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辈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好作风

调查研究既是一项务实的工作，也是一种良好的作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既注重调查研究工作，又以廉洁自律的处事行为，为广大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不能脱离农民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同志一生注重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毛泽东同志搞调查研究常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采取同志式、讨论式、商量式的态度，把群众当作真正的英雄。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浙江人多地少，旱灾、水灾、风灾、虫灾连年发生，粮食产量很低，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同志对此忧心忡忡。

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期间，曾就浙江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展开调研。1954年年初的一个早晨，毛泽东同志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但他说想去杭州市郊的新登县（1958年新登县建制撤销）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天刚蒙蒙亮，大部分人还沉浸在睡梦中，毛泽东同志已和随行人员乘车来到新登县。下了车，他们还要步行一两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

那天早晨很冷，路面上全是冰碴子。毛泽东同志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健步走在前面。路旁有一个叫王家水碓村的自然村。1953年年初，这个村的大多数农民自发组织了农业合作社。在村口，毛泽东同志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儿家常，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王关林家走去。

在王关林家，毛泽东同志亲切地问了他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接着毛泽东同志又十分仔细地问了“农民是不是都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等问题。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毛泽东同志听后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告诉毛泽东同志：“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以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毛泽东同志详细了解了连作稻插种时间与方法后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一开始，王关林并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和他亲切交谈的人就是毛泽东同志。王关林家门前人越来越多，随行人员建议可以结束交谈了，但毛泽东同志说：“不忙。”他又向大家详细询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同志和农民在一起交谈，就像朋友间聊家常一样，没什么距离感。临走时，不少群众拥着毛泽东同志将他送到村口。直到很多年后，王家水碓村的农民才知道，那年冬天到村里来调查了解情况的干部就是毛泽东同志。

离开王家水碓村，在回来的路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他还说，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没有前途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思想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在浙江期间，他还先后去过萧山、德清、绍兴东湖、杭州郊区等地的农村，下农田、进农家，为研究解决问题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周恩来同志：到公社就餐交粮票 

  1961年5月3日上午10时许，几辆吉普车悄然停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伯延村的农机站门前。从车上走下来的是身穿灰色棉布中山装，脚踩一双半旧圆口布鞋，眉宇间挂着深深忧虑的周恩来同志。

解放战争时期，河北武安县曾经是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后，伯延与周围的17个自然村落5000多户农民合成一个公社，人口2.7万余。此时的伯延，已是困难重重。

周恩来同志一到伯延，片刻未休息，就在伯延公社办公室召集11名社队干部开座谈会。公社和大队领导从总理秘书那里得知总理要在社员食堂吃饭的消息，便精心准备：让社员提早把吃的打走，再端出做好的面条、馒头、稀饭和红薯。这样一看，好像的确像公社和大队领导汇报的那样：在食堂虽然吃得不好，但能够让社员放开肚皮吃饱。

周恩来同志吃完饭，什么也没说，留下粮票和饭钱，走了。

第二天中午，周恩来同志突然提出，还要到社员食堂就餐，而且不是到昨天去过的食堂。社队领导都慌了。他们以为总理昨天去社员食堂吃过一次饭后，就不会再去了，因此没有做任何准备。周恩来同志快步走进一个社员食堂。炊事员和司务长见总理突然来到，赶忙把剩下的玉米糊糊和代食品盖上。跟随的公社领导对周恩来同志说：“总理，食堂没有饭了，还是回公社去吃吧。”

周恩来同志不说话，径直奔向灶台，揭开锅盖，锅里还有些能照出人影的玉米糊糊。

  “这不是还有吗？”周恩来同志问。

“这是炊事员们吃的。”有人回答说。

“那好嘛，我与炊事员一块儿吃。”说着，周恩来同志和炊事员、司务长一一握手。炊事员拿来一个大碗，给他盛了一碗玉米糊糊。总理接过碗，喝了一碗玉米糊糊，还掰了一块代食品尝了尝。吃完后，照例交了一两粮票和5分钱。周恩来同志走后，人们慨叹道：“总理的眼睛该有多亮，一看就知道头一天的食堂是有准备的。这一回，总理看到实际情况了。”

朱德同志：不给地方找麻烦

  据统计，从1956年到1966年，朱德同志在外视察调研达27次，平均每年外出视察近90天。这11年间，他向中央致函、致电24次，写出调查报告13个，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1950年3月底，朱德同志从北京出发到张家口视察调研。午夜时分，火车缓缓驶入张家口火车站。此时，车厢内的朱德同志穿着一身灰旧棉衣，手持放大镜不时在地图上寻找着，时而用铅笔画着横杠、竖杠或圆圈，时而凝视着地图沉思。车厢外，张家口寒冬未尽，夜晚的气温始终在零摄氏度上下浮动。朱德同志时不时地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哈气暖和发凉的双手。陪同人员怕首长受凉，建议他到招待所休息一下。朱德同志说：“城里刚解放，这里的负责同志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我们不要给地方上增添麻烦。”当晚，朱德同志一行就住宿在火车上。这次张家口之行，朱德同志在安排接待上要求一律从简，他们一行除了喝一些茶水，再没花省市委一分钱的招待费。

1955年6月，朱德同志在结束包头视察归途中，再次来到张家口。这次他仍然没有在饭店开房间。他对陪同的负责人说，在市委找一间很普通的办公室就可以了，不要再花钱。晚上，朱德同志不顾旅途的劳累．在座谈会上听取地、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此时，屋外下着大雨，屋内的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朱德同志通过这次对张家口新老企业的实地考察，着重对“一五”建设中面临的困难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给中央写了调研报告，提出的建议后来被采纳。

1958年7月，朱德同志和随行人员考察途中看到一座牌坊，牌坊上正书“高处何如低处好”，后书“下去还比上难”。朱德感慨道，古人把“下去还比上来难”写在这里，也是寓意很深啊！要是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看，的确是“下去”更难些。所以，毛泽东同志一再倡导各级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倡导干部下放锻炼，将军下连当兵，书记种试验田。但是，当时有些进城干部并不像朱德同志那样重视调查研究、“下去”倾听民意，而是想当然地凭借党的执政地位和群众对党的拥护，采取单纯发布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处理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领导干部和党的威信。对此，朱德同志曾严厉指出：“我们某些党员干部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这种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的漠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应该视为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行为。”

朱德同志专题力主“下去”不给地方找麻烦，看似近于苛刻，但他的人格、品格，却在这些“苛刻”中得以彰显。这种最动人、最素朴的精神面貌，展示了共产党人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崇高境界。 

（作者：胡遵远，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