共产党员，而且还和他们组成了茶陵县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

　　后来，李炳荣被调到湘南永明县去搞农民运动，茶陵县的共产党组织就另外有人负责了。今年五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他才悄悄潜回茶陵，但不幸被捕入狱。前几天，工农革命军一打茶陵城，打开监狱救出了八十多人，其中的一个，就是他。

　　由于有谭震林和李炳荣的帮助，宛希先的政治部在大街上宣传，马上就有人愿意来参加工人纠察队了。

　　接着，他们又开始做起了建立工会、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的工作。

　　在打进茶陵后，团长陈皓一改先前那种一脸阴霾的表情，而马上显得春风得意起来。想不到只有几天工夫，这茶陵县城又被夺在了手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想当初，刚攻下，还来不及享受一下城里的繁华，就被罗定“逐”了出来，当时觉得很窝囊。现在，罗定已经撤走，他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就在洣江书院，大摆庆功宴，开怀畅饮起来。

　　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和一营长黄子吉，也喜笑颜开，与团长一起，把酒席闹得轰轰烈烈。

　　他们还邀请宛希先，但被宛希先拒绝了，还说了几句他们认为难听的话。气得营长黄子吉在背后骂道：“这宛麻子简直不识抬举，以后就别请他了。真是假正经！”

　　记得在攻下莲花城后，这几个人就这样聚过，那时还有师长余洒度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却被毛泽东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一通。陈皓一听师长都挨了批，早就灰溜溜地躲开了。

　　可现在毛泽东不在，他们又遭到宛希先的批评，这让陈皓耿耿于怀。他想，在共产党的队伍里真难，想自由一下摆个酒席都不行，还活个什么劲呢？这党代表真成了“挡代表”，把他们想做的事全挡着不让做，不想做的事偏让他们去做，真是太让人气愤。

　　宛希先兼着许多职务，既是团党代表，又是营党代表，还是团政治部主任。他对陈皓、徐恕他们的做派看不下去，也只是说说，根本没打算要采取什么措施进行整治。就是这样，也引起了陈皓他们的不满。

　　但说归说，工作归工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宛希先还是要找陈皓商议的。比如现在已经把国民党的县政府给推翻了，可部队的给养问题找谁要呢？每天几百号人要吃饭，人吃马喂的，也需要一些银洋吧？所以得尽快建立起一个新政府来。这个问题，他就得和陈皓商议。

　　陈皓也同意建立新政府，他把名字都想好了，叫“茶陵县人民委员会”，他认为这个名字响亮，苏联的中央政府不是叫“人民委员会”吗？但是他没想到，这是县级政府，用不着这么大排场。

　　当务之急，现在是需要一个人出来当县长，把茶陵县出现的权力空缺给填补上去，然后维持它的运转，为军队和老百姓服务。可这县长谁来当呢？在陈皓的手下，都是一些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人，要说行军打仗，排兵布阵，那可没问题，但要说当县长，谁会？

　　所以，陈皓说这事他管不了，应该是宛希先政治部的事，要他一手去操办。

　　其实，宛希先也觉得棘手，他们都是军人，要带兵打仗还行，这县长的差事谁干过？

　　他正犯愁，第四连党代表罗荣桓来找他汇报发展党员的事。他马上灵机一动，觉得罗荣桓是青岛大学的学生，知识分子，来当这个县长肯定没问题。

　　宛希先把自己的意思一说，可罗荣桓却说：“我们这里有一位现成的县长，你怎么不用呢？”

　　宛希先忙问：“谁呀？我怎么不知道！”

　　“谭梓生，我们连的文书。”罗荣桓笑着说。

　　“他怎么会是现成的？”宛希先问道，“难道他以前当过？”

　　“就是因为他当过，我才这样说，军中无戏言嘛！”罗荣桓回答道。

　　宛希先忙问：“那你说说，他怎么当的？”

　　原来，谭梓生也是一名大学生，在鄂南暴动前，比罗荣桓早先一步到了通城，待罗荣桓去后，他们就住在一起。这期间，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就要免不了谈谈各自的经历，这才使罗荣桓知道，原来谭梓生还当过县长。

　　谭梓生是安徽旌德人，曾在南京南方大学就读，后又转入上海法政大学。他是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的，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北伐期间，当谭延闿的第二军第六师经过他们的旌德县时，他正好在家乡，就曾被第六师政治部主任肖劲光任命为旌德县的县长。

　　宛希先一听谭梓生以前当过旌德县的县长，就像发现了宝贝，马上把谭梓生从第四连找来。但是谭梓生却说：“我当县长只有几天，没什么经验，怕搞不好”。

　　宛希先说：“没关系，反正你当过，比一天都没当过的强多了，现在我就任命你为中共茶陵县人民委员会县长”。

　　就这样，谭梓生这个连部文书，马上就当起了县长来。那时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比符向一在鄂东的黄安县建立的农民政府迟了六天，但和彭湃在海丰县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却是同一天。

　　但遗憾的是，这个政府却是“新瓶装旧酒”，它虽然仿效的是苏联中央政府的名称，却干着中国旧衙门里所干的事，在今天看来，有些不伦不类。可在当时，已是很不错的一大进步了。毕竟它是*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在湘赣边界进行土地革命时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谭梓生究竟装了哪些“旧酒”呢？根据他在安徽老家当县长的经验，部队的给养问题，找商会要。以前北伐军就是这么干的，而各地的商会。有人来报案，他就像旧小说里描绘的那样进行“三堂会审”。

　　可是这样做，却引来了许多人的不满。大家都说，既然是新政府了，就应该给老百姓撑腰，怎么到头来，商会却把钱摊到了每户市民的头上。还有那个打官司断案也不对，应该是重证据，而不是县长随便一句话，就把被告关进了监狱。

　　宛希先知道这些事后，也觉得不妥，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好写信给井冈山下的毛泽东，要他对这个刚成立的茶陵县给予具体指导。

　　却说部队得到军费后，团部的几位军事首长们一改先前那种和士兵们同吃同住的规定，而是自己开起小灶来。他们把营长黄子吉也叫来，一到晚上，就在洣江书院里开怀畅饮。

　　陈皓本人也开始讲究起来，在公众场合，首先很注重自己的仪表，而且还以庆祝胜利为由，在洣江书院里唱起了堂会，也就是把戏班子请来专门为他们唱戏。营长黄子吉和他手下的何成匈，还逛起了妓院，进出于赌场。

　　他们对部队驻扎在这个地方，早忘了毛泽东叮嘱的三大任务，打仗以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发动群众起来革命，而认为部队就是单纯的打仗，所以只做军事上的训练，按照军校要求的课程，每日“三操两点名”后，就各自玩痛快去了。

　　一时间，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在武汉的日子。而从武汉到黄石，再到修水，再进军长沙，以及兵败金坪、芦溪而路过三湾、古城，再到酃县而后又上荆竹山，这一系列所经历的事情，都仿佛是一场噩梦，只有现在，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陈皓、徐恕、韩昌剑、黄子吉这四个人，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陈皓、韩昌剑是第一期的，而徐恕、黄子吉则是第四期的。他们都留恋过去武汉的生活，对进入武汉警卫团曾经是有一种优越感的，特别是陈皓和韩昌剑，还加入了*，但是现在看来，他们都后悔了。

　　首先是那个团长陈皓，这人是一个典型的阴阳人。三湾改编前，他只是一营营长，虽然在三湾他自愿留下了，但那是因为他看见师长余洒度没走。后来被毛泽东升为团长，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做？还不是因为武汉警卫团比浏阳义勇队强，他很器重吗？

　　可陈皓呢？在毛泽东面前他装的唯唯诺诺，言听计从，但是骨子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什么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吃喝玩乐，贪图享乐，贪恋女色，以权压人，各种毛病，在暂时的胜利中充分表露了出来。

　　其实，陈皓这些毛病，在今天和平安定的社会里，也算不得什么。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却是个大问题。因为它可以直接削弱每一个人的革命斗志，在敌人未来之前，遇到困难就会溜，在敌人来了，还没有打，可能就想投降。

　　两个多月的艰难行军和几次激烈的战斗，以及三湾改编后官兵平等军官取消开小灶，和战士们一起每天吃的几乎都是红米饭、兰瓜汤，好几天都见不着一点油星，这种日子已经让陈皓相当愤懑。

　　在许多时候，陈皓的心里是很不平衡的，一想到这些不愉快的事，心里就暴躁。不禁自问，难道考上黄埔军校就是为了过这种日子？但他善于伪装，在公众场合，不把自己的想法表露出来。

　　可是，现在进入茶陵城后，就不同了，由于没有毛泽东在身边，他就什么都不怕了，觉得可以放松一下了。

　　三湾改编时，陈皓和张子清都是营长，但从大局考虑，毛泽东没让张子清当团长而让陈皓当，这是因为毛泽东看重这个曾经是武汉警卫团的第一营，把他们作为部队主力来培养。但是陈皓对自己成为团长并不感到有什么幸运，相反的，却认为这是一个想自由一下都不能的包袱。因为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的管教下，清规戒律实在是太多，使他真受不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陈皓也想学他的老上司余洒度，脚底下抹油，溜！当他带着队伍到井冈山的大井，与第一连会合后，才知道张子清的第三营在大汾一战中居然失踪。当时他就断定，他们肯定不会回来了。他真佩服这个张子清，他想到的，他们也想到了。可这样一来，不是坑了他陈皓吗？以后来了敌情，靠一个营去支撑，怎么能行？

　　一想到这个后果，陈皓马上就失去了信心，觉得以后这个局面靠他来支撑，简直是泰山压顶，他可没有那么大能耐。于是，就想到把队伍拉走。可拉到哪里去呢？目前他还没想好。他认为第一步，是先摆脱毛泽东的控制，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毛泽东要他带着四个连来攻打茶陵，他真是求之不得。

　　却说毛泽东送走陈皓、宛希先他们后，继续在茅坪疗伤。在贺子珍的搀扶下，在步云山附近的坝上村、洋桥湖、马沅村与象山庵之间转悠。在遇到有人家的地方，他就坐下来歇一会儿，问问这些人家有多少人吃饭，有多少人劳动，家里有多少地，是自己的还是租种别人的，如果是租种别人的，和东家怎么分成，是五五开，还是四六开，一年实际有多少收入，又有多少开支，等等这些，他都用笔把它记在烟盒上。

　　表面上看，毛泽东是在与人拉家常闲聊，以打发疗伤中无聊的时光，而实际上却是在做革命工作，为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做民情调查。因为他们刚来井冈山，对这里的一切还不熟悉，特别是生产关系、生产状况、土地与物产分配等，都还一无所知。这对将来制定相应的政策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相当不利的，所以事先做一些社会调查，完全是必要的。

　　毛泽东后来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从这时才开始体会出来的。在战场上，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政策上，不调查，两眼一抹黑，就开始决断，那是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这种瞎指挥，危害可深呢！

　　不几天，毛泽东接到宛希先从茶陵送来的信，知道陈皓他们一鼓作气攻下了茶陵，心里很高兴。但是一看见他们建立的“人民委员会”，就觉得不对，怎么会是一个脱离群众的政府呢？这不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吗？

　　军费靠商会筹集，然后又摊派下去，那些商会头子、土豪劣绅们给自己摊派了吗？他们不仅不会出钱，而且还可以趁此机会大捞一把，最终还是老百姓倒霉。这不是和国民党搞的那套一模一样吗？

　　“不行！”毛泽东想，“得马上写封信告诉宛希先，得建立代表工农利益的工农兵政府，就像苏联那种苏维埃式的。”同时，宛希先也汇报陈皓他们贪图享乐的事，并要求毛泽东给一个惩治腐化堕落的办法。于是，毛泽东匆匆忙忙地就在一家农民的院子里写好了回信，让宛希先的政治部立即整改。

　　为建立新的政府，毛泽东写到：应该是建立像苏联那样的苏维埃政府，就是以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士兵代表各一人共同组成政府成员，把工会、农民协会团结在政府周围，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政策。至于人民委员会，那是苏维埃最高级的形式，目前还没有那个条件。

　　关于整治部队的腐化堕落，毛泽东写到：遵守三大纪律，官兵平等，同吃同住，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进行监督，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宛希先在信中写到陈皓等人也腐化堕落起来，问这该怎么办？这件事情，不得不使毛泽东担心起来，而且已经敏感到了情况有些不妙。陈皓可是他一手提拔的军事干才，如果真有腐化堕落，那怎么得了？他可是军事上的主帅，会把整个部队带到阴沟里去。

　　目前，井冈山就只有这么一点武装力量了，如果出了问题，连老本都得赔光。所以毛泽东在信中没有正面回答对付陈皓的问题，他怕宛希先把动静搞大了，陈皓一气之下把队伍拉走，那该怎么办呢？

　　突然之间，毛泽东的心马上悬了起来。他真恨自己的这只脚，如果不是它耽误着，他早就跟着部队去了。现在怎么办呢？他只能在信中这样说，对付官长的腐化堕落问题，要广泛联系群众，让大家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肯定要做相应的处理。但他们有权，此事得审慎，要顾全大局，不能因小失大。

　　信写完后，毛泽东依然不放心，他觉得这封信必须及时送给宛希先。为了保险起见，他要自己的警卫员李根勤亲自跑一趟。

　　几天后，毛泽东住进了茅坪村。

　　在茅坪村谢家公祠的后面，有一个叫谢观南的房子空着，在袁文才的协调下，暂时用来作为毛泽东疗养的住处，同时也可作为他指导革命的工作之地。

　　这个房子属于砖木结构的二层楼瓦房，其屋顶有些特别，留着一个天窗，很像一个天井。而且，做的也很精致，用八个角镶嵌而成，喇叭型，上小下大，用三层木板装饰起来。这种天窗，在茅坪，只要是两层楼房的人家，都喜欢这么做，当地人把它叫做“藻井”，是客家人的一种风格。

　　但毛泽东看了之后，却把它叫“八角楼”。

　　在八角楼住下后，毛泽东在想一个问题。为在井冈山打开新局面，除了部队要去各处游击，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在这里建立工农兵政权，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要做这些事情，首要的问题，就是对袁文才、王佐的部队进行改造。

　　说到袁、王二人及其部队的改造，毛泽东认为还是不能操之过急。由于他们是江湖中人，一旦不慎，就会被认为你要吃掉他们，所以得慢慢来。以前，工农革命军只是路过这里，所以他们愿意以礼相待，而现在却要在这里扎寨，他们能接受吗？所以，要争取他们，还需要时间。

　　思考良久后，毛泽东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觉自愿来参加革命。他认为，工农革命军暂时不要损害他们的利益，而是在他们周边各县打土豪分田地，当搞出一个局面后，他们会找上门来主动参加革命的。到那时，就是瓜熟蒂落的时候了。

　　毛泽东答应袁文才派教官帮他训练队伍，是出于很多考虑的。这不光是为了双方搞好关系，更重要的是要把一些革命思想渗透进队伍中的每一个人，让他们脱离封建侠士观念，提高阶级觉悟，将来可以成为革命战士。其实，这已经在改造他们了。

　　在茅坪的八角楼里，毛泽东把自己在坝上村、洋桥湖所进行的调查记录进行了整理，写成了一篇像样的文章，题目就叫《宁冈调查》。他要把这篇文章作为在井冈山地区开展进行土地革命的客观依据，使读过爱文章的人觉得井冈山的革命是必须的，中国的革命也是必须的！

　　在茶陵，宛希先收到了毛泽东的信。信中说，那个“人民委员会”应该马上取消，谭梓生也不能去当那种县长，要重新成立政府，由工人、农民、士兵各选一名代表组成，这个政府叫工农兵政府。它的县长是在代表性产生，职能是“打土豪，分田地”，部队的给养也是通过“打土豪”所得来维持。

　　看到毛泽东的来信，宛希先知道自己以前是搞错了，于是立即召开会议，拟成立新的政府。出于无奈，陈皓、徐恕等人也表示同意。于是，他们又马上张罗起来。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了。在两万多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上，谭震林被推选为工人代表，李炳荣被推选为农民代表，陈士榘被推选为士兵代表。由谭震林出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李炳荣出任茶陵县革命委员会委员长。

　　政府成立后，马上就像一架上了发条的机器，开始运作起来。在部队的配合下，经济上，马上对地主豪绅实行清算，如有不服，坚决镇压，没收其财产充公，把多余的田地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

　　接着，县城外的十多个区、乡，也纷纷成立这种政府，使“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空前高涨。就这样，到处都在清算土豪劣绅，分田分地，焚烧债券、契约等。

　　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宛希先领着两个连来到高陇，亲眼目睹了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热情，他们打土豪，分福财，闹得热火朝天。由此，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心说，这毛委员的确有两下子，他站得高，看得远，把农民了解得太透。没有他，真还打不开局面，这几百人的部队可就寸步难行了！

　　当上政府主席的谭震林也没闲着，他组织了一支工人纠察队，给每个队员发一个红袖套，让他们在大街小巷进行巡查，夜里还把他们集中起来，负责各地的联络和维护城里的秩序。还派出干部，对城里的工商业主进行调查，让他们捐钱捐物，支援革命。

　　由于他做得有声有色，附近各乡村都模仿起来，成立了各种赤卫队、暴动队，以拱卫胜利果实。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使茶陵县境内的地主豪绅们又恨又怕，因为他们的地被查出后，分给了附近的贫苦农民，还把田契搜了出来，然后当众烧毁。

　　这引起了地主们的仇恨和反抗，于是就被抓起来游街示众，还开斗争会，让他们戴上高帽站在主席台前低头认罪。这使得一些地主铤而走险，逃出去后组织武装进行报复。

　　在高陇的大地主中，有两个人联手叛乱，一个叫谭绍绪，一个叫罗兆鹏，他们的地被分了后，马上就纠集了三百多人枪，准备突袭县城。只有一天的工夫，他们就穿过腰陂到了踞县城最近的定宁寺山上。

　　高陇在茶陵县城的东北角，与江西的莲花县接壤。从地里位置来看，它是县城东北边的一个重镇，两地相距七十多里，但这些土豪却神不知鬼不觉地躲过宛希先他们，突然之间就到了县城眼皮底下，这无疑是对新生的工农兵政府构成了威胁。

　　消息很快传到县城，但为了防备攸县敌军，团长陈皓已带着两个连布防去了。也就是说，城里已经没有兵，有的只有刚招募的两百多纠察队员。

　　天已经黑下来，政府主席谭震林马上去找农民协会委员长李炳荣，还有士兵代表陈士榘，共同商议御敌之策。最后决定，一面派少量纠察队员守城，一面派人出城去搬救兵，然后谭震林亲自带着纠察队主力到城外去迎敌。

　　谭震林原是攸县工人纠察队队长，有一定的实战经验和指挥能力。他听说敌人在定宁寺山上，他就捉摸着如何战胜这股敌人。在陈士榘的协助下，他把一部分纠察队埋伏在定宁寺山的右翼，另一部分却涉过茶河，迂回到敌人的左侧。

　　此时，在高陇的宛希先已得知这股地主武装去偷袭县城，马上派一个连抄近路来追赶拦截，而自己则带另一个连随后跟进。但他们的愿望落空了，因为一直没追赶上。

　　天亮了，定宁寺的敌人开始下山进攻，此时埋伏在左、右两路的纠察队员突然杀出，使他们猝不及防，结果被打死了二十多人。二十多支枪也被捡了回来，真是大获全胜。

　　开始，这些地主被打懵了，还以为遇到了正规军，当搞清楚是临时拼凑起来的纠察队时，胆子就壮了，立刻卷土重来。谭震林马上严阵以待，准备和这些地主拼个高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敌人的背后突然响起了枪声，接着还有冲锋号声。

　　原来是宛希先带着两个连的正规军从背后杀来。这一下，敌人的阵脚乱了，马上撤退。这时，谭震林看见机会来了，马上命令赶快追击。结果，这些地主武装被打得七零八落，只有狼狈逃窜的份。

　　一天早上，在茅坪的毛泽东听说工农革命军打了胜仗，心里马上轻松了许多。他刚进入工作状态，就听见贺子珍来说，有几个人要见他。

　　毛泽东说，自己腿不方便，叫他们上楼来。这些人上来，他一看，走在前面的是在步云山训练袁文才部队的陈伯钧，还有袁文才的部下周桂春。另一个是谁呢？穿着干净的军装，还有国民党的帽徽，但此人把帽檐遮住了眼睛，使他根本就看不清面孔。

　　毛泽东见到陈伯钧，第一句就问到了在步云山训练的情况，还和周桂春拉了拉手。这时那个穿军装的人却发话了。他的第一句居然是：“大哥，原来你在这里呀！”

　　毛泽东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觉得奇怪，马上问那人：“你是谁呀，怎么叫我大哥？”

　　“我是润菊呀，为了找你，我走得好辛苦哟！”毛泽东一听，这声音的确是他弟弟毛泽覃的，而毛泽覃的小名就叫“润菊”。

　　这是父亲毛顺生在他三个儿子出生时的特意安排。为了让他们像花草一样只要有根就能生长，他给三个儿子都取了一个带草字头的小名来作为名字的“字”，所以，他把毛泽东叫“润芝”，毛泽民叫“润莲”，毛泽覃叫“润菊”。当然，后来毛泽东把他的“芝”改成了“之”，那就更有意思了。

　　那个穿军装的人听毛泽东一问，马上把帽檐往上移了移。现在，毛泽东终于看清了，此人果真是他的弟弟毛泽覃。惊喜之余，他马上觉得有些蹊跷，又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从哪里来？”

　　毛泽覃马上说：“我从汝城来，是朱德军长派我来的！”

　　“你不是在武汉吗？怎么到了汝城呢？朱德是谁？他的哪个部队的长官？”毛泽东这么问，是因为在这之前，他根本不认识朱德，所以他必须要搞清楚。如果是国民党的军队派他弟弟来劝降，那就免开尊口了。

　　毛泽覃马上说：“朱军长是共产党的军长，是他派我来联络你的。”

　　“怎么回事？说来听听！”弟弟不是国民党派来的，毛泽东终于放心，但其间发生了什么，他依然不知道，所以希望毛泽覃告诉他。

　　“我和你在武昌分手后，就被党组织安排在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任文书。”毛泽覃开始了漫长的叙述，“南昌暴动后，军长黄琪翔把政治部解散了，主任李世安要我们去南昌，结果很费了一番周折才到，这时暴动已经结束，我被安排在叶挺第十一军政治部任宣传干事。”他所说的李世安，就是秘密介绍叶剑英入党的那个人。原来他是黄琪翔第四军的政治部主任，所以趁方便也把参谋长叶剑英争取加入了共产党。

　　接着，毛泽覃就把他的经历详述了一遍，也就是革命军如何南下，如何在抚州整顿，如何在会昌决战，又如何在汀州顺江南下，如何在三河坝分兵，如何在潮汕失败，一一告诉了大哥毛泽东，把毛泽东听得时而坐下，时而站起来，时而又走到窗前看着远方。

　　当说到潮汕失败的经过时，毛泽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自己兜里留下的半截香烟拿出来，点燃后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股浓烈的烟雾。

　　毛泽覃比毛泽东小十一岁多，是毛泽东最小的弟弟。在毛氏三兄弟中，他们虽是一母所生，但性格却不尽相同。毛泽东刚毅沉稳，毛泽民忠厚精明，毛泽覃机敏聪慧。毛泽东去省城长沙念书的时候，毛泽覃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每天被父亲叫去放牛。

　　所以，毛泽覃从小就与那些放牛娃在一起，他喜欢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和小伙伴们练就了采草药、捉山鸟、捕毒蛇的本领。看到这些，父亲毛顺生很不高兴，认为这小儿子野性太重，要让他舞文弄墨，可能不太现实，看来只能是个舞枪弄棍的料了。

　　但毛泽东却喜欢他这个小弟，在假期回家，还和他一起进山，也教他识字学文化。

　　和大哥在一起，毛泽覃觉得很对脾气，他既是大哥，又是老师，还是知心朋友。所以，有什么话，他都要跟大哥说。别人的话他可以不听，但大哥的话他不得不听。

　　现在，毛泽东听了毛泽覃对南昌暴动南下失败经过的述说，终于有了一个对南昌暴动如何失败的全面了解。他心情很沉重，同时也在思考，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在脑海中，他做了很多种避免失败的假设，但是都被他一一推翻了。也就是说，好像哪一种，都免不了要失败。

　　从当时的形势看，撤回广东，重新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争取苏联的援助，然后再进行北伐，这倒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可是能够实现吗？事实是不能。所以再完美的计划，如果不能实现，也是无用的。

　　也就是说，无论你采取哪种方式，是就地发展，还是南下广东，都免不了有国民党军队来围追堵截，最后兵力不足，打不过人家，依然是失败。

　　想到这里，毛泽东对自己带领三个师去攻打长沙，结果在半道上就被迫撤回，今天看来算是万幸。假如当时一切都顺利，三个师打到了长沙城下，又怎么样呢？动静越大，越要引来无数敌兵的围困。最后的结果是孤军奋战，不失败才怪呢？

　　这里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中心城市和重要港口等，都是敌人统治力量很强的地方，你要去夺取，力量小了，根本就不可能。力量大一些，有可能攻下，但却经不起国民党军阀们的倾巢出动，遍地围歼。

　　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这就得出一个结论，在革命力量还没有壮大之前，不能去留恋那些大城市。要革命，只能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或者农村，去慢慢发展壮大，可能还有一线希望。

　　此时，毛泽东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毛泽覃怎么又到朱德的部队里，他不是在叶挺的政治部吗，怎么又出现个朱德呢？

　　接着，毛泽覃就把自己从叶挺政治部又调到周逸群第三师政治部，之后又从潮州突围到澄海，再转移到茂芝，与朱德从三河坝撤退出来的第二十五师会合，全部告诉给了毛泽东。

　　毛泽覃说：“在茂芝，大家都没了主意，甚至有人提出解散。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朱军长站出来，以最高首长的名义把大家拢在一起，然后对部队实行轻装，向粤闽边界转移，在一个多月里，才到赣南的崇义、上犹地界。”

　　毛泽东问：“这一个多月，就没发现敌情？”

　　“怎么没有？”毛泽覃说，“在福建安远县城，部队刚消灭一股土匪，就被钱大钧的十八师包围，损失惨重，致使原来的两千多人减少到一千多人。”

　　“那后来呢？”毛泽东急迫地问，“后来的敌情怎么样？”

　　“后来没有太多的敌情，但沿途要遭到土匪的袭击。”毛泽覃说。“更其严重的，是没有吃的，有人拖枪逃跑，到了天心圩。朱军长对部队进行了整编。”

　　“跟我们遇到的情况一样嘛！”毛泽东感叹道。“你给说说，他是怎么整编的？”

　　毛泽覃说：“部队到了安远县的天心圩，对不愿意再往前走的，发给路费回家，最后把部队整编为一个团。到了信丰县的大余镇，有人违反纪律吃饭不给钱，还拿手榴弹威胁，朱军长下令枪毙了两个肇事者，以整顿军纪。到了崇义县的上堡，部队又出现违纪现象，朱军长决定对部队进行整训。”

　　“哦，你们的朱军长还真有两下子，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呀！”毛泽东感叹道。

　　毛泽覃继续说：“朱军长不光打仗很在行，做思想工作也很有一套！”

　　“是吗？”毛泽东惊讶地问，“举个例子呢？”

　　毛泽覃说：“在茂芝会议上，大家面临着解散的危险，在天心圩，又面临这种危险。可是在大家正面临选择时，朱军长却站出来先讲了话，然后大家就放弃了选择。”

　　“他讲的什么呀？”毛泽东好奇地问。

　　“他说，中国的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暴动也失败了！但是我得向大家说明，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失败了，但到了一九一七年，却成功了。中国也一样，革命是失败了，但它是暂时的。因为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

　　“说得好！”毛泽东称赞道。

　　毛泽覃继续说：“他说，只要我们能保存好革命的实力，我们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所以，请大家三思！我可是要革命到底的，一直到革命成功。因此，要革命的，就跟我来，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哦，你们这个朱老总，还真有些办法！”毛泽东不得不佩服道。

　　接着，毛泽覃把他们从安远撤退一路走来生活非常艰苦的事告诉了毛泽东。还说，部队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就是没吃的没穿的，即使在天心圩整编后，到了大余，还是有违纪现象，即使在大余枪毙了两个肇事者，到了上堡，还是有人在违纪。

　　怎么办呢？在朱德和陈毅的共同商议下，开始对部队中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然后又千方百计想办法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借鸡生蛋”的办法，与范石生的第十六军进行“党外合作”，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听编不听调，这才解决了给养。

　　毛泽东听到这里，马上问道：“你们被编进了多少人？”

　　“范石生是朱军长的同学，他肯定希望我们编进去后就是他的部队了。关于这一点，朱军长很谨慎，开了几次会议进行讨论，大家认为，在保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可以让他收编，否则就免谈。”毛泽覃说，“其实我们连一个团的人都不够，但是为了多要物资，朱军长报了两个团的编制，把井冈山这边过来的一支部队也算上了，又编成一个团呢！”

　　“井冈山的部队？他们是这样说的吗？”毛泽东很惊讶地问，他怎么不知道这个情况呢？

　　“是的，他们是从桂东那边来的，有一个营的兵力，与我们汇合了。营长姓张，叫张子清。”毛泽覃说。

　　“是吗？我的个天哟，我还以为他们上天入地了，让我永远也找不着了，原来他们在那里！”毛泽东惊呼道。

　　接着，他把在大汾遭伏击与张子清第三营失去联系的事一说，大家都全明白了。原来张子清第三营在黑暗中突围，把方向搞错了，本来是向西北，却去了西南，这样就越走越远，走到了桂东地界。继续往前走，就到了信丰一带，和朱德的部队撞上了。

　　这就把共产党最初的两支部队，促成了第一次会师。

　　现在，毛泽东听说，张子清第三营已在朱德那里，心里一直悬着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而且马上意识到朱德派毛泽覃来井冈山的目的了，那就是互为犄角，共同革命，为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争取更大的力量。

　　毛泽覃说：“朱军长在报纸上看见，国民党的宁汉战争爆发了，估计在上堡可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所以就派我来联系你，希望我们以后加强联系，共同奋斗，以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对，应该这样！”毛泽东高兴地说，然后又问道，“张子清他们也在上堡吗？”

　　“没有，他们拿到新的装备后，准备回井冈山来，我就是随他们来的。但到了安仁，他们听说你们这边的部队攻下了茶陵，也就往茶陵那边去了。我听说你没在茶陵，就往这边来了。”毛泽覃说。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得弄几个菜招待一下你这个朱军长派来的信使哟！”

　　当天晚上，毛泽覃就在八角楼里和毛泽东同床，兄弟俩又整整谈了一宿。

　　第二天，毛泽东把贺子珍找来，要他去与袁文才联系，把毛泽覃安排到乡下去帮助建党。袁文才知道后，和龙超清商议，决定把毛泽覃安排在靠近砻市的乔林乡去。

　　却说毛泽东在茅坪住了一个多月，在建党工作上已取得重大突破，不光是在各区各乡建立了党组织，就是在袁文才的队伍里也开始发展起党员来。

　　十二月初，工农革命军在出发地砻市，办起了军官学校。他们把军官队改做教导队，和卫生队连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简易学校。目的是培训排级以上的军事干部，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和军事素养进行系统的培训。

　　经过一个多月的疗养，毛泽东的脚渐渐地好了。他写信给宛希先他们，要注意攸县那边的动静，如果敌人来攻，处于茶陵西北方向的攸县，可是一个长驱直入的通道。一旦守不住茶陵县城，可不必恋战，该撤就撤。

　　另外他还叮嘱，冬天来了，要尽量想办法在当地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同时，也强调部队的纪律，不能损坏老百姓的利益，打土豪所得的东西一律归公，然后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不能私分或占为己有！

　　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毛泽东收到了茶陵的来信，还送来了报纸。信中说，茶陵工农兵政府在“打土豪，分田地”上扩大了影响，致使马日事变后转移到安仁、酃县和茶陵边界的中共茶陵特委也来会合，书记叫谭天明。更令人惊喜的是，他们还带来了两百多人的游击队，队长叫陈韶，党代表谭趋新。

　　毛泽东看了很高兴。革命力量正在壮大，怎能不让他高兴呢？看来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不是余洒度那些人认为的，占山为王就没有出路。

　　可是，当毛泽东看了报纸后，发现在湖南出版的《民国日报》上有一则消息，就警觉起来。报纸上说“唐生智向李宗仁求和”，这是什么意思？这说明宁汉战争已结束，国民党内部的冲突暂时得到缓解，接下来他们就该派兵来攻打茶陵县城了。

　　这可是一个不好的预感，它意味着工农革命军又要面临被强敌包围。该怎么办呢？为争取时间，毛泽东决定，得马上赶到茶陵，把这个动向对宛希先他们说明，然后趁敌人还没有来，主动做好迎敌准备。

　　在出发之前，毛泽东决定只带警卫员杨梅生和李根勤去。但袁文才不放心，给他派来一个班护送，还请陈伯钧带这个班同行。就这样，他们在星夜就出发了。

　　当路过乔林乡时，毛泽东去看望了一下小弟毛泽覃。毛泽覃见他们要去前线，也要跟着去。毛泽东拗不过他，只好同意。

　　走了一段路后，毛泽覃见哥哥毛泽东的脚还是一拐一拐的，就建议把他抬在担架上走，可毛泽东不同意。最后，只得为他找了一根竹子柱着。这样，他们走起来也快了，一天多工夫，就到了茶陵地界。

　　茶陵的局势，的确如毛泽东所料，突然紧张起来。宁汉战争一结束，那个所谓的湘东清乡司令罗定，带着他的挨户团从攸县那边回来了。他们早就听说茶陵被共产党的工农革命军占领了，但却脱不开身，不然早就赶回来“清乡”了。

　　现在宁方李宗仁取胜，把汉方唐生智从安庆赶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到长沙。最后，唐生智不得不宣布下野，流亡日本去了。而他的部下刘欣、何健、李品仙等几个军长，却被李宗仁安排的前敌总指挥程潜收编，而唐生智原来的第八军番号，也被一个叫吴尚的人来当军长承继。

　　现在，这个罗定带着他的一千多人又回来了，而且来者不善。因为在他的背后，还有吴尚所派的一个团跟来，目的就是为“荡平”湘东“赤匪”隐患，以恢复他们先前的秩序。

　　宛希先在高陇就得知了这一消息，急忙领兵回茶陵城，同团长陈皓商议如何御敌之事。但此时的陈皓，已经不是一个月前的陈皓了，他发生了蜕变。大家都不希望罗定杀回来，可他却恰恰相反，很希望罗定杀个回马枪，这样工农革命军就只能往外撤，他就好找机会队伍拉走。

　　二十多天里在茶陵城的休整，已让陈皓失去了斗志。据说他除了过着大吃大喝的生活外，还和一个土豪的小老婆搅在了一起。这样的舒适环境，已让他再也不想过那种行军打仗的生活。那是一种忍饥挨饿，无衣无食，还要担心受怕的生活。

　　毛泽东喜欢看报纸了解形势，陈皓也跟着学看报纸，但是他的动机却不一样。他不是在看外面的形势对工农革命军是否有利，而是在寻找国民党部队在他周围布防的情况，他想看看哪支队伍距他最近，他好见机行事。

　　在陈皓的心里，已经隐藏着一个计划，那就是在合适的时候，他就把队伍拉去投国民党军。他想，谁愿意呆在这穷山沟里就让他呆着去，反正他没看出有什么希望。

　　看来看去，他发现宁汉战争结束了，国民党军队可要来“围剿”他们了，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在陈皓的一生中，虽然也参加过第一次东征陈炯明，但那时他只是一个学生兵，根本就没资格指挥战斗，更不要说战役了。至于后来的北伐战争，他也只是作为警卫团的排长留守后方，也没机会参加大的战役。所以目前让他独当一面指挥战斗去抗击来自四面八方的进攻，他还真有些吃力。何况手中只有四个连的兵力，就更显得弱不禁风。

　　与其在战场上被擒，还不如主动送上门去，说不定还有一官半职，也保住了经常吃吃喝喝的生活！这就是他，一个革命意志蜕化了的团长此时的逻辑。

　　突然之间，陈皓的眼睛一亮。在报纸上，他发现，在靠近茶陵的安仁县境内，驻扎着国民党的暂编第十三军。这个消息令他振奋。因为这个新编的第十三军军长，是他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师方鼎英。

　　陈皓搞清楚后，高兴得快要跳起来。

　　陈皓在黄埔军校时，方鼎英是入伍生部的部长，后来还兼任过教育长和代校长。现在他居然不办学开始从军了，还当上了军长，这不是给他陈皓一个去投奔的机会了吗？

　　想到这里，陈皓顿时兴奋异常。于是，那个隐藏的计划在他的脑中逐渐明晰。

　　陈皓在暗中写了一封长信，首先对他的老师方鼎英进行吹捧，然后开始叙说他们在黄埔军校时的师生之情，最后表达了师恩难忘，仰慕已久，希望在老师麾下以效犬马之劳的愿望。

　　总之，为了投靠他的老师以谋求个人丰厚的待遇，他把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早就放在了脑后，愿意卑躬屈漆去投靠他眼下的敌对方国民党阵营。

　　陈皓把信写好后，叫人把副团长徐恕和参谋长韩昌剑找来，然后三人关着门密谈。最后决定，派韩昌剑亲自去安仁跑一趟，与方鼎英的部队先联系上。毕竟，方鼎英也是韩昌剑的老师，因为陈皓和他都是第一期的学生。

　　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是很隐秘的，团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宛希先，根本不知道。

　　当罗定的挨户团杀回来后，宛希先找到陈皓，与他共同分析起敌情来。此时，陈皓有些反常，对宛希先突然热情起来，仿佛他俩之间根本就没什么隔阂。

　　宛希先问：“徐恕和韩昌剑呢？也让他们来议一议！”

　　陈皓说：“军情紧迫，参与计议的人多了反而会坏事。水无常形，兵无常规，我的意见是争取时间，兵贵神速。为避免大家在一起争论不休，还是我俩先决定为好。”

　　宛希先觉得他这句话也有道理，于是就问：“那你说，重兵压境，该怎么个打法？”

　　“硬打肯定是打不过的，罗定手下就有一千多人，还不知他后面有多少正规军跟来，所以总的原则，还是要撤。”陈皓看着宛希先说。他想从宛希先的表情中，窥探一下他此时的想法。

　　但是他失望了，只见宛希先说：“在茶陵，我们已打开了局面，如果不打一下，就这样白白让给敌人，说得过去吗？”

　　“毛委员常说，打仗是为了消灭敌人，只有先保存自己，才能战胜敌人。”陈皓见宛希先不轻易听他的，就只有把毛泽东抬了出来，“我们现在处于敌众我寡的状态，如果不撤，就只有全军覆没。这个结果，你愿意看到吗？”

　　宛希先想一想，的确是这么回事，所以只好同意撤出茶陵城。但是，往哪儿撤呢？又是一个问题摆在面前。于是，他问：“往哪儿撤呢？”

　　陈皓不敢看宛希先的眼睛，他含糊地说：“这个……我心里有数，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罗定的挨户团从攸县方向顺洣水逆流而上，在茶陵西北部穿过虎踞山，直奔茶陵县城而来。待工农革命军四个连集中在城里时，他们已经到了西郊的老虎山一带。

　　宛希先要陈皓带着部队守城，他负责去做转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工作。

　　宛希先找来谭震林和李炳荣，还有游击队长陈韶，向他们通报了敌情，并告诫他们，工农兵政府只有随游击队一起行动，统一听总部指挥，如果革命军一旦撤离，他们也要跟着走。

　　陈韶的茶陵游击队，目前有两百多人。如果加上城中的工人纠察队和近郊的农民自卫队，地方武装总共加起来已经有三四百人。

　　宛希先告诉陈韶，现在敌人的人数多，罗定手下就有一千多人，硬抗是要吃亏的。所以，抗击到一定程度就得撤离。宛希先还说，据班长赖毅侦察来的敌情，在罗定后面，还有一个保安团，他们大约有七百多人。所以，不能硬拼，革命军主力往哪儿撤，他们就跟着往哪儿撤。

　　陈韶问：“宛主任，如果我们撤，应该往哪个方向呢？”

　　这个问题，宛希先就不好说了，他看着陈皓。陈皓明白宛希先的意思，但他现在不能把话挑明，只说：“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如果失去了联系，你们可以回谭湾山区，到时候我们会派人来接应！”

　　原来这个谭湾山区，正是陈皓选择去安仁的方向。因为这里，是茶陵与酃县、安仁三县交界的地方。他把“投敌”的事，简直做的天衣无缝！

　　陈韶又问道：“如果站不住脚呢？”

　　宛希先考虑了一下，说：“实在站不住脚，就往井冈山撤。”

　　“好，那就这样办！”在旁边站着的谭震林一直没说话，其实他是在听。当听到撤到井冈山时，他好像一下就有了主心骨。

　　接着，侦察班长赖毅又来向陈皓、宛希先报告，罗定带着挨户团来攻城了。陈皓主张全部杀出城去，先给敌人一个下马威。宛希先坚决反对，他主张用两个连去城外占领有利地形，另外两个连守城。

　　其实，陈皓的意思是先冲出城去，然后顺势就撤，嘴上说给敌人一个下马威，那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此时，敌人的主攻方向是在西门和北门，好在西门有洣水阻隔，北门是崎岖山地，所以进攻也就迟缓得多。但此时革命军兵力已显不足，只好把茶陵游击队安排到城外山头造声势，作为疑兵。

　　正在紧张布防之际，陈皓却得到报告，说是南门外已来了一支军队，穿着崭新的军装，这显然是国民党的正规军。陈浩一听，吓了一大跳，心里顿时慌起来。现在，只剩下了东门没敌情，可那是通往井冈山的路，不是他要去的地方呀！怎么办？

　　宛希先说：“走，跟我去看看，这是哪里来的军队，怎么事先一点情报也没有？”

　　陈皓已经吓得不能动弹，他首先考虑的就是他的计划，这南门可是他的生路。如果一打起来，他还出得去吗？

　　陈皓和徐恕正在惊慌，却见宛希先带着一个人来了。奇怪，这人却穿着崭新的军装，如果不是胸前系着一根红领带，他肯定认为国民党正规军已经进城。

　　陈皓仔细一看，这来人不是三营营长张子清吗？原来南门外来的军队并非是敌军，而是已经失踪的一个月的三营，他们居然回来了。

　　这真是绝处逢生，简直让陈皓兴奋不已。他马上安排张子清第三营守城，而把自己信任的第一营放出城去牵制敌人。这又是一着巧妙的安排。说白了，牵制不牵制，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实际是随时都可以向安仁方向撤。

　　张子清刚到，并不知道陈皓的意图，他以为要坚守茶陵，因此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宛希先看张子清刚到，还不熟悉这里的情况，就主动留下，和三营一起守城。

　　陈皓刚把第一营撤出城外，就悄悄把黄子吉叫来，要他如此如此，并暗暗叮嘱了一番。

　　战斗在西门和北门已经打响，罗定的挨户团铺天盖地而来，革命军第三营打退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这些地主武装真是穷凶极恶，像一群善于撕咬的疯狗，打退了又来，来了又打退。尽管附近山头上有游击队燃放的鞭炮声，他们也不怕。他们可不管那些，他们要的是茶陵城。

　　宛希先看见这种局势，觉得实在不能和他们纠缠，所以等到天快亮时，他建议留下少量部队牵制敌人，大部队悄悄撤离，目标是去东门，回井冈山去。

　　当宛希先和张子清走到东门外，却发现洣水河上的浮桥被人拆了。怎么办？

　　宛希先马上陷入了困惑。

　　却说毛泽东一行十几人从砻市出发，沿途由袁文才的水客照应，也就相安无事，终于在二十五日走到了茶陵境内的坡头坳。到了这里，他让袁文才派来保护的那个班回去。然后再继续走，在天黑的气候，到了一个叫中瑶村的地方。

　　这里，已经距茶陵城很近了，只是被宽宽的洣水河隔着。在这里，已经能听见茶陵城里的枪炮声。由于不明情况，陈伯钧建议就在这中瑶村住下，等打听到城中准确消息后再往前走。

　　天还没亮，毛泽东就起床了。其实，他并没有睡着，一夜的枪声，直到后半夜才停息，他全清楚。此时，他的心情很复杂，开始以为马上就要看到部队了，不免有些激动，但听见枪炮声，他知道来晚了，城里已经打起来了，不免有些担心。而这一夜的枪声，究竟谁胜谁负，又增添了他几分担心。

　　毛泽东把陈伯钧叫来，要他派人去两边看看，摸摸城里的情况。

　　天刚亮时，那几个人回来了。他们带回来两个伤兵，而且还看见东门外的浮桥被拆，已经没法通到城里。据那两个伤兵说，工农革命军已经不在城里，而是往南去了。浮桥是革命军自己拆的，这是他们受伤后被人送过桥后发生的事。

　　此时天色已答亮，但晨雾茫茫。毛泽东决定，不能在这里停留，得马上调头向南。临走时他叮嘱战士们，一定要把那两个伤员带上。

　　警卫员李根勤找来村农会的一个会员，用一只小船，把他们渡过了洣水，然后大家向南急奔。

　　沿途，他们又发现掉队的伤兵，从伤员们的口中，也越来越清晰地知道，大部队所去的方向，是大圩镇的湖口。

　　毛泽东想，部队向东南的湖口去，是去干什么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的脚伤本来刚好，可这样急由几天，又有些疼了。但为了尽快追上部队，他还是强忍着，最后终于走不动了。

　　还是毛泽覃和陈伯钧想了一个办法，在路边的一个村里借来一副担架，把他抬上赶路。

　　就这样，他们终于在当天黄昏前，赶到了湖口。可刚一到，就听说陈皓把宛希先和张子清都抓起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当陈皓看见张子清第三营来茶陵后，他就把阻击任务交与了张子清，然后密令黄子吉带第一营撤出城去，并拆毁东门外浮桥。目的就是让第三营也别想回井冈山的，而是和他们一起往南撤。

　　这茶陵城地形有些复杂，茶水河从东北大山中顺流而下，到了这里，本来是往南，却拐了一个弯往西，绕过城后往北，把茶陵县城围成了一个半圆，然后汇入从东南往西北流向的洣水。

　　陈皓等人原以为张子清带着第三营全部叛逃了，没想到并不是这么回事，而是迷路后居然返回来了。这就给他造成了一种压力，这就是宛希先再也不是孤立的了，如果事情做的不慎，就有可能败在他们手里。

　　所以，他的心里就不得不重新盘算一番。

　　他原计划是只带黄子吉第一营去投靠方鼎英，现在又多了第三营，按理说这是好事，可张子清和宛希先一样，都是听毛泽东的，所以一旦暴露他们的意图，会遭到这两个人的反对和阻拦。

    但是，不拆掉浮桥也不行，那时可能就连黄子吉的第一营也有可能通过这里回井冈山。如果那样，人都走光了，他还有什么本钱去投靠他的老师？

　　事情正如陈皓估计的那样，城内的张子清在没抗击多久，从湖南开过来的吴尚正规军一个团就开始在攻城了。这时，在宛希先的同意下，张子清带着第三营撤离战场。然后，在茶陵游击队的配合下，他们悄悄撤出东门。

　　可是，当他们到了东门外时，河上的浮桥已经被拆。宛希先正在纳闷，只见一个当地的后生跑来，对他们说，这浮桥是第一批撤出城去的工农革命军拆的，后面的人撤下来，过不了河，只好跟他们去。

　　宛希先马上问：“他们去哪儿了？”

　　“去南边了！”那后生说。

　　宛希先说：“那我们还是往南撤吧！”

　　“我给你们带路！”那人慷慨地说，“这里的河汊有些多，很容易走错。”

　　“好呢！”宛希先答应道，接着马上问，“你叫什么名呀？”

　　“我叫龙开富，你们进城时也是我带的路呢。”

　　张子清听后说：“是吗？那太好了，你就再辛苦一趟吧！”

　　就这样，那个杀了人在外流浪的龙开富，就算是跟着革命军参军了。

　　看着被拆毁的浮桥，宛希先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但不能去细想，眼下军情紧张，有些事情还不敢多想。为了大局，他得尽力去做，所以只好带着第三营往南撤，去追赶第一营。

　　他们一路追，一路问，一路赶，终于知道陈皓带领第一营往湖口去了。陈皓把部队撤往湖口，他到底想干什么？宛希先顿生疑窦。于是，那种模糊的预感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陈皓、徐恕他们极有可能把队伍拉走，去叛变投敌。

　　湖口不是在东南方向的洣水河畔吗？那里再往南，翻过大山，就是酃县。如果往西走，就是安仁县。不管走哪条路，都是距井冈山越来越远，这陈皓的险恶用心就在这里。

　　情况已经明了，让宛希先心里很气愤。他边走边把他的担心告诉了张子清。

　　其实，茶陵往湖口，有很远的路程呢，那是顺洣水逆流而上的一个偏远小镇。

　　洣水发源于酃县北部的大山中，然后从东南流经茶陵的西北，再流到攸县，最后流入由南而北的湘江。吴尚的那个保安团就是在罗定挨户团的引领下，顺着这条河来茶陵城“进剿”工农革命军的。

　　现在陈皓他们把部队带到湖口，事前根本就没有和宛希先商量过，弄得宛希先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情况极为不妙，事情的趋势正在朝他估计的方向恶化。

　　当然，作为一营下面的三个连和由特务连改称的第四连，也不知道团长陈皓把他们撤到湖口，究竟来干什么，他们只能按营部的命令行事。

　　营部也只有黄子吉一人知道，副营长陈毅安兼着第二连连长的职务，根本不知道。也许党代表何成匈知道一点，因为他平时和黄子吉走得有些近。不过这也是猜测，并没有事实根据。

　　待宛希先、张子清带着第三营赶到湖口后，陈皓马上命令部队继续往南，而且是西南的安仁。他说，部队在茶陵已经待不下去了，他只有到湘南去发展。

　　这一下，宛希先感到情况真的不妙了。他马上说：“不能下这个命令，你们要去湘南？这是什么决定？湘南那边不是有敌人的重兵吗？你们这是自投罗网！”

　　副团长徐恕平时很少言语，现在却跋扈起来。他说：“我们就是要去湘南，就是要自投罗网，你能怎么着？”

　　宛希先严厉地说：“部队的行动方向，是要经过前委同意的，你们要去湘南，我怎么不知道？在临走的时候，毛委员叮嘱过，如果强敌来攻，只能撤出茶陵，在它周围打圈子，实在不行，就回井冈山。你们却背道而驰，想干什么？”

　　张子清也说：“我们就是从湘南那边过来的，安仁县已经有国民党的暂编十三军驻扎，方鼎英的一个团与我们只有一山之隔，你们难道要去投他？”

　　陈皓见他的阴谋已被点破，马上凶相毕露。他冲着张子清喊道：“军机大事，不是你张子清过问的，你只管执行命令！”

　　宛希先马上说：“军机大事？我怎么不知道？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让我们去湘南，你和我都是前委委员，什么时候毛委员说过？你这不是把大伙儿往火坑里带吗？”

　　由于宛希先、张子清的阻止，使陈皓恼羞成怒，他马上命令徐恕：“他们这是妨碍军务，看来我们只有强行执行，先把他俩给我抓起来！”

　　徐恕立刻带着一帮人，把宛希先和张子清给捆了起来。宛希先见状，马上吼道：“你们想干什么？他可是响当当的营长，我还是前委委员，你们这样做，是想反叛吗？”

　　陈皓、徐恕把宛希先和张子清绑起来后，马上以他团长的身份下命令，部队向安仁进军。现在，他手下已有七个连，加上到谭湾后再把茶陵游击队带上，就是九个连三个营的兵力，正好是一个完整团的兵力配备。

　　陈皓现在已无后顾之忧，所以一下就高兴起来。他很庆幸老天爷在这节骨眼上帮了他，居然把张子清那个营也送来了，接着还有可能意外地把茶陵游击队也带走。到时候，他就可以在老师方鼎英面前讨价还价了。

　　他把徐恕、黄子吉找来，暗自和他们商议，到了安仁地界，韩昌剑一旦派人来接应，他们就如愿以偿了。他的设计是，只要把部队带进方鼎英给他们预设的“埋伏圈”，让一个师来把他这个团包围起来，下边的连长如有不服的，也没办法了。

　　但陈皓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首先，第一步他就错了。他派参谋长韩昌剑到安仁去联络，但韩昌剑去了之后，却并没联系上。原来驻扎在安仁的那个团早就撤走了。他没把事情办到，又怕回去引起宛希先的怀疑，就决定回砻市以养病为由暂时隐蔽起来。而自己这一趟劳而无功，他必须得让陈浩知道。怎么办呢？他只得找人送信给陈皓，劝他暂时放弃这一计划。

　　但是此信却被党代表宛希先截获，这个事情陈皓不知道，所以他还按原定计划行事，而宛希先却不知道陈皓真正要去投敌，所以一直没敢声张。

　　此时，陈皓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拉走队伍的准备，却万万没想到毛泽东会马上出现在这里，这就是他的悲剧。当他把宛希先和张子清抓起来后，准备马上就出发，却接到报告，毛泽东已到湖口。

　　这一下，陈皓简直吓懵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来湖口，这里距井冈山脚下的茅坪少说也有一百多里地，就是要来，也不会这么及时，再说他们撤到湖口，是很隐秘的事，毛泽东怎么会知道？这一切，让陈皓百思不得其解。

　　这真是天亡我也，陈皓在心里哀叹。现在该怎么办呢？宛希先、张子清已被他抓起来了。放人，还来得及吗？但去安仁的命令他已经下了，这又怎么自圆其说呢？

　　洣水河从东南方向的酃县山区奔流而来，最开始都是涓涓细流，可到了湖口，已经是一条大河了。

　　在部队快要出发的那个稻田里，七百多号人聚集在这里，正准备往安仁进军。尽管一些连长感到这个进军方向不对头，但还是得执行。不是有“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行动听指挥”吗？

　　本来是准备在这个草滩上说几句进军湘南的豪言壮语，然后就出发的，可是这宛希先和张子清却偏要出来阻拦，这就不得不让陈皓撕破脸皮，以“不执行命令，妨碍军务”为由，把他们抓起来了。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毛泽东却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他是在第四连的保护下来到这个稻田的，第四连也就是以前的特务连。

　　原来毛泽东赶到湖口后先到第四连，在四连中他就听说宛希先和张子清被陈皓抓起来了，于是就决定来找陈皓，马上召开会议，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当陈皓站在队伍前面，充分发表他进军湘南的演说后，马上叫人把宛希先和张子清推上来。这时，毛泽东却突然出现在大众面前。

　　在他的背后，除了有警卫员杨梅生和李根勤，还有毛泽覃、陈伯钧，曾士峨、罗荣桓也跟在后面。

　　宛希先和张子清一见毛泽东出现，真是惊喜极了，于是都不约而同地叫道：“毛委员，你怎么来了？”

　　只见毛泽东健步走来，看见他俩被陈皓捆着，马上质问道：“陈团长，这是怎么回事呀，茶陵保不住，就要杀两员大将吗？”

　　陈皓见毛泽东严厉的目光像刀子一样直接刺着他，马上心里发虚起来，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憋了半天，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理由。他说：“我本来是想……把部队开到酃县的船形一带……去打游击，这个决定……却遭到他俩阻止，所以不得不……把他们抓起来！”

　　在陈皓身边的徐恕却没有被毛泽东的目光所吓倒，他马上回答道：“毛委员，你说要行动听指挥，他们却不听，还鼓动别人也不执行，你说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他们捆起来，现在听候你的发落！”

　　“是吗？”毛泽东把眼睛看着宛希先，然后说：“你们怎么不执行命令？说来听听。”

　　毛泽东的突然来临，使陈皓、徐恕已经手脚无措。这不仅打乱了他们的叛逃计划，更其重要的是，追究起来可能性命也难保。所以现在他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先解决眼下的危机要紧，因此就把责任尽量往宛希先和张子清身上推。

　　可是只听毛泽东说：“陈团长，敌人重兵包围茶陵，你们撤出来了，这是对的。但是，撤到这里来，那就不对了。现在我命令你，一切行动听指挥，部队全部撤回井冈山，休整后找机会再战！”

　　“毛委员，我们就是反对把队伍撤到这里，然后再撤到安仁去，才被他们捆起来，实在是冤枉呀！”张子清说。

　　毛泽东看着陈皓，然后说：“把宛希先和张子清松绑，他们有什么问题，回井冈山再说。如果真有什么问题，前委决不姑息。”

　　就这样，毛泽东在紧要关头挽救了一场未遂的集体叛逃。

　　但此时，宛希先觉得就这样放了陈皓，那是十分危险的。在会议上，宛希先决定彻底让陈皓等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对革命有利，于是就把他看到的和想到的，全说了。并且强调，不是他和张子清不执行命令，而是他们在阻止一个错误的命令。

　　他说：“作为一团之长的陈皓，和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已经投敌，他们把部队带到这里，是为了去投驻扎在安仁的方鼎英，我阻止他们，是没有错的。”

　　“是这样吗，陈皓团长？”毛泽东严肃地问。

　　“他这是血口喷人！”陈皓马上回绝，坚决否定有此事。

　　徐恕还想强辩，做最后的挣扎。他说：“你说我们投敌，有证据吗？拿出来看看！”

　　到了这个时候，宛希先不得不抽出杀手锏了。他马上从公文包的夹层里，拿出他一直藏好的信，转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果然是陈皓的笔迹，里面先是写以前如何崇拜他的老师方鼎英，现在如何流落在井冈山，对共产党那一套已经不感兴趣，对成天钻山沟这种日子实在厌烦，所以准备率领部下来投奔，以助老师一臂之力，云云。

　　其实，陈皓的第一次通信就被宛希先截获。那时陈皓先是派一个当地人去送信，见没有回信，才派韩昌剑亲自跑一趟的。

　　毛泽东拿着信冲着陈皓叫道：“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们一直信任你是一条硬汉子呢，结果却是个软骨头！”

　　此时，陈皓、徐恕等见其阴谋已败露，简直无地自容，继而恼羞成怒，马上从枪套里去抓枪。

　　说时迟，那时快，曾士峨和罗荣桓就在毛泽东身后，只听曾士峨大叫：“把叛徒抓起来！”

　　接着，有几个彪形大汉已在陈皓等人身后，立刻就把陈皓和徐恕捆了起来。

　　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原来团长陈皓要带他们去投敌。于是，各连连长和党代表，都纷纷表示反对。他们都来向毛泽东问候，表达自己对叛变投敌者的痛恨，纷纷表示，要革命到底，决不投降。

　　此时和陈皓同伙的黄子吉一看大势已去，心里早就怵了。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还得装着无事人一般，也和那些连长们前来问候毛表决。毛泽东见到他后，却对他很亲热，希望他和营党代表宛希先做好第一营的工作。

　　16:49:43

　　就这样，部队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又回到了在毛委员带领的时候了。

　　张子清也来向毛泽东问候。他把在大汾分别后的经过告诉了毛泽东，并对他说，他们在桂东附近的崇义县上堡地区，意外地碰到了朱德和陈毅从南昌带过来的部队。

　　当谈到双方在不认识时差点开枪时，毛泽东笑了。他风趣地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哟！”

　　毛泽东指了指他身边的毛泽覃，笑道：“朱军长已派小弟泽覃来联络了，你们的事情和他们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

　　接着，宛希先把谭震林、李炳荣介绍给毛泽东，还把茶陵游击队队长陈韶也介绍来认识。毛泽东纷纷向他们握手，并盯着他们说：“目前我们要回井冈山休整，你们愿意和我们一同去吗？”

　　知识分子出身的陈韶，马上说：“跟着毛委员打江山，我们愿意！”

　　毛泽东看着陈韶一副精干的样子，打心眼儿里高兴，于是就随便问道：“陈队长，你以前带过兵吗？”

　　陈韶笑道：“没有，我们只是一群学生！”他把身边的谭趋新、谭思聪等人指了指，言外之意就是他们这几个学生，把队伍拉起了。

　　毛泽东笑道：“哦，原来和我一样，属于秀才造反呀！”大家一听，都笑了。

　　可毛泽东没笑，他说：“秀才造反，可是三年不成呢。你们三个月就拉起了一支队伍，真不简单哟。不过，革命的路却很漫长呢，要走到成功的那一天，才是真正的英雄！”

　　大家一听，都陷入了深思。是呀，眼下的陈皓等人在革命的路上刚起步就失去了信心，还准备去投敌，这不令人深思吗？

　　“以后的茶陵，可就得仰仗各位了！”毛泽东转换了话题，他双手拱着向几个茶陵人作揖道，“你们有茶陵县委吗，书记是谁？”

　　这时，李炳荣说话了。他说：“毛委员，以前是我在负责，但后来我奉省委命令去了湘南，茶陵只成立了一个特委，书记是谭天明，还没有县委。”

　　“哦，我看还是成立一个县委好。”毛泽东说，“特委可以合并过来，也可以在县委的领导下，至于书记嘛，我看可由陈韶同志来兼任，我们党缺少有文化的干部呢，看见一个读书人，就像发现一个金元宝哟！”

　　接着，毛泽东拍着站在他身边的矮个子谭震林说：“至于这个人嘛，他可是你们选出来的工农兵政府主席，你们可要好好辅助他哟！”

　　“毛委员，你就放心吧，我们坚决完成你交代的事情！”陈韶和李炳荣等都这样说。

　　部队出发了，可不是去安仁，而是调头回井冈山，一天多时间就到了砻市。

　　毛泽东宣布，部队就驻扎在砻市。

　　总部设在龙江书院。毛泽东住在军官教导队，然后让第四连归还建制，依然是特务连，就住在军官队旁边。

　　经毛泽东建议，把茶陵县游击队两百多人改编为第二营，由陈韶暂时兼任这个营的营长。让他们到茶陵边界的九龙山脚下去，开辟宁冈与茶陵交界的山区。

　　回到砻市后，部队得到了安定。然后处理陈皓、徐恕被抓的事，也就到了议事日程。在龙江书院，前敌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邀请谭震林、李炳荣也来参加。会议决定，对陈皓、徐恕的叛敌行为要进行严厉追究，对参与其中的人决不轻饶。

　　大家正在龙江书院开会，而在另一个地方，却有一个人忐忑不安，他就是参与陈皓和徐恕阴谋的参谋长韩昌剑。陈皓和徐恕被关押了起来，使他如坐针毡。他估计，这件事肯定会祸连自己，于是就想了一个铤而走险的办法，决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关押着的陈皓、徐恕解救出来，然后三人只身逃亡。

　　韩昌剑到安仁去，没有联系到方鼎英。他回到井冈山后，被安排在砻市附近的乔林乡搞地方工作。当然，他跟袁文才说，是去酃县执行任务顺便回一趟井冈山，准备看看毛委员，然后再回茶陵去的。可是袁文才跟他说，毛泽东已经动身去茶陵了，他也就只好装病在乔林乡住了下来。

　　现在，他听说陈皓被抓起来了，显然对他不利，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个“救人救几”的办法。

　　此时，韩昌剑正行走在黑夜里。没有多久，他就到了砻市。在砻市，他已经想办法打听到了陈皓他们被关押的地方，于是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戒备森严的临时关押所。

　　真是天算不如人算。开始，他以为戒备森严，可到现场一看，才知道并非如此。原来，这里根本就没多少人看守，以致让韩昌剑很怀疑是否找错了地方。但此时，他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了。是真是假，都得试一试了，开弓已经没有回头箭。

　　他看见一所房子，有两三个兵守着，但大都东倒西歪地睡着了。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可仔细一看，门边那个却还站着，好像并没睡，这就讨厌了，怎么办呢？

　　韩昌剑想了想，决定来个“声东击西”。他抓起一块石头往远处抛去，准备把试一试那个哨兵的听力和反应。

　　深夜里，只要有一丁点儿响动，都能在很远听见。所以，那个哨兵听见响动后，马上离开了门口，这就给韩昌剑创造了机会。

　　此时，他三脚两步跨到门边，准备撬锁。可就在他开始把一根铁钎伸进锁扣时，却突然听见“噼里啪啦”的脚步声。他马上反应过来准备溜，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几双大手已经把他按住，然后反缚他的手臂，把捆了起来。

　　原来，党代表宛希先知道韩昌剑与他们是同伙，只是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结果回宁冈后才发现他居然在这里。为了抓捕他，就想了一个引诱他现场作案的办法。结果，他还真来了。

　　就在当天夜里，与他们同伙的第一营营长黄子吉也被抓。这个人是一介武夫，正在庆幸陈皓、徐恕捆宛希先、张子清的事他没有参与，但却没想到他会突然被捕。

　　这下好了，在宛希先掌握的材料中，这四个人全部落网。这一件事，可轰动了全军官兵。这是进军井冈山以来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奇事，团长、副团长、参谋长、一营长居然密谋带着仅有的这么一点队伍要去投敌，居然未能实现，但后果是严重的。这是对革命事业的发展釜底抽薪，让仅有的一点革命星火自行熄灭！

　　这件事情，对毛泽东的刺激很大。他想，共产党的工农革命难呀，刚一起步就遇到这种事，以后还不知会出现什么事呢？他突然想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革命是什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双方没有调和，只有斗争。革命是无情的，是流血牺牲，是你死我活。谁要是革命，他就是你的同盟者，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谁要是叛逃，甚至叛逃到敌人那里去，他就是反革命，就是敌人！

　　方鼎英是什么人？一个国民党的上将，暂编第十三军军长，正带着军队来“围剿”工农革命军，而作为革命军最高军事首长的陈皓还想带着队伍去投奔他，这不是向敌人主动投降吗？虽然未遂，但其动机却是反革命的，其后果是严重的，其教训是深刻的。

　　所以，为了使革命的烈火在湘赣边界星火燎原，就必须重处陈皓等四人，以警示那些在革命队伍中随时都想逃跑的人，甚至想叛变投敌的人！

　　关于这个决定，毛泽东想了很久。对于要杀一个目前在井冈山的最高军事首长，他还是很慎重。在执行以前，他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所以就召开了这次前委扩大会。

　　在会上，毛泽东把处理陈皓等人的决定提了出来，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

　　由于铁证如山，其后果又相当严重，所以只有对陈皓等四人执行枪决，才能杜绝以后有此类事件的发生。这个道理再浅显不过了，所以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于是，会议决定，组织特别法庭，公开审判陈皓等四人的罪行，还决定撤销陈皓、徐恕、韩昌剑、黄子吉的职务，增补宛希先、张子清为前委委员，任命张子清为团长、伍中豪为第一营营长。

　　为了把影响扩大，使全军都要知道“军令如山”这个铁的纪律，以及稳定革命队伍，谁叛变投敌都会遭到可耻的下场，毛泽东决定，在砻市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当众审判陈皓、徐恕、韩昌剑和黄子吉的罪行，然后执行枪决。

　　消息一传开，四乡八里的老百姓都来看热闹，他们有些不相信，共产党能铁面无私去杀他们的同僚。历朝历代都是官官相护，杀自己人，他们能做到吗？

　　一时间，到处都是人流，把一个小小的砻市搞得水泄不通。这是多少年来都没有发生的事，所以有这么多人来看热闹。

　　在龙江书院旁边的那个广场上，已经搭起了台子。到处依然是标语，但不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叛变可耻”、“革命光荣”、“与敌人势不两立”、“不要做可耻的叛徒”、“工农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

　　会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

　　主席台上，分别坐着毛泽东、余贲民、宛希先、张子清、袁文才、谭震林和李炳荣等，由毛泽东、余贲民、宛希先组成特别法庭，对陈皓叛变投敌案件进行审理。

　　坐在会场最中央的是第一营和第三营，后面站着的是新改编为第二营。

　　特务连作为刑场的执法者。他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从关押所一直站到会场。战士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给特别法庭增添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氛。

　　陈皓等人被五花大绑着推上了台子。

　　余贲民作为法庭的最高法官，他开始了对陈皓的问话。但陈皓一直不服，坚决否认叛变投敌，口口声声说，这是宛希先对他的打击报复和故意诬陷。

　　宛希先见状，就把知道的情况向大会叙述了一遍，还把陈皓写给方鼎英的信拿出来念，包括从韩昌剑的住处搜出的信件。

　　此时，陈皓再也无法抵赖，终于低下了头。

　　审到徐恕、韩昌剑时，二人说，不知道信的内容，那是陈皓一人所为，他们只是听从命令。但是，黄子吉却揭了他们的老底，说关于这些事情，他们酝酿了很久，由于怕宛希先从中阻拦，所以一直背着他。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全军官兵都明白了，他们被转移到湖口去，原来不是去湘南开辟根据地，而是去投敌叛变。于是，大家都很气愤，马上呼起口号来：

　　“打倒叛徒，打倒内奸！”

　　“革命到底，永不背叛！”

　　审理完后，特别法庭宣布：对陈皓等四人执行死刑。

　　陈皓等人被警卫连押出了会场。顿时，人山人海的老百姓，又都往刑场奔跑。

　　刑场就设在会场附近的一个荒坡上。

　　但工农革命军三个营却没有动，他们在继续开会，听毛泽东讲话。

　　此时，毛泽东向大家再次重申，革命队伍必须要实行“三大纪律”，然后讲明了工农革命的性质。

　　他说，工农革命和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是有区别的，它是要为“天下劳苦大众获解放”，所以必须和国民党划清界限。从蒋介石屠杀共产党那天起，他们再也不是工农革命的同盟，而是妨碍这个“革命”的敌人。

　　几声清脆的枪声传进了会场。

　　大家知道，陈皓等人已经被执行枪决，心里还是不免一惊。

　　毛泽东听见枪声后，心里也不是滋味。但革命是你是我活，流血牺牲，不是私情。

　　不这样做，革命的路就没法往前走。

　　还好，陈皓叛逃只是一个未遂事件，还没有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这无疑是一次教训，也是在革命路上的一次警醒！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当中共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刚结束，在距会场不远的黄浦江码头，有一艘轮船缓缓地靠了岸。

　　它来自日本，是从东京附近的横滨港出发，在海上漂流了两天后到达上海的。

　　这艘轮船刚到码头，就见在码头上来了很多人。看来，这些人是来迎接从日本归来的什么人。

　　不一会儿，轮船走进内港，岸上的人居然欢呼起来。

　　此时，到处都是军警。他们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其排场不亚于在保护某个国家元首。

　　从现场来看，气氛的确非同寻常，因为有一溜黑色的小轿车就停放在附近。它们安然地排成了一根线，就像一串黑色的珍珠。

　　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大员可能马上就要靠岸，而这些坐轿车的主人是来专程迎接的。

　　原来，这是在四十四天前，也是从这个港口出发，坐船去日本的前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今天居然回来了。这些人就是来迎接他的。

　　记得在走的时候，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除了随从，没有一个人来送，就像做贼似的，悄无声息，深恐被别人发现。可今天回来的时候，却有这么多人来欢迎，就像是众星捧月，真有些反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蒋介石走的时候，几乎是一无所有，而回来的时候，却是满载而归。再说，国民党的政局已经是一团糟，其间的风云人物们都在寻求一个可以摆脱危机的平衡点，于是发现有一个人可以扭转局势，他就是已经下野的前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所以其身价突然之间陡增。这样，就有人提前知道了蒋介石的归程，于是就有了现在这种被迎接的热闹场面。

　　轮船刚一靠岸，就听见音乐声骤起。原来是银行家孔祥熙的夫人、宋家大小姐宋霭龄专门请来的乐队，他们一看见轮船上有人在走动，就开始了奏乐。宋霭龄今天打扮的很漂亮，她一看见轮船靠岸，就着急了。她怕蒋介石一露面，却还听不见岸上有一点动静，那她安排的这个迎接仪式可就掉价了。因为这完全有可能在蒋介石的印象中，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这对她妹妹宋美龄以后的岁月来说，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于是，她马上对那个乐队指挥喊道：“米斯特约翰，给特牟闻！”

　　这是一句英语的汉字谐音，意思是，约翰先生，开始行动吧！英文的表述应该是：“Get moving，Mr. John！”

　　但是，那位约翰先生好像没听见，这可让宋霭龄着急了，她又向约翰大叫道：“来此笔耕！来此笔耕！”

　　这又是一句英文，意思是“我们开始吧！”英文应该是这样一句：“Let’s begin”，

　　这一下，约翰听见了，于是把那个指挥棒往高空一指，然后再往下一旋，音乐声开始了。

　　顿时，一声声激昂的乐曲在空中萦绕，仿佛是丰收的日子在打谷场上敲着高粱秸秆，而脑子里却想到的是高粱酒的醇香，于是就像受到酒精刺激一样，兴奋得神采飞扬。

　　原来，这是一首由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创作的十二段变奏曲中的一段。这是贝多芬根据亨德尔的《马卡布的犹大》中有“英雄得胜归来”这个主题而创作的。

　　宋霭龄用此音乐来迎接已经“下野”的蒋总司令，那是有深意的。这就是她母亲已经同意了蒋介石与她妹妹宋美龄的婚事，因此她要为此来庆祝他的未来妹夫的凯旋而归。

　　现在蒋介石已快成为她的妹夫了，这多年的愿望算是实现了。这是她与丈夫孔祥熙共同设计的，但一多半都是出自她的手，光凭这一点，都是该庆祝的。所以，与其说是在庆祝妹夫蒋介石的得胜而归，倒不如说是在庆祝她的构思与设计的成功。

　　蒋介石刚走出舱门，就听见岸上响起了音乐。开始，他并不在意，以为这些音乐跟他毫无关系，可当他走出显眼的地方时，其音乐声却越来越大，节奏也越来越快，他这才注意起来。

　　他发现岸上已有很多人，有的好像还在向他招手。从一声声音乐来判断，好像这些人都是冲着他的，于是心里就舒展起来。他想到，看来去日本一趟，真是不虚此行，连身价也高了。想当初，在离开这个码头时，却是很孤单与萧条，根本没有一个人来送，可如今，却众星捧月似地接，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人啦，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蒋介石在心里骂道：“娘希匹！走后又回来，我还是我，这有什么区别？却偏偏有人要把它分得那么清，而且还要不同地对待！”

　　蒋介石下了轮船，在他的前面是几个便衣警卫，身后是此行的管家张群，还有已经成了他大舅哥的宋子文，然后才是秘书刘纪文以及一些随从。张群和蒋介石是曾经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这次去日本，被他特邀为随身侍从，管理一切旅行事务。

　　蒋介石和张群，其个子差不多一般高，都留着光头，都穿着日本人的和服，五官也相差不大，咋看起来，有些像双胞胎兄弟。这不得不使一些人怀疑，是不是蒋介石的特意安排，在出国的时候得需要一个替身。但这种怀疑却是多余的，因为两人的说话差距可大了。一个是浙江奉化的口音，一个是四川华阳的方言。

　　当蒋介石正在走向岸上的时候，欢迎的人群更加热烈起来。在双方相距只有十几步远的地方，突然不知从那儿钻出一大批小孩子来，他们拿着鲜花奔向了蒋介石。这一着，让蒋介石大吃一惊，也让把身边的人高度紧张起来。原来是宋霭龄搞得惊喜效果，她雇了附近一个保育院里的孩子出来，向蒋介石献花。

　　宋霭龄并非是一般的阔太太，更不是闲置在家的家庭妇女，而是一个有涵养的知识女性。这些场面，都是她一手设计的。她曾经在美国留学，见过世面，所以她要用最隆重的西方礼节或者场面来欢迎她这位已被确认的妹夫。为了妹妹的婚事，她一直都在操心，而且一直都把心悬着。现在，她的愿望实现了，而悬着的那颗心，也该放在肚子里了。

　　宋霭龄为什么对妹妹宋美龄的婚事那么上心？这可是个秘密，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在宋霭龄的观念中，宋家和他婆家孔祥熙的财富，已经是富甲天下，可中华民国却是个“乱世”，要保住这些财富，就需要一个掌控枪杆子的人，否则将会鸡飞蛋打。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强权来保护，那就不知在什么时候，这些财富就会被他人强占以窃为己。所以，在她的设想中，她觉得妹妹宋美龄应该嫁给一个拿枪杆子的有权有势者，这样就解除了她的后顾之忧。

　　当然，在选择这个人时，真让她煞费苦心。因为这个人首先得是有很大的发展前途，也就是说将来有执掌国家权力的可能性，同时还得不丑，必须让妹妹能够看得上。选来选去，然后通过各种权衡，终于觉得只有蒋介石才符合这个条件。所以，经她的牵线，妹妹还真没说的。

　　不过，在风云变幻中，中原逐鹿，还不知鹿死谁手？妹妹看得上，也不能马上让他们结婚，还得观风向，看蒋介石究竟是龙还是蛇。如果是蛇，那就靠一边站着去吧！如此这般的折腾，就把婚事耽误了好几年，一直拖到现在。

　　蒋介石现在看见了，来迎接他的，除了宋霭龄和孔祥熙夫妇，还有他昔日的恩人陈英士的两个侄子陈立夫和陈果夫，还有坐在轮椅上的张静江，也就是奇人张人杰，还有满头白发、拄着拐杖的吴稚晖老前辈，还有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及其手下的一帮人……

　　也就是说，该来的都来了。这些人就是以前与蒋介石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也是以后蒋氏集团的核心骨干。他们与蒋介石的关系，那是同风雨，共患难的，或者说“打断骨头都连着筋”也不过分。

　　蒋介石拿着鲜花，缓缓地走到他们身边，微笑着一一和他们握手。当走到张静江和吴稚晖面前时，他把手中的花转交给了身后的张群，然后用双手紧紧去握住对方。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且还有三分敬意。原来，这两个人，就是拼命为他的“下野”打抱不平的人，他们也提出辞职，愿与他“同荣辱，共进退”。

　　蒋介石是九月二十八日晚上坐“上海丸”号邮轮去日本的，在第二天晚上就到了长崎。

　　上海到长崎的距离为四百六十海里，这需要邮轮在海上整整跑二十四个小时。

　　日本位于上海东边的大海中，由本州、四国、九州和北海道四个大岛及附近三千九百多个小岛组成。

　　长崎位于九州岛的最西边，是紧靠西海岸的一个县，在日本的最南端。从地图上看，这里与上海的纬度差不多，所以算是距中国最近的港口，因此中国人到日本，大都选择这一地点登陆。

　　蒋介石此行的目的，是到神户去拜会未来的岳母宋老太太，或者说去向未来的丈母娘求婚，所以到了长崎只能说进入了另一国家，却并没有到达目的地。要达到目的地神户，还远着呢。

　　原来神户在长崎的东边，在最大的那个本州岛的中部。也就是说，到了长崎，还得往北走，然后穿过关门海峡，到本州岛上，再坐火车往东走一千多里地，才能到神户。当然，还有一条路线，那就是继续坐船，沿九州岛西海岸往北，通过关门海峡，进入日本的内海，然后一直往东，也可以到达神户。毕竟，神户是紧靠海边的一座城市，完全可以这样走。但这中间的距离也可能和上海到长崎差不多，日本人好像还没开通这条航线。

　　反正在这段距离中，蒋介石折腾了好几天，直到十月三日，才到达神户。

　　原来，他的岳母宋老太太居住在神户的有马温泉。这是一个利于上了年纪的人度假、休闲和疗养的地方。当然，这个上年纪的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它只能是那些消费得起的达官显贵及其家属们。

　　宋老太太的本名叫倪桂珍，她此时已五十八岁了。身材微胖，宽脸庞，丹凤眼，五官还算端正，但并不和蔼，而是一脸严肃，仿佛一汪平静的水，连一丝涟漪也看不见。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倪桂珍要把女儿嫁出去，那个被嫁的女婿就必须得入教，否则就坚决不答应，可能是按照她丈夫宋嘉树的临终遗训才这样做的。因为宋嘉树就是一个基督教徒。但事情的真相却不是这样，因为她这样做跟宋嘉树没关系。或者说，宋嘉树如果不是一个基督教徒，她也不可能和他结婚。

　　原来，倪桂珍本人就是一个基督教徒，而且所出生的家族，都是基督教徒。也就是说，在很早以前，她的祖先就是基督教徒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倪桂珍是明朝大学士徐光启的后人。徐光启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知道有一本《农政全书》很出名，它就是徐光启的杰作。想当初，在明代的时候，徐光启是朝廷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因为要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打交道时，要学习数学、天文测量、水利等西方科学。为了方便求学，他就毅然加入了利玛窦信奉的意大利天主教。

　　这样一来，他的后代也被一一看着是天主教徒，而且在他的教育之下，也是严格按照教徒那样在生活。倪桂珍的外公姓徐，是浙江余姚县徐家大姓中的一支，正宗的徐光启后人。所以，到了倪桂珍的母亲徐倪氏这一代，天主教已在中国的大地上，传了近四百年了。

　　十月四日，蒋介石在倪桂珍的长子宋子文的引领下，终于见到了她的未来岳母宋老太太倪桂珍。

　　为了方便宋老太太，宋子文把蒋介石安排在有马温泉附近的一家大旅社下榻，因为他的母亲倪桂珍就住在这里。

　　蒋介石一到大旅社，就很慷慨地把三百日元的纸币赏给了老板娘千代子，还说道：“区区小费，不成敬意，希望笑纳！”

　　这些都是中国人事先编好的客套话，其实是在显摆自己有身份，当然也希望被实施者能为自己提供一些方便。还有，就是他这样做，目的还是想让老板娘把对他的良好印象通过嘴巴传进宋老太太的耳中。

　　千代子还真是个“钱袋子”，把三百日元揣进了怀里攥，就没看见她拿出来过，然后马上就对蒋介石热情起来，为他提供了宋老太太的一些事情。但此时她却在想，此人出手如此大方，看来根本就不愁会欠她房钱这种可能，为他跑勤快一点，以后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小费呢，于是就开始心花怒放起来。就这样，她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宋老太太与蒋介石之间，当起了志愿传声筒。

　　在有马温泉，蒋介石只住了短短的十天，但却感觉好像住了十年。因为，许多事情都得从头做起，有些像小孩子开始学走路，稍不注意，就会摔跤，或者被什么绊上一脚。

　　在宋老太太的严格“监护”下，他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在不懂的时候，就得问母亲王采玉，而现在同样是一位母亲，别人的，却要像对待自己的一样，给他当儿子，不懂就问，还不能让她不高兴。

　　再说，这里人地生疏，比起他的家乡溪口来可就差远了，随从们已经远离他在一个镇上住，闲着时想找人说说话也不方便，原因是到处都在说日语，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马上困扰着这位前北伐军总司令。

　　更其重要的，是每天要面对这个冷若冰霜的宋老太太，而且还得按她的规矩行事，稍一不对，就会招来白眼。每当在这时，蒋介石就有些紧张，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每当这时，他就强行克制自己，压住烦躁，而在表面上却还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对白眼者毕恭毕敬。

　　好在那三百日元的小费却起了大作用，让千代子为他解决了很多难题，否则肯定在这位高雅的岳母面前，根本就过不了关。

　　宋老太太大蒋介石十八岁，在那个早婚早育的年代，完全有资格做他的母亲。这个年轻的母亲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信奉天主教，也没有缠过脚，所以思想不是太顽固，只是她对蒋介石这种职业军人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尤其是对曾经粘过恶习的，如果不做到“脱胎换骨”那一步，根本就别想打动她的心！

　　从本质上说，倪桂珍对他这个即将入赘的女婿是不满意的。在蒋介石未来之前，她就了解到此人已有过三房太太，而且早年又与上海的地痞混在一起，靠“赌博”起家，又靠“赌博”发迹，再到“赌博”亏空。这种人，如果不是手里有枪杆子，她才不会答应把女儿嫁给他呢！

　　现在亲眼见到了这个女婿，觉得他清瘦，眼睛里虽放着光，但始终感觉内容复杂，没有一点灵气，有些像传说中的痨病鬼，死到临头了却还不知道。一想到他曾经在上海与青帮头子杜月笙他们混在一起，就觉得越发得像了。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女儿的这桩婚姻，她早就不同意。如今亲眼看见此人，就更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没有错。可现在她女儿的年龄大了，再说她本人也没有表示出不愿意的反感，所以她也就只好妥协。不过，祖宗的规矩是不能不要的，那就是要成为她的女婿，就得“入教”，否则就免谈。

　　倪桂珍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她的母亲姓徐，是余姚县著名的豪门大户徐姓世家的后裔。从祖先徐光启开始，已经信教几百年，那可是正宗的罗马天主教。

　　说到天主教，它与基督教是什么关系？其实是一码事。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它们是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产生于古罗马时代的意大利，后来分成了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大支流。这是因为古罗马帝国被分成西罗马和东罗马造成的，而产生于意大利的基督教却在西罗马帝国以“天主教”的身份传之于世人。

　　到了倪桂珍母亲的时代，徐家已经是余姚县的名门望族，而倪桂珍也粘着母亲的血统成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所以当她在上海遇到了从美国回来的基督教徒宋嘉树后，在婚姻问题上也就减少了很多麻烦。这样，身无分文的宋嘉树就在妻家产业的基础上，开始了宋氏产业的创造。

　　蒋介石见到未来的岳母时，向她老人家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用一句浙江的宁波话叫道：“阿姆可好！”

　　倪桂珍用审视的目光把蒋介石足足看了好几秒钟，然后才冷冷地说道：“坐！”

　　接着，就单刀直入地问：“你想和我女儿结婚？”

　　蒋介石刚坐下，又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小声说道：“是的，阿姆！”

　　“你想过没有？我女儿可是大家闺秀，不好伺候！”倪桂珍缓缓地说。

　　蒋介石哪里想过这些，这是宋老太太的一句故意刁难的话，蒋介石只好装着很老实的样子，惶惶地说：“我想过，但我做得到！”

　　“你是一个带兵打仗的人，怎么能做得到？”倪桂珍根本不相信蒋介石的话，“她可是我生的，从小就被娇惯，一身毛病很多，你怎么伺候？”

　　这个问题，蒋介石不好回答，于是双方就陷入了沉默。此时的蒋介石感到，自己的皮肤在发烫，毛孔也都张开，而且还有些骚痒。这就像小时候在私塾里背书，稍有不慎，就可能挨一顿板子，所以经常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接下来，一个关键的问题来了。倪桂珍突然问道：“你信基督吗？”

　　蒋介石马上答道：“我从小跟随阿姆吃斋念佛，信的是佛主如来！”此时他说的阿姆是他自己的母亲王采玉。

　　“这样不行，我们家世代信教，而且还有祖训，要与我们联姻的，必须得信我们的教！”倪桂珍严厉地说。

　　“这个，这个……”蒋介石开始结巴起来，其实他是在犹豫，也很纠结这个事。从内心来说，他是不信什么教的，就连她母亲的吃斋念佛他也不喜欢。他信仰的是“枪杆子”，有枪就是草头王，其他都是没用的把戏！

　　但此时已经是最后一道关口了，善于权谋的蒋介石是不可能就此放弃的，如果他断然拒绝，后面的日子可就不好说，这是明摆着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只有先把自己伪装起来，做成很虔诚的样子，过了这一关再说。于是，他答道：“承蒙阿姆教诲，小婿聆听您的迷津，愿意信教！”

　　倪桂珍见蒋介石答应信教，马上就高兴起来，终于有了一点笑脸，说道：“坐下吧，你专程到日本来看我，一路也辛苦了！”

　　之后的几天里，蒋介石可就受罪了。按照宋老太太的意旨，他得天天读《圣经》，什么旧约、新约、耶和华、耶稣、耶路撒冷、上帝等词汇，成天在他的脑中跳来蹦去，使他困倦不已，疲惫不堪。

　　最后，居然到了一看见《圣经》，他就厌烦，一拿到《圣经》，他就想打瞌睡。但为了应付宋老太太随时都有可能对他提问，他也就不得不硬着头皮读下去。

　　在日本，蒋介石总共呆了三十六天，一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亲自拜见她未来的岳母倪桂珍。第二件事，是在东京拜会了日本黑社会组织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然后通过头山满的关系，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见了面，双方还签订了一份秘密协约。

　　但这些都是以私人身份为由所进行的民间交往。知道有这些事，也是在他们的一些当事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所提及。至于谈了些什么，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会知道。如果有，也只能是捕风捉影式的猜测。

　　当然，根据当时的形势，他们谈了些什么，还是可以估计到的。那就是蒋介石肯定想东山再起，但遇到的困难极多，所以希望日本方面给予帮助。其实，蒋介石和袁世凯是一路货色，都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为自己所用，却不会想到他们这是在“引狼入室”。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他们肯定是不愿意在中国的特权丝毫有削弱，所以并不允许有一个抱团的强大的中国出现。怎么办呢？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现有中国的政治集团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然后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这样，蒋介石就不请自来了，好像愿意充当这个角色。

　　就这样，关于蒋介石东渡日本秘密会晤其首相田中义一一事，也就成了现实。

　　蒋介石在神户拜会了自己的岳母后，乘坐火车往东，于十月十三日到了日本的首都东京。

　　在东京，他第一个要去拜见的，不是他在日本留学的故友，也不是他的母校振武军校，而是日本黑社会组织黑龙会的创始人头山满。这就有些奇怪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前北伐军总司令，居然与日本黑社会有联系，这不是官通匪，而且还通上了洋匪吗？

　　或者，这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安排吧？因为蒋介石此次东渡日本是以私人身份去的，在安全问题上可能得不到保障，所以由杜月笙传书给头山满，以寻求黑龙会对他在东京期间的保护。其实，问题没这么简单，其人身安全也用不着谁来保护，也与杜月笙没丝毫关系。

　　真相是，黑龙会与他蒋介石个人之间没有丝毫瓜葛，他之所以要去拜访首领头山满，那是另有原因，好像也是一种使命。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黑龙会与国民党早就有渊源，那还是在孙中山建立同盟会的时候。

　　渊源到什么程度？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那天，其开会的地点就在头山满的黑龙会总部，赤坂区一所榻榻米楼房的二楼。也就是说，是头山满借给孙中山一个场地，让他在这里组织反清政治团体。

　　原来是这么回事。也就是说，头山满还帮助过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是不是他就有进步的一面呢？这个问题还不敢说，当我们了解了黑龙会的历史后，才可以下结论。

　　关于黑龙会这个组织，是头山满在一九〇一年和一个叫内田良平的人一起建立的。在这之前，这个组织叫玄洋社，是头山满在一八八一年成立的。从成立的那天起，他们的宗旨就确定“效忠天皇”上，然后宣扬“唯我独尊，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等霸权思想，并提出“破支那，胜俄国，吞朝鲜”的口号。这个“支那”，就是指中国，是日本人对中国的“贱称”。

　　在日本明治维新后，由于德川幕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很多，特别是他们雇佣的大量武士已经失业，成了到处流浪的无业游民。这就是有大量日本浪人出现的原因。这些“浪人”，不仅在日本到处流浪，还坐船到中国的东北和上海等地来。

　　日本浪人的剧增，为玄洋社提供了广泛的人力资源。头山满看见了这一现实后，就大量招收这些浪人入社，以充当他的喽啰或急先锋。这样，他在日本江湖上的黑社会组织就这样形成了。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像中国的江湖艺人一样行侠仗义，到处打抱不平，但是一旦跨出国界，到了中国或朝鲜时，就称王称霸起来，宣扬他们的“大亚细亚”主义。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他们的气焰马上就嚣张起来。

　　由于他们对俄国霸占中国黑龙江很不满意，认为那些辽阔的土地应归他们日本所有，于是就在一九〇一年，当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他们就把自己组织的名号从“玄洋社”改成了“黑龙会”。

　　为了便于活动，头山满把会长的职位让给一个比他年轻的一个叫内田良平的人来担任，而自己则在旁边指手画脚当顾问。成立玄洋社那天，头山满才二十六岁，改为黑龙会时，他已经四十六。这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好像也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就在他们死气沉沉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流亡到日本的孙中山。他们称呼为孙逸仙博士。

　　孙中山在一八九四年于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后，其革命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头山满的奋斗目标也是推翻中国的清政府，所以他们的目标相同，这就使他们在最初的交往中，误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同路人，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和头山满这些人渊源极深的原因。

　　但经过十几年的“共同奋斗”，孙中山终于发现，这些日本浪人并不是和他一路的。孙中山推翻清政府，是为了建立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而头山满推翻清政府，是想使中国成为他们日本的附庸国。当孙中山知道他们的企图后，就不跟他们来往了，而且还对他们严加防范。

　　今天，蒋介石来找头山满，就是以国民党早期与他有一段“说不清”的关系，还想再来攀一攀，接上这个早已断线的话筒，来办他的私事。此时，他是想通过头山满的关系，与日本政府的什么要人沟通一下，希望日本在他东山再起的路上添一把火。

　　当蒋介石见到头山满时，此人已是满头白发。原来他已经七十二岁，但身材依然高大，只是眼神不那么有光了。

　　头山满见昔日孙逸仙博士的弟子蒋中正突然来访，就像获得了一个意外宝贝似的，马上以日本人的最高礼节来迎接。

　　蒋介石也不敢怠慢，同样模仿着日本人的礼数，在说话时不停地向对方鞠躬。然后，双方各自伸出一只手，构成左右齐全的两只，再向外一伸，做了一个谦让的“请”的手势。

　　就这样，蒋介石进入了头山满在青山的私宅，然后被头山满待为上宾，并安排他下榻在隔壁邻居家。头山满这样做，目的是让他们可随时联络，品茶聊天。

　　此时的日本政府，其首相叫田中义一。他是一个从陆军少尉一步步爬上来的下级军官，后来居然晋升到大将军衔。在任首相之前，他已经任过两届内阁总理的陆军大臣，也就是他们叫的“陆相”。半年以前他还是政友会的总裁、贵族院的议员，现在却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第二十六任首相。

　　蒋介石到日本的时候，田中义一任首相已有半年。那时田中听说中国南方的国民党前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来了日本，就萌生出想和他见一面的想法。凭他所获的情报和多年在中国东北与张作霖打交道的经验来看，他认为蒋介石的下野，只是暂时的。因为蒋介石的实力并没有削弱，以后还会趁势翻起来。

　　田中义一就是那个被指控为炮制侵略中国的《田中奏折》的元凶。那是在他上任不久后制定的对外侵略扩张的计划，是他在一次召集开会研究世界东方通过的《对华政策纲要》，史称“东方会议决策”，日本人叫“新大陆政策”，而中国人则把它叫“远东阴谋”。

　　这的确是一个阴谋。田中义一通过日本的国家机器，秘密召开的东方会议，是要把中国肢解成几大板块，而且还制定了“先占领满蒙”的计划。他们的口号是，“要称霸世界，必先占领中国，要占领中国，必先占领满蒙”，而且还把此决心写入奏折，上奏给天皇裕仁。

　　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们的生存空间太狭窄了，占领中国的台湾还不够，又把手伸向了东北。但是他们的做法很隐蔽，不想公开被英美等国指责，就决定在中国的军阀政治集团中寻找代理人，而他们却在幕后操纵。所以，在中国东北，他们选定了张作霖。可是在南方的国民党中，他们也想找一个代理人，找谁呢？还没有确定。这时，蒋介石自己却送上了门。

　　几天来，那位酷爱玫瑰花的头山满，一有空就和隔壁所住的蒋介石开始闲聊。通过蒋介石的口，他已经知道了中国当前的局势，特别是国民党在南方的情况。

　　蒋介石也把此行东京的目的，毫无遮掩地告诉给头山满，并希望他搭桥铺路。这让头山满很惊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十多年来，自从孙中山举行“二次革命”以来，他就与中华革命党失去了联络，现在却称国民党了。更其重要的是他们居然与共产党合作，在苏俄支持下，壮大了起来。幸喜与共产党决裂了，不然他头山满就不好插手了。在骨子里，他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是充满仇恨的。

　　此时的头山满，还念念不忘他所主张的“大亚细亚”主义，觉得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乱成了一锅粥，这正是日本伺机而动的好机会。你看，北方张作霖、张宗昌与国民党对峙着，而南方的国民党又与共产党决裂，不仅如此，国民党内部又重新分裂，还发动了宁汉战争，这真是日本人向中国伸手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一个江湖术士的动机居然与政府的战略决策不谋而合，这可能在日本才能存在。因为他们都有一颗“称霸世界”的野心，都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这就是把他们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满蒙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知道，中国那么大，不可能一下就吃掉，那是吞不下去的，这得一步步来。台湾不就被他们拿下了吗？现在，机会又来了，可以再咬一口了。

　　这些，我们的蒋总司令可不知道，他还以为在日本东京，终于找到了一个坚强的后盾，这一下他可不怕了。他要通过这个头山满大叔，去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搭桥，然后他要过桥，以寻求日本政府的帮助，这样他就无敌于天下了。殊不知，他在步入狼窝，准备把狼引回家中，然后放入羊群。

　　蒋介石住在头山满家隔壁，可他的随从们却住在东京帝国饭店。一进去，那位极有外交手腕的总管张群先生就开始四处活动。他通过头山满的一些关系，马上就跟撰写《田中奏折》的那位铃木贞一见面了，接着就与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搭上了桥，然后请求晋见田中义一。

　　就这样，在陆军参谋本部松井石根的安排下，蒋介石和田中义一在日本富士山下的温泉圣地箱根进行了秘密会谈。这一天，正是日本十月十八日秋高气爽的时节。

　　日本的富士山是一座活火山，呈圆锥型的山体。在尖尖的山顶上，常年累月都冒着黑烟，就像中国长城山峦上修建的烽火台。可烽火台一冒烟，就意味着有敌人来。而富士山却不存在这个因素，因为在日本，是不需要这样报警的。根据以往经验，日本人是不会有敌人打到富士山脚下的，有的也是他们打到别国，成为别人的敌人。

　　在箱根这个地方，蒋介石终于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见上了面。

　　这位看起来有些像平民的内阁大臣，穿着宽大的和服，看起来有些像韩国人。他长着一双细长的眼睛，一笑起来，免不了要形成一根线。但在微笑的时候，看起来却很慈祥。毕竟，他此时年纪也不小了，算起来已经有六十三岁了。

　　双方互相鞠躬后，分宾主坐下。由于是密谈，四周也不需要什么警卫，更不需要有外界来打扰，所以双方选定的环境都是极其隐秘的，同时时间也不能拖得太久。所以，几句客套话后，马上就进入正题。

　　蒋介石说，中国的政局很乱，军阀各自为政，互相排挤，共产党又从中作乱，使他们不得安身，所以，他希望日本能为他提供帮助。

　　田中义一没有正面回答蒋介石的要求，而是向他分析起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力量来，最后认定，只有他蒋介石才能堪此重任，把国民党统一起来。

　　在谈到国民党如何取得整个中国的地盘时，田中义一帮蒋介石出谋划策，要他先经营南方，待南方稳定后，再说北方的话。这其间还谈到“防共”一事，并承诺日本政府将给予全力支持。

　　总之，绕了一大圈，田中义一就是一个中心，不让国民党的军队到北方去，这样会损坏到他们日本的利益。也就是说，中国的北方必须维持现状，张作霖和张宗昌，都是他们日本的代理人，是不能向他们动武的。

　　蒋介石不光是一个军人，而且还是一个政客。他对田中义一的要求感到恼怒，凭什么不能到北方？如果不荡平张作霖和张宗昌，国民党在中国就永远没地位！

　　不过此时，他虽然有些恼怒，却只能隐藏在心里。因为，他考虑得很远。那就是此行的目的，他是要日本人帮助他打败与他作对的各路诸侯。无论如何，是不能和日本人闹翻的。闹翻了，有什么好处？他蒋介石的力量能抗得过日本人吗？就是整个国民党的力量，也是不能和日本人抗衡的。人家是一个强国，而自己的国家却支离破碎，还互相倾轧。如果真打起来，肯定不是对手。

　　所以，蒋介石听了田中义一的话后，不置可否，只是沉默。

　　田中义一看蒋介石这种态度，很不满意，但也不好发作，这时松井石根却在旁边给蒋介石使眼色，要他对田中的意见表个态。

　　沉默了一会儿后，蒋介石终于开口了，他称自己是“下野”之人，一介平民，现在说的话，根本不作数。然后拿着茶杯，呷了一口，用一句宁波话说：“对勿住，阁下先生！”

　　双方陷入了沉默的僵局。其实各自心里都明白，底牌还没有亮出，是不能讨价还价的。

　　田中义一见今天的会谈肯定没有结果，于是就很有礼貌地抽身告辞。

　　其实，田中义一也会想到，第一次会谈，肯定是没有结果的。作为一个有政治眼光的人，价钱没有开出，是绝不会表态的。即使有那么一点可能性，也得磨时间，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后退一步。

　　《田中奏折》中说：“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这句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日本要趁中国内乱，以靖乱的方式保护它的特殊权利，这实际上是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活动。他们说的“满蒙”，是当时的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和内外蒙古等广大地区。

　　这些地方日本人有什么特殊权利？准确的说，一点也没有。如果说有，那就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政府后所订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上宣布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他们的规定。

　　根据上面的内容，除了霸占台湾岛等领土以及大量赔款和开设商埠外，还允许在中国的青岛、烟台、上海、大连等地驻军。

　　现在日本又看上了“满蒙”，所以他们要与蒋介石做一笔交易，即只要蒋介石承认他们对满蒙有特权，他们就支持他成为将来的中国最高行政长官。

　　自从第一次会谈过后，一周来蒋介石与日本政界许多要人都进行了接触，比如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前首相犬养毅，以及曾帮过张勋复辟的日本浪人佃信夫等。

　　在第一次箱根见面时，蒋介石和田中义一都很谨慎，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气氛不怎么融洽。但是经过蒋介石一周来的活动，明显地好多了，这样才做出了一些让步。但是，怎么让，其底线都不能让，那就是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必须进行，其目的就是要把张作霖赶出北京。

　　在与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的会谈中，蒋介石向他们透露，国民党的北伐不能不进行，至于日本人怕惊扰，他们可以绕道。如果日本方面答应，他可以考虑放弃满蒙。这样，双方算是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

　　十一月五日，蒋介石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又举行了秘密会晤。这次会晤在东京青山区头山满的私宅举行，所以又被称为“青山会谈”。

　　青山会谈，主要就是来落实这个口头协议。

　　田中义一今天穿了一套打着领结的西方式燕尾服，蒋介石则换上了江浙一带财主们穿的那种长袍马褂。双方继续会谈，田中义一这次把话挑明了，他需要的东西说就是不希望国民党的北伐军北上，而蒋介石的应对则是，要求日本方面援助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并提出只要日本放弃“扶张”，则“满蒙”问题他可以考虑。

　　看来，双方的底牌已经亮出，再也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了。于是，就只好达成一个协约，即日本可以在所有方面援助蒋介石统一中国，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日本在东北的“满蒙计划”则不能干预，应该予以默认。

　　有人说，还有具体的条款，现罗列如下：

　　（一）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

　　（二）蒋决反共到底。

　　（三）日本支持蒋政权。

　　（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

　　这就是传说中的蒋介石东渡日本所签署的卖国密约。据说，当时共抄两份，由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供日后交涉时有个凭据。

　　蒋介石从日本回来了，这个消息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中都有登载，特别是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等，把蒋介石归来在码头受欢迎的照片都附了上去，让关心时事的人已经闻到了一种气息。

　　此时，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李宗仁与唐生智发生的宁汉战争，已接近尾声。

　　十一月十五日，在程潜的江左军和李宗仁的江右军合力攻击下，再加上那个在江西倒戈的朱培德，已经把唐生智赶出了武汉三镇，让他逃到其老巢长沙去了。

　　此时的唐生智，其身板却更加削瘦了。由于军事上的连连失利，使他本来就像一张灵猴似的脸，却更加像了。此时，他已失去心高气傲的劲头，剩下的就只有沮丧与愤恨。

　　他的四个军已疲于奔命，即使退到了长沙，也免不掉程潜会杀回来。所以，眼下的事情最好是引咎辞职，把自己暂时退隐起来，以确保他的军队能够保全。

　　于是，他也玩了一个“宣布下野”的把戏，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就逃往日本去了。

　　接下来就是程潜进入湖南，对唐生智的军队进行改编。

　　对于被打败的军队，其改编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无条件地接受“肢解”，然后使原来的骨架荡然无存。

　　就在这节骨眼上，从日本回来的蒋介石，却给了一个优厚的条件，这让李宗仁与程潜也不得不让步，把唐生智四个军的番号保留了下来，而且还给予相应的自由。

　　这是蒋介石的“一石二鸟”高招，也是他回国后打的第一张牌，其目标是对准李宗仁的南京特别委员会。他认为，要东山再起，首先就得扳倒这个委员会，所以他不能放弃一切可以损害特委会的机会。

　　蒋介石的这一招的确厉害，让本来面临被“肢解”的唐军一下就看到了希望，于是马上就昂起头来，和程潜讨价还价，这样就保住了他们的番号。

　　蒋介石的“收编”计划虽没成功，却帮了唐生智的大忙，使南京特别委员会不得不让步，这就达到了他的目的。从实际效果来看，他是在拆李宗仁的台，让本来要做“叛军”处理的四个军，一下却变成了“宝贝”，只有“安抚”的份，还不敢对他们怎么样。

　　这是蒋介石回国的第一招，但李宗仁却不知道。他只是觉得，几个败军之将，已山穷水尽了，却突然“强硬”起来，这是为何？原来是蒋介石开了大价钱，真令他沮丧！

　　原来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他在上海的势力却没有削弱，这个可以从白崇禧就任上海市警备司令以来其经费还得从南京拨可以看出，因为他根本不能在上海筹集军费。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蒋介石已经打过招呼，桂系势力休想侵入他的势力范围。

　　所以李宗仁相信，蒋介石有能力收编军队，这个阴谋不能让他得逞，不然这些军队将来就是他看家护院的本钱。与其这样，倒不如做个人情，依了刘兴。

　　蒋介石从日本回来，让一向省心的李宗仁突然感到了压力。特别是蒋介石回来那出手不凡的第一招，让他不得不另眼相看。还有那归来被欢迎的场面，其排场不亚于一个国家元首的出访，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蒋氏集团的人并不甘心其主子的下野，而是要把他推上东山再起的宝座。

　　李宗仁知道，蒋介石如果要卷土重来的话，首先针对的目标就是他本人，原因是他的“下野”，是由他李宗仁和白崇禧借助于何应钦一时的愤懑，把他“挤兑”下去的。这次他到日本去了，究竟干了些什么，还真说不好。万一他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再搞出点什么名堂，他们岂能是对手。所以，有一股无形的风好像从某个阴暗的角落已经吹了出来，让李宗仁感到背脊有些发凉。

　　李宗仁和蒋介石原来并不认识，就像两条根本不相交的直线在各自的平面上延伸，但突然某一天，历史却把他们固定在了一个焦点上，于是，就不得不相撞在了一起。这个焦点就是国共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以及后来的“四一二清党”。

　　在北伐中，蒋介石的第一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本来不同路，但是当攻下武昌后，第七军就坐船南下一路横扫，这样就一直打倒安庆、芜湖一带。如果不是程潜的第六军在攻打南京，那李宗仁接下来就有可能进攻南京直下上海。但此时蒋介石已进入上海。

　　蒋介石到上海后，突然发现共产党居然在他还没到达时，就发动了第三次武装暴动，把孙传芳的军队赶跑了。这就给他一个信号，共产党的力量正在壮大，一旦得势，他们这些人就永无宁日，于是决定与武汉政府彻底决裂，重新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国民政府。

　　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是不敢单独行动的，因为他处于谭延闿的第二军、程潜的第六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的包围之中，而李宗仁的第七军实力最强。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第七军拉过来支持他，然后打压第二军和第六军，这样才能让理想变成现实。

　　事情决定后，蒋介石就以总司令的身份通知李宗仁来上海开会，其实就是拉拢李宗仁让他上贼船。

　　李宗仁从小被灌输的是“忠孝节义”等封建思想，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而且很反感搞“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有损地主阶级利益的行为，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他是“反共”的，这样就和蒋介石一拍即合，马上成了志同道合的盟友。

　　但是，蒋介石的为人，李宗仁却是不认同的，因为他任人唯亲，自私霸道，偏听偏信，还刚愎自用。李宗仁从广西带出的十二个团，其军饷和枪支弹药还得自行解决。为此，李宗仁曾一度呼吁，参加北伐的都是国民革命军，应该由中央统一拨款，但却遭到蒋介石的驳回。而他的第一军呢？却享受着一种特权，军饷充足、枪支弹药管他们够用，还尽量让他们扩军。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已经把他看成是一只死老虎的，可是却不尽然。在南京深受四面包围时，他明显感到，只要是第一军，他是无法调动的，而且他们的重点是守护淞沪一带。这就是说，蒋介石在离开总司令之前，已经把后路都想好了，让他李宗仁根本插不进他的第一军。

　　因此，李宗仁的第一感觉就是，蒋介石的“下野”只是一个形式，是做给世人看的。关乎他的切身利益，他肯定不会放手，而且还会杀回来，只是不知他要使什么招。现在他发现，蒋介石就像一只苍蝇，专找有缝隙的鸡蛋。

　　李宗仁暗暗告诫自己，可得小心，弄不好，就得全输给这个曾在上海股票交易市场输得精光后又重新发迹的人。

　　蒋介石回国后，首先看到的是，挡在他面前的是南京特别委员会。他想，如果不搞掉这个委员会，他是休想有出头之日的。于是，在他的指使下，其亲信们就在四处活动起来。

　　此时，在南京特别委员会中，除蒋介石外，汪精卫却是最大的反对派。他已经愤然辞职，宣布下野，去了广州，想在那里另起炉灶，重新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与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对着干。

　　汪精卫认为，他是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以他这三个头衔，是完全有资格这样做的。

　　蒋介石一回国，就得到这个消息，于是马上进行响应，并发给汪精卫一封支持电，还专程派快成为他大舅哥的宋子文，到广州去与汪精卫串联。

　　此时汪精卫已在广州展开了工作。为达到目的，他从南京中央大员中带走了十名中央委员，并希望获得李济深、张发奎军队的支持。对汪精卫的“另立中央”，李济深没有做声，或者说他还不知道汪精卫究竟要干什么。在他的骨子里，他是不愿意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可对汪精卫在广州的活动也没明显反对，而是随喊随到，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宋子文来了。

　　宋子文一来，把蒋介石的意思说了，汪精卫欣然同意。原来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推倒南京特别委员会，得马上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组织程序来完成，这样比他在广州成立一个第二中央要省事得多，而且还做得体面些，不叫别人说那是“另起炉灶”搞分裂活动。

　　于是，汪精卫把另立中央一事搁置下来，拟成立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广州政治分会，让他的亲信顾孟余担任分会主任，而把陈公博任命为广东省代主席、民政厅厅长。至于原主席李济深，被他邀请一起北上去南京开会。

　　其实，这是汪精卫与张发奎的密谋。虽然李济深没有反对他在广州的活动，但并不能说明他就信任他，所以为了使他走后广州能成为他的干净之地，就必须剪除支持李济深的羽翼桂系势力黄绍竑，只有把桂系势力在广州一网打尽，他们才能无后顾之忧。所以汪精卫携李济深前脚一走，张发奎就开始了行动，把刚到广州任职的黄绍竑赶回了广西。

　　事情发生后，李济深并不知道，他此时正在从香港开往上海的轮船上，还欣然同汪精卫一起谈笑风生。可是到了上海后，他知道了这个噩耗，马上肺都气炸了。原来汪精卫对他那么客气那么热情，结果是另有所图，看来他是中了汪精卫和张发奎的“调虎离山”之计了。

　　这个被称作“张黄事变”的军事行动，的确像一枚炸弹，不光炸倒了刚到上海的李济深，也让南京特别委员会这幢大厦左右摇晃。一时间，在南京特别委员会里，声讨张发奎、黄琪翔的呼声此起彼伏。

　　首先是李济深向特别委员会致呈，控诉汪精卫、张发奎与黄琪翔的阴谋，说他们是一种“卑劣行为”，着中央特别委员会、国民政府对主使者和肇事者一并查办。

　　吴稚晖、张静江等元老派以及李石曾、张继等西山会议派，也蜂拥而起，对汪精卫展开了“进攻”。

　　他们叫嚣着要“整顿纲纪，缉拿元凶”，有的甚至还怀疑，这是张发奎和黄琪翔伙同广州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共同干的一件蠢事，应该派兵讨伐。

　　西山会议派居然发表通电，骂汪精卫到广州是为“重张艳帜于珠江”。

　　吴稚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公开指责汪精卫，说他“说话太甘，手段太辣”，声称汪精卫反对特委会是“借打破酱油小碟子，来做分家当的理由，只有乡下婆娘才开得出口的”。

　　当然，叫的最厉害的还是深受其害的李济深，因为他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他既希望派兵讨伐张发奎和黄琪翔，也希望追究幕后最大的支持者汪精卫。

　　此时，刚刚回到上海的蒋介石，也在积极活动。在他未回来之前，他就在想，头山满和田中义一都支持他东山再起，可这东山再起的第一步算是成功了，这第二步该怎么办呢？看来维护南京特别委员会的人还不少，特别是那个令人厌烦的西山会议派，他们的摇旗呐喊，却在巩固这个委员会。于是，他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另外烧一把火，收拾这帮家伙。

　　不过现在他要借助这个“张黄事变”大做文章，以取得“借鸡生蛋，隔山打牛”的效果。

　　十一月十八日，当汪精卫到达上海后，蒋介石马上邀请他面谈。

　　以前，俩人都是“你死我活”的对头，但见面后都不觉得尴尬。因为俩人都是以政治家著称，根本就不去计较那些“小结”。

　　现在的问题是，有一只拦路虎挡在了他们面前，要想通过，就得共同使招，所以就顾不得去叙旧，更顾不得去谴责对方谁对谁错。

　　根据目前形势，要扳倒南京特别委员会，他们只有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当前之敌桂系集团，这应该是他们首先要达到的共识。

　　好在俩人已把不愉快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谈得很融洽。但说句公道话，是真的忘了吗？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有一句关键的话可以为他们解脱。这句话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一句名言。此时此刻，用在俩人身上，正好合适。

　　双方在一起，究竟谈了多久，又谈了一些什么，世人却不知道。只是后来汪精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商洽结果，颇为圆满，会议前途，可卜乐观。”

　　原来他们是在商谈如何召开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或者说是在探讨如何通过这个会议搞掉“南京特别委员会”。

　　但是，“张黄事变”一发生，汪精卫马上就被动起来。因为国民党内各派都把他作为幕后指使者，并在含沙射影地进行“声讨”。

　　针对各反对派的进攻，汪精卫沉默了几天，但到最后，还是得发表谈话进行辩护。

　　十一月二十五日，汪精卫声称，对于南京特别委员会，“兄弟主张和平补救”，而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则“主张激烈反对”。“如果和平方法可以达到目的，不妨采用；否则，不能不出于激烈了”。这意思是说，他虽然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但不主张采取武力。至于有人要采用，那是他们的事，与他无关。但里面又有这层意思，就是和平方式不能达到目的，还是可以“激烈”一下的。

　　汪精卫的这种辩护，其实就是告诉世人，“激烈行动”是由对方逼出来的。但是许多人不这样想，而是认为汪精卫在明目张胆的支持，这不仅未能平息众怒，反而招来了更猛烈的攻击。

　　蒋介石看见，他点的“火”已经烧起来了，于是就想再添一把火。他把控制中央党务学校的陈果夫找来，面授机宜，要他去办。

　　陈果夫是谁？陈果夫是陈立夫的弟弟，当时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这“二陈”可是蒋介石的恩人陈英士的亲侄子，早就和他抱成一团，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当主席提出拥护特别委员会议案时，却发生了赞成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冲突。

　　反对者指责赞成者是西山会议派的走狗。反对者之一的党务学校学生黄杰，还跳到桌上，向大会宣布特委会不应存在的几条理由。这种行为马上遭到了市党部的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几个学生，他们都是持反对意见的左元白、曹明焕、逢化文等人。

　　第二天，中央党务学校学生举行罢课。他们一哄而起，捣毁了南京市党部，并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

　　二十二日，南京各界在中央礼堂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可党务学校代表谷正纲却在会上发表演说，大呼“打倒特别委员会”、“恢复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等口号。

　　台下随声呼和者居然很多，这马上引起了会场波动，使会议主题全变味了。

　　会后，由中央党务学校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当队伍行走到秀山公园附近时，大批军警从远处赶来，不准再往前走一步了。但谷正纲却在学生群中煽动蛊惑，使学生们依然前行，结果导致军警不得不开枪。

　　枪声响后，当场打死了一名布店学徒和一浴堂工人。学生袁大煦身负重伤，另外还有十几个人受了轻伤。

　　事情发生后，躲在幕后的蒋介石马上发表谈话。他措辞严厉地说：“此等举动，在革命的国民政府统治之下，不仅前所未有，且为革命历史之污点。只有北洋军阀段祺瑞曾命令军警开枪屠杀请愿之民众，万不料革命政府下之军人亦悍然为此惨案。倘不能将应负责者加以适当之惩戒，则革命政府与反革命军阀岂非一辙？”

　　十一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在接见中央党务学校的代表时说道：“政府方面如办理不当，我即来领导你们革命。”

　　在他的唆使下，南京市各区党部、中央党务学校和市学联等马上组织了“一一•二二惨案后援会”，指控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王昆仑、谢持等为惨案主使者，潘宜之、居正、高方、张贞、沈竟、任西萍等为惨案凶手，要求国民政府要严惩不贷。

　　西山会议派分子本与此案毫无关系，一看居然诬赖到他们头上，于是马上澄清事实，说此事与他们无关。邹鲁、谢持等还要求查明真相，“拿办凶犯和煽动之人”。

　　国民政府执行主席谭延闿深知此事诱因，对邹鲁等人说：“假使是单纯的共产党暴动，悉行拿捕，自属易办。实则此事发动，上海有人在主持。党内之争，愈办必纠纷愈多。”

　　一切都在蒋介石的操控之中，他看见四处起火，已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于是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问时事的人，公然贴出了他和宋美龄的婚事公告来。

　　从十一月二十六日起，蔣介石在上海《申报》、《民国日报》等报纸上连续数天刊登启事，邀请社会各界朋友，来参加他的婚礼。全文如下：

　　中正奔走革命，频年驰驱戎马，未遑家室之私。现虽辞职息肩，惟革命未成，责任犹在。袍泽饥寒转战，民众流离失所，讵能恝然忘怀。尤念百战伤残之健儿，弥愧忧乐与同之古训。兹定十二月一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及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以完中正昔日在军之私愿，宋女士亦同此意。如亲友同志，厚爱不弃，欲为中正与宋女士结婚留一纪念，即请移节盛仪，玉成此举，无任铭感。凡赐珍仪，敬谨璧谢。婚仪简单，不再柬请。式布区区，惟希公鉴。

　　另外还有一行字，是用括号加以说明，即：

　　（废兵院规划当与同志贤达详商，现托浙江军事厅金诵盘君筹备）

　　由于“婚仪简单，不再柬请”，因此这份启事实际上就代替了结婚的请柬。

　　以“启事”代替“请柬”，这在当时是从没有过的，可以说是开了一个移风易俗的先例。但此举，也只有蒋介石这种知名度高的人才能享用，一般普通老百姓就是做了也没有用，一个近三百万人的城市，谁知道你是谁呀？

　　此外，从启事里可以看出，蒋介石说他要把此次婚礼所得礼金全部用于修建一所残废军人疗养院，还得到了宋美龄的同意，真的还是假的，要做了才能定。但他却借此机会表现了对残废军人的关心，有笼络军心的一面。这是他刻意要这么写的，说明他在办私事时也没忘记政治，这可能就是他高明的地方。

　　自日本回国后，蒋介石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谦和的人，且有时还说几句貌似公允的话，这就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因此要求他“复职”的人也就在不断增加。其实，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在国民党的原中央委员中，他提出召开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马上得到了重视。于是，经多方奔走，多数人同意召开。

　　从以上的启事可以看出，蒋介石已把该办的事办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一桩搁置已久的私事也该办了，那就是向宋老太太倪桂珍求婚，现在也该把它变成结婚了。

　　十二月一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期终于到了。这一天，应该是宋家最忙碌的一天。

　　在上海戈登路的大华饭店里，真是高朋满座。

　　今天的蒋介石完全脱去军装，穿着一套黑色的西方式燕尾服，白色的衣领上打着蝴蝶式领结，胸前配着一朵小红花，表情严肃、庄重。在他旁边的宋美龄则披着白色的婚纱，头顶蒙上的白色垂帘把她的额头全遮住了，只露出眉毛以下的部分，把整个脸型变成了一个圆形。

　　从那张留下的婚纱照来看，蒋介石站着，宋美龄坐着，大家的表情都显得有些刻板，甚至勉强。当然，这只是一瞬间的记录，是不能代表他们根本不乐意的意思。

　　蒋介石、宋美龄的婚姻有些特殊，按照司仪的安排，要举行两次婚礼。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蒋介石已答应入教，首先得按西方基督教徒的婚礼程序进行仪式，然后再按中国传统式的婚礼拜天地。

　　基督教仪式是在下午三时举行。按理说，应该是新郎携着新娘到教堂去共同受神父的洗礼，但在上海的西摩路及其附近，是没有教堂的。怎么办呢？就只好把教堂暂时设在宋家的会客厅里，再临时请来一个充当牧师的角色，这样就算把事情办妥了。

　　原计划，他们是想请宋家曾经的老朋友、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江长川来主持婚礼，但江长川认为蒋介石不是自由再婚，拒绝来当这个主持，于是就请了一个不是牧师的人来，这个人就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

　　时间终于到了，在宋家华丽的会客厅里，证婚人余日章，介绍人谭延闿、何香凝、王正廷、李德全都到齐了，主婚人蒋家是蒋介石的大哥蒋锡侯夫妇，宋家是宋霭龄、孔祥熙夫妇。

　　前来参加的贵宾有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银汉夫妇、美国审判长普台及英军总司令邓坎等。

　　蒋介石由贴身秘书刘纪文陪同，先缓缓地走进礼堂，后宋美龄挽着哥哥宋子文的手臂，在女嫔相郭主珠等人的引导下，步入礼堂。

　　蒋介石先为宋美龄戴上戒指，并宣读誓词：“我，蒋中正，情愿遵从上帝的意旨，娶你宋美龄为妻。从今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康健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心竭力的爱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上帝实临鉴之。这是诚诚实实应许你的。如今特将此戒指授予你，以坚此盟。”

　　接着，宋美龄宣读誓词：“我，宋美龄，愿意遵从上帝的意旨，嫁给你蒋中正，以你为夫。从今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康健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心竭力爱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上帝实临鉴之。这是诚诚实实应许你的。如今特将此戒指授予你，以坚此盟。”

　　宣誓完毕后，那位主持余日章装模作样地在胸前划着“十”字，嘴里不停地叫着：“我的孩子们，愿上帝保佑你们，阿门！”

　　待基督教仪式一结束，大家又簇拥着两位新人从西摩路往戈登路赶，原来预订的中式婚礼将在戈登路的大华饭店举行。

　　这大华饭店，坐落在静安寺路和戈登路交界的地方，还算是个繁华地段。这段路为什么叫戈登路呢？那是因为公共租界里的英美殖民主义者，为了纪念他们曾经组织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队长戈登。

　　这大华饭店，却修得很气派。除了有四层楼，就是无数根圆柱形柱子镶嵌在欧式拱形窗户间，造型古典优雅，远远看去，就像一座欧洲式城堡。走近了，才发现大门是两根柱子撑起的门楼，上面有一大扁额悬在正中。除了有“大华饭店”几个汉字，还配有英文：

　　The  Majestic  Hotel

　　婚礼的仪式厅设在跳舞厅。在厅台上，四周摆着鲜花，正中央悬挂着孙中山的画像，两旁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来这里参加婚礼的，据不完全统计，光是来宾就有一千三百多人。他们都必须凭事先发给的座位号入场，这座位号由一请柬印刷，并盖有宋子文的私章，以防有蒙混者进入。

　　在这里来出席的证婚人，几乎都是刚才基督教仪式的原班人马，他们是蔡元培、谭延闿、王正廷、余日章、何香凝、李德全等，但来宾就多了，有汪精卫、吴稚晖、邵力子、陈果夫、褚民谊、缨斌、叶惠钧等党政军头面人物，还有日本总领事矢田、领事清水、美国总领事克银汉、比利时总领事汪和德、挪威总领事业尔等。

　　下午四时左右，蒋介石、宋美龄乘坐“七三九二”号花车来到大华饭店，先在花园的洋房中休息。四时十五分，乐队奏起了门德尔松的结婚进行曲。蒋介石身穿大礼服，胸贴彩花，由男傧相刘纪文、孔祥熙陪同走出。

　　五分钟后，宋美龄挽着宋子文的手臂走出，前有郭、王、孔、倪四位小姐作女嫔相。宋美龄身穿白色旗袍，白色乔其纱用一小枝橙黄色的花别着，斜披在身上，头戴一个用花蕾编成的小花冠，手捧一束粉红和雪白相间的玫瑰花，十岁的孔二小姐珍妮和少爷孔路易随在身后司纱。

　　婚礼由邵力子主持，也就是做司仪。他宣布，全体在场人员，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然后，由蔡元培宣读证婚书，他念道：

　　“盖闻宝树延辉，异彩耀玉台之镜，早梅布馥，华楣迓翟之车。两姓联欢，一堂结约。兹者蒋中正先生与宋美龄女士，举行结婚礼于春江大华礼堂，良辰吉日，六礼告成，瑟好琴耽，双心默契。所愿宗熙三径，论协十篇。喜今兹约指钤章，用证鸳鸯之牒。卜他日齐眉益算，覃敷鸾凤之祥。元培等忝作证人，乐观嘉礼，爰缀吉语，藉贡欢忱，是为证。”

　　接着由证婚人、主婚人、结婚人依次用章，再新郎新娘相对一鞠躬，向证婚人、主婚人及来宾各一鞠躬，婚礼在乐曲声中宣告完毕。

　　蒋介石当天在报端发表了《我们的今日》一文。他说：

　　“余今日得与余最敬最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昔日前辈领袖常问余，汝何日始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其他厚爱余之同志，亦常讨论如何而能使介石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凡此疑问本易解答，惟当时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圆满之答案。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婚宴后，蒋介石在上海拉都路三百一十一号设置了新房。

　　从此以后，蒋宋联姻，中国的政治舞台将以他俩为中心逐步展开。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盟就这样形成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蒋家王朝”。

　　蒋宋联姻，是一个浑浊时代的开端，它的嫡结，既是良缘，也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体的集团的形成。

　　他们疯狂地聚敛天下财富，不顾黎民百姓的死活，在国难当头时，也是如此。二十年后，加上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还有他恩人陈英士的两个侄子陈立夫、陈果夫，就形成了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

　　当他们走向巅峰时，中国的财富已经有百分之八十都装进了他们的腰包。

　　有人猜测，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肯定是有一个月的清闲，这在西方文化中有一个优雅的说法，叫“度蜜月”。而且，还有人猜测，这个“蜜月”肯定不会在眼下的上海度，而最大的可能是去美国。

　　但是他们猜错了。蒋宋一联姻，只能说明他们的关系更加牢靠了，但并不能说明他们就很浪漫，要选择一个悠闲的地方去度蜜月，以创设一个终生难忘的记忆。那是普通人的想法，他们可不能这样做，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还不能“马放南山，解甲归田”。是什么事情呢？国民党的第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马上就要在上海召开，这对蒋介石来说，可是关乎他生命中的大事。

　　果然，在蒋宋联姻后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三日，国民党的第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就在上海市党部礼堂开幕了。

　　为什么在召开全会前要先有个预备会？这是因为在全会上要做出一些重大决策，如果不提前告知参会人，中途就会出岔子。所以先摸一摸底，那是很有必要的。这就是预备会产生的原因和必要。

　　蒋介石倡导的在国民党高层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其目的就是要否定由孙科建议成立的南京特别委员会，然后通过重新“洗牌”，他才有可能挤进国民党的中心领导层。

　　这是他“东山再起”的必由之路，怎么能轻易放弃呢？所以，蜜月也不度了，否则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是，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还是出现了“意外”。它本来是解决目前关于“南京特别委员会”这个临时机构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可到了中途，却变成了谴责“汪精卫、张发奎和黄琪翔”的声讨会。

　　蒋介石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切。从此以后，他就站住了脚跟。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执、监委员有谭延闿、何香凝、戴季陶、宋子文、孙科、伍朝枢、何应钦、李济深、王法勤、甘乃光、蒋介石、于右任、汪精卫、丁惟汾、朱培德、柏文蔚、陈树人、吴铁城、缪斌、李宗仁、陈果夫、王宠惠、蔡元培、张静江、邵力子、吴稚晖等，共计三十三人。会议由蔡元培主持。

　　一开始，蒋介石马上联合汪精卫共同对付桂系和西山会议派。

　　会议议决，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一一•二二”惨案中的相关人员。在审判前，被指控的谢持、居正等十人马上行使停职监视，听候法庭检举传讯。会议并命令汪精卫、戴季陶、丁惟汾、伍朝枢、谭延闿起草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

　　四日，开第二次预备会议，由汪精卫主持。首先讨论特委会“存废”问题。吴稚晖提出，汪精卫“曾参与特委会，不应反对”。

　　汪精卫回答：“本人谅解特委会产生经过，但反对其代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

　　此时，谭延闿改变态度，提出特委会“时效已过”，可以取消。

　　当日会议议决：

　　一、特委会于全体会议开会之日取消，在预备会议时，重要军政应由“预备会议商办”。关于第四次会议地点，粤方委员赞同在南京，但须有保障。

　　二、组织中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人，由全体会议推选。

　　三、中央党部各部改组案，推李石曾、甘乃光、戴季陶、陈果夫组织审查委员会。

　　会上，宁方委员再次提出“广州事变”一案，但被蒋介石、汪精卫所拒绝。

　　会议决定粤案“于四次大会上解决”。

　　他们说的“广州事变”或“粤案”，是指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发动的“张黄事变”。

　　预备会议上，蒋、汪两派一致行动，把宁方推在了一个被审判的地位。

　　为打破这种被动局面，谭延闿、蔡元培、孙科、张静江、李宗仁、何应钦、李济深、伍朝枢、吴铁城、李石曾等十名宁方委员，决定拒绝出席第二天继续召开的预备会议，而是聚集在南园李济深的寓所开谈话会，商讨对付“汪蒋联盟”的办法。

　　在谈话会上，十个人都各抒己见，认为这次“蒋汪”联盟其目的是针对特委会存废而来，因为他们都是“局外人”，要夺特委会的权。目前最关键的是要打破他们这种联盟。

　　根据目前形势，汪精卫早就是特委会的反对派，还唆使“张黄”搞政变，所以他们决定，应集中全力对付汪精卫一派。只要把汪派打残，“蒋汪联盟”不攻自破。

　　就这样，特委会马上行动起来。在十二月七日那天，组织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决定审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三人与共产党的关系。

　　他们认为，要彻底打败汪派，就必须给他们戴上一顶“通共”的红帽子，这样就让他们永远也别想翻身。

　　十二月八日，预备会议继续召开。这一天，由蒋介石任主席主持会议。

　　会上，张静江、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联署，提出检举陈公博、顾孟余、汪精卫三人案，要求取消三人出席四中全会的权利。

　　李济深是汪派人物的直接受害者，他单独提出“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指责何香凝、顾孟余、王法勤、甘乃光、陈公博、陈树人、李福林、王乐平、潘云超等“参与逆谋，甘心附逆”，要求令他们“退出议席”，由监察委员会“查办严惩”。

　　宁方的提案马上刺中了粤方的要害，使汪精卫立刻被动起来。他看见此时他居然成了众矢之的，只好使出浑身解数来做垂死挣扎。在无可奈何之下，他突然想到，这“中央监察委员会”早就被特委会取消，怎么今天又死灰复燃了？于是他理直气壮地说：“一个被取消的机构，是无权作出决议或提出议案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汪精卫对吴稚晖等人提出的“检举三人案”，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一时间，两方情绪激昂，马上争吵起来。

　　在乱哄哄的场面中，蒋介石以调解人身份出现，他在《致中执监委员诸同志书》中称：只须四中全会正式开成，南京特委会与粤变等纠纷均可迎刃而解。还是提出：

　　“此次全体会议，为我同志唯一忏悔之机会。忏悔之方法，武装同志宜确实尊重党权，勿再受政客播弄；一般同志尤宜尽蠲前嫌，勿再互相猜忌。”

　　蒋介石这番意见，貌似不偏不倚，而实则在为自己开路。但汪精卫听了这话，马上增添了幻想。他觉得蒋介石就是一尊救命菩萨，如果再不拜它的佛，整艘船就可能沉没。

　　十二月十日，在预备会议快要结束的第四次会议上，汪精卫、何香凝、王法勤等十名粤方委员联名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提案声称：

　　“如此则应付时局，负责有人，而关于根本方法，亦得于会议中从容讨论，期于至当。”

　　汪精卫个人并附带声明：如此案实现，“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的办法，少数同志间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引退，以息纷争”。

　　汪精卫等人的提案当即为会议通过。

　　蒋介石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在此时，他并没有忘记一件事，那就是“反共”。所以在会上，他提出以后的国民党需对俄绝交，并提出了《对俄绝交案》。

　　他认为，“各地方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俄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必须加以封闭，待“革命成功”后，再设法恢复邦交。

　　这项提案，也通过了。但作为一项秘案，不对外公开。

　　会议最终议决，特别委员会于次年一月一日前取消，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由蒋介石负责筹备。关于党务、军事各案，分别并案交付审查。

　　对于蒋介石的复出，许多人都大感意外，认为他真是太能干了，想上就上，想下就下，但殊不知这里面的情由是多么复杂，可以称得上是在“风中抓沙粒”。一般来看，谁是这股风的始作俑者，谁就是获得沙粒最多的人。

　　其实，提出蒋介石复职，也并不是汪精卫的本意，但是形势所迫，他不得不这样做。他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在粤的这艘船马上就会沉没，所以他必无选择。

　　这些，对于洞若观火的李宗仁来说，非常清楚，他觉得这是汪精卫在玩弄“拥蒋自救”的花招。对此，他感到了一种压力。他在心中哀叹道，新桂系刚刚开创的这个局面，一旦让蒋介石复出，可就要付之东流了。

　　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道：“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汪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振党权。”

　　但是，刚过一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一日，情况似乎出现了一点转机，那就是共产党在广州发动了武装暴动，还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这个暴动，把通过政变获得广州操控权的张发奎赶得鸡飞狗跳。

　　广州暴动的消息，对于南京政府这些首脑们来说，比发生“张黄事变”还可怕，因为共产党一得势，他们这些有产阶级都是被革命剪除的对象。

　　不幸的是，这次暴动被张发奎很快就镇压下去了，而且为了表明他对共产党的“愤恨”以及澄清他与共产党毫无瓜葛，他在广州大开杀戒，几乎是“见红就杀”。

　　但是李宗仁、李济深等并不领他这个情，也就是说他张发奎再怎么做，都是与共产党扯上关系了，都是“清共分子”，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叛逆”，依然要讨伐他，严办他。

　　共产党在广州发动“叛乱”，让李宗仁看见了契机。他想，你汪精卫玩的是“拥蒋自救”，我现在就给你来个“寻污秽脸”，让你脱不开关节，还说不清道不明！

　　于是，在李宗仁的指使下，李济深和宁、沪各派把广州的这个“第二事变”，责任全部推给汪精卫，一致攻击汪精卫联合了共产党，在广州策动“武装叛乱”。

　　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广州暴动”失败后的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解除张发奎、黄琪翔的职务。十六日，又下令查办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等人。

　　命令一出，驻守上海的警备司令白崇禧，派兵搜查了汪精卫等人的住所，并监视他们的行动。为了把事情做得干净利落，白崇禧找到青帮头子杜月笙，要他用绑票的方式加害汪精卫。

　　杜月笙虽然是黑社会中人，却有一定的政治头脑，他考虑到事情重大，没敢动手，而是把此事报告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见又来了机会，于是他向汪精卫透露，白崇禧要暗杀他，请他注意安全。

　　汪精卫一听，知道大事不好。他想，这些军阀们，来不了文的就来武的，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于是，决定去避避风头。

　　十二月十六日，汪精卫宣布，“张黄事变”与他无关，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暴动更是与他毫无瓜葛。

　　然后，悄然离开上海，去了欧洲。

　　却说原警卫团团部参谋何长工，在离开毛泽东后，独自一人去了长沙。那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旬，当时是工农革命军在古城会议后被袁文才迎接到茅坪，然后又南下酃县。

　　工农革命军在酃县沔水以南的十都、中村一带驻扎的时候，师长余洒度从一张报纸上获知南昌暴动的部队南下潮汕已经失败，然后就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认为目前毛泽东选择的路是一条死路，于是趁各连队都下乡做群众工作之际，声言要去省委汇报工作，就只身一人逃走了。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觉得余洒度的出走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革命队伍中高层指挥员在理想与前途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这就导致了对革命道路的选择失去方向，从而导致心灰意冷。毛泽东认为，如果余洒度真的到省委去汇报，也许会对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以及目前他们选择的道路大力诋毁。

　　这怎么办呢？那就还需再派一人去向省委汇报，让省委知道目前他们的真实处境。

　　毛泽东想，这个人除了想省委汇报，还得去打听南昌暴动部队的下落，看有没有撤到北边来的，好与他们联起手来。

　　这就是毛泽东派出何长工的真实目的。

　　就这样，那个设计第一面军旗图案的团部参谋何长工，在第二天清晨就出发了。

　　为了在路上躲过敌人的盘查，能顺利地到达长沙，何长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普通老百姓模样。他脱下灰色的军装，换上了一件当地人穿的破旧衣服，又从附近村里，弄了两头猪仔装在竹篼里背着，就悄然出发了。

　　关于这一段经历，何长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完整的记录。

　　首先是他在接受任务时心里没底，怕把事情办不好，会误大事。特别是怕沿途被查出来后马上杀头，那就前功尽弃了。

　　但是参谋长兼三营营长张子清却给他出主意说：“一旦有人怀疑你是革命军时，你就干脆承认就是革命军，是从我们这儿逃出去的，不想干了要回家。这样他们就不会怀疑你要去干别的什么事了。”

　　张子清的这个主意，结果还真管用，使何长工终于脱险，而且还畅通无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得详细表述。

　　当何长工来到沔渡的民团关卡时，已经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打扮了。他头上缠着一条黑色的头帕，脚上穿着一双草鞋，还背着猪仔。但是，团丁却不让过，他端着一支长枪，厉声问道：“干什么的？”

　　团丁还把枪栓一拉，言外之意，如果乱说，马上枪毙。

　　何长工想，他是一个肩负重任的人，如果吞吞吐吐乱编瞎话混不过去，就可能被这家伙马上枪毙，他死了不打紧，但工农革命军要和上级联系可就难了，所以他不能死，还得活下去，于是就干脆采取张子清说的，承认自己是工农革命军中的逃兵。

　　想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东边的十都方向，装着可怜巴巴的样子，说道：“我是从那边过来的，实在受不了了，要回家去。”

　　“什么？你是从那边过来的，那边不是有共匪吗？他们的人多不多，你是怎么跑出来的？”团丁此时的神经顿时绷紧，而且紧张的连话都有些说不利索。

　　“我是给他们做饭的，趁出来买菜，随手抓了两只猪仔，就过来了。”何长工编了一个瞎话，但团丁听得出神。

　　“嘿嘿，你还真会办事！”那团丁笑道，然后说，“既然你是那边过来的，我就必须搜一搜，万一是他们的探子呢？”

　　何长工马上说：“不是，不是……”

　　但团丁却不听他的，偏要搜。他想，这家伙既然是做饭的，肯定身上有钱，他怎么能放过这个发财的机会呢？

　　果然，团丁从何长工内衣搜出十块大洋，于是就想窃为己有。何长工一看，这家伙居然把他在辎重队领到的钱都拿去了，就马上去夺。这可是他的活动经费呀，身上没了钱，怎么到长沙？但是却没有夺到。怎么办呢？又不能硬来，于是就威胁说：“你如果一定要全部拿去，我就只好去找你们的贾团长要。”

　　团丁一听，懵了。因为他看见何长工说这话时表情很傲慢，有一种不怕他拿去的底气。这是什么意思？他一看就懂了。因为他不知道这贾团长和这共匪逃兵有什么关系。万一真有关系，去告他一状，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就只好作罢，把钱还给了何长工。但他想，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应该把他关起来，让那个贾团长自己来处理。所以，不到天黑，何长工就被关在了一间黑屋子里。

　　原来，这间黑屋子里还管有其他人，总共有二十多个。经了解，这贾团长就是当地的民团头子贾存题，他的家就在黑屋子附近。于是，到了半夜三更，何长工给这些人出主意，要他们喊冤。

　　顿时，“冤枉，冤枉”的声音在静谧的夜空里此起彼伏，把附近的贾存题从睡梦中吵醒。贾存题实在睡不下去了，只好派人来说，要他们不要吵了，明天就放他们，说话算数。

　　到了第二天，那贾存题还真讲信用，把大家放了。可就在此时，何长工却犹豫了，他没有走。他想，这里放了他，到了下一个关口还会被抓住，怎么办呢？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所以他想在贾存题身上打主意。

　　屋子里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了何长工一人。这时，贾存题觉得奇怪，马上问道：“已经放你走了，为什么还不走？想在这里过年吗？”

　　只见何长工哭道：“团总大人呀，小的以前也是当兵的，现在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准备回家，可是回家干什么呢？我们这些人，除了拿枪，什么都不会。我看你这个人挺仁义的，就想在你这里当兵，跟你鞍前马后跑腿！”

　　“你说的轻巧，吃根灯草，跟我当兵，你会什么？去去去，快滚吧！”贾存题根本没把这个要求当回事，还觉得遇到了一个无赖。

　　何长工看见这个办法已经凑效，于是就不走，非要留下来给他当兵。但那贾存题却坚决不要，还想揍他。在软磨硬泡中，何长工终于说出了他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贾存题给他出个路条，他好顺利到家，不然就不走。

　　贾存题被逼无奈，想早点打发这个“无赖”从他的眼前消失，就马上叫师爷过来，给何长工写了一张回家的证明。就这样，他获得了畅通无阻的特权，于是一路畅行，从沔渡往西，在沔水边的曹石镇上船，一直往西，直到长沙。

　　在长沙的大街上，到处是戒备森严。自九月以来，由于共产党在长沙附近的乡村接二连三发动暴动，把湖南省会长沙的国民党警备司令周磐吓得就像惊弓之鸟，深恐共产党又要在城里组织什么暴动了，所以都是一种高度戒备状态。

　　何长工到长沙的时候，已是十月中旬。此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由于准备组织一次与毛泽东的外围部队互相呼应的城市暴动，却在还没有付诸实践的时候就被国民党发现，从而导致整个地下组织被破坏，连省委机关在沈家大屋也站不脚，只好到处转移。而原来的省委书记彭公达已被撤职，如今的省委书记是中共中央长江局派来的王一飞。

　　所以，何长工到长沙时，即使顺利的话，都是找不到省委的，情况在客观上却是对他大大的不利。但毛泽东用人却很精道，他知道何长工在长沙熟人比较多，容易打听出事情来，所以这个去找省委汇报工作的差事，非他莫属。

　　情况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当何长工站在长沙街头，正在看一张悬赏捉拿共产党人的布告时，却有人在背后抓了他一把。他回头一看，居然是一个熟人。

　　这个人叫戴菊秋，是以前在武汉时的警卫团参谋，而且还是共产党员。何长工马上就和他接上了头，但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究竟在干什么？由于形势风云突变，出现脱党叛党的分子很多，所以双方在最初接触时都得试探一番，当确信对方不是叛徒的时候，才敢把话题伸到心灵的最深处。

　　何长工对戴菊秋说，他要尽快找到中共湖南省委，至于为什么他却不说。戴菊秋也知道，这是党内机密，他是不能打听的，只是告诉他，他也不知道省委在哪里。此时，戴菊秋的公开身份是长沙纱厂的工会委员，也住在纱厂。他说纱厂有一个车间主任叫欧阳泄，他曾经是共产党员，可能他还在活动，也知道省委在哪里。

　　于是，何长工通过戴菊秋找到了欧阳泄。一了解情况，这欧阳泄还真在继续干革命工作。这样，通过欧阳泄的帮助，终于找到了省委机关的外围组织。

　　何长工向省委汇报了秋收暴动以来革命军的全部经过，简单陈述了不能进攻长沙的原因，然后向省委概述目前他们在井冈山的现状，接着提出建议，请求省委应该马上和井冈山建立秘密联络通道，这样井冈山方面就好及时得到省委的指示。

　　这个外围组织的同志，只能像机器一样做好记录，而不能下达任何指示。他只是说，尽快把井冈山的情况报告给省委，然后派专人去井冈山。

　　这样，何长工的差事，就这样顺利地办完了第一件。

　　接下来，何长工就该去打听南昌暴动部队的下落了。怎么去打听？这又是一个问题。如果从长沙坐船顺湘江逆流而上，就可以到达衡阳，然后从衡阳徒步穿过湘南的郴州、宜章到达粤北的乐昌县。

　　可是，谁敢保证他们就到了粤北呢？这是一个未知数，而且现在究竟还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万一全军真的覆没了呢？所以，何长工不敢走这条路。再说，从衡阳下船，就得靠两条腿步行，这何年何月才能走到粤北，显然不切实际，也跟不上形势的需要。

　　怎么办呢？何长工处于一种艰难的选择。最后，还是那个戴菊秋给他出主意，说干脆往北走，从长沙坐船，经洞庭湖，到武汉，再从武汉到上海，再到香港，然后到广州去打听，肯定能实现。

　　这可是一条茫茫长路，谁有那个魄力敢这样做？再说，这么远的路程，路费问题怎么解决？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何长工只是不自信地摇了摇头，他想另找途径。

　　但是戴菊秋却说，路费他可以出面解决，而且还可以陪何长工一起到广州。何长工一听，转忧为喜，马上同意了这个方案。

　　何长工问：“在广州，你有熟人吗？”

　　“我二叔家就在广州。”戴菊秋轻松地答道。

　　何长工高兴地说：“那就太好了，你就当回家一样顺便陪我吧！”

　　“为了革命能早日成功，愿意为你跑这一趟！”戴菊秋爽快地说。

　　“这么长的路，费用肯定是不够的！”何长工又犯愁了，“到哪儿去弄呢？”

　　“车到山前必有路，到了武汉再说吧！”戴菊秋仿佛心中有数，所以满不在乎。

　　于是，两人就坐上了日本的代盛昌轮船，从长沙去了武汉。

　　在武昌，他们住在高升客栈。这时何长工的十块银元已经用光，就连卖猪仔的钱也赔进去了。现在，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戴菊秋的身上了。

　　这戴菊秋也是一个社会通，他在武昌的熟人很多，没有几天，就在曾是警卫团里的人，现在在铁路上上班的一个叫彭致正的人那里，搞到了一笔钱。于是，二人换了一身崭新的行头后，就买了两张英国轮船公司直接去香港的船票，穿着西装革履开始了千里绕行。

　　在轮船上呆了十多天，何长工和戴菊秋终于到了广州。原来戴菊秋到了这里就像鱼归大海，因为他二叔戴炳新是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手下的政治处主任，而他三叔又在中山大学任教。这种社会关系，使人觉得他与暴乱的共产党不会有丝毫瓜葛。如果谁往这方面想，都是大脑不正常的标志。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共产党搞地下活动，就是专找这种在表面上看很牢靠，而实际却出人意料的家境，才能顺利完成任务。

　　戴菊秋到广州，究竟还有其他什么任务，何长工是不得而知的。此时，他的一个姓黄的亲戚还在越秀山附近的华宁里开了一家旅馆，由于有这层关系，何长工他们一到，就住进了那家旅馆的高级客房。

　　这家旅馆，可不是一般的旅馆，他可是方鼎英的驻广州办事处，因为方鼎英的太太就住在这里，所以应该叫方鼎英的后院。

　　时间不长，何长工就和那个姓黄的老板混熟了。原来，这是一个和气的人。一天，何长工问老板：“老先生，你认识一个叫黄祖科的人吗？他早年和我是同学，后来在这里的黄埔军校读书，第二期的，应该早就毕业了。”

　　在何长工的脑子里，只有尽量找一些在国共合作期间不太张扬的人来进行试探，看能不能发现他需要的线索。结果却歪打正着，顺便那么一问，居然还问着了。只见那个老板想了一想后，马上告诉他：“认识这么一个人，他现在军官教导团里。”

　　“军官教导团？具体在哪个方位？”何长工马上追问。

　　黄老板却不经意地说：“北郊，四标营！”

　　其实，这个黄祖科，是何长工在武汉警卫团时认识的一个同乡，黄埔二期毕业，当时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后来这个学校改编成教导团，在去九江的水路上，在黄颡口与警卫团走了不同的路线。何长工没想到，这个教导团居然来了广州。

　　何长工又往四标营方向去活动。因为他认为军营里他进不去，可以在附近问一问，就知道了。结果，还真问到了，黄祖科还亲自出来迎接他。两人见面，何长工这才知道了分别后的情况。原来教导团到九江后被张发奎缴械，后来就跟着第四军到了广州，就驻扎在这个四标营。

　　此时正是*准备举行广州暴动的前夕，黄祖科把省委书记是张太雷，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在领导他们等一些情况都告诉了何长工。当时何长工很想加入他们，但考虑到重任在身，所以不敢贸然决定，也就只好作罢。

　　接下来就说到了正题。何长工问黄祖科：“知不知道南昌暴动的部队哪里去了？”

　　“南昌暴动的部队在潮汕被打散了。”黄祖科说，“余部只有几百人，听说转移到了海陆丰。”

　　“是吗？”何长工听了很失望，他没想到是这种结果，幸喜自己没有单独行动到粤北大山中去寻找，不然就是一个永远也别想实现的梦。

　　“不过，还有一支部队没有到潮汕。”黄祖科又说，“他们是在三河坝驻扎的，由军长朱德率领。”

　　何长工马上来了劲，问道：“他们哪里去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黄祖科说，然后又加了一句，“听说在三河坝也没站住脚，后来还是撤走了！”

　　“他们应该撤到哪儿呢？”何长工像是在问自己，又像是在问黄祖科。

　　“这就不知道了。”黄祖科无可奈何地答道。

　　现在，剩下的就只有一步棋了，那就是到粤北山区去找。这可是没有把握的大海捞针，也就是瞎撞呗。撞对了，可能会碰上，撞得不对，可能一辈子也别想遇上。

　　这个事情虽然渺茫，可总得去试试，万一能成功呢？何长工这样想，就决定去找。于是，他在黄祖科那里要了一次路费，与戴菊秋一起，坐上火车到韶关，然后又步行到郴州。这是因为戴菊秋的二叔戴新炳在方鼎英的部队里，而方鼎英却从安仁一带撤兵到了郴州。

　　事情正是这样，当罗定重新占领茶陵城后，方鼎英的部队就再也没有前进一步，而是开始后撤了。他们这一撤，却帮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大忙，让陈皓要拉队伍投靠他们也没有实现，反而被毛泽东查获后枪毙了。

　　何长工和戴菊秋到了郴州，而且还见到了他的二叔戴炳新。其实，方鼎英的部队和范石生的一样，在当时都属于国民党的暂编武装，在“彻底反共”方面还没发现有什么事实，同时里面还有不少人是倾向进步，或者同情共产党的，这戴炳新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侄子戴菊秋是共产党员他肯定知道，但是他必须装着不知道，所以何长工想，只要戴菊秋安全，他也就安全。

　　当时在湘南，还有一支国民党的部队，这就是那个制造“马日事变”的祸首许克祥的独立第三师。许克祥如今已不是三十三团团长，而是独立第三师师长了。他擅自发动“马日事变”，其无组织无纪律地大打出手，致使总司令唐生智很被动，要制裁他。

　　其实，发动这个事变，其幕后指使者是很多的，许克祥只是被当着枪使用了一回。他看见唐总司令要制裁他了，就带着他的三十三团马上从长沙向南叛逃，到粤北去投靠广东军阀李济深。因为他知道，一旦被唐生智逮着，只要追查下去，他的直接上司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就会受牵连，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叛逃。

　　宁汉战争爆发，许克祥把对唐生智的仇恨全化着了实际行动，主动充当起讨逆军第二路军司令来，去讨伐他曾经的上司唐生智。但唐生智却不经打，因为他还没有出手，就被李宗仁和程潜打败了。现在他只得跟十三军一起后撤湘南，把部队驻扎在坪石镇。

　　在郴州呆了几天，何长工没打听到朱德部队的下落。后来，又和戴菊秋一起去了永州地界的九嶷山一带，依然没得到任何消息。怎么办呢？他们只好商议，还是回广州去，重新寻找线索。

　　回到广州后，已经是十二月十四日，那时正是共产党人发动的广州暴动刚刚失败，张发奎的部队正在城中屠杀工人赤卫队。他们已经杀红了眼，见着写有标语的人家就杀，见着谁身上有一点红色的标记，不问青红皂白就杀。何长工和戴菊秋没办法，只好躲在黄家旅馆里不敢出来。为了他们的安全，黄老先生还把他们登记住旅馆的时间往前推移了好几天，以此来证明他们早就在旅馆住的事实，这样就可以瞒过巡查的人。

　　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捕，何长工还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和方鼎英的太太套近，与她天天在牌桌上玩牌，还故意输给她以得到她的欢心，这样就找到了一把最大的保护伞。如果有人来搜捕，谁敢把军长太太的朋友当成嫌疑犯，难道他不想活了吗？这是何长工的逻辑，结果果然凑效，他们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来过。

　　不几天，那个教导团的黄祖科却找上了门，他告诉何长工，他们教导团参加了广州暴动，大部分人都走了，现在张发奎杀回来了，肯定饶不了他们这些没来得及走的“散兵游勇”，怎么办呢？他只有到上海去找党组织，并且要何长工跟他一起去。

　　何长工说，他是奉命来完成任务的，现在重任在身，哪儿也不能去。再说，他的目标也不在上海，即使完不成任务，也得回井冈山复命。这时，黄祖科才想起了何长工是为了寻找朱德部队的下落，于是马上想起了最近在报上看见过一则报道来。那报道说，范石生的第十六军在收编土匪武装，他马上告诉何长工，到韶关去找范石生的部队，说不定能打听到一点线索。

　　为了从北面运兵进广州，张发奎把出城通道全封闭了。直到十二月二十日，通往韶关的出城铁路线才被开通。这时，何长工准备去韶关了。

　　但此时，戴菊秋却不与他去了，他已经在他叔父戴炳新的保荐下，当上了一名副官，还给何长工封了一个“秘书”。何长工坚决推辞，然后独自一人去了韶关。在临行前，黄祖科还给了他一个金戒指做路费。

　　到了韶关，他听说范石生的部队在一个叫犁铺头的地方驻扎，于是就想碰碰运气，去犁铺头打听一下。可是到了后，没看见一座像样的兵营，所以依然一无所获。第二天，他只得回到韶关，然后去住旅店，准备继续打听。此时如果在北方，已是冬天，可是在韶关，这里却是深秋天气，有人还习惯在澡堂里泡澡。

　　沿途的劳累也使何长工想泡一泡澡，解解乏，于是就披着浴巾，到了澡堂。此时，他看见已有人在泡澡了。由于不认识，也就没和他们打招呼，而是静静地把自己泡在温水中。

　　真舒服呀，不到一会儿，身上的疲劳也被横扫得一干二净。这时，何长工才注意起周围的环境来。原来那两个家伙还没走，而且叽叽咕咕的不知在说些什么。走近一听，一个说：“原来那个一四〇团就驻扎在犁铺头，团长叫王楷。”

　　另一个却说：“什么王楷？他叫朱玉阶，王楷是他的化名。”

　　那个说：“你怎么知道是化名？”

　　这个说：“你看玉字去一点不是王吗？阶的包耳旁变成木旁不就是楷书的楷了吗？”

　　“哦，还真是这样！”那个好像恍然明白，“这里有什么秘密，非得要使用化名？”

　　“秘密可大着呢！”这个说，“你知道共产党在南昌发动的兵变吗？”

　　“知道一点！”那个答道。

　　“这个一四〇团，就是南昌兵变的那伙人，领头的叫朱德，他把自己的字‘玉阶’变‘王楷’，是为了便于隐藏。”第一个说。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第二个声音终于恍然大悟。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何长工听到这里，再也不想泡澡了，他马上穿起衣服，就要去找朱德。

　　到了旅店，何长工马上收拾起行装，顾不得路远天黑，就向距韶关三十里地的犁铺头奔去。

　　十一月下旬，朱德和陈毅在赣南的崇义县得到了范石生的给养后，又在湘南的汝城与中共湘南特委取得了联系，还参加了他们在汝城秘密召开的发动“年关暴动”的会议，算是在自九月十八日三河坝分兵以来脱离上级党组织后，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孤军作战又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湘南特委虽然不属于他们的直接领导，但毕竟在这里能听到来自党中央的声音，也可以知道以后自己的行动方向在哪里，这也就足够了！

　　根据朱德在汝城参加的秘密会议，他已经知道了目前党的工作重心，那就是动员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当地农民组织“年关暴动”。

　　就他的经验来分析，到了年关，该是各地的地主向佃户们收租的时节，地主催租要粮那是无条件的，而佃户由于各种原因交不起租就只好到处躲债。这正是发动他们起来和地主斗争的好时节！

　　朱德部队所在的崇义县上堡，已经是赣南西的边陲地带，再往前走，就是湖南了。这里崇山峻岭，溪流遍地，到处都是村庄，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地区，适合小部队隐藏而且还可以展开活动。

　　自送走张子清部队和派出毛泽覃到井冈山后，对外号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一四〇团的朱德部队，也准备随范石生第十六军的移动而移动。目前，他们的行动是向南，准备驻守韶关。所以，朱德也就只好向南。

　　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本是驻扎在粤北的部队，但是宁汉战争爆发后，他们接到了李济深的命令，要他们移驻湘南，准备北上，配合李宗仁和程潜，从南边进攻长沙，给唐生智构成一种威慑。哪知在十一月中旬，唐生智就被打败了，所以范石生也就没必要再北上了，还是得回到粤北。这样，他也就只好把总部从汝城移至韶关。

　　朱德的部队也随之南移，而且被范石生安排在韶关附近驻防。在经过仁化县时，他们居然遇到了中共粤北特委的同志正在那里活动，他们向朱德传达了中央最近的指示，是要在广州发动武装暴动，这可是当前大事，他们要朱德带着部队向南，去策应这个暴动。

　　在仁化县的董塘圩，朱德派政治处主任蔡协民先潜入广州了解情况，然后及时回来报告。基于参加暴动这个原因，他也只好把部队暂时驻扎在董塘一带等候消息。

　　这董塘圩是仁化县西南的一个集镇，从赣南通往粤北韶关的路就要从这里经过。早在十一月下旬，朱德就曾派了一个十人小分队到这里来探路，因为下一步该怎么走，他还不知道。尽管表面上被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收编”，而实际上却独是立行动的，所以遇上重大问题还得自己做主。

　　这个小分队来到董塘圩后，就与当地的农会组织取得了联系，其负责人叫邹耀胜，还有一个党员叫蔡卓文。小分队向这些人传达了“八•七紧急会议”后全党的任务，就是独立打出共产党旗号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本来这里在大革命时期也是农民运动高涨的地方，只要一说，大家都懂。不久，他们就恢复了中共仁化县支部干事会，然后和当地组织一起，展开了秘密活动，奔赴各乡村，调查本县地主占有土地的情况，串联原农会会员恢复以前的组织。

　　半个月后，他们已经恢复了区农会和二十三个乡的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组织。

　　这里的老百姓，一听说朱军长的部队就在北边的崇义县，就觉得有了依靠，于是分田分地，马上沸腾起来。

　　十二月上旬，朱德的部队果然过来了。这时，群众已经把他们看成是以前的北伐军，于是纷纷告状，要求部队惩罚那些作威作福的地方恶霸、土豪劣绅。

　　朱德看见他派的小分队工作很有起色，马上就答应一定要教训那帮家伙，于是就在当晚，先在一个叫邓祝三的农军干部家里开会，然后乘夜分头行动，到安岗、麻塘、石塘、历林等村抓获土豪劣绅。

　　这次行动，共抓获了三十三名土豪劣绅，还收缴了他们的枪支，然后把他们押到了董塘圩。

　　第二天，朱德在董塘圩的禾坪岗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审这些土豪劣绅。在会上，他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的事实来教育干部和群众，让他们也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然后，朱德让深受其害的贫苦农民逐一上台，控诉这些被抓的土豪劣绅，把大家的仇恨情绪激发起来。于是，就有人高喊口号：

　　“打倒国民党新军阀！”

　　“打倒土豪劣绅！”

　　“建立工农兵政权！”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强行解散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妇女解放协会，枪杀工农群众，放火烧屋，逼得农民们四处逃亡，无家可归。这些，已经让当地的群众受够了。所以，要生存，就得和反动派斗，要斗就得拿起武器。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

　　控诉完后，朱德宣布，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谭学云、李履平等二十四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董塘圩，朱德与中共北江特委联系上后，还成为了三委员之一。在接到特委书记卢克平转送的中共广东省委的来信，要他率部策应广州暴动的指示后，他就一直在关注来自南边韶关的消息。

　　十二月十二日，朱德带着部队从仁化来到韶关。这一天，已经是广州暴动的第二天，在广州城内，由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所建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在抗击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围攻，其中就有在韶关驻防的李福林第五军周定宽团和陆满团。

　　韶关在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是南下广州北上湘南或赣南的咽喉。在春秋时期，就有伍子胥过韶关的传说，后来却奠定了吴国称霸。清朝末年，曾经有人试图把铁路从南昌修到韶关，但是由于大庾岭和南岭的阻隔，却不能实现。

　　现在，韶关成了张发奎运兵进广州镇压暴动的最大兵站。首先是李福林第五军的两个团要进广州，接着张发奎南下时留在韶关的部队，也要去广州。这样，就使韶关的铁路一直被占用。而朱德带领的部队，就根本轮不上去占用兵车。

　　再说，这些部队是去镇压暴动的，而朱德的部队却是去参加暴动的，如果一旦走漏风声，双方就可能马上打起来。这是朱德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所以，他对此很谨慎，只有等这些人走完了，才能动身。

　　当然，为了能够争取到一节车厢，朱德还是愿意先走，所以他派了一名副官去联系。他们只能去找范石生。范石生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只是表面上答应，而实际却不行动。

　　原来，范石生是不想去趟这股浑水。他既不想让自己的部队去支援张发奎，也不想去屠杀共产党。在部队建制上，他的第十六军是属于李济深第八路军。所以，为避免各种是非，他也不愿意朱德以他十六军的名义去直接参加暴动。

　　但是，这个话是说不出口的，毕竟以前双方有协议，朱德部队在行动上不受他约束。

　　朱德见范石生光打雷不下雨，只好自己去交涉，最后范石生终于答应抽调一列兵车给他。可全团正准备去韶关火车站上车时，被派往广州的蔡协民回来了。他带来了不幸的消息，暴动失败，张发奎的军队已进入广州。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吃惊。这才几天呀，刚开始就结束了，这广州暴动的力量也太脆弱了吧？于是，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等马上召开会议，决定应对方略。

　　在会上，大家分析了在广东地界上各路军阀的实力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最后得出结论，革命的力量还是太弱小，所以暴动后三天就被镇压了下去。这是他们无能为力的，也是他们爱莫能助的，现在的方略只能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会议还决定，如果有从广州撤到韶关的暴动人员，就得无条件接纳，并派了具体人员在韶关联系。剩下的事情，就是找一个驻扎之地开始练兵。这样，他们就到了距韶关三十里的犁铺头驻扎。

　　犁铺头是靠韶关西北方向的一个大圩场，此地人口还算多，经济也很富饶，有一些宽阔的晒谷场，可以供练兵扎营之用。朱德到后，在这里掀起了比上堡整训更为正规、时间也更长的练兵运动。

　　那时，练兵是没有教材的，全靠教官肚子里存的那些一点知识，朱德觉得这不管用，于是就自己编写教材。他根据自己在德国、苏联以及云南讲武堂学到的军事知识，和辛亥革命后在滇越边界平息战乱以及护国、靖国战争中所积累的经验，草拟了两本教材。一本叫《步兵操典》，另一本叫《阵中勤务》。

　　开始的时候，朱德亲自培训教导队。

　　在训练中，他先讲课，后实地操作。

　　在队形出列上，他抛弃了旧的队形，把旧式的“疏开”改为新式的“递次配备”，把旧式的“一”字进攻改为“人”字进攻，这样就减少了队伍密集而受到敌火力的杀伤。

　　他要求指挥员重视对敌情的搜索和侦察，不摸清敌人情况不动手，这附和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还要求士兵除熟悉手中的武器外，一定要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这叫“有的放矢，箭箭穿心”。

　　他还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提出了必须掌握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并把这个战术编在了教材中，要大家牢记。具体说来，就是下面几句顺口溜：

　　“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

　　这其实就是最早提出的游击战术原则。

　　在实地训练中，朱德经常到现场，既讲解又示范，一旦发现有动作不规范的，他都一一加以矫正。

　　训练教导队一结束，这批学员马上又被分派到各营担任教官，然后一级一级地进行，最后落实到每一个战士身上。

　　终于，朱德在韶关安排的眼线，在十二月十九日这天，发现有两百多参加广州暴动的工人赤卫队员撤到了韶关，于是马上和他们联系，把他们送到了犁铺头。

　　这两百多人，是在防守广州市区西郊沿铁路线一带的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叫洪超，此时才十八岁。张发奎进广州后使他们失去了大后方，因此只好向北撤退。在暴动后第一次从广州开往韶关的火车上，他们都丢下武器，混在难民之中，上了火车。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只是觉得暂时远离广州才是明智之举，至于下一步，到了韶关后再说吧，反正被逼的没有出路时，就只有投军，或者到粤北大山中去打游击。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还有一支共产党的朱德部队在韶关专门等候呢。

　　当下了火车后，他们和从广州逃出来的难民混在一起，流落在了车站附近。这时，只见一些穿长衫的人在难民堆里吆喝：“广州来的，青壮年到犁铺头去搬运粮食，到时候可以分红，搬一百斤给一斤！”

　　就这样，那两百多人都陆陆续续地来了。其实，这是陈毅出的主意，他们不说青壮年搬运粮食，那些参加暴动的人怎么能自动走出来呢？

　　结果，这些人来到军营，却没有粮食。

　　他们正在纳闷，却见军营内贴出了标语：“欢迎广州暴动归来的农军！”“打倒张发奎新军阀！”

　　大家一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葫芦里卖什么药。

　　这时，政治部主任陈毅出来了。他首先亮明自己的身份，他说：“鄙人是这里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而且还参加过南昌暴动的队伍。今天你们这里肯定有参加了广州暴动队伍的，和我一样，都是共产党。所以，我欢迎你们，来加入我们的队伍。”

　　他这样一说，大家都轻松下来，纷纷承认自己是参加了广州暴动的。一时间，冷清的场面马上就热闹起来。就这样，这二百多人又重新加入了革命队伍。

　　朱德所驻扎的犁铺头是一个圩场，也就是北方人说的“集市”。至于为什么和“犁”有关系，是因为附近有一块形似犁头的沙洲，看起来很像犁。这个圩场紧靠在武江河边，在它的对岸，其西北方圆四十里的地方被称为西水，它包括重阳、桂头、一六等地。

　　在犁铺头驻扎期间，朱德先后收到中共临时中央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七日的两次来信。信中指示，他们要联合当地农民、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指出：

　　“联络北江的农军及广州暴动后退往北江的队伍，参加北江区域的农民暴动，扩大和深入北江的土地革命，做成北江农暴的主要副力，造成海陆丰农暴割据东江的同样的局面。”

　　朱德看了这些指示信后，马上执行中央的指示，组织官兵在附近的乡村深入发动群众，帮助恢复农会，发展农军，并两次派兵支援西水那边的农民暴动。

　　汹涌的北江发源于韶关东北南雄境内的大庾岭山中，到了韶关，就明显地拐了一个弯，向南流去。所以，在最早以前，还没有设韶关的时候，这里的地名就叫“曲江”。言外之意，这里是“北江弯曲”的地方。

　　当时已经是冬天。但是在这一年秋天，西水遭遇大旱，粮食欠收，可当地的国民党政府其苛捐杂税却并不减少，致使农民怨声载道。不仅如此，地主豪绅还勾结反动民团，向农会进行反攻倒算，强迫农民加倍偿还以前农会要求减去的地租，勒索钱财，还杀害农军家属。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革命的烈火就像火山一样在悄悄燃烧，一旦遇到薄弱的地方，其烈焰就会腾空而起。

　　南昌暴动南下的部队在东江云落被打散后，一部分曲江西水籍的战士回到了家乡，他们恢复党的组织，秘密重建农军。

　　当农军家属被杀害后，在西水、重阳等村的农民纷纷要求刚组建的农军，马上镇压那些地主豪绅和反动民团。于是，一场以重阳为中心的西水农民暴动就一触即发了。

　　这里的农军总指挥叫欧日章。他本是叶挺部队的一个营长。他是在南昌暴动前夕，带领曲江部分农军加入了叶挺第二十四师的，任教导团的营长。在南下潮汕后，在云落地区被打散，于是带领几个人回到了家乡。由于这里距广州较近，交通又方便，所以他只身一人潜入广州，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联系，还参加了十月十五日由中共南方局与广东省委举行的联席会议，当选为省委委员。

　　现在，农民们要暴动，根据他的经验，没有部队支持，成功的把握性是不大的。因此，他在北江特委的联系下，终于见到了朱德，并希望这位朱军长帮他们一把。

　　朱德听说他是叶挺部队的营长，马上就对他另眼相看起来，而且还留他吃饭。在详细交谈中，朱德终于了解到了南下部队失败的详细经过。这时，他才觉得，他们留在三河坝既是一个错误，也是一种机遇。

　　从军事的角度说，二十五师加入叶挺山湖决战，有可能取得主动权，但是陈济棠、徐景唐的部队还在源源而来，所以也不敢说就一定能够胜利。

　　再说，叶挺的真正失败是由于黄绍竑断了后路，致使军心大乱，这样才在云落如惊弓之鸟，被陈济棠部队截成了几段。所以，朱德没过来，算是幸运的。如果真过来了，可能也扭转不了整个战局。

　　可历史却让他们没有过来，而却留下了一个完整师的编制。这就是后来发展的本钱，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源。

　　现在，朱德向欧日章爽快地答应，拨一个连给他指挥。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这天，欧日章带领西水农军一百多人，拿着步枪、鸟枪、大刀和锄头等，在这个连的支援下，举行了西水暴动。

　　二十二日清晨，朱德派出一个连到达重阳圩，并很快与欧日章派去的农军取得了联系。当地民团却不知朱德派出的部队是共产党的，还以为是上峰派来的国军驻防重阳。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心想，有一连“国军”到此，更是高枕无忧了。

　　正在他们庆幸可以放松一下时，却在大沙洲的下村被包围。

　　在农军和革命军联合进攻下，不到半小时，这些土豪劣绅，被打得措手不及，狼狈不堪。

　　二十八日，这些地主武装开始了疯狂地反扑，让暴动的农军节节败退，最后被困在暖水和青水塘村。

　　朱德得到消息，马上再调援兵。他派出一个连，在参谋长王尔琢带领下，马上去支援。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这一天，经过千里迢迢寻找南昌暴动部队的井冈山特使何长工，终于赶到了犁铺头。

　　当他出现在犁铺头朱德一四〇团的军营门前时，却遭到了门岗的盘问：“站住，干什么的？”

　　他高兴地如实回答：“我是来寻找朱德的部队，他们是在这里吧？”

　　门岗没有回答，而是让他等在门外，他进去通报。

　　不一会儿，何长工看见一个胡茬很浓的人，被一帮人簇拥着出来，直冲他奔来。他以为是朱德带着大伙儿来迎接他，心里不免有些激动，却很想说，两个多月了，找你们真是找的我好辛苦呀，现在终于见到你们了！

　　正在他百感交集的时候，那伙人已经走到他跟前了，其中有一人冲他喊：“谁要见朱德？”

　　“我！”何长工连忙回答，“我是井冈山派来的……”

　　何长工还没把话说完，只听那个为首的说：“给我捆起来！”

　　何长工以为自己听错了，但看见他们真的是拿来了绳子要捆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马上想到，他可能又走错了，居然误入了军阀部队里了。他连忙说：“我可是好人呀，你们凭啥不问青红皂白就捆人，真是不讲理的军阀！”

　　只听见那个为首的说：“你才是军阀呢，谁叫你到这里来大呼小叫的？说，你是张发奎派来的探子还是李济深派来的，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

　　此时，也有人再说：“别跟他废话，把他抓到陈主任那里去审一审，就知道了。”他说的陈主任，就是陈毅。

　　何长工一听，有些不对劲，怎么把他当成了探子要去审问呢？再一听，这个为首的人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他是谁呀？于是，在脑海里马上搜寻了一遍。终于，他想起了一个人来。这人叫蔡协民，和他一起在洞庭湖上闹过农运，但看眼前这人，根本不像。

　　不过何长工是个会思考的人。他想，那时的蔡协民是没留胡子，现在这人满脸胡茬，如果把胡子剃了呢？于是他努力去想站在面前的这人剃了胡子该是个什么样时，心里突然笑了。他惊喜地叫道：“蔡协民，你怎么在这里？”

　　“你是谁呀，穿得人模狗样？”那人马上停住手问道。

　　“我是何长工呀，曾经和你一起在湘西洞庭湖上的那个农军总指挥呀！”何长工连忙亮出自己曾经的身份。

　　这被叫做“蔡协民”的人仔细看了何长工几眼，才说：“还真是，快松绑，搞错了！”

　　原来，蔡协民听门岗说外面有个不明身份的人来找朱军长，看他的穿着，很像是一个富家子弟，头发梳得光光的，西装领带大皮靴，外面还套了一件黄呢子大衣，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蔡协民把何长工带进了一间屋子，首先来会他的是参谋长王尔琢。这个人，年龄不大，胡子更长，把脸都隐藏在大面积的胡茬中。他看见蔡协民带进来一个奶油后生，心里就有三分不高兴。

　　当蔡协民在介绍何长工的身份时，他好像没仔细听，而是用一双审慎的眼光看着何长工，这明显是不信任。

　　就连蔡协民也看出来了，他把王尔琢叫到一边，向他耐心解释，说这人以前是如何的叱咤风云，在“马日事变”中表现得又是如何的英勇，一句话，何长工是一个对革命绝对可靠的人，要他把心放在肚子里。

　　这时，王尔琢才终于信任起何长工，然后双方开始交谈。他说起话来很快，一听就是湘西石门的口音。

　　见了王尔琢后，又去见陈毅。原来，他们俩早就认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是老熟人，那时何长工不叫何长工，而叫何坤。

　　两人相见，分外亲热。尽管陈毅也留着胡子，可那幽默风趣的川腔却一下就让何长工听出来了，这是陈毅独特的风格。

　　俩人互通姓名后，就开始畅谈起来。

　　今天在这里相见，是他们谁也没有料到的。一说到巴黎，许多人和事都被他们的记忆牵了出来，仿佛就在昨天。

　　何长工和陈毅正谈得起劲，里间的房门被打开了，然后走出来一位老军人。何长工估计，这人应该就是朱德。

　　原来，这个老军人也是留着很长的胡子，但眉毛下那双眼睛却很精神。他腰间扎着皮带，而把短枪和子弹带通过这根皮带再往肩上绕到后背，显得英武十足。唯一不足的，就是打着绑腿，穿着草鞋。

　　何长工马上站起来，向陈毅问道：“这是朱军长吧？”

　　陈毅马上说：“是的，这是我们朱军长！”

　　可是朱德并没有搭话，而是把何长工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冒了一句：“你是谁，怎么这身打扮？”

　　这一下，何长工却懵了，他不知如何回答。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一句话确实说不清楚。这时，陈毅马上来解围：“他是井冈山上派来的特使，叫何坤，是我们在法国时的老朋友。”

　　“井冈山？我们刚派了毛泽覃过去，这么快就有回音了？没这么快吧？”朱德说着这个话，显然是对陈毅的介绍表示怀疑。

　　何长工一听就知道，朱德是对他不信任。他连忙说：“我是十月间就出发了，今天才找到你们！”

　　“这么说，你已经走了两个多月了？”朱德连忙问，他要搞懂何长工来此何意。

　　“是的！”何长工说道，“十月初，我们刚到井冈山，毛委员就派我出来找你们，希望与你们联系上，以后好拧成一股绳，与国民党那帮龟孙子们对着干！”

　　“这是革命的需要，也是形势的需要，看来这毛泽东委员，还真的有战略眼光呢。”陈毅感慨地说。

　　“和我们想在一起了！”朱德说，“还真是难为你了，两个多月，辛苦你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陈毅问，“很难找吧？”

　　“真难找，我昨天还来过这犁铺头，就是没发现你们。”何长工说。

　　然后他把自己又回到韶关，在澡堂里听到消息后马上就动身之事一说，大家都笑了。

　　“我们是白皮红心，的确不好找，这也是革命的需要！”朱德笑着说，然后他马上说：“还没吃饭吧？勤务员，去伙房里看看，有什么能吃的，都拿来！”

　　当天晚上，何长工吃过饭后，就和朱德、陈毅进行了长谈。

　　朱德向何长工讲了南昌暴动后的大致经历，特别是经过闽西的威远，赣南的信丰、大余、崇义等几个县的经历，还谈了“大庾整编”一事。

　　何长工也谈了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还谈到南下井冈山途中总指挥卢德铭的牺牲，以及三团团长苏先骏、师长余洒度的脱逃和“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

　　一个整编，一个改编，真是惊人的相似。这说明革命在紧要关头朱德与毛泽东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只是“把支部建在连上，采取士兵委员会”这些办法，朱德没有想到，而毛泽东却想到了。

　　朱德问何长工：“井冈山的地形如何？”

　　何长工说：“方圆几百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能容得下多少人吃饭？”陈毅问道。

　　“这个……我走的时候我们的部队也是刚到，还没来得及考察。”何长工坦率地说。

　　“我看这样吧！”朱德说，“你回去对毛泽东委员说，我们在粤北打开一个局面，他在井冈山打开一个局面，以后我们就把这两边连在一起，不是很好吗？”

　　其实，朱德考虑的也是井冈山地瘠民穷，肯定养不起多少兵。如果南北呼应，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不是更好吗？

　　第二天，何长工要告别了。朱德给了他一封信和一些路费，然后握着他的手说：“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委员联系上，说我们正在这里策划暴动，这是中央的决定。”

　　何长工说：“我记住了，一定转告！”

　　然后，他在中共粤北特委的交通员护送下，离开了犁铺头，回井冈山去了。

　　一九二七年的年底，在中国的大地上，其政局是混乱而不稳定的。

　　北方的张作霖奉系集团，一直把持着名义上的北京民国中央政府，也就是北洋政府，但却随时提防着冯玉祥的西北军与阎锡山的晋军有可能联合起来的突然进攻。

　　江苏的孙传芳残部与山东的张宗昌，也时刻提防着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国民党军主力渡江北上，对他们采取行动。

　　南方的国民党在“清共”后，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发生了宁汉合流、宁汉战争、张黄事变，而已经下野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凭借一个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又重新回到了最高权力中心。

　　在这期间，只有七岁党龄的共产党，却被三十三岁党龄的国民党赶得鸡飞狗跳。

　　他们要么被赶尽杀绝，要么脱党叛敌，致使近六万人的党员只剩下不到六千人。

　　其中的优秀分子却不甘心被屠杀与宰割，在全线总退却的情况下，却组织了不同程度的反抗。这就是他们所举行的很多次的武装暴动。

　　到了年底，从表面上看，好像都风平浪静了。但在火山口，或者说，在风口浪尖，却正处于血与火的淬炼！

　　此时，处于鄂东北的黄麻暴动，从上万人的参与，如今只剩下七十二人。他们在吴光浩的带领下，已转移到南边的木兰山区。

　　在规模空前的广州城市暴动中撤走的那一千四百多人，在叶镛、王侃予、袁裕带领下，与董朗与颜昌颐所带的南昌暴动南下的部队，已经在海陆丰会合。

　　而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部队，却被毛泽东从茶陵撤回到井冈山脚下的砻市，正在公审陈皓等人的叛逃未遂事件，下一步的目标，将要夺取遂川。

　　驻守三河坝的朱德部却已经从粤闽、粤赣边界转移到了粤北韶关附近的犁铺头，他们虽隐藏在范石生的第十六军中，却把视觉放在了西边……

　　送走何长工后，朱德的心情很舒畅。

　　从毛泽东派何长工来寻找他们这一天开始，朱德就感觉到有一种力量正在把一盘散沙从四面八方聚拢，然后准备凝聚起一股巨大的能量，以致最后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风暴。

　　他原来预计，可能在范石生的部队里会呆很久，没想到形势变化很快，真让他始料不及。就目前各方面的动向来看，从三河坝撤走的这两千多人的队伍，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之后，虽然只剩下了七百多人，但距离“高举革命大旗，重整旗鼓”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朱德驻扎的犁铺头是一个圩场，也就是北方人说的“集市”。这里有一条河叫武江，它发源于湖南省的临武县，经过了八个县，由北流到南边，最后汇入浈水才正式称为北江。至于这里的地名为什么和“犁”有关，可能是因为附近江中有一块形似犁头的沙洲。

　　犁铺头紧靠在武江东岸，在它的对岸，其西北方圆四十多里的地方被称为西水，它包括重阳、桂头、一六等地的大片沃土良田。

　　在犁铺头驻扎期间，朱德收到过由中共北江特委转给他的中共广东省委的来信，信中指示他的部队，要联合当地的农民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联络北江的农军及广州暴动后退往北江的队伍，参加北江区域的农民暴动，扩大和深入北江的土地革命，做成北江农暴的主要副力，造成海陆丰农暴割据东江的同样的局面。”

　　此时，中共临时中央已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七日也曾两次给朱德来过信，大意和广东省委这个来信差不多，但朱德并没有收到。这两封信，据说是由那位南下潮汕时的警卫营长李鸣珂从上海带到江西，准备转到湖南，但几经周折，也未能找到朱德部队，只好返回上海。

　　朱德看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信后，要部队马上执行。于是，官兵们在附近的乡村开始深入发动群众，恢复农会，发展农军，并两次派兵支援西水那边的农民暴动。

　　韶关在曲江县境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关卡就很出名了。如今这里不光是一个关卡，同时它还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

　　汹涌的浈水发源于东北南雄境内的大庾岭，到了韶关，就明显地拐了一个弯，与武江汇合，向南流去。所以，在最早以前，这里还没有设关卡的时候，其“曲江”的地名也就自然产生了。曲江，就是“江水主流弯曲”的地方。

　　现在已是冬天。但在这一年秋天，西水那边却遭了大旱，粮食欠收，可当地的国民党乡政府却不管这些，其苛捐杂税照收不误，而且有增无减，致使农民怨声载道，有的家庭几乎断了炊烟。

　　但是，地主豪绅却组织起反动民团，向大革命时代的农民协会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强迫农民加倍偿还以前由农会出面要求减去的地租，还勒索钱财，杀害农民自卫军家属。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革命的烈火就像火山一样快要爆发了，一旦遇到双方冲突，其烈焰就会腾空而起！

　　南昌暴动南下的部队在潮汕地区被打散后，一部分曲江县西水籍的战士回到了家乡，他们恢复本地原有的共产党支部，还秘密重建了农民自卫军。

　　当农军家属被杀害后，在西水的重阳等村，农民纷纷要求刚组建的农军，马上去攻打那些地主豪绅和反动民团。于是，一场以重阳为中心的西水农民暴动就这样发生了。

　　这里的农军总指挥名叫欧日章。他本是南下部队中叶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教导团的一个营长。在南昌暴动前夕，他带领曲江部分农军在武昌加入了叶挺第二十四师。在南下潮汕后，转移海陆丰时在云落被打散，于是带领几个人经香港回到了家乡。在香港的时候，他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系，还参加了十月十五日由中共南方局与广东省委举行的联席会议，被选成了省委委员。

　　现在，农民们要暴动，根据他的经验，没有部队的支持，成功的把握性是不大的。因此，他通过中共北江特委的关系，终于见到了朱德，并希望这位南下途中第九军的副军长朱德将军帮他们一把。

　　其详细经过是这样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这天早上，朱德正在自己的住处犁铺头李家当铺后院练拳，却见一个当地的青年找上了门，他自称是南昌暴动南下后回到这里的一个营长，名叫欧日章。他说：“朱军长，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第二十四师教导团的，我们曾一起打过会昌呢？”

　　“是吗？那太好了！”朱德说。其实当时人也太多，他的注意力却专在指挥上，至于第二十四师教导团，那是叶挺的部队，他没有指挥过。打会昌的时候，他只指挥过贺龙的第三师教导团，所以肯定对欧日章不认识。

　　欧日章说：“我们在云落被陈济棠的部队打散了，我到了香港，与中共广东省委联系上了，还参加了他们的联席会议，被选为省委委员。现在，我是带着省委的指示回到西水的。”

　　欧日章这么一说，使朱德马上重视起他的话来，于是温和地说：“你找我有什么指示吗？”

　　“指示倒没有，我家住在武江那边的暖阳村，”欧日章把手往对岸一指，说道，“今年秋天闹旱灾，粮食欠收，但土豪恶霸却横行乡里，强行收租，搞得鸡犬不宁！”

　　朱德问：“你想让我干什么？”

　　“我想在西水搞一次暴动，打击一下这些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欧日章说，“我需要你的帮助！”

　　朱德又问：“你想什么时候行动？”

　　“就明天，只要有你做后盾，我们暴动就能成功！”欧日章说。

　　“明天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德说，“好吧，我派一个参谋先跟你去策划，如果需要部队的话，再来找我！”

　　就这样，欧日章和那位参谋共同策划，于第二天早上，率领重阳乡欧屋、水心、乐夫、清水塘等村的一百多农军和几百个农民，拿着步枪、鸟枪、大刀和锄头等，去攻打大沙洲下村的土豪劣绅。他们包围了村子，向该村一家姓朱的地主发起了猛攻，终于拉开了西水暴动的序幕。

　　下村的地主民团根本没防备，被农军这突然一击搞得晕头转向，东奔西逃。不到半小时，该村就被农军攻破，他们打死地主一人，抓获了四个杀害农军家属的人。这些人刚被拉出村口，就被愤怒的人群当场打死。

　　这次暴动，还烧毁了不少地主的房屋，没收了地主家三十六头耕牛和七千多斤稻谷，并缴获枪枝十多条。

　　国民党重阳乡乡长冯佩赞和民团头子雷丰霖听说西水搞起了农民大暴乱，简直恼羞成怒，决定进行镇压。他们很快从附近村庄纠集一千多人的地主武装，从十二月二十八日起，开始了报复。

　　他们分别包围了水心、暖水和清水塘三个村庄。结果，农军有二十多人受伤，五人牺牲。剩下的只好撤到观音山的庙子阁村。反动武装攻进水心村后，居然把全村房屋烧了。

　　总指挥欧日章退到清水塘村。他想依赖这里祠堂的“墙高而厚且易守难攻”的优势地形，抵御数倍于己的敌人。但是，由于敌众我寡，这样下去，可能坚持不了多久，欧日章只好派一个叫欧春苟的战士，悄悄潜出村去，到犁铺头搬救兵。

　　把农军赶进村后并，冯佩赞和雷丰霖以为欧日章已山穷水尽，而自己却稳操胜券，于是就亲自到清水塘村督战，想一举消灭这里的农军。结果，他们连续进攻了四次，都被欧日章击退。

　　这时，气得冯佩赞大骂：“这些乱民，待我攻进去后，全都碎尸万段，一个都不剩，就连扫帚也要过三刀！”

　　团总雷丰霖却说：“冯乡长，光骂不顶用，我们是缺少攻城的重武器，不如到韶关去请正规军来，扛着大炮给它龟孙子们一轰，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冯佩赞想，这小子说得还算有理，便叫了一个地主到韶关城里去请正规军。

　　这个人叫朱乃昌，冯佩赞对他说：“你一定要请来！”

　　“一定，一定！”朱乃昌不住地点头哈腰。

　　然后，他一路小跑往韶关方向而来。当走到犁铺头对岸过渡时，他打听到这里就有正规军，于是就想到，既然这里有正规军，又何必往韶关去呢，走韶关还有三十多里路呢，这来回就得六十多里，岂不冤枉？

　　所以，朱乃昌过江后，就毫不犹豫地，也算是饥不择食地，跑到犁铺头军营来找一四〇团的王团长求救。

　　朱德的化名不是叫“王楷”吗？所以，朱乃昌向他行礼鞠躬，然后央求道：“王团长，不好了，重阳乡农民大暴乱，他们杀东家掠财物，民团去了都弹压不住，因此冯乡长特意派我来，请您派兵增援一下！”

　　朱德听后不动声色。他迟疑片刻后，才对朱乃昌说：“好，看你一路辛苦的份上，我马上派一个连去支援，你在前面带路吧！”

　　朱乃昌一听，高兴极了。原来他想，这些军老爷，如果不给他许点财物什么的，根本就不动，想不到他今天办这个事竟然如此顺利，真是烧高香了！可能是自己运气太好，要升官了。

　　其实，就在朱乃昌到来之前，欧春苟已先找朱德了。他向朱德报告了清水塘的战况，也请求支援。朱德听后，马上做出派一个连去支援的决定。可欧春苟刚走，这朱乃昌就到了。

　　朱德向朱乃昌承诺后，马上把连长朱舍我找来，对他耳语了几句，然后要他带着一连人跟朱乃昌去。

　　朱乃昌领着王团长所派的这一连正规军，乘船渡过了武江。在渡江的船上，他一想大功即将告成，于是心情就舒畅起来，开始哼着当地的一种民间小调来：

　　“上岭没有下岭快，走路最好两脚摆。吃饭要有鸡鸭鱼，喝酒还得妹夹菜！”

　　唱完后，还大声喝斥船家：“快点划，别误了冯乡长的大事。”此时，他的心早就飞回了重阳。

　　下午四点多钟，部队来到清水塘对面的横岭脚村。天突然下起了小雨，连长朱舍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没有带雨具，得停下来避一会儿雨。”大家一听，都“唰”地一声停下来了，然后各自去找躲雨的地方。

　　朱乃昌在前面走着，发现后面没人跟来，急得他直瞪眼睛，本来是去抢时间的，可这老天也不成全他，真可恶。他只得走回来，和这些兵一起躲雨。

　　这时，只见朱连长拿出一张纸，坐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下。他把朱乃昌叫过来，要他在纸上标明清水塘村的地形和民团的兵力部署情况。

　　为尽快让这些人攻进去，朱乃昌马上画了一张草图，标明了民团的位置，还对朱连长有问必答。终于，他看到这位朱连长脸上有了满意的神色，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想，这一下，他们该跟我走了吧？

　　正在想入非非，只听朱连长却说：“给我绑起来！”他有些纳闷，好好的，要绑谁呢？正在猜想，却见两个身材高大的士兵向他走来。他感到纳闷，根本没搞懂他们这是什么意思。这时，他的双手却被扭住，然后被绳子捆了起来。

　　朱乃昌马上叫道：“哎哟哟，你们搞错了，怎么捆起我来了？我不是专门来请你们的吗？”

　　“别叫了，再叫马上就毙了你。”朱连长从腰间抽出二十响驳壳枪在他的脑袋上点了一下。接着，他的屁股上又被挨了一枪托。

　　他再也不敢做声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吹起了冲锋号，然后不去进攻农军，而是向围攻清水塘的民团冲去。这时他才搞懂了，原来是烧香走错了庙门。

　　结果，战斗不到两小时，围攻清水塘的反动民团就被打得鬼哭狼嚎，四处逃窜，连冯佩赞和雷丰霖上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这一仗，共消灭反动民团一百多人。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朱德突然接到范石生秘书杨昌龄送来的密信。信中说，朱德部队已被“收编”近一个多月，现在情况有变，请他率部疾速离开犁铺头，自谋出路去。

　　原来，这是李济深安插在范石生部的亲信、十六军教导团团长丁熙告的密。丁熙把朱德部队隐藏在十六军的情况告到李济深那里去了。

　　李济深此时正在南京，他刚开完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为了把汪精卫、张发奎彻底打败，李济深就说他们纵容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甚至还说他们“通共”，逼得汪精卫“出洋”，张发奎“下野”。可现在他却接到密报，范石生的部队里有共产党朱德所部，这还了得。这不是名副其实的“通共”吗？范石生的第十六军，受他第八路军节制，如果汪精卫、张发奎知道了，岂不被他们拿着了真正“通共”的把柄？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一切都完了！

　　于是，李济深就以刚刚才恢复职位的蒋介石总司令的名义，命令范石生马上解除朱德的武装，逮捕朱德，严加法办。同时，又令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把部队从湘南移驻粤北，以监视朱德部队和范石生的动向。

　　这样一来，朱德部队就再也没法呆下去了。出于同窗的私情以及当初“收编”朱德部队准备以扩大自己势力的远谋，范石生只好来信让朱德率部赶快远离，越快越好。不然，晚了就来不及了。

　　为表达昔日的情谊，范石生还叫秘书杨昌龄送去大洋一万块和十箱子弹。信中最后还说：

　　“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这第一句是《孟子见梁襄王》里的对话记录，翻译成现代语就是，“谁能统一天下？不是喜欢杀人的人能统一天下。”言外之意，靠刀枪去杀人不是统一天下的最佳方式，可能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而朱德所信仰的共产主义说不定就是一个“统一天下”的好办法，所以他要竭力帮助他们出水火之中，而且坚信，朱德部队这样干下去，最后胜利是属于他们的。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在追求进步中发现一线曙光之后的肺腑之言。为了使这线曙光不在黑暗中瞬间泯灭，他要尽最大全力去为这线曙光扒开乌云，让它照亮大地！

　　朱德接到此信后，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和陈毅、王尔琢、蔡协民以及北江特委书记卢克平一起商量对策。卢克平主张部队应立即开往东江的海陆丰去，与广州暴动失败后撤到那里的红四师会合。中共北江特委是党的一级组织，朱德只有听从它的命令。因此，会议决定照此计划执行。

　　一月二日晚，朱德不顾滂沱大雨，以“野外演习”为名，率领部队出发了。但他们走到仁化县东南方的鸡笼圩附近时，发现大批船只正逆水而上。据侦察，这些船只系方鼎英第十三军的一个师所有，它们正在载运部队开往南雄。朱德他们也要从南雄通过，如果遇到这些部队可就麻烦了。计算这些船只到达的时间，应该比他们先到南雄。所以，朱德认为，要强行通过南雄去海陆丰，已经是不可能了。

　　怎么办呢？部队只好暂时停下，以等待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马上开会，重新进行决策。

　　在会上，他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研究了附近几个地区的政治、地理、经济等状况，再加上何长工来后介绍井冈山的情况，最后决定，先将部队开进群众基础较好、易于隐蔽的湘南宜章山区，再作长远打算。

　　一月三日，朱德部队掉头西行。

　　为了方便起见，他们仍然打着范石生一四〇团的旗号。这样，一路畅通无阻。

　　第二天下午，也就是一月四日，他们到了仁化县的董塘圩宿营，与当地的农民协会联系上后，马上组织了五百多人，准备去攻县城。结果在第二天，也就是一月五日，在敌方根本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他们一举攻下县城，还缴枪三十二枝。

　　这是朱德部队第二次来到仁化。一来就联合当地农军攻破了县城，并在南校场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

　　陈毅在会上宣传了土地革命，号召农民起来，通过武装斗争保卫革命成果。

　　朱德抓住这个机会，传达了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精神。他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对群众进行现场教育，使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观念在当地群众中深受影响，希望以此来调动起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在仁化县城，朱德部队还筹集了二千多元的军费，然后又回到董塘圩宿营，因为他们要走的路线是在董塘圩以西。

　　在离开董塘圩时，为了使这里的革命烈火继续燃烧，他们留下滕铁生、杨开平、石生根、蒋国杰、范卓、孙德隆、刘海、何大修等八名军事骨干和两箱子弹，以充实在仁化刚刚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的力量。

　　这支队伍，后来与阮啸仙领导的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第八独立团合并，这些骨干也都成了该团的团、营领导。

　　（7）

　　当离开董塘圩时，北江特委派来了一个向导，他的名字叫龚楚。龚楚告诉朱德，要西去宜章，不能往北，只能往西，经乐昌、乳源等县，就到了宜章南部。现在往前走，就是他的家乡，乐昌县的长垑村。并且，他还告诉朱德，这里住着一个人，虽不是党员，但同情共产党，在北伐时期，还是一个营长，如今他手下有几十号人，为了壮大队伍，可以把他吸收过来。

　　朱德一听，马上来了精神。他想，既然是同情我们的，那就有可能和我们走在一起，有机会，一定要去争取。他问龚楚：“这个人，你认识吗？”

　　龚楚说：“我们很熟悉，他本来是宜章人，叫胡占鳌，字绍海，我们都叫他胡少海。”

　　“那你怎么知道他同情我们？”朱德问。

　　龚楚说：“他以前和我是乐昌中学的同学，接受了进步思想，对父兄勒索百姓、欺压外族很看不惯，于是弃家出走，学也不上了，去参加了程潜组织的攻鄂湘军，后来还成了第六军的一个团长。马日事变后，他脱离第六军，回到湘粤边界来与当地的党员高静山、杨子达一起合作，建立农民自卫军。”

　　朱德听到这里，心里很高兴。看来这湘粤边界，还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把这里当着革命的新起点，算是走对路了！

　　原来这龚楚，也不是一般的向导，他是北江特委委员，其经历也和欧日章一样，参加了南昌暴动，后来失败后辗转回乡。在南昌南下途中，他和朱德就认识，在路过瑞金那一仗，朱德还指挥过他的那个营，当时他在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当营指导员，南下潮州被黄绍竑抄了后路后本来被俘，但几经周折却跑了出来，最后回到了家乡乐昌。他与北江特委是如何联系上的呢？可以从他后来的《回忆录》中看到有这一段描述：

　　北江特委派了一位联络员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到我家里，找到我的母亲，旋而找到了我。苦闷的我，一听到朱德的消息，喜欢得很。我觉得参加军事工作总比做地方秘密工作有兴趣而适当。于是我即偕来人星夜起程，走了一个通宵，天还没亮，就抵达犁市。

　　他说的“犁市”就是犁铺头。在大革命时代，龚楚也是粤北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他的家乡乐昌县，他是最早被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来的特派员，后来成了乐昌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今年五月，他率领乐昌农军五百多人到韶关，与北江工农义勇军会合，组成一支一千一百多人的“北江工农讨逆军”，到武汉参加“东征讨蒋”。在这支队伍中，他任总指挥。当他们抵达湘南耒阳时，又被改编为第十三军补充团，而龚楚却被任命为团长。

　　后来，龚楚把部队拉到江西，参加了八月一日的南昌暴动。而他的补充团，大部分都被编入了贺龙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的三营。

　　在这时候，龚楚向朱德介绍胡少海，言外之意，是希望朱德把胡少海的农民武装收编过来，以壮大队伍。

　　为了扩大革命武装，朱德当然愿意这样做。但是他还没有看见胡少海本人，也没有看见他的武装，所以还不能随便表态，只能听着龚楚在那里“白话”。

　　第二天，部队经过龚楚的家乡长垑村，然后渡过武江。

　　在长垑村，朱德他们走进了龚楚的家。家里一贫如洗，房子也是破旧不堪。原来龚楚是一个独生子，他走之后，家里就只有一个老娘。

　　而那个在路上提到的胡少海，就住在他家。经龚楚一介绍，朱德热情地和他握手。胡少海个子虽不高大，但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仿佛世间的不公不平之事，他一眼就能看到。

　　朱德一看，就有几分喜欢，然后笑着说：“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就跟我们走吧？”

　　胡少海兴奋地说：“共产党也要我这个地主的儿子？”

　　“出生不由己，道路由自己选择！”陈毅在一旁说，“我还是地主的儿子呢。”

　　胡少海一听，马上笑了，他说：“那好吧，我也就没什么顾虑了！”

　　之后，他们沿乐昌与乳源边界的黄坪、大小洞，经过五天的急行军，到了乳源县北面的梅花乡地界。

　　梅花乡是广东乳源县北边与湖南的宜章县接壤的一个区域，也是一个集镇，国民党的一个区政府就设在这里。

　　这里的农村却是一幅安谧祥和的景象，远远望去，有良田千顷，不过那些都是地主的土地，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却很少，他们只有租种才能生存。

　　这里四面环山，一泓清水由北而南，身处其中，仿佛有一种陶渊明在田园里那种恬淡安适的感觉。但一想到天下的地主却霸占着土地而不劳动，这种恬淡安适也就转瞬即逝，继而带来的却是愤愤不平。

　　由于朱德他们打着一四〇团的旗号，致使这里的国民党区长邓光汉丝毫不怀疑他们，还给他们提供粮食和牲口草料。这时， 龚楚就想立一头功，想去把他这个区长争取过来为共产党做事。他对朱德说，如果能成的话，可以建立以这里为中心的湘粤边根据地。

　　朱德一听，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叫他去试探一下，看看这个姓邓的是怎么样一个态度。

　　然后，也派出侦察人员，到附近去打探驻坪石的许克祥部队和湖南那边军阀部队的动态，然后再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但是，经初步接触，那个当地的邓区长，却并不买共产党的账，而且一听说他们是共产党控制的部队，早吓得逃之夭夭了。

　　区长跑了，区公所空着，还留下了十几枝枪，这可是便宜的事。但部队要钱采购粮食可就不方便了，而且这里的情况还不熟悉，是不便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的。

　　正在为难之际，宜章那边的栗源堡来人了，他们是共产党人陈东日带着的十几人的农民自卫军。陈东日与向导龚楚在武汉时就认识，所以他们一见面，都很亲热。然后，龚楚就把陈东日介绍给朱德。

　　原来，陈东日这个人非同凡响。他曾经是中共“五大”后由中央直接派到湘南汝城组建工农革命军的中央特派员，本来都把一个师组建好了，正要带到武汉去的时候，在衡阳却接到汪精卫已“分共”的消息，所以只好带着人马返回汝城，但正在这时，却遭到了汝城的恶霸土豪何其朗勾结范石生部队三个团来围攻。他们在仓促之中应战，加入刚刚组建还没什么经验，所以被打败，而且还败得很惨，几乎丧失殆尽。

　　后来，陈东日突围出来，把余部转移到了湘赣边境。当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之时，他已经不在那里，而是以国民革命军军官的身份回到了宜章县栗源堡，任栗源堡小学校长。但不久，却与村里的陈策、陈俊等共产党员一起组成了中共栗源党支部，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

　　现在搞清楚了，陈东日就是栗源堡的人。栗源堡这里距宜章县城有四十多里，但却和东边广东地界的梅花乡很近，它们之间只有一山之隔。那边有什么动静，他们几乎全都知道。所以当听说在梅花来了一个一四〇团时，陈东日就想抽空来看看这个团究竟有什么动静，是不是要过湖南境内来，他们也好做应对准备。结果过来一看，才知道这支部队把区长都吓跑了，原来是共产党员朱德的部队。

　　陈东日一到，就告诉朱德说，宜章县城只有民团四百人驻守，于是朱德就有马上去占领宜章县城的想法。他想把那里作为根据地，然后在湘南开辟出一块根据地来。如果能办成的话，就应了何长工带来的毛泽东的主张，与井冈山形成了南北呼应。

　　想到这里，在朱德的头脑中，一个巧妙的计划，正在慢慢形成。

　　（9）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胡少海打着范石生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的旗号，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带着先头部队两个连从栗源堡出发，向宜章县城挺进。胡少海的“头衔”是一四〇团副团长，龚楚是团部副官。

　　胡少海骑着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在他的马前，马弁牵着马缰绳，在他的马后，跟着副官龚楚和营长袁崇全。再后面，就是两个连的兵，都扛着枪整整齐齐地在路上走着。

　　他们一会儿慢走，一回复快步，一会儿小跑，真是一路风光，一路赏玩。路人见了，都议论纷纷地说，这是哪里冒出来的一队兵呀？走起路来大大咧咧，根本不把咱下力人放在眼里。

　　临近下午，他们已到宜章县城。此时，国民党驻宜章县城的县长杨孝斌，已经率领县政府官员及一些土豪劣绅们出城来迎接。有人认得胡少海，就私下里议论开了。

　　“这不是胡家老五吗？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如今可出息了，居然骑着马回来了。”

　　“他回来干什么，是衣锦还乡吗？可还没到年龄呀！”

　　“人家如今当团长了，是回来显摆吧？”

　　“已经光宗耀祖了，还是应该回来看看的！”

　　原来，这个县长杨孝斌本来不认识胡少海，听这些人的议论，心里就踏实了许多。开始，他听说有一队兵大摇大摆地向宜章县城走来，于是就想到快过年了，这些兵又是来打秋风的，先出面把他们打发走了更好，再说，这来路不明的兵，还不知道是哪方神舍的，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现在，他搞清楚了，这是本地人胡少海带的兵。这本地人，毕竟是知根知底的，不会出什么大乱子了。

　　就这样，胡少海在一片喜庆的爆竹声中，被县长杨孝斌迎进了县城。胡少海也挺能装，他一边走，一边向欢迎他的人敬礼，然后笑着不停地向他们招手。

　　到了县衙门前，胡少海才缓缓下马。他把马鞭子递给马弁，然后走到县长杨孝斌面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马上报告自己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副团长胡占鳌，特地回乡省亲，然后专为父老乡亲效力。

　　杨孝斌一听，马上想到，既然这样那就很好，在必要时还可以用他一下这些兵。现在快过年了，农民们到处都在躲债或闹事，如果有一支军队在此压阵，看谁还闹得起来？！

　　但是，却听胡少海又说：“大部队还在后头，明日即可到达。”

　　杨孝斌听后，心里马上一紧。原来，这是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天啦！还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马？这吃、喝、拉、撒、睡，都得找他这个县长，人家又有枪，根本惹不起。唉，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就在这一天，朱德、陈毅领着大队人马，傍晚时分已到达栗源堡。

　　当晚，一个叫陈光的青年带着十多个农民前来投奔朱德。原来他也是一个党员，在陈东日回来建立支部时，他把在“马日事变”埋藏的枪取了出来，一共十二条枝。现在，他把这枪让十一个人背着，加上他身上那枝，刚好十二枝，来加入朱德的部队。这就是他们准备在栗源发动年关暴动的所有本钱了。

　　朱德听了陈光的叙述，知道了他的经历与胆略，很高兴，就把在梅花区公所里得到的十几枝枪也给了他们，要他再去找些人来背枪，这样就可成立一个栗源武装赤卫队，就让他来当这个队长。

　　当天晚上，朱德与陈东日、陈光等，在油灯下谈了很久，主要是主力部队在宜章县城举行暴动后，这栗源堡如何跟着一起行动的事。

　　一月十二日，朱德以“王团长”身份率大部队向宜章县城进发，在离城三十里的一个山坳里，他对部队做了总的部署，也就是根据陈东日提供的地形图，对各个连队所进攻的区域进行了细致分工，约定总攻的信号是，一听见三声枪响，进攻的时机就到，那就一起动手。

　　下午二时许，朱德、陈毅率大队人马进入宜章城。那位县长杨孝斌依然带着他的同僚们来夹道迎接。

　　此时的朱德已经剃了胡子，把自己打扮得很光鲜，加上他浓眉下那双不太大但很机敏的眼睛，俨然是一副“团座”的派头。

　　在众将领的簇拥下，他一面与县长微笑着作揖问好，一面以“布防设营”为名，要陈毅、王尔琢立即指挥部队悄悄包围县政府、警察局和团防局，然后把指挥部设在团防局对面的养正书院。

　　在养正书院，朱德听取了早已在那里化妆成开水工的中共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对年“关暴动”准备情况的汇报，然后对胡世俭说，只要他们拿下县城，这乡村的暴动就由县委来统一部署。他们正说着，胡少海竟意外地闯进来。他说，情况有变，看怎么应对。

　　事情是这样的，按原定计划，是由胡少海设宴请各位土豪劣绅来赴宴，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但是现在，县长杨孝斌却坚持由他设宴，要专门为一四〇团王楷团长接风，这可怎么办呢？

　　朱德、陈毅、王尔琢马上商议，既然是他要这样做，那就将计就计，让胡少海带着一帮人去赴宴，他们在外面接应。也就是，在酒桌上抓捕这些土豪劣绅，也同样可以一网打尽。于是，在朱德的精心部署下，他们分别去做好了准备。

　　下午四时许，杨孝斌在县参议会二楼宴请一四〇团全体长官。

　　此时的杨孝斌一派文士打扮，随他来迎客的，有原县长黄作珍及一些政府要员和当地的知名乡绅。这些人，在共产党的眼里，绝大多数都是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但惟独没有保安队长邝镜明和铲共委员、商会会长李茫模。

　　这两个人为什么没来呢？这杨县长是有考虑的。保安队长必须要带保安队维护全城的安全，而商会会长不来，就是避免朱德在酒席上要钱不好推脱，因为军队要钱都是由县长审批商会会长去承办。

　　时辰到了，胡少海、龚楚等一行人欣然来了，他们在一阵鞭炮声过后，以军人的步伐走进了大院。

　　这时，杨孝斌走过来问：“王团长怎么没来呢？”

　　“王团长一路劳顿。”胡少海说，“又偶感风寒，沾不得油腥味儿，让我来全权代替，并诚致县长大人，改日再登门拜谢！”

　　杨孝斌一听，觉得既然这样，那就更好，也免他在酒席上要钱。于是，在“噼里啪啦”一阵鞭炮过后，胡少海、龚楚、袁崇全等人，在十四名卫兵的保护下，登上了县参议会宴会大楼。

　　进去后，杨孝斌请胡少海坐首席，他和黄作珍等二十余名官绅坐陪席。胡少海以下是龚楚、袁崇全，而那些卫兵一上楼，马上分散到各个角落笔直地站着，今天他们的装束不一样，都佩戴着两支二十响德国式驳壳枪，看起来很威风。

　　在杨孝斌的一阵开场白后，胡少海也简单地说了几句答谢的话，就这样，宴席开始了。

　　酒过三巡，官绅们纷纷站起来，表示要向胡、楚、袁三位长官敬酒。这时，胡少海突然站起来，举杯在手，然后高高举起。

　　官绅们以为他要说几句客气的话，都准备洗耳恭听的。有的还在暗中看热闹，觉得这胡家老五，粗人一个，能说出什么动听的来？正在这时，却见胡少海把杯子掼在了地上，顿时被砸得粉碎。大家正在疑惑，以为是他喝醉了，居然发起酒疯来。可是，只见随来的十四名卫兵，马上行动起来，去缴旁边及附近站岗哨兵的枪。

　　接着，只见陈东日带着一队农军闯了进来，他们背着大刀，手里拿着一捆绳子。

　　官绅们见状，马上就明白了一切。原来，他们是中了这些泥腿子的奸计，被活捉了。

　　顿时，一个个面如土灰，呆若木鸡。

　　胡少海把手一挥，卫兵们立刻将杨孝斌、黄作珍等二十余名官绅全部捆绑。

　　县长杨孝斌明知无能为力了，但还在做垂死挣扎。他厉声问道：“胡副团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本官哪点错待了你们？”

　　“你待我们很好，但是你待他们不好。”胡少海指着陈东日带来的农军说，“我在为他们出气！”

　　“他们？他们是谁？”杨孝斌明知故问道。

　　“种田的农民，插秧的泥腿子，做工的下贱人，也就是你们要杀的共产党！”朱德带着陈毅、王尔琢进来了，他回答了杨孝斌的明知故问。

　　此时，杨孝斌也无话可说了，他们抓住共产党，也是个千刀万剐的结局。什么活埋、点天灯、下油锅、剥人皮，全用过。今天栽在他们手里，肯定也是吃不了，兜着走，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有自认倒霉了。

　　事情办完后，朱德走出屋子，把枪从腰间的枪套里取出，然后朝天空连续开了三枪。

　　只听“砰——砰——砰”三声枪响，外面的枪声也就跟着响了。各连队开始行动了，他们对预设目标发动了进攻，特别是最近的团防局就在指挥部对面，首先被“踩平”。

　　此时，机枪声、步枪声混着一团，到处都在“哒哒哒”、“砰砰砰”和“轰隆隆”的声音，还夹杂着“打呀”、“杀呀”的尖叫声。一会儿后，声音越来越小，枪声也稀疏起来。

　　待革命军控制了整个县城后，一部分人马上去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同志和无辜群众，而另一部分人则往粮仓奔去，他们要“开仓放粮”了。

　　全城顿时沸腾起来，市民们拿着粮袋，争先恐后地往粮库方向直奔。

　　当朱德他们回到指挥部时，外面的战事已经结束。此时，城内的民团全部被缴械，只有城外一小股闻讯后逃窜去了。这次战役，共缴获步枪三百五十枝，二十响驳壳枪七枝，俘虏了警察及民团团丁三百多人，而革命军这边没损伤一个人。

　　一月十三日上午，中共宜章县委在县立中学召开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县委书记胡世俭首先将朱德军长介绍给群众。百姓们没见过这么大的军官，都争着往前挤着看。

　　胡世俭宣布大会开始后，反革命分子被押上了台。顿时，会场一片骚动。

　　一些愤怒的群众，马上冲上主席台，朝反动官吏们大打出手。好在有卫兵阻止，秩序才逐步恢复了正常。

　　接着，胡世俭宣读了宜章县农民协会的判决书，宣判反动县长杨孝斌及其以下罪大恶极分子为死刑，立即执行。

　　那个铲共委员、商会会长李茫模已被活捉，在判决之列。

　　下落不明的，是那个保安队长邝镜明，至今还没有捉拿到。也许他一听到风声，已经逃出宜章县城了。

　　在一片欢呼声中，杨孝斌等十一人被押赴刑场。

　　接着，大会继续举行。胡世俭宣布，请朱德军长讲话。顿时，又是一片欢呼。

　　此时，朱德迈着健步走到了台上，他说：

　　“宜章县的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扬眉吐气的日子。这些反动分子杀了我们不少的同志，我们就要对他们实行庄严的宣判。

　　“自四月以来，他们的主子，国民党右派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各地的土豪劣绅也向我们的农友开刀了，他们对我们‘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孙中山总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大加阻挠，甚至大打出手，大肆屠杀，对我们分了他们的田地，采取疯狂的报复。

　　“从今天起，我们要讨还这些血债，进行反报复。广大农友们，你们应该团结起来，组织自己的武装队伍农民自卫军，跟他们斗！

　　“有愿意参加工农革命军的，我们要热烈欢迎！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将伟大的土地革命进行到底！”

　　当天晚上，朱德、王尔琢、陈毅和龚楚四人连夜开会，商讨正式把工农革命军的旗号打出去，在湘南开辟出一块像井冈山那样的根据地。

　　“谁当军长呢？”龚楚问。

　　王尔琢说：“那可是现成的，原第九军军长朱德呀！”

　　“师长又是谁呢？”龚楚又问道。

　　陈毅说：“现在只有一个团的兵力，以后多了再另选吧，现在还是由军长兼着比较好。”

　　从何长工那里，他们已经知道，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后把部队叫做“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而他们这支部队叫什么呢？

　　朱德想，既然毛泽东已把秋收暴动的队伍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那他们就可以叫“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大家一听，觉得可以，因为天下的共产党毕竟是一家嘛！

　　但是，龚楚是北江特委派来的向导，也是专员。他却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说：“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对于各师的编制序列，我们这里的部队不能叫第二师，而是第一师，第二师在海陆丰那边呢。”

　　“是吗？”陈毅问道，“那可怎么办呢？万一我们和井冈山的人会师了，不是两个第一师吗？”

　　“那就这样吧，”朱德说，“既然龚先生都看见了这个规定，那就叫第一师。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和井冈山会师，到时候再解释。”

　　王尔琢说：“怕和他们重复，可以另叫一个军。他们是第一军，我们就叫第二军吧！”

　　陈毅马上说：“你们看这样要不要得，叫第四军？”

　　王尔琢说：“为什么这么叫？第二军，第三军都没有，怎么能叫第四军？”

　　“这第四军可有深意呢？”陈毅笑着说，“第一，叫第四军可以迷惑敌人，国民党那边可能真的以为我们有四个军。这第二嘛，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是来自原第四军，可有纪念意义呢。”

　　“好，就这么叫！”朱德表态说。

　　就这样，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师，就拟定成立了。

　　接下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湘南红色大风暴，就要席卷而来了！

　　说到李鸣珂到江西给朱德送信这件事，首先得先说两个人，他们就是朱德在江西安远县天心圩附近派出去与上级联系的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因为是他们把朱德部队在赣南崇山峻岭中苦苦挣扎之事，报告给了中央。

　　这两个人是怎么去向中央汇报的呢？原来他们离开朱德后，分别走了两条路去找中央，这才把这个消息传了出来。

　　记得他们离开武汉时是七月下旬，那时他们都知道中央还在武汉。但是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份了，中央还在不在武汉？他们不知道。

　　可是凭他俩直接去武汉找中央，好像也不现实。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即使中央还在武汉，他们也不熟悉门道，倒不如一个往上海，一个往香港，可能更有把握些。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熟人。

　　那为什么又一个跑上海，一个跑香港呢？那是因为怕中途出事，全部断了线索，所以兵分两路，更保险一些，于是就造成了这么一个事实，李硕勋在妻子赵君陶的帮助下，到上海找到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邓中夏，周士第凭着他知道的一个地址和暗号，在香港找到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当周士第和李硕勋在天心圩附近的山林中，被一个姓易的副官带到于都后，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分手了。原来那个副官是于都本地的，他把周士第和李硕勋带到他家后，给他们各自找了一套老百姓的服装，还准备了一些盘缠。就这样，他们就各自采取了行动。

　　传说他们是坐船到南昌，这完全有可能，因为从东边流入梅川的贡水就在于都附近汇流，水已经很大，何况从于都到南昌陆路就有七百多里，靠两条腿走也得十天半个月，坐船应该省力得多，而且这于都河，也就是贡水，河道宽敞，水流平缓，是完全可以坐船的。

　　他们扮着脚夫和挑客，手里拿着一根竹子做的扁担和一圈绳子，就上了从于都到南昌的货船。这在表面上看也很协调，很像是这艘船的帮工。到了南昌，他们就各自上了去九江的火车，然后在九江乘轮船，一个去上海，一个去香港。

　　其实，他俩的运气都不算差。也就是说，都找到了上级党组织。

　　李硕勋到了上海后，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他在中共江苏省委搞地下工作的妻子赵君陶。在赵君陶的帮助下，他终于见到了驻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邓中夏。

　　李硕勋把第二十五师自留守三河坝以来如何抗击钱大钧三个师的兵力，又如何突围及转战赣南的事，详细地告诉了邓中夏，并请示下一步的“该怎么办”。就这样，通过邓中夏，中共临时中央这才终于知道了二十五师撤离三河坝后的一路艰辛。

　　此时，已经是十二月中旬的事了。所以才有后来中央派李鸣珂两次送信这件事。

　　李硕勋汇报完工作后，并没有接到返回部队的通知，而是留在了中共江苏省委工作，被任命为省委秘书长。

　　至于周士第这条路，比李硕勋要曲折一些。他是十二月下旬才到香港的，当他找到中共广东省委地址时，中共南方局在十月下旬就已经撤销，其原有人员并入了广东省委，书记已换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

　　那时，广州暴动已经失败，中央派李立三来香港就任广东省委书记，对失散人员进行安置，然后了解暴动经过，寻找失败原因，追究失败责任。

　　周士第见到李立三后，也把他们撤出三河坝后转战粤北、闽西、赣南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汇报，然后请求下一步指示。但此时，李立三却正在处理广州暴动失败后的事情，无暇顾及周士第这件事。他叫管财务的同志，对周士第进行了安抚。这个同志给周士第十元港币，就叫他去等通知。

　　周士第睡在一个朋友家的地板上，这个朋友叫徐成章。恰在这时，他却发起了高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显然是疟疾发作了。此时，他手中只有十元钱，只能勉强维持几天生活，哪里有钱去看病，怎么办呢？他只得到处去借钱，可是却收效甚微。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却遇到了刚从海口那边脱险回到香港的原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张云逸见状，马上给了他五十元，要他去住院治疗。

　　张云逸是张发奎在十一月中旬发动“张黄事变”前夕被派到海南岛海口市担任城防司令的，哪知刚上岸就遭到追捕。原来，桂系黄绍竑已抢了先，他收买了海口城防的原帮人马，正张网以待捉拿来上任的张云逸。如果不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给张云逸提前发出预警，他早已成了新桂系黄绍竑的阶下囚。

　　张云逸在李汉魂第二十五师任参谋长时，周士第还是第七十三团团长。那时，他们是上下级关系。此时，只有张云逸知道周士第是共产党员，而周士第却不知道张云逸的真实身份。因为在马回岭，周士第拉走队伍那天，张发奎带着卫队去追，就有李汉魂和张云逸跟着。那时，张云逸就是秘密共产党员了。

　　当然，此时张云逸也不敢告诉周士第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以原来上下级的关系，给了张云逸五十元港币，要他去就医。

　　此时，周士第有了医病的钱，才终于住进了医院。但是出院后，吃饭却渐渐成了问题，所以不得不搬出徐成章的家。

　　此时，由于广州暴动后流落香港的人很多，一旦被港英当局查出与共产党有关的人，都得被引渡回广州。在这种情况下，周士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而恰在这时，正好遇到一个同乡，他叫陈超鹏，是从马来西亚来。

　　还是在张云逸的介绍下，周士第才认识陈超鹏的。于是，为了躲避被搜捕然后引渡回广州的命运，周士第就跟着陈超鹏去了南洋。

　　可这一去，党组织并不知道，这就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直到六年后才又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其实，李鸣珂和另一个叫李觉鸣的搭档一起去江西南昌，却没有打听到朱德的下落，他们又去了湖南长沙，依然没有找到朱德部队的下落，只得回上海向中央复命。

　　按理说，要送信，找交通员就行了，中央怎么会派南昌暴动总部的警卫营长李鸣珂去负责送信呢？这个话题就有些长了，这得从周恩来就任中央军事部部长说起。

　　却说周恩来从东江普宁县撤退到香港后，直到十一月九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才回到上海。此时，由罗明纳兹和瞿秋白议定，在这次会议上，将增补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从武汉迁到上海后，中央的地址一直飘忽不定，一会儿在法租界，一会儿又转移到英美租界，这是因为这些地方一直被搜查，所以安全问题一直是个问题，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有一支隐蔽的特种部队来保护。于是，在周恩来回到上海后，就只能让他这个军事部部长负责了。

　　周恩来是今年五月离开上海的，因为那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或者说就是因为蒋介石的部队在上海宝山路屠杀工人纠察队，周恩来出面去交涉，却被扣留了起来。在刽子手中，幸好有一人被他说动，才放了他。但是为了躲避大屠杀，他和妻子邓颖超却假扮新婚夫妇，在上海的一家大酒店中躲了近一个月，待风声小了，才赶往武汉。

　　现在，他又回到了上海，其形势依然严峻。共产党人在上海市区是根本没法立足的，唯一还有点希望的就是外国人的租界内。可是这些租界也不允许中国人在他们地盘上结党结社，一旦发现，就要被抓进巡捕房，然后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重新建立“中央特科”，这李鸣珂也就成了特科的重要成员之一。

　　说到“中央特科”，其渊源应该要追溯到一九二五年廖仲恺被刺杀事件。这件事发生，以前一点迹象都没有，破案后却发现他们有刺杀计划，而且下一步就是共产党首脑机关，这就不得不使周恩来下定决心要建立一支在表面看不见的特种部队来保卫党中央。于是，一个看似很不起眼的机构名称诞生了，它就是“特殊任务工作处”。

　　自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他的第一站就是广州，那时正是大革命最热烈的时候，他除了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还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之后又任中共广东区军委书记，军事部长，今年五月回到武汉后，就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

　　这个“特殊任务工作处”，下面有四个股，它们分别是情报、保卫、特务、匪运四个部门。

　　从字面上理解，“情报股”是专门负责对党外情况的收集，然后上报军事部，这个上报的内容就被称为“情报”。当然，在那个时候，肯定收集的是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情报。

　　“保卫股”实际上就是用具体行动来保障党中央及中央主要领导的安全，这需要一些身手不凡的人。这个股，当时叫“红队”，主要负责惩办叛徒、内奸，同时还兼顾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

　　所谓“特务股”，就是专门从事特殊任务的行动。这些行动一般都是不公开的，超常规的，所以才被称为“特殊任务”。原来，那些隐藏起来干别人根本就不知道的事的人，后来就被称作“特务”，其出处就在这里。

　　至于“匪运股”，那是针对土匪武装如何对它进行争取、改编的工作。这个股虽然设立，但在前几年，却没有什么工作进展。

　　现在，周恩来要把在武汉已经终止活动的“特殊任务行动处”重新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秘密特种机构，它的名称叫“中央特别行动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部门。这个机构简称为“中央特科”，下面的部门也分别叫“一科、二科，三科，四科”。

　　而这个李鸣珂，就在警卫中央的保卫科。

　　此时的中央，在召开十一月会议后，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各地的“暴动”上。

　　从八月以来，各地掀起的暴动，大大小小已经有很多次，都是希望有军队参加，其胜利才有把握。可是实践证明，有军队也靠不住，他们要么临阵脱逃，要么投降敌人，要么在战场上寡不敌众……

　　说白了，都没有成功。

　　这领导暴动的各级指挥员中，很多人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在关键时候会表现其软弱的一面。

　　怎么办呢？可能还得依靠各地的农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来扛起革命大旗。至于那些小资产阶级，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通通“洗刷”，让他们逐渐被工农出身的体力劳动者代替。

　　也就是说，单纯依靠旧军队是不行的，还得依靠广大乡村的农民，让工农出身的职业革命者来冲锋陷阵，革命才有希望。

　　这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八•一”南昌暴动南下失败后得出的结论。

　　十一月十五日，在罗明纳兹的坚持下，瞿秋白以中共临时中央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指示各省的暴动，要“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认为将来的中国革命，只能依靠广大的乡村农民，而军队只是一种“副力”。

　　在前几天的会议上，罗明纳兹提出了“无间断”革命。他认为，中国的革命不能因为一点曲折就戛然停止，而是要不断革命，因为在广大工农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烈火，只要采取不断进攻，就能激发这种烈火的熊熊火苗，革命的胜利才有希望。

　　罗明纳兹的理论源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斯大林认为，中国的革命要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第三阶段是“苏维埃”。而眼前的革命，却是独立于第二阶段以外的。在这个阶段，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主力和同盟，而是敌人。

　　按照组织关系，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却不得不接受罗明纳兹这个观点，也跟着呼吁各省不断进行暴动。他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中写道：

　　“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

　　于是，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临时中央确定了在全国实行“总暴动”的方针。也就是说，除了目前正在准备的广州暴动外，还要武汉暴动、长沙暴动，或者其他能够暴动的地方，都得暴动。他要实行“遍地开花”，去争取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现在，罗明纳兹把这把火点燃后，就要回国了。这是因为苏共将在十二月十日于莫斯科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已经被确定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如果再不动身，那就赶不上了。

　　在一个阴冷的早晨，罗明纳兹把自己伪装了一番，脸上粘着浓浓的胡须，带着他的随从，在黄浦码头上了一艘去日本的邮轮。

　　原来他是准备先去北海道，然后从那里回到海参崴。

　　从此，这个只有二十九岁的格鲁吉亚青年，就离开了他曾经战斗过三个月的中国。

　　为了实现在全国总暴动，十一月会议后，中共临时中央把政治局委员张太雷派往广州准备暴动，把新增补的政治局常务委员罗亦农派回武汉，去准备湖南、湖北的暴动，特别是趁宁汉战争中唐生智后方空虚，举行“武汉大暴动”。

　　但罗亦农回到武汉后，发现暴动的最佳时机已过，根本就没这个可能了。因为宁汉战争从发动到结束也就二十天，而最佳时机恰恰就是他在上海开会这几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到十五日这五天。

　　那时唐生智的军队节节败退，已经从长江沿岸溃退武汉，但是却不能在武汉立足，而是继续往长沙溃退。而共产党要举行暴动，恰恰就是在唐生智撤退武汉而新桂系军队还没有到来混乱的节点上。可是，共产党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在徐家棚一带，只是出现了工人罢工，但很快就自行复工了。

　　十一月十五日，新桂系第七军第二师在师长胡宗铎的带领下占领武汉。接着，他就把第二师扩编为第十九军，而自己则担任武汉警备司令。一时间，武汉又成了铁桶似的统治，如果这时共产党再进行暴动，那就是“飞蛾扑火”，所以只好放弃。

　　但是，罗亦农这一做法，却引起了内部的一些人不满，他们把曾经的长江局任书记的罗亦农和省委书记陈乔年等，一纸告到中央和共产国际那里去了。

　　状告罗亦农、陈乔年的这些人，主要是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刘昌群等。他们认为，罗亦农、陈乔年错过了举行暴动的最佳时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应该撤职查办，甚至开除党籍。

　　这一举动，算是共产党内的一桩公案，而且力度很大，堪称史无前例。当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米特凯维奇接到这一告状信后，并不惊讶，而是把它转给了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

　　其实，关于“武汉暴动”的问题，罗亦农就一直没去准备，所以当机会来临时，却不能进行。当然，唐生智败得那么快，这不光是唐生智本人没想到，共产党这边也没想到，所以在罗亦农的印象中，在武汉举行暴动，那完全是“鸡蛋碰石头”。

　　事情的原委得追溯到十月下旬。当中共湖北省委与共青团湖北省委正在酝酿武汉暴动时，在湖南巡视的罗亦农回来了，他听取陈乔年、任旭等汇报时，就直言湖北党组织“非斗争产物，而是在国共合作高潮的影响下出现，虽数量可观，但质量不高”。

　　他认为，湖北的党组织在工人中无深厚基础，各级指导机关也不健全。鄂南暴动和武汉“八•二”总同盟罢工之所以失败，就因为在此，所以在武汉举行暴动，那是不现实的。那怎么办呢？只有发展局部区域的游击战争，采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办法逐步展开，才是唯一的出路。

　　所以在长江局成立的十月初，罗亦农就提出了“消灭唐生智统治，取得两湖政权，则须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及杀戮土豪劣绅等工作”这个方针。

　　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在湖北省委常委会上，当有人提出暴动时，罗亦农就坚决予以否定。他说，武汉三镇工人如果针对罢工之类的经济斗争还可以，要拿着枪杆子武装暴动肯定不行，原因是党的组织力量很薄弱。

　　但是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刘昌群却不这样认为，他对罗亦农的主张提出异议，强调武汉可以“马上暴动”。

　　罗亦农的回答则是，暴动须有充分准备，不能意气用事，要想顺利发动，应先进行“反新军阀战争宣传周”，并辅之以经济斗争和游击战争，否则就是“以冒险主义开玩笑”。

　　经过激烈争论，长江局会议通过政治决议案，肯定中国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党应积极领导工农及一般劳苦群众反对新军阀战争，加快乡村土地革命发展，以创造新的革命大潮，但又指出，“目前绝非继续总的暴动时期”。

　　为确保万无一失，罗亦农将决议案内容，不仅上报中央，还告知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米特凯维奇，并得到其赞同。

　　中共湖北省委也经过讨论，一致接受长江局决议案。

　　至此，由中共湖北省委和共青团湖北省委策划的武汉暴动计划，终于被制止。

　　但是，罗亦农负责的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又为什么被控告呢？

　　这是因为共青团湖北省委对“取消暴动”始终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罗亦农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为了继续他们的主张，他们居然召集长江局及省委常委举行联席会议，邀请书记罗亦农也参加，继续就暴动问题提出主张，认为唐生智政权溃败是“武汉暴动”的重要契机，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政策，就是抛弃了这一机会。还认为，武汉的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除了暴动，没有任何出路。

　　罗亦农则斥责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不顾后果的冒险，这样做，“就要走入青年冒险主义的倾向”。

　　之后，罗亦农与任旭就动身前往上海开会去了。哪知就在这几天，宁汉战争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唐生智的军队居然全线崩溃。这一下，共青团湖北省委马上向中共湖北省委提出，应该在唐生智政权溃败之时，进行暴动。

　　但是，省委书记陈乔年却和罗亦农的看法是一致的，且都同意了长江局那个决议案的，所以他根本就没把这个要求当回事。这一下，就惹恼了刘昌群等人，于是马上指责省委“不暴动便是机会主义”。

　　陈乔年看着这个帽子戴得很大，只好召开省委常委会，号召工人总同盟罢工、加紧政治宣传、领导工人斗争，并将常委会决议以通告的形式传达给武汉三镇的各级党组织。

　　十一月十二日，唐生智正式宣布下野。中共湖北省委这才下令于次日晨举行三镇总同盟罢工，然后暴动。

　　由于事先无充足准备而仓促发动，致使武昌、江岸、汉口、汉阳等地根本就搞不起来，只有徐家棚的工人罢了几天工，就自动解散了。

　　十一月十五日，新桂系的军队进入武汉，马上对武汉市区实行戒严，致使中共湖北省委不得不将本来就没有准备的“暴动”取消。

　　但这一结果，却引起共青团湖北省委的强烈不满，于是就在十二月三日，将湖北省委与长江局在武汉暴动期间的过失上告中共临时中央和共青团中央，使湖北内部的纷争，上升到中央和共产国际来裁决。

　　共青团湖北省委在信中控告长江局取消武汉暴动计划，而湖北省委则全盘接受，认为这是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希望中共临时中央中央和共青团中央“严行考究”，“以重政治纪律”。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上海外滩，阴云密布，即使有一点阳光，也显得没有了力气。可在滩上，却是一片繁忙景象。远远望去，有很多码头就像桥头堡似的排在滩头，而靠近码头的大都是一些木船。这些船，在苏州河进入黄浦江的三岔河道上来回穿梭，真有些像意大利的威利斯街景。

　　沿外滩往北，一直穿过苏州河，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排排高大整齐的楼房，最高的除了那座尖顶的气象信号塔外，就是苏州河以北矗立在黄浦江畔的欧战纪念碑了。在楼房的旁边，是宽敞平坦的黄浦江大道，这里汽车、马车、人力车，却一直在来来往往，简直是车水马龙，一派繁忙。

　　此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就隐藏在苏州河北岸两个租界交界的爱多亚路僻静的小巷中。这里是法租界与英美租界分界的地方，也是被两个租界的巡捕最容易忽略的边沿地带。而此时的中央总负责人瞿秋白就在这里的一家古董店当“老板”，而李维汉、周恩来都成了此店跑堂的“伙计”，如果共产国际的代表要来，那就是喜欢中国瓷器或者古董的外国客商了。

　　在英语中，中国叫“china”，但它的原意却是“瓷器”。原来中国的瓷器已经遍布欧洲，所以就有人把产“china”的这个国家这叫做这个名字了。

　　现在，中共的首脑们在此经营瓷器，这是极好的隐蔽方式。因为反动的巡捕房做梦也不会想到，这里居然是他们想一直要抓的共产党首脑机关。

　　其实，古董店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而来这里的人大都是被地下交通员通过层层关系严密筛选后才引进来的各地方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来这里，先是大模大样地走进店中，然后把架上的古董拿着装模作样的看一会儿，才开始“谈价”。当通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却不拿货走人，而是被领进了后院，接着上了二楼。

　　其实，这哪里是在谈价，而是在“对”某种预先就设计好的暗号。只要对上，就有资格进入里面了。

　　这样他们就可以到楼上去秘密聚会，然后商谈一系列问题。当然，要做到很顺利，就得有暗中保护的“眼线”，从很远的地方开始，一站送一站，以监视这个人后面有没有“尾巴”跟踪。

　　做这些事情，都是由中央特科“三科”的人负责，以前被称为“红队”，或者叫“打狗队”，现在叫“保卫科”，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专门指挥。

　　罗明纳兹走后，把纽曼派到广州，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去指导暴动。而在上海，他却让瞿秋白去俄人区找一个叫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俄国女人联系，这是他回国后由共产国际临时安排的顶替他的国际代表。

　　原来这个亚历山大罗维奇年龄都比瞿秋白和罗明纳兹大，此时已经三十八岁。她不是刚来的，而在上海，她已经有五年了。她的真实身份是赤色工会国际的负责人，本名叫奥尔加•米特凯维奇，是一位有些微胖的俄罗斯女士。

　　赤色工会国际又称赤色职工国际，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革命工会国际联合组织，它的最高机构在莫斯科，叫中央理事会执行局。世界各大洲都有他们的分局。在中国的上海，他们叫东方局，而这个化名为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奥尔加•米特凯维奇，则是东方局的书记。

　　罗明纳兹回国后，这个亚历山大罗维奇，就接到了总部执行局的电文，要她全权负责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所履行的一切职责。

　　当这个俄罗斯女人出现在瞿秋白的面前时，已经是十二月份了。那时冬天的严霜已经铺满大地，特别是天气从阴转晴的时候。

　　瞿秋白向她汇报了中共目前正在动员各地暴动。大的暴动，除了张太雷已去广州，就是罗亦农回到“两湖”。至于小的暴动，湖北黄麻、陕西清涧、河南确山、江苏淮安、浙江东部、江西西部，到处都在“星星之火”。

　　罗亦农被“状告”，这个米特凯维奇已经知道了。她说，她已经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了“湖北暴动争议”问题。她认为，这个事件说明，在十一月扩大会议期间，中共上层领导人中有“排罗情绪”，但就目前情况，罗亦农并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因此她主张“采取一切措施淡化影响”。

　　在谈到南昌暴动和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失败时，瞿秋白说利用旧军队来发动，这本来是一个可靠的办法，可是却失败了。中央对主要责任人进行了处罚，那是迫不得已的。根据党内政治纪律，也是非这样做不可。

　　比起罗明纳兹，这个亚历山大罗维奇显得要温和得多。这可能是因为她，只是一个暂代职务，也可能是她，作为一个女人，有一种天生的温顺。反正给瞿秋白的感觉是，要比那个蓄着小胡子，有一双浓眉大眼的罗明纳兹，要温和得多，而且明显是，说得少，听得多。

　　最后，亚历山大罗维奇温和地问道：“目前，你希望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

　　“我们有一批从战场上撤下来的高级干部，他们长期呆在上海是十分危险的，所以……”瞿秋白看着她，用俄语说，“请国际能否考虑一下，让他们到苏联去学习！”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很好，我可以马上和总部联系，一有回音就通知你！”女人爽快地答应了，让瞿秋白如释重负。

　　女人毕竟是女人，连说话都充满温馨，更何况其内容是令人满意的。

　　关于湖北“状告”事件，瞿秋白参酌了这个亚历山大罗维奇的意见，于十二月五日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形成了一个决议，停止罗亦农中共临时中央常委职务，成立以苏兆征为书记，郭亮、贺昌为委员的中共湖北特别委员会，前往武汉查明长江局和湖北省委的错误，并召集湖北各方面召开扩大会议解决此事。

　　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上海后，一直都是主张把党组织机关融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去。也就是说，干革命是没有工资的，而要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去谋生，当然也通过这些谋生的职业，来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些职业，有可能是商店的老板，或者伙计，有可能是工厂的职工，或者学徒，有可能是摆地摊、玩杂耍、擦皮鞋，而居住呢？则可以按家庭的样式去组合，或夫妻，或兄弟，或姊妹，或表亲。

　　当然，关于“夫妻”这个问题，如果不是真的，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以假扮。如果俩人真有那个意思，也得通过党组织批准同意，才能取消“警戒线”。

　　反正一切以“革命”为首要目的，一切都要服从革命的大局，不能随便乱来。如果自己乱了，身份一旦暴露，那就得上断头台。所以不能因小失大，也不能粗心大意。

　　在上海英租界横巷那栋二层楼的房子里，贺龙、周逸群、徐特立等已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了。由于贺龙向周恩来提出他不去苏联学习，再加上徐特立的年岁已大，中央一直还在犹豫，是去还是不去？这样，他们就只能在这里等通知了。

　　依靠国际代表的联络，前一批要去的，都已经走了，他们是刘伯承、吴玉章、林伯渠等三十多人。所以从某个角度上看，原二十军的军长、师长、党代表等，都还没动。这仿佛有什么“玄机”似的。

　　其实吧，还真有玄机，那就是中央还在犹豫，贺龙不去苏联学习，到湘西能打开一个局面吗？在罗明纳兹还未走的时候，对贺龙这种从旧军队里蜕变出来的高级军官，是持怀疑态度的。这不得不影响到瞿秋白的决策。

　　为了把工作做细，周恩来已经开始行动了。他想利用中央还在犹豫这段时间，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他通过秘密交通，在上海找到了贺龙手下的第二师师长秦光远，要他去武汉把贺龙的妻儿接到上海来。

　　秦光远不是党员。在陆丰县，欧百川煽动贺锦斋向陈济棠军队缴械的时候，他已经病倒了，以为只是一个谈判，一切都让一师师长贺锦斋去做主，哪知却是“缴械”这么一个结果。在骨子里，秦光远从来没有认过输，所以他对陈济棠的“缴械”很不服气，辗转来上海，就是想找贺龙，重新拉队伍再干！

　　在法租界霞飞路泰辰里十七号，有可供几人居住的公寓，周恩来为贺龙租下了一套。他想，等秦光远把贺龙的妻子向媛姑、女儿贺金莲接来后，就让她们先住进去。然后，再通知贺龙来相聚。

　　还好，秦光远回到武汉后，没费多少周折就把贺龙的妻儿接来了。随行的，还有贺龙留在武汉专门保护他的家小的卫士长贺学祥。

　　有一天，贺龙被周恩来约了出来，然后通知他，中央已同意他不去苏联学习，至于回湘西的事，还没有确定，再说大街上已贴出布告，悬赏他的人头是十万元，所以现在他还不能自由活动，只好把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隐蔽。

　　其实，此时中央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广州暴动这事情上，还无暇顾及到贺龙的要求，所以周恩来只得先把他安顿下来。于是，就跟他说，到法租界霞飞路泰辰里十七号去隐姓埋名隐蔽一段时间，有人在那里专门等他。

　　就这样，贺龙被一个秘密交通员带到了霞飞路。

　　在路上，贺龙想，他在上海举目无亲，是谁在这里等他呢？要说上级，这周主任就是他的上级，难道还有一个更大的上级吗？

　　贺龙跟着交通员一路疑惑地走来，到了泰辰里十七号时，居然看见了他的第二师师长秦光远。他正在惊喜时，却有更大的惊喜让他应接不暇，原来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从里面走了出来。

　　接着，是贺学祥走到贺龙身边，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意思好像在说，你交给我的任务，终于没出差错，而是圆满完成。

　　贺龙真是百感交集，马上拉住贺学祥的手，说：“真是辛苦你了，不愧为我们贺家的子弟！”

　　然后，他对秦光远说：“二哥，你怎么在这里？”

　　秦光远马上说：“文常呀，我真是对不起你，没有把部队带出来！”

　　“你就别说了，这不是你的责任，是那个欧百川捣的鬼。”贺龙说，“要怪，还得怪自家兄弟贺锦斋！”

　　这时，妻子向媛姑牵着女儿走了过来。顿时，贺龙觉得有一股暖流马上通遍全身。原来周主任要他来会的人，竟然是她们呀，他想得太周到了！

　　十二月九日，中共湖北特委到达武汉，共青团湖北省委、中共湖北省委和罗亦农本人，都陆续向特委提交了报告，申明自己的立场。

　　在原告的报告中，刘昌群等人把事情追溯到鄂南暴动开始，说鄂南暴动失败后，党的负责人就不注重群众工作，在农村中的游击战争“只是少数几个人或军事的号召”。

　　十二月十四日，中共湖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以图解决“湖北暴动争议”事件。

　　但是，在扩大会上，省委书记陈乔年则指责特委以敦促罗亦农回上海不让他参加扩大会议有失偏颇，特委只根据刘昌群等人的片面报告来评判是一种不公正行为。还指责刘昌群等人污蔑他们提出的“游击战争”为“土匪运动”，也忽略他们在鄂西、鄂东北所取得的成效。

　　刘昌群的解释是，省委在进行“游击战争”时既无宣传又无组织，就使下面群众误以为是“土匪运动”。还指责省委发动暴动未深入群众，建立工会只停留在口头上，连“八•七”紧急会议精神也未切实传达到下层的党、团组织。

　　陈乔年、任旭马上给予反驳。他们说，省委在“八•七”紧急会议后马上召开了区、市、县会议传达决议，并响应会议精神发动了鄂南暴动，省委委员在暴动期间还依次下乡巡视，而共青团湖北省委委员却从未涉足乡村。

　　此外，陈乔年还点名刘昌群在湖北暴动期间全程参与长江局与省委召开的历次会议，是在决议案的通过时举过手的，应该与省委和长江局有连带关系。

　　刘昌群则辩解说，因自己势单力薄，怕争不过他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只好被迫同意。

　　汉口二区书记曹祥华则说，凡是到会的人都应该负责，若在会场上说赞成，散会后又说不赞成，这种“圆滑”的话，是肯定“滑”不过去的。

　　中共湖北特委、共青团湖北省委和中共湖北省委在扩大会议上“争锋相对”，导致了中共硚口区委书记李耘生说：“现在是湖北扩大会议，不是省委与特委打架”。

　　在部分参会人员反对的情况下，中共湖北特委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开除罗亦农、陈乔年中央委员之职，开除汪泽楷、林育南、任旭省委委员之职并严重警告，对刘昌群的“瞎举手”也严重警告。

　　然后，以苏兆征为首的中共湖北特委则指示，以刘伯庄为书记的新省委将诞生，并负责将扩大会议的决议案翻印多份，然后下发到各级党组织去讨论。

　　中共湖北特委的这一举动，使原长江局和湖北省委的重要成员愤愤不平。于是，围绕中共湖北特委的处理偏颇，又掀起的新的一轮控告。

　　共产党的暴动此起彼伏，自“八•一”南昌举事以来，大大小小已经有八十次之多，可是最近有三次又都失败了。这三次，就是在湖北的黄麻暴动和湖南的长沙灰日暴动，还有就是准备已久的规模不一般的广州暴动。

　　长沙灰日暴动，是由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亲自领导的在长沙市里举行的暴动。由于是在十二月十日，所以叫“灰日”。这就像五月二十一日被称为“马日”一样，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而王一飞却举行了“灰日暴动”。

　　可是，尽管这次暴动有一千六百多人参加，而且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先是决策炸毁管控全城的电灯公司，然后在黑暗中进攻更有胜算。但没有军队做内应，单凭工人、农民和学生拿着梭镖、长矛和大刀、铁锤冲进去，肯定是不管用的，所以还没有攻进市中心，就被无情的枪弹打倒了。

　　应该说，给中共临时中央最大打击的，还是在广东发动的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的广州暴动，它不仅失败了，还牺牲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太雷。这让瞿秋白有些黯然神伤，一时不知所措了。

　　就连一直躲藏在英租界横巷里的张国焘和李立三等人听见了，都非常震动。

　　张国焘成天苦着个脸，好像天就要塌陷了似的，嘴里还不停地嚷着：“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

　　李立三却像被针刺了似的，先是惊叫了一声，然后却冒了一句：“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们算总账！”

　　只有周恩来最理智，他知道革命的路是异常曲折的，可能不会轻易就稳操胜券，但只要有一口气在，就得继续战斗！现在的关键是要做好广州暴动后的善后事情，尽量把革命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点。所以，他认为得马上派一员“大将”去香港改组中共广东省委，然后重整旗鼓再战。

　　派谁去合适呢？罗亦农已被停止职务，周恩来自己是脱不开身的，张国焘有些保守右倾，看来只有派“快刀斩乱麻”的李立三去了。

　　周恩来没忘记，还得派妻子邓颖超去把张太雷的妻子王一知接来，大家要共同安慰她。

　　以夺取中心城市进行暴动，正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使瞿秋白不得不意识到此路好像有些不通，同时也联想到中共湖北特委对罗亦农处理为“开除”，可能有些过分了。

　　一个聪明的人，在遇到曲折的时候，除了不能失去信心，更重要的是，还得思考以前的路径是否正确。

　　此时，瞿秋白、周恩来，都在思考。

　　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临时中央兼顾共产国际、湖北各级党团组织对暴动问题的意见，特令中共湖北特委和湖北扩大会议主席团携材料来上海，由中央直接主持解决“湖北暴动争议”问题。

　　二十四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表明罗亦农对于湖北的政治指导是正确的，他并没有犯“机会主义”错误。

　　通过思考，周恩来发现，没有军队参与的暴动，其力量是很薄弱的，甚至只能为零。怎么办呢？以后暴动，可能还是需要军队参与，只不过这个军队不应该是旧军队，而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新型军队。

　　看来，还是得回到原来的认识上，通过军队的参与，农民们的暴动才有战斗力。可军队在哪儿呢？

　　自从周恩来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在他的心里就一直在惦记他在云落离开的那些部队。他听说二十军余部还有两千多人被陈济棠缴械了，心里是痛苦的，但一听说二十四师还有一千多人，在董朗、颜昌颐带领下，终于到达了海陆丰，心里又稍微好受了一些。

　　但是，他留在三河坝的二十五师，却一直没有消息，这让他提起的心一直放不下。当时的形势是，总部都打了败仗，这留下的二十五师肯定也不好受，可那里有他信任的高级将领朱德呀？！

　　在德国的时候，朱德把他以前的经历都对周恩来讲了，以至于使周恩来觉得，不把这个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兄介绍入党，那就是一个伟大的遗憾！于是就欣然同意做朱德的介绍人，同时还帮他找了另一介绍人张申府。因为就是这个人，也把周恩来介绍入党的。这说明，大家都是互相信任，才走到一起的。

　　正在周恩来想知道二十五师的情况却一筹莫展的时候，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邓中夏有一个汇报材料传了上来，里面谈到了李硕勋及二十五师的情况。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一看见李硕勋的自述材料，周恩来热泪盈眶。二十五师太被动，太苦了，这都是由于总部的失误所造成的，应该是他的责任呀！

　　一个表情温和，内心却充满渴望与追求，说起话来有些快，但笑起来却很憨厚的人，马上在周恩来的记忆中清晰起来。这个人，就是他在德国认识并介绍其入党的朱德将军。

　　于是，他马上有了一个想弥补自己过失的想法，就是派人去寻找朱德部队，把他们重新搂进党的怀抱！

　　在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临时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给朱德，要他配合当地的农民暴动，把昔日的二十五师建设成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工农革命军，然后准备派专人送去。

　　派谁去呢？周恩来马上想到了他曾经南下潮汕时的警卫营长李鸣珂。此人胆大心细，而且强悍精干。同时，他还有一个希望，就是让李鸣珂就在朱德那里去锻炼，将来就是一根可负重荷的柱子。

　　而这个李鸣珂呢，此时并不知道。他现在是以“三洋经济川裕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在上海公开活动，而暗中却是特科保卫部门的一员干将。

　　在上海法租界成都路南，李鸣珂同一个女同志黄云桥装扮成夫妻，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原第二十军党代表廖乾吾、中央机关的交通员李觉鸣等。

　　周恩来找到李鸣珂一说，第二天，他就出发到南昌。可是打听到的消息却是，朱德已经不在江西地面上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向朱德起草了第二封信，打算让李鸣珂去湖南寻找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李鸣珂和李觉鸣带着中央的两封信，开始了第二次寻找朱德部队的下落。

　　此时，另一个人也准备动身了，他就是潜伏在法租界霞飞路泰辰里十七号的原二十军军长，现在已化名“王国珍”的贺龙。

　　在中央慎重考虑后，通知他带着原班人马回湘西洪湖地区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个原班人马主要是原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和第三师师长周逸群，此外还有第六团第一营连长卢冬生和卫士长贺学祥等。

　　在一个清冷的早晨，贺龙被周恩来约到了黄浦江边。两人见面后，都显得有些激动。这是因为他们已在南昌暴动中建立了生死感情，此时相见，又要分开了，肯定会激动。

　　周恩来见着贺龙，先是和他握手，然后问他在泰辰里住得怎么样，接着两人就牵着手在沙滩上走了起来。这时周恩来说：“文常兄，你的要求，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已经同意把你留下，去湘西打开一个局面。你看，这样总行了吧？”

　　贺龙一听，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了一句：“还是周主任了解我！”

　　他们正说着，一辆人力车在外滩路边停下了，一个留着平头穿着中山装戴着墨镜的人从车上跳了下来，然后向江边跑来，他是谁呀？大家正在诧异，这时周恩来却胸有成竹地说：“我让他跟你一起去，好有个关照！”

　　贺龙没明白周恩来在说什么，他的注意力全在那个戴墨镜的人那里去了。此人很像他认识的一个人，他究竟是谁呢？待这人走近，他马上反应过来，眼睛一亮，笑道：“好你个周秀才，还藏头露尾呢，真把我蒙住了。你们家的谷子我还欠着呢，这回好了，你陪我去还！”

　　周逸群是周恩来专门约来的，他用贵州人习惯说的那句答道：“有你贺胡子在，我就什么都不怕！”

　　这时周恩来说：“中央让你们回湘西，是需要在那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在那里，你们的旧部很多，我已经派秦光远去打前站了，他还是一个党外人士，你们要好好团结他！”

　　贺龙一听，恍然大悟。原来秦光远再没露面，是因为早就把他派走了。这周主任还真是“走一步看三步”呢。

　　“你们到了那里，主要活动在湘鄂西、洪湖一带，那里距武汉最近，但不能轻易去攻取。”周恩来说，“你们的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壮大革命力量。根据你们的活动范围，在湖北地界，由湖北省委跟你们联系，在湖南地界，由湖南省委负责。这几天，你们就可以动身了，看能否赶得上当地的年关暴动。”

　　贺龙说：“周主任，你就放心吧。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车湾、藕池、新堤、调关的驻军，有些是我过去的部下。只要我一去，他们多少会认我的账。”

　　周逸群说：“在洪湖一带，土匪多如牛毛，但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如果多做工作，是可以收编改造的。”

　　周恩来说：“那就太好了！看来，你们的思路没错。中央决定，让周逸群去专门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你贺老总的党代表！”

　　“这个，可是周秀才的绝活哟！”贺龙笑道，“湘西是我的老家，民国五年时，我就在那里拉队伍，和北洋军打了十年。今天，我找到了共产党，和你们这帮人在一起，就更有信心了。”

　　周逸群说：“湘鄂西，川黔边，我们都人地两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更有把握！”

　　在黄埔军校第二期读书时，周逸群还是周恩来的学生。但这个学生却比老师大两岁。

　　原来，周逸群和贺龙同龄，在进黄埔军校前，他已经在东京庆应大学毕业。在日本，他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并博览群书，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听着周逸群的话，周恩来极为满意，但是对贺龙、周逸群一行离开上海，其安全问题还是不放心，所以他决定派李鸣珂去护送。

　　周恩来想，李鸣珂要去湖南寻找朱德，正好同路。另外，还可以把照顾陈赓的那个连长卢冬生也安排到贺龙军中。李鸣珂去朱德军中，而卢冬生则可以一直跟着贺龙。

　　周恩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贺龙。

　　贺龙却说：“安全问题不是什么大事，上了船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沿长江走水路，我有把握。我是一条龙，龙归大海嘛！”说完，哈哈大笑。

　　几天后，贺龙一行出发了。

　　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他们在黄浦江码头，登上了去武汉的客轮。

　　却说毛泽东在井冈山脚下的砻市杀了陈皓等人后，开始把目光从西边移到了东边。

　　这是因为自宁汉战争以后，西边茶陵的罗定就没见他再挪窝。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别的战事，他是肯定不会动一步了，而凭工农革命军目前这点实力，肯定是把他无可奈何，所以就不得不想到要往东边发展。再说，春节快要到了，革命军下个月的给养还没有着落呢，所以趁这个空闲的时间，除了练兵，还得再主动出击，去打土豪，分田地，让得来的“浮财”充实军费，过个好年。

　　在毛泽东的构想中，要造成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只能以宁冈为中心向东发展。也就是说，在江西境内占据几个县的边沿，来作为革命军的根据地，要比往西边去现实得多。这里距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昌，还远着呢。再说，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军队是云南带过来的客军，与湖南的军队相比，其战斗力肯定弱，所以打他们要容易一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湖南人的彪悍是出了名的。早在太平天国时代，就已经显露了出来。那时，洪秀全出广西，如果不是湖南出了两个关键人物，清王朝的统治，早就被摧枯拉朽式的推翻了。

　　这两个人，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左宗棠，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了效忠清王朝，他们居然学会了带兵打仗，一个经略湘军，一个整饬淮军，就把那个令清朝皇帝头疼的强大的“太平天国”给灭了。

　　太平天国的灭亡，有它自身的原因。但曾国藩、左宗棠这两个汉族官僚，却也起了关键作用。如今，毛泽东也是一介书生，他为了信仰共产主义，也要学会打仗，不然就会被国民党新军阀饿死困死。所以，他看着那张由罗荣桓给他画的《井冈山地形图》，就把目光盯向了遂川。

　　毛泽东想，遂川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目前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十月分兵后不是要去看看吗？可是当走到大汾，却被肖家璧那个兔崽子给偷袭了。想想那天晚上，简直是太狼狈了。而且，还把第三营给弄丢了。现在虽然恢复了元气，第三营也回来了，但心里还是梗梗的，总觉得肖家璧是欠下了他们一笔账似的，一定要他来还清才能消气。

　　于是，他把第九连连长罗荣桓找来，问他了一些遂川的情况，就决定去攻取。这个第九连就是原来的特务连，连长曾士峨被调到第三连任连长去了，所以毛泽东就让这个党代表罗荣桓来担任第九连连长。

　　毛泽东对罗荣桓说：“罗眼镜，在大陇的时候。我记得你给我画了这一张地图，当时以为没有用呢，今天看来，却有大用呢。但是，如果能找到遂川县的党组织就好了，那时我们去遂川，就不会变成聋子或瞎子啰！”

　　“是的，可上一次我们还不了解遂川，就撤了，真是个遗憾。”罗荣桓无可奈何地说，言外之意，还不知道遂川县的党组织在哪里，就被迫撤退了。

　　毛泽东问他：“现在我们要去攻遂川，你说先该做什么？”

　　“我觉得最好是了解敌情，然后评估一下自己的实力。”罗荣桓说。

　　“但还得了解当地民情，包括地方党组织的情况。”毛泽东说，“上一次，我们在大汾就吃了这个亏，没人了解我们，也就没人给我们通风报信。”

　　“对的，这个……我倒忘了！”罗荣桓说。

　　在去遂川之前，毛泽东开了一个较短的前委会。他说：“我们在这井冈山呀，可不能老是不动，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我们部队吃的用的，还得靠去打土豪。待井冈山周围的土豪都打光了，我们的革命也就差不多了！可是现在还不行，土豪多如牛毛，正在欺压当地的农民兄弟呢，所以，我们要积极去进攻，把这周围几个县的土豪都打光！”

　　毛泽东继续说：“上次我们从中村出发，准备去遂川看看，可是在大汾却遭到了肖家璧的袭击，所以就没看成。现在，我们该要去会会这个肖家璧了，看他是不是长有三头六臂。”

　　对肖家璧的袭击，张子清一直都耿耿于怀，他倒是很想去报这个仇。现在听毛泽东的话，马上来了精神：“这个活阎王，我们要把他碎尸万段！”

　　此时，毛泽东才说出他的战略意图。他说：“我们要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就得把周围几个县的地主民团统统消灭，无论它是肖家璧还是罗定，都通通要铲除，这是我们总的方针。但是，现在罗定后面有一个吴尚在支持，我们就不敢轻易去动他，而只能去打遂川。这叫‘半夜吃柿子，照着软的捏’。”

　　“要得。”张子清很高兴地说，“根据罗党代表的调查，遂川土豪多，正有利于我们筹款子过个好年，然后发动群众，壮大队伍。我明天就带着一营去。”

　　“不急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研究研究。”毛泽东说，“除一营下山，我看那个刚建立的二营也去，锻炼一下他们的实战，积累一些经验还是好的。此外，罗荣桓的第九连也要去，他们毕竟对遂川地形已经熟悉。当然，我也要去，就只能让三营守砻市啰！”

　　就这样，攻取遂川被定了下来。

　　接下来，毛泽东召集了宁冈、永新县委的一些人开会，以了解在遂川、万安那边地方党组织的情况。看来，只有永新县委委员刘真比较熟悉那里。

　　他说：“从一九二五年起，共产党在遂川、万安就已经有党员在活动。遂川主要是三个人最先入党，他们的特支书记叫陈正人，最先只有两个党员，一个叫王遂人，一个叫王佐农。”

　　毛泽东说：“看来遂川之行，我们要请你同行啰！我们要把遂川县委建起来呢！”

　　刘真爽快地说：“好的，我一切行动听指挥！”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工农革命军一营和九连从砻市出发了。

　　那个第二营只能干一些支前工作，他们在第二天才能启程。

　　毛泽东的脚伤好得差不多了，走路已无须拐杖。他们翻过黄洋界，当天晚上驻扎在茨坪。

　　王佐听说毛泽东他们要去打肖家璧，精神顿时振作起来。他像喝了二两烧酒似的，马上说道：“天下没有您毛委员办不成的事，我相信你们会马到成功。肖家璧这个龟孙子，欺负我们很多年了。现在也该让他尝尝被打败的滋味了。您看，我带多少人跟你们去？”

　　“你就守好这个山头吧，这里也很重要，也离不开你。我们打下遂川，也有你一份功劳！到时候，我会通知你派人来运东西的。”毛泽东笑着说。

　　“这怎么行？俗话说，无功不受禄，我怎么好意思要你们的东西。”王佐挠着头皮，嘿嘿笑着。

　　“我们这次是攻坚战，你的兵没有经过训练，去了会吃亏的！你守着山头给我们做后方，这就有功，怎么会说无功呢？”毛泽东说。

　　“毛委员，你得派个人来我这里训练一下部队呀，训练好了我就带着他们跟你们干！”王佐此时的心情很复杂，有一种既怕别人吃掉又想自己的胃口大一些去吃别人的感觉。他想，这工农革命军也太厉害了，敢去碰肖家璧这个“活阎王”，而他连一个小小的尹道一都对付不了。

　　毛泽东说：“等打下遂川再说，现在我正需要人手，派不出来。”

　　其实，不是毛泽东真的派不出来，而是身边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因为这王佐以及王佐的部下，不比袁文才那里，他们是“匪”惯了的，加上王佐本人在江湖上的规矩也多，所以要派一个在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的人去，才能镇住这帮人。可这个人，他还没发现。原来倒是有一个的，可这人离他们已经很久了，能不能回来，还真说不清。他是谁呀？他就是赫赫有名的何长工。

　　关于要建立一个以宁冈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思考了很久。那就是也包括对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改造教育，使他们能主动参加革命。

　　但这个问题，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说白了，袁、王二人对谁打他们队伍的主意，都是很警惕的。如果你主动去动员他们参加革命，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革命，而是认为你要“吃掉”他。

　　所以，怎么办呢？只有把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让他们自觉自愿提出来参加革命，可能才没有后顾之忧。

　　第二天，毛泽东带着队伍又出发了。他们经下庄、朱砂冲这条路，一直到黄坳。

　　刚下山时就听见了枪声，原来先头部队已经和黄坳乡的团防队干起来了。

　　这个团防队，队长叫李世连。他以为是王佐的部队下山了，要来“吊羊”，因此就提前开枪预警。言外之意，是希望这些“吊羊”的不要靠近，他们可有准备了。

　　哪知，几声枪响后，却传来接二连三的枪响。不到半个小时，工农革命军就把这个团防队给打得七零八落。

　　这李世连才知道自己的判断失误，于是马上趁混乱之际，溜了。

　　为什么在十月份毛泽东他们从这里上荆竹山时没有团防队，而现在却有了呢？这是肖家璧的安排，他发现围歼这股“共匪”没有成功，居然跑到王佐那里去了。这说明王佐已经“通共”，他再也不敢小觑这个裁缝出身的王南斗了。以前他们之间是有约定的，就是相互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可是，自从工农革命军上了山后，他就不敢掉以轻心了，在这刚下山的黄坳设置了一个关卡。既可以探听山上的动静，也可以向山下各地方通风报信。

　　击退了团防队，工农革命军就越过了石围子，来到了五斗江。“五斗江”这个地名很特别，因为这不是一条江的名字，而只是一个地名。

　　这里附近的主河道，不叫五斗江，而叫左江，它的发源地在西边湘赣交界的万洋山中，从西南流向东北，到泰和县地界就与右江会合了，然后被称为蜀水，最后流向了由南而北的赣江。

　　从井冈山中流出的湘洲河、行洲河和六八河等，都是左江的支流。

　　所以，这五斗江，可能和粮食的计量有关。看看这里的水土，也就一切都明白了。这里绝对是一块旱涝保收的地方，即使在荒年，“三斗五斗”还是可以收成的，于是这“五斗江”的地名就这样产生了。

　　但革命军此时要到南边去消灭肖家璧，他盘踞在大坑，是需要从五斗江翻山。那里也有一条河，叫右溪河。大坑就在右溪河的大拐点上。

　　到了五斗江后，工农革命军在向导的带领下，从叶家塅翻山，经横坑、下毛桃、凤形、岭下，然后就到了大坑的北面。

　　大坑，位于右溪河的北岸。它之所以被称作大坑，那是因为周围的山势都很高，在远处看起来这里很像是一个大坑。这里，在遂川县城的西北方向，也在流经遂川县城的右溪河的上游。

　　从地形来看，大坑无疑是构成保卫县城的第一道防线。

　　流经大坑的右溪河，与左江一样，都是自西向东流的大河。它发源于湖南省的桂东县，经过戴家埔、七岭、滁洲、下七，再经堆子前、大坑、盆珠，到县城李派渡与左溪河汇合后，向万安流去。

　　从河道的走向来看，这“大坑”恰恰就在右溪河由西到东流继而又由北而南的一个大转弯处，是属于一个非常关键的交通咽喉地段，其战略位置至关重要。

　　当工农革命军赶到大坑时，却遭到了肖家璧的顽强阻击。原来是那个李世连提前逃到了这里，把工农革命军来袭扰的报告早传给了肖家璧，并说这些就是在大汾遭围歼而又被他们逃脱的那伙人。还说，这回来头不小，肯定是来报仇的。

　　肖家璧已经敏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问道：“他们来了多少人？”

　　“好几百呢，火力很猛，我们十来个人根本不是对手！”李世连估计着说，其实他根本就没看清也无法看清究竟有多少人。

　　肖家璧一听，心里一震。他想，上一次因为是夜晚，本来是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的，可是到了天亮，除了几具死尸，一个活口都没有，显然这些人也非等闲之辈，不去想灭掉就能灭掉的。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不能硬碰硬，得找到对方的软肋下手。

　　“这次他们来干什么？”肖家璧自问道。“肯定不是一个‘袭扰’就算了事的，而是来报仇的？”虽然他有些吃不准，但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是最懂得起的。

　　“避敌锋芒，然后挫其锐气，最后再奋起一搏，可能才有胜算。”打定主意后，肖家璧从牙缝里马上挤出个自己很不情愿说出的话：“撤”。

　　此时，站在旁边的另一土豪罗普权却说：“肖团总要撤，是想让他们中计吗？”

　　此话一出，倒把肖家璧给提醒了，在撤之前完全可以给这些“共匪”下个套，让他们往里钻，然后自己就可以趁混乱，赶快溜。

　　于是他说道：“还是老兄高明！”然后靠近罗普权嘀咕了几句后，二人哈哈大笑。

　　大坑位于遂川县城的西北部，是保卫县城的一道屏障，这对一个具有军事常识的人来说，一看就明白了。那就是大坑如果守不住，县城也就完了。可是肖家璧怎么算，他的手下也没有五百人，怎么办呢？他只有请罗普权到县城去搬救兵，他要给工农革命军摆个阵。

　　但是县城里只有驻军一个连，而且还是架桥铺路的工兵，连长叫王均。他听说井冈山上的“共匪”下山了，已经奔大坑而来，于是心里就慌了，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逃跑。

　　此时，罗普权来搬救兵，他哪里有什么救兵哟，是属于那种“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的主。怎么办呢？不可能把全连一百多人都交给肖家璧去折腾吧？但不给好像也不行，如果肖家璧不抵挡就溜，那他也是走不了多远就会被擒。想来想去，就只能派一个排去。

　　这个排的排长叫刘文川，他随罗普权去大坑后，被肖家璧安排在主阵地，而肖家璧自己的靖卫团则悄悄渡过右溪河到东边的竹子岭隐蔽起来。他们想趁革命军在进攻主阵地刘文川排的时候，从背后包抄过来。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不能得手的话，也可以从这个地方顺势逃跑。

　　走了一天路的革命军，在第二天清晨，终于打响了第一枪。他们向各南岸的炮楼发起了进攻。他们看见在大坑河道的拐弯处有一座炮楼，打了一阵后，结果却发现，炮楼里的枪声却一下就被打哑了，但四周山坡上的枪声却响个不停。原来炮楼里本没有几个人，他们的枪声是肖家璧用来做“诱饵”的，也是向四周山头发出“反击”的信号。这样，就造成了漫山遍野到处都在响枪。

　　团长张子清正在纳闷，这肖家璧又在玩什么鬼把戏？这时毛泽东赶了上来，说道：“子清啦，肖家璧好像在给我们唱一出《空城计》，这可不好呢，因为接下来就该是《失街亭》了！注意山上那些枪声，他们有可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主力说不定躲到什么鬼地方去了，等我们不注意时就给我们重重一击呢！”

　　“毛委员，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张子清请示道。

　　“稳住阵脚，注意后面以防偷袭。”毛泽东说，“把队伍散开，以免他们包我们的饺子。”

　　正说着，只见驻守在竹子坳的那股敌人果然显身了，他们就像鬣狗似的在革命军身后而来。

　　此时，只听毛泽东叫道：“九连长罗荣桓，赶快调转枪口消灭这股敌人！”

　　罗荣桓一听，叫道：“九连的弟兄们，都跟我来，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这时，大家马上想起了在大汾那天晚上的遭遇，以及第二天在荆竹山下的饥饿与寒冷，于是纷纷跳下水去，向身后的敌人冲去。

　　这伙敌人好像在演戏似的，马上转身就扰。罗荣桓想到，这股敌人也太狡猾了，他们什么时候跑到革命军后面，他简直一点都不知道。如果不是毛委员提醒，说不定这次又该吃亏了。所以，他很气愤。第一个跳进水里，一定要穷追这股敌人，直至把他们消灭。

　　肖家璧见他的妙计居然不灵，而且还不妙，于是马上下令往县城撤。他以为王均还在那里等他，他们就可以合兵一处背水一战。但是，当他逃到县城一看，王均早已不知去向。原来，他早已带着另外两个排向万安方向逃跑了。

　　工农革命军一路追来。肖家璧长叹一声，带着他的靖卫团残部，向衙前、新江方向逃去。

　　在大坑，工农革命军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终于打跑了肖家璧，然后继续向南进军，不到半天工夫，其先头部队就冲到了城郊。

　　此时，城里的敌军早就逃了，就连很多百姓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也跟着逃了。

　　遂川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毛泽东在大坑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做出指示，不要轻易进城，先查明敌军动态，再做定夺。如果敌人真的逃了，才可以进城。

　　此时，后续部队第二营已经到了，他们在大坑把肖家璧的粮仓给打开了，然后号召当地的百姓来分粮了。可是，叫了半天，却没有一个人来。这是为什么呀？有的战士跑来向毛委员报告。毛泽东跟他说：“别急嘛！这个问题得慢慢来。这肖家璧在这里横行惯了，突然之间叫老百姓去他家背粮，这不是神话吗？”

　　于是，毛泽东在大坑召开了一个前委会议，就百姓不敢去背粮一事，指出：“这里的百姓，对我们还不了解。所以才有不去背粮这个结果。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他们对革命军还心存顾虑，认为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第二，如果革命军一走，肖家璧杀回来，那他们就别想活了。”

　　“那么，怎么办呢？”毛泽东说，“待我们占领县城后，还得到乡下去，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打土豪，分田地’，到那时他们才真正了解我们，才没有顾虑！”

　　然后，他对随部队而来的永新县委委员刘真说：“部队一进城，你就负责去把那个陈正人给我找来，我有话跟他说。广泛发动群众，没有地方党的同志参与，是不行的！”

　　刘真说：“好的，我一定照办！”

　　果然，工农革命军进县城后，却发现城内冷冷清清，家家关门闭户。看来，敌人在撤退之前，不知裹挟了多少人走。剩下的，根本就不敢出门了。更其重要的，可能这些人还听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所以他们怕遇到革命军。毕竟，他们还不知道这究竟是一支什么队伍？

　　为消除群众的疑虑，毛泽东决定，部队还是先到乡村去，让农民们先了解工农革命军，再从乡村“包围”县城，让市民们真正认识革命军的宗旨。

　　所以，部队在临出发前，毛泽东依然强调了三大任务，然后还宣布了三大纪律。这三大任务就是“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帮助他们建立革命政权”，而三大纪律则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缴获要归公”。

　　接下来，一场为“推翻农村封建统治，建立村苏维埃”的群众运动，从井冈山脚下的黄坳开始，一直到大坑、盆珠、草林、于田一带，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此时，毛泽东随团部驻扎在县城北郊的丘家厦所。他马上派刘真去找寻原遂川党组织的负责人陈正人、王遂人和王佐农等。

　　第二天一早，刘真回来了。他说：“毛委员，据可靠消息，陈正人他们去万安了。今天我只给你带来另一个人。”

　　毛泽东问：“谁呀，干什么的？”

　　“他叫王次淳，是一个挑大粪的农民。”刘真说，“此人可厉害了，在国民党‘清党’期间，到处都在收缴武器，他却偷偷藏了六枝枪。”

　　毛泽东忙问：“他人呢，怎么没看见？”

　　“在外面站着呢。”刘真说。

　　毛泽东说：“快让他进来，外面很冷呢！”

　　不一会儿，刘真带进来一个骨瘦如柴的青年农民，还背着一枝枪。

　　毛泽东笑问：“你就是王次淳？”

　　“是的。”王次淳打量着毛泽东，觉得这人根本不像个当官的，他只是一个书生。于是，答完话就不做声了。

　　刘真见状，赶忙介绍：“这就是我给你说的毛委员。”

　　王次淳马上紧张起来，原来他就是毛委员啦，我还以为是一个文书呢，于是走到毛泽东面前，不断地弯腰行礼。

　　“好了好了，都是革命同志，不需要那么多礼数。”毛泽东说，然后伸出了手，“以后见面，大家握握手就行了！”

　　王次淳马上伸出手来，和毛泽东的手握在一起。这时，毛泽东突然来了兴致，他摸着王次淳身上的枪说：“这就是你保存的枪，还有五枝呢？”

　　“藏在我们西庄祠堂的屏风夹缝中。”王次淳说。他知道毛委员是这里最大的官，不能隐瞒他，应该说出真相。

　　“不简单，不简单呀！”毛泽东连连称奇，“莲花县保住了一枝枪，你们却保住了六枝。这说明了什么？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国民党的‘反共’是徒劳的，他们只能咎由自取！”

　　第二天，王次淳带着五个人，把另外那五枝枪也背来给毛泽东看。

　　这时，毛泽东信了。同时，他有了一个想法。他要用这六枝枪，把遂川县的游击大队给建立起来。

　　一月八日，在遂川县城的万寿宫，毛泽东宣布，遂川县游击大队在此成立。由王次淳任大队长，毛泽覃为党代表，戴奇为教导员。

　　接着，毛泽东热情地握着王次淳的手，拍着他的肩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你能藏住六条枪，确实干得不错，这个大队长就非你莫属了。以后训练队伍，就找教导员戴奇吧！”

　　然后，毛泽东又拟定了一个名单，是中共遂川县委委员名单，上面指定陈正人为县委书记，毛泽覃、王遂人、王佐农、王次淳为县委委员。

　　可是直到现在，这陈正人、王遂人、王佐农都还没有到来，而县委书记一职只好让毛泽覃兼着。

　　接下来，毛泽东就在万寿宫召开了中共遂川县委和工农革命军前委的联席会议。

　　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县委要配合部队发动井冈山下的黄坳、草林以及于田一带的工农群众，推翻当地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创立井冈山南面的遂川革命根据地而努力奋斗。

　　此时，县委书记陈正人和王遂人、王佐农他们，究竟还在哪里？怎么遂川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都不出面呢？原来，他们并不是不出面，而是根本就不在遂川。为了配合万安县举行暴动，他们早就去了万安。

　　关于万安暴动，从八月起就在准备，但一直不成熟，到了十一月份，马上有了突破，但却失败了。此时他们正在准备第三次暴动。这个暴动还是中央在十一月会议后强调各地举行暴动的形势下由中共江西省委确定的。其主要领导人是万安县委书记曾天宇，此外还有县委委员张世熙、刘光万等，曾天宇是本次行动的委员会书记。在这个行动委员会中，还有遂川的陈正人、王遂人和王佐农。

　　在遂川县城出现混乱，国民党遂川县政府和那个工兵连撤出遂川之际，陈正人抓住机会，派王佐农领着的农军一个班，马上到万安去报信。曾天宇接到信后，在半路设伏，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接着，他马上借助这个得胜的势头，掀起了第三次万安农民暴动，把国民党万安县政府赶出了万安。

　　也就是说，正当毛泽东在万寿宫宣布遂川县游击大队成立之际，在万安与遂川交界的地方，已经拟任的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正在指挥他带去的遂川农军与万安农军一道，两面夹击着溃退的敌军。

　　在第二天，也就是一月九日凌晨，曾天宇趁势带领五万农军，兵分四路向万安县城进发。他们到达城郊后，攻城战斗即刻打响。

　　顷刻间，赣江两岸，数万农民潮水一般，向万安县城席卷而来。此时，驻守万安县城的国民党县政府见共产党来势凶猛，已经无心固守，只得向赣州逃窜。

　　一月十一日，曾天宇在万安县城东门的沙洲上，召开了万人大会。

　　他宣布：“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万安暴动的事，毛泽东不是很清楚。但是，陈正人、王遂人、王佐农他们回到遂川后，他就一切都明白了。

　　一回到遂川，陈正人、王遂人和王佐农等人，就来丘家厦所见毛泽东。

　　毛泽东看见陈正人很年轻，笑了。他向陈正人伸出了手，握住他说：“没想到一个年轻后生，居然拋家舍业干革命，真是难得呀！”

　　然后对其他几人也说：“万安暴动，真了不起，就像《国际歌》里唱得那样，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见过毛泽东后，陈正人等人马上着手建立遂川县苏维埃政府。他受毛泽东的委托，准备起草一个《施政纲要》。

　　此时，经过千里跋涉的何长工，从桂东那边过来了。从犁铺头走到这个遂川县城附近的丘家厦所，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如果不是遂川各乡村“打土豪，分田地”闹得很欢，他还不知道毛泽东就在这里呢。

　　现在，他终于见到了毛委员，心里是多么激动呀！试想，在十月份的那个晚上，油灯下，毛泽东单独召见他的情景，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他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毛委员！”

　　开始，毛泽东还没有反应过来。当确信这是他派去长沙的何长工时，马上走了过来，紧紧地握住了何长工的手。

　　之后，何长工把自己几个月来所受的艰辛，都一一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听后，感慨不已。他说：“何坤啦，真是辛苦你了！你走之后，朱军长就派了我的弟弟毛泽覃来找我们了。当然，你也不辱使命，真是难得！”

　　“前几天，我都还在想。”毛泽东笑着说，“有一样差事，一直找不到人去干，如果是我们的长工在的话，肯定就没问题了。”

　　何长工忙问：“毛委员，什么差事那么神奇，非要我去？”

　　“今天你歇歇脚，我明天跟你谈。”毛泽东笑着说。

　　原来，驻扎茨坪的王佐希望毛泽东给他派个人去训练部队，他一直没发现有合适的人。现在看见何长工归来，毛泽东就有了主意了。

　　第二天，毛泽东把想法跟何长工一说。

　　何长工道：“王佐部下野惯了，王佐本人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这些我都想过了，和你想的一样！”毛泽东说，“但是我们要建设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就非得要改造他们不可，否则就没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毛泽东继续说：“你在洞庭湖上做农军总指挥时，也算是江湖上的一条汉子吧！所以，王佐这种人，只有你才能去和他联合。党的方针政策你都清楚，怎么拿捏他们，你灵活处理。”

　　何长工听后没有做声，他好像也在思考。

　　这时，毛泽东又说：“改造好后，我们马上就要对他们进行改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让袁文才来当这个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你担任这个团的政治委员。”

　　他们正说着，罗荣桓跑来报告，说在草林圩的乡下，发现有人在烧土豪的房子，杀的都是一般的土豪，而罪大恶极的，反而没抓住。

　　罗荣桓还说，在回县城的时候，他看见有人在烧天主教堂。

　　毛泽东一听，马上说：“这种行为要立刻制止，这得告诉陈正人，赶快纠正！草林那边，你带着第九连去，争取把事情做好！”

　　草林圩，位于县城以西，右溪河旁边，旧名叫“旺岗”，是遂川南部地势比较平坦的富庶之地。

　　再往西走，就是工农革命军受挫的大汾。

　　第二天，罗荣桓领着第九连，急行军五十多里，来到了草林圩。他把连队分成几个小组，要他们到附近村庄做群众工作。同时，还得调查土豪的详细情况。经过三天时间，群众终于发动起来了。这时，谁是真正的大土豪，终于被搞清了。

　　原来，这个土豪名叫黄礼瑞。他占有水田、山场几千亩，草林圩的经济命脉却被他一人控制着。他鬼点子多，农民卖个鸡蛋也得给他上税。此外，他还贩卖鸦片、开赌场，杀人放火谋财害命无恶不作。这里的农民对他恨之入骨，但因为他养着一伙团丁，有县政府做靠山，谁都对他没办法。

　　搞清情况后，罗荣桓迅速查封了黄礼瑞的店铺，没收了他家的庄院，烧了他的债券和田契，并抓捕了他本人。接着，罗荣桓在圩场举行万人大会，对黄礼瑞进行公审。

　　会后，罗荣桓再派人将黄礼瑞的金银财宝解往县城，留下一部分光洋、粮食和布匹，准备分给穷人。

　　但第二天，街市上忽然冷清了，开过公审大会后全部打开的店铺又被关上了。工农革命军把分成的一份份土豪浮财，发给过往行人时，竟没人敢要。

　　罗荣桓一见这情形，马上皱起了眉头。他认为，肯定有坏人捣鬼，群众才不敢收东西。于是，他改变做法，让战士们把财物一家家送上门。这时，群众才敢收。

　　经调查，原来是一个坏家伙在散布谣言，说“黄礼瑞是不动的座山虎，革命军只是一阵风被刮走的过山虎”。这话的意思是说，革命军在这里时间不长，而黄礼瑞还会卷土重来，谁吃了他家的东西，都得吐出来。

　　知道情况后，罗荣桓马上进行搜捕，终于抓住了那个散布谣言的坏蛋。原来这是黄礼瑞的一个亲信。消息一传出去，群众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再也没有了顾虑。

　　草林圩又热闹起来，家家的铺子终于开门，大家轻松地做起了生意。

　　草林圩火了，到处是“打土豪，分田地”，一派繁忙景象。

　　半个月后，罗荣桓的第九连，缴获有土豪的布匹七百多担，药材一万多斤，食盐五万斤，银元三万块。

　　毛泽东听说后，专程赶到草林圩，表扬了第九连的出色工作。

　　罗荣桓没有因表扬而沾沾自喜，而是检讨了他在工作中的失误。他说：“我们虽在草林这个地方做出点成绩，但问题还真不少。比如我们的战士，却没收了部分小商贩的财物，甚至有人连药铺里称药的戥子也给人家没收了，这些都是不对的。”

　　毛泽东说：“我们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对于中小商人，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一个红枣都不能拿。”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搞错了的就要纠正，药铺的戥子也得退回去。这些，罗荣桓都一一照办了。

　　第九连在草林圩的不足，毛泽东还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有的战士借了门板，临走时没及时归还；或者没归还原物，使人家把门板拿回家后装不上，等等。他把这些情况汇总，在“三大纪律”之外，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即：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转眼几天，新年就要到了。这时，毛泽东宣布今年就在遂川县城过年。腊月二十以后，下乡发动群众的部队开始纷纷进城。他们把自己打土豪得来的战利品通过马车、牛车纷纷运进城里。一时间，县城开始热闹起来。

　　毛泽东从草林圩回来后，到各连队的驻地去转了转。自从张子清他们把肖家璧赶跑后，就一直在穷追不舍，不能让他们卷土重来，所以团部是根据敌情变化在移动。现在，团部也回到了县城，就驻扎在文昌宫。

　　除夕那天晚上，毛泽东刚回到丘家厦所就发现陈正人来找他了。显然，陈正人可能在制定《施政纲要》时遇到了一些问题，现在是特意来请教的。

　　毛泽东一进门，就发现了陈正人。他马上问道：“小陈书记呀，这么晚了还在等我，遇到了什么难题吗？”

　　自从毛泽东安排他去组建政府后，他就一直在到处奔波。现在，在他写的《施政纲要》草案中，有一些问题他还拿不大准，需要毛泽东来定夺。从文化水平来说，他只是一个未毕业的小学生，所以对《政纲》草案的制定，的确有些吃力。

　　前几天，毛泽东对他说：“在遂川成立工农兵政府，是一件从未有过的大事，所以我们就有必要把自己的主张写出来，让广大老百姓知晓，我们是与旧政府有区别的。”

　　现在，陈正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施政纲要》写出来了，他要毛泽东看看，提出修改意见。

　　毛泽东却没有马上去看《政纲》草案，而是在说另一件事。他说：“我同王次淳在闲聊时，问他工农兵政府成立后谁来当县长？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没人当我来当。”

　　陈正人道：“王次淳是个挑大粪的，一点文化也没有，他行吗？”

　　“开始我也有顾虑。”毛泽东说，“但是后来觉得这个顾虑是多余的，我们不是在革命吗？做的事是古人从没有做过的，让挑大粪的来当这个县长，也算是革命吧，本来我们的宗旨，就是要让劳动人当家做主嘛！”

　　“这样很好。”陈正人说，“这说明共产党本来就是劳苦大众的党，选出来的县长就是要和劳动人心连心！”

　　“对！”毛泽东这时才接过陈正人手里的文件，也就是那个《施政纲要》，然后问，“拟好了吧？”

　　陈正人这才说：“有些地方可能不太通，请毛委员看一下！”

　　毛泽东开始看，映入眼帘的是四个用毛笔写成的大字：施政大纲。

　　“好，是那么回事。”毛泽东说道，然后细细地读起来。这个内容包括了遂川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土地、生产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共有三十多条呢。

　　看完后，毛泽东说：“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可是有些地方写得不通俗，书面性太强，群众看了可能一时半会儿不能搞懂。”说完，他拿起笔，在政纲草案上圈点起来，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老婆不要钱”，把“反对虐待儿童”改成“反对大人打小孩”，把“废除债务”改成“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

　　鸡叫头遍，毛泽东才满意地对陈正人说：“我看就这样吧，你说呢？”毛泽东把修改稿交给陈正人过目。陈正人一看，真是长见识了，原来这政纲还可以这样写，早知道这样，自己何必煞费苦心呢？

　　毛泽东好像看懂了陈正人的意思，于是说：“我们的革命前无古人，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文字的东西，不要太深奥，要让老百姓一看就懂，不是很好吗？”

　　“好的，现在定稿了，我马上去叫人用石印印出来。”陈正人告辞要走。

　　毛泽东却说：“急什么，今天是除夕之夜，你就在我这里守岁吧。”

　　大年初一，也就是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请人做了几桌酒席，邀请部队连以上干部和遂川县委的领导，以及当地的工人、农民代表，一起来吃饭。

　　大家入席后，毛泽东举起酒杯，说了几句想说的话：“大家辛苦了，去年的今日，我们还在武汉，今年却来到遂川，这可能是以前做梦都没想到的事。这是形势的需要，也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普天下的百姓，就像我们此时一样，能穿上衣，吃上饭，过年的时候有一杯小酒。可现在这个目标还远着呢，各地土豪霸占着土地，各省军阀横行霸道，他们对我们新生的革命政权是不友好的，见着就杀，毫不留情。所以，未来的日子，还得靠在坐的多努力了！现在，我提议，为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大家干杯！”

　　喝酒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毛委员，祝你长命百岁。”

　　毛泽东摇摇头，说：“什么长命百岁哟，那都是晚辈对长辈的祝福。今天在座的，也包括我在内，都还年轻，就谈不上这些祝福了。年轻好啊，年轻就是一笔财富，只要身强力壮，我们的革命就有希望！”

　　陈正人站起来，向毛泽东举着酒杯说：“毛委员，我祝你身体健康！”

　　众人也站起来，都举着酒杯说：“祝毛委员健康！”

　　毛泽东高举酒杯，答道：“我也祝大家健康啰！来，我们共同干了这一杯！”

　　忽然，外头响起了爆竹和锣鼓声。原来，是工农群众来向革命军拜年了。

　　毛泽东带头离开酒席，领着大家出门迎候。此时，他们看见，一队队男女青年腰间系着红布，在小唢呐的伴奏下唱开了自己编的民谣：

　　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比往常年，共产党军来到了，又分谷子又分田。

　　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比往常年。要打倒肖家壁，要活捉罗普权。

　　过新年，过新年，你拿斧头我拿镰，要活捉谢逢恩，要消灭李世连。

　　“唱得好，唱得好！”毛泽东拍着巴掌。

　　人们见毛委员讲话，都不做声了，想听他讲些什么，热闹的场面顿时安静下来。

　　“只要大家齐心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年年都有好年过的。”毛泽东大声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就要成立了，这是穷苦人自己的政府，是为穷人办实事，同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派作对的政府。这个政府明天就成立，希望大家都来参加庆祝大会！”

　　接着，遂川县游击大队、各界群众来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抱拳向大家作揖，放开嗓门道：“龙年同喜，龙年同喜！”

　　宣传队的文书黄维中挤进来，对毛泽东说：“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预备工作，已经万事俱备——”

　　“还欠什么呢？”毛泽东问。黄维中是毛泽东去草林圩后打听到的一个人才，他曾经在省城南昌读过中学，这次是专门从遂川以南的南康县把他找回来的。

　　黄维中交给毛泽东一张纸，那是一副对联的草稿，他要毛泽东修改。

　　毛泽东接过一看，当即用笔改了起来。

　　不一会儿，对联改好了。黄维中拍着巴掌叫：“妙，真是太妙了！”

　　大家一听，马上围过来。有人念道：

　　“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我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好！”众人齐声叫了起来。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和煦的阳光普照在了遂川县城泉江镇这块土地上。此时，有近两万群众聚集在张家祠堂门口的大草坪上，他们在这里聚会，以庆祝“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

　　此时，在主席台上，已经坐着毛泽东、张子清、毛泽覃、陈正人、刘真等，大会主席王遂人站起来说：“现在我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于今日成立！”

　　声音刚落，会场顿时欢呼起来！

　　接着，陈正人站起来，宣读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和组织机构。

　　在春雷般的欢呼声中，中央委员毛泽东走到台前，开始了讲话。他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说：“你们知道我们这个工农兵政府的县长是谁么？他就是王次淳。”

　　毛泽东边说边走到王次淳旁边，王次淳马上腾地站了起来。他此时很明白，觉得应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只听毛泽东说：“他叫王次淳，西庄人，是一个挑大粪的老表，三十多岁了还没娶媳妇，从现在起，他就是我们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县长了。”

　　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这让王次淳激动不已。他两眼闪着泪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走到主席台中央，向全场群众深深地鞠了一躬。

　　毛泽东用双手捧着一枚用红布包裹的大印，走到王次淳身边，把这个大印亲自交到王次淳手中，然后说：“请王县长接印，不要辜负了全县人民的厚望！”

　　王次淳双手接过印，然后朝毛泽东行了一个鞠躬礼。

　　毛泽东继续讲话，他向会场举起了一只手，然后伸出了小拇指，他比划着说：“过去土豪劣绅当权，我们是这个——”

　　接着，他又伸出大拇指说：“如今，我们农民当了县长，却成了‘这个’。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劳动人民已开始当家做主了！”

　　毛泽东继续说：“你们的王县长，昨天还在挑大粪，今天脚上还穿着草鞋，可现在他却是我们自己的县长了。这说明我们的县长是实打实的劳动人民。不过，万事开头难啦，我们这么大的县，光靠一个县长来支撑肯定是不行的，还要靠大家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嘛！团结起来，就可以打倒反动派，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

　　之后，县委书记陈正人和各界代表都相继讲话。

　　庆祝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游击大队押来了劣绅郭渭坚。

　　此时，只见王次淳站起来，他以县长的名义宣布，判处郭渭坚死刑，立即执行。

　　然后，他亲自打开印章，把一个刻有“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方形图章，庄严地盖在了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布告上。

　　之后，这个土豪劣绅被押了下去。

　　一会儿后，就听见远处传来一声枪响。

　　在湘南“智取宜章”后，朱德和陈毅商议，马上召开有地方党组织参加的军民联席会议，把暴动的规模扩大到全县各乡村。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这个会议在宜章县城女子职业学校举行。参加会议的人，除了中共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外，还有县委委员高静山、杨子达，其余就是连夜从各区乡赶来的，他们是碕石的彭晒、彭睽，栗源的陈东日、陈俊，白沙的欧阳祖光，鹧鸪坪的李赐凡，满塘的张际春，罗轸的张登源，笆篱的谭新，赤石的余经邦，白石渡的刘廷魁等。

　　在会议上，朱德和陈毅为他们部署了各乡村如何暴动的事。首先是回乡后，马上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然后开展清算地主老财的剥削罪行，“打土豪，分田地”，让整个乡村沸腾起来，形成规模巨大的年关暴动。

　　会后，从碕石来的彭晒找到朱德说，以前他们一直联系的县教育局督学曾日三，在前一天参加由县长杨孝斌邀请的宴会上，被工农革命军抓起来了，看是否放了他，让他出来为革命军做事。

　　朱德听后，马上表态：“我们此次抓捕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坏人，那不是赶上了吗？既然你们了解这个曾日三，就按照你们的意思办吧！”

　　“那就太感谢朱军长了！”彭晒说。

　　朱德问彭晒：“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彭晒，黄沙那边碕石村过来的。”彭晒答道。

　　朱德一看见他，就想起了在汝城那次的秘密会议。那天只是见过，并没有打招呼，只知道是党内的同志，其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现在他问彭晒：“你认识我吗？”

　　“以前不认识，现在你是朱军长，谁不认识？”彭晒说。

　　“我是说以前。”朱德说，“在汝城，你想想……”

　　彭晒想了想，突然惊喜道：“坐在墙角那个穿军装的人，难道是你？”

　　“是我，因为当时是个特殊环境，我只能把帽沿压得很低，还坐在角落里。”朱德说。

　　说到曾日三，智取宜章那天，他是作为县教育局督学的身份，在县长杨孝斌的统一邀请下，作为陪席来赴宴的，结果革命军一下手，通统都被抓了起来。

　　曾日三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是一个好学上进，追求进步，有爱国心的知识青年。他的情况，只有彭晒的兄弟媳妇吴统莲最清楚。

　　吴统莲是谁？她是宜章县城一个商人的女儿，已经毕业于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而且还在校里就加入了共产党。

　　马日事变后，吴统莲和张际春等在衡阳就读的本县学生，已经呆不下去了，就都回了宜章，而父亲吴初生看她有被杀头的危险，就把他嫁给了西边黄沙堡碕石村的彭琦，让她既去躲杀身之祸，也可以得到彭家兄弟的保护。

　　但是，吴统莲和曾日三在以前有过那么一段恋情，所以她最了解曾日三。她觉得曾日三不是一个坏人，应该把他解救出来，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这样，她就求助于大哥彭晒，去朱德处给曾日三说情。结果还好，朱军长同意了。

　　曾日三走出监狱后，知道是吴统莲救了他，也看见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唯一出路，于是就加入了革命阵营。

　　后来，吴统莲改名吴仲廉。他的丈夫彭琦牺牲后，她还真就嫁给了曾日三。

　　却说彭晒回到碕石后，开始着手暴动的事。

　　碕石是一个有五六百户人家的大村庄，在宜章县与临武县交界的黄沙堡地域内。这里姓彭的人家很多，几乎是一个家族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传承下来的后代。彭晒就是依靠这种家族关系，把当地的彭姓青年组织在一起的，然后和当地的土豪劣绅们斗智斗勇。

　　说到彭晒，他此时已经二十四岁。在七年前，也就是一九二〇年，他就考入了衡阳第三中学。在那里，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又回到了家乡，在碕石村当了一名乡村教师。

　　长时间的农村生活，使彭晒和他的农民兄弟们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大家有什么疑难问题，都要来问他。时间一长，他的住处就成了一个活动中心，这对发展党组织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彭晒的青年团员被直接转为了共产党员，而且肩负着秘密发展党员的重任。

　　但是，当地的土豪劣绅们也在争夺人才，他们看见彭晒在广大青年中有广泛的号召力，也就委他以重任，把本村挨护团团总的职务让他来当，同时还让他兼任黄沙堡团防局的副局长。

　　在这种情况下，彭晒欣然受命。他可以借助土豪劣绅们的“栽培”，以招收团丁为名，秘密建立农民自卫军。他一面教育这些“团丁”，要过上好日子就得跟土豪劣绅们斗，一面又要土豪劣绅们出钱买枪。理由是，保境安民，就必须要武器。这些人不敢不听，于是，就乖乖地把钱交到彭晒手里。这样，三十多枝枪的队伍，终于被拉起来了。

　　以前的中共宜章县委书记，是一个叫李文香的读书人。他是一个在宜章地区具有新文化思想的导师级人物，从年龄上来说，他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同龄，且对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极为推崇，尤其是后来更名为《新青年》，更是爱不释手。在宜章这块土地上，是他把“科学与民主”的理念传播出来的。那个在中央兼任过秘书长的邓中夏，就是受了他的影响，才走上革命道路的。现在这里的张际春、曾日三、欧阳毅等人，也都是他的学生。

　　只可惜此人在“马日事变”前，就被宜章的土豪劣绅们给杀害了，享年四十八岁。

　　这是继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后在湘南掀起的“反共”恶风。他们捣毁由共产党人掌权的国民党县党部，然后把县委书记李文香给捆起来，要他宣布，分出去的地得退回来。在坚决不答应的情况下，李文香就被乱刀给砍死了。

　　一个月后，中共湘南特委才派胡世俭来继任书记，然后把县委秘密转移到碕石这个地方隐蔽。在碕石的承启书院，胡世俭是以应聘教师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其实，他负责的县委，就在这所学校。而在碕石，他还他还成立了一个特别支部，由彭晒担任书记。

　　说到胡世俭，他是郴县人，家住良田胡家湾。他比彭晒大七岁，是在衡阳第三师范学校毕业的。六月初，他来到了宜章县，先在碕石的承启书院任教，然后与原宜章县委委员高静山、杨子达一起，着手恢复县委和一些基层党支部，组建秘密农民武装。

　　在莽山一带活动的胡少海，就是受了他的影响，才洗心革面，毅然从事革命事业的。

　　碕石的暴动其实很简单，可以说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把全村的土豪劣绅给拿下了，然后开仓放粮，威震四方，使附近的村庄一下就都知道了。这有些像雨点儿溅进了滚烫的油锅，马上就炸开了。

　　原来，是彭晒使了一个计策，让土豪劣绅们自己送上门的。他使用了一个什么计策呢？在兵法上说，这叫出其不意，但更形象的说法应该是“瓮中捉鳖”。

　　彭晒从县城回家后，马上通知各土豪说，宜章县城已经被共产党朱德部给占领了，接下来就是占领乡村，所以让他们来开会，商议如何“团防”的事。

　　财主们一听，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那就是要穷人翻身，富人倒台。所以就一个不剩地都来了，共三十二名。就这样，被彭晒给一网打尽了。

　　接下来，彭晒按照县委的指示，将全村一百多农民自卫队员，马上武装起来，组成了一个独立营。

　　这里的三十二枝枪，是由三十二家土豪“捐赠”的，现在已成了彭晒的战利品。但这还不够，怎么办呢？有人提出，可以用梭镖来代替，就是像古人使用的那种带尖的长矛。

　　彭晒一听，觉得有理，就开始请当地的铁匠打起了梭镖。于是，村里的几个铁匠铺，顿时浓烟蒸腾，到处都听得见“叮叮当当”的响声。

　　他们正干得红红火火，却有三个外地人找上了门。他们说，他们是从临武过来的嘉禾人，是专门来“投军”的。

　　这让彭晒为难了，正在这节骨眼上，却来了三个人，万一是“暗探”该怎么办呢？所以他非常谨慎，像审犯人似的盯住这三个人，直到他们说出了一个人叫“周攸华”的名字，彭晒才终于放心。原来这不是指哪一个人，而是一个接头暗号。

　　这三个人是谁呢？这个话题得从南昌暴动说起……

　　在南昌暴动南下的部队中，有一个名叫廖快虎的营长吧？他在山湖战役的第一天就牺牲了。那时他的肠子都被打漏了，但还在喊“冲呀，杀呀”，直到最后一口气，才闭上眼睛。

　　这种场面只有一个人见证。他是谁呀？他就是廖快虎手下的八连连长萧克。

　　现在来的这三个人，有一个就是萧克。另外两个，一个叫唐伯安，一个叫毛中心。他们三人是准备到宜章县城去找朱德的，但到了碕石，发现这里居然插着红旗，于是就跑来“投军”了。

　　萧克本来在叶挺军中，他又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这就得从潮汕兵败说起。

　　根据《萧克回忆录》里记载，整个部队从山湖撤到流沙，都还有六七千人。当然，这可能是他的估计，反正他的那个连还有七十多人，这倒是真的。但是由于在云落遭到陈济棠“截杀”，队伍就乱了，他身边的战士大都逃散，只剩下了二十多人。

　　再后来，萧克身边只有几个人时，却不幸被俘，然后被押到在潮州设置的临时监狱。他幸好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所以没多久，就被释放了。

　　之后，他开始了寻找党组织的旅程。

　　从汕头到广州，再从广州到韶关，一点消息也没有。最后只得回到家乡湘南嘉禾县。结果在这里，他发现旧友萧亮，就是党组织的一员。

　　时间不长，萧克就发现，在他的家乡嘉禾和相邻的临武，居然存在着两个支部，而且他们还准备联起手来，与碕石这边的特别支部，共同举行暴动。

　　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就像地下的烈火，在悄悄燃烧。这让萧克兴奋不已。所以，他一听说朱德已占领宜章县城，就在这两个县的支部派遣下，到宜章来寻朱德。他知道朱德是南下潮汕的第九军副军长，后来被留在了三河坝专门指挥第二十五师。

　　就这样，他带着唐伯安和毛中心，从临武那边来到了碕石。

　　彭晒听说萧克曾是北伐军的连长，如获至宝，因为在他身边就没有一个懂军事的人，现在好了，萧克来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彭晒要萧克留下，帮他带领部队，并把朱德“智取宜章”以及现在全县都在准备暴动的事说给萧克听。也就是说，找不找朱德，嘉禾南区支部、临武牛头汾支部和碕石特别支部，都得联合起来，所以也就没必要去找朱德了。

　　萧克听到这里，才爽快答应彭晒，愿意留下来。

　　彭晒一听，大喜，马上就任命萧克为独立营副营长。

　　萧克决定留下来后，唐伯安和毛中心就回县里复命去了。

　　接下来，就是萧克如何带兵了。

　　可是，当他走到军营内时，心一下就凉了半截。怎么回事？原来，他看见这一百多人却只有三十二枝枪，而梭镖也只有三十多把，也就是说，还有一半以上的人没武器。

　　怎么办呢？总不可能等铁匠把梭镖全打造好后，才开始训练吧！如果真是那样，可就晚了。

　　说到这三十二枝枪，却有一半是本地铁匠仿造的，从外表来看，有些像枪，而实际却是功能低下的土炮筒子。这种枪可以连发五下，被称为“五响枪”，但实际却是打三发子弹后就得擦油，否则就不响了，而且标尺与准星都不精确。

　　第一天下来，萧克就遇到了难题。他发现许多人都纪律涣散，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且有的人还把枪背回家去了。如果上前阻止，他们还急了，用当地的土话骂人。究竟骂些什么？却听不懂。

　　这一百多人中，只有班长、排长有一点军事常识，其余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面对这种现实，萧克有些泄气。和他原来的战斗部队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在闹着玩儿，所以他非常郁闷。他把情况去向彭晒汇报，没想到彭晒却说：“你要怎样去打造这支队伍，那是你的事。而我，都是一百个赞成！”

　　看来，摆在萧克面前的路，不是马上去打仗，而是先进行训练。既然彭晒都说他一百个赞成，那就不客气了。于是，他召开了一次全营大会。他说：“我们这支队伍，武器就这些，要想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除非经历一场战斗，从敌人那里去夺。当然，也可以用钱买，可我们有钱吗？所以，要提高战斗力，就得加强训练。但是，别忘了，训练得从学规矩开始！”

　　说完后，他拿出一张纸来，叫队员们贴在墙上。

　　原来这是萧克认真总结出来的几点规矩，他要大家努力遵守，不能大意，否则要遭到惩罚。这些要求是：

　　一，建立连值星、班值日制，有事要报告；

　　二，早晚点名，按时操课；

　　三，爱护武器，行军不用枪挑东西，梭镖不倒插，不沾土，保持洁白而锐利；

　　四，吃饭由值星班长吹哨子集合，一班一桌；

　　五，办公不讲土话，还要敬礼。

　　萧克给规矩取了一个名目，叫《独立营营规》。

　　在大会上，萧克把这个营规在口头上念了两次，还问了问大家：“听见了没有？做得到不？”

　　下面的回答都是：“听见了！”

　　“做得到！”

　　但是，几天后，还是有人违反了。经查明后，由连值星干部组织值日战士进行惩罚。先是全营集合，然后把那个战士当中给揪了出来。

　　怎么惩罚呢？在旧军队里，那就是挨军棍，可独立营现在是革命军了，不能有军阀作风。于是，萧克就宣布，打手心。

　　自那以后，再也没人敢犯规了。这样，萧克才开始系统训练，教他们如何射击，如何卧倒，如何隐蔽，如何协同作战等，时间一长，许多人还真学了些东西。

　　在训练过程中，肖克还带着队伍进行“实弹”操练。怎么操练？就是亲自去体会一下“打土豪，分田地”的感受。

　　在他们附近，有一家姓黄的大地主，家里很富有，而且还有武装把守。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萧克带领独立营，突然包围了这家地主大院。尽管这个地主已知道被包围并马上做好了抵抗的准备，但已经晚了。因为一百多人从不同角度开始了进攻，有的撞大门，有的堵后门，有的翻院墙，有的直接把枪对准宅院窗口点射。几小时后，就攻进去了，还打死了那家地主。

　　这一次取得了成功，在本村及附近村庄，马上形成了一种大波，把各乡村的暴动也带起来了。农民们纷纷起来，恢复农会，清算地主。他们宣布，没收地主的土地，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清算一家之后，就把田契、账本集中起来，当众烧毁，其烈焰腾空而起。

　　正当碕石搞得如火如荼之时，陈东日、陈光在栗源也开始了暴动。这一天正好是朱德“智取宜章”一个星期后的事。

　　自朱德部队从这里路过后，陈东日就和陈光在准备这场暴动，是他给朱德提供了宜章县城没有多少敌兵驻扎的情报，这样才导致了朱德把胡少海作为先锋去智取宜章。

　　一月十八日，陈光在栗源带着农民自卫军，开始向土豪劣绅发起了进攻。当地土劣陈禄角听说陈光动手了，马上挑着他最值钱的东西企图逃跑。但是由于他做事不密，被自己的家丁发现了，然后马上去报告陈东日。

　　陈东日知道后，大叫道：“这个陈绿角，家里殷实富庶，全是搜刮老百姓的血汗，现在他居然想逃，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陈光你赶快带一部分人去追，我带一部分去砸他的粮仓，烧他的地契！”

　　陈东日的这些话，也是他平时教育农民的教材，那就是天下究竟是“谁养活谁”的问题。以前，财主们说，是他们养活了租地的农民，还有所雇的家丁、下人，可是在陈东日发展会员时，却说的恰恰相反，是劳动人养活了财主，而他们的土地、山场通统都是巧取豪夺而来，然后充当起“善人”，给一无所有的穷人以“施舍”。

　　这表面上看好像是那么回事，但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劳动者种田，没有家丁、下人们的忙活，财主们就会饿死或冻死。

　　正是这种教育，才使那个秘密加入农会的家丁听了进去，所以他的东家要逃，他肯定要去报告。这跑的可不是东家一个人的事，这跑的是农民们的血汗马上就要化为乌有。他怎么不去告发呢？

　　在栗源这个地方，就数这个陈绿角有财有势了，如果他带头跑了，后面的土豪劣绅们就会跟着模仿，这“打土豪，分田地”不就黄了吗？所以，陈东日要派人去追。

　　终于，陈光带着那十二支枪的队伍，在半路上把陈绿角给追了回来。但是，当逮着这个家伙时，他死活不肯走，还负隅顽抗，结果却被队员们给打死了。

　　陈东日得此消息后，只好放弃召开一次公审大会的机会。但是，冲进陈绿角的家，开仓放粮，烧毁地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这股来自乡村的怒火，就这样燃烧起来了。

　　接着，陈东日借助这股火势，带着农民们马上去攻打栗源税卡。

　　这个税卡主要是收盐税，农民们一想起他们在这里巧立名目收税，心里早就愤愤不平，但一直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们有枪。可今天不同了，有共产党撑腰，去铲除这个“祸患”，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大家在陈东日的号召下，冲进了税卡，把一个叫“短地早”的家伙捆了起来，给他戴上高帽，开始游街。

　　一看见栗源这边搞得欢，附近的龙沙坪、沙溪、石下、上田等地，也开始行动了。几天后，就听见说，石下农民打死了豪绅文长生，上田农民处决了田赋干事孙分文，并烧毁了账簿十多本。

　　在碕石以南的白沙圩，也开始了暴动。这是欧阳祖光、王政、欧阳毅等人发动的。从宜章县城回来，欧阳祖光就和县委派来的干部王政一起，与当地一个叫欧阳毅的后生秘密商议，决定在白沙圩举行暴动。

　　欧阳祖光本是一个补锅匠，由于他走村串户，认识的人很多，也就方便进行秘密串联。时间一长，被他串联的人越来越多。

　　在大革命时代，农民们“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情吸引了欧阳祖光。最开始，他认为这些人是在“胡闹”，但是一听见他们在街头巷尾的宣传，我就信了。那就是，这个社会不打倒那些地主老财，分得土地，他这个补锅匠就得一辈子补锅，到头来连一个住处都没有，更不要说土地了。于是，他就加入到了革命斗争的洪流，还入了党，成了白沙圩农民协会的委员长。

　　欧阳毅此时才十七岁，还不是党员。但是今年五月，他亲自看见自己的老师李文香惨遭杀害，还被割了耳朵、挖了眼睛、敲了牙齿，最后又砍成几段，装在一个竹筐里示众。这激起了他幼小心灵的刻骨仇恨。当他知道欧阳祖光不仅仅是补锅匠，而且还是革命者时，他就毅然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了。

　　本地哪家地主土地最多，最殷实富有，他们自己是清楚的。何况在“马日事变”前，都是被清算过的，而且还被抓起来戴过高帽游过街。所以，本地那个最大的地主欧阳智泉一听说又在闹“农运”了，几十里之外的宜章县城已被共产党朱德的部队占领了，还杀了县长。他就在打主意准备逃跑了。

　　所以，当欧阳祖光冲进他家“捉人”时，宅院内除了几个看门的，主人却不翼而飞。这一下，可激怒了欧阳祖光，他把看门的人给抓了起来，对他们进行拷问。这些下人们有的知道，却不敢说，有的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呢？只好不了了之。

　　正在这时，县委委员、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杨子达却领着三十多个人来支援了。这让欧阳祖光感到非常羞愧，他把欧阳智泉已逃跑的事说了。

　　杨子达一听，气得“嗷嗷”直叫。他好像突然醒悟：“看来这地主也并不都愚蠢，也有狡猾的。这个欧阳智泉就是一例。以后我们要收拾谁，得早先就把他们监控起来。”

　　此时，年少的欧阳毅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看来，是我们低估了他们。天下的地主，并不都是脓包饭桶，他们可是只赚不赔的铁公鸡！”

　　“欧阳智泉既然跑了，就让它跑吧，来日方长，以后遇见了再收拾他！”王政的水平高，他的话就是不同。

　　“我看，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杨子达说，“他逃了，那就让他永远也别想回家。”

　　于是，吩咐大家，开仓分谷，清理“浮财”。

　　在分完各种东西后，马上点火烧屋。

　　顿时，浓烟四起。一座豪华的宅院，在几小时后，就化为了灰烬。

　　却说那个“智取宜章”的先锋官胡少海，在工农革命军占领县城后，他带着队伍回了家。

　　胡少海的家距县城远着呢，在岩泉圩岱下胡家村。岩泉圩在哪里？就在陈东日、陈光举行暴动的栗源圩附近。也就是说，智取宜章后，许多乡村负责人回乡去准备暴动，主要都是在西边这个方向。

　　这胡少海在县城露了一手，可算是为共产党立了大功。但此时，他还不是党员，就能做出如此之事，也算是难能可贵！

　　可是，当他在回家的路上，却突然想到，他在县城的一举一动，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这回家，可是要面对做土豪的父亲呀，这该怎么办呢？是把他抓起来分掉家中的财产，还是尽量回避“莫谈国事”呢？

　　在他的思想中，共产党人在“打土豪，分田地”，而他自己家就是一个土豪，这共产党会不会不顾情面去打他的家呢？以他的了解，那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大公无私，不讲情面，其目标远大，以整个国家、民族的崛起与振兴为奋斗目标。这是一个多么远大的事业？所以，凡是阻挠这个目标前进的人和事，都会毫不留情地给予铲除，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广州上学时，他就曾听到那些街头巷尾的学生在宣传，那就是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天下的土豪太多，也包括自己家。他们霸占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了历史的绊脚石，如果不把它拔掉，那就会阻碍历史的前进，那是违背整个国家、民族的意愿的。

　　“既然是这样。”胡少海想，“我们家的土豪，就由我自己来打吧！”

　　想到这里，胡少海终于拿定了主意。

　　胡少海的父亲叫胡泮藻，虽不是什么恶霸一方的地主，但也殷实富裕。家有良田百亩以上，还有很多山场。每年收的谷子根本就吃不完，大多数都拿去换钱，然后用来培养他的五个儿子。

　　对于有五个儿子的现状，胡泮藻是满意的，而且大的几个，在他细心培养下，已初见成效。如今，老大在当一个地方官，开始是什么印花局长，接着又换成烟酒局长，现在已是一县之长了。老二呢，在习武，手下有一帮弟兄，在当地谁也不敢欺负他。老三呢，在苏州、杭州那边跑商路，一直做得风风火火……

　　就是这个老五，却让胡老太爷有些不省心。他原来对他希望值更高，那就是继承他的家业。但是今天看来，好像有些离谱。把他送到广州去读书，就一直没回来。信倒是来过几次，说是当了团长，在领兵打仗。这枪子儿可是不长眼的哟！

　　现在，见老五占鳌回来了，胡老太爷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胡少海一进家门，就看见他的父亲站在中堂上。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爹！”

　　但胡老太爷的脸上，却很漠然，好像没听见似的。其实，他是装的，他之所以要这样，那就是在晚辈们面前要树立高高在上的威信，让他们知道长辈的威严，特别是父亲的威严！

　　但是，他在心里却是认可的。那就是胡少海回来后，还带着一队背枪的兵。

　　胡老太爷马上吩咐管家，给这些兵腾出几间屋子，让他们吃住方便。

　　一年多以前，胡少海去了广州攻鄂军讲武堂第二期学习。攻鄂军讲武堂是湖南人程潜办的。后来，胡少海就果真擢升为第六军中的团长职位了。

　　今天胡少海回来，还真像一个团长，骑着高头大马，然后还带着一队兵。这让胡老太爷的心中喜不自胜，可他却不露声色。

　　不过，胡老太爷万没想到，他马上就会失望，而且还觉得天就要塌下来了。

　　到了晚上，胡少海亲自到父亲房中，开门见山地说：“爹，我看还是把我们家的地都分了吧，那些佃户成天在地里劳作，还要交一大笔租，搞得他们衣不蔽体的，多可怜呀！”

　　胡老太爷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又叫胡少海说一遍。当胡少海又说一遍后，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后，马上正色道：“你小子是不是没睡醒，怎么说起梦话来了？”

　　“我是认真的，没说梦话！”胡少海说。

　　胡老太爷看见他儿子一本正经的样子，心里的气马上就冲了上来，他简直是在嚎叫：“没有地，你吃什么？没有地，你就长这个大了？没有地，你还能到广州去进讲武堂？你今天说这话，如果是一个笑话是可以，如果当真，那你就是疯了。”

　　胡少海听了，一言不发。胡老太爷以为他的话起了效果，又继续说：“把地分给那些穷鬼，凭什么？你知道我们祖祖辈辈，是怎么过来的？为了这些地，披星戴月，节衣缩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我这一代，才稍稍有了点起色，到了你这一代，总不可能就把它败光，这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胡老太爷这些话虽然很动感情，到胡少海知道，他只说对了一半，而另一半，是羞于开口的。那就是瞅到别人过不下日子要卖地，他就低价买进，或者遇到赌鬼赌输了钱，要在他这里借钱，他就让他们把地做抵押，反正这类事情很多，巧取豪夺呗！

　　所以，不能因为父亲说那么多，就能动摇胡少海放弃打自己家土豪的想法，因为在开口之前，他就把什么都想到了。父亲肯定是不同意的，他同他商议，那只是个礼节性的过程。接下来，就是疾风暴雨式的强行执行。

　　于是，他对父亲说：“您说这些我都清楚，但是我现在是共产党的人了，我们要打土豪分田地，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所以这地早晚都得分。我看这样吧，我把我的那份家产先交给我去分，其他人暂时不动，这样总行了吧？”

　　“什么，你是共产党的人了？这是啥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胡老太爷有些懵了，但还不甘心他的失望，非要搞个水落石出不可。

　　“你知道宜章县城是谁攻下的吗？”胡少海说，“那就是我，胡占鳌！”

　　“啊，你这个逆子，怎么去捅这么大的马蜂窝，那是要灭九族的！”胡老太爷咆哮道，“分吧，分吧！把你那份分了去，然后滚蛋，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也没有我这个爹，咱们一刀两断！”

　　就这样，在第二天，胡少海就从管家那里拿来了仓库的钥匙，把粮仓打开，叫佃户们来背粮。

　　开始，许多人都不敢，以为是胡家五少爷喝醉了酒，在说胡话呢。但是经他嘴里一宣传，佃户们信了。

　　胡少海说：“父老乡亲们，我是胡家老五胡占鳌，你们是看着我长大的。我现在是共产党队伍里的人，大家知道吧，共产党是什么呀？他们是一大帮子人，现在领着我们去打土豪分田地，救天下黎民于水火之中。我家是地主，我要打土豪，就得从自己家里开始，以免别人说我藏着私心。共产党人是没有私心的，他们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

　　之后，胡少海带着的那些兵，已经领着农民们来了，胡少海宣布：“开仓放粮了！”

　　一时间，胡家宅院里马上就热闹起来，人山人海，不到半天工夫，就把一个囤得满满的粮仓给分得精光。

　　接着，胡少海又将家里的布匹、棉衣等物件拿了出来。

　　他带着一队兵站在路口，看见有衣不蔽体冻得发抖的人，就送给他们一件。

　　没多长时间，这些东西也送完了。

　　却说智取暴动那天，因为保安队长邝镜明没有参加宴会，所以逃脱了，后来一直就没抓到这个人。他究竟逃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他逃到广东地界的坪石去了。

　　坪石这个地方，本来就距宜章县城不远。而且，这里的地形也不复杂，除了一些纵横交叉的河道，几乎就是一马平川。

　　从地质构造来看，坪石与宜章县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个平原上，它虽属广东的乐昌县，但要到乐昌县城却还得翻过崇山峻岭。

　　也就是说，从坪石到宜章整个县境，中间没有高山阻隔，简直是四通八达。

　　但是从传统来看，坪石好像与宜章西部各区乡的往来要密切一些，因为那里一直往南还有很远，都是湖南宜章的地界。那个著名的莽山洞，还在坪石西南一百多里地。

　　从地图上看，宜章的地形很像一支手枪。在它的东北方向，是紧靠汝城的狭长地带，那是枪管的位置，而县城却在枪管的中央。坪石却处在发射子弹的扳机处，而黄沙、栗源、白沙这些区乡却在枪柄上，而莽山洞却在枪柄的最低端了。

　　宜章暴动后，十几天来，革命军把整个县城都闹“红”了，使那个漏网之鱼邝镜明根本就无法藏身，于是他就想到去坪石找他的拜把子弟兄胡风璋。

　　说到胡风璋，他可是在湘南粤北一带的大山中称王称霸的土匪，就像那茶陵的罗定，遂川的肖家璧，早就名声在外了。

　　胡风璋本是汝城县马桥石泉村的人，年轻时就横行乡里，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早年投靠两广总督蔡炳寰，还当上了营长。但到海南岛镇压少数民族暴动时，却遭到全军覆没，最后只身一人逃了出来，一直逃到韶关。后来，在乐昌县九峰山大地主黎元勋那里借了三十八枝枪，就开始啸聚山林，过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生活。

　　胡风璋一直流窜在东自汝城，西到乐昌的湘粤边界上，朱德到汝城会范石生那次在半路上被劫杀，就是他手下的人干的。长期以来，胡风璋在乐昌、仁化、汝城三县之间游弋，在坪石、青洞一带，都有他们的据点。

　　邝镜明来投胡风璋，第一句话却是，宜章县城被共产党给“端了”。这让胡风璋听了，心里着实有些吃惊不小。但是，又听邝镜明说，他们没多少人，是使用“诡计”才得手的，于是就想，他也可以使用诡计去夺。

　　于是，胡风璋把儿子胡南昭的人马加过来，准备一起去对宜章县城搞突然袭击。

　　哪知才走到半路，就中了埋伏。

　　原来，是朱德部队在边界巡逻时发现了他们，但没有声张，而是抄近路回去搬兵，然后在一个非常隐蔽的路口埋伏。

　　胡风璋的人马长驱直入，一直到了县城附近。待他们正在庆幸快要得手时，却突然一排枪打来，顿时就死亡很多。接着，根本就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而是穷追猛打。

　　结果，胡风璋的儿子胡南昭被当场打死，他本人也只带着二十几人，向东逃了。

　　这一下，那个邝镜明又无路可走了，他逃出来后却是向西，去黄沙堡投靠那里的团总李时春。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刚夺得宜章县城的朱德革命军，马上恢复了县农民协会。他们重新召开成立大会。

　　在大会上，杨子达当选为委员长，高静山、吴泗来等十一人为委员，张际春为秘书长。

　　胡少海的“义举”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宜章县城。在街头巷尾，许多人都在议论，胡家五少爷是如何把自己家的粮仓打开，把谷子分给了穷苦农民。老百姓都说，真是大公无私，爱民如子呀！

　　朱德闻讯后，对陈毅说：“胡少海这种义举真是难得呀，如果天下财主都像他这样，我们的革命也就离成功不远了！”

　　陈毅却说：“鉴于胡少海的这种表现，我看应该向宜章县委建议，将他吸收入党。”

　　县委书记胡世俭也听说了胡少海的事，马上来找朱德和陈毅：“胡少海还不是党员，就能做出让党员都不能做的事，真是难能可贵呀！”

　　陈毅风趣地说：“看来我们三人都想到一块儿了！”

　　胡世俭终于反应过来：“由你们俩当介绍人，我马上吸收他入党。”

　　在伏击胡风璋的土匪武装时，王尔琢专门抓了几个活口。从他们嘴里已经了解到了坪石那边的一些情况，特别是许克祥的军队在干些什么。土匪们都说，许克祥军营里成天可热闹了，他们在操练，就像诸葛亮那样，在排兵布阵。这些话虽是一句“戏话”。但对于朱德、陈毅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他们估计，在宜章这边闹了这么大的动静，坪石那边不会不知道。国民党是不会善罢甘休，如果要派兵来征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冤家许克祥。因为这里距坪石最近，只有六十多里地，半天就到了。

　　“据侦察来的信息，许克祥那边已经是四个团，而我们只有一个团。”朱德自问道，“这个仗怎么打？”

　　陈毅说：“只能和他们兜圈子！”

　　“如何兜？”朱德又问道。

　　“从宜章县城到坪石，根本就没有大山，所以无险可守。”陈毅说，“我看，还是把队伍撤到西边的黄沙、栗源甚至莽山洞一带去，才能做好这篇文章。”

　　“我看要随时派人去坪石，打探许克祥的动向。当然，我们这里，也要做好转移的准备。”参谋长王尔琢说。

　　那个北江特委委员龚楚却说：“我看这个大年，就不要在这里过了，最好在年前就撤到西边去。”

　　政治部主任蔡协民反问道：“过大年前就撤走，我们对群众怎么解释呢？”

　　朱德听了大家的发言，终于拿定了主意。他说：“龚委员的话，有些道理。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是弱势，不得不考虑先争取主动。许克祥肯定是要来的，在宜章县城，我们没法和他拼，只有撤到西边去，才有胜算。”

　　朱德继续说：“至于群众的思想工作，就得靠宜章县委去做了。我看，凡是参与暴动的人都得撤，许克祥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

　　胡世俭在旁，忙说：“也只能这样了。为了打败许克祥，我想群众是会理解的！”

　　“我们要做好坚壁清野，不给许克祥留下一点东西。”陈毅说，“他要，让他到莽山洞来拿好了！”

　　从一月二十日起，宜章县城里就开始陆陆续续在转移部队了。他们做得很隐蔽，从表面上看，和往常一样，都是早出晚归，但是现在，却是早出晚不归了。

　　他们的目标是向西去，到西南方向的黄沙圩、笆篱圩、圣公坛一带，如果许克祥来攻，就可以转移到更西边的莽山洞，看他能奈我何？在他晕头转向的时候，就可以依靠那里的地形，给这个“马日事变”的元凶一阵铁拳猛击。

　　朱德是在一月二十二日撤出宜章县城的，到了黄沙圩碕石时，居然发现，彭晒正领着肖克的梭镖营在攻打黄沙堡。原来，这是一个坚固的堡垒，萧克已经围了三天，却一点进展也没有。

　　黄沙堡是碕石附近的区公所，也是一个圩场。这里有一个民团驻守，团总叫李时春。这人的头衔还多，最大的一个叫什么“宜章、临武两县团防教练”，其实他手下就三十多条枪。那个邝镜明逃脱后，就藏在他这里。

　　萧克终于见到了朱德。南下路上，他只知道第九军的副军长是朱德，后来又听说他留在了三河坝，专门指挥第二十五师。其实，他们根本没见过面。今天见了，萧克这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很随和朴实的老军人。

　　可朱德见到萧克，其感受就不同了。他听说萧克是一个从潮汕回到嘉禾的第二十四师连长，就很热情地接待了他。

　　对于主力部队在潮汕是如何被打散的，在朱德心里始终是个谜。在犁铺头，他见到过欧日章，但只知道二十军第三师的情况，而对山湖地区的主战场却一无所知。今天居然遇到了亲自参加过这场战役的萧克，简直是如获至宝。

　　在碕石村，肖克终于把在山湖地区如何作战以及撤退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朱德，使朱德一向具有温和面容的脸庞，却变得越来越严峻。当听到部队在流沙停留，到云落被截为两半时，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看来，中国的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还漫长呢！”

　　就在那天晚上，也就是大年三十，朱德给肖克派了一个指导员来，他就是曾经在崇义山中走错路而遇到张子清部队的那个剿匪大队长龚楷。朱德希望萧克这个梭镖营发展壮大，所以派了一个得力的人来。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萧克带着梭镖营去继续围攻黄沙堡。参谋长王尔琢带一个营来支援，这样实力就大大增强了。

　　参谋长王尔琢用一个连从正面佯攻，其余两个连采取包抄式主攻。只一袋烟工夫，战斗就结束了。

　　真是铁锤砸西瓜，痛快！

　　团总李时春被活捉，那三十多枝枪，已被缴获。可惜的是，那个邝镜明，又脱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