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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浩:非连贯的“疫情日记”

编辑:admin 阅读:646 次更新:2022-12-14 举报

李浩,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协会员、河北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河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河北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曾获第一届孙犁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等。

11月7日(进驻)

繁忙的一天。为《长城》杂志的专栏赶一个稿子,写了4000余字,为《当代作家评论》的约稿设计了提纲。晚上7点,钉钉铃声,学院的会议。停下手里的活儿,专心听会:临时的紧急会,武建宇院长的表情竟然异常严肃:通报师大的疫情情况,学院的动员,然后请徐书景书记和张艳书记再做介绍。正在楼宇间值班、穿着一身“大白”徐书景书记的第一句话是:老师们,大家可能从来没见过我们这样参加会议……说着说着,她竟然哽咽了,不得不出现停顿,然后在张艳副书记讲话的时候也是——未等她们说完,我给办公室杜子壮发信息:“需要我,我没问题。我进。我先去洗个澡。”

我被打动了,那一刻,我产生了强烈的休戚感,我希望我能帮到他们,希望回报河北师大和文学院对我的好。我希望能替他们做一点儿,哪怕只有一点儿。

妻子回了沧州老家,我一个人在——我承认,平时家里都是由她来打点,我是那种“生活不能自理”的笨人,于是我的收拾丢三落四,手忙脚乱,越着急越混乱……妻子发来信息,我说在写作,有可能进校。什么时候进?我说可能明天或者后天,不知道,听着吧。我故意没告诉她实情,没告诉她我会在10点左右进校,也没告诉她学校里的疫情情况:当然,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隐隐感觉,比我想象的,可能要重一些,传播得快一些。

9点半。我拖着厚厚的被子和皮箱向下走,路上,遇到了邢建昌老师,他把我送至了公寓进校的门口。我跟他说,你放心,我对自己有着充分的自信,我可能是那种福星——本质上,我是给自己打气,我承认,我的心里存在着对疾病的恐惧,尤其是对新冠的恐惧。但我也觉得不能不进,不能不参与。让一向坚毅的徐书景和张艳两位书记在会议讲话时流泪,一定是她们遇到了巨大的难,一定是学校学院遇到了巨大的难。10点多,我来到体育场乒乓球馆,上二楼:地面上已经铺好了上百个垫子,里面已经有三四位老师进驻了,我选择一个靠近充电口的位置放好了被褥。10点多钟,妻子再来微信,我告诉她今天写了什么,准备明天如何如何……她问,说好了什么时候进学校没?我犹豫了一下,说,没。还让等消息。一向,她睡眠不好,有偏头疼的病,而疼起来往往要几天不吃不喝——我决定能晚一点儿告诉她就晚一点儿。

11月8日(扫码)

六点多钟,大家起床,洗漱。小有忙乱和混乱——毕竟,这是我们进校的第一个早晨,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任务。我们属于扫码组,主要任务是做医生们的辅助,负责核酸检测时的扫码登记。大家集合到美术学院楼前,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老师进校,其中还有不少头发花白的老教师在,心里竟有些感动。有个小插曲,在犹豫了许久之后我想还是把它记下来吧,尽管它多少让我有些羞愧。

我们排好队。学校负责我们这一组的一位负责人在队前问:“谁带的是苹果手机?咱们扫码的APP,苹果手机安装不上,带苹果手机的说一声。”有几个带着苹果手机的老师举起了手,我也举起了手。是的,我带了苹果手机,现在平时用的是它,但我也带了使用安卓系统的另一个手机,它是旧的,已经两年多没用了,本来我的操作能力就差,这一放,就更陌生了——我举了手,但举得不够高,之所以举得不够高是因为我在挣扎,犹豫:我知道,毫无疑问地意识到,如果我说自己带的是苹果手机就会安排扫码之外的别的工作,就会距离感染的危险少了几分,而这也不能算我说谎;但也有另一个“我”在悄悄问我:真不算说谎吗?你进来不是想帮学校和学生的吗,进来了还要挑离“危险”远一点儿的活儿,心里有没有愧疚感?你能安心吗?我犹豫着,犹豫着,把手悄悄地放下了。过了一会儿,那位负责人又站到队前问:谁还是苹果手机?我们整理分发的人数有些少,谁还是苹果手机?我承认,我又一次举起了手,然后又一次悄悄放下。他的再次询问让我心里再生波澜,而另一个“我”又一次制止了我的小心思。感谢身体里另一个“我”的存在,他让我在回看自己的时候少了些愧疚,偶而,甚至会生出些小小的自我感动。

五楼,六楼。三百多名学生。我是第一次来到女生宿舍,也是第一次看到宿舍门外学生手工制作的宠物狗。爬到五楼的时候我已经满身大汗,气喘吁吁,护目镜上满是汗水和蒸汽,不得不一擦再擦。一个宿舍。两个宿舍。敲门。门打开了,两个瘦小的女生,她们从门口探了半个头:老师,我们抗原自测是异常,已经上报了,还需要做核酸吗?说实话听了她们的话我的心一凛,突然感觉到有股风钻进了衣领。要做,我们主要看核酸的结果。医生说得平静,我的心也平静了下来,我暗暗提醒自己,守着孩子们,我不能表现得……于是,我和她们同样平静地说着话,告诉她们不用担心,如何如何。做完了核酸,两个孩子向里面退了一步,朝我和医生鞠躬:谢谢老师——我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我知道,她们后退,是尽可能减少感染我和医生的可能,在这样的时刻还能替我们想怎么能不让我感动?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境遇中她们依然不忘礼貌,对医生和老师表示感谢,我又怎么能不感动?

“我们的孩子多好。”我对和我一起扫码的医生王一龙说。那是我的真心话。我知道,他也被感动到了。之后,王医生在做核酸的时候话明显多了起来:“你们是哪个学院?我看着嘛,这高个,就应是学舞蹈的!你唱歌一定好听,学声乐的?我以为你们是学声乐的呢!”我知道,他是试图缓解学生们的压力,他和他们说得越多,学生们的心情就会越放松。

下午1点40。还是在另一位医生的帮助下,我们终于把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王一龙医生的认真仔细也让我着实感动。下楼——我已经没有力气下楼了,腰椎和膝盖以及脚踝都在疼:平时我锻练极少,多数时候都是坐在电脑前,而过度的肥胖又加重着它们的负担。略一放松,不适和疼痛就来了,而且是种弥漫。事后我在想,一直在校为学生们送饭、打扫卫生和看守楼宇的那些老师、辅导员该是怎样辛苦!这一天,只这一次,我就……

2点多,我拿回自己的苹果手机和外套,它们原来放在美术楼前面了。许许多多的微信电话,其中有我妻子的几条信息。我说,上午赶稿子,还有一个讲座,没看手机。没事,已经吃过饭了。关于什么时间进校,我两次犹豫了一下,回她,让今天晚上。回办公室,好着呢,没事。我没有告诉她我会去体育馆,并装做没有看到她让我拍张照片的要求。

11月12日(学校师生疏散)

早晨。简短的会议。那是我和陈爱强老师从体育馆回到学院的第二天。学校进行全面消杀。老师们要带学生一起疏散,具体安排不很清楚,只有发车后才能知道。

拖着行李箱,从文科教学楼向学生宿舍的方向,冬日的校园和未及打扫的落叶让我心绪万千。它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样子,这么多年,它可从未……路上,我看到周雪花老师没带手套,就叫住她使用医用酒精喷剂朝她的手上喷,又给白铭老师她们的手上喷。我的这一过度防护的行为遭到了周雪花老师的嘲笑,她问我,你真这么怕啊?

说实话,说真心话,我怕。而且是,特别怕。我的怕一是对于疫情本身的怕,另外的一怕是怕我妻子和亲人们担心,尤其是,我妻子。她一定会胡思乱想睡不好觉的,她一定会……我不想让自己“转嫁”给她任何的担心和折磨,而这,恰恰是我所有的“怕”中最大的怕。是故,在来到学校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半真半假地虚报着自己的状况,总是,好,挺好,比你在家里时都好。又胖了,我不得不散步减肥。没事没事,学校里基本平静,大家都好着呢,你看看我的饭菜……我怕。即使到现在,我依然会说,我怕。尤其是她完全不知道我的具体情况而一个人担心的时候。也正因如此,我再次穿上了防护服。

我被分组带领39名学生。再次发生一个插曲:我按照要求到学生宿舍敲门,学生们下楼,清点人数:39名,宿舍也对。于是我带着她们上车,并请学生张文欣帮助我清点——她告诉我,名单里有3名学生已在昨日转运,之所以我们车上还是39名学生是因为有3名学生不在我们名单里,但她们特别希望自己能和同宿舍的同学在一起。看着那3个站起来的孩子,我心里颇有些……我说,你们坐下,我去问问,我们还是按规定来,只要允许我就会把你们带上,我也愿意为你们负责。下车,询问,一位我不认识的、但看起来是负责人的中年人告诉我,没事,都是你文学院的,我们先安顿好再说,你就带着她们走吧!我给武建宇院长打电话,他也同意了。刚到车上坐下,电话铃响起,是李惠敏老师:谁谁谁、谁谁谁和谁谁谁是不是在你车上?我说是,惠敏老师马上急了:你这是干嘛!怎么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把人给我送回来!我在这里都喊了半天啦,急死我啦,怎么也找不到人……

经过解释,事情得到解决——我必须承认我的确让极度负责任的惠敏着急了。一边诚恳承认错误,一边进行口头贿赂:等我们解除了隔离,我一定请你喝酒,专门向你陪罪!大约是口头贿赂起了作用,李惠敏老师很快消了气,开始筹划未来的宴席还可以叫谁谁谁——“我知道一个好地方,你听我安排!”

说实话,说真心话,我怕。但见到那些学生们,我承认,我是另一种的姿态。我请她们给我拍照,并笑着,以胜利的手势;我告诉她们会好的,都会好的,我们会很快回到校园,老师会和你们一起面对。有同学告诉我说她上过我的小说创作学课程,我就有意和同学们调侃:大家知道我是作家吗?我老有名了,要是咱们到了地方(当时,我心底认定,我们应是去条件不理想的地方,大概率是),咱们就一起来设计小说,创作话剧——我一定要让你们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和乐趣!行驶中,我告诉她们:这里是我的家,我住在哪一层;这边是学校北门,树林里面斑鸠和灰喜鹊特别多,这边是火车站,那边是……路上,我有些滔滔不绝,就差没给她们讲小说了。讲小说她们有没有心思听?我不知道,我只能用自己笨拙的方式试图缓解。

走走,停停,而停的时间实在有些过久,甚至会停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车里极为闷,热,透不过气来,有学生在咳,我站起来安抚,但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我们会到何处,以及什么时间能到。为了能帮助到我的学生们,同时也给她们一些心理上的安慰,我开始打电话,发短信,向我认识的朋友求助,包括向戴建兵书记求助。我知道他和学校的领导们很忙很忙,甚至有些艰难,但为了这些孩子,我还是忍不住试图给他和他们添乱。终于,车停下来,每个人都带着一身淋到脚趾的汗水下车,走在前面的学生窃窃:我们住酒店啊,这么高大上的酒店啊!

我们住进了国源朗怡酒店。它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同学们的意料。在我们刚刚建立的“暴打新冠之某某群”里,学生们开始活跃起来——我看着房间里专门准备下的药品,洗漱用品和体温剂等等,竟又有些小感动。各楼层建群。11层和12层均有我带着的同学,于是我就进入了两个群。里面有医生医护,还有心理老师——乘着同学们刚住进酒店的活跃,我在“暴打新冠之某某群”里谈了几个注意事项,让她们有问题尽可以和我来说,我会尽全力,无论是哪件事、什么诉求,我都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协商协调的结果告知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和父母报个消息,别让他们担心,学校和老师都在,这也是我们应当为家人做的;还有一点,我会为大家积极协调医生医护和心理辅导老师,尽最大可能为同学们解决困难,但同学们在群里也要积极与各位医生医护和心理辅导老师互动,要知道,他们是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人,他们本没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我们应当对他们的帮助表达感谢,大家适当地嘴甜一些……

“没问题,老师你放心!”“我们知道,老师,我们懂得。”

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些忙乱,大大小小的忙乱,总有微信和电话,我也一遍遍地打着心理老师和医生医护以及酒店服务人员的电话……直到凌晨。可能是楼上,有女生在偶尔地咳,听着让人心疼。

朋友们的微信,电话,太多太多的关切与问候。妻子的微信。我发给她我拍摄的房间,以一种略带得意的语调调侃,比家里还……她问我身体有没有什么感觉,当然是没有,好着呢,刚测了体温,36度,洗完澡后再测,它还是36度。“嘚瑟”,她回复。“我头不舒服,早睡了。”“我也早睡。”我说——其实,我是在2个小时之后才睡的,因为有学生还没睡,她们还有这样那样的需求。

11月19日(酒店隔离)

早上。已经有了休息时刻,一切都在相对顺利而有序地进行,同学们已经能与医生医护和心理辅导老师良好地互动,而同学们的多数诉求都能得到圆满解决:体温剂不准的,坏掉的,换。送餐的时候一并送到。有低烧,咳嗽,能不能吃这药?这位同学,马上接电话,医生告诉你该怎么做。老师,筷子,老师,矿泉水,老师,我们要垃圾袋,我们要……一位同学在使用吹风机的时候造成了房间断电——“别慌,略等一下,我们协调工作人员,马上到!”在无法细察电路的情况下,心理老师和工作人员协调为2位同学更换了房间。

是的可能都是小事儿,似乎都是不足道的……但我总是会为这些貌似的不足道而感动。他们在提供帮助,可以说是职责,但,他们也可以慢半拍,略等几分钟——在11层的心理老师告诉过我他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他不太善于多说和互动,但绝对认真,负责,让人感觉塌实;12层的心理辅导老师叫杜彩红,是一名有着20多年教学经验的小学老师,在楼层群里她可是个“话多的女人”,凡是同学们有什么诉求她会第一个搭话,真诚、热情而有爱心地提供辅导和帮助——“我的女儿也在上大学。我把你们都想成是她,要是她在向我求助,我该怎么办?”这句话,如果出现在别的语境中,如果不是我直观地“介入”了这段隔离生活,我很可能会把它看做一种有套路的“漂亮话”,但,它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那里,10余天的时间杜彩红老师也是那样真心真切地做的——这句话对我便具有了力量。我没有女儿,但在心理上,我把我的这些学生,把梁静雯、吕漪萌甚至只见了一面的何明璇,也都当做女儿来看——我承认,她们的受苦也是我的受苦,甚至比自己受苦更让我难过。

早上。那一天窗外有着一层淡然的雾霾,阳光慢慢地从雾霾透出来,然后挤出一小片光亮来。我吃过降压药,然后在桌子前面坐下来。

要有光。

在雾霾和沉郁的冬日,要有光。

在疫情消息的弥散处,要有光。

在用来隔离的酒店里,要有光。

在隔壁克制的咳嗽声里,要有光。

明媚的或者并不明媚的阳光啊

我要给你写一首蘸有泪水的诗

我要,毫不吝啬地使用我的赞美

因为……

我承认我是一个容易被打动的人,容易把别人的疼痛和苦背在自己身上的人,容易……在师大发生疫情之后,我大概有无数次、无数次地疼过,哭过,有时的疼和哭不过是因为一句淡淡的话,一个平时看到可能并无感觉的词。妻子发来微信,询问情况,在我半真半假地“嘚瑟”了几句之后问我:如果我在家里,你还要进学校吗?我想了想,进。还是要进的。因为……

她说她知道。她知道的其实比我以为她知道的要多得多。譬如疫情和网上的舆情,譬如我进去住的体育馆,譬如我睡在垫子上的“通铺”(因为怕她知道,我都没和我儿子说)。我们其实是在“相互欺骗”以让对方安心。“我还一直怕你腰疼呢。当时,你可以铺两个垫子,那样也许好一点儿……”

接连,接到三个催稿的电话和一个催稿的微信。他们是怎么商量好的?我向他们解释,一定,我会努力,但现在,是这个情况……这个情况下,我除了今天写了一半儿的诗,真写不出别的什么来,请再给我几天时间。

这样的接连让人焦躁。都是需要自己背负的债务。

下午。在掂量了许久之后,我决定给我认识的校领导发一条信息。它是我想到的关于疫情和转运学生的安置方案。它也许天真,不成熟,无法落地,但我真地想为学校和这群孩子们做点什么。我爱它,爱他们,希望它和他们都好。这里面不包含一点儿言不由衷。也就是那天,在我给领导发过信息之后,又想了一条明年在学生中成立“志愿者”队伍的建议,我设想,让学生们志愿参与一些学校的和校外的工作,志愿地参与与省、市部门的沟通协调并完成服务规划的工作,让他们“更早地”介入社会生活,了解部门协调甚至参与更大范围的“整体规划和整体动作”,让他们体味多部门协作的难度和掣肘原因,让他们体味和理解他人之难,智慧地而非简单理想化地提出解决方案……

我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在疫情中,疫情后,我们终得学会些什么,体会些什么,然后改进些什么吧。

11月23日(解除隔离)

醒来的时候已经8点30,是送餐的声音把我唤起的,可我还依然觉得疲惫而困倦。11月22日一直忙到凌晨,有一部分学生已经解除隔离,我的手机一直在……需要特别地感谢一个人,一个学生,张文欣,我是在师生疏散的那天才认识得她,说“认识”其实并不确切,我估计现在见面我是认不出她来的,因为口罩的遮挡。但从那一天开始,她就为我和我所带的这些学生工作着,甚至她比我做得还要多得多。这个好孩子,如果以后能有需要我提供帮助的地方,我是一定会尽力的,无论她开不开口。我知道,11月的22日和23日,也是她最最忙碌的两天,我都能体会到她的那种忙碌感。

一位学生手机出现问题(出于私隐的考虑,我不准备写下她的名字),在群里向医护和心理辅导老师求助——她是云南人,在这时候忽然联系不到家里人,会让父母是多么多么担心?于是,我在群里搭话:老师这里有一备用的手机,是为了扫码带在身上的,如果允许,我可以把它先借给你……我把我借出手机的事情和一个朋友说了,同时向他转发了学生表达感激的回话。他在表达过赞赏赞同之后又对我提出了小小的警告:你是不是有点儿自我感动?你也读过不少的书,大概也读过像北大、浙大、西南联大学生们对老师的回忆文章——你比他们做得多吗?那些老师们,似乎没有你的这种自我感动,只觉得应当,是责任,是平常事儿……你觉得呢?

简直,是棒喝。我感觉自己在冒汗,一下子就冒出了汗来。说实话我的确有些自我感动,这些天里,我觉得自己在为这群孩子们做了这做了那,想了这想了那,真心而努力地试图为她们提供可能的照顾——但它真地不就是平常事儿吗?而且,有多少是我想做而做不到的,想解决又无法解决的?我进学校,不过至今才十几天,那些一直在学校里坚守着的老师们、辅导员们和教职工们呢?比起一直在学校,后来又在方舱中坚持给汇华学院的学生们上网课的高艳芝老师呢?比起一直在学校,后来住进方舱,解除隔离又回到学校负责楼宇工作的徐书景书记呢?比起……学校里面,那样的老师、领导和职工很多,我能清晰地意识到他们的在。

感谢这个诤友的提醒,尽管我当时真希望他的提醒能晚一两天,让我再多保持一两天的自我感动——说实话我当时还真挺享受它的,尽管它的里面有疼也有痛。我也由此反思我们的当下写作,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对于人的需求的理解……它应是题外话了。能够帮助到他人,能够为他人需要本质上也是一种“欢愉”,是人的需求,在这个进校、疏散和带学生隔离的过程中,我部分地体会到了。

9点40,朋友孙彥星打来电话,他已经到达,在路口等我。

10点10分,下楼。略有小小的波折,但终于还是得以走出酒店,走进有着冬日气息的空气里。我和见到的大白打招呼,和门口的警察打招呼,和刚刚从酒店里出来的同学们以及和他们的家长打招呼,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无比地亲近,阳光、树木和街道都是无比地亲近。我也朝着酒店挥手,虽然它不会回应我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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