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青春的旅程》（7-8）

中篇小说《青春的旅程》（7-8）

作者：洪小留 网名：采风

 七、乡野执教，难圆高考梦

 1976年的风，还带着电影《决裂》的余温。我和长青、汤惠玲、朝阳几个，依旧守在这片熟悉的乡土上。不是我们不够勤勉——田埂上的脚印比谁都深，晒谷场上的汗珠比谁都亮——只是那年的大学推荐名额，像春日里稀有的雨，终究没有落在我们的头顶。日月轮转，仿佛都绕着我们走，把曾经的期待，碾成了田垄里的尘土。

转年到了1977，二月杏花刚褪尽枝头的粉白，三月桃花便被春风吹得满阶狼藉。就在这时，洪巷大队的干部找到了我，说要把我从洪巷初中调回去，做大队的负责教师，管着四所小学的教学，还得兼一个班的数学课。他们的话里藏着暗示：若不肯回，下半年的推荐名额，我依旧没半分指望。命运的岔路口横在眼前，一边是熟悉的农耕生活，一边是未知的讲台。风一吹，便搅得人心头发颤。

最终，我还是踏上了去洪巷大队的路。新的选择像清晨第一缕漫过窗棂的阳光，轻轻落在我摊开的旧书页上，混着纸页的温香，竟让日子有了盼头。原来生活的甜，有时就从带着笑意醒来开始——心里装着对讲台的期待，脚下踩着对未来的从容，每一步都走得踏实。

我的办公室安在东湖小学。每周除了给学生上数学课，还得步行去另外三所小学听课、检查，月底再往公社跑，向教育干事李才丙汇报工作。李干事是个实诚人，为人正直，待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格外关照，就是嗜点小酒。每次他来洪巷检查，我总先带他去各个小学转一圈，让他看看教学情况，再顺着他的意，找个地方小酌。

到了东湖小学，晚饭总在教师们家里搭伙。六个教师里，王存照老师是长辈，脾气温和，师母更是热心肠，我们常去他家蹭饭，一进门就能闻见柴火灶炒的青菜香。还有王玉香和许桂英两位女教师，酒量竟比男同志还厉害，两人凑一起能喝一斤白酒，好几次把李干事喝得满脸通红，脚步发飘，最后还是我扶着他回公社。

那时的负责教师，除了管教学，还得牵头搞大队的文艺宣传。我立刻想到了汤惠玲——她下放在洪巷大队坂上生产队，离我村洪家大屋不远，唱歌跳舞样样行，肚子里还装着不少墨水。我找到她，把组织宣传队的想法一说，她当即就应了。

往后的日子，宣传队成了各个生产队的"流动戏台"。到了哪个队演出，社员们就早早搭好简易舞台，摆上几条长凳，晚饭还会特意多做两个菜，招待我们这些"演员"。汤惠玲站在台上唱歌时，月光洒在她身上，连衣角都泛着光；我们演小话剧时，台下的掌声能盖过田埂上的蛙鸣。这支宣传队，渐渐成了洪巷大队干部群众嘴里的"稀罕物"，走到哪都受欢迎。

汤惠玲常约我去她住处一起写宣传稿、改剧本。有天傍晚，她托人捎信，让我晚上过去。我到的时候，天已擦黑，她的小屋里飘着栀枝花的香——书桌上摆着一个粗瓷瓶，里面插着几枝刚摘的栀枝花，花瓣上还沾着水珠。我们坐在灯光下，从宣传队的节目聊到各自的生活，从田里的庄稼聊到远方的家人，唯独没提写稿的事。

聊着聊着，突然停电了，屋里瞬间陷入漆黑。没有灯，倒也没觉得尴尬，我们就坐在黑暗里，继续聊理想和前程。她说想考大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说想把学生教好，让他们将来能有更多选择。那时的友谊，像田埂上的蒲公英，干净又纯粹，没半点杂尘。后来隔壁的老妈妈听见屋里没了动静，端着一支蜡烛过来，昏黄的光一照，才看清彼此眼里的光。

那年秋天，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惊雷一样炸响在村里。我们这些知青都动了心，白天忙着教学、下地，晚上就凑在灯光下啃书本，连吃饭都捧着课本。揭榜那天，我和汤惠玲都在预选名单里，可谁也不知道具体分数。填报志愿时，我凭着一股冲劲填得太高，最后落了榜；汤惠玲的志愿也没能如愿。而长青、朝阳他们在洪巷初中任教，有更多时间复习，最终考上了大学，圆了人生理想。

那天，我和汤惠玲坐在田埂上，看着夕阳把远山染成橘红色。我们曾以为理想能抵过所有艰难，可现实却像深秋的霜，冷冷地打在脸上。风里飘着稻子的香，却吹不散心里的怅然——原来有些时候，崇高的理想，终究敌不过残酷的现实。

 八、姻缘天定，转正新机

1978年的风，终于吹来了改革开放的讯息，却没立刻吹走我在洪巷大队的日子。我仍是分管教学的负责教师，常住王存照老师家——那间土坯房的屋檐下，总飘着比自家还暖的烟火气。

王老师待我像亲儿子。起初是生活里的细碎关照，后来便开始替我操心终身大事。那时我没正式工作，脚还扎在农村的泥土里，他介绍的几个姑娘，我都没敢点头。直到某天傍晚，他坐在煤油灯旁，就着昏黄的光叹道："要是我有个跟你一般大的女儿，指定让她跟你。"那句话像颗暖糖，在心里慢慢化开来，甜得我鼻尖发涩。王玉香老师也常旁敲侧击，说王老师总念着我的事。我早把王老师当成了父亲，这份牵挂，比什么都重。

可那时我心里压着别的事。没考上大学的遗憾还没散，父亲身体又不好，我却总提不起劲——好像心里的某块地方，还等着什么，没敢轻易给人。

转眼到了1979年春天，洪巷公社开团组织会议，我负责部分组织工作。会场里挤着全公社的团员，人来人往的喧闹中，一个村姑与我擦肩而过。她突然抬眼，给了我一个微笑，眉眼弯得像初春的月牙，素净的蓝布衫也掩不住那份鲜活的美。我愣了愣，也回了个微笑，转身便忘了这事——那时的日子像流水，这样的擦肩而过，本就该是寻常。

没想到，后来跟王老师闲聊时提了一嘴，他倒放在了心上。没过几天，他让王玉香老师去打听，才知道那姑娘竟是玉香老师的侄女。对方没反对，我却还是没敢应——父亲的病突然重了。家里的天像是塌了一角，我整日忙着陪父亲看病，个人的事早抛到了脑后。

那年冬天来得早，雪下得纷纷扬扬。星期天我在家烧开水，壶刚响，门帘就被掀开了，汤惠玲走了进来，身边跟着个西装革履的先生。她的声音比屋外的雪还轻："我找着对象了，特地来告诉你。"我赶紧沏了茶，让他们坐，还留他们吃饭，可他们没多待，很快就走了。门关上的那一刻，我望着窗外的雪，突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块——从那以后，我们再没联系过，直到如今，只剩一段模糊的回忆。就像《西海情歌》里唱的，"自从你离去之后，温柔也随之离散，等待在这雪山路漫漫，听寒风呼啸依旧……"

也是那年，洪方科老师师范毕业，分到了东湖小学。从此上下班的路上，多了个伴，田埂上的脚步声，终于不再孤单。

1979年的洪巷初中，像棵换了新叶的树。一部分年轻教师考走了，又涌进来一批新鲜血液：治平、相国、富才、昌斌带着朝气来报到，道刚、许树青、丁道合几位老教师仍守着讲台，还有师范分来的吴启斌、藏青、沈亚佳……只是胡学海老师回了河南，少了个能一起唠嗑的老伙计。我也终于从洪巷大队回到母校，教政治和历史。课程不算重，可我心里还揣着高考的梦——只是这梦，很快就碎了。恢复高考后，高中抓得紧，我们这些社会青年本就难敌应届生，更何况高考加了外语，而我高中时根本没学过英语。那道门槛，硬生生把我拦在了门外。

1980年，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年份，悲与喜像两根绳子，紧紧缠着我。中秋节过完，父亲还是走了。我抱着他的遗像，哭得浑身发抖，觉得天塌地陷，连呼吸都疼。就在我最狼狈的时候，亲叔成友找到了王老师，两位王老师一商量，又提起了玉香老师的侄女。这一次，我点了头——在失去至亲的痛苦里，这份带着温度的牵挂，成了我能抓住的浮木。我们成了家，没有轰轰烈烈的仪式，却有两位王老师忙前忙后的身影，他们是我的恩人，这份情，我记了一辈子。

也是这年，民师转正的机会来了。全县只有两个政治教师的名额，难度比考大学还大。十月，通过两轮考试，我竟考上了。区教育干事骆家荣老师跑前跑后，帮我协调县、区、社的关系，一路绿灯。他是我的老师，更是我人生路上的引路人。这些人，这些事，像星星一样，亮在我青葱岁月的夜空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