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华夏美学》——领略中华传统之美

　　文化给人类的生存、生活、意识以符号的形式，中华五千年对文化有着特殊的记载方式。他们通过结绳记事、言传身教的方式让一些经验得以传承，原始文化通过以“祭礼”为核心的图腾歌舞为艺术，一方面团结、组织、巩固了原始群体以唤起和统一他们的意识、方向和意志。另一方面又温习、记忆、熟悉和操练了实际生产—生活过程，起了锻炼个体技艺和群体协作的功能。民族文化的并轨，使得原始的混沌经验秩序化、形式化。

　　《华夏美学》这一书以儒家思想为主线，李泽厚先生渐次论述远古的礼乐、孔孟的人道、庄生的逍遥、屈子的深情和禅宗的形上追索。五千年的传统美学并非一日形成，它的悠久历史根据在于非酒神型的礼乐传统之中，它的一些基本观点、范畴，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所包含的矛盾早已蕴含在这传统根源里。从而，如何处理社会与自然、情感与形式、艺术与政治、天与人等等的关系；如何理解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成为华夏美学的重心所在。书中作者渐次论述远古的礼乐、孔孟的人道、庄子的逍遥、屈子的深情和禅宗的形上追索得出了结论：中国哲学、美学与文艺以致伦理政治等都是建基于一种心理主义上，这种心理主义不是某种经验科学的对象，而是以情感为本体的哲学命题。

　　礼乐制度最完整的记录可追溯到周代礼制，其中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作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古人认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诗经》对礼乐文化的宣扬反映在对祭祀典仪的歌颂，《大雅·烝民》中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对伦理道德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强调以仁义为本，以德劝人，体现出厚人伦、正教化的目的。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

　　《诗经》的教化作用对中国千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中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节秩序去生活，以实现人格完善和人际和谐。

　　作为华夏美学的基础和主流，儒家美学它没有《诗经》那显而易见的教化作用却有着深厚的传统渊源和深刻的哲学观念。它的系统论的反馈结构又使它善于不断吸取和同化各种思潮、文化、体系而更新、发展自己。

　　孔子倡导的艺术标准是以善良的情感和美好的愿望为根底，要“经夫妇，成孝敬，美人伦。”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哪怕是像《硕鼠》中对那个不劳而获的统治者，民也只能“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儒家思想文化原则下，诗歌观念取向和诗歌创作的原则，就是要体现中华的根本精神。庄子那种“一死生”要真正化为某种情感态度即彻底的无情，实际上很难办到。对死亡的自觉选择和面临死亡的本体感受就恰好反过来加深了儒家传统中对人生短促的情感关注。

　　所谓“诗主言情，文主载道”是自六朝后出现“文笔之分”在各种文中诗是更有韵。这在唐宋古文运动兴起后便更为明显，诗在演变过程中成为个人抒情的领域，而文则是宣扬政教的工具。世代士大夫都主张或赞成诗文载道，但随社会生活的发展使传统的伦理政教毕竟管不住情感的要求和变异，于是词、山水画、笔墨意趣这种与载道关系较远的艺术形式便成了政教伦理所鞭长莫及而能满足情感愉悦的安    扩充为“民吾同胞”的人性本体，再沉积到无意识中，成为华夏文艺所不断展现的原型主题。

　　佛、禅是对中华文化传统有着不可估量影响的另一主流，就我们所熟知的敦煌莫高窟，这个有“千佛洞”之称的洞窟，反映了古代艺术家在接受外来艺术的同时，加以消化、吸收，使它成为中华民族形式一大宝藏。除了佛像、佛教故事等七类题材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等生活各方面的画作，当中的壁画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佛学意识的传入影响是可观的，除了莫高窟还有各种寺院如雨后春笋。这在古代诗人的诗词中是有所记载的，比如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盖极言南朝寺庙之多，这林立的寺院且以木材构筑者居多。

　　禅宗、佛理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特色建筑，还体现在对历代诗人的影响上。例如唐代诗人王维，他有很多诗清冷幽邃，远离尘世，无一点人间烟气。充满禅意、山水意境已超出一般平淡自然的美学含义而进入一种宗教的境界。如《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酬张少府》“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充满亲近自然，身与物化，随缘任运的禅机。再如苏轼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实践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某种娇柔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苏轼在诗词中写了很多有关哲理的作品，这当中既有表现了自然物与人生哲理融合也有体现自然物与人生哲理冲突的。如《春江晚景》一诗中“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以鲜明的形象使人具有具体的视觉感受，表现了一个特定的画面。苏轼根据画意，妙笔生花、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早春二月景象。再如《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诗的语言虽浅显朴实但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告知人们在观看同一事物时，由于立足点不同，立场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感性情感的不同等等会看到不同的事物，得到不同的结论。

　　中华传统之美是经得起历史的洗礼，大众所感受到的美不论是建筑、绘画还是文字，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千年都离不开劳动大众的智慧。这些形式的存在作为一种有形或无形的财产充斥我们脑海，李泽厚先生认为这些审美对象之所以能够出现或存在，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这包括具备一定的审美态度、人生经验、文化教养等。

　　《华夏美学》依照历史演变的轨迹，将中国文化中物质及精神美，做出了详尽的说明，这样细微的讲述，使我们从中了解到更多，更加理解当代中国的人的行为、审美等一系列文化特征，能更好的区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更好的发展本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