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吗

吃了吗

王维宝

在我小时候，人们见面挂在口边的问候是“吃了吗？”现在的城镇里似乎听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你好”，偶尔还有英语问候“Howdoyoudo?”“Howareyou?”等。如果在偏远山区乡村，说不定从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口里还能听得到。

㈠

关于“吃了吗”的来历说法不一，有人说明朝有其流行语，也有说从于北宋，还有说始于汉，更有学者追溯至中国农耕始期。

对“吃了吗”本原的解释，绝大多数人认为，漫长历史上的中国劳动人民生活十分艰难，虽然每个朝代皇宫贵族吃穿不缺，但最为广大的劳动人民经常吃了今天诶明天，想的是能不能顿顿有饭吃，关心他人也是吃饭的问题，因而见面时最常问的就是“吃了吗”，久而久之“吃了吗”成了见面打招呼用语。

也有人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吃了吗”跟惦记肚子是两码事。这句问候象征的不是饥肠辘辘，而是一种绅士风度。并引来北宋《吕氏乡约》规定：“凡往见人，入门必问主人食否，……度无所妨，乃命展剌。有妨则少俟。”

到了清朝“吃了吗”已经流行全国，从乡约的规定变成了大家的习惯。比如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会面，双方就座后李鸿章问伊藤博文：“曾进食否？”（《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就要签订了，李鸿章还在问“吃了吗”，因为那是礼仪，作为中国人礼不可缺。

至于乡约里的“食否”怎么会变成方言，又统一成现代的“吃了吗”，我讲一个不太靠谱的解释：

话说康熙年间，朝廷搞了个“千叟宴”，招待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年人一起吃饭。这帮老汉土得掉渣，被康熙接见时纷纷问康熙吃了没有。但他们都不会文绉绉地说“食否”，只能说家乡话。广东的问“食咗未”，浙江的问“食掉朆”，贵州的问“企莽没”，福建的问“汝食未”，河南的问“吃罢冇”，搞得康熙晕头转向，金口道：“以后统统说‘吃了吗’！”皇帝的话哪能不听，于是“吃了吗”登上历史舞台，延续至今。

事实上，起码，晚清时期百姓生活的经济困苦是事实，逃荒要饭的贫苦人遍地都是。不仅外国人的侵略使百姓的经济负担十分沉重，还有不断的内部战争和起义，可谓民不聊生，国家千疮百孔。流传至今，外国人拍下的大量照片足以为证，特发来几幅作为参考。

㈡

我小时候的记忆最早可追溯到六岁（1963年），家里三口人，奶奶、妈妈和我，奶奶和妈妈参加生产队劳动，父亲在外工作。家院很大，我家住东屋，大爷住北屋，大爷的儿子——叔辈哥长我一岁。每当大人们上坡以后，哥弟俩多数时间坐在自家木门榄，望着院里的麻雀、天上的老鹰发呆，偶尔有语言交流。不是不想追逐打闹，而是腿里没有劲，不听使唤，担心摔倒。心里最期盼的是奶奶早回家带来“好吃的”，就是地瓜干。接过来就吃，吃的满嘴唇粉末。

两年后，爸爸弟兄仨重新抓阄分家，爸爸分了仍住本院（西院），大爷分到了东院（原来的菜园子），小叔另有独院。爸和大爷两个院子里都有榆树、枣树、槐树等。别小看这些树，可是吃饭来源的重要补充。

60岁以下的人听没听说过“青黄不接”。词条出自《元典章·户部·仓库》：“即日正是青黄不接之际，各处物斛涌贵。”译文是：近一段时间正是庄稼还没有成熟、陈粮已经吃完的时候，各地粮食价格日渐高涨。

解放前的中国种植技术非常落后，每到三、四月间田野一片荒凉，家里存粮不多甚至没了，这是普通老百姓最怕的月份，“三荒四月”。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家里、野外的榆树、香椿芽、洋槐树、田野里的许多野菜可以吃吗。一年里青黄不接有两次。另一次是夏秋之交的8-9月份。

在我的记忆里，夏秋的“青黄不接”比春季的要好过，首先时间短暂，其次可吃的东西也多些，好些乖子蚂蚱、知了爬虫，水里的小鱼泥鳅，都是可以捉来吃的。再说，老百姓多数家院落比较大，还有的家另有闲园子，种了些南瓜、丝瓜、扁豆、蓖麻之类，特别是枣树，虽然尚未红，个头基本长足了。可以提前摘来顶饭吃。为了不浪费残渣生菜，家家还都喂鸡养猪。

㈢

在我印象中，从六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末期的二十年左右，农民的生活水平总起来说是年年提高的：读书只交书钱不交学费；小病、硬伤在大队医疗室看看、包扎不花钱；家里有盖房、红白事儿，四邻八舍都来帮忙，不在乎你的饭菜好孬，你不叫主动来，图的就是吃顿饭。

诚然，队与队之间的生活水平有差距，我村共13个小队，每个小队里一百至一百三十余人。论生活条件排名九队、十队最好。咱九队每年底结算分红在全村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第二的时候第一当然是十队了。

咱九队这个二十多年里，单纯的说分红我家排倒数第三。倒数第一是五保户，饿不着，大队里有贴补。倒数第三是军属，享有军属待遇。我家呢，前五、六年都是“负数分红”，原因是我添了大弟四口人了，只有妈妈一个整劳动力，奶奶身体原因早就不能干农活了，我虽然在星期天、麦假、秋假尽量参加劳动，挣工分只顶半个劳力，微不足道。当然，实际生活质量我家属于中等的，因为我爸出门在外吃国库粮，每个月至少可以寄款家里十元，后来可寄二十元！啥概念？那年代生猪肉扒皮去骨后六角五分一斤；食盐4分一斤；橡皮、光杆铅笔都是2分。

1973年以后我家又添丁变成五口人，我干活也按整劳力记工分了，年底分红变成了正数，年年递增。

还是说吃的，如果把这个二十余年大体分成四段，第一段奶奶和面是以地瓜、玉米为主，混合比是2:1，小麦只能过年过节、招待亲友。第二阶段和面是玉米、地瓜2:1，家里谁病了就给谁擀麦面面条，这叫“病号饭”。第三段和面是玉米、小麦2:1。第四阶段是小麦、玉米2:1。

那个二十多年里，队与队，村与村，不同的地区之间生活水平当然有差距。我有个远房哥哥是邹平县郝庄村。他们村的穷是出名的。他家人口不少，老人多，妇女小孩多，他是家里顶梁柱，如果分啥吃啥肯定不够。他很会过日子，知道我生产队家家过得好，年年有余粮，每年收完了麦马上来我家，把当年分得的麦子兑换成玉米或者地瓜干。小麦一斤换玉米一斤半，或地瓜干两斤。他最愿意换成地瓜干，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斤量,填满肚皮。

㈣

早年农民这种天然的生活条件和方式，或许是我国解放后制定城乡户籍制度二元化政策的主要依据吧，现在的学者们称为城乡“剪刀差”。

我想说的是，那个时候尽管生产力落后，但土地面积相对富足，经济树木品种多，野菜没有污染，蝈蝈蚂蚱类遍地都是。现在呢，经过四十多年的城市扩容，人口繁衍，土地资源大幅缩减，生态平衡早就改变了。

就说我们生产队，早些时候每人平均二亩多地，后来直到现在一亩都不到了；家院的面积小了，闲园子早没了，也没法养鸡喂猪了。坡里的沟头土岗没了，可以食用的经济树木消失了；农药的大量使用，野菜、飞鸟爬虫不多了；河里的水早就干枯了，鸭鹅鱼虾绝了。最后导致，农民可以食用的“额外收入”资源荡然无存了。

我们今天的生活，无论是吃的穿的还是住的，与当年比已经是质的飞跃，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提议都想想：上世纪曾经的城乡“剪刀差”是不是到了取消的时代了。假如依然实行下去，是不是有“刻舟求剑”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