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豪评论两题
罗尔豪中短篇小说赏析（评论两篇）
张勇
抵抗当下性写作困境
——罗尔豪小说的标识意义
罗尔豪致力于中短篇小说创作由来已久，《夜店》是他的小说处女作，一出手就受到编辑、读者、评论家等各方的青睐与好评。从一开始，我就把他的短篇小说当作中篇小说来阅读，格式、题材的特别以及内容、形式的涵咏蕴藉，总会给人惊喜，惊喜之余又会带给人特殊的艺术审美与感受，让人反思、惊醒，进而思考其深层次的本质。
“大地上的一切，就是写作的世界”，王俊义曾如是说。这对罗尔豪的小说创作，显得如此妥当和熨帖，我实在想不到更好的词语来表达。当然，这对有着盛大叙事和思考本领的罗尔豪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当下性写作，不仅仅需要盛大叙事和思考的本领，更需要视野的深广度和处理小说素材的大技巧、大智慧。所有这些成就了罗尔豪，也在不断考验着罗尔豪，在小说想象的艺术空间里驰骋、探索，力图在小说艺术世界里，尤其是其精心架构的中篇小说艺术世界里重塑生命、再造生命，就像刺破苍穹的一束光，照亮黑黝黝的夜空，给生命以希冀和力量，温暖人世间。
这也许就是作家的立意旨归吧，一种诗性的栖居，一帧文化的归乡图，一幅精神的归乡画，这一切皆可归为“情绪的体操”之审美艺术关照。
一、“情绪的体操”是抵抗当下性写作困境的一枚利器
“情绪的体操”，我们可以从周作人的一些文章中见到端倪。周作人在《文艺与道德》中介绍过英国性心理学家霭理斯“情绪的体操”这一概念，即“我们需要体操以伸张和谐那机体中不用的较粗的活力一样，我们需要美术、文学以伸张和谐那较细的活力……从这方面看，艺术正是情绪的操练”。
到沈从文这里，“情绪的体操”被赋予了文学的内涵。“情绪的体操”，正是作家运用情感生发、构思、想象的过程。在《情绪的体操》中沈从文自信地宣称：“我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种‘体操’，属于精神或情感那方面的。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实验它的硬性’的体操”。
小说和散文、诗歌、戏剧等文学创作一样，同时也是一种时代情绪的反映，当下性写作最容易陷入碎片化的一地鸡毛状态中去，或者一不小心就把文学写成了消息、通讯、报告、故事或者社会新闻，甚至还会写成明显的与作者个人、格调、才情以及风格极不协调的粗鄙浅显的篇什。
在罗尔豪精心构建的小说艺术世界里，我看到了“情绪的体操”是抵抗当下性写作困境的一枚利器，深深刺向了文学习惯性路径的依赖，也刺向了作家自身，还指向了对当下现实的无力感。
《七日》是一篇一万五千余字的小说，小说只着笔于四个人物，即母亲、明月、明星和良木，作家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写葬礼，而是以第三人称的内视角写了明月这个最具“文化人”特点的人物，这里借用了冯骥才在《鲁迅的功与“过”》中的说法：“倘若从文化角度去看……不只看到社会文化形态，更是一直看到人的深在的文化心理。那么接下去便是他独有的一种创造：将这文化心理，铸造成一种文化性格，一种非常的人物来；这种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性人物，也不是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他是把一个个国民的共性特征，作为个性细节来写的。这就使他笔下的人物具有巨大的覆盖性。”比如，明月身上有我们每个人的某一部分的影子，如鲁迅先生塑造的祥林嫂、阿Q、闰土等人物一样，具有永恒的审美关照价值。
冯骥才进一步分析说：“这种共性，不是通常那种人所共有的人性，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文化的特性。这种性格放在小说人物身上是一种个性，放在小说之外是一种集体性格。当一种文化进入某地域的集体的性格心理中，就具有顽固和不可逆的性质。”
一般人处理这个题材，很容易怀念父母的崇高伟大，神圣不可冒犯，特别是在父母刚刚过世，对个体的打击不啻于晴天惊雷——正如“在床前哭得昏天黑地的明月”。然而这并不适合所有的民族、习俗和文化信仰等，也并不符合每个个体，个体千差万别，对孝道、亲情有着不同的表达和感受，人性的复杂总是超出常理之外，这其中可能隐含着个体不同的人生经验和内心情感……或多或少影响着个体情绪的跌宕起伏和种种难以言说的苦楚与感受。
放在明月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完全能理解她的有悖常理的种种怪异心理和行为——热孝在身与情人私会偷情、想追求自己的爱情却又时时处处受到母亲的掣肘与监视、听从内心却深感内疚……到最后，良禽择木而栖的“良木”，也不是明月的依靠，明知无望还是抱着十分的渴盼、百分的期待，无论何时，从开始到终结的铃声敲响，她依然坚强地屹立着。在这个世界上，她没有任何依靠，只能靠自己寻找新的生活——“她静静站了会，拎起地上的包，向另一个检票口走去。”
如果是一般的小说作者，可能会安排明月杀死良木，或者自杀，然而罗尔豪没有那样处理，这就是罗尔豪式的小说艺术或者说是处理方法，以“反转—翻转—再反转”的姿态呈现，出人意外却在意料之中。
二、以犀利的解剖刀直抵人灵魂的最深处
回避现实的矛盾、社会的痼疾，是一种本能，然而罗尔豪绝不这样，他以小说为载体，以犀利的刀锋直抵人灵魂的最深处。这在当下，确实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愤怒的烟花》开头就惊艳绝人，会让人反复涵咏、嗟叹：
清早，老头打开门，一片黄色的波浪迎面扑过来，几乎把他推了个趔趄……他揉揉眼睛，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大片油菜花的金黄，可咋说开就开了呢，他清楚地记得，昨天，这些油菜的枝头只是顶着一个个黄黄的棒球帽，性子急的也不过是把棒球帽反戴了，露出绿色的衬里和帽沿。可就是一夜间，那些昨天还是蓓蕾的花苞就绽开了，铺天盖地，把天给染黄了，把地染黄了，把他的心也染黄了……他在这片地上耕耘了几十年，几十年里，他丢过很多东西，但这片地从没有丢过，而且他也发誓，不会让任何人从自己手里把这片土地夺走。
由此，可以想见，老头对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多么痴情，这同时也预示着老头献身土地的果敢与坚韧，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士，这是农人庄稼的守护神，这也是农人土地的守护神，即使化身齑粉老头也无怨无悔。你可以认为他就是“集体性格”，或者说是“集体无意识”，也可以理解为“集体心理”，他们是亿万人民的代言者，在这篇充满愤怒的小说里，字里行间充满了抗争的精神，充满了对土地诚挚的宠爱与深情。
然而，结局也是意料之中：
天哪！天哪！老头喊着，老伴呢！老伴呢！------老头嘴里念叨着，他拿着一枚烟花弹，哆嗦着点燃了，烟花弹没有平直飞向地面，却打在棚子上，又弹回来，燃着了地板上的烟花弹，瞭望塔上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爆响，瞭望塔飞起来，老头感觉自己也变成了一枚烟花弹，带着哨声，带着愤怒，呼啸着，怒吼着，向人群冲去！
曾经当过兵的老头，没有牺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却无情地倒在拆迁到来的资本裹挟的浊涛洪浪中，无不让人唏嘘感叹。这也是时代最为悲情的一面，这也呈现出时代最为斑驳复杂的一面。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学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能映照出时代最为本质的方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各种拆迁、维权等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存在，需要我们去积极应对，并加以解决。
作家群体可能比一般人更敏感、更慧眼独具，更能及时发现这些问题，他们会以文学的方式生动形象地把它们及时反映出来，让社会认识到此类事件的危害并加以彻底解决掉。
现实主义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占据罗尔豪小说创作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仅仅停留在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中，像《潘金莲的泪》《嘉靖年间的一次刺杀事件》等新历史主义小说也会不时从其笔下冒出来，这使罗尔豪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貌特色。
此外，作家一直生活在基层农村信用社，这也为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观察视域和优势，对金融属性的认识和对经济社会的运转，能更多从经济和金融角度去解读和阐释，这使他的小说也自然而然带上了经济与金融的深层次心理动机，这让其文学表达有了更为宽广的现实依据和生活基础，从而更接近社会的本质。
像《约巴马的尖叫》《新生活》《更田的黑名单》就是以金融为题材的作品，作家也做了一定意义的探索和尝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更田的黑名单》在此类作品中也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一位为了给偏瘫的妻子治病和供硕士研究生的女儿上学的村民张疙瘩，不得已使用了邻村好友更田的身份证，借来一笔贷款，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无力偿还，更田阴差阳错被拉入金融黑名单，这让更田贷款搬入新家的愿望多次落空，为了让张疙瘩偿还这笔贷款，更田不得已把张疙瘩夫妻接回家（劫持），管吃管喝管亲戚招待，虽然更田出于好心要帮助张疙瘩一家，同时也有他自己的小心思，那就是以防张疙瘩赖账跑路。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看似简单的一次借贷引起的纠纷，其中牵扯到明星合作社和绿源公司的非法借贷、集资等行为，还有基层信用社和镇政府等个别人利用手上的权力，以及小团伙或者资本利益集团完全不顾及群众的利益，做了有力地鞭挞。同时，这种行为也给农村稳定与发展带来了隐患，给农民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和伤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农民办事难、难办事的现状。作家也对农村、农民的生活进行了反思，对种种坑农行为有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对农民特别是因病因教育返贫的现象进行了反思。这也预示着作家开拓新的小说题材，向新的创作领域进军，其探索的脚步并未停歇，期待作家有新的惊喜呈现给喜欢他的读者。
南阳小说领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争相斗艳：短篇小说见长的乔典运在当代中国文坛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农民哲学家”；长篇小说，像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姚雪垠、周大新、柳建伟、宗璞等或者从盆地走出或者祖籍在南阳，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从而影响到后来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的整体走向。李季的民歌叙事诗、马新朝的大河叙事、何弘的文学评论、周同宾的散文、行者的先锋小说实验，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濡染了南阳的文学生态。
在这种文学生态环境下，罗尔豪有意无意地选择中篇小说作为其艺术的突破口，既有客观的原因，又是主观的自觉选择。这是他的宿命，也是机遇。也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罗尔豪中篇小说独特的文学地位，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会给其文学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戏谑与异化
“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曾经如是说。
罗尔豪的中篇小说，就出现在这样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之中。罗尔豪的中篇小说，带给我们的冲击是多方面的，让我们领略到其中篇小说独具特色的魅力；而罗尔豪的小说又在哪些方面具备了中篇小说的实践、批判美学思想，是我们解读罗尔豪中篇小说文本的意义所在、关捩所在。
中篇小说作为小说的一个分类，在新时期文学中异军突起，在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学现象，是一个独特存在，从其大规模出现到文体的成熟，再到一些学者、作家经过探讨、研究之后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这是中国文学对现当代世界文学，或者说中国小说对世界小说所做出的一个具有原创性质的贡献。
毕飞宇在《<外国文学中篇小说经典>序》中把这个问题讲清讲透了。他讲到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是极为可疑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接着举例说《阿Ｑ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在西方的语义、语境里，我们也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加之阅读海明威、加缪、卡夫卡、菲利普·罗斯等作家的经验，他领悟出一个结论：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
毕飞宇接着分析道，对“中篇小说”确认还要追溯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这是中篇小说健康成长发育的基点；当然也是和新时期文学月刊、双月刊的大量创刊从而激发了作家的主体创作热情等因素息息相关。
一、实践、批评美学意识的呈现
罗尔豪中篇小说所营造的艺术世界，有着极为鲜明的实践、批评美学思想和美学意识。这也许和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逻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血脉承续，延续了伤痕、反思、改革与寻根文学等文学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罗尔豪参与、见证并推动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特别是中短篇小说艺术世界的构建进程。
我们整天浸泡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在生活的磁力场中感受现实带给我们的冲击、震荡与碰撞，在现实生活中挣扎、沉浮……那么，作为一个作家，什么是作家的现实主义，怎样的现实可以进入作家创作的文本里，这个问题对作家来讲是不是更为迫切，甚至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不知不觉就以闯入者的身份深度介入小说文本中去了。
这在罗尔豪的中篇小说集《野猪林》中有着极为鲜明的表现。《野猪林》收录了罗尔豪2000—2013年发表的十部中篇：《野猪林》《潘金莲的泪》《空中花园》《嘉靖年间的刺杀事件》《雪姨的爱情》《乡村无间道》《造房记》《移民列传》《约巴马的尖叫》《安乐死》。
乍一看，《野猪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一部历史小说集，或者是一部新历史主义的作品集。民族的文化无意识很容易让我们回到《水浒传》林冲在劫难逃的“野猪林”历史现场。然而，这本小说集中只有《嘉靖年间的刺杀事件》《潘金莲的泪》取材于历史；小说《野猪林》恰恰取材于现实生活，不过结尾却是以林冲的唱段结束。这显示罗尔豪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自由转换，更显示作家成熟的小说谋篇构思技巧。
小说《野猪林》开篇从现实的野猪林村说起，以故事娓娓道来，叙述文本中时时刻刻充满了内在紧张的矛盾张力——村民与野猪的矛盾张力，公权力与村民的矛盾张力，以及生态保护与公权力寻租之间的矛盾张力……所有这些，都昭示着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羁绊与纠葛，这使这篇中篇小说具有了多重意蕴内涵。
首先是社会历史层面的意蕴内涵。由于长期禁枪禁猎，地处山区的野猪林村突然间野猪泛滥，村民深受其害、苦不堪言。野猪林村的村民为了对付野猪的袭扰，不得已架了电网，却又造成了家禽家畜甚至小孩子的伤亡事件。村干部无奈，只有向乡里反映，请求采取措施剿杀野猪。但乡里却以保护野生动物为名，不惜牺牲村民利益，甚至要求村民整体搬迁，给野猪腾出空间，以便形成一个“野生自然动物保护区”，实则是要建一个“野生动物狩猎区”，以吸引外人进入狩猎，谋取“狩猎费”暴利。村民为了保护自身权益，不得以自发组建狩猎队，进山剿杀野猪，从而使山村生存环境得到了根本性改善，但村长陈响马却因违背上级指示要被追责……
其次是上升到思想哲理层面的意蕴内涵。对处于乡村这个环境之下的作家而言，对现实黑洞的批判，对存在的社会隐患问题洞若观火，更有切身之痛，这是作家直面现实的勇气，所以才更有胆量揭开社会的脓疮和伤疤，“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对现实矛盾的不回避、不粉饰，艺术地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正是一个作家的责任、担当与良心所在。农村农民农业，是中国乡村的基本形态是被忽视被漠视的现实存在，是基层的基层，也是底层的底层，三农问题更是国家政策关注的焦点，中央工作会议总会把她放在案头，放在首位；然而，可能是鞭长莫及的原因，还是其他历史因素的羁绊，往往基层民意、民主进程常常会打上很大的折扣，很难有大的改观，这也许是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也许更需要花费更大的精力去面对去解决，这也许是文本表达的最为核心的思想意蕴内涵。
最后，是文学审美层面上的象征、隐喻、寓言等形而上的意蕴内涵。和《野猪林》具有对照意义的是《约巴马的尖叫》，村民的集体力量让山村生存环境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和更田的个人力量最终被镇政府、信用社、畜牧站刘站长、法院的、公安部门、派出所等合谋压制下来……就连镇政府的镇长李为民、信用社的信贷员张支农、巡回法庭的魏庭长、县法院的眼镜、派出所的所长等出场人物，甚至作家也懒得给他们赋予一个名字的符号，也具有了反讽味道。《约巴马的尖叫》写着写着，就把一个养猪的问题转化成一个文学的问题，把一个生活的问题幻化为一个哲学的问题，把一个前现代的现象沦落为一个“异化”的现代性课题——“猪的异化”“人的异化”“资本的异化”“社会的异化”的主题，直逼灵魂的深处，无处躲藏。这使罗尔豪的中篇小说具有了象征、寓言的多重审美意蕴，引人入胜，耐人寻味，这是不是另外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在其中篇小说集中比比皆是，更是各种文体写作的实验：意识流和心理流动的出色运用的《潘金莲的眼泪》，采用对比和浪漫主义手法的《雪姨的爱情》，采用寓言、隐喻和象征色彩的《空中花园》，《移民列传》更是近几年非虚构的流行体裁的最初尝试，充满魔幻、抽象、隐喻、对比、象征与寓言的《安乐死》……都给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作家张学东说：“在很多人的眼中，现实主义可能就是生老病死、吃喝玩乐，甚至就是喜怒哀乐，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只是回答了现实主义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实主义可能来自比我们更久远的历史和更加虚无缥缈的未来，作家必须要对所创作的人物的历史有所掌握，也要对未来的世态人心发展趋势有所洞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取得一些成绩。”小说《野猪林》最后以林冲在野猪林的唱段收束全篇，以历史来回应现实，以现实拥抱历史，小说的纵深意蕴的挖掘至此毕肖再现，同时也戛然而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这难道不是罗尔豪中篇小说文本表现出来的实践、批评美学思想和美学意识的呈现？
二、“戏谑”艺术笔法的撷取
罗尔豪的中篇小说，把人世间的滑稽、丑恶、畸形置于哈哈镜前加以扭曲放大，使之显得荒诞不经，其语言诙谐俏皮、幽默戏谑、富有生活情趣。我姑且把这种艺术手法称为“戏谑”。
刊发于《新语丝》2009年第9期的《潘金莲的泪》可谓一篇女性主义宣言式的新历史主义檄文。《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形象早已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是人神共愤的荡妇、淫妇。想做翻案文章，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罗尔豪却以潘金莲的第一视角来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大段的心理描写乃至长句的运用，和西方的意识流小说有似曾相识之感，然而却不晦涩、难懂，完完全全是中国化的做派。一口气读下来，你会进入小说中的每个角色中去，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武大、武松，就连西门庆也被作家塑造成通诗词、精武艺，与潘金莲相识相悦、铁骨柔情的汉子，这源于罗尔豪对人物刻画的自觉意识，对现代派艺术的自觉有意识的学习吸纳有关，反叛与创新正是罗尔豪小说艺术的醇熟之处。特别是重塑了潘金莲这样一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格外让人倍感震惊。这与其他戏仿、戏说的历史游戏笔墨大相径庭。
在罗尔豪的小说里，历史和现实本质上是一致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对比和反讽。《嘉靖年间的刺杀事件》苏川药、杨金英、朱厚璁、邢翠莲、宁妃、杨金英和邢翠莲、宁妃和杨六斤、苏川药、宁妃、宫女，以及菜市口，构成了一幅历史的画卷，如在眼前。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在现实的烛照之下，历史显得异常沉重和真实，同时也是极为荒唐的，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现实，更是对历史的一次遥远的呼应。正如潘金莲和他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一样，反差和重塑构成了罗尔豪小说的内在张力，构成了罗尔豪小说艺术的美学特征与原则。[1]
相似的女性形象，譬如《野店》中的阿香，《民女二丫的奋斗生涯》中的二丫，《这正是春天的时光》中的大阿姐、考拉，《他乡之家》的小萼，《雪姨的爱情》中的雪姨……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不是以西方的女权主义完成的，而是以中国民间化的“戏谑”方式来实现的，可谓殊途同归。
民间文化和戏谑有着天然的联系，打油诗、民间故事、传奇、幽默笑话……看似无厘头，实则大有深意、寓意，戏谑介于民间文化和官方文化之间，有了罗尔豪自由驰骋的广阔艺术空间。罗尔豪小说中的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抵牾，构成了小说内在的文化张力。
细节上的戏谑更是常见，譬如《野猪林》：“陈响马的头从大海碗里升起来，嘴角挂满了黄黄的苞谷糁子，像是小孩拉下的黄黄的粪便。”再看《造房记》：“茶杯子摔在地上，只是粘了一层灰，商羊心疼地把茶杯捡起来，像抚摸着豆丁的脑袋一样抚摸着茶杯。这个茶杯跟着他没有十年也有八年了，里面的茶垢积得比茅坑里的污垢还要厚。”这样的戏谑比比皆是，让人回味！
戏谑是对正统观念的一次反叛，同时也是一种超越。戏谑本质上和现代、后现代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有了某种精神上的契合，这亦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呼应与回响。
三、“异化”主题的深度剖析
异化一词源自拉丁文，异化现象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但是把这种现象提到理论高度来认识，却是近代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异化是指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简而言之，在异化中，人丧失能动性，人的个性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
“异化”是现代小说家表现生活一个常见的主题。卡夫卡的《变形记》生动描写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现象，人们被金钱束缚，失去了善良与爱；《飞跃疯人院》更是将美国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描写得淋漓尽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笔记》中写自己被富有的人排斥……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和贫瘠的精神文明的强烈对比，使得异化产生和发展，这种情况被作家们敏锐地发现，并将其凸显于文学作品中。
罗尔豪的中篇小说集中对“异化”现象的揭示和表现更是一览无余、触目惊心。
荒诞、异化在《安乐死》中集中表现了出来：“张市场来时，杨名正在杀兔子。兔子是星期天杨名和立万几个朋友一起去乡下捉来的，商定了中午一起吃兔子肉，喝二锅头。早上一起来，杨名就把兔子从牢里提出来，跟处决犯人一样。兔子叫了几声，有点凄凉，像婴儿哭。杨名的心动了动，但他还是坚定地拎着兔子走到门前。工具是早已准备好的，长刀、短刀、剔骨刀、剥皮刀、大砍刀、肉钩子等，一字排开，闪闪地发着寒光……”
随后，在张市场一步步威逼利诱下，杨名痴迷于家畜的“安乐死”事业不能自拔，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更为荒唐的是，杨名竟然要对自己实施安乐死……面对杨名的“安乐死”实验，对杨名感恩戴德的家畜们很早就自发地聚集在杨名的试验车间前面，看似荒唐的场面却以非常真实的艺术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
前面是猪马牛羊，跟在它们后面的是狗猫鸡鸭。天上飞的是鸽子、鹌鹑，水里游的是鱼鳖虾蚧，似乎屠宰街所有的动物都来了。它们就像一队队训练有素的士兵，按个头大小整齐排列着。个个神情肃穆，似乎在等待一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荒诞、象征、魔幻、隐喻、寓言、虚构……极富戏剧化的场面出现了，杨名由人异化到非人，而自己精心生产的产品反过来成为统治自己的工具，这不是异化是什么？我们扪心自问，究竟谁是罪魁祸首？是张市场、杨名，还是屠宰街上的商户？他们都是又都不是……
这样的荒诞、异化在罗尔豪的中篇小说中随处可见。
《造房记》开篇：“商羊站在太阳底下闷了一阵，看着村主任马甫仁，突然把手里的茶杯子一摔，说，日他×，找不来人，我就自己一个人盖，我就不信离了他们这个夜壶我就尿不成尿了！茶杯子摔在地上，只是粘了一层灰，商羊心疼地把茶杯捡起来，想抚摸着豆丁的脑袋一样抚摸着茶杯……”商羊为了守护村民的整体利益，反而成了全村人的敌人，造房过程中一再遭到村民的破坏，并且在村乡两级领导的授意下，召开村民大会，想把商羊的代表权收回，结尾却出现了戏剧化的一幕：
年前的一天，是商羊交手续的日子，手续呢，也就是那半截章子。商羊拿出那半截章子，轻轻在手里摩挲，内心隐隐作疼。新代表是张蚂蚱。张蚂蚱站在一边，稍稍有些不自在，没话找话说，商羊，不商代表，这章子我先替你管着，有啥事你尽管跟我说，我一定会给你盖的。商羊没有应声，正要把章子递给张蚂蚱，突然脚底下传来一阵地动天摇的响声，房子都在摇晃，人也跟着东倒西晃。张蚂蚱从地上爬起来，章子也不要了，转身就往外跑，说，地震了，地震了……到了下午，传过来消息，是盛大公司发生了爆炸……在这次爆炸中，仙女村的房子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损害，一些房子已成了危房。唯独商羊的房子纹丝不动，一点受伤的痕迹也没有。至于那半截章子，现在仍躺在商羊的抽屉里。
在普遍狂欢化、碎片化、喧嚣声一片的当下，罗尔豪无疑是坚守淅川一隅的一位文化的守护人，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其中篇小说的艺术价值乃至思想价值。
在我看来，戏谑的艺术笔法、异化的主题挖掘、实践、批评的美学意识，正是罗尔豪小说艺术世界的三个方面，越深入剖析就愈强烈感受到其独具魅力的艺术价值，这也许是和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整体研究分不开的，希望罗尔豪中篇小说艺术世界能得到评论界的广泛重视。
两篇评论字数合计：9960
（本文选自2023年《快乐阅读》第8期。本文发表时署名张勇，河南新野，南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姚雪垠研究会理事，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文章散见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数据库》《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宁夏大学学报》《昌吉学院学报》《中国铁路文艺》《诗刊》《中华读书报》《新华书目报》《中国应急管理报》《中国艺术报》《中国青年作家报》《文艺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文学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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