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的枇杷树

我最后一次见到那棵枇杷树，是在今年清明。

拖拉机“突突”地碾过泥泞的土路，将我送回村口。雨丝斜织，天地间一片灰蒙。我提着行李，脚步迟疑地走向老院——那扇熟悉又陌生的木门，早已斑驳脱落，门轴吱呀一声，像是从岁月深处传来的一声叹息。

远远地，它就站在那里：老屋东侧的枇杷树，依旧挺立。新叶初发，在微雨中泛着油亮的光泽，仿佛被春水洗过，又像被时光擦亮的旧事，在灰暗的天空下格外醒目。风过时，叶片沙沙作响，那声音轻而清晰，竟一下子把我拽回1978年的夏天。

那年我四岁，父母要去外地参加水利建设，将我托付给乡下的爷爷奶奶。老屋是座木结构的老宅，杉木的梁柱被灶火与岁月熏成了深褐色，堂屋的门槛早已被脚步磨得光滑如镜。奶奶常说：“这门槛上，坐过三代人的屁股。”

院东的枇杷树，要两个大人才能合抱。浓密的树冠撑开一片绿荫，遮了半个院子。爷爷说，这树是他结婚那年亲手栽下的，比父亲还年长。每逢说起，他总掏出旱烟袋，在树根上轻轻磕两下烟锅，目光望向远方，眼里浮起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光——是怀念？是欣慰？还是某种被时间压弯的沉默？

我最盼初夏。那时节，枇杷由青转黄，一串串挂在枝头，像缀满枝桠的小灯笼。每天放学，我总搬个小马扎坐在树下，仰头数果子。阳光穿过叶隙，在地上洒下斑驳光影，风一吹，那些光点就轻轻跳动，仿佛在和我玩捉迷藏。

爷爷摘枇杷时，总要架起那架老旧的木梯。奶奶在下面扶着，一边叮嘱：“慢点儿，别踩断了枝。”他们的身影在斜阳里重叠，仿佛一幅永不褪色的剪影。那一刻，我曾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

记得有年我发高烧，嘴里没味，却偏想吃枇杷。那时果子还未熟透，爷爷冒着细雨，踮脚摘下几颗青黄的。奶奶坐在炕沿，一颗颗剥开，蘸上自家酿的槐花蜜，一勺一勺喂进我嘴里。酸涩裹着清甜，那滋味，竟成了我记忆中最温柔的药。

奶奶最后一次来看我，也是枇杷成熟的季节。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从衣兜里掏出几颗水果糖，又悄悄塞进我口袋几颗刚摘的枇杷。那天下午，我们并排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她轻声哼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手掌一下一下拍着我的背，节奏缓慢而安稳。临走时，她摘下一片枇杷叶，放进我的衣柜深处，说：“想奶奶了，就闻闻这叶子。”

我点头，却不知，那竟是永别。

改革开放第二年，父亲接我去县城读书。离乡那天，天还没亮，爷爷就起来蒸了一笼枇杷糕，用桑树叶一层层盖好，说是“带着树气，好想家”。拖拉机驶出村口时，我回头望去——爷爷仍站在枇杷树下，身影佝偻，像一棵守望的老树，渐渐模糊在晨雾里。

后来，爷爷走了。再后来，母亲也常年卧病。我在外地的城市里奔波谋生，归期一再推迟。电话那头，母亲总说：“枇杷又熟了，给你留着最黄的一串。”可我总说“忙”，总说“下次”。

直到去年冬天，邻居捎信说老屋漏雨，墙皮剥落。我赶回去时，只见枇杷树在寒风中抖动着光秃的枝桠，像一位老人，在风中喃喃自语，却无人倾听。我伸手摘下一片枯叶，放在鼻尖轻嗅——清苦中透着一丝微甜，那是母亲头油的香气，是她手帕上的皂角味，是童年夏天里，所有被阳光晒透的记忆。

风又起了，树叶哗哗作响。恍惚间，我听见母亲在堂屋门口喊：“老大，回来吃枇杷咯！”

母亲今年正月走了。清明，我再站到枇杷树下。

树皮皲裂，如她手背上的皱纹；新芽却倔强地从枝头钻出，嫩绿得让人心颤。我伸手抚摸树干，指尖忽然触到一处深深的刻痕——那是我幼时量身高时，爷爷用柴刀刻下的。树在长高，刻痕也随枝干抬升，像记忆，被时光托举着，越积越深。

枇杷树仍在年年结果，老屋的木门依旧吱呀作响，仿佛时光从未走远。我知道，只要这棵树还在，我的根就还在。

那些爱我的人，没有离开。他们只是化作了树干里的年轮，春风中的细语，果肉里的甜酸，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我。

以后的每一个春天，当枇杷花开，洁白如雪，香气暗浮，我都会回来。

坐在树下，听风穿过叶隙，听树影在地上低语，尝一颗熟透的果子，让酸与甜在舌尖漫开——

就像回到那些温暖的午后：爷爷摇着蒲扇，奶奶缝着补丁，母亲哼着歌谣，而我，仍是那个仰头数着枇杷、等它变黄的小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