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穷水尽

 山穷水尽

作者 杨富来

一

    北方的冬天，干而冷。万木凋零，一片萧瑟。

村子还和入伍前一样，没有多大变化。骡、马、驴、牛等牲畜，还由集体统一饲养。村民依旧住的是土坯房，房子前院和后院以及街道还是黄土地。下雨下雪，院子和街道就是一片泥泞，没有雨鞋，就无法出门。

村子中间是大队办公室。办公室门前有一颗老槐树，树杈上用八号铁丝挂了一口钟。寒冷的西北风，像顽皮的孩子，把这口钟掀来掀去。这所谓的钟，实际上是约20公分粗，40公分长的铁管子。小时候，从我记事时起，它就一直挂在那里。早上、上午、下午出工，都依钟声为准。当时都叫铃声，听见铃响，就从家里向外走，上地里干活去。平常队里分东西和晚上开群众大会，也是打铃。

村民依旧是集体出工，集体收工。

我在家里已经待了一个多月了，一直未出门。家里的温暖和关怀，更使我感到忧愁和烦恼。我一个大小伙子，总不能老这样待在家里，白吃白喝呀。城镇户口回来的复员退伍军人，都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农村户口的复员退伍军人，却依旧回到农村劳动，这公平吗？

妈妈看着我愁眉苦脸的样子，心疼地说：“去找你舅吧，看能不能给你寻个营生。”

舅舅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地下党，曾经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工作。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省委决定把农民的自留山、自留地全部没收，彻底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他当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步子走得有点快，应当给农民一个思想转变过程。因此，受到了组织的严肃批评和斗争。后又上纲上线，不断升级，把他这种思想，定性为地富反坏右向党发起的猖狂进攻。因为家庭成份不好，是小地土出租出身，就经常受到批判。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再次受到冲击。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他才被解放出来，出任咸阳地区公交局局长。

我从户县坐班车到咸阳，当天中午十二点多才找到了舅舅。我恳求舅舅，给我找一个工作，不论干什么都行，只要能离开农村。在我的思想深处，认为舅舅是局长，肯定能帮我解决工作问题。我自身条件也不错，是复员退伍军人，中共党员，高中文化。况且，舅舅还经常负责招工工作。但是，我想错了。

虽然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受过多次批判斗争，但舅舅的党性原则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对共产主义信念仍然坚定不移，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仍然忠心耿耿。他先给我讲党章，说党的干部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不能以权谋私，不能用国家和人民给的权力，为自己和亲戚朋友捞好处。最后，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回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能老彷徨不定，蹲到家里。你如果认为考学有希望，就抓紧复习，奋起直追。你如果觉得没有把握，那就在生产队积极参加劳动。”

我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样，瞬间就破灭了。我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恍恍惚惚，不知东南西北。我不知道怎样离开舅舅的办公室，只模糊地记得，他领着我到一个大轿子车上，向着司机高声喊：“王师傅，这是我的外甥，麻烦你把他捎回去，我给他把票一买。”

被叫做王师傅的司机谦恭地、慌恐地连声说：“吴局长，不用买票，不用买票。”

舅舅还是掏出钱，不顾售票员的拦阻，坚决地给我买了一张票。当时，咸阳到户县的汽车票是八角钱。

二

春节，是农村盛大隆重的节日。家家户户都把房子和前院后院打扫得干干净。窗子贴着窗花，门上贴着门神，门框贴着对联，门前挂着大红灯笼。厨房的案板墙壁上和灶台旁的墙壁上分别供奉着财神和灶神。大房的中堂供奉着祖宗，供桌上放着水果、花馍、香炉、烛台。每天早晚都要点烛焚香，磕头作揖祭拜。小孩穿上新衣服，跑前跑后，时有爆竹燃响。大队办公室门前的锣鼓声不断，一阵一阵地在村子里回响。

除夕，家家户户蒸包子，蒸供奉的花馍，蒸回礼的小馍，炖肉，烧豆腐等。整个村子炊烟袅袅，空气里弥漫着包子和肉菜的香味。

大年初一，一般都是两三点钟起床。洗漱完毕，就开始点烛焚香，敬祖宗，敬百神 ——包括灶神、财神、土地神、龙王神、醋神、药师神、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观音菩萨等等。有的家里还供奉毛主席像，敬毛主席。 然后就放鞭炮，都抢着要响全村第一声炮，以求全年有好运。放完炮，开始吃臊子面。面捞出锅后，先要敬百神和祖宗。因为民间认为神不吃荤，所以，敬神的面必须是素面。

正月十五晚上，村子耍狮子，划旱船，踩高跷，跑竹马，吸引十里八乡的人前来观看，热闹非凡。

但我的心里总是十分郁闷，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

我到书店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从基础开始学习，天天爬到炕头的窗台上，看书做题。

为了满足当时众多青年考大学的愿望，户县一中办了一个高考补习班。四月份的一天，我到学校察看了一次。教室像大礼堂一样，里面人山人海，只有凳子没有桌子。在这个大教室里边的东南角，有一个小房子，同学王互利就在小房子里办公。原来，他这几年在户县一中任民办教师，负责补习班的管理工作。我手头没有一点复习资料，就把他上一年的《物理高考复习资料》买下来。他说补习班早就开课了，有300多补习生，听课要交费，办理听课证。

后来，我每天骑自行车到学校听课，早出晚归，中午在街上随便买一点吃的。家离学校十多里路，天晴还好些，雨天骑行就十分艰难，时有和人、车相碰而引起麻烦。

没有课本，没有讲义，没有从前边系统地学习，听老师讲课总感到凌乱，云里雾里的，甚至听不懂。加之几百人秩序混乱，学习效果是很差的。

1978年，是全国恢复高考第二年，杨鸿飞同学以几乎满分的成绩，考入西安交通大学。独庄和白虎两个村子距离很近，他家离我家大约500米左右。他放假后，常到我家给我补课。六、七月份的农村，天热如火，蚊蝇成堆。晚上，我们俩光着上身，坐在炕上的蚊帐里看书演算。他回去，常常是深夜。

离考试的日子越来越近。补习班已经停止授课，学生回家复习，进入临战状态。可我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1980年的高考，大学和中专分开报名，分开考试。为了把握性大一点，我没敢报考大学，而是选择了理科中专。考试共有四门课程：数学、语文、政治、理化。余下地区的考生，统一在红旗中学考试。时间是七月七日和八日两天。

焦急、担心、漫长地等待中，考试成绩终于出来了，我榜上无名。录取分数线210分，我只考了186分。语文考了60多分，理化成绩太差，只有30多分。

现实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我有读书的慧根吗？是继续复习功课，迎接下一年高考，还是彻底放弃？我又处在两难选择的痛苦煎熬中。

三

著名作家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我正处在这样一个岔道口。没有人会为我指点迷津，包括妈妈和家里的其他亲人。

人生真正的艰难痛苦，往往不是泰山压顶，不是刀光剑影，而是迷茫和惶惑。迷茫，是因为看不清前进的方向，无所适从；惶惑，是因为对自己缺乏自信，瞻前顾后。

我对没有考上学校是不甘心的，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不服气的心情。

我到户县一中，找到了高中一年级时的班主任赵昌济老师，把补习功课的想法告诉他。他当即给我写了一个条子：“建平，我的学生杨富来，今年攻关186分，想再拼搏一年，你给方贵说一下，收下他。”

建平是户县二中的教师，赵昌济老师的弟弟。方贵是户县二中的教导主任，是我高中二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因为户县一中补习班报不上名，只能舍近求远。

正当我准备到户县二中补习时，村子里传说户县天和学校缺一名民办教师。天和学校是由白虎、独庄、马营、赵家堡、张家堡、吴家堡、潘堡、安上善坊等几个村子合办的。公办教师师资严重不足，只能由民办教师补充。民办教师的名额是由各村平均分担的。

我当时想，如果能当民办教师，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功课，是两全其美，相得益彰的事。教书可以促进复习；复习，可以拓宽知识面，提高教学质量。所以，当村干部让我到学校教书时，我就爽快地答应了。实际上还是对考学缺乏自信，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学校离村子很近，在村子南边约400米处，紧挨着赵家堡和张家堡，占地面积约45000平方米。学校中间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河岸柳树成荫。小河由南向北横穿整个学校，流出学校后，一直向北独庄方向流去。学校分小学部和中学部。教职员工大约50人左右。初中部共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三个班，每个班约60人。

校长姓朱，是一个村子原党支部书记，文革中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他被抽到公社，任文教专干。运动后期，被任命为天和学校校长，还是农村户口。他文化水平很低，识字很少，一般的文章都读不通。每周三下午政治学习，他要主持会，要给大家念报纸。他总是要用几十分钟时间，查生字，注音。一张整洁的报纸，上边就像画家画的一座座小坟堆。

副校长姓苟，是公办教师，主管教学，各位教师的课程安排等，都由他决定。他是个很世故的人，脸上常常挂着奸黠的笑容。他有个外号叫“对着呢”，不管朱校长说什么，他都是一句话“对着呢”。

我开始和杨致荣老师住一个房子。他和我一个村子，也是民办教师。我上小学时，他就在安善坊学校任民办教师。当时，他给我们教过语文，图画和大字课。他毛笔字写得很好，行书，草书，楷书都写得很漂亮。我们练习毛笔字的字帖，都是他写的。他绘画的水平也很高，看见什么马上能画出来，而且画得形象，逼真。我们村很多姑娘结婚时，嫁妆的箱子上的画都是他画的。他总是无忧无虑，乐观豁达，手里常拿一个旱烟锅子，时不时地唱几句秦腔。他现在任学校伙食管理员。

广阔的操场，整齐的校舍，美丽的花园，潺潺的河水，浓郁的树木，活泼的学生，这些都令人心旷神怡。一切都似曾相识！现在又回到了几年前的校园生活了，我很喜欢这样的环境。

学校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像生产队长派活一样，直接通知我担任初中一年级一班班主任，教初一一班语文、小学四年级历史和小学二年级体育课。我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欣然接受了。

在学校里，民办教师的地位是很低的。民办教师里边，又分为有民办教师证书的人和没有证书的人。有证书的民办教师，每月可以领到由县教育局发的10元补贴费。没有证书的人则没有一分钱的补贴。我刚进学校，属于没有证书的一类。村子每月按生产队10分工男劳力全勤给我记工分。公办教师是商品粮户口，领工资，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四

时间过得很快，1980年的冬天悄悄来到了。我到学校已经两个多月了。

一天下午，我没有课，在宿舍拿一本《高考数学复习资料》翻阅。没有敲门，突然闯进来一个人，从我手中把书夺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朱校长。他表情淡漠地说：“你怎么看数学书呢？”还没等我回答，他就扭身出去了。

杨致荣老师对我说：“你要提防着点，朱头虽然识字不多，但整人却一套一套的。”

果然，三天后，苟副校长找我谈话，说我把学校的领导当傻瓜，一只脚想踩两只船，把教书当跳板，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复习功课、准备高考上，等等。最后说：“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给你把课程重新调整一下。你不再教四年级的历史了，调整为初一二班的数学，其他不变。”

初中每个年级有三个班，如果再教一个班的语文，就只备一次课。现在既教语文，又教数学，就要备两次课。这样，无形中给我增加了工作量，占据了许多时间。

在此同时，朱校长又到我女朋友的父亲那里告状。说我不安心教学，整天想着考大学，建议让我专门复习课考大学，不要教书了。

女朋友的父亲，自解放建社以来，一直是我们村的村主任，党支部书记，后来年纪大了，抽调到公社乡镇企业办工作。他是个威望很高，远近闻名，大家公认的很有能力的村干部。七十年代，在学大寨的浪潮中，户县县委提出了“地连片，路要直”的号召。我们村有一架山，紧挨着栗园坡村，距我们村约六公里。公社干部要求我们村把这架山划给栗园坡村。他当时外出开会，副书记在家主持工作。在县社两级政府的压力面前，副书记代表村子同意了。他回来以后，知道这件事很生气。他到公社，对主管的领导说：“既然是县上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但我们山上的树，总不能白拿去吧。”公社领导讲不出理由，只得答应让栗园坡村给予赔偿。他便派了两个人上山数树。经过几天的清点，大小树木共有一万多棵。栗园坡村的干部吓懵了。一年的农业收入也赔不起呀，坚决不接收这架山。于是，我们村这架山就一直保留下来了。

女朋友的父亲听了朱校长的一面之词，很生气，认为丢了脸面，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人，是有社会属性的。人的思想、意识、行动都受一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要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我迫不得已，放弃了1981年的高考。

五

学校教师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许多人没有上过高中。有的教师在文革中由贫下中农推荐上了高中，而文化水平还和小学生差不多。有的把“狭隘”，给学生教成“狭益”。有的把“停滞不前”，给学生教成“停带不前”。教师相互之间，一个瞧不起一个，都认为自己比别人水平高，比别人智慧多。

日子在平庸中度过，时光在平淡中流失。学校生活像模具一样规整。上课下课，周而复始。不觉间就快要放寒假了。就在离放寒假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许多村民，把校长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原来，一名已婚男教师，晚上和本村一名已订婚的女青年，在他宿舍睡觉，被女青年婆家的几个人当场抓住，并把两人的衣服拿到会议室，要求校长给个说法。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整个社会还没有对外开放。当时民风纯朴，是非分明，崇尚礼仪道德，对男女关系很敏感，把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看成有悖天理，伤风败俗，奇耻大辱。做人立世的起码准则，就是作风正派。他们可以容忍没有知识，没有文化，贫穷落后，甚至小偷小摸，但是，决不能容忍乱搞两性关系。他们认为，学校是有文化的地方，教师为人师表，更应该是道德的模范，行为的榜样。教师是学校的人，事情又发生在学校，学校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村民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朱校长开始还想庇护，但顶不住社会舆论的压力，顶不住女方婆家的声讨，拖了一段时间，把这名教师开除了，才使事件得到了平息。从此，学校臭名远扬，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周围群众都说：“书房戏房，是男女乱搞的地方。”

六

班主任工作，零乱、琐碎、繁忙。我担任班主任，付出了巨大心血。每天早上，我比学生到的早。每天下午放学前，我都要到教室巡查一遍。周末，对学生进行家访，同学生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取得家长的支持，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对重点学生，进行谈心，用真情真爱感动他们。不光要求学生认真学习，更要他们明白，首先要做一个爱国，文明，友善，有道德，有责任心的人。一个班集体，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班风。好的风气形成以后，就使那些落后的言行无立足之地。这就要求班主任老师首先做出表率，一切出于公心，一切出于爱心，没有丝毫的自私自利的想法和行为。对学生既要严格要求，大胆批评教育，更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给予积极的鼓励和表扬。而且，要以正面引导，表扬鼓励为主。

1981年三月份的一天，早晨我到教室，学生一片混乱。原来，教室电灯不亮。把电工找来检查，没有查出电路问题。后来发现，有人把螺口灯泡拧松了，灯泡和灯头没有连接上，因而电灯不亮。学校把这件事定为有意破坏，要求查出来严肃处理。我在班上讲了这件事的影响和危害，要求犯错误的学生主动出来承认错误。

过了两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姓张的同学来到我办公室，承认了是自己干的。出事的前一天下午，其他同学放学回家了，教室没有人，在一种恶作剧意识支配下，他给桌子上放一个凳子，站上去，把教室的所有灯泡向下拧了拧。他流着眼泪说：“以后再不捣乱了，一定吸取教训，遵守纪律，好好学习。”为了教育其他同学，他在班上作了检讨。我在班上强调，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是好同学。犯错误的同学思想上不要有压力，其他同学不能歧视，要互相帮组，团结向上，把学习搞好。通过这件事，班风明显好转。同学们组织纪律性更强了，学习积极性更高了。

我把这件事的处理经过，向学校作了汇报。学校不依不饶，要给学生处分。我坚决不同意。因为学生年龄小，顽皮是正常的。认识到了错误，并下决心改正错误，就是好学生。我对校长说，如果处分学生，会使他背包袱的，会影响他正常成长的，要处分就处分我吧。后来，校长没有再坚持给学生处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毛主席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已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更要调动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有了学习兴趣，有了强烈的求知欲，就会对学习产生一种渴望，学习中就会产生一种愉悦感，就会“学而不厌”。同时，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即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好的学习方法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数理化等各科的学习，要在理解定义、定理、公式、的基础上大量演算作题。只有大量作题，才能加深对定义、定理、公式的理解，才能更加灵活的解题，达到熟能生巧。自学时间，一般安排在下午和晚上。

语文学习，要坚持多读、多背、多写。要以阅读背诵为主。背诵是最简捷且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茅盾把《红楼梦》背过了，写出了《子夜》。巴金把《古文观止》背过了，写出了激流三部曲。教材要求背诵的文章必须背过。只有记的东西多了，写作时，许多好的词语和句子，就会成群结队地涌进脑海，跑到笔下，任你选择调遣。而语文的自学，一般安排在早读时间为宜。

不知不觉，1981年的期中考试到来了。考试，这是对学生学习情况的测验，也是对老师教学情况的检验。所以，学校重视，学生重视，勾心斗角的老师也很重视。特别是一些水平较低的教师，不在教学上下功夫，却挖空心思

搞歪门邪道，总想让学生卷面的成绩高一点。

期中考试，由学校统一出题，统一考试。各代课老师，不参加本人所教课程阅卷工作，相互交叉进行。

我们班语文总成绩全年级第一，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在智力一样的情况下，那门功课用的时间多，成绩必然较好。一周早读时间共六天（当时是单休日〉，我们给学生划分为语文三天，英语三天。班主任的优势，就是能保证分配自己所教科目的自习时间，让学生切实落到实处。每到语文早读时间，我都到教室来回查看，学生不放学，我就不离开。

但是，紧接着，流言蜚语、恶意攻击跟着接踵而来。有的说，有人给学生把题透露了。有的说，杨富来刚到学校，以前又没有教过书，不可能比老教师教的好。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学校对我班语文，进行了一次重新考试。可是，二次考试的成绩，我们班总成绩还是全年级第一。全年级语文最高成绩和前三名还都在我们班。

王玉英同学是我们班班长，品学兼优。这次语文期中考试两次都是全年级第一名。这时，朱校长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你们班王玉英同学不错，你写一份先进材料，交到学校。学校要进行奖励，把她树为全校学生学习的榜样。”

七

六月份的农村，已经进入三夏大忙季节。金黄的麦浪，一望无际。农人的快乐，也像麦浪一样在心头翻滚着。而学校里，却是一片阴霾。朱校长开会宣布，教师名额严重超编，民办教师必须裁减。

每个民办教师心上，都像压了一块石头，人人自危。许多人就开始活动了。有人给校长送烟酒，有人给校长送钱物，有人在教师中间搞串联。我不抽烟，不喝酒，不会给他们送烟酒，更不会给他们送钱物。一是我贫穷，没有东西可送，二是在我的骨子里，认为这些做法卑鄙，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况且，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教学之中，取得效果和业绩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现实社会中，有几个讲道德，讲正义的呢？不然，社会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贪官呢？他们的道德水准连普通的百姓都不如啊！

朱校长在会上说：“过去农村分东西，采取抓纸团的方法。谁抓到啥就是啥，不怨天，不怨地，就认命吧。今天，还是瞎子跳崖，脚步攒到谁就是谁，采取投票的办法，投到谁就是谁。”

各人都有各人的心思。公办教师要把比他水平高、比他教学好的人裁掉，这样，就不显得他的水平低了。民办教师要把比他实力强的人裁掉，这样对他就减少了威胁。

就这样，我和独庄的一个民办教师、潘家堡的一个民办教师共三个人被裁减了。

散会后，张涛老师，张建吾老师，到我办公室来安慰我，像雪里送炭，使我受伤的心灵得到了抚慰。他俩都是中学部的语文老师，不但书教得好，而且人品更正派。

这时，校领导却躲得远远的，在下边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十分惧怕被裁减的人结成联盟，集体上访，所以故意分化瓦解。

第二天，牛老师到我办公室，邀我一起到县教育局去讨个说法。我说：“我不去了，这个狗游事，我早都不想干了。你有英语教师上岗证书，你去找吧。”

我没有在学校吵闹，也没有找朱校长理论。我把用了仅剩半瓶鸵鸟蓝黑墨水的墨水瓶，交给了朱校长。他虽然一句话没讲，但我看出了他内心的空虚和愧疚。就这样，我静静地离开了天和学校。

当兵未能提干，复员退伍；高考未被录取，名落孙山；当民办教师不到一年，又被裁减。这时，宋代吕蒙正的《寒窑赋》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

“李广有射虎之威，到老无封；冯唐有安邦之才，一生不遇。韩信未遇，乞食瓢母，受辱跨下；及至运通，腰系三齐之印。白起受命，统兵百万，坑灭赵卒；一旦时衰，死于阴人之手。”

“才疏学浅，少年及第登科；满腹经纶，皓首仍居深山。青楼女子，时来配作夫人；深闺娇娥，运退返为娼妓。窈窕淑女，却招愚莽之夫；俊秀才郎，反配粗鲁之妇。蛟龙无雨，潜身鱼鳖之中；君子失时，拱手小人之下。”

（何也？）“时也，运也，命也。”

“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注福注禄，命里已安排定，富贵谁不欲？人若不依根基八字，岂能为卿为相？”

但是，我是毛泽东时代的人，受过毛主席光辉思想的哺育，决不向命运低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