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推进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路径研究

　　摘要

　　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从“物理叠加”转向“化学反应”式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实践命题。本文旨在构建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与解决方案。研究首先界定了“深度融合”的“五化”标准，并整合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组织协同理论与治理现代化理论，形成“价值-方法-目标”三位一体的理论基石。通过实证审视，揭示了当前融合实践在机制、方法与认知层面存在的“系统性协同梗阻”、“实践性载体虚化”及“观念性认知偏差”等核心挑战，并预警了“党务事务化”与“业务形式主义化”的潜在风险。

　　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提出了 “四位一体”深度融合系统模型：制度性嵌入构建刚性框架，实践性耦合提供鲜活载体，价值性内化培育深层认同，持续性改进保障动态优化。模型强调针对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高校、非公企业等不同组织的特性进行差异化应用。研究进一步提出，深度融合的本质是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发展优势的系统性转化与战略性倍增。结论认为，必须通过强化制度供给、加速数字赋能、锻造复合队伍、构建长效机制来推动融合走深走实，并展望了量化评估、分类治理与风险防控等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党建工作；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四位一体模型；党建引领；治理现代化

　　一、 引言：时代命题、理论必要与实践紧迫

　　（一）研究背景与重大意义：破解“两张皮”困局的战略诉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具有前所未有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引领伟大斗争、伟大事业、最终实现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然而，一个长期存在且制约党组织效能充分发挥的现实难题在于，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两张皮”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这一现象具体表现为：党建工作有时在自我体系中循环，与中心任务“若即若离”，陷入“内卷化”困境，显得“虚化”、“弱化”、“边缘化”；而业务工作也可能在单纯技术或绩效导向下“裸奔”，偏离正确政治方向，缺乏灵魂与持久动力。两者的疏离乃至背离，不仅导致组织资源的巨大耗散，更深层次地侵蚀着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的根基，影响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进程。

　　因此，深入研究并切实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以下简称“党建业务”）的深度融合，绝非简单的技术性调整或工作方法改良，而是一项蕴含深刻理论意蕴与重大现实价值的战略性课题。从理论建构维度审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政党功能”与“中心任务”关系原理的当代深化，是对政党适应性变革、组织效能提升等重大理论命题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积极探索。通过跨学科地引入组织协同、现代治理等理论视角，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智慧的党建话语体系和实践范式，从而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宝库。从实践应用维度考量，深度融合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穿透组织层级、在各领域、各环节得以不折不扣贯彻执行的关键机制，是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制胜优势的核心路径。它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有效统筹发展与安全、能否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进而关系到能否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终关系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能否如期实现。系统探究融合的内在逻辑、现实梗阻与实现路径，为各级党组织提供一套系统、科学、可操作的方法论指引，其紧迫性与必要性愈发凸显。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述评：学术脉络、既有共识与深化空间

　　学术界与实务界对党建业务融合议题保持了持续而热烈的关注，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有研究主要沿以下几条脉络展开：

　　政治学与党建理论脉络：此脉络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出发，着重论证融合的政治逻辑与历史必然性。学者们普遍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齐卫平，2018）。因此，党建工作绝不能脱离中心工作“空转”，必须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之中（戴焰军，2019）。祝灵君（2020）进一步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构角度指出，融合实质上是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过程。这一脉络为融合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合法性与方向性指引。

　　管理学与组织行为学脉络：此脉络借鉴现代管理科学理论，侧重分析融合的机制设计与效能提升路径。研究者运用系统论、协同理论，将党建与业务视为组织内部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探讨如何通过目标协同、资源整合、流程再造、文化塑造实现“1+1>2”的整体效应（张贤明、田玉麒，2016）。周志忍、徐艳晴（2010）等关于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为构建党建与业务联动考核的指标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包国宪、周云飞（2013）提出的价值载体模型，也为评估融合的综合性价值产出提供了思路。此脉络贡献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管理工具与分析框架。

　　领域性案例与实证研究脉络：此脉络聚焦于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党政机关、城乡社区等具体场域，通过案例分析、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深入剖析不同领域融合的特殊性、面临的挑战及创新实践。例如，王杨（2020）、肖斌和付池（2019）对国企党建嵌入公司治理结构、参与重大决策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蔡立辉、王乐夫（2018）、刘向兵和李立国（2020）探讨了高校“党建+”模式的运行逻辑与实践形态；张彦（2021）、许耀桐（2020）则致力于破解机关党建“灯下黑”难题，探索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互促共进之道。这些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样本与在地化智慧。

　　技术赋能与数字化转型脉络：随着数字时代的全面来临，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信息技术对党建模式乃至融合方式的革命性影响。李向阳（2021）提出了“智慧党建”概念，探讨如何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党建工作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孟庆国、王友奎（2022）从数字政府治理的视角，分析了党建信息化平台与业务系统互联互通的必要性与可能路径。这一新兴脉络预示着融合的未来发展趋势与形态变革。

　　此外，国外相关研究虽无直接对应的“党建”概念，但其关于组织中的政治行为（Organizational Politics）、领导力与战略执行协同（Leadership and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Alignment）、治理网络与协同效能（Governance Networks and Collaborative Effectiveness）等方面的经典研究（如North, 1990；Ostrom, 1990；Peters & Pierre, 2012），为我们理解跨系统协作、制度嵌入性、非正式组织影响力等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镜鉴。

　　综合评述与研究定位：既有研究形成了宝贵共识，清晰指出了融合的必要性与主要障碍，并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起点。然而，审视现有文献，仍可发现以下有待深化与整合的空间：其一，系统整合性有待增强。多数研究侧重于某一特定理论视角或实践领域，缺乏一个能够统摄价值理念、制度机制、实践载体、技术工具、评估反馈等多个层面，并阐明其内在联动机制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其二，时代回应性尚需提升。面对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以及数字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现有研究对融合如何适应新环境、吸纳新要素、塑造新形态的前瞻性探讨尚不充分。其三，操作精细化与评估科学化仍显不足。提出的对策建议往往原则性较强，而具体、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指南”式方案相对稀缺；对于融合成效的评估，多停留在定性描述与案例总结，缺乏科学、精准、可量化、可比较的评估模型与指标体系。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实现以下突破：构建一个更具系统性、时代性与操作性的党建业务深度融合路径分析框架。不仅从理论上阐明融合的深层逻辑与多维支撑，更致力于为实践提供一套涵盖“目标-制度-方法-文化-保障”的完整行动路线图，并积极探索适应数字时代特征的融合新范式与新工具。

　　（三）研究目标、思路与方法：理论澄清、现实诊断与路径建构

　　研究目标：

　　理论阐释目标：系统澄清党建业务深度融合的核心概念、多维理论依据与深层价值意蕴，构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现实诊断目标：全面、客观地评估当前融合实践的进展、成效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精准识别主要障碍及其生成机理。

　　路径构建目标：针对问题症结，结合新形势新要求，提出一套逻辑严密、层次清晰、切实可行、兼具前瞻性的深度融合系统路径与实施策略。

　　对策建言目标：为各级党委（党组）、组织部门及基层党组织提供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与实践指引。

　　研究思路：本研究遵循“理论奠基—现状剖析—路径建构—对策展望”的递进式逻辑进路。首先，进行核心概念的精准界定与理论基础的系统梳理，确立全文的分析坐标与理论视角。其次，通过多维透视，立体呈现融合的现实图景，客观总结成效、深刻剖析问题。再次，也是核心部分，聚焦问题，创新性地从顶层设计、载体优化、文化引领、监督保障四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维度，系统构建深度融合的“四位一体”路径模型。最后，基于路径模型，提出推进落实的综合性对策建议，并展望未来值得深入探索的研究方向。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广泛搜集、梳理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领导人重要讲话，以及国内外相关学术专著、期刊论文、研究报告等，把握理论前沿、政策动态与实践经验，为研究奠定坚实根基。

　　系统分析法：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视为一个复杂组织系统中既相对独立又紧密互动的两个核心子系统，运用系统思维分析其结构、功能、互动关系、矛盾运动与演化规律，从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开放性视角探寻融合之道。

　　案例分析法：选取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党政机关、公共服务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等不同性质、不同层面的典型案例（如航天科技集团、某市税务局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解剖麻雀式分析，从具体、生动的实践中提炼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融合模式、成功经验与深层挑战，增强研究的实证性与说服力。

　　归纳与演绎相结合法：通过对大量现象、案例与文献的归纳分析，总结出党建业务融合的一般规律、共性挑战与有效元素；在此基础上，结合理论推演与逻辑分析，演绎、设计出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前瞻性的融合路径与策略体系。

　　二、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内涵界定与学理支撑

　　（一）概念界定：内涵、范畴与标准

　　清晰而严谨的概念界定是任何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首先必须对“党建工作”、“业务工作”及“深度融合”这三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外延与相互关系进行精准把握。

　　党建工作的核心内涵与时代要求：

　　党建工作，特指*为保持其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而进行的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全部实践活动。它是一个内涵丰富、动态发展的系统工程，其核心要义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涵盖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并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其根本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因此，新时代的党建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系统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特征，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

　　业务工作的基本范畴与价值取向：

　　业务工作，泛指各类组织（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为履行其法定职责、实现其战略目标、完成其社会功能而开展的一切专业性、职能性、事务性活动。它是组织存在的价值体现和功能实现的基本载体。例如，政府部门的业务工作是行使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实施公共管理；国有企业的业务工作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产品与服务、参与市场竞争；高等院校的业务工作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业务工作的核心特征是目标导向性、专业规范性、效能追求性。在社会主义中国，任何组织的业务工作都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其根本价值取向必须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相一致。

　　深度融合的本质定义与核心标准：

　　“融合”意指不同事物相互渗透、合为一体，产生新的性质和功能。“深度”则强调这种结合不是表面的、机械的、暂时的，而是内在的、有机的、可持续的。因此，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是指在党的全面领导下，通过理念重塑、制度重构、流程再造、文化培育与技术赋能，使二者在价值目标、组织体系、工作过程、资源配置、绩效评价等各方面实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有机统一与良性互动，最终达到党的领导全面加强、组织优势充分彰显、业务发展提质增效、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理想状态。

　　判断是否实现“深度融合”，可依据以下“五化”核心标准：

　　政治要求具体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不再是抽象原则，而是具体转化为业务发展的战略规划、政策工具、行动方案和岗位职责，内嵌于业务决策与执行的全过程。

　　组织优势功能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不是空泛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为攻坚克难的战斗堡垒作用、凝聚人心的桥梁纽带作用、监督保障的“探头”“前哨”作用，在解决业务难题、完成重大任务中不可或缺。

　　业务发展政治化：业务工作的开展、业绩的取得，自觉以是否符合政治方向、政治要求为首要标准；业务发展的成果，成为检验党建工作成效最根本、最重要的尺度；业务领域的风险防控，首先是对政治风险、廉政风险的防控。

　　考核评价一体化：建立党建考核与业务考核联动互嵌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机制。党建工作考核重点看对业务发展的引领保障实效；业务工作考核必须包含党建工作的落实成效。考核结果综合运用，与干部选拔任用、激励约束直接挂钩。

　　队伍能力复合化：培养造就一大批既精通党务又熟悉业务、既懂政治又懂管理的复合型领导干部和骨干人才。党员干部在业务岗位上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业务骨干在政治立场、理论素养上同样过硬。

　　（二）理论基石：一个“价值-方法-目标”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

　　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有着深厚而多维的理论根基。本研究整合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组织协同理论与治理现代化理论，构建一个“价值-方法-目标”三位一体的立体化分析框架，为融合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根本遵循与价值基石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学说，为我们认识融合的必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与价值指引。首先，它确立了党的先进性原则。共产党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并以科学理论武装，这决定了党有能力、也必然要领导其他一切工作。党建工作就是不断保持和发展这种先进性，确保党始终成为时代的先锋。其次，它明确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种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然要覆盖和贯穿于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各项业务工作之中。最后，它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党的建设必须紧密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即主要业务工作）来进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建工作的生命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其关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处理好党建和业务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深度融合提供了最直接、最根本的行动指南和政治逻辑。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确保了融合的“政治正确性”与价值方向。

　　组织协同理论：方法论工具与机制设计依据

　　组织协同理论认为，一个高效的组织系统，其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通过目标协同、信息共享、资源互补、行动协调，能够产生超越个体简单加总的整体效应（即协同效应）。将党建与业务视为组织内部两个关键且紧密关联的子系统，运用协同理论进行分析极具启发性。“两张皮”现象本质上就是这两个子系统之间出现了目标冲突、信息壁垒、资源割裂、行动失调等“负协同”或“低协同”状态。深度融合，就是要运用系统思维和协同方法论，主动设计和优化两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界面与耦合机制。这包括：目标协同机制（将党的政治目标与组织的发展目标有机统一）、信息沟通机制（建立党建与业务信息互通共享平台）、资源整合机制（统筹配置党的组织资源、政治资源与业务的人财物资源）、流程嵌套机制（将党建环节嵌入业务决策、执行、监督关键流程）。通过机制创新，促成两大系统从“机械并存”走向“有机共生”，实现整体效能最大化。组织协同理论提供了融合的“技术可行性”与方法论工具。

　　治理现代化理论：价值旨归与效能目标镜鉴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现代治理强调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追求治理的效能、效率和回应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治理主体。党建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一方面，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本身就是提升组织内部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核心环节。它通过优化内部领导体制、决策机制、执行流程和监督体系，使组织运行更加规范、协同、高效，更能应对复杂挑战。另一方面，深度融合也是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途径。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强大动员能力、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通过深度融合，能够有效灌注到社会治理、经济管理、公共服务等各项业务工作中，提升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和回应性，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治理现代化理论指明了融合的“效能先进性”与价值目标。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为融合奠定了政治根基与价值原则，回答了“为何必须融”的问题；组织协同理论为融合提供了方法论工具与机制设计思路，回答了“如何能够融”的问题；治理现代化理论为融合设定了价值旨归与效能目标，回答了“融向何处去”的问题。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价值-方法-目标”三位一体的立体化理论分析框架，为系统解析与建构党建业务深度融合路径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三、 深度融合的现状审视：成效、梗阻与潜在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各级党组织对融合的认识不断深化，实践探索日益活跃，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依然不容忽视，呈现出“成效显著”与“挑战严峻”并存的复杂图景。为更精确地诊断问题，本研究基于多案例分析与组织行为学视角，对融合现状进行系统性审视。

　　（一）融合实践的主要进展与积极成效

　　制度框架初步确立，组织保障更加有力。普遍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从组织结构上促进党政协调。党组织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在国企基本落实，在机关事业单位重大事项决策中的作用机制不断明晰。“一岗双责”要求逐步压实，党建责任制与业务工作责任制协同推进的态势初步形成。

　　战斗堡垒作用彰显，服务中心效果凸显。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应对风险挑战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支部建在项目上”、“党员突击队”、“党员责任区”等传统法宝焕发新生机。党组织在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攻坚克难方面的“主心骨”作用日益突出，有力推动了中心任务的完成。

　　载体形式不断丰富，融合探索日趋活跃。“党建+”模式广泛推广，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生产经营、科研攻关、教育教学等结合，形式多样。主题党日活动与业务研讨、技能培训、现场教学等结合日益紧密。智慧党建平台建设加速，尝试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党建管理与业务工作的协同性。

　　典型案例示范引领，实践创新亮点纷呈。

　　案例一（重大工程领域）：某航天科技集团在承担国家重大型号任务中，始终坚持“型号任务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党建工作就延伸到哪里”。在项目团队成立临时党支部，由技术负责人兼任书记。党组织不仅负责思想动员、精神传承，更深度参与技术方案论证、风险研判、质量管理和团队激励，将“航天精神”融入攻坚克难的每一个环节，确保了多次重大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实现了“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民族尊严”的政治要求与“万无一失”的业务目标的完美统一。

　　案例二（政务服务领域）：某市行政审批局在推进“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改革中，以党建引领改革攻坚。设立“党员先锋岗”，要求党员带头学习新系统、掌握新流程、提供最优服务；组建“党员攻坚队”，针对跨部门数据壁垒、流程堵点等难题进行集中突破；将群众满意度、办结效率等业务指标纳入党员评议考核。党建工作成为推动流程再造、提升服务效能的“红色引擎”，该局连续多年在营商环境评价中名列前茅。

　　（二）深度融合面临的主要梗阻与深层挑战

　　尽管取得长足进步，但“两张皮”问题在部分领域和单位仍不同程度存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深层障碍可归纳为三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层面，即机制层面的“系统性协同梗阻”、方法层面的“实践性载体虚化”以及思想层面的“观念性认知偏差”。

　　机制层面：系统性协同梗阻。指党建与业务工作在制度设计、运行规则、激励机制上未能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导致融合缺乏结构性支撑和内生动力。具体表现为：第一，权责体系“双轨运行”。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往往由不同领导分管、不同部门负责，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计划体系、会议体系和资源配置渠道，导致决策和执行层面存在“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现象。第二，决策过程“形式前置”。在一些单位，党组织研究讨论作为重大事项决策的前置程序虽然形式上得到执行，但有时流于表面，未能对业务议题进行深入的政治把关、风险研判和战略方向引导，党的领导未能实质性地嵌入决策核心环节。第三，考核评价“激励疏离”。党建工作考核多侧重于会议次数、学习笔记、活动形式等过程性、规范性指标，与业务发展的核心绩效指标（KPI）关联度弱；而业务考核则往往纯粹以经济数据、项目进度、科研成果等硬性指标论英雄，很少甚至完全不考量党建工作在其中发挥的引领保障作用。两套考核体系结果互不关联、运用脱节，导致“抓党建出不了政绩，抓业务用不上党建”的认知误区难以根除，融合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据多项区域性调研综合显示，约35-40%的受访者认为本单位党建与业务融合机制“有待完善”或存在明显脱节；部分单位党建考核指标与业务核心绩效的直接关联度甚至低于20%。

　　方法层面：实践性载体虚化。指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的方式方法陈旧、单一、表面化，未能找到有效的切入点和生动的实践形式，导致融合“有形无神”，难以触及业务核心和党员思想深处。具体表现为：第一，结合方式“形式嵌套”。一些融合活动简单机械，如在业务会议前附加一段理论学习，或将常规的业务培训、团建活动包装成主题党日，内容上“油是油，水是水”，未能真正触及业务发展中的真实矛盾、思想困惑和实际需求。第二，载体创新“动力与能力双重匮乏”。部分党组织开展活动的方式未能与时俱进，主要依赖开会、学文件、写心得等传统模式，对新媒体、新技术、新平台运用不足，活动缺乏吸引力和时代感，难以激发年轻党员和业务骨干的参与热情。对于如何将党建要求创造性地融入业务流程、项目管理、团队激励等具体场景，思路不广、办法不多。第三，项目融合“浅表化”。虽然“党建+项目”模式被广泛采用，但有时“加”得肤浅。党组织在项目中可能仅限于开工动员、节日慰问、总结表彰等“外围”工作，未能深度参与到项目可行性研究、技术路线论证、风险控制、成本管理、团队文化建设等核心环节，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项目管理优势和攻坚优势。调研表明，近三成的基层党建活动被认为与业务需求“结合不紧密”或“效果流于形式”。

　　思想层面：观念性认知偏差。指部分领导干部和党员在思想上未能真正认同融合的必要性和价值，存在认识误区或思维定势，导致融合缺乏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具体表现为：第一，“重业务轻党建”的功利主义倾向。部分业务部门领导干部潜意识里仍将业务工作视为“硬指标”、“显绩”，直接关系到单位生存和个人发展；而将党建工作视为“软任务”、“潜绩”，认为“不出事”即可，导致对党建工作投入精力不足、研究不深、支持不够。第二，“就党建抓党建”的自我封闭循环。部分党务工作者习惯于在党建系统内部“自循环”，满足于完成上级布置的“规定动作”，对单位的核心业务、发展战略、面临挑战不熟悉、不关心，导致党建工作自我设计、自我循环、自我评价，与业务发展渐行渐远。第三，“本领恐慌”与“路径依赖”并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一些干部感到能力不足：党务干部不熟悉业务，难以进行有效指导；业务干部缺乏系统的政治理论素养和党建工作方法，不知如何结合。同时，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的经验和套路，缺乏探索新路径、新方法的勇气和智慧。思想上的隔阂与能力上的短板，成为制约深度融合的深层障碍。

　　（三）潜在风险预警：失衡与异化的可能性

　　在大力推进深度融合的同时，也需保持清醒头脑，警惕可能出现的两种潜在风险，防止矫枉过正，确保融合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健康发展：

　　党务工作“事务化”、“业务化”风险：过度强调党建工作融入具体业务，可能导致党建工作迷失政治方向，陷入繁琐的具体事务之中，从而弱化其政治引领、思想教育、组织动员、纪律监督等核心功能。党建工作如果仅仅成为业务工作的“附属品”或“服务部”，就有丧失其政治高度和理论深度的危险，导致“党务工作事务化”，失去其作为党的政治工作的本质属性。

　　业务工作“形式主义政治化”风险：另一种极端倾向是，为了体现“政治性”，在业务决策和运行中人为增加不必要的政治程序和形式要求，导致流程繁琐、效率降低，甚至出现以“政治正确”之名回避业务难题、掩饰业务不足的现象。这不仅影响专业判断和运营效能，还可能滋生新的形式主义，使业务工作陷入“形式主义政治化”的窠臼，背离融合的初衷。

　　因此，深度融合绝非简单的党务与业务“混同”或“替代”，其核心要义在于寻求政治属性与专业效能之间的动态平衡与协同增效。必须在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尊重业务工作规律，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有效的载体创新和深入的文化培育，实现“1+1>2”的系统效应，避免非此即彼或相互掣肘。

　　综上所述，当前党建业务融合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既取得了来之不易的阶段性成果，也面临着机制性、方法性、观念性交织的深层挑战，并需警惕潜在的失衡风险。推进深度融合，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以更大的决心和智慧进行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与创新。

　　四、 深度融合的路径构建：“四位一体”系统模型及其差异化应用

　　基于对现状的深刻剖析，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不能停留于零敲碎打的修补，必须运用系统思维，进行顶层设计与底层创新相结合的全方位变革。本文提出一个涵盖制度性嵌入（顶层设计）、实践性耦合（载体优化）、价值性内化（文化引领）、持续性改进（监督保障）​ 四个维度的“四位一体”系统路径模型。该模型认为，深度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四维联动、协同发力：制度性嵌入是“骨架”，奠定融合的刚性规则；实践性耦合是“血肉”，丰富融合的生动载体；价值性内化是“灵魂”，塑造融合的心理认同；持续性改进是“免疫系统”，保障融合的动态优化。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高等院校、非公企业等不同性质的组织，模型的应用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将在各部分中予以简要说明。

　　（一）制度性嵌入：以体制机制创新筑牢融合基石

　　深度融合，首在破局，重在立制。必须从体制机制这一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要素入手，为融合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在党政机关，应侧重决策程序的规范与监督；在国有企业，应聚焦公司治理中党的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结合；在高等院校，需强调党的领导与学术治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融合；在非公企业，则重在探索党组织作用发挥的有效途径与保障机制。

　　健全权责清晰的“一岗双责”清单管理与协同决策机制：

　　清单化管理与刚性约束：制定并动态完善党组织、党组织书记、行政主要负责人、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履行党建与业务双重责任的“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清单内容应具体、可衡量、可考核，例如，明确党组织书记每年主持研究重大业务问题的党委会议次数、牵头协调解决业务发展难题的数量与质量；明确行政负责人在部署业务工作、配置资源时同步落实党建要求的具体举措。清单执行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和述职评议。

　　深化实质性协同决策：严格规范并实质性落实党组织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理层、校（院）务会等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关键在于提升前置讨论的质量，聚焦“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重点审议决策事项是否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是否有利于促进本单位高质量发展和履行核心职能；是否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职工群众合法权益。探索建立重大决策事项政治把关意见书制度，形成规范、可追溯的决策档案。（差异化应用：国企侧重“前置程序”的具体化清单，明确讨论事项范围和表决规则；高校侧重对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学术活动等重大事项的政治原则、师德师风把关；机关侧重对“三重一大”事项的政治风险评估和合规性审查）。

　　优化组织分工与协作模式：积极推行党委委员（党组成员）分管重要业务领域、业务领导进入党委（党组）班子的做法。加大党务干部与业务干部的轮岗交流力度，打破职业壁垒，培养复合型领导人才。推动党建工作部门与核心业务部门建立定期会商、信息互通、联合调研、共同策划等工作机制，实现常态化协同。

　　构建联动互嵌、结果联用的考核评价体系：

　　指标体系一体化设计：摒弃党建与业务考核“两张皮”的做法，设计融合式考核指标。党建工作考核指标中，应大幅提升“推动中心工作完成度”、“在急难险重任务中作用发挥度”、“破解业务发展瓶颈贡献度”、“群众/服务对象满意度提升度”等反映业务贡献的指标权重（建议不低于40%）。业务工作考核指标中，必须刚性设置“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情况”、“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情况”、“支持保障党建工作情况”、“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情况”等党建相关指标。（差异化设计：机关考核可增加“政策制定与执行效能”、“群众投诉响应与解决率”；国企考核需强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效”、“安全环保风险防控”；高校考核应突出“立德树人成效”、“有组织科研贡献”、“学术诚信状况”）。

　　考核过程同步实施与联动评议：将党建考核与业务考核在时间安排、述职评议、资料核查、个别谈话等环节统筹进行、同步开展。推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党建业务联述联评”，述职报告必须单列并重点阐述抓融合的举措与成效，接受综合评议。

　　考核结果综合运用与刚性兑现：将党建考核与业务考核结果按一定权重（如4:6或根据单位性质调整）进行加权计算，得出综合绩效评价。将综合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评优评先、选拔任用、薪酬激励、问责追责的核心依据。建立“双优重奖、单优慎奖、双差问责”的鲜明导向，使融合成效与个人和组织的利益紧密关联。

　　案例剖析：某大型能源集团“双百分制”考核的实践启示

　　该集团为破解党建与经营“一手软、一手硬”难题，探索实施党建与经营业绩“双百分制”联动考核。党建工作考核100分，经营业绩考核100分。年度综合得分 = 党建工作考核得分 × 40% + 经营业绩考核得分 × 60%。此结果直接与二级企业领导班子年度绩效薪酬总额的30%-40%挂钩，并影响企业工资总额核定、评先评优等。此项改革的精髓在于：通过量化的制度设计，将“围绕中心抓党建”的要求转化为可计算、可比较、可兑现的“硬约束”。它迫使业务领导必须关心、研究、支持党建（因为党建影响其40%的绩效），也使党务干部必须懂业务、融入业务（因为业务绩效占60%）。考核“指挥棒”的有效运用，从根本上改变了观念和行为，驱动了党建与业务从“平行线”向“同心圆”转变。

　　（二）实践性耦合：以方法平台创新打造融合载体

　　好的制度需要有效的载体来落实。必须创新方式方法，搭建多样化、接地气、有实效的融合平台，让融合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同组织需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寻找耦合点：机关应聚焦政策制定与执行效能；国企应聚焦生产经营与创新攻关；高校应聚焦立德树人与科研创新；非公企业应聚焦企业发展与职工权益维护。

　　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与重大任务、核心业务深度绑定：

　　项目化党建与全生命周期嵌入：在重大工程、科研攻关、应急处突、市场开拓等关键任务一线，普遍建立临时党组织（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员突击队、党员攻关小组。推动党建工作 “全生命周期”嵌入项目流程：在立项阶段，党组织参与可行性研究与政治风险、廉洁风险“双评估”；在实施阶段，党组织牵头开展技术攻坚、质量安全监督、团队思想动态管理；在评估阶段，将党建工作成效作为项目后评价的重要维度。

　　阵地化融合与三维立体覆盖：推动“支部建在连上”传统优势与现代组织形态结合，打造 “三维立体融合阵地”：物理阵地（党员活动室、技术攻坚作战室、服务窗口示范岗）、网络阵地（线上协作平台、党建云社区、移动学习平台）、心理阵地（通过常态化谈心谈话、心理疏导、关怀帮扶构建团队凝聚力）。确保业务开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和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

　　促进党的组织生活与业务发展需求有机统一：

　　主题实践深度融合：将“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与业务研讨、技能比武、课题攻关、客户走访、现场教学等紧密结合。例如，将主题党日开到研发实验室、生产车间、项目工地、服务一线，围绕“技术瓶颈如何突破”、“产品质量如何提升”、“服务流程如何优化”、“安全风险如何防范”等实际问题开展专题讨论，使组织生活内容紧贴实际、形式生动活泼、效果实实在在。（高校可结合学术道德、科研诚信研讨；机关可结合政策效能评估、优化营商环境讨论）。

　　学习教育双向渗透：在党员学习教育中，增加行业发展趋势、单位核心业务、岗位必备技能、创新思维等内容；在业务培训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形势政策、职业道德、纪律规矩、国情民情教育。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鼓励业务领导上讲台讲党课、析形势，党务干部进课堂讲业务、传经验。

　　强化数字赋能，建设智慧融合平台：

　　平台一体化与数据共享：推动建设或整合升级智慧党建平台与业务管理信息系统（OA、ERP、CRM、项目管理平台等），打破数据壁垒，实现党员信息、组织生活、党费管理、干部监督等党建数据与业务绩效、项目进度、客户反馈、风险预警等业务数据的互联互通、共享共用。

　　场景智能化与精准赋能：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挖掘党建与业务数据的关联性，精准识别业务难点、风险点与党建工作薄弱环节的对应关系，为精准施策提供数据支持。开发“党建+业务”线上应用场景，如“指尖课堂”、“云上组织生活”、“在线技能竞赛”、“党员业绩贡献度图谱”等，增强互动性与吸引力。探索运用VR/AR技术开展沉浸式党性教育与业务实训。（差异化应用：生产型企业可聚焦“智慧车间党建”，将设备运行数据、安全生产指标与党员责任区、先锋岗绩效联动；服务窗口单位可聚焦“在线服务评价与党员示范岗联动”；科研单位可探索“科研诚信数据与党员教育管理关联分析”）。

　　案例剖析：某顶尖理工大学“党建+科研攻关”模式的创新实践

　　该校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大科研项目中全面推行“将党支部建在创新团队上”。由党员学科带头人、项目首席科学家担任党支部书记。党支部活动与科研组会、学术沙龙深度融合：定期举办“学术报国”主题研讨，邀请党员院士、长江学者分享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作为科研选题的初心与历程；面对“卡脖子”技术难题，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集思广益，开展“揭榜挂帅”；将科研诚信、学术规范、团队协作、攻坚精神作为党员民主评议和评优的重要指标。这一模式的成功在于：将党建工作深深扎根于科研创新的核心场域和关键群体，使党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组织纪律与科学精神、创新文化、团队管理水乳交融。它不仅激发了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使命感，也通过党组织的凝聚和引领，优化了科研生态，提升了协同创新效率，产出了一批高水平原创成果。

　　（三）价值性内化：以文化认同培育滋养融合土壤

　　最深层次、最持久的融合是价值理念和文化心理的融合。必须着力培育一种“抓党建不离中心工作，抓业务不忘党建要求”的深层组织共识和行为自觉。机关文化强调服务与奉献；国企文化强调责任与担当；高校文化强调求真与育人；非公企业文化强调创新与共赢。党建文化的融入需与这些亚文化有机结合，形成特色融合文化。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能力提升深度融合：

　　内容融合与体系重构：在各类业务培训、专业进修、管理研修中，系统融入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国情政情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纪律规矩教育。例如，在新员工入职培训中开设“单位发展史与红色基因传承”课程；在管理干部培训中强化“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要求；在专业技能培训中弘扬“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机关突出“人民公仆”意识与依法行政能力；国企突出“产业报国”精神与精益管理；高校突出“立德树人”初心与学术规范；非公企业突出“合规诚信”经营与社会责任担当）。

　　师资融合与双向赋能：建立由优秀党务工作者、业务专家、劳动模范、技术能手等共同组成的复合型师资库。推行“领导干部上讲台”、“业务骨干讲党课”制度，鼓励交叉授课，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对话，打破“党务干部只讲政治、业务干部只讲业务”的认知壁垒。

　　方式融合与体验升华：广泛采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现场教学、行动学习等互动式、体验式教学方法，将抽象的理论学习与生动的业务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组织到红色教育基地、先进企业、重大工程现场、艰苦岗位开展“行走的课堂”，在实践中感悟理论的力量。

　　大力选树宣传“政治强、业务精”的“双优”标杆：

　　标准导向与价值引领：在评选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技术标兵等各类荣誉时，明确将“政治素质”和“业务业绩”作为核心标准，同等看重。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窗口”，实行动态管理，明确高于普通岗位的政治要求和业务标准，使其成为融合价值的直观体现。

　　立体宣传与故事传播：深入挖掘“双优”典型的先进事迹，通过内部报刊、网站、公众号、宣传栏、事迹报告会、微视频等多种渠道，讲好他们如何将党性原则融入业务决策、如何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解决复杂问题、如何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业绩的生动故事。让先进典型可亲、可敬、可学，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有效激励与成长通道：在干部选拔任用、职称评定、薪酬分配、培训深造等方面，对“双优”典型给予优先考虑和重点倾斜。树立“政治过硬、本领高强者上”的鲜明用人导向，让融合的践行者得到实实在在的认可和回报，形成“融合者吃香、有为者有位”的良好生态。

　　构建彰显党员先进性的常态化岗位实践机制：

　　亮身份、践承诺、受监督：在服务窗口、生产一线、科研岗位等，通过佩戴党员徽章、摆放党员标识、设立党员责任区、公开党员承诺等形式，引导党员亮明身份，自觉接受监督，增强责任意识和荣誉感。

　　设岗定责、积分管理、作用量化：结合业务岗位特点，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攻关项目，明确党员在业务工作中的具体责任和先进标准。探索党员积分管理制度，将党员在业务创新、攻坚克难、服务群众、廉洁自律等方面的表现量化积分，作为评先评优、民主评议的重要依据。

　　案例剖析：某市税务系统“党员示范岗”的辐射效应

　　该市税务局在全市办税服务厅全面推行“党员示范岗”。示范岗党员不仅要求业务技能精湛、服务效率领先，更要求做到“三亮三比三评”：亮身份、亮承诺、亮标准；比技能、比作风、比业绩；群众评议、党员互评、领导点评。他们带头掌握最新税收政策，提供延时服务、预约服务、双语服务等个性化举措，主动解决纳税人缴费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党员示范岗”成为了优质服务的标杆和党建引领业务的窗口，产生了强大的示范辐射效应，带动了整个服务团队效能的提升，纳税人满意度持续位居全省前列，生动诠释了“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深刻内涵，将党的先进性具体化为卓越的服务品质。

　　（四）持续性改进：以科学评估反馈优化融合闭环

　　融合的效果需要科学评估，进程需要动态纠偏。必须建立健全评估、督导、反馈、改进的闭环管理机制，确保融合工作持续优化、落到实处。评估需考虑组织差异：机关侧重政策效能与群众满意度；国企侧重经济效益与政治责任；高校侧重育人成效与学术贡献；非公企业侧重企业发展与党建实效。

　　建立多维量化、科学精准的融合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综合性评估框架构建：突破单纯定性评价的局限，探索构建涵盖“政治引领度、目标协同度、机制健全度、载体有效度、队伍胜任度、发展促进度”六个维度的综合性评估框架。每个维度下设若干可观测、可衡量的具体指标。

　　政治引领度：考察重大决策中党组织政治把关作用发挥情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情况。

　　目标协同度：考察党建工作计划与业务发展规划的匹配度、关联度。

　　机制健全度：考察“一岗双责”、协同决策、联动考核等机制的建设与运行情况。

　　载体有效度：考察融合载体（项目、平台、活动）的创新性、参与度、满意度及实际效果。

　　队伍胜任度：考察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对融合的认识深度、推动能力和实际表现。

　　发展促进度（核心指标）：考察单位核心业务指标（经济增长、科研产出、服务满意度、社会效益等）的完成与提升情况，并尝试通过关联分析、案例对比、专家评估等方法，分析党建工作在其中可辨识的贡献率。

　　多元化评价方法综合运用：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内部与外部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评价方法。综合运用资料查阅、数据分析、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现场观摩、专家评审、第三方评估等多种手段。特别注重听取服务对象、合作伙伴、基层群众的评价意见。

　　完善常态化、嵌入式的督导检查与动态反馈机制：

　　过程性督导与穿透式检查：上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应将党建业务融合情况作为日常监督、巡视巡察、专项检查的重要内容。督导检查不能仅看制度文件、会议记录，更要深入业务一线，通过参与旁听相关会议、与干部职工个别谈话、走访服务对象、分析业务数据等方式，了解真实情况，发现“中梗阻”和“潜规则”。

　　问题反馈与整改落实闭环：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管理制度。对评估和督导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反馈，明确整改要求、责任和时限。对整改情况要进行“回头看”，形成“发现问题—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评估销号”的完整工作闭环，确保问题真改实改，防止问题反弹。

　　探索引入独立、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制：

　　价值与作用：引入高校、科研院所、专业咨询机构等第三方进行独立评估，可以增强评估的客观性、公正性和专业性。第三方凭借其专业方法、中立立场和跨组织比较的视野，能够更准确地诊断问题、提供更具参考价值的改进建议，避免内部评估可能存在的“人情分”和“印象分”。

　　案例借鉴：某省国资委连续三年委托国内知名管理咨询机构，对其监管的省属企业党建业务融合成效进行独立评估。评估机构设计了包含数十项具体指标的量化评价体系，通过数据分析、高管访谈、员工问卷、客户调查、现场核查等方式，形成详尽的评估报告，不仅给出评分和排名，更精准指出各企业在融合方面的优势、短板及改进方向。这份“体检报告”因其客观性和专业性，受到了企业的高度重视，成为企业党委改进工作和董事会考核管理层的重要依据，有效推动了融合工作从“做了”向“做优”、“做实”转变。

　　五、 推进深度融合的对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基于前述“四位一体”路径模型的分析，为进一步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向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发展，特提出以下系统性对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一）推进深度融合的对策建议

　　强化顶层制度供给与刚性执行，破解“系统性协同梗阻”。

　　加强分类指导与精细设计：建议在中央和国家层面已有原则性要求的基础上，由相关部委牵头，研究制定针对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公立医院、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不同领域、不同性质单位的《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或实施细则，提供更具差异化、操作性的指引。

　　强化监督检查与问责追责：将融合制度的落实情况作为巡视巡察、督查考核、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对融合不力、问题突出的单位和领导干部，要严肃批评、督促整改；对因融合不到位导致重大决策失误、业务风险或政治问题的，要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真正让制度“长牙”、“带电”，树立融合的刚性权威。

　　加速数字化转型与智慧赋能，破解“实践性载体虚化”。

　　加强顶层规划与标准引领：建议由中央有关部门牵头，研究制定智慧党建平台与业务系统数据互联互通、业务协同的技术标准、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破除“数据孤岛”和“系统壁垒”。

　　鼓励基层创新与场景开发：支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开发建设务实管用、特色鲜明的智慧融合应用场景。举办创新案例征集、评选和推广活动，促进经验交流与成果共享。

　　提升党员干部数字素养与能力：将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数据思维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提高他们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党建工作、推动业务创新、进行科学决策的本领。

　　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复合型骨干队伍，破解“观念性认知偏差”与“本领恐慌”。

　　优化干部选育管用机制：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更加突出“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的标准，优先选用那些在融合实践中表现突出、既懂党务又懂业务的复合型干部。加大党务干部与业务干部之间的双向交流、轮岗任职力度，使其经历完整锻炼，拓宽视野，提升能力。

　　完善融合型教育培训体系：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教学安排中，增设党建业务融合专题课程，开发系列案例教材和现场教学点。推广“行动学习法”、“复盘工作法”，围绕本单位融合的实际难题组织研讨式、攻关式学习，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提升融合能力。

　　注重在业务骨干中发展党员：把业务骨干、技术能手、创新人才作为党员发展的重要来源，加强培养教育，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拢，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从源头上促进党员队伍的“复合化”。

　　构建常态化长效化推进机制，防止“运动式”倾向与“一阵风”现象。

　　压实主体责任与“一岗双责”：坚持书记抓、抓书记，将融合成效作为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核心内容。领导班子成员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建立定期研判与经验总结制度：各级党委（党组）应定期（如每半年或每年）专题研究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建业务融合工作，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部署新任务。建立“最佳实践”案例库，加强交流互鉴。

　　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误的氛围：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提炼、推广基层在融合实践中创造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对在融合探索中出于公心、担当尽责出现的失误错误，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宽容，激发基层探索融合新路径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二）未来研究展望

　　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实践深化和时代变迁，新的课题将不断涌现。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进一步深耕：

　　融合成效的精准测量与量化评估模型研究。如何科学、准确、可比地测量党建工作对业务发展的“贡献率”或“增值效应”，是理论和实践的共同难题。未来需要综合运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数据科学、社会网络分析等多学科方法，探索构建更具解释力和预测力的量化评估模型与指标体系，推动融合评价从主观经验判断向客观数据分析、从定性描述向定量测度转变。特别是需要开展大规模的实证调研，通过问卷调查、结构化访谈、面板数据追踪等方法，获取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组织融合状况的一手数据，为理论模型提供更扎实的实证支撑。

　　不同组织类型与行业领域的差异化融合路径研究。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高校、医院、非公企业、社会组织等，其组织属性、核心功能、运行逻辑、文化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分类指导，深入探究不同领域融合的特殊规律、重点难点、风险挑战和个性化路径，形成更具针对性的“分类图谱”和“操作指南”，避免“一刀切”。例如，对非公企业，需深入研究党组织如何在缺乏行政权威的情况下有效发挥作用；对互联网企业、社会组织等新兴领域，需探索适应其扁平化、网络化、多元化特点的融合新模式。

　　数字智能技术驱动下融合模式的深度变革研究。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将对组织形态、工作方式、管理模式、沟通形态产生革命性影响。党建工作如何主动拥抱和引领这场变革？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创建虚实结合的融合新场景、新平台、新生态？例如，探索“数字孪生”党组织、AI辅助的党员教育与管理、基于大数据的融合效能实时监测与智能预警等。同时，又如何应对数据安全、算法伦理、数字鸿沟、情感疏离等带来的新挑战？这将是极具前沿性和战略性的研究方向。

　　深度融合的潜在风险与动态平衡机制研究。在大力推进融合的同时，必须关注可能出现的异化风险。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入探讨：如何防止党建工作过度“事务化”、“业务化”而弱化其政治核心功能？如何避免业务工作因过度强调“政治正确”而陷入形式主义，影响专业效率和创新活力？如何建立有效的动态平衡机制，确保融合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健康发展，实现政治属性与专业效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这需要对融合的“度”进行更精细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

　　六、 结论

　　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是提升组织治理效能、应对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本研究通过对这一重大课题的系统性探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深度融合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性。它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围绕中心任务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原理，回应了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提升组织协同效能的时代呼唤，是解决长期存在的“两张皮”顽疾、将党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的战略选择。本文构建的“价值-方法-目标”三位一体理论框架，为理解这一复杂性提供了多维视角。

　　第二，当前融合实践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仍面临体制机制、方法载体、思想观念等多重深层次挑战。“系统性协同梗阻”、“实践性载体虚化”、“观念性认知偏差”等问题相互交织、彼此强化，表明融合已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进行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与创新。同时，需警惕可能出现的“党务工作事务化”与“业务工作形式主义化”两种潜在风险，在动态平衡中寻求最佳融合点。

　　第三，实现真融深融，必须构建并协同推进“制度性嵌入—实践性耦合—价值性内化—持续性改进”四位一体的系统路径模型。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制度性嵌入是根本保障，为融合提供规则框架和初始动力；实践性耦合是关键支撑，为融合提供鲜活场景和实现路径；价值性内化是深层基础，为融合提供心理认同和文化滋养；持续性改进是重要保证，为融合提供优化机制和前进动能。四者缺一不可，必须一体推进、同向发力、形成闭环。同时，该模型的运用需结合党政机关、国企、高校、非公企业等不同类型组织的实际，有所侧重，精准施策。

　　第四，成功的融合实践始终遵循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根本方向，体现着“虚功实做、务实有效”的基本方法论。无论是航天领域的“型号任务党建”，还是政务服务的“党员示范岗”，或是高校科研的“团队支部”，其共通之处在于将党的组织力量、政治工作精准嵌入业务流程的关键环节和业务人员的核心关切，使党建工作成为业务发展的“助推器”、“稳定器”和“凝聚剂”，让业务成效成为检验党建工作质量的“试金石”和“度量衡”。

　　第五，本研究提出的“四位一体”模型及差异化应用思考，不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在组织微观层面的理论回应。它试图回答：在一个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治理情境中，作为政治核心的政党组织，如何通过有效的自我调适与组织创新，深度嵌入并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从而实现政治逻辑与发展逻辑的有机统一、相互增强。这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适应性变革与治理效能提升提供了新的微观视角与分析工具。

　　最后，展望未来，党建业务深度融合的研究与实践仍需持续深化。特别是在量化评估、分类指导、数字赋能以及风险防控等前沿领域，有待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努力，不断探索新规律、创造新经验、形成新理论，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与组织管理理论体系。本研究通过引入实证视角、差异化路径分析和潜在风险提示，旨在抛砖引玉，为推动该领域研究向更精细、更深入方向发展提供参考。

　　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必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它不仅是提升组织效能的“管理命题”，更是巩固执政根基的“政治命题”，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能否行稳致远的“战略命题”。期待理论界与实务界秉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持续探索，不断丰富融合的“中国方案”与“最佳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贡献新的智慧，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更加强大的“红色动力”与制度优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