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者和他的时代

　　凌晨一二点的时候，徐皓峰起床开始写作。窗外有一棵距离很近的树，树枝能够打到窗户，起风时，像抽象画的线条。他一直写到天亮。

　　进入写作周期，需要远离诱惑。吃一顿饭，肠胃活动很久，影响思考，就尽量少吃。食物主要是面或粥，食而不知其味，一定不能让人喜欢吃这件事。营养不够，补充点维生素C。大量喝茶。

　　最具创造力的时刻就是深夜。40岁之后，身体不能熬夜，写作时就早睡早起，凌晨就写，如此8年。去年疫情，不少工作暂缓，徐皓峰新写了5个短篇小说，重写了过往的3部长篇小说。写作一般要改4遍，初稿面面俱到，然后删掉大量描述性语言，终稿字数减半。他最初以文笔华丽著称，做导演多年，影像训练让他在写作中逐渐倾向于“现场感”，信息越少，引起的思想共鸣就越大。

　　“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这么点事儿。”他说，用什么语言、多少句式、怎样的角度去写，那就千差万别，只有追求这个事情的人才知道里边的辛苦。

　　徐皓峰是徐浩峰写作时的笔名，对应着十几本书，包括纪实文学、影评和小说，徐浩峰是本名，名下有5部电影长片，全部改编自自己的小说。他的作品非常好辨认，故事发生在乱世，比如明末、民国，武林人士试图保留行业的规矩和尊严。

　　过去10年，徐浩峰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2011年执导首部电影《倭寇的踪迹》，2013年以《一代宗师》编剧的身份为大众所知，此后以每两年一部的频率拍片。电影是一门依赖多工种配合的综合艺术，徐浩峰不可思议地兼任了多重身份：原著作者、编剧、导演、武术指导、剪辑等等，即便许多观众不能清晰地总结他作品的特点，也能一眼看出，“这是徐浩峰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从文人到武者，他都是绝对的作者。

　　徐浩峰精力充沛。“我覺得他就是个超人，就不睡觉的那种”，《师父》的剪辑师何思思说。他们合作期间，徐浩峰上午9点到剪辑室工作，晚上去教课——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何思思经常早上收到徐浩峰夜里两三点发的微信，告诉她昨天剪辑的哪部分需要改动。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徐浩峰说，：“我昨晚又看了一遍《教父2》，真是精彩。”

　　剪辑《师父》期间，徐浩峰居然还能找到时间写书，出版了“可能是影史上首部武术指导的自著”《坐看重围》。他自谦又傲气地写道：“前辈们有访谈无写作，我占了本是作家的便宜。电影百年，还有第一次的事可做。确是小人得志。”

　　《师父》之后，徐浩峰拍了《刀背藏身》《诗眼倦天涯》，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上映。除却2016年上映的旧作《箭士柳白猿》，距离观众上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他的作品，已经过去了6年。他很少出现在公共视野。6年，中国电影界天翻地覆。热钱退潮，昔日风光的大公司如门派更迭一样洗牌，疫情重创影院，影院内的爆款也换了天地。变化之剧烈，有点像他电影中的世界。

　　今年年初，他因疫情被困在昌平。疫情一年，电影业受到诸多冲击，但写书只需要一张书桌。他依然反复耕耘武林题材，书内刀光剑影，书外的世界兵荒马乱，这些全无影响，他每天的生活规律、清净，乃至“你的采访对我来说是一个惊涛骇浪到来了”。

　　每次见面，他摆上数样水果、小食，冬天上茶，夏天冷饮。他端坐着，语调平缓，驶进这惊涛骇浪。

　　重写小说，源于改变了对旧故事的认知。12年前首写《国术馆》，他写一个练就绝世武功的少年在世间历经奇遇，最终顿悟飞天。当时受王小波影响大，喜欢以性和段子表达一个时代，如今想剔除掉这些技巧，就重新写了一遍。

　　这一次，他把近年来重读《红楼梦》的体悟放了进来。“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你肯定会对贾宝玉有非常深的认同感。”他说，一个青少年时并非生活受益者的人，才会去当文艺青年，你对自身携带的人生系统不满意，你觉得生活不止于此，所以你才要搞艺术。

　　《红楼梦》里有一出真假宝玉相见的桥段，见面之后，甄宝玉性情大变，以文章经济和功名仕途为念，做合格的官二代——中年之后，你是做甄宝玉还是贾宝玉？

　　徐浩峰今年48岁，当然已是中年人。中年不止艺术，还需要在世俗生活中安顿自己。如果青春时反对的东西在心中仍然强大，就安顿不了，“你必须对反对的东西有一个更透彻的了解，在精神上、理解上战胜这种东西，然后才能安顿。”

　　他的声音平静，听不出起伏：“我肯定是战胜了呀。”

　　“人等不了，作品可以等。艺术就是用来等人的。”

　　——《坐看重围》

　　享福的孩子，叛逆的孩子

　　去年夏天，徐浩峰在《十三邀》重逢了自己的初中同学郭豫、张毅。他们走在葱郁的玉渊潭公园里，蝉声如鸣，小时候常在这里练武。张毅拿出一张当年旧照，上面三人清秀消瘦，证明徐浩峰曾经“风度翩翩”，如今头发花白的徐浩峰抱着手，看着大家笑。

　　郭豫跟徐浩峰比划过。初中时，他们在教室里打闹，郭豫快速出了一拳，偷袭徐浩峰，动手打了他的牙。郭豫的手被划伤，反而生了气，到头来还是徐浩峰主动和解，说是我对不起你，我让你付出了血的代价。

　　北京老城外，复兴门往西这一条线上的孩子，都是享福的孩子。徐浩峰父亲是空军，母亲祖上曾做过北京城的督司，收过几个“爱民如子”的匾。至母亲一代，祖上荫蔽反而成为负累，不得不很早参加工作。但依然有家传，徐浩峰小时候住在姥姥家，冬天烧炉子，炉子底下一直垫着一块砖。多年后搬家，家人才告诉他，那是前清赐给家里的金砖。金砖无金，是皇宫大殿铺地的砖，可用来赏赐科举状元或阵亡将领家属，只给一块。

　　徐浩峰在空军大院长大，住苏联式的房子，从小有齐全的福利设施。郭豫也是大院子弟。70年代末，他们度过了一个安稳的青少年时期，胡同是安静的，人们彬彬有礼，心理健康，年少的徐浩峰并未感受到，胡同之外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转变。他的父亲是部队的五好战士，虽然母亲家族是“封建官僚破落户”，但父亲的身份对母亲有一种无形的保护。

　　郭豫常去徐浩峰家做客，对他父亲的书房印象深刻。一整面墙全是书柜，台面上、桌面上也全是书，有两个铺着网格布的沙发，徐浩峰就坐在那里看书。“那面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徐浩峰说。双面、实木的苏联式书柜，是组织上分配的，上面除了有市面上能见到的书，还有很多内部发行的书。凯鲁亚克写完《在路上》，北京部队系统的小孩就能看到，“等于说我们和世界是同步的。”大院隔开了两个世界，但“天道不独秘”。

　　父亲作为军人，每年必须要看中短篇小说选。依照当时流行的文学理念，小说是研究社会的资料。徐浩峰当时还不懂，就跟着大人一起看。这种理念最终反过来影响了徐浩峰的创作，他擅长在小说中设置不同阶层的人物，将他们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舞台，故事由此发生。

　　大院子弟中有许多人进入文化界，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风靡的京圈文化作品重要的背后力量，比如王朔、叶京。他们很早接触到外来文化的第一手材料，在崇尚文化的80年代，这不仅是文化资本，还是男性地位的象征。有导演曾说，当年城里的小年轻们看一盘《英雄本色》的录像带都难，他已经去美国成箱成箱地背美国奥斯卡获奖电影回来了。小年轻们管大院子弟叫大哥，因为他们“啪”往电视机里一放，就是《美国往事》，谁都服得一塌糊涂。

　　徐浩峰比他们小十几岁，成名又晚，与他们相比，像错开了一代人，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也是大院子弟。到了90年代，风潮又变，“文化已经不时髦了，整个社会向经济转型，所以我们这一代大院的人，好多有才干的都进入了商界、政界。”京圈文化失去了后备军。

　　按照父亲的想法，徐浩峰最好进入部队，做个高级参谋。“郭豫是既得利益者，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徐浩峰说。如果不去反抗，那也是很好的生活。不过，徐浩峰很早就喜欢画画，打算考美院附中。父亲并不支持，在他眼中，这属于宣传人员，以后在街头画宣传画。读完美院附中，徐浩峰又想学电影，这是父亲更不理解的前途。但父亲并没有强行干涉他的选择，仍然支付了考学的报名费。

　　徐浩峰从艺之路并不顺利，毕业后拍了几年专题片，就退回书斋看书写字。在电影学院读书时，他曾和黄磊一起演舞台剧，的确风度翩翩。书斋岁月，晨昏颠倒，他烟瘾又大，牙齿变黄，身体也开始发胖。后来再回学校，老师看到他毫无棱角的样子，捶胸顿足：“你是在自己放弃自己啊！”38岁，他才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没有人给他去指一条路。”郭豫说。他自己则选择了一条安稳的路，“我没有特别大的主见，从小被家里人照顾得特别好。”郭豫按照父母的意愿填了大学，后来在一家公司工作了20年。

　　郭豫和我见过的徐浩峰的其他朋友，包括他的弟弟，都有一种温柔、稳定的气质，说话从不急躁，对人生选择有顺其自然的归因。

　　徐浩峰更叛逆，但他却一直扮演着倾听者、照顾者的角色，无论是在初中，还是在往后困顿的书斋生活阶段，他都是接住别人情绪的人。遇到那些关于青春的、情感的、生活的困扰，郭豫以朋友间的昵称说：“徐浩，你过来给我做心理按摩。”但徐浩峰并不会倾吐自己的情绪。郭豫现在回想，徐浩峰当年心里也有苦闷，但他自己消化了。

　　2013年，郭豫在新聞上看到，徐浩峰参与编剧的《一代宗师》获得了金马奖的多项提名。他给徐浩峰发了个恭喜的短信，徐浩峰回：“我现在就在颁奖室，谢谢你。”那一年徐浩峰40岁，开始走入大众视野。

　　拍《刀背藏身》时，徐浩峰邀请儿时伙伴郭豫、张毅出演角色。尽管郭豫疑惑，明明说自己是十大高手之一，怎么这么轻易被干掉了？他拍了3周，体会到了拍电影的不易，无尽的等待、重复，在酷热中挥拳。但他还是非常高兴，这个初中时偷袭过徐浩峰的男生，后来在他的电影中成了大侠，圆了自己的武侠梦。

　　在父亲的葬礼上，他突然觉得，父亲内心应该很希望自己给他讲讲另一个世界的事儿，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人生，但徐浩峰从来没讲过，无论是美术，还是电影。天啊，我错了。他想：如果当时能跟他说，那会多好。

　　徐浩峰一直给人情绪稳定的印象，很少向旁人吐露自己的个人感受。他能讲述的喜与悲都和电影有关。最高兴的事是考上了电影学院。那个时候他不知道电影是什么，但认识新的人、新的生活，这是巨大的诱惑。他还记得美院附中最后一门考试是体育，好像预知到人生将发生巨大改变，他抱着操场上的水龙头喝了很长时间的水，他觉得非常渴。

　　《一代宗师》之后，徐浩峰凭借《师父》再度入围金马奖。父亲在电影院看了他的电影，后来电影上了网，就让徐浩峰的母亲放给他看，电影频道播了好多次，父亲每次都看，津津有味。但他没和儿子交流过观后感。

　　几年前，父亲去世了。徐浩峰一下子想起父亲送自己去大学那天，一直送到公主坟地铁站，那里有个巨大的圆盘，马路非常宽，父亲在马路这边，高高举起手臂，向他挥了挥，显得非常高兴。

　　徐浩峰走到了马路另一边的世界。之后是毕业、迷茫、忙碌，二十几年过去。在父亲的葬礼上，他突然觉得，父亲内心应该很希望自己给他讲讲另一个世界的事儿，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人生，但徐浩峰从来没讲过，无论是美术，还是电影。

　　天啊，我错了。他想：如果当时能跟他说，那会多好。

　　你就别跟他们那么玩

　　教室里坐满了人，走廊也是满的。来听课的人太多了，学院先是把课挪到了最大的阶梯教室，后来又给前面的桌子上编了学号，以免真正选课的学生没座位。

　　徐浩峰在北京电影学院开设两门课，导演基础和视听语言。未因《一代宗师》成名前，他就是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的课信息量很大，善于打通不同的艺术领域。比如讲电影《午夜守门人》，他会从演员的骨骼运动形态分析其独特性。2011级的学生张景涵说，一节课听下来，记录得很累，脑子也累。

　　在徐浩峰的学艺经历中，接受的是另一种教育。80年代的艺术院校，深受苏联现实主义艺术观的影响，创作者要了解创作对象的生活。美院附中的许多老师一辈子画习作，不着急表达，要慢慢了解这个世界。在电影学院读书时，徐浩峰去农村采风，观察农民、工厂，一周后老师来了，非常生气：“光观察怎么行？你们应该和农民一块下地干活。”

　　他自认在美院附中过了3年梵高式的生活，每天除了琢磨画画没有别的事，并全然相信当时的理念——艺术家先把自己的世界创造好，自然会扭转外面的世界。但外面的世界变化速度太快了，西方的产品进来了，潮流也进来了。80年代末，在一个讲座上，他听到平时尊敬的师长讲，营销更重要，可以把一张画变得更值钱。

　　“感觉是一个人不用下太多功夫，你只要有一个想法，就可以胜利。所以其实是一种高度的投机取巧。”对十几岁的徐浩峰而言，这颠覆了他原本的信念。

　　他渴望去新的艺术领域，考去了电影学院。老师是江世雄、郑洞天，学的是法国新浪潮。“作者电影”的理论在新浪潮中影响深远，认为导演应当以摄影机做笔，去创作表达明确美学风格和思想意图的作品。

　　成为作者，首先要面对极为残酷的价值体系。无论是学美术还是电影，老师们常讲，一个时代也就出四五个画家、导演，你一定要争取当这四五个人之一。20几岁的年轻人，直接被置于历史的评价维度之内。大学毕业两三年后，大部分人就把自己从那四五个人里排除掉了。先解决生活问题。接着是经济积累，后来有另一半，30多岁时有钱养孩子。那也是很好的生活。

　　徐浩峰拍了几年专题片，同时写了六七个剧本，连续受挫。90年代初，中国电影处于衰败期，工作机会多光顾于仿港产片的类型，强调性和暴力。“电影突然从一个超常的所在，变成媚俗的东西”，徐浩峰受的是作者电影教育，也有作者的脾气，“你在艺术院校里学了那么多年，别人就可以极其放肆地拿一些蠢话把艺术一笔勾销，哇，这是个什么世界啊。”

　　当他对外部世界无能为力的时候，转向建设内部世界。二十六七岁，徐浩峰辞去工作，退回书斋。郭豫去过他在西单的那间小房子，四四方方，到处堆满了书，东西方哲学、绘画、电影、小说、围棋。阳面一间是书房，徐浩峰就在这里写字、吃饭。也不规律，邻居善做鱼、猪肉粉条，徐浩峰常买来吃，一天只一两顿，吃很多米饭。

　　在郭豫眼里，徐浩峰最困难的时候，也保持从容，是一个“特别讲究的文人”。朋友聚餐，他会抢着把单买了，“其实他那时候饭钱都成问题”。郭豫依然会去找徐浩峰做“心理按摩”，徐浩峰放下书，继续做聆听者。

　　徐浩峰当时并未和朋友讲过，经济的窘迫曾让他深感挫败。对年轻人而言，眼前的时光太重要了，毕业几年后境况的差异，足以形成强烈的刺激。去参加美院同学的聚会，徐浩峰发现，同学已经开上了Polo车。那是21世纪初，Polo车10多万一辆，“他们一人一辆啊。”

　　只有徐浩峰和另一个同学没车，同学对他说：“哎呀，还好你也没有。”

　　“他不是個势利的人。”徐浩峰回忆那位同学，就是一种本能反应。可你真的得用很长时间去想，自己是不是落后了。不看眼前，这是一道关卡，你得过了。

　　在漫长的书斋时光中，徐浩峰想起了自己的二姥爷，形意拳大师李仲轩。形意拳与太极、八卦并列中国三大内家拳。李仲轩生于1915年，34岁自武林隐退，晚年在北京西单一家电器商店看门为生。徐浩峰将李仲轩的口述史整理成书，2006年出版《逝去的武林》。

　　站在后来者的视角，这本书改变了徐浩峰的命运。他逐渐受到关注，开始是武林中人，后来是影视圈。他的写作也全面转向武侠小说。早年间，他还写过青春小说和剧本，但从此他不再依赖生命经验创作，而是找到了“术”，写武林，他可以写任何事情。某些导演用尽经验而导致创作匮乏的危机，他并未遇到——当然，这也是后来者的视角。

　　回到千禧年上下，徐浩峰的生活里只剩下两位老人，一位是二姥爷，一位是他跟随学习的道家老师。他看电影《洛基》，落魄的拳手买了一只乌龟，因为太孤单，他也买了一只乌龟陪着自己。平时他会跟乌龟说话，但发现乌龟完全没有兴趣，“它活它的，我活我的。”就像《重庆森林》里，梁朝伟对拖鞋说话。有个亲戚住在附近，隔一段时间来看看他，然后向他母亲汇报，“告诉她我还活着。”

　　对时间的感受也完全变了，书没看两页天就黑了。他想过去咖啡馆读书写作，像萨特那样，外界的刺激也许能让人提高效率，但算了一下花销，还是放弃了。

　　他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写小说，成为作家，确立一个让投资方信任的身份，“这是世俗方面的一个奋斗目标”。

　　2013年，我第一次见到徐浩峰。他因参与编剧《一代宗师》备受瞩目，被各种活动邀请。我们的采访只能约在晚上，商铺不断打烊，我们就一直换地方。他礼貌地迁就我，同时也难掩初尝大名的新奇，以及尚未被开采殆尽的倾诉欲。他谈到了《倭寇的踪迹》标新立异的风格，这样才可以让一个新手导演“先声夺人”，也难得透露了一点私人情绪，说自己现在看到街面上推着婴儿车的妇人，总是颇多感慨，别人以为他一朝成名，只有自己知道代价究竟如何。

　　世俗层面，他达成所愿。2011年，他执导首作《倭寇的踪迹》，投资方是他的书粉。王家卫筹备《一代宗师》，也是首先通过文字了解到他。

　　那段书斋时光如果不以“成了”的结果来论，是看不到尽头的孤独，当时电影环境又清冷，就像郭豫后来所说，“这选择到底对不对？他能不能走出来？”徐浩峰说，如果在剧组混上10年，也许和现在所达成的结果差不多，但中途所耗，会损伤根本。他选择以创作积累资本，实现目的。

　　寇奕是徐浩峰在美院时的同学，在他看来，修炼内功是他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自2005年搬到密云，寇奕在郊区独自生活了16年。每天画画，油画堆满了房间，后来篆刻、书法，不觉得孤单，也不急于将作品标价。为采访，他单独抽了一天时间，坐2小时公交车赶到市区。

　　不过，80年代末那次宣传艺术营销的讲座，真的影响过徐浩峰某位画画的老师，他在世俗层面也成功了。后来在一个餐厅，徐浩峰偶遇了这位老师，“他的气质，包括说话方式完全感觉和一个画廊的经理没有任何区别”。对方说：“徐浩峰，你拍电影多好啊，画什么画啊。”

　　“学美术、学画画的人不爱这个东西，而是想借着这个东西改变自己的原有阶层。”徐浩峰说，这样的人对时代潮流没有任何抵抗力。

　　前段时间，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同学和他聊天，说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是未能拍上电影，没想到你熬了10多年，最后能当上导演。他明白老同学的意思，学电影的学生很容易怵了拍电影这回事，三个天问始终敲打他们：才华够不够？能不能混圈子？有没有钱？

　　今年我们的对话从冬天持续到了夏天，在一间有落地窗的房间内，看光影从一头移到另一头。徐浩峰大部分时间都非常平静，声音像稳定有节奏的时钟一样回响。

　　我之前理解，他主动选择回到书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守姿态。最后一次采访，重复讲到那段时光的时候，他表现出难得的、希望表达感受而非只是陈述事实的情绪起伏：

　　“我拿我活到48岁的这个经历，我就验证了，最初的、最古老的艺术院校教给学生的东西是对的，是绝对可以实现的。我没有任何操作，纯粹是因为有些东西我做到了，现实就转了。有跟我同时代的人，他处事、操盘能力都比我强，但是永远操持不出来自己。我在这方面的能力那么弱，最后我能成……我用了30年的时间，最后说明我青少年时候的反感是对的。你就别跟他们那么玩。”

　　角落里的老旧空调有规律地发出类似叹息的声响，在空调喘息的几秒间隔里，徐浩峰声量略微高了点：“其实不是为了自我保护。我觉得我要是那么大胆的话，对不起我自己。”

　　最初植入徐浩峰心里的教育理念赢了，他证明了改变自己的内心，就可以扭转外在世界。但现在，他不会跟学生讲这些他老师曾经告诉过他的话。刚当老师的头几年也讲过，有学生反映听不懂，“不但不听，后来还到系里的那个教學委员会告状”。徐浩峰不再讲“心法”，他明白自己的课受欢迎是因为信息量大，技法多，“博览群书地给你们讲”。

　　“干货，这是一个干货的时代。”他感慨。

　　魔幻的时代

　　穿格子衫的互联网高管坐在中央，左右两排是电影、电视领域的著名从业者，包括导演、编剧、制片人。这是2015年，某互联网平台举办的第一次讨论IP的沙龙。

　　众人并没有顾及主办方的面子，开始声讨流行的IP概念。一位制片人说：“什么IP，跟电影没半毛钱关系。”一位编剧说：“编剧的成长周期长，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一位导演说：“互联网主要做产品电影，别开编剧会了，开产品会更合适。”

　　高管困惑，我们做网络文学，让一批作家登上富豪榜，做游戏，一年上千亿产值。做影视却时灵时不灵，大导演大卡司也经常“扑街”。也希望和各位老师探讨，互联网怎样才能帮影视产业做得更好。

　　一位老板耸耸肩，说我公司70多个编剧，让他们保持手机开机都很难。

　　徐浩峰坐在右排尾侧。主持人介绍他的身份是“影评人”。他仿佛并不置身于这个时代热词搅起的金钱、野心、迎合与对抗的种种焦虑之中，以惯常平静的声音讲了许久自己学画画的经历，最后总结，专业的创作者是不表达，要留下读者解读的空间。

　　他的发言并未出现在后来的通稿里。

　　当时我以调侃的心态旁观了这场每方都在自说自话的沙龙，如今回望，那是某互联网平台在影视业上重要布局的开始，固然嘈杂、无序，但资本在追逐每一个人，似乎到处都是商机。

　　2015年是上个10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高潮，票房440.69亿元，同比增长达到了48.7%。电影市场烈火烹油，谁也没想到此后5年，油温骤降，仅2017年的票房同比增长数字为两位数。在2015年400多亿票房里，有5000余万属于徐浩峰的《师父》。这也是他目前票房最高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