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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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哥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认识的,至今已有30多年。

有一年，县教育局在定安中心校举办田林县西部“五乡镇”（定安镇、高龙乡、八渡瑶族乡、福达瑶族乡、者苗乡）教学观摩活动，由各乡镇教办室主任和教研员带领本乡镇部分骨干教师参加活动。那时候，哥良担任高龙乡教办室主任，我在福达瑶族乡教办室担任教研员，在这次活动中我们互相认识了。

他知道我老家原属者苗乡，1984年机构改革时才被划归新建的福达瑶族乡。现在，我们同在县城居住，虽然不同在一个小区，但相隔不远，早晚我们经常在一起漫步聊天。因为我们的职业生涯差不多，都是“小学教学教育——乡镇党委（政府）——县直单位”这一路径，因而共同话题特别多。

哥良对我说，他在我老乡有一段3个月的实习经历，虽然时间短暂，但者苗纯朴善良、热情好客的民风令他至今难忘。

有一次在漫步时，他向我叙述了那段实习的经历——“我于1973年8月毕业于田林县‘五.七’劳动学校。按照惯例，毕业前要进行为期3个月的教学实习。

“说起田林县‘五.七’劳动学校，还有一段辉煌而曲折的历史渊源：

1907年出于广西西林县定安乡（今田林县定安镇）那门村洞城屯的岑永杰，幼随那劳乡的族伯岑春煊旅居穗沪。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南京中央大学攻读中国文学，之后转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为走‘教育救国’之路，又转到上海暨南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期间，曾到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北郊创办的晓庄师范见习，深受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谢绝了担任要职的堂兄岑德彰、岑德麟介绍在沪工作的好意，执意回广西边区山乡办学。

1937年秋，田西、西林、隆林、乐业四县联立中学在田西县（今田林县）成立，校址在当时的田西县城潞城五里圩山脚下，那个当地群众叫做‘洞六’的地方，岑永杰被委任为校长。后因考入师资班的人多，便将校名改为田西师范，并招收简易师范班和高师班，专门培养边远地区教育人才。

1941年2月，学校又奉令改称省立百色师范学校，校政仍由他主持。日本投降后，百色师范迁到百色。

“百色师范迁到百色后，1959年，田林县在田林中学附设简师，地点在县壮校旧址；1965年，开办简易师范班，校址在央牙林场，1966年迁到潞城中学院内，后因‘文革大革命’于1968年停办。

1970年9月，田林县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1973年2月‘共大’更名‘五.七’劳动学校，1974年6月‘五.七’劳动学校改名为田林县师范学校，校址在潞城公社五里圩山脚下的‘洞六’（原田西师范旧址），1980年迁到县城乐里。

“1973年5月初，我被学校安排到者苗公社实习。那时候，田林县西部的三个公社（原来只有定安、八渡、者苗三个公社，1984年机构改革新建福达瑶族乡、高龙乡后，田林西部共有五个乡镇），当时只有定安、者苗两个公社通公路（八渡公社只有平楼至福达这一段通公路，福达至八渡还没有通公路），但只有省道过境的定安通班车，而且也是隔两三天才有一班。我从潞城搭乘班车到福达后，再走‘福达——者苗’公路步行21公里。

“到者苗学区报到时，罗主任对我说：‘小黄，现在八中大队弄麦小学的王老师外出短训学习，我正愁找不到人去顶课，你来得正好，学区安排你到那里实习。你是师范科班出身，没有老师指导也无多大问题，我会久不久派学区辅导员去看你。只是那里位于者苗、板桃、八渡3个公社交界处，比较偏僻，离公社很远，委屈你了！’

“由于地处偏远，通往弄麦的小路又到处有分岔，难以分清那条往弄麦，那条往群众的山地。学区辅导员黄老师第一次去弄麦指导我教学时就走错了路，直到遇到从山地干活回来的群众，才跟着一起到弄麦。

“我去报到前，学校已事先打电话通知罗主任，当时公社所在地几乎都没有粉店或饭店，得知消息的罗主任已在家准备好饭菜。吃完饭，他问我走路累不累？我说作为农家子弟又是年轻人，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当天亲自送我去弄麦小学。从者苗到八中约走两个多小时，再从八中走到弄麦，又要走约一个钟头，步行总共3个多小时，到弄麦天已经全黑了。在村口，罗主任见到一位村民，便说明来意，那大叔爽快地带我们到队长家。

“弄麦是一个小屯，当时只有10多户人家。因为那位民办教师王老师已在两天前去短训，见我到来，队长高兴地说：‘罗主任，你带小黄过来就好了，不然这帮小孩没人上课又放羊了！’那晚，我和罗主任就在队长家食宿。队长一家像待贵客一样，杀鸡煮饭菜热情款待我们。第二早，队长把罗主任和我带到学校，开门把我安顿好后，罗主任才回学区。

“八中小学是大队完小，当时还办有附中（初中班），校长是农老师，德保县人，与当地姑娘结婚安家落户。平时我来回者苗买米和日用品都是在八中小学停下来休息。农校长每次见到我，总是拉我到他家吃饭，他一家非常热情，我就像到自家的感觉一样。那时候，全大队教师久不久要到大队完小集中，开展政治学习和教研活动，虽然大队小学有内宿老师，有厨房餐具，但每次集中，农校长无论如何都要让大家到他家吃饭，每次他都交代家人杀鸡宰鸭，准备饭菜等候，可是我们要开米票和付伙食费，他都坚辞不收。

“有时吃完晚饭还要开会，不能喝酒。散会后，家住八中对面八三生产队的王老师总是到八中亲戚家借来鱼网，然后笑着对大伙说：‘你们在家煮饭备酒等着，我去河里要下酒菜！’然后指定一位老师带着电筒陪着他。那时候，八中河的鱼非常多，一个多钟头后，他们便满载而归，起码打得近一桶各种各样的鱼。大家于是立即动手，有煎有煮，然后喝酒宵夜，大家都不亦乐乎！

“在弄麦实习那段时间，我关心爱护学生，把在校所学知识毫无保留地运用到教学上，教学很快有声有色，赢得了家长的赞誉和学生的爱戴。村民们总是‘投桃报李’，平时经常关注我的生活，比如我还有没有菜？还有没有柴火？于是，门边不时放着一两把刚从菜园里采摘的新鲜蔬菜；屋角，不时有一两捆新砍的干柴……

弄麦屯地广人少，到处是原始森林，村民们经常用大铁夹夹到野猪等大型野兽，不论哪家都要割一大块肉给我，拉我到家吃饭。逢年过节或有喜庆也总是拉我到家里吃饭，即便没有小孩上学的家庭也是如此。还没有分田到户前，每到农历七月十四（中元节），这里的群众都有宰牛过节的习惯，肉是按户头来分的，每户一份，村民们早把我当作寨子里的一员，也分给了我一份。”

哥良说到这里，我插话说：那些年代家校关系、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我也是深有体会的。1981年7月，我从广西百色地区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县教育局分配我回家乡者苗公社工作，学区把我安排到位于者苗、定安、八渡三个公社交界处的央香小学任教，央香的群众待我也和弄麦群众待你是一样的。

“在八中，群众都知道有个小伙子到弄麦实习，只要见到我都热情地向我打招呼，请我到家里吃饭，他们总这样说：‘出门在外，谁又带着锅头碗筷跟着呢？’最令我感动的是，我有个姓罗的同学（他到其他公社实习），家在八中，他的父亲罗叔知道消息后，星期六经常守在路口，直到拉我到他家吃一餐饭为止。还说，以后要经常来往，把他家当作自家一样，口渴肚饿就进家喝水吃饭，不要客气。

“还有住在村头的那户人家，去弄麦的路就经过他家门口，每次路过，他都热情地叫我进家喝水吃饭，每次我都谢绝了。有一次，可能他家办什么喜事，杀鸡宰鸭，亲戚也不少，他见到我立即把我拉进家里，非让我吃饭不可......八中大队的群众，真是热情善良，虽然其他生产队我没有到过，但从弄麦和八中两个屯看，可见一斑。”

哥良这一说，我又插话道：其实在者苗乡，不论哪个村屯都是一样的，群众都是那样纯朴善良、热情好客。1979年7月参加第二次高考，我考上了广西百色地区民族师范学校，与我一起考上中专的（没有人考上大学），者苗公社还有百隆大队平宁小学的民办教师黄哥。

8月底我们到县医院体检，回来的时候，黄哥对我说：“你是搭两天后的班车回去，还是跟我坐班车到旧州，再从旧州走小路回家？”由于等车时间太久，资金有限，我不假思索地对黄哥说：“跟你走小路算了，以前我跟叔叔他们到板桃顶仁走亲戚走过两回，应该还记得路。”

坐班车到旧州后，我们便走向了小路。黄哥老家离旧州不是很远，群众经常到旧州赶街，对他来说已是轻车熟路。到平宁时，黄哥对我说：“今天天气很热，又走这么远的山路，离你家还远，恐怕你赶到家也很夜了，还是先到我家第二早再走吧？”

由于归心似箭，想早点到家，我谢绝了黄哥的好意，继续前行。也许天气太热，又急着赶路，我可能中暑了，感觉眼皮有些睁不开，脚也差点迈不动了。那时也不知道从平宁过来是哪些村屯，不过，过路或是去山地劳动的群众见到我，都关切地对我说：“侄子，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发痧了呀？跟我们到家里休息吧？”

为了尽快到家，我还是谢绝坚持着。直到八中附近，我实在坚持不住了，便躺在路边的草丛中。这时，一对中年夫妇从地里收工回来，见到我这个样子，便把马驮上的柴火卸下来，把晕晕乎乎的我扶上马，让我扑在马背上，然后女的在前面牵马，男的在后面看护我。

来到八中村头，中年夫妇正要把我带到他们家。这时，忽然有个大伯走过来，问：“这是谁呀？怎么啦？”“我们也不认识，他说是那烧人。”那男的说。良久，那大伯托起我的脸细看，然后说：“这是我家的侄子，是我老婆的侄子，我认识。”

原来是我的族姑父！我的族姑早年嫁到八中，姑父姑母经常回娘家探亲，认得我。姑父谢过那对夫妇，把我扶下马，带进他家。然后姑父从山上找来中草药，熬煮给我服下，又交代姑母杀鸡给我补身子，后来每天也是一个鸡蛋汤，3天后正逢者苗街日，姑父便托人传话给父亲把我接回家。这些恩人的恩情，真是没齿难忘啊！我说完，哥良又继续说——

“后来，农校长知道这件事后，提醒我最好不要进这户人家的家门，也不说为什么，弄得我一头雾水。可是，我看那户人家那么诚实善良，有一次我到者苗买米，结果把口袋弄丢了，恰好他老婆也在旁边买东西，见状后对我说：‘阿侄，阿婶我拿了两只布袋，你就先拿一个去装米吧？我知道你在弄麦教书，哪天顺路送回来给婶就行了’。

“再后来我还得知，那户人家的户主有一次在大队召开的‘忆苦思甜’大会上被批斗了。原来，他家家庭成分不好，属于‘牛鬼蛇神’之类。

“直到几年前，那户人家的儿子（比我小几岁）到县城买车，我正好遇上，于是跟他谈起了当年那些事。他说，解放前他家在祖父那辈也很穷，几乎连下锅的油盐都没有，后来省吃俭用，硬是买了几亩薄田，一家人起早贪黑捡野外的牛屎马粪改良土壤，粮食越收越多，后来又买了一些良田，还把几亩自己种不完的田租出去，结果土改的时候，就被划成了地主。其实，那时祖父收租并不重，对比起来，和现在全家外出打工的农户把田租给亲戚耕种收的粮食差不多。争不到田租的那些户，还感到可惜呢。现在有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一切都好了！”

“那个年代，真是不易啊！我们要把当年经历的这些故事讲给我们的子孙，让他们弘扬中华民族纯朴善良、乐于助人等传统美德，珍惜改革开放带来的富足幸福生活！”最后，哥良感慨地这样说。

作者简介：班祖恒，男，壮族，广西田林人，广西百色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已出版文学作品集《百叶草》、传记《弯弯的路》、小小说集《市井偶拾》、报告文学集《浪海观潮》、散文集《那人 那事 那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