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青春旅程》（3-4）

 三、梦碎与离别

高二下学期，秋风像一把细而凉的梳子，悄悄梳理着校园的枝叶。凉意钻进衣领，也钻进心里。那时，我们背负着双重任务：一是毕业考试——邓小平二次复出后，学校教学质量被前所未有地强调，这场考试成了必须跨越的门槛；二是回乡务农——我们被定义为“回乡知青”，这是时代赋予的特殊使命。岁月如流水，不声不响地带走青春，却在记忆深处刻下深浅不一的痕迹。

国庆过后，“招飞”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了高中毕业生平静的心湖，激起层层涟漪。飞行员——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职业！可一想到家中年近六旬的父母，我的心便揪紧了。父母老了，我若飞走，谁来照料他们？二姐是抱养的，终究要出嫁，无法长久陪伴。可梦想的火焰仍在胸腔燃烧，我还是怀着矛盾与渴望报了名。

体检在区医院——当地人叫它“无为三院”——坐落在竹丝湖畔。那天，我既紧张又期待。视力、内科、外科，一项项顺利过关，我的视力达到1.5，喜悦在心底膨胀。就在这时，医生的目光停在我左小腿上——一小块筋肉微微突起。那是“双抢”时节割稻时留下的伤：一条蚂蟥死死咬住我的腿，我慌乱中用链刀背去砍，却误伤了自己。医生轻轻摇头，我的心沉了下去。就这样，我与飞行员的梦想擦肩而过，那份遗憾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心口，多年未散。

毕业临近，我们班四十人，男生三十九，女生仅洪成梅一人。还有个叫陆兰芬的女生，高一便休学了。那时的我一心向学，对男女之事懵懂无知。但班上几位年长的同学，已在心底萌动着朦胧的情愫——潘学本、程保华、田良金，常趁课余低声谈论爱情。

潘学本是副班长，也是最爱说笑的人。一个夏夜，晚自习散后，教室里只剩我们几人。他又说起陆兰芬，言语间满是倾慕。我与田良金、相国、朱先承、谢富贵相视一笑，调皮地关灯，还趁机脱下他的短裤。灯忽然亮起，他满脸通红，窘迫站在那里。我心中一软，赶紧再关灯替他解围。那些年少的玩笑与懵懂，如今回想，都带着岁月的柔光。

在那个年代，恋爱是件奢侈的事，但联谊成了情感交流的珍贵方式。成梅作为班上唯一的女生，常被邀请去同学家做客。我、相国、向阳都热情相邀。富贵、富才、小泉远在瓜城，如今已记不清成梅是否去过他们家，只记得富才那满心期待的神情。这些小事，虽已尘封，却在记忆中散发着温暖的光。

十二月，寒风凛冽，我们在寝室门前拍毕业照。我对着镜子整理蓬乱的头发，向成梅借梳子梳理。这一幕被陈校长看见，他笑着说：“小留还挺注意形象。”同学们哄然大笑，那笑声至今仍在耳边回荡，带着青春特有的清脆与明亮。

那时国家没有高考，想上大学，必须先去农村锻炼两年，手上磨出老茧，积累经验，最好在农村入党，才有被推荐的希望。我们明知命运的无奈，却仍努力向前。就像电影《决裂》中，教授讲解“马尾巴的功能”被学生哄笑——那是知识与现实碰撞的荒诞与无奈。我们在时代洪流中，摸索着自己的方向。

那年的铅笔，被我们削得短到几乎握不住，却仍舍不得丢。1974年元月，离别终于来临。同学们背着发黄的书包，捆好被单，提着饭缸，站在校园里，眼中满是不舍。我们与老师、同学相拥告别，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写满眷恋。我与洪成梅、王永旭、亚凯、田良金、潘旭本等人相拥，泪水在眼眶打转。

我们告别了两年的校园，告别了那口老井，告别了那棵冬青树，也告别了竹丝湖。与胡学海、陈友冰、杨树民等老师握手道别，他们的目光中有关切，也有期望。何光华老师曾在我们饥饿时多盛一勺饭，那份温暖，我永生难忘。与洪巷的七八个同学一起，我们朝北走去。回望校园，我在心中默念：再见了，高中生活。那些欢笑与泪水，奋斗与梦想，将永远铭刻在心底，成为一生最珍贵的印记。

 四、乡野与讲台

1974年元月，寒风如刀，刮过光秃秃的田埂。只有公路两傍的小白杨，立在那里，像哨兵一般。我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站在家门口，鼻尖冻得通红。灶房里飘出柴火烟味，父亲蹲在灶前添柴，火光在他皱纹纵横的脸上跳动。母亲在东厢房铺粗布褥子，见我进门，忙拍去灰尘：“暖和着呢，快歇歇。”

“爸，妈。”我的声音被灶膛噼啪声包裹，有些发飘。二姐接过我肩上的行囊，沉甸甸的，装着我在学校攒下的旧书。脚踩在熟悉的泥土地上，混着烟火气的暖意从脚底升起，我这才真正感到——到家了。

晚饭后用热水擦身，寒气散去。我点上煤油灯，昏黄的光圈在炕桌上铺开，虽不及学校明亮，却透着踏实。翻开代数课本，公式在光中渐渐清晰，仿佛在低声告诉我：日子还要继续。

天刚亮，我便随父亲去生产队。队长拍着我肩笑道：“后生回来啦，正好除草。”我知道，上工能挣工分，也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麦田里的草刁钻，我常分不清苗与草。俞大叔蹲下来教我：“圆叶是草，锯齿叶是麦苗。薅要连根拔。”他粗糙的手掌握着我的手，泥土的学问在指尖流淌。

十来天后，队里忙着过年，最热闹的是干塘捉鱼。几架水车齐转，吱呀声中塘水渐干，鱼儿在黑泥中扑腾。孩子们围着欢呼，最后按户分鱼。我家分到两条草鱼，母亲用盐腌着，留到年三十炖汤。

过年物资凭票供应。母亲用布票扯蓝布，连夜为我缝新褂；糖票换半斤水果糖，二姐偷偷塞我两颗，甜到心里。年三十，父亲贴春联，“福”字随风轻晃，二姐带弟妹放鞭炮，母亲炸年糕，油香四溢。几斤猪肉炖得酥烂，父亲抿着自酿米酒，笑说：“今年好，明年更有盼头。”

开春，小河解冻，草芽冒绿，汇成青青河边草。二月的一天，我正在麦田施肥，远远看见王平安老师朝我家走去。他来请我去坂上小学任教。还未答复，公社初中的刘川容校长也来了，慢悠悠道：“小留，来教初中数学吧。”

十九岁的我，看着他期待的眼神，点头：“我愿意。”

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四十张十三四岁的笑脸望着我。刘胜春瞪圆眼睛，江春咬铅笔，王小水走神会脸红，张玲笔记工整。他们齐声喊“老师好”时，我忽然觉得，这三尺讲台，比任何地方都让人踏实。

教几何时，“九点共圆”让我犯难。程泉生老师在一张稿纸上画圆讲解，我茅塞顿开。后来再教这课，孩子们眼睛发亮，我便知道他们懂了。

那时的民办教师，月薪二十五块，悉数交给母亲。她总说要攒着给我娶媳妇，我感觉不好意思。农忙时仍要下田，双抢最累，被“洋辣子”蜇了胳膊，解大姐用奶水为我止痛，那份淳朴善意，温暖一生。

晚上再累也要读书。夏夜将脚泡在水桶里防蚊，书页翻卷，笔记增厚。我暗暗期盼：若有一天恢复高考，这些知识终将派上用场。

日子在讲台与田野间流转。母亲养鸡下蛋，饭桌上渐有荤腥；工资攒着，准备打一张桌子。后来父亲去牛埠集市买了一张染着红漆的书桌，让我看书有块地方。父母看着孩子求知的眼睛，在煤油灯下与书本为伴，他们心里很踏实。我的心，像春苗般，迎风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