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浙江省“千万工程”实践地区的实证分析

　　摘要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根基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其根本政治保证与组织保障。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党建引领对乡村振兴的单向推动作用，而对乡村振兴宏大实践如何动态影响、重塑乃至反哺党的建设，即二者间双向互动、共生共进的复杂机理，缺乏系统性理论构建与深度实证检验。本研究旨在突破单向叙事，构建“党建引领-乡村发展-反哺党建”的良性循环理论分析框架，并以中国乡村振兴先行实践——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千万工程”）典型区域（聚焦湖州市安吉县）为实证场域进行深入检验。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政策文本分析、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第一，党建引领通过组织赋能（资源整合）、治理协同（秩序优化）、价值引领（共识塑造）三大机制，系统驱动乡村全面振兴。第二，乡村振兴实践通过能力锤炼（提升干部复合能力）、合法性增进（赢得绩效认同）、创新诱导（催生组织与工作方式革新）三大机制，持续反哺和提升基层党建质量与适应性。本研究揭示，党建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深刻的、结构性的双向赋能与协同演进关系，超越了传统“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或单一“工具理性”的分析范式，展现了政党深度嵌入社会并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的理论内涵，也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乡村振兴，并在发展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提供了兼具学理深度与实践可操作性的路径参考。

　　关键词：​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互动关系；双向赋能；嵌入性治理；“千万工程”

　　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将其提升至关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性、历史性任务的高度。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中，“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然离不开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学术界对此给予了广泛关注，成果丰硕，但主流研究多隐含“单向因果”预设，聚焦于“党建如何引领乡村振兴”，将党组织视为主动的施动者，乡村为被动的受动对象。这种视角简化了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未能充分回答：乡村振兴是否及如何反过来影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建引领的成功实践，是否在改变乡村的同时也重塑了党自身在基层的形态、功能与合法性基础？党建与乡村振兴之间，可能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双向互动的、共生演进的“循环关系”。

　　（二）研究目标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1. 理论构建：​ 构建解析党建与乡村振兴双向互动关系的整合性理论模型。2. 实证检验：​ 以浙江“千万工程”典型区域为案例，深度验证互动机制。3. 政策启示：​ 提炼促进良性循环的优化路径。

　　理论意义在于，将二者关系从“工具-目的”论提升至“系统共生”论，为理解中国政治体系中发展与政党建设的辩证关系提供微观分析框架，弥补互动机制研究的不足。实践意义在于，为基层党组织在推动振兴中锤炼自身、实现“抓发展”与“抓党建”有机统一提供镜鉴，夯实党在乡村的执政根基。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采用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混合研究方法。定性方法（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用于深度探索互动过程与机制；定量方法（问卷调查）用于在一定范围内检验变量关系。选取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为核心案例，因其是“千万工程”标杆、“两山”理念诞生地，党建与发展的融合度高，互动机制表现典型。

　　论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评析；第三部分构建理论框架并提出假设；第四部分介绍研究设计；第五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第六部分总结讨论；第七部分提出政策建议。

　　文献综述

　　（一）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功能、角色与路径研究

　　此部分文献是主流，学者们阐释了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核心作用：1. 政治引领与方向保障（周庆智，2017）；2. 组织动员与资源整合（王绍光，2014；张晓山，2019）；3. 乡村治理与秩序建构，特别是在引领“三治融合”中的作用（郁建兴，2019；桂华，2021）；4. 人才集聚与主体培育（吴理财，2018）。

　　（二）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挑战、转型与调适研究

　　这部分文献关注新任务对党组织自身建设的新要求：1. 功能定位从“管理”向“服务与引领”转型（王浦劬，2018）；2. 组织设置与运行机制为适应新业态、新结构而创新（叶本乾，2021；陈文胜，2022）；3. 干部队伍能力建设的迫切性（景跃进等，2019）；4. 通过绩效与程序合法性维系群众基础（周雪光，2017）。

　　（三）研究评述与本研究的切入点

　　现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1. 主流研究的“单向度”倾向，简化了互动关系；2. “反向影响”研究薄弱且碎片化，缺乏系统性机制分析；3. 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因此，本研究的切入点在于：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二者间的双向互动、共生共进关系，构建整合性理论框架，并将“乡村振兴对党建的反馈与塑造”提升至核心理论地位进行实证探究。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核心概念界定

　　党建引领：​ 指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其政治、组织、群众优势，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政治引领、组织动员、资源整合、服务保障和价值导向等综合作用的过程与能力。操作化为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凝聚力。

　　乡村振兴成效：​ 依据国家战略规划，指乡村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方面的实质性进展，操作化为一系列可观测指标。

　　（二）双向互动关系理论模型构建：一个“政党-社会”共生视角

　　本框架超越传统的“国家（政党）中心论”或“社会中心论”，借鉴并融合了“嵌入性”理论（Granovetter, 1985）、资源依赖理论（Pfeffer & Salancik, 1978）及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提出一个“政党引领-社会反馈”的动态共生模型。在此模型中，政党（通过基层党组织）并非外在于乡村社会的控制者，而是深度“嵌入”社会经济网络之中的核心行动者。这种嵌入是双向的：一方面，政党通过组织、价值与治理体系主动“嵌入”并试图塑造社会发展进程（党建引领）；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的绩效与提出的新需求，也持续地“嵌入”并重塑政党的组织结构、功能与合法性基础（社会反馈）。资源依赖关系在此表现为，党组织不仅依赖并整合外部资源以推动发展，更通过成功引领发展而创造了新的政治与社会资源（如认同、权威），从而改变了自身的资源依赖结构和权力地位。

　　互动关系的核心机制如下：

　　1. 正向路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三大驱动机制

　　（1）组织赋能机制。​ 党组织作为“结构性节点”，进行跨领域、跨层级的资源链接与整合（政策、市场、社会、土地劳力资源），超越个体与一般组织的局限。

　　（2）治理协同机制。​ 党组织扮演“元治理者”角色，引领“三治融合”，将自治活力、法治权威与德治教化有机结合，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乡村秩序。

　　（3）价值引领机制。​ 通过思想宣传、党员示范，塑造和引领主流价值观与发展理念（如生态文明、共同富裕），为发展提供共同思想基础和内生动力。

　　2. 反馈路径：乡村振兴反哺党建的三大重塑机制

　　（1）能力锤炼与绩效彰显机制。​ 领导复杂乡村振兴实践，全方位锻炼党员干部的市场经济、公共管理、群众工作等复合能力。成功绩效直接彰显组织战斗力与干部胜任力。

　　（2）合法性增进与认同强化机制。​ 乡村振兴带来的切实获得感（经济收入、环境美化、服务改善）转化为民众对党组织的信任与支持，基于绩效的政治认同反向巩固了执政合法性。

　　（3）问题倒逼与组织创新诱导机制。​ 乡村振兴催生的新业态、新群体、新问题，诱导党组织进行自我调适与创新。这可分为两类：A. 需求拉动型创新：为服务和发展新兴领域（如电商、民宿集群）而主动创设新型组织（如产业链党支部、民宿联盟党小组），旨在扩展组织覆盖与引领功能。B. 问题倒逼型创新：为应对发展中出现的尖锐矛盾或治理难题（如跨区域项目协调、利益纠纷）而被动催生的协调机制或临时性组织（如项目临时党委、区域党建联建），旨在化解冲突、整合利益。两种创新均重塑了党建形态，前者更侧重于组织网络的扩展与功能专业化，后者更侧重于治理能力的提升与结构的弹性重组。

　　3. 互动循环模型表述

　　上述机制构成一个动态、持续的“引领-反馈”强化循环。其运行路径可表述为：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赋能、治理协同、价值引领驱动乡村振兴取得初步成效 → 这些成效锤炼了组织能力、增进了政治合法性，并为适应新发展需求而诱导出组织与工作创新（包括需求拉动型与问题倒逼型）→ 能力更强、认同度更高、形态更具适应性的党组织，进而能够更有效地整合资源、优化治理、凝聚共识，推动乡村向更高质量振兴迈进 → 更高水平的发展又带来更强的反馈效应……如此循环往复，形成党建质量与乡村发展水平螺旋式上升的共生格局。

　　（三）研究假设

　　H1（正向影响假设）：​ 在控制其他因素下，村庄的党建引领水平对其乡村振兴成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反向影响假设）：​ 在控制其他因素下，村庄的乡村振兴成效水平，对其后续的党建质量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反馈影响。

　　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案例选择：浙江省“千万工程”实践区

　　选择浙江安吉为核心案例，因其具有极端典型性与理论启发性：是“千万工程”标杆、“两山”理念诞生地，党建与发展融合创新活跃。

　　（二）数据收集方法

　　采用多源数据三角验证：

　　文献与政策文本分析（中央至县级文件、统计年鉴）。

　　半结构化深度访谈（42人，包括县乡村干部、党员、村民、外来经营者）。

　　参与式观察（在余村、大竹园村进行驻村观察）。

　　问卷调查（在安吉8乡镇24村发放问卷500份，有效回收476份，测量村民对振兴成效与党建工作的感知）。

　　（三）数据分析策略

　　质性数据分析：​ 采用扎根理论三级编码提炼机制；运用过程追踪法重构余村转型历程。

　　定量数据分析：​ 使用SPSS和Stata进行描述性统计、信效度检验、相关性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检验H1与H2。

　　实证分析与发现

　　（一）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1. 组织赋能：​ 如“天目山乡村旅游党建联盟”整合区域资源，“支部领办合作社”提升白茶产业议价能力。78.6%的村民认可党支部的带富作用。

　　2. 治理协同：​ “网格党建”实现精细化服务，“三治融合”实践（如余村“五议两公开”、“道德积分银行”）提升治理效能。相关满意度指标均超过82%。

　　3. 价值引领：​ “两山”理念深刻重塑发展路径（余村转型），党员先锋岗示范文明乡风。91.2%的村民认同环保与发展的关系。

　　定量检验H1：​ 党建引领指数与乡村振兴成效感知指数强相关（r=0.783, p<0.001）。回归分析显示，党建引领对振兴成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692, p<0.001），H1得证。

　　（二）乡村振兴反哺党建的反馈效应

　　1. 能力锤炼：​ 干部在项目推进、环境治理中学习市场经济、公共管理知识，从“事务型”转向“发展型”。

　　2. 合法性增进：​ 发展绩效直接提升党组织威信。余村村民对党组织满意度达96.8%，后进村通过办实事赢得信任。

　　3. 创新诱导：​ 区分两种类型：

　　需求拉动型创新：​ 为服务白茶、民宿、电商等新业态，自发成立“产业链党支部”、“民宿联盟党支部”、“红色驿站”。（访谈：鄣吴镇民宿联盟党支部书记）

　　问题倒逼型创新：​ 为协调跨村重大项目，成立“项目临时党委”；为解决治理难题，形成区域化党建联建机制。（访谈：梅溪镇党委副书记）

　　定量检验H2：​ 村民感知的过去五年发展成效，对当前党建评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41, p<0.001），为H2提供支持证据。

　　（三）整合性案例分析：余村的螺旋式上升

　　余村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历程，完整展现了互动循环：理念引领下的党建驱动艰难转型（能力锤炼期）→ 生态与经济成效显现（合法性增进期）→ 旅游发展催生管理新需求（诱导“旅游管理党小组”等创新）→ 更强组织力推动更高水平振兴。

　　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研究发现

　　本研究证实了党建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互动关系，核心是“组织赋能、治理协同、价值引领”三大驱动机制与“能力锤炼、合法性增进、创新诱导”三大反馈机制构成的动态循环。互动本质是政党深度嵌入社会并与社会相互建构、共生演进的过程。

　　（二）理论贡献

　　提出“双向互动”新范式，突破了单向度研究，构建了整合性的“驱动-反馈”循环模型。

　　深化对中国乡村治理逻辑的理解，揭示了党的领导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被持续检验与重塑的变量，乡村振兴亦是党的自我革命场域。

　　丰富政党适应性理论，提出了中国语境下“任务驱动型适应”的新类型，涵盖了需求拉动与问题倒逼两种创新路径。

　　实现理论对话与超越：本研究模型将政党视为能动的嵌入者，超越了“国家-社会”二元对立；它揭示了政党不仅依赖资源，更能创造资源，丰富了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展现了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通过政党中介深度互嵌的过程。

　　（三）实践启示

　　牢固树立“抓党建促发展，抓发展强党建”的辩证思维，建立党建与发展联动考核机制。

　　在振兴实践中压担子，锤炼基层党组织引领发展能力。

　　积极认可并推广由发展需求诱导的党建创新（无论是需求拉动型还是问题倒逼型），保持组织体系的适应性。

　　善于将发展绩效转化为政治认同，在宣传中有机联系党的领导作用。

　　（四）研究局限、比较视角与未来展望

　　局限：​ 1. 案例（浙江）的独特性与推广性需谨慎；2. 定量数据的截面性质；3. 测量的主观性。

　　比较视角与理论张力：​ 本研究基于发达地区成功案例。在资源匮乏或发展滞后地区，双向互动机制可能面临不同约束：党建的“组织赋能”可能因初始资源匮乏而启动困难；“绩效合法性”的建立可能更依赖基础公共服务供给而非经济增长；“创新诱导”可能因能力与资源限制而更为缓慢或形式化。这提示，双向互动的强度、具体形式与可持续性，受到地区初始发展条件、资源禀赋与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发达地区的“共生共进”循环，在欠发达地区可能表现为“弱党建-弱发展”的锁定状态，或需要更强外部干预（如下派第一书记、对口支援）来启动初始循环。

　　未来展望：​ 1. 开展东、中、西部多案例比较研究，探究互动机制发生的条件与边界；2. 收集历时性面板数据，运用更严谨计量方法检验因果；3. 深入探究数字乡村、共同富裕等新背景下互动模式的新特征。

　　政策建议

　　（一）机制耦合层面：构建一体化考核与推进体系

　　优化考核，提高“党建引领作用”在振兴考核中的权重，将“振兴成效”纳入党建考核核心。推行村书记抓党建与述发展“双报告、双评议”制度。

　　（二）能力建设层面：聚焦实战锻造骨干队伍

　　实施“头雁工程”实战培训（现场教学、异地挂职）。强化党员致富带富技能培训。完善村干部激励保障与容错机制。

　　（三）载体创新层面：顺应需求激发组织活力

　　鼓励按需设立功能性党组织（产业链、项目上）。推广“党群创业互助”模式。深化“数字党建”赋能治理与服务。

　　（四）认同建构层面：讲好故事夯实执政根基

　　建立发展成果与党建关联的常态化宣传机制。畅通民意反馈与监督渠道（如“阳光村务”APP）。推动形成党建引领下的“共建共治共享”乡村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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