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合流（三）
第三部
道德经批判
绝学弃智自无畏
大言当然还不惭
原本也想少说话
奈何世间苍蝇多
——著者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道德经》批判之一
《道德经》之开篇云：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可以说出来的道理，不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可以叫出来的名称，不是永恒不变的名称。无，可以用来称呼天地的开始；有，可以用来称呼万物的本源。所以通过永恒不变的虚无，我要探索造物的精深；通过永恒不变的实有，我要研究自然的博大。这两个东西，来源一样却名称不同，但又都可以视之为神秘。那个非常神秘的所在，就是我进入博大精深那至高境界的门。
人之口原本也只是用来吃饭的，但后来用之说了话，这自然是一种进步，甚至还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但一开口说话就遇到了“名”的问题，将什么名为什么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勉强，正所谓“吾不知其名而强名之”。所以将“天地之始”名之为“无”和将“万物之母”名之为“有”也是作者的无奈之举，因此而出问题也很正常。现在的我们看来，宇宙之中是没有绝对的“无”和绝对的“有”的，因为所有的“无”中都包含着“有”，所有的“有”中也都包含着“无”；而所谓绝对的“无”即“常无”和所谓绝对的“有”即“常有”都只是一种“似”的状态，如果“强名之”的话，应该名之为“似无”和“似有”而不是“常无”和“常有”。
宇宙中生命的产生和动物中产生人与大米中生出虫来都是一样的道理。一个米粒是一个“有”但也只是一个“似有”，因为其内部必然还包含着一个“似无”，那虫子则是这“似无”中的又一个“似有”，而那虫子的最初状态很可能是隐性的，即便是用再高倍的放大镜也还是看不到的。但当一旦所需的条件被满足，这隐性就会变成显性，而且得以发展最终成为生命。一只猴子的大脑是一个“有”但也只是一个“似有”，因为其内部也还包含着一个“似无”，人的智慧，正是从这“似无”中产生的“似有”，而这“似有”中也同样还有一“似无”要产生出来，这就是所谓人的灵魂。
如果万物都有灵，人之灵就是灵之灵，即所谓“万物之灵”。人之灵魂产生的条件是文化，文化的可传承性使人之灵魂可以附着于其上而得以长久，文化随文明之发展而提升，不断地淘汰一般而推举特别，使之代表人类成为永恒；就如同这《道德经》，正是因为其特别而至今还仍旧被提升着一样，但是否有一天会被淘汰是谁也说不好的。
如果要举出严肃一些的例子也很容易。从宏观来说，宇宙就是一个“似无”，银河系，太阳系，地球及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就是一级一级产生出来的“似有”。从微观来看，分子中有原子，原子中有粒子，有时甚至连哪个是“似无”哪个是“似有”也不明白了。因此“无”与“有”实在是一个不尽的连环，说二者“同出而异名”是对的，将“常”冠于二者之前以说明其永恒性就有了问题；将二者“同谓之玄”是对的，因为通过“无”去观察“有”和去“有”中发现“无”都是没有止境的，但称从“无”可以观“妙”从“有”可以观“徼”却有了问题，尤其是与“众妙之门”之妙发生了矛盾。如果说从“无”观察“有”是“妙”，从“有”中发现“无”就不是“妙”，那“此二者”怎么又会“同谓之玄”，而在“玄之又玄”之后，又怎么能同入“众妙之门”呢？
更合理的说法或许应该是：从“似无”中去观察“似有”。即从微观中去发现宏观；从“似有”中去观察“似无”，即从宏观中去发现微观。而所谓的“妙”正是一种似无却有和似有还无的境界，正是曹雪芹之所谓“假到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也正是齐白石之所谓“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小说和书画虽为小技，却是有大道包含于其中的。
《道德经》也许正是因为一开篇就出了问题所以才通篇皆输的，道家也因此而保守且狭隘，从“小国寡民”到“拔我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从“回归自然”去做自然的奴隶到“天人合一”去做老天的累赘，让自己最终走入了一个黑暗的死胡同。
让明天更美好
——《道德经》批判之二
《道德经》第二章云：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先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当人们都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的时候，坏的东西就出现了。当人们都知道什么是好事情的时候，坏的事情就出现了。所以有和无是相对立而产生的，难和易是相比较而成立的，长和短是相抗衡而赋形的，高与下是相颉颃而得势的，音和声是相搭配而为曲的，先和后是相竞争而有序的。因此圣人做事顺其自然，宣教不用语言；让万物自己发展而不去创造，不把产生的东西据为己有，不将发展了的东西当成是自己的功绩；即便众人将一切的功绩都算在自己的身上，自己也不会因此而以功臣自居。正因为圣人有功而不居功，所以不会失去众人的拥戴。
语言的使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将心中的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并得到他人的认同对人来说是一件再愉快不过的事，这也正是从古到今只要一有机会人们就会滔滔不绝的原因。但语言似乎又是一种最难以把握的工具，即便心中的想法千真万确，一说出来却可以是狗屎一堆，更不要说有时候还会祸从口出了。表达出来是愉快，憋在心里就是难受，所以尽管《道德经》的作者明知道“道可道非常道”且“圣人”还要“行不言之教”，但也还是禁不住要说一说、道一道，结果是一开口就出了事，原因是太过于免强即是在“强为之”的缘故。
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之人和今之人的不同首先表现在他们只知道天地之间的事而对天地之外的事却几乎是一无所知。当他们知道天地之间存在高低上下和前后左右之后便将其认定为不变的常道了，而不知道在脱离开地球的引力到了天地之外的宇宙空间里这些区别就不复存在了。如果说虽然现代人的飞船已经在天地之外转了几圈但人还是要在天地之间过日子因此那些区别在宇宙空间里的消失对人类的命运并没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因此将美善和丑恶的对立也看成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却是要与人类生活的幸福与否发生重大关系的。因为只要美善与丑恶并存，人类的幸福就只据有相对的意义，我们对未来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可有可无的事了。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人是由低级动物进化为高级动物，由低智慧生命进化为高智慧生命的。人类进化的过程正是不断地远离丑恶并亲近美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是间内，甚至直到现在，人类或许还没有能力铲除所有的丑恶；但随着美善的强大，丑恶自回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人类也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进入到一个只有美善而没有丑恶的世界里去。在那个世界里，只有在回顾历史和欣赏艺术的时候人们才会再次领略到丑恶的身影，人类将因此获得绝对的幸福。要达到这一目的，人们除了要与丑恶进行艰苦的斗争之外还需要对丑恶进行不断的改造，即是要运用智慧来化丑恶为美善。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因为人是人。
同样是由于历史的局现，古人总想着去如何地适应自然却忘了人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自然的。但其实人类一直也没有停止过化丑恶为美善的努力。因为这项工程太过于庞大，所需花用的时间太过于漫长，所以有些人会因此而失去信心或建立不起信心来也属正常。但如果想一想人类从猿进化到人所需要的时间就会觉得我们在此项工程上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是根本算不上什么的。
比如老虎是凶恶的，但却有着一身美丽的皮毛。为了限制其凶恶对人类造成伤害，人类曾经几乎要将其杀尽；但尽管我们可以食肉寝皮，那皮毛却已是死物，因此还是让它们存活着一些更好，只要将其控制在一定的数量和范围之内就好，因此我们又将其保护了起来。比如一个长相丑陋的人，尤其是女人，如果想让自己美丽，自可以穿上花衣，然后再涂脂抹粉，如果还不够就再去整容，科学的发展一定可以让这些都成为很容易的事，更不用说还可以通过基因改造使所有的人都一生下来就都据有别具一格之美丽了。居室的建筑及城市的建设等也属于这一类。
再比如一个邪恶的人，如果是罪大恶极，要么杀掉，要么为了表现我们的宽宏大量只将他关到牢狱里去，对于那些小偷小摸小混混儿，他们的行为自然也是恶劣，我们自然要通过各种手段对其进行惩治，但绝对没有必要对其下狠手。其实他们也许都是很聪的人，只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还不是很美好才导致了他们的为恶，一旦浪子会头，说不定能为社会的进步做出大贡献的还正是他们呢。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涌现出的第一批企业家大多是一些有前科的人不是很能说明问题了吗？
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一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无为为有为不过是一些骗人的鬼话。与其无所事事还不如去抢银行，那倒可以让银行增设更多的保安设施从而变得更为安全，甚至即便“外星人”来了也拿不走一文钱。一百个填词做赋的李后主也比不上半个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最伟大的圣人是开天辟地的盘古和补天造人的女娲，胆小如鼠的人却只好躲到深山老林里去做猴子或到大沙漠里去晒干尸。历史的车轮岂是几个装模作样的“圣人”阻挡得了的呢？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道德经》批判之三
《道德经》第三章云：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不崇尚资财，就可以使老百姓不竞争；不珍爱难以得到的东西，就可以使老百姓不偷盗；不让老百姓发现他们想做的事而生出欲望，就可以使老百姓不作乱。所以圣人统治老百姓的方法是：掏空他们的心灵使之思想单纯，满足他们的食物使之肚腹充实，摧残他们的情感使之意志薄弱，锻炼他们的身体使之体格健壮。使老百姓长期处于没有知觉和欲望的状态，让那些想有所作为的聪明人也因得不到响应而不敢动手。顺从自然去做事，天下自然也就太平了。
弱肉强食和胜者为王是动物界的普遍规则，动物们之所以争强好胜是要获得一种特权。对于一般动物来说这特权体现在对食物的优先享用和对异性的尽可能多的占有上。据说这种规则的合理性在于有利于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动物的进化是以牺牲弱者为代价来换取的，这实在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
人作为动物的一种，在其还没有成为人之前一定也是遵循着这样的规则来生活的。但当人获得了智慧而成为了高级动物之后就不同了。虽然还是要弱肉强食，但人的强与弱已不是体现在体力上而是体现在智力上，即谁更为聪明一些谁就是强者，就可以食弱，谁更愚蠢一些谁就会沦为弱者，就要被强者所食；虽然这高与低也并不是天壤之别。虽然还是要有个王，但那王自然也就不再是体力上的胜者而是在智力上的胜者——或被一些喜欢捧臭脚者称之为圣人。
“圣者，无所不通也”，因此也可以理解成是拥有更高一级智慧也即所谓的得道之人，与神的不可理解似乎是只有一步之遥了。因此，圣人在智慧之上便又获得了一种更为高贵的品质即德，可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众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人们对这样的“圣者”是希望其越多越好的，但可惜的是也许要几代人才能等来一个，而且还未必能称王，因为还没等到这样的真圣者出现，世界已成伪圣者们的家天下了。
在真正的圣王到来之前，所谓的“王者”其实都是一些靠着投机取巧或老谋深算获得王位的伪圣者。财富和权力都掌握在了他们的手里，这时候他们所想的就只有如何能让自己的地位永久。他们回想自己上来的过程不过是比他人更聪明了一些而已，因此要想让自己的地位永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人都变成傻子。于是就有了所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愚民”政策。主意是由比他们更高的高人给他们出的，目的无非是要从他们丰盛的“人肉筵席”上分出一杯羹来。
他们或许也曾“尚贤”即抓精神文明，但“尧幽囚，舜野死”的经历让他们害怕不仅会因此过早地失去到手的权力而且还会不得好死；他们或许也曾“贵难得之货”即抓物质文明，但狼多肉少的现实让他们害怕不仅已占有的财富要转移到他人的手里去连那些专属于自己的女人们也保不住；他们或许也曾想过要“见可欲”即以民为本搞民主让每个人都有当家作主的机会，但那岂不是要来一个“天翻地覆”，闹出大乱子吗？
于是还是“愚民”的好。当老百姓个个成了牛马和猪狗，就是有一两个猴子跳出来也成不了事的，因为没有供其展示绝技的舞台。于是他们便可“无为而无不治”，并将手中的权力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世界便也因此而既不是胜者为王又不是圣者为王，而是伪圣者们的家天下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造反者接二连三的来了。他们大多是一些穷得不能再穷的穷人，本来都是甘于做牛马的愚昧者，但当那些伪圣者把他们逼迫到想做猪狗都不成了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揭竿而起了，其中自有所谓“智者”们的应时而动，便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伪圣者们的美梦。
到了今天，几乎已是所有的人都成了智者，他们将联合起来做这世界的主人。真正的圣者将会被推举出来，但所做的却是为他们来服务，就如同是他们公共的仆人一样。
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还在于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已经不分男女了。
路是走出来的
——《道德经》批判之四
《道德经》第四章云：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道看上去是深远、空虚的，但发挥起作用来却无穷无尽。深远呵，但或许万物都来源于此。空虚呵，又仿佛里面什么都有。我不知道它是谁的子孙，正好像是自然的祖先。
马克思主义曾被称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后来却又要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个矛盾。既然是真理，又要靠实践来检验，而实践却又会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改变，因此就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被修正以至于面目全非，直到走向其反面证明其并不是真理。
由此看来，马克思实在不如《道德经》的作者高明。因为不懂得“道可道非常道”所以唠唠叨叨“道”出了那么多，最终被所谓的修正主义者们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真不如《道德经》作者的五千言语来得潇洒。但《道德经》的作者之所以成为《道德经》的作者，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五千言语在，也因此能让我们来领略其所谓的潇洒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
古人也是人，自然知道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比如生老病死、娶妻生子之类。除此之外因为低头可以见地和抬头可以见天，因此对于天地之间的事也会有一些了解，比如“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之类，显然那山是不会太高、水也不会太深，风雨自然会有，蛟龙却只能是个虚物罢了。至于那地以内和天以外的事就只好胡猜。于是就有了一个所谓的“道”被硬塞在了那天与宇宙之间或高悬在天之外。之所以没有被塞在地与宇宙之间或掏个洞埋起来，大概是因为地壳不够透明的缘故。
称宇宙为自然是不错的，但将自然独立于天地之外去却不恰当。自然是无所不在的，连生活于天地之间的人自己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当人学会了使用工具之后才有了所谓的人工，尤其是当人可以以语言为工具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神文明之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非自然。
人是万物之灵的说法虽然有点“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的味道，但因为人已成为了人，也就只能做如此之说了。其实宇宙中的一切物无不在动，之所以只称动物为动物，是因为动物的动所生出的道与其它物的动所生出的道会有所不同。同样，人作为智慧生命的动所生出的道虽然会有一部分与其它物相同，但自会有更多的部分专属于人自己，也正因此人是人。
也就是说，一切的道都是因物而生的理，离开了特定时空限制的所谓常理是即便存在也只能是无所不在的，之所以不可道是因为无可道也无用道，尤其不可以用来作为指导人类生活的真理。这不仅因为人是人不是其它物，还因为人在具体的生活中都是以个体的形式——我的形式出现的。
每个人脚下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要想走好自己的道就要尊重他人的道，否则凭着自己的感觉胡来就会给他人造成伤害，最终使自己走上死路。比如见到个漂亮女人，远远地看看是可以的，要想亲近一番就必须人家也愿意。再比如人家手里有宝物，你若想拥有就要拿足够的钱去买，自然人家还要愿意卖。否则，在这样的时候，你就是将这《道德经》背上一百遍给人家听也是无用。
将所谓的道高悬于天外也的确算得上非常聪明的做法了。那里的不分上下高低、前后左右正适合这不分美丑善恶、青红皂白的滑头主义施展自己的特长，但可惜的是那里也同时几乎什么都没有，所以最终还是要在人世间打主意；因此也就不得不再将自己打扮一番，弄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来。
结果也很奏效，到今天这神秘兮兮似乎也已长成了参天大树，但真正得益于这荫凉的除了一些喜爱思维游戏的“弱智”者之外却是那些心黑皮厚的恶人和骗子，有了这“用之不盈”的道作庇护再加上可以“运斤成风”和“以无厚入有间”的绝技，他们是干什么都可以师出有名和得心应手的。天网恢恢，倒霉的或许只是那些笨人。
好在作为一个喜爱思维游戏的“弱智”者，《道德经》的作者或许只是一个自欺者，而后来厚黑者们的以此欺人也不应该算在《道德经》的账上。否则，我们该质疑的就该是这《道德经》以及其作者的道德了。
圣人的变迁
——《道德经》批判之五
《道德经》第五章云：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之愈出。多闻数穷，不如守冲。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造化万物的天地无所谓仁爱，将万物当成祭神用的草狗；管理百姓的圣人也无所谓仁爱，将百姓当成祭神用的草狗：都是用过了就抛弃了，毫不吝惜。天地之间的世界，多像个风箱呵！看上去只是个虚空，但其中却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实在；只要人不停地鼓动，风就会不断地产生出来。所以圣人用不着知道得太多，知道得太多反而会有所不足；只是保守着那个空虚的所在，按照自然的法则做事就好了。
我们不是万物有灵论者，不承认天地是有意识的存在，因此也自然不会承认天地与万物之间有“以”或“不以”的关系。因为天地在化育着万物的同时似乎也在摧残着万物，而且在化育什么和摧残什么时也没有明确的标准，甚至是连善与恶也并不加以区分的，所以我们也只好将其看成是无意的自然，这看法与《道德经》似乎也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但这一原理并不能应用于圣人与百姓之间，因为他们都是人，都是有意识的存在。
当然，在更早一些的时候，也许作为人主的圣人和作为人民的百姓还真的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传说中的女娲和伏羲，一个能炼石补天和抟土造人，一个能演绎八卦和制书造契，那几乎就是有着超自然能力的神明。或许他们真的是大洪水后仅存的属于上一次人类文明的兄妹，他们之所以近亲结合是因为无奈；或者他们早已掌握了克隆人类的方法，只是所克隆出来的人类还只能是一些白痴；但我们却宁愿相信这一切都只是统治者们编造出来骗人的鬼话，而目的不过是想要自己的地位更为稳固而已。而这些所谓的圣人们之所以能“以百姓为芻狗”，不过是因为他们比百姓更聪明且更为阴柔了一些，而当时的百姓也许还真的是一些连狗都不如的东西。因此，说这些所谓的圣人们“不仁”是一点错也没有的，但说他们本就应该“不仁”却错了，难道他们天生的就是来百姓头顶上作威作福的吗？且“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在《道德经》里所谓的圣人自然都是指统治者，因此许多时候都是在为统治者出主意。既然作为统治者的圣人与作为被统治者的百姓都是人，这些统治者再聪明又能怎么样呢？因此与其“仁”就还不如“不仁”，与其“为”就还不如“无为”，所谓“多闻必穷，不如守沖”了。因此说《道德经》讲的是政治是不假的，而其所主张也同样是入世的，不过是更阴柔了一些罢了。但这一切也必以那些百姓愚蠢得连狗都不如为前提，而这一前提的形成又是统治者愚民政策的结果。
《庄子》的作者是个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者，因此圣人在此书中便遭遇了厄运，几乎成了万劫不复的罪人和可以随意拿来嘲弄一番的小丑。其中闹得最凶的当数〈盗跖〉一篇，在这里不仅尧舜成了“乱人之徒”，孔子也成了“盗丘”。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他们要么为统治者，要么为统治者的帮手之故，与我们现在所要尊崇的圣人是并没有太大关系的。
我们现在要尊崇的圣人与是不是统治者无关，因为我们的社会至少在名义上早已进入到了没有统治者而只有管理者的民主社会，这些社会的管理者只是老百姓雇佣来为自己服务的仆人即所谓公仆。虽然有的“公仆”会心怀鬼胎但也会因此而受到惩罚，因为这时的百姓早已不是那时的百姓，即便有再多的《道德经》出世，也不能再让老百姓成为猪狗和牛马了。我们所要尊崇的圣人是那些为了人民的利益甘愿牺牲个人利益，并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其在与不在什么位置上是一点也不重要的；甚至也许就因为其处在了总统的位置上却因此成不了圣人了也说不定，因为正如《道德经》所云“多闻必穷”，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干上几年也就差不多了。就是你想再多在那位置上怠几年也不行，因为法律所规定的时间到了，必须下台把位置让给别人不可。
台湾的阿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聪明莫被聪明误
——《道德经》批判之六
《道德经》第六章云：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气海里的元神不死，这正是生命那神秘的来处。这来处仿佛一扇神秘的门，又可以看作是万物得以生长的根。气息虽然微弱却能绵延不断，作用因此而永无穷尽。
人作为生命的个体是从母腹中分娩出来的，这可以从直接经验得到证实；但对于生命产生过程中的某些环节，比如受精卵是靠什么力量推动由阴道通过宫颈进入到子宫的等等，即便是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也仍然是个不解的谜。因此古人会以此过程代指一切不可知的玄妙之事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人腹似谷，“积土成山，风雨兴焉”，古人由此得出天地生人以气的结论。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长久是因为其气不断，因此人若想如天地般长久就要练气即使自己的气亦不断，这也应该就是所谓导引术的由来。然天地之气可柔如游丝也可凶如猛兽而毫不影响天地的长久，更不用说除了地球之外的其它星球连生命赖以存在的氧气也没有；而人之气却只能“绵绵若存”又是什么道理呢？这正是将天地与人混为一谈且对所谓的天地也不能正确理解造成的荒谬。
宇宙发展的不均衡是随处可见的，但也正是这不均衡造就了世界的丰富多彩。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所谓的天长地久也一样，相对于人来说是长久，相对于宇宙来说却又未必。那些“不知晦朔”的“朝菌”和“不知春秋”的“蟪蛄”如果有灵也会视人为长久的，之所以没有也像某些人一样导引，就是因为其无灵的缘故。
天地的存在时间要短于宇宙是绝对的，这首先是因为其产生晚于宇宙，其次是天地的毁灭还会早于宇宙，即便宇宙的产生和毁灭都在一瞬之间完成也一样。天地被困在这二者之间是很不幸的，之所以也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导引，也是因为其无灵的缘故。仅从物质的层面上看，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也如此。
宇宙发展的不均衡还表现在即便是处于相同层面的宇宙各个部分的发展也不同步。它们的发展往往受着许多偶然因素的支配。比如黑洞的产生是各别恒星系统在宇宙整体还处于膨胀期时的提前坍缩；比如地球如遭遇到其他行星撞击人类便有可能会在太阳还未熄灭之前消失；比如人本来可以活到二百岁却因为疾病或意外伤害只活到一百岁便死了等等：这些都是偶然性造成的，是即便有所谓的上帝在也控制不了的事。
但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又自有其优越之处，靠着其偶然获得的生命和智慧以及坚持不懈的努力，或许可以超越其所遭遇到的一切障碍创造出一个永恒的世界来，这个永恒世界的基础并不是什么特异的功能，而是由一代一代的人们创造出的文化累积成的文明。当人类一旦头顶着文明这灿烂的花环出现在有限之外的时候，其自身就成为了神。
但人也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自然也是自然，因此把自身拿来做比以期能通过小中见大来了解天地的奥秘当然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但如果对自身和天地都缺乏正确的理解并将二者相等同就有可能因此而步入歧途。执着于对有限的追求，即要运用所谓道引之术来相对地延长寿命的行为就是最好的例子。
现代科学认为，时间是因事件的叠加而产生意义的。导引虽然造成了对事件的忘却也同时使所经历的时间失去了意义，因此导引者作为个体生命所经历的时间相对于其自身来说是并没有被延长的。如果这忘却真的能使时间出现断裂，即让导引者在导引期间实现一种超越，即如同是让导引者生命的脚步停止行进，而当导引结束之后生命的链条还可以重新连接的话，这导引或许也还可以成为一种使导引者逃离此现实的方法。但这与将一个活着的人速冻起来停止其生命运动到适当的时候再将其化开令其生命运动重新开始的设想比起来或许还差得远。虽然将活人冷冻而不死的技术也还只是设想，但因为导引便活得比别人长了多少的事也似乎并不存在，因此所谓的导引就成了对生命的浪费也说不定。
圣明的人们则又往往会选择对有限追求的放弃。他们用精神去追求无限比起那些导引者似乎是要高明得多了，但又很容易因为过分沉溺于在精神层面的自我淘醉而走上一条不归路。人的精神或可暂时地脱离物质去做所谓的逍遥游，但最终还必须附着在物质之上才能体现其对未来的意义。老庄孔孟之所以能成为老庄孔孟都是因为还没有精神到彻底的缘故，他们留下给后人的著作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也因此超越了有限而成为了长久。
古来圣贤皆寂寞
——《道德经》批判之七
《道德经》第七章云：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天和地都可以长久的存在着。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地存在着在于天和地并不为了这长久的存在去做任何努力，也正是因此天和地才能长久的存在着。所以圣人总是将自已放在众人的后面，结果却反而占据了领先的地位；总是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结果却反而使生命得到了安全。正是因为圣人不自私，所以才得到了天地之间的一切。
人很爱惜自己的生命，至于“拔我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是因为人生太过于短暂的缘故；如果人生能如天地一般长久，拿出一些来为天下地上的人类谋福利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据现代宇宙学的研究，即便是天地之外的宇宙也不是无限的。虽然时与空还在随宇宙的膨胀而增加，但由于这膨胀是源自宇宙基本粒子的爆炸，所以最终就一定会停下来，由此为宇宙划出一个边际来。而人类如想长久就有可能还要实现对这一边际的超跃，因为一旦这边际被划出，宇宙就有了因为能量的耗尽而崩塌的危险，那或许将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质的同归于尽。
宇宙是因其自生而要自灭的，天地也当然不会例外。例外的只有人，因为人是智慧的生命。古人将36岁视为满寿，虽然据说也有人活过了360岁，但绝大多数人一定都活不过72，否则就不会有“人活七十古来稀”的说法了。为了能活得更长久一些，人们想了许多的办法，有的炼丹，有的吞石，有的辟谷绝食，有的导引吐纳，有的干脆又回到深山老林中去做了猴子，最终却都不管用。这些努力也不是没有意义，或者说这一切都正是科学发展的先导。
现在科学发展了，许多的不治之症都有药可医了。人的寿命也自然被延长了，活得过70的人随处可见，八、九十岁也并不稀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十年前就已将人步入中年的年令提高到45岁了。据说人类基因学的研究更有可能将人的寿命延长至此130—200岁。这都是人自己努力的结果，都因为人是人而有智慧的缘故，虽然也还是不能万寿无疆。
因为人肉体生命的有限性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就有所谓的圣人出现了。当其他的人都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时候，他们想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当其他的人都要“恐他人之我先”的时候，他们却甘愿待“美人之迟暮”；当其他的人甚至要“拔我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的时候他们却要将自我忘掉。如果他们真的能如《道德经》所云“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甚至能因无其私而成其私的话，当然是很好的事，但结果却又相反。他们大多往往是因“后其身”而贫困，又因“外其身”而短命，更因无其私而最终落得个一无所有。
试想：如果李耳不是为了出关而写了这五千言的《道德经》会怎样？如果孔丘不是为了素修教了那么多的学生会怎样？如果鲁迅不是为了稿费而写了那么多的文章会怎样？如果雷锋不是因为赶上了当时政治的需要而让毛泽东题了词会怎样。他们的精神因此而不朽了，否则他们的身后将会是怎样的寂寞呀！这就是他们“后其身”、“外其身”和无其私的目的所在么？我们也只好这样理解，他们也只好这样来安慰一下自己了。
如果这世上真有所谓神仙的话，那神仙或许是可以无私的，但要一个人无私却太难了。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在是因为其太不人道的缘故。因此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们还是像李太白那样去喝酒更好；尤其不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做什么“革命的大傻子”。当然这雷锋并不是那雷锋，据说在那雷锋的箱子里，也还是有不少私心隐藏着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道德经》批判之八
《道德经》第八章云：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固无尤。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最高尚的善行仿佛是水，水这种东西可以给它身边的一切都带来好处却又不与它以外的任何东西相竞争。据有这样高尚品德的人，可以做众人都厌恶的事，因此和道离得便很近了。他居住在众人不愿居住的地方，心胸深广如渊薮可以容纳一切的是非恩怨，与人交往可以损伤自己去帮助他人。他说话信守承诺，执政顺其自然，做事因势利导，行动合乎时宜。正因为他与世无争，就肯定不会有什么过失了。
人活着就要做事，只要做事就可能有过失，即便圣贤也不能万无一失。人是社会中人，做事者不只你一个，因此相互之间的竞争是免不了的。竞争亦如战争，如果有谁将在竞争中的失败看得比失去生命更不幸，那成功者的所为就无异于行凶。只要参与了这竞争，再善良的人也免不了此恶；除非放弃，但那便也无异于死。
性善论者认为人之本性为善，性恶论者认为人之本性为恶，之所以偏于一面，或为不知生物进化之道的缘故。人既从野兽而来，自有兽性之遗留。兽性以恶为主，利己而排他随处可见，惟于为恶伐善却“毒不食子”处见其善。人既都思成神仙，自有神性之先入。神性以善为主，克己利他随处可见，惟于行善惩恶却殃及无辜处见其恶。人处于野兽与神仙之间，善无大善，恶亦无大恶，乃善与恶的统一体，是行善还是为恶或许全由所处之环境决定并由所涉及之人与事确定，自不可一概而论。
神仙是为真善者，上善者或近之，以水喻之似有不尽之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然所争者或为天地。能处众人之所恶，当期之可成之于海。“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皆一时之阴柔，是为其后之攻坚蓄力。“夫唯不争，故无尤”，所无者是为小尤，及其掀巨浪、发狂啸、成劫难之时，与天地相争而殃及无辜之万物，是为大尤。而所谓阴柔，皆智之所为，有尤与无尤则均在其智与不智而非在其争与不争，若仅此而已之为上善，或可以伪善视之。
人或为伪恶者云：我乃万物中之一种，如不争于万物则无以为我；我于善与恶之间，所争者无非利过与名，所倚者无非勇与智，所成就者或为人类物质财富，亦为社会文明之一部分，如何非之？人或有伪善者云：我乃众人中之一个，如不争于众人何以为我，我于恶与善之间，所争者无非名大于利，所倚者亦无非智与勇，所成就者或为人类精神财富，亦为社会文明之一部分，又如何非之？此二者自既非神仙也非圣贤，但或为人类走向神圣之阶梯的两个方面，自不可厚非且尤不可偏废之。
所谓神圣，并非无为者亦非无不为者，其所求者非人之所求罢了。人之所求者名与利，故为其所累；神圣之所求者自在名与利之外，然当亦为其所累。不与万物争自无小尤，然与天地争或有大尤。能与天地争而免于大尤，自乃神圣之所忧，正所谓先天地之忧而忧。如能忘我，更可为至上之人。
成为神圣或为人类永恒之梦想，然人大多为名与利累之，故成者近乎无，近者亦无多，而世间所有者以伪善与伪恶者为多。为神圣，为人兽，或为命定，不可强为。伪善者有名，伪恶者有功、或许还有处与二者之间者，但相互之间的区别也都只是社会分工之不同，各自做好份内事或许便是近于道了。
真善者为神圣，真恶者为魔鬼，二者之不相容或可以水火喻之；而一切争者最终或将归结为此二者之争。或许伪善与伪恶之间以及伪善与伪善之间、伪恶与伪恶之间的竞争，正是神圣与魔鬼之争在人间的演练。当然，也许真正的神圣和魔鬼都不存在，他们就是人自己。
爱拼才会赢
——《道德经》批判之九
《道德经》第九章云：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且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哉！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把弓箭总是拉得满满的，不如赶快罢手为好；把刀枪打磨得太过于尖锐和锋利，不可能保持得长久。好东西堆了一屋子，但未必能守得住；得志了就猖狂起来，只会给自己招来灾祸。成功了就引身而退，这才是正确的选择哟！
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称得上是史无前例了，官场如战场一词用那这个时候比用在任何时候都更恰当。几乎全国的人都被发动起来参加了战斗，所要打倒的却只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最终失败的却又是以共产主义标榜着的大多数。现在看起来这仿佛是谁对历史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却全是人有天而国无法的结果。如果像现在这样天虽可以变脸但法却不能容情，人类是可以避免那样的错误发生的。
好战是一切动物的本性，人自然也不能例外，区别在于其他的动物几乎所斗的都是力，而人所斗的更多的是心。所谓的兵法其实都是心计，是不仅带兵打仗者要研究，做官经商者也要精通的学问。但最终能将其运用得恰到好处的又一定是这方面的天才，仅仅的纸上谈兵和照猫画虎是远远不够的。
改革开放所实现的是政府工作中心的转移。之前是不仅官场如战场且商场也是官场即以政治为中心，之后就成了商场如战场且官场也是商场即以经济为中心。现在是一切都成了商品因此一切人都加入了进来的所谓市场，远远地看上去仿佛是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混战，但一旦走进去就会发现其中可能已是一个即有道又有法的世界，是谁也轻易胡来不得的。
一个成熟的市场一定是道与法相互谐调，既丰富多彩又井然有序的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市场里的“天之道”就是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而法律便是政府对其进行调整和控制的依据。但道是自然形成的，法却是由人制定且又由人来执行的，领导干部都不是圣人却在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很容易出现以法欺道的行为。尤其是领导干部在位时间过长、才能有限、品德低劣时还会以己代天也说不定，因此便要有对领导干部加以约束的特别法。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废除即可看成是向这一问题的解决迈出的关键性一步，未来自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既然是市场，就一定是趋利的，因此就会有竞争；而且只要正当合法，竞争得愈激烈愈好。在市场中的人都是战士，相互之间的较量正好似你死我活的拼杀。弓总是紧紧地拉着随时准备发射，因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刀枪总是在不断地磨着，因为僧多粥少、狼多肉少。这里自然是勇敢者的天下，走钢丝，攀悬崖都是必备的绝技。敢拼才会赢，胆小如鼠的人只好躲到一边去等天上掉下馅饼来，或靠着社会的福利来维持各自的生活。
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生活质量的高低一定要比生活时间的长短更重要，好死不如赖活的俗语只是事业失败者口头上的自我安慰，使用率在人们心里早已接近于零。因此人们只是在事业有成之后为了要享受一番自己的成功才会想到要活得更为长久一些，而现代医学的发展也正在努力地为人们提供着这样的可能性。幸福的人生一定还是财富的暂时占有和及时享受的统一，太多的拥有和长久的守护都会对人生的幸福造成伤害。“金玉满堂”正是财富（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象征，是自我价值得以充分体现的标志，其不断的积累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但如果不能充分的享受，它们对占有者来说也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更不要说守候还是一种负担，因富贵而生的骄气、骄横以及骄奢淫逸等等还会给自身带来灾难了。
人对于财富的占有欲往往会大于对于财富的享受欲，因此很多人一生都在占有却不知享受，这又往往会酿成人生的大罪恶，因为这样的财富积累只能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障碍。离休制是对领导干部在位时间长短的限制，遗产税是对个人拥有财富时间长短的限制，这两项限制让当权者和有钱人的“功遂身退”法律化：即便你有再大的政绩到时也要把手中的权力交出来，即便你有再多的财富在死之后也要将其部分或大部分吐出来。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在当权者的下面和有钱人的身后还有一大群人在，而这些人或许才是社会财富真正的创造者。
在现代或未来的市场里，法正在或必将发挥出比道更大得多的作用。只要不犯法，只要有胆量，且放开手脚去干就是了。谁都可以成为大大的赢家。
我是只猴子
——《道德经》批判之十
《道德经》第十章云：
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合，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蓄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聚精会神于道德，能不再想别的事么？单纯脆弱，能像个婴儿么？心灵澄清，能没有瑕疵么？爱护百姓和治理国家，能顺应自然么？自然变化莫测，能宁静地对待么？心中无所不知，表面上还能若无其事么？以道使万物得以产生，以德使万物得以成长，使万物得以产生了却不据为私有，使万物得以成长了却不居功自傲，统领着万物而不自以为是天下的主宰：这就是达到了最高境界的道德。
我是只猴子，虽然拔去了身上的毛且剪去了臀后的尾巴，但也仍然还是只猴子。在深山老林中我修行了千年，终于获得了另一个我——我的灵魂恰似从天而降，于是我才从远古走到了今天。
我之所以要拔去身上的毛且剪去臀后的尾巴全是为了要讨我灵魂的欢欣，因为如此我才在外表上与我的同类们有了较大的不同。我之所以还要穿上美丽的衣衫虽然也是为了御寒但更是为了蔽体，以使我显出有一些神秘兮兮的样子；或者是为了让我的某些部分成为我灵魂的独有。尤其是那些看似无用的包装，更让我的身躯也几乎成了行为艺术的作品——要被当代的人们争相观赏的奇物。
我也被称为人，全是因为有了我灵魂的缘故，否则我便会立刻还原成只是一只猴子。
我的灵魂在我之中也在我之外，是与我正相反对的物质。正像是我的爱人，与我不能分开却又要保持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几乎不能干一样的事，否则就会相互争吵和伤害，甚至会有同归于尽的危险。但也正如俗语所说：“夫妻没有隔夜仇”，到了晚上，天黑了之后，我们便会在一张柔软的床上相互拥抱，冒着共同毁灭的危险干一些双方都没有什么意见的见不得外人的事。结果或许会产生出另一个世界，亦或者是努力了半天结果却是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还或者那张柔软的床榻在转瞬之间就成了无边无际的沙漠，躯体也双双变成僵尸。还好，天又亮了。
所以我们每天都是各自干着属于自己的事。我灵魂要专心致志如蚯蚓，我却要横行霸道如螃蟹。我灵魂要吃素我要吃肉。我灵魂要朴实我要奢华。我灵魂要明日我要今天。我灵魂要永恒我要片刻。我灵魂要阴柔我要阳刚。我灵魂要纯粹我要混沌。我灵魂要复归于婴儿，我却早早就生出了胡子。这或许会让我灵魂有些不快，但有时我灵魂也会用手捋着我的胡子说：你这样，我喜欢。因为正是我的老迈反衬出了她的年轻。
于是我灵魂要无为我就要无不为；我灵魂要无知我就要无不知；我灵魂要说是有的我便偏说是无；我灵魂要说是真、善、美我就说是假、丑、恶。于是我灵魂说“五色令人目盲”，我却要“手持彩练当空舞”；我灵魂说“五音令人耳聋”，我却要爵士摇滚迪斯科；我灵魂说“五味令人口爽”，我却来了一个满汉全席；我灵魂说不让我管身外的事，我却连上帝的事也要管起来。这似乎会让我灵魂时不时地发一通火，但我灵魂也偶尔地会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我其实最喜欢你这样，因为你除了是人之外还是只猴子，否则岂不就成了猪。
于是那天在宇宙之门前，我灵魂要我与其一起静静地等待另一个世界的人进来，而我却拉着我的灵魂作为这个世界的人一起冲了出去。结果便发现了宇宙的秘密，我和我灵魂便开始统一了起来。
我灵魂和我合作做成了许多事，这些事后来被人们统称为文化。这是我和我灵魂共同的创造，我灵魂为内容我来做形式，其中不少都成为了人世间的难得之宝物。有人对我们说这些东西虽然是由你们所“生之蓄之”却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即把这写东西都无尝地献出去，并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所谓的“玄德”。我们也曾那样做过，但很快便发现那样不行，因为得到者往往会因此而不珍惜，而我们则是为之付出了许多生命的。于是我们便将其变为了商品，虽然因此会“令人行妨”却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不仅我要因此而得到片刻，我的灵魂还要因此而永恒。
我是一只猴子也是一朵花，我的灵魂便就是那花之粉。蜜蜂与蝴蝶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我的灵魂却还是接受不了那些苍蝇，尤其是刚从厕所里飞出来的那些。
人生是不散的筵席
——《道德经》批判之十一
《道得经》第十一章云：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三十根辐条共用一毂来制作车轮，因为有了适当的空间，才使车轮有了用处。揉和粘土来制作器物，因为有了适当的空间，才使器物有了的用处。开凿门窗来建造房屋，因为有了适当的空间，才使房屋有了用处。所以实物可以给人们带来利益，却是因为空虚在发挥着作用。
早晨起来，从卧室走到客厅（或许该称之为起居室吧），用杯子喝水，用碗吃饭，打开窗子看看外面——天气很好，西山的景色也很好，但也和昨天没有大区别。想这一天并没有什么非要出去干的事，所以还是连房门也不用打开，否则就还会开车，让车轮转动着，到某处去会个人，或到某处去吃个饭。虽然有时也不过是扯扯淡而已，但既然是一个社会中人，一些所谓的淡就成了非扯不可的事。于是便准备这一天都呆在这房子里了。
这房子是盖起来的，门与窗是留出来的，虽然使用的是个空间，但买的却是四壁加一顶，价格却又是根据地面之大小来计算的。房子是用来遮风蔽雨和干一些见不得他人的事的，但在既无风雨也无见不得他人的事情可干的今天，这房子的意义又何在呢？我于是想到写这篇文章。或许正是这房子让我能在此时安静下心来思考，思考这房子对我的意义并不是让我拥有这样一个安静的空间，而是将我与外界的嘈杂相对地隔开。因此我将写成这篇文章，否则我便辜负了这房子的存在。
由房子又想到杯子、碗、和车轮子，我们所利用的其实都是他们的“有”，而利与用在这里是分不开的。
于是我又想到关于灵魂的事。灵魂作为一种非物质的生命形态是否真的存在到现在也还仍然是个谜。如果我们尊重旧有的说法，那人的肉体便如这房子等一样不过是个皮囊，即将人身体的内部与外界隔离开的一道屏障，使灵魂可以在此处聚拢成为人之肉体生命之内的又一生命。一旦人的肉体生命死亡，这灵魂还会因为曾寄身的肉体生命之善恶程度不同而转世投胎成为别样的人或别样的动物等等。除非在人类之上还有一个万能的神在来做主持，否则这显然是极为荒谬的事。
我想人之所以在有了肉体之后又有了灵魂，原因就在于人是人。人是生物，是动物，有四肢，有头脑，且其头脑的容量和构造都有着其他动物无法相比的优越性，因此伴随着智力发生和发展，灵魂也得以产生和成长。因为灵魂所据有性质的特殊性即与一般物质在所有方面都相反，即便是使其得以产生的人类自己也无法理解和把握，因此便只好将其当成了来自于人之生命以外的东西。这或许是人类因无知而犯下的错误，好在并没有因此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人的灵魂之特性与宇宙间的反物质相似，或许是比人的智慧更高一级的生命存在形态。人的智慧与灵魂都是人之生命的一部分，而智慧或许正是肉体与灵魂二者之间的黏合剂，或者说也是沟通二者的桥梁。人的肉体生命一旦死亡，其灵魂也将如烟云一般散去。正因为灵魂是一种较之肉体更为高级的生命存在形态，所以其死亡的速度或许会相对地缓慢一些，因此会有所谓灵异事件的偶然出现。而灵魂之据有人形正可证明其与肉体在生前原本为一体。但离开了肉体的灵魂由于其所据有的特性与一般生命物质的正相反，因此即便其能存活得更长久一些，也还是做不成什么事的。当然，这一切还有待于科学的证明。
人的肉体和灵魂都没了，智慧自然也就不在了，但真正伟大的人生并不因此而结束。由人类生命创造出的灿烂文化将永久流传，由人类生命体现出的崇高精神将永垂不朽。这或许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
所以，人生是永远追求着“有”的过程。
如此圣人 不做也罢
——《道德经》批判第之十二
《道德经》第十二章云：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五色斑斓使人分不明颜色，五音交响使人辨不清声音，五味混杂使人尝不出滋味，追逐打猎使人心思狂妄，难得的东西使人行为卑劣。所以圣人只注重填饱肚子而不去追求其它的东西。圣人也因此而远离了诱惑而保持住了自己的本真。
四加一为五，五为十之半，既不为多也不为少，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故诗于五言之上又成七言，色于五色之上又成七色，音于五音之上又成七音，味则在五味之上一跃而成百味，都是为了构成所谓的美来满足人的七情六欲。因为有所过之而近于乱七八糟，所以离所谓的圣人之道便远了。
黄金分割的不是5足以说明美的非严肃性，6则因其为偶数也在被淘汰之列，7虽为奇数但因近于多而易生乱，但宁有过之而勿缺，在有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0.618……是师出有名的，即是部分与整体和部分与部分之间相等的比值，据说由此点分割得出的构成是最为悦目的。但这对于实用美术来说也许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纯艺术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纯艺术之美除了悦目之外还要赏心，有时甚至为了赏心还要牺牲悦目，这就似乎与所谓的圣人之道连边也粘不上了。
诗在五言之后又有了格律，七言之后并没有再八言，而成了句子长短不一的词。词最初是与音乐配合在一起的，虽然表面上随意了许多但实际上却并不宽松。词不仅规定了整篇和每一句的长和短，还将每一字的声调也做出了相应的几乎并没有规律可循的规定；尤其是与音乐脱离之后这些规定就成了硬性的，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这样的规定对于写作之高手们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对于更多的驾驭语言之能力稍差一些的人们来说写作起来就更为吃力了，甚至于常常成了他们表达自我的障碍；因此后来便又有了白话体新诗或名之为自由体诗，仿佛是无论怎么写都可以了似的。
但事实证明，没有了规则不等于没有难度。首先是诗意的自主把握。诗意之对于诗之重要犹如灵魂之对于人，却又是一种飘忽不定的东西。当人有肉体在的时候还好，当人的肉体已成了灰，那灵魂是还会如烟云一般散去的。好在新诗之所以还是诗是因为其还仍是一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其中是有着许多潜规则在的。否则，即便是再高的高手也只好收手了。
在旧有的规定下写诗，诗意或许会随着规定的形式被或多或少的捎带进来。在旧有的规定被除去之后，诗意便只好由写诗的人自己去抓，有时由写诗的人自己去抓还不够，还要由读诗的人也加入进来，这自然会弄得大家都有一些累，尤其是对那些不很善于此道的人就更是如此，这也正是新诗的到今天仍在不断地遭到质疑的原因，但诗也的确是因此而变得愈加地纯粹了。
其次是形式的自我规定。没了硬性的规定却不等于没有形式，不过这形式是要你根据内容即所要表达的诗意自己去选择和创造罢了。比如所谓豆腐干式、阶梯式等等都是可供选择者。这都是一些活的形式，或许称之为样式更好。但如果要进一步体现其新，就去再来发明新的样式也可，原则自然是与旧有的规定离得愈远愈好。有时甚至还要冒着被他人指之为不再是诗的危险，但顶多也不过是将诗变成为纯粹的个人行为罢了。
与诗比起来绘画和音乐就奢华得多了，在过去大都是权势和财富的象征，但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却使看一看和听一听成了除了盲人和聋人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事了；而看与听都是欣赏，成功的欣赏正可视为真正的拥有，更是对自我精神的修养。如果有谁因此而迷失了本性并由此生出什么乱子来，则正是其本性不够坚强而使其失者却更为伟大的缘故。否则即便迷失也只是一时的，一回手就可以再将其抓回来；如果那本性真的是曾经为你所有并对于你是不可或缺的话。而对于有些人的有目而盲和有耳而聋是谁都没有办法的事，但艺术家们也自然要把握好创作的尺度，不足与太有过之最终都是有损于美好的。
在现代，人们在体育上表现出的热情似乎更超出了其他。这一是因为环境意识的提高，一是因为和平观念的加强。体育场上的竞赛是人们发泄争强好胜之欲望的极好方式，不仅代替了“驰骋畋猎”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征战疆场。赛场上观众的沸腾不正是一种集体的疯狂么？除了偶尔有一些人在情绪失控时会闹出事端甚至于引发一两次骚乱之外，大多数人的情绪在此之后的生活中是会温柔许多的。至于那些难得之货，除了少数东西是大自然所赐之外，其余大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被一些人争来抢去也正可以使其得以长久地留存，只要不在争来抢去的过程中被损坏或因此而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就好，因为最终这些东西还是要属于全人类的。
如此等等，圣人者对之自不必过于狭隘。
色，音、味等等都是美好的事物。如果将这一切都拒绝掉，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因此，圣人更应该在是美好事物之创造者的同时又是美好事物之享受者。否则的话，圣人还是不做的好。
天下之大 容不下一个我
——《道德经》批判之十三
《道德经》第十三章云：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讬天下。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古语说的好：“获宠爱或遭屈辱都让你担惊受怕，享富贵或遇灾难都是你咎由自取。”怎么叫“获宠爱或遭屈辱都让你担惊受怕”呢？被宠爱就是被抬举得很高，遭屈辱就是被贬抑得很低。前者为有所得，当然你会担惊；后者为有所失，当然你会受怕。这就叫“获宠爱或遭屈辱都让你担惊受怕”。怎么叫“享富贵或遇灾难都是你咎由自取”呢？我之所以会遇到灾难，是因为我有个自己；如果我没有这个自己，我还会遇到灾难吗？所以如果享有了富贵，你就要将自己献给天下，你享有的富贵就可与天下共存了。如果你获得了宠爱，也要将自己献给天下，你获得的宠爱就可与天下共在了。
人是猴子变的，猴子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石可成精，木能成怪，木石前盟被孙悟空棒喝成了大梦一场。或许是万物皆有灵，那人就是灵中之灵，而且相差之远已远大于一个跟头翻出的十万八千里，那是无数个天翻地覆的结果。
人之智慧产生于心中冒出的那个我，推己及人、及他、及天下万物与天上万物，最终要吞吐的是整个宇宙。于是万物就都成了人手中的玩物，宇宙也成了人之餐桌上的一盘小菜。如果愿意，人还可以将己之灵性暂时赋予给万物，让物与我相等齐，以解除我一时的寂寞。
宇宙的产生在我之前，我或许只是个后来者，但后来者未必要屈居于下。宇宙在膨胀，我亦在膨胀，但宇宙有道我是魔，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之膨胀速度已使我远大于宇宙。我或许会时常陶醉在自我膨胀的速度里。
我也或许会像那只与乌龟赛跑的兔子，会在看不见了宇宙之踪影时躺倒在路边的大树下睡觉，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做起各种颜色的梦来，只要在该醒来的时候醒来了就好。我或许会更像孙悟空，时不时地去与如来打一打牌，只是上厕所的时候要记住，不要总是将尿尿在盆子的里面。
我既然已经是了我，就不能再属于他人。我不是谁的奴隶，更不是路边的乞丐。天下在我的心里一如钞票在我的口袋。你“宠”我也好“辱”我也好我都不会太过于“惊”讶，因为你最终总是要被我花掉。我要买的或许只是那张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票。
我在没有得到我之前只是你的一部分，在得到我之后就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我不再会从你的角度来考虑我，而是要从我的脚度考虑你。我不是你的附属，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我或许只是你的朋友，但一转身就会成为你的敌人。
我是我，你是你。你是我的天下，我也是你的天下。我们之间也自然会有一番较量。你“贵”我也好贱我也好，我都不会改变我而成为你。你“大患”我也好，大幸我也好，不到步入另一世界之前我都不能与你分开。因为你是我的天下，也正由我所创造。
我之所以要把你放在口袋里是因为放在嘴里怕你化、捧在手里怕你摔。但也有时我会钻入你的口袋，让你成为我一时的躯壳，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很好听的名——高级动物或智慧生命。而此时此刻，我却只能是一个并不纯粹的灵魂，因为我的手指在击打着键盘，仿佛是在蹂躏着你的肉体。
我离不开你，至少暂时还要和你纠缠在一起。虽然我也可以“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但没有了你我就不能长久到这个世界的灭亡。
我是个千年成精的猢狲：天下之大，竟容纳不下这一个我；我之小，却曾经让宇宙化作了虚无。
也谈性格决定命运
——《道德经》批判之十四
《道德经》第十四章云：
视之不见名曰微，听之不闻名曰希，捪之不得名曰夷。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噭，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视之而不见的可以叫它作“微”，听之而不闻的可以叫它作“希”，摸之而不得的可以叫它作“夷”。这三种东西是不可追究到底的，因此可以将它们混为一谈。它的原因谁都弄不清，它的结果很明白，从结果到原因的发展过程中会有许多的环节让我们连名字也无法确定，只好将它们统归于一种虚无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没有形状的形状和没有形象的形象，或可称之为“惚恍”。所谓“惚恍”是这样一种更为虚无的状态：迎着它站在它的面前却看不见它的头，随着它站在它的背后却看不见它的尾。只有把握住这亘古的虚无才能驾驭好眼前的实有，因为只有了解了事物的开始，才可以把握住事物运行的规律。
现在有一句话很时髦，叫“性格决定命运”，比如一个人成功了，那一定是因为其意志坚强。但意志的坚强与否虽然是人做事成败的重要因素，胆量的大小或许要更为关键，前者决定的是成与不成，而后者却决定着做与不做，因此没有后者前者是谈都谈不上的。还有句俗语叫“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因此，在有的时候，作为人之性格的一部分，胆量实在是比其他的部分更为重要的因素。
《道德经》的作者是个有一些胆量的人，但也不过是可以经常地拿天来说一说事而已。在他那里，天是一个永不可知的玄虚与神秘，人在天的面前除了顶礼摩拜是什么想法也不能有的；而万物只是天的附属物，生出来为有，死去了就又是无，并没有什么更大的意义。这样的想法表现在人的性格上就成了意志的薄弱，有了这样的性格，人自然是做不成什么事，也没有必要去做什么事了；即便偶然地做了也一定会半途而废，没有了坚强的意志，胆大得包了天也是没有用的。
孔子就更是个胆小如鼠的人，“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似乎什么都要“畏”，而所“畏”的“圣人之言”似乎还应该也包括《道德经》作者的话。所以，他除了用去做一件因为没有任何意义而没有什么人会去做的事来表现一下自己是个所谓的君子之外还能怎么样呢？明知不可而为之，意志是够坚强了，但因为没有胆量，所以还是干不成什么事。
《道德经》的作者和孔子都是善良的人，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无疑都是为了人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好。他们的天赋都算得上是极佳，不幸的是都生活在了两千多年以前，对天、地、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还不能有更高层次的理解，因此对这对那都心存畏惧是可以理解的，做不成什么事也自在情理之中；只要他们所说的话中所表现出的智慧能给我们以些许的启发，只要他们做事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精神能给我们以些许的感动就足够了，我们还能要求他们什么呢？
和他们比起来我们要幸运得多了。科学的发展让我们知道了宇宙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无”而我们自己也不总是一个相对的“有”。社会的发展让我们知道了帝王将相本无种和鬼神都是人造的。人是万物之灵，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胆量和意志，就一定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而干成我们想干的事。我们想干的事既不是要回归自然去做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要与天合一去做老天的累赘，而是要去战胜所面对的一切，活出一个独立的自我来。
美与0.618
——《道德经》批判之十五
《道德经》第十五章云：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严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释，敦兮其若朴，混兮其若浊，旷兮其若谷。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新成。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古时候善于修道者往往会博大精深得令人不可思议。正是因为博大精深得令人不可思议，所以只能勉强得形容一下。他们的样子就像在冬天时过河那样小心翼翼；就像害怕受到四邻的围攻那样忧心忡忡；就像到他人家作客是那样拘束谨慎，就像冰雪将要融化时那样散漫消沉；就像木材还未雕刻时那样浑厚本色；就像河水那样混浊；就像山谷那样空旷。谁能在水混浊的时候停下来，静候其慢慢地澄清呢？谁又能长久地让自己处于安宁的状态中，让动的欲望从这安宁之中慢慢地萌生出来呢？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不追求圆满也从不自满。正因为他不自满，所以能让自己不断进步，而且每一次进步都如同死而复生一样。
《现代汉语词典》说：
“把一个线段分成两部分，使其中一部分与全长的比等于另一部分与这部分的比，即比值为0.618……，这种分割称为黄金分割。这种比例在造型上比较悦目，故名……”
“悦目”再加上赏心，或许就是美了。因此美在客观上该与较为合适的比例有关。
黄金分割率的0.618是对均衡的超越，也因此而成就了美。1为始，10为终，5是10之半，2、4、6、8、为偶，3虽为奇却少（最少的多）而近1，9虽为奇却多（最多的少）而近10，在没有发现0,618之前，7正是人们心目中最美的数字。
汉语诗歌是从两言开始的，然后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发展到七言便似乎是到了顶，然后就有了也被称之为长短句的词。那或许就是受到了0.618牵制的结果。光为七色，音有七阶，减七和弦的美妙或许也是0.618的作用。人的身体是以左右对称为基础的，但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的一切就在比例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所谓美人儿，其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一定是趋近与0,618的。
但美除了是客观存在之外更是一种主观感受，人又是非常复杂的主体，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面对不同的客体获得的感受会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美的标准就有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或许应该将悦目且赏心的那一个美点确定在6与7之间，有时就是偶尔地超出这个范围也不是不可以的。
由美出发再前进一步就该是所谓的“妙”了。《道德经》有言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因此“妙”该是崇道者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妙者，少女也，一看到这个字就会让人想到男女之事，这或许也正是汉字的妙处。因此有的研究者会将《道德经》解释成性爱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人之分为男女是因为雄雌两种激素在人身体中比例失衡的结果。或许也是由于黄金分割在起作用，雄7雌3者为男，雌7雄三者为女，这正是两者之间会相互吸引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再加上各自都能给对方以悦目且赏心的感觉，双方便结合在了一起。正因为这种结合不是纯雄与纯雌的相撞，所以不仅不会像宇宙中正反物质相撞而发生共同的湮灭，还会给当事人带来一种莫明其妙的快感。这是一种神秘的美感，也因此当事人在体验过这种美感之后大多都会神秘兮兮起来。因为那感觉的不可言说（其实是不易言说），当事者便以为是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的，或者人在这时都是极为自私的，不愿让别人分享他所体验到的这种感受。这与《道德经》对古之善道者勉强做出的描述是颇为近似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的一些崇道者竟然都成了研究房中术的专家，有的还要“采阴补阳”，使得《道德经》之道与男盗女娼的盗都很难分得清了。
但真正的修道者其实都是自恋狂，或许他们身体中雄雌两种激素的比例天生就处在了一种较为均衡的状态，即不是3与7或7与3，而是4与6或6与4，因此并不需要有异性的帮助只需独自地安静一会儿就可以完成两性的交合，并且因此而得到的快感不但一点不少且还会更多。当然也有的修道者并不是先天在生理上有什么优势（或者说是缺陷），而是由于后天的什么原因，大概该是在情感上受到了刺激或在思想上受到了特别的诱导所致，使他们身体中雄雌两种激素的比例产生了走向均衡状态的趋向，因此他们要体验到自我结合的快感就要下更大的功夫。但这样的结合是接近于纯粹的，正如同正反物质的相撞，所以便有了自我湮灭的危险，一旦到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界，恐怕再想回来也难了，所以就有了“保此道者不欲盈”的的说法。但即然已到了“敝”的程度，再要“新成”又谈何容易；更何况自恋者再怎么做爱也生不出孩子的。
有一种说法尤为荒谬，叫做“若得不老，还精补脑”。就是说不要将体内的精华排出，而是将其逼回，是有益于大脑的健康，能使人变得更为聪明的。科学上不知会怎么说，事实上却是大凡没有正常的性生活可过的人都好像是脑子进了水。还有金庸笔下的那个老顽童，据说是可以“交而不射“的，但又据说一旦子弹上了膛，如果不射出来就会反射回去，并不是反射回到大脑中去益智，而是反射回到膀胱中去，最终是会让男人的膀胱里长瘤还是前列腺出什么问题都还说不定。
人生玩儿的是心跳
——《道德经》批判之十六
《道德经》第十六章云：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追求神志的极度虚空，保持心态的极度宁静，当万物竞相生长的时候，我因此可以发现它们最终的归处。万物各不相同，但都回到它们的来处去了。它们生命的来处叫作静，回到了静就是回到了它们生命的本原。它们生命的本原叫作复命，回到了复命就是回到了它们永恒的归宿。它们永恒的归宿就是自然，了解了自然就可以获得聪明。不了解自然就会轻举妄动，轻举妄动就会招来灾祸。了解了自然就可以无所不通，无所不通就可以公平周全，公平周全了才可以与天合德，与天合德了才可以与自然同道，与自然同道了才可以长久，也就终生都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能如此者，或可为“至人”了。
但人之一生不能总为看客，累了休息一下是可以的，病了疗养一下是可以的，没事干的时候便不干事也是可以的，但这都只能是暂时的，更多的时候人都要去忙忙碌碌的做因自己喜爱而奋力去做或虽然不喜爱却也不得不做的事，就因为人还是一种动物，而且因为是人便既要顾及现实还考虑未来，“万物并作”，任谁也逃不出去。
但所谓的“至人”或许会有一些不同。他即便什么事也没做就已然很累，什么病也没有却可以装作是病已入膏肓，他不是没事可干是什么事都可以不干，因为他的温饱问题必是已然解决且未来也是衣食无忧，而且要有谁让其拔下一毛来利天下也是不可以的。或者这些原因都不是，他这样做只是因为天生下来就是一个喜静的人。因此他经常地会静下来，静得像一块“呆木头”，看着草与木在他的旁边生着长着“并作”着然后又都死了——自然是草死得早一些树死得晚一些但也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即所谓“复归其根”——便认定这就是所谓的“常”，并认定这便是宇宙间永恒的规律。然后再将此规律加在人类的身上，要人们永远遵循着这个规律做事，不要有什么“妄”想，更不能有什么“妄作”，否则就会发生危险，“凶”多而吉少了。为了“没身不殆”即一生的安全，人还要努力地去包容，去公平和周全，去合乎天道等等，就因为任谁都是要死的，而人一死也便什么都没有了。这似乎已经有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味道了。
但即便一个普通人，其今天的工作也不是为了明天的不死，而一个不凡的人所追求的更是精神的永存。为了这样的人生目的人是要有一点理想甚至“妄“想的，有时甚至也还可以“妄作”，即便因此而要经历千难万险也算不得什么。“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以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自然也是人类的脊梁。正所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啊！
如果说人生就是一场戏，那我们“玩的就是心跳”。如果人生是一场梦，美梦也必与恶梦相伴随。伟大的人生注定会是一次探险，当精神闪烁出光辉的时候，肉体便无足轻重了；因为肉体即便再怎么去保护也是要“归其根”的，而伟大的精神却可以不朽。《道德经》将人与万物相等齐，忘记了人乃万物之灵，靠了这灵最终将能成为宇宙的主宰，而不会永远都是自然的奴隶。
鲁迅的《出关》写老子之所以出关是因为孔子已经在他的教导下得了道的缘故，而在故事中的老子看来“只要得了道，什么都行；如果失掉了，那就什么都不行的”；所以孔子即便还要往朝廷里跑也没什么不可以，虽然那是在“知不可为而为之”，而且说不定还会遭遇许多的危险；而他自己却只好跑到大沙漠里去作“呆木头”。孔子到处游说来成就自己的精神，老子却要跑到大沙漠里去保全自己的肉体，因此而被鲁迅冷冷地嘲笑了一番。鲁迅也如孔子是个为了理想而不要命的英雄，且因此而短命。相比之下，所谓的道家就成了胆小鬼。龙露出了虫样，难看得很。
但任何事物都有真与假两个方面，我们要在能透过真看到假的同时也能透过假看到真。儒家的“克己复礼”的目标虽然因明知“不可为”而成了假，但在“为之”的过程中也有着许多的真，至少是让这些儒士们有了一些事可做。而道家的“无为”虽然时常会令其变成“呆木头”，但又因其“无不为”而使其能在顷刻之间成为孙大圣。因为木头呆久了会成石头，而石头太硬了还会裂，更何况那内里面还是“虚”且“极‘了的呢？
山高人为峰
——《道德经》批判之十七
《道德经》第十七章云：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最高明的统治者，被统治者只知道有他存在着就足够了；次一等的统治者，被统治者会爱戴和拥护它；再次一等的统治者，被统治者会畏惧他；最次一等的统治者，被统治者还会蔑视他。你的诚信不足，老百姓就不会相信你。还是让自己悠闲一点为好，何必总去对老百姓发号施令呢！最好是你为老百姓做的事做成了，老百姓却以为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就如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样。
现代宇宙学认为我们所在的世界是有限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宇宙还在一味地膨胀着，但终有一天会到达峰顶。如果还不甘心，或者因为惯性而不能停下膨胀的脚步在那样一个至高点上，亦或者由于那至高点太过于狭窄而容不下其宽阔的脚掌而不得不一步一步地走下来，那就有从峰顶上直接滚落下来的危险。于是这宇宙就会在一瞬之间发生所谓的“坍缩”，所有的物质，当然也包括人类，都会重新回归到其初始的状态成为所谓的基本粒子。现在人类通过观测已在宇宙中发现了许多的黑洞，但到那时，宇宙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大大的黑洞，只好等物质被浓缩到一定程度时为止。或许还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发生逆转，这逆转最为激烈的表现形式便是再一次的“大爆炸”。即便如此，人类是否还能被进化出来就是不一定的了。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之所以有了今天的样子，是无数个偶然性叠加的结果，简直就是奇迹中的奇迹。要想让人类在被宇宙黑洞分裂组合之后进一步延续其文明，除非文化作为信息也可以像其他能量一样守恒，除非我们现在所创造出的文明本就是对上一次“坍缩”毁弃的曾有文明的复原，就是说无论怎么偶然奇迹都会再一次地发生。但这样的可能性也太过于微小，而且还必须经历许多无聊的重复，也太有点划不来。已经奇迹般地获得了智慧的人类已没有必要将希望寄托在那么多的偶然性上，人类应该做的是在无数偶然性的指引下去探求出一条通向美好未来的必然之路。
依据进化论的说法，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因此人的智慧从与其他动物一样发展到有天壤之别甚至还可以用有无来区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自然会存在一个相当不均衡的阶段，即有些已经是人了，大多数却还仍然是猿。于是这些已然是人的自然就成了头领，他们的智慧表现在更善于使用武力来征服他人，与其他动物的头领至今还仍然是只能通过体能的拼杀来称王是有着不同的；这不同也并不很大，只要将皇帝们的三宫六院与猴王的性交特权比较一下就知道了。而无论这过程怎样漫长人类还是发展到了智慧之拥有较为均衡的今天。人不仅都获得了自我意识，而且相当多或绝大部分人都已经建立起或正在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意志，产生在两千年前的民本思想已经进步成了现代的民主制度，就是说人类已不再需要什么子虚乌有的神仙和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些可供自己驱使的仆人，即社会生活的管理者。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尽管每个人都相对独立，但又一定要聚集在一起，这正是文明的需要。人聚集在一起就会有矛盾，人的独立意志愈强相互之间的矛盾就愈大。让身处于矛盾之中的人来解决矛盾是不可能的，于是人们便划分出一些人来专门做这样的事。这些人并不需要有多强的体力和多高的智力，因为与他们相伴而生的还会有由人们共同制定出的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他们只要能秉公办事而不徇私枉法便可以了。
但他们所处的位置与已往的头领和皇帝们所处的位置的确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所做的工作与已往的头领和皇帝们所做的工作只是性质的不同，在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人又是有感情的动物，自私与贪婪的兽性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爆发出来：于是出现一些腐败现象也属正常；要想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只要在其他各种法律制度之上再建立起一种惩治腐败的机制就可以了。而要想彻底，就只好在适当的时候都将其变成机器，但也许又会引发出新的问题。
其实一个高级的政府也许正应该是一台先进的机器，只要能源充足，这机器就运转不停。这机器是人造的，在有的空间内它给人自由，在有的空间内又会对人加以约束；有的时侯我们可以忘记它，但有的时候又必须记起它。再好的机器也需要及时修理和不断改造甚至更新，否则它就不仅会失信于我们，一旦失控还会毁了我们。我们一定不要让它损坏或老化到让我们轻蔑和鄙视的程度，因为那同时也就是在轻蔑和鄙视我们自己。
人类曾经犯过一个很大的错误，总希望有个神仙下凡来引领他们走出苦难。神仙来不了于是便退而求其次，希望有个能无所不通且毫无私欲的圣人出现来代替那神仙，于是便有了所谓的皇帝。也许只是到了现在人们才开始渐渐地醒过梦来认识到：人类在分开来的时侯都是魔鬼，只有在合起来的时候才能成为神圣。而只要在合起来的时候能成为神圣，即便宇宙“坍缩”一万次，人类也不会灭亡，因为或许宇宙并不是仅此一个。但即便是宇宙仅此一个，人类或许也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来阻止住这一次的“坍缩”。尖尖的峰顶将会被摊成一个广阔的平面，人类的逍遥之梦就在这广阔的平面上得以实现。虽然在这之前的人类经历了千辛万苦，但当那时的人们在那个广阔的平面上跳舞的时候也可以将已往的我们以及当时的他们都一并忘却，以为那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忘却或许正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他们的舞蹈会因此跳得更为美妙。
怀旧情感与恋母情结
——《道德经》批判之十八
《道德经》第十八章云：
大道废，焉有仁义；智慧出，焉有大伪；六亲不和，焉有孝慈；国家昏乱，焉有忠臣。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那永恒的道德被废弃了，才有了这狭隘的仁义；有限的智慧出现了，才有了过度的虚伪；家庭失去了和睦，才有了恭顺的孝子；国家发生了混乱，才有了耿介的忠臣。
喜新厌旧不是好词儿，用在人身上却是再合适不过，虽然谁都不愿承认，事实上又都是那么想和那么做的。这其实也许是人的一种本能，正是靠着这种本能，人才从万物的群体中走出来成为人——所谓万物之灵，并一直走到了今天，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文明，辉煌又灿烂。
但也正如物体运动既有惯性也有惰性（大概是由于磨擦造成的），所以人在逐新的过程中也会偶尔的回一下头，或者干脆掉过头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几步，还或者就像跳舞似地转上一两个圈儿以寻求一种眩晕的感觉。那感觉的确是很美妙的，如果真的是在跳舞，也不妨就多转上几圈儿，只要不像转磨磨儿的小孩子被眩晕得摔倒了就好。这也就是所谓的怀旧情感，据说在当今的中产阶级的圈子里是很时尚的。在当今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比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小市民再强一些的人群，用更好听一点的词儿就姑且算是小康阶层吧。
将这种怀旧情感表达得最为淋漓尽致的要算是同学会了。尤其是小学中学同学的聚会，彼此之间或许都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不见了，这一见自然是百感交集；但有时也似乎并没有那么复杂，因为这聚会充其量也不过一个半天，是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心中的感受都述说清楚的。于是大家都表现出一种天真烂漫的样子，彼此之间都只说一些美好的事，至于那些曾经发生过的诸多不愉快就且当都没有发生过好了。于是大家便共同地拥有了一个美好的过去，还会说要是能回到从前该多好，因为谁都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比怀旧更高级一些的是怀古，但这该是一些文人雅士们的专利，近年来流行在文艺界的新古典主义可为其代表。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恪守传统，回归古典”，与主张不要传统、一味创新的“当代艺术”相反对。来追捧他们的或许也正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比起那些小康阶层的人们来也许更有钱，其中的一些富商或高官或许已经超出了中产阶级的范畴。也有将新古典主义的口号喊成“崇尚传统，回归自然”的，这也就将新古典主义的主张哲学化了。《道德经》也自然便成了新古典主义者的法宝。
对自然的回归正是《道德经》的主旨。人好不容易才从自然中逃出来，为什么又一定要返回去呢？人之所以成为了人就是因为有了智慧，因为有了智慧才有了理性，因为有了理性才可以辩别真假、善恶和美丑，才可以不完全凭着本能和情性去生活，怎么可以再抛弃智慧这宝物回到那非人的自然中去呢？而且《道德经》让我们回归的自然如果是只有真善美的世界固然是再好不过了，但如果只是一个无所谓真善美的世界，那就无异于要让我们再像野兽一样的去生活了，因为那一定是一个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杂烩。看一看螳螂怎么吃掉自己的配偶或鳄鱼怎么吃掉自己的孩子，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了，无论是谁看了都会不寒而栗的。
当然或许玄机全在那个“大”字上，即在人还没有获得智慧之前，即便存在着假丑恶也只是小的，而大的假丑恶的出现正是人获得了智慧之后的产物。但人在发展了假丑恶的同时却也发展了真善美，而大的真善美也正是在与大的假丑恶的对抗中显现出来的，或许我们也可以说那假丑恶正是培养真善美的土壤。或许有一天人会将一切的假丑恶都清除掉实现真善美的无土栽培，但那也一定是要有赖于人类智慧之进一步发展，除此之外并别无他法可想。至于由于人有了智慧而造成的“六亲不和”和“国家昏乱”则正促成了新的家庭和国家的产生，并由此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家庭和国家是早晚要消失的，由此而生的所谓“孝慈”和“忠臣”也就和着它们的对立面一起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或被更为高级的东西取代，但这也还是要依赖于人类智慧的进一步发展。不是据说人类的大脑还有一半以上未被利用上吗，那如何尽快地将其利用起来，或许才是当务之急呢！
崇道的人总爱将道比成母亲，还来不来就要回去。有的是要回到母亲或许还未冰冷的怀里去重温一下儿时的旧梦以修复在生活中争权夺利时造成的创伤，有的是要到母亲或许还未干瘪的乳房中找一些奶吃来补充能量以便为了所谓的什么复兴去贡献力量，有的甚至还更进一步要钻回到母亲或许还未绝经的子宫里去再做一回皇帝，这在潜意识的层面都可以用精神分析学中的“恋母情结”一词来解释。只要心意是真的，母亲或许也不会拒绝；否则，就构成了对母亲的极大污辱，还是不要那样去做的好。
悟性就在你脚下
——《道德经》批判之十九
《道德经》第十九章云：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消灭聪明，抛弃智慧，老百姓可以收获到更多的利益；消灭仁爱，抛弃仗义，老百姓可以感受到更多亲情；消灭奇巧之术，抛弃生财之道，强盗和窃贼就都没有了。这三个方面的道理，仅仅写成条文是不够的，所以一定要使之成为可以让老百姓遵循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注重平凡，崇尚质朴；简少私念，克制欲望；杜绝知识，清除忧虑。
一个人照镜子，发现镜子中的那个人的脸上有个污点，自然会想办法将镜子外面这个自己脸上的污点清除。他知道镜子中的那个人正是他自己，因为他是人，有自我意识。如果换作一只猴子，就只会用手在镜面上乱抓一气，因为猴子不是人，没有自我意识。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或许只是一点点的觉悟，但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由此出发，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明。文明，正是人类用来表现自我的方式。
文明者文化也，所包含的内容依现在的说法都是科学，不过或为自然科学，或为社会科学而已。《道德经》所要“绝弃”的正是其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因此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文化的全部。如果这样的说法真的不仅要“以为文”而且还要“令有所属”即通过政治的手段得以实施的话，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今天了。
作为一个现代人谁都知道社会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无利不起早”是俗语，但没有对于“利”的追求谁会来开公司办企业，谁又会每天忙忙碌碌地去工作呢？钱财虽为身外之物，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称之为“万恶之源”，但不论对于谁恐怕又都是多多益善的。由此而起的“盗贼”虽要将他人之钱财据为己有而令人切齿，但也让人们更觉出钱财之重要，而人之警惕性的不致于退化或许也正应归功于盗贼的层出不穷；否则不定哪一天什么外星生命将地球偷走了我们却还蒙在鼓里、或什么外宇宙生命将我们的宇宙抢去我们却无能为力就都不是什么好事了。
正是所谓的“巧”成就了艺术的创作，出自于“大师”与“巨匠”之手的艺术品当然都是“难得之货”。物以稀为贵，好的艺术品受到追捧、卖出天价，即便有包装炒作之嫌弄出些许泡沫也并不是坏事。只要那东西真的是好，以此正可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珍视。至于出现了许多的赝品也并不可怕，正可以提高人类鉴别真伪的能力。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互之间的较量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况且即便是赝品，其中也同样携带着真迹的信息，只要好，即没有造成信息太多的损失，也不一定没有欣赏价值；尤其是当因为什么意外真迹已不复存在的时候，这或许正可以看作是信息的重新组合，也正符合了信息守恒的定律。诸如此类的事历史上有很多，是不足为怪的。
如果说作为谋生手段的“巧”与“利”更多属于物质的范畴，那作为道德修养或宗教信仰的“仁”与“义”就与之正相反对属于精神的范筹。仁者爱也，义者恨也，二者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今天或许应体现为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热爱和对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仇恨。有了这样的爱与恨，人就可以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因为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而不朽。这是一种崇高的境界，是所谓子孝亲慈的狭隘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在世界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所应该“绝弃”或许更应该是后者。其实很多的现代人早已经这样想或这样做了，只是还没有几个人这样说而已。
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使其与其他的动物有了本质的区别，人的智慧也就从认识自我开始，然后才又由己及人，最终还要去认识整个世界。所谓“圣”正是对自己和自己所面对的整个世界的无所不知，这对于《道德经》的不可知论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道德经》作者在开始时也一定是个想通过“学”而获“智”成“圣”的理想主义者，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使其并没有走出多远就退了回来；因为“圣”与“智”无疑都是“学”的结果，而只要“学”，“忧”便会随之而来，所谓“我生有涯而学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要“无忧”便只好“绝学”了。
在人类的智慧已近于成熟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极为落后的古代，放弃也算得上是一个较为明智的选择；现在却不同了，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对自己以及自己所面对的世界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谜底正在一个个地被揭开，人类成为神圣的日子或许已经为期不远了。《说文解字》释“学”字为“觉悟”。有道是“悟性就在你脚下”；只要方法对了头，获得觉悟或许已经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人类正是在不断的觉悟中告别了过去，也自然还会在不断的觉悟中走向未来。现在，如果有谁再来让我们放弃这觉悟，显然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了。
斯人独憔悴
——《道德经》批判之二十
《道德经》第二十篇云：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哉！沌沌兮！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淡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肯定与否定，不相差多少。美善与丑恶，没什么区别。人们所畏惧的，我也畏惧。天地那么伟大，人多么眇小啊！众人那么快乐，如同正在参加盛大的宴会，如同登上了充满春意的高台。我却心灰意懒，什么事也不想干；没有欢乐，好像是一个还不会笑的婴儿；没精打彩，仿佛连个归宿也没有。众人都丰足有余，我却仿佛丢失了什么。我的心灵真是个愚昧的心灵啊！我这个人真是糊涂虫！众人都清醒，唯有我昏沉；众人都精明，唯有我懵懂。静下来时我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动起来时又像风一样无着无落。众人都能有所作为，唯独我冥顽鄙陋，什么事都干不成。我和别人是那么不同，只在乎吃饭，真是个饭桶！
世界的存在是以物质的存在为基础的，但因为有了人类文明的建设，这基础的存在才有了伟大的意义，否则这基础无论怎么深厚和牢固就都也不过是基础而已了。万物来自于一，但因为有了人的存在，其所归之处就不再是一，甚至这世界万物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万物也是因为人的存在，因为正是人运用自己的高智慧将万物区分为万物，否则无论宇宙再怎么膨胀，这世界也还是一个混沌。
如果说将有机物从无机物中分离出来还是大自然的功绩，将人从低级动物中分离出来成为高级动物却已然是人类自己努力的结果了，虽然这会是一个艰苦且漫长的过程。也许即便是在今天，在有些视觉模糊的人看来人和猪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比如猪吃饭人也吃饭，人睡觉猪也睡觉。甚至还有的人会给自己起一个猪的名字，但你若真的将其称之为猪他还会认为你是在骂他，因为他在骨子里还是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与那猪是不一样而且还要比那猪高级一些的。比如那猪是被人养在臭哄哄的圈里，饿了的时候连人屎也会吃；虽然在发情期间也会有异性来陪它睡一觉但那异性也不过还是臭哄哄的猪而已，而大多数的猪也许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就被送到屠宰厂去了。他们自然是与那猪有着些许之不同的。
这些人的视力不佳并不是因为得了糖尿病，而只不过是一时的不敢睁开，正所谓“众人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这世界也简直就和猪圈是一样的。
比如一个男人到了年令就一定要搞女人，漂亮的搞不到就只好搞不漂亮的，不漂亮的搞不上还会搞丑陋的，甚至连丑陋的也搞不上的时候还会去搞一回猪也说不定。他一定很是不平衡，那么多的漂亮女人为什么没有我的份儿呢？他一定想从这种不幸中解脱出来，但又谈何容易，尤其是现在，女人的漂亮是要用金钱来买的。万般无奈之下他便会说话了。如果他是一个粗人就会说：“啥漂亮不漂亮，关了灯都一样。”如果他是个曾用“心“读过几遍《道德经》的人就会说：“美之与恶，相去何若？”但如果在这时他突然接到一个漂亮女人的电话，他也许会连个招呼都不向他身边的“母猪”打就匆匆忙忙去与漂亮女人幽会了。
在女人问题上是如此，在其它问题上也一样。比如还是这个人在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在用“心”读《道德经》的时候一定还会说：“再有钱也还是要死的。”但这时如果突然接到一个有钱人打来的电话，说是因为他能用“心”读《道德经》所以要在某某饭店请他吃饭，或许他便会连脸都顾不上洗一下就去赴宴了。在宴会上如果有人提议让他说两句而他又已经有点喝多了，他也许还会将“美之与恶，相去若何？”的话“直”解一番，结果与宴的人或许会与他有同感便赞他说的好，但也许正是那个掏钱的人却因此对他有了反感，不仅饭后的歌厅没有请他去使他从而失去了一次与美丽小姐亲近的机会，而且饭还没吃完就对他下了逐客令，回家的路上他便除了“美之与恶，相去何若？”之外还要独自叨唠上几遍“唯之与阿，相去几何？”了。路上的众人自会因此而离他远一些再远一些，并以为他是一个另类。
人虽然都拥有智慧，但其聪明的程度却可以有天壤之别。有人夸张地说这区别就如同有的人已超越了现代人而有的人却还是候子，自然如果再夸张一些的话也可以说成是有些人还连猪都不如。因此就有了一些人要将自己再从众人中分离出来做所谓的人上人，但大多不过是要将自己的生活比别人过得更好一些。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绝不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孤独者，甚至去做一头只知道吃饭和睡觉的猪。但这人上人自然也并不是容易当的，除了有一般意义上的智慧之外还一定要再懂得一点“厚黑”，否则就也许还会适得其反，弄得个人不人鬼不鬼也说不定。
一个人将自己从众人中分离出来成为自我，是人类将自己从低级生命中分离出来成为高级生命之后的又一壮举。从更高一级的层面上讲，一个人将自己从众人中分离出来的目的是要用文化的手段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而最终让自己与众人挨得更近一些，世界也会因丰富多彩而变得更加美好。
这当然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而且也不排除还会是对当事者的一场灾难；因为许多的众人是并不喜欢身边的人与自己有太大不同的，尤其是这不同被扩展到具体的生活中影响到他们正在体验着的欢乐与幸福的时候；他们或许还会将这样的另类从他们的身边赶走也说不定。虽然如果这些人为了不仅要拥有一时的现实还更要拥有永恒的未来就一定不会拒绝这辛苦和灾难，但一个人毕竟只是一个人，对于不幸的承受能力一定是有限度的。如果不想到臭哄哄的猪圈里去讨生活，也不想到深山老林里去做猴子，更不想到大沙漠里去晒干尸，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一下自己来与现实妥协。你可以变自己的单重性格为双重甚至多重，可以在思想上努力与众人不同但在生活中努力去与众人相同。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受了多大的委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你那个独立的自我坚持下去，直到永远；否则也许还会有比晒干尸更悲惨的结局在等着你呢。
当每一个人都成为这样一个自我时，人与人之间就因此而变得更为亲近，人类的生活也将因此而充满幸福和快乐。虽然无论到什么时候也不排除还会有将自己与猪放在一起的人在，说得好听一点，那也就只好让他去“斯人独憔悴”了。
我是个花心男人
——《道德经》批判之二十一
《道德经》第二十一章云：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情。其情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所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大德之人，一言一行无不遵从道的引领。道这个东西，看上去模糊、朦胧得很。但模模糊糊之中，又似乎有着一定的形状和实在的内容；朦朦胧胧之中，又似乎还有更为纯粹的东西存在着，甚至还可以通过检验来得到证明。从当今到远古，道的名字一直存在，通过它，我们便可以认识万物的本源。我就是通过对道的追寻才看到了万物之本来面目的啊！
我是由一滴粘白的液体延展成的膜片
如纱似雾般遮挡在你的面前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情
其情甚真，其中有信……”
用手蒙住了你的眼睛
再加上这一大堆的蜜语甜言
不信你不落到我的阱里来
于是那幕布在一瞬之间被撕开
精灵们一个一个跳了出来
戏剧开演了
但当要父亲出场时我却没了踪影
因为我是个花心男人
——好了堂主人
学问据说都是问出来的。人在获得了智慧之后所探讨的第一个算得上问题的问题一定是人从哪来，就如同一个孩子问妈妈我是从哪来的一样。妈妈一定不会说是自己和他的爸爸交合之后将他生出来的，这大概是由于那事情是由人的生殖器官来完成，而人的生殖器官又与其他的动物比如猪的没啥两样，并且还是用来排泄秽物之处，因此而多少会有一点难为情也说不定。妈妈会因此而编造出一个谎言来，比如是大街上拣来的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应该算得上是人的一生中所遭遇到的第一次大蒙蔽了。而上帝造人说则是人类的第一次集体的被蒙蔽，是多数愚人被少数智者的蒙蔽，是多数的被统治者被少数统治者的蒙蔽。这蒙蔽到现在都还在某些人群中继续着。
学问更是对问题不断追问的结果。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初期，智者与统治者是一体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也。但人的遗传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而是时不时地会来一个朝相反方向的逆转。爱因斯坦生出的儿子可能是白痴，一个白痴却可能生出个霍金来也说不定。因此智者自然会从统治者中分离出来，一定会将人从哪里来的问题追问下去。于是便有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道生之，德蓄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说法，在这里德和道就分别充当了人类的母亲和父亲的角色。但真的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样的一个比喻竟让我们知道了那个母亲到不一定非是什么水性杨花，但那父亲却至少也是个花心到了极点甚至有始乱终弃之嫌的坏男人，至少让我们为从古到今男人们的花心找到了最为充分的理由。
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由此我们或许应该相信这天地之外还有天地甚至这宇宙之外还有宇宙了，不然为什么那男人会只留下个“名”就一走了之了呢？由此我们知道在父权制社会之前为什么还会有一个所谓的母权制社会了。做父亲的走了，去别一个天地之间或别一个宇宙之中另觅新欢了，也许有朝一日会再回来，但也许会“乐不思蜀”也说不定，况且此天地和此宇宙之外的天地和宇宙还不知有多少，他连曾与这一个天地宇宙中的这一个女人有过这样的一段情事都忘到脑后边去了也说不定呢。于是做母亲的也就只好独自支撑起这个家来，当孩子们问起父亲是谁的时候她也许会说出一个名姓来，但也许连个名姓也说不出来，因为那一段时间里她也许并不是很检点，曾经和许多这样的男人都发生过这样的关系也说不定。但从道之无中生有的本性来看那个男人也许未必会有多少同类，也许就是个唯一也说不定。但也正因此人类的母亲即便想改嫁也不行，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甚至嫁猪随猪来守这活寡了。这无疑是一个大大的悲剧。
所以后来之父权制社会的建立也许并不是男人们怎么努力的结果，因为母权制社会的建立本就是女人们无奈的选择；因此当男人们当家做主的本能从遗传基因中迸发出来到不可遏止的程度时做母亲便主动地退居二线了，这该和现在发生在一些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中“长兄为父”的故事并不会有多大差别。当男人们当家作主的本能迸发出来的同时花心的本能也一样会迸发出来，但由于他们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了这天地之间，所以他们的花心就与他们的父亲有了些许的不同。这就是后来的一夫多妻制外加上由娼妓作为补充的人类两性关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直到今天还在变相地延续着。
由于有了进化论，人类从哪里来的问题似乎是已经得到了解答，如果可以将现实只看成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没有厚度的夹缝的话，那我们要追问的第二个问题就该是人往哪去了。在《道德经》的作者看来人从哪来就该再向哪去，但现在我们已知道自己是从猴子来的又怎么再向猴子去呢？如果我们是从臭哄哄的猪那里来也要回到臭哄哄的猪那里去么？当然我们还来自无机物，我们的肉体自然会再变成泥土，但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人类呢？难倒人类真的会有一天集体灭绝了不成？难道这死就是《道德经》的作者所要我们回归的地方么？这样的说法恐怕是连《道德经》的作者自己也绝不会同意的。
不过即然我们的父亲已只剩下个“名”了，我们的母亲也已将权力移交给我们了，那事情或许也就好办得多了。我们是有智慧的生命，无数的事实证明靠着人类的智慧人类不仅可以适应这个世界而且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这个世界，最终如果这个世界不再能适应人类的话人类还可以抛弃这个世界也说不定。再况且。即便智慧带给我们的只是痛苦，那也是我们在寒武纪那次随机的选择中投错了胎也因此怨不着任何的那个谁，而且现在再后悔也已经太晚太晚了。试想如果我们不是做了猴子而是做了猪该多好，虽然会因此而整天转悠在臭哄哄的猪圈里但却能啥也不知道或啥都无所谓，又何必在这里为了从哪来到哪去的问题与这“道”和“德”这样一对“狗男女”来较劲呢？
人的最伟大之处不在于能复制出什么而在于能创造出什么，尤其是能创造出一种让他人和自己都不知所以然的神奇来。神奇的创造往往得益于一种错误，而将错就错正是人类最高智慧的实现。我们也许做错过很多事，但却已经走到了今天。我们已不能掉转自己的头，因为那里已没有我们的家。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道德经》批判之二十二
《道德经》第二十二章云：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执一为天下牧。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部分可以变为整体，弯曲可以变为笔直，凹空可以变为丰满，破旧可以变为崭新，少取会有所获，多拿会有所失。所以圣人以道为统领万物的准则。因为不自私自利，所以能头脑清醒；因为不自高自大，所以可辨别是非；因为不自吹自擂，所以能取得成功；因为不自信自用，所以能保持长久。正因为圣人不与他人竞争，所以没有谁可以将其战胜。前人所说部分可以变为整体的话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只要心诚，一切都会归你所有。
一个人，自然是男女都一样，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其实是并没有所谓性别的。而且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正所谓唯父母之命是从。如果有哪个孩子不是这样，经常要自作主张的去做一些事，有时甚至还要使出一些欺骗手段来躲避父母之惩罚的话，那是会被归为坏孩子的。但那其时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因为那孩子太过于聪明了的缘故，说不定长大之后能干成一番大事业的也就是这一类孩子。甚至在大多时候，那回头的浪子会比天生的神童更珍贵，因为他们除了聪明之外还有胆量，还敢于在还几乎是不谙事理的时候就“自见”以求“明”，“自是”以求“彰”，“自伐”以求“有功”，“自矜”以求“长”，并去通过“争”来获得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所谓“无知者无畏”和“初生牛犊不怕死”说的就是这些出自于少年的英雄。
等到青春期一来就大不一样了，那几乎是一代人的同时奋起，个个都因为有了性别而像是刚刚被充足了电加满了油一样斗志昂扬，正“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般“朝气蓬勃”。他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其中的优秀者还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而更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者，就更要令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抖了。
但其实虽然如同野兽般冲出牢笼，但他们第一个要撞倒的正是养育了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会认定父母也就是将他们关锁在那牢笼中的罪魁。如果他们的父母还要将他们再锁回那牢笼，他们甚至会将自己的父母也撕碎，因为这时对于他们最重要的是自由而远不是亲情。他们要自由自主地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要自己绝不与别人尤其是自己的父母相同。他们所要“执”的也许是“一”但更是十、是百、是千、是万……他们是一个集体又是一个个人，他们要的是整个世界。
他们的选择也许包含着些许的理性，但更多的是感性，甚至是随机的胡来。好在他们的父母自己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时代而给他们让开了路，否则就成了这寒武纪之大爆发的牺牲品也说不定。他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虽然也许有许多人会败退下来或重蹈其父母的复辙，但也许有的人就真的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世界。
这由青春期的到来而引起的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变化恰如发生在地球上的寒武纪生命之大爆发。对于一般的生命来说这是对自身生命存在方式的选择，一旦选定了就无法改变。猴子和猪除了一个住在深山老林里一个住在臭哄哄的猪圈里之外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由猴子的一支进化出的我们与猪在生理结构上也区别不甚大（据说只有10%左右）。但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旦到了精神领域，二者的区别就是天壤之别之又天壤之别了。
一个人和其他生命的存在方式在寒武纪被确定下来一样，其一生的生活方式往往就在他的青春期这一段时间中被确定下来，而且也同样是再想回头都几乎不可能。但人毕竟是人，人在现实的层面之上还有一个理想的层面，或者说是除了在物质世界中生活之外还可以去到精神的世界中生活。虽然人的精神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其物质生活的制约，但只要你建设得好比如不是建设在猪圈的基础上，你也许就可以得到一个无限自由的空间；否则只要你稍有举动那建筑就会随之崩塌，将你再一次地摔回到臭哄哄的猪屎堆里去。
但即便是在精神生活的世界里也不是靠什么“心诚则灵”来过日子的，比如写文章，那就不仅需要你会组词造句，还需要你会修辞行文，甚至还要能“行其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等等。在这里也同样是猫有猫道、狗有狗道、猪也有猪道的，但不论是什么道只要是自己的道就好。而且尤其是那猪，最好是宁可做豪猪流浪在山野也不要被圈在臭哄哄的猪圈里，为此哪怕是让我们多吃几回素餐也没什么。在有能力的基础上再加上不懈的努力，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与同类的“争”，才可能变“曲、枉、漥、敝”为“全、直、盈、新”，才可以“少而得”且“多”而“不惑”；否则就无论你如何的用委曲求全来表现你的“诚”，那所谓的“全而归之”也都不过是一句“虚言”而已。
至于那个有时会连一和万的孰多孰少也分不清还要“执一为天下牧”的圣人，我们就且当他是一段不可雕刻的朽木好了。一旦需要我们就将其付之一炬，让他在“形如槁木”之后再来个“心如死灰”岂不更好。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道德经》批判之二十三
《道德经》第二十三章云：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得者同于得，失者同于失。同于得者，道亦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不必多言，好事自成。所以风大刮不了一早晨，雨大下不了一整天。这都是谁干的事？是天与地。天与地做事都不能长久，何况于人呢！所以修道的人做事合乎正确的自然之理。得有得的理，乃正确的自然之理；失也有失的理，乃错误的自然之理。有所得的人是因为合乎了得之理，有所失的人是因为合乎了失之理。合乎得之理的人，道会帮助他；合乎失之理的人，道会抛弃他。
连一句话都不用说，心中一想事就成了；恰似“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而且还正好掉在了你怀里；能一时拥有，还要天长地久，也太过于贪婪了。现在，如果不是脑子进了水，这样的美事谁还会去想呢？
人生之第一要务是工作，工作的目的不外乎名与利。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所作的工作都是重复性的，而且所重复的还大多都是他人，目的也就除了赚钱还是赚钱。除去大多数普通人之后剩下的少数自然就有些不普通了。他们的工作是创造性的，虽然也时常会有赢利的目的夹杂于其间，但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名。钱这东西挣得再多，死后带不走也要归于他人。名却会永远都是你自己的，在你死后也是一样。所以赚钱是为了一时，求名是为了永远。
一般说来，钱是实的，名是虚的，所谓“名者，实之宾也”，因此大多数人以赚钱为目的去工作所务的是实。虽然钱也是身外之物，但却是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的；尤其是在当今，更似乎是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虽然现在虚的名也可以换来实的钱，实的钱也可以买来虚的名，但即便是要拥有一个假的名声也还是要有一点真本事，哪怕这所谓的真本事还是假的也一样。
这些靠了假本事维持着假名声的在所谓的少数人中又占了一个多数，剩下的就是一个极少数了。这极少数的人们是靠了真才实学去求真正的名，即所谓千古之名的。为了这千古之名，他们不仅可以不要眼钱的利益，甚至连生前的名声也不要。他们的工作是真正的富于创造性的，他们的工作也许不会被同时代的人们理解，但他们仍要将这工作进行下去，因为他们所创造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创造的过程和对于最终结果的预期或许可以带给他们以所谓的大快乐和大幸福，他们完全陷入到这幸福和快乐当中去了，有时甚至连失去生命也成了无关紧要的事。他们或许才是真正的圣人。
但即便是千古之名也还是个虚，千古、万古，对于宇宙来说都是匆匆的一瞬。因为地球的不长久，天长地久自然也是一句空话。正所谓“永远有多远”，实在是谁也不知道，也许就是明天也说不定。但也许就因为人类是富于智慧的生命，所以即便连宇宙也不能永远，人或许却可以永远。或许就是为了这样一个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永不能实现的理想，为了或许可以给着永远也不会毁灭的人类文明带来些许的进步，这些极少数人便甘愿付出自己一生的努力来。但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这样做，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这样做；而这极少数人的创造也正需要绝大多数的人来拥有和享受呢。
人生的第二要务是生活，生活的目的正是拥有和享受。人们因为存在而获得生活的权利，因努力工作获得了拥有和享受文明的权利。人类对文明的拥有和享受虽然都是暂时的，就如同“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人的一生也不过百年。但除非是脑子进了水（进了水的人脑该与猪脑无别），没有谁会因此而放弃这追求直到死。比如一个美丽的女人，虽然其为天生丽质，但也是一代又一代人对美丽不断追求的结果，在加上许许多多的内容，这女人就成了一个人类文明的果实，她的爱一样是要靠着你的努力才能拥有和享受的。如果你只是个男人，不去为了拥有和享受她的爱付出任何努力，那女人怎么会主动地投入到你的怀抱中来呢？除非是那女人的脑子也进了水，成了愚昧之树所结出的愚昧之果。
但努力也只是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所谓的“同于得者，道亦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就因此往往成了骗人的鬼话。尤其是在馅饼满天飞的现代，尤其是如果你将仰着头看天也当成是一种努力的话，那馅饼也许就会在掉下来的一瞬之间变成砖头砸烂你的狗头，是谁也救不了你的。而那些满天飞着的、打扮得和林妹妹一样美丽的小姐们还是并不被计算在其内的。
超越！再超越！
——《道德经》批判之二十四
《道德经》第二十四章云：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视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踮着脚根不能久站，跨着大步不能远行，自私自利的人明不了事理，自高自大的人辩不清是非，自吹自擂的人得不到成功，自信自用的人保持不了长久。用道的标准来衡量，这些行为都如残羹剩饭或赘肉病疣，是令人厌恶、应该抛弃的东西。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一个人对所经历过的生活的记忆最多也是从学会走路之后才开始的，而这里所说的走路当然是指用两条腿做直立的行走，在床上和地上的乱爬是不算数的。在进化论产生以前之所以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猴子变来的，其非常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怎么自以为是，怎么自以为比其他的动物们高级，而是因为他们将人类作为集体幼儿那一个阶段的事忘记了。如果不是人类和其它的地球早期生命一起留下了自己的骸骨而这些骸骨又作为化石被后来的人们发现了的话，恐怕是再过去一万年我们也只能相信人类的祖先是女娲用黄土抟出来的或是上帝用肋骨造出来的鬼话了。
虽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人类的个体来研究人类的全体，就像通过一个原子来研究宇宙，但由于二者之间在结构的复杂程度上相差太远。因此得出的一定是不很明晰且太过于笼统的答案，这或许也就是所谓的“自见者不明”吧。由此发展下去自然是还要“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了，因为人类不论怎么说也还是有着七情六欲的活体，一旦在文明的创造上取得了哪怕只是一点点的进步也会因此而得意忘形的。但只要那进步的取得是真的，再怎么得意忘形就都不为过，也并不会因此而减去那笼罩在他们头顶上的光辉。而且如果这些人是真正的智者，他们就不会长久地得意忘形下去。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欠缺，他们一定会将自己的工作继续下去。为了弄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他们是可以将祖坟都挖出来的，就如同为了弄明白宇宙是怎么回事不定哪一天还要再来引发一次大爆炸一样。
其实四脚着地的爬是要比两腿直立的走稳当得多也因此能持久得多的，但人类还是将其抛弃了；因为只有站立起来他们的视野才更广阔，心胸才更宽畅。他们甚至是因此才获得了更多的聪明与智慧，才对未来有了更为美好的憧憬，才一直走到了今天成为了我们。这个过程可以很复杂，是无数次随机的选择的叠加，更是无数次突变的累积；但也许很简单，简单到只是他们当中一个的一次随意的跂足远望或者对什么障碍物突然的一次跨越，结果就让人类由此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万有引力学说到广义相对理论，哪一次进步不是一次超级的跨越呢？从神创论到进化论，人类几近于是从黑夜中走了出来，走到光辉灿烂的黎明中来了。人类从此才算是真正的了解一些自己了，而人类对世界的了解也正应该以对自己的了解为基础。试想如果人类连自己是怎么回事还不能有正确的了解，那他们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又怎么会得到正确的认识呢？如果人类没有对自己的正确了解，即便在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有再多的了解，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也都或许只能是南辕北辙，至少都不会产生决定性的意义。那就真不知人类还要在错误的路上走多远，连一直走到宇宙的黑洞里去了还不知道，甚至还以为自己所步入的是所谓的天堂也说不定。
那些信奉所谓上帝的人和瞎子是没什么两样的。即便是到了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也还有不少的人死闭着他们的眼睛。因此进化论等科学的学说在产生时所面对的往往并不是夹道的欢迎而是批评、谩骂、打击和破害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如果被《道德经》称之为“余食赘形”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这些所谓的离经叛道者其实都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英雄。他们自信而不自卑，他们意志坚定且百折不挠，他们为了探索和捍卫真理而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或许有些狂妄，但正因此才能勇往直前。他们是真正的勇士。他们不是“有道者”而是开路的人。他们或许才是真正的圣人。
现在正是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也正如同一个体育的赛场，要的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所有的项目都是对极限的挑战，但真正的勇士绝不会被已有的纪录吓倒，超越才是他们要达到的目标。一旦原有的目标达到之后，新的目标便又被确立，紧接下来就是再一次的超越。在这超越、再超越的过程中，他们也会有失败后的沮丧，但也自然更会有成功后的欣喜；因为对原有纪录一次又一次的超越正是他们自身价值最高层次的体现。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大多是极为短暂的，因为他们所超越的只是人类体能的极限。对于人类文明的创造者来说他们的创造生涯有时却就是他们整个的一生，因为他们所要超越的是人类的智能的极限。因此超越便成了他们生命的主基调，超越再超越就成了他们生命运动的进行曲。他们的生命也将因此而神圣和伟大。
人定胜天新论
——《道德经》批判之二十五
《道德经》第十五章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有一种东西由各种东西混合而成，是先于这个世界产生的。寂寞呵，空虚呵，但它仍然独立地存在着并保持着原有的模样，仍然按照原有的轨迹循环往复地运行而从不懈怠，我们可以将它当作这个世界的本原。我不知道它的名，或称之为道，或勉强为它取个名而称之为大。因为无处不在而不停地在我们的眼前消逝，所以大就是逝；因为不停地消逝而离我们的生命愈来愈远，所以逝就是远；因为再远的路也会有尽头而总有返回来的时候，所以远就是反。因此道是伟大的，天是伟大的，地是伟大的，人也可以是伟大的。这世界上有四样伟大的东西，人所能占有的只是其中之一；而且人所遵循的是地的法则，地所遵循的是天的法则，天所遵循的是道的法则，道所遵循的是自然的法则；在这个序列中，人是处在最低的层次，所以除了顺从之外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
道之为道，既是自然世界的运行规律，因此称其为“物”就错了，称之为“物之理”或许才更为准确，现代科学将一切学问都归结为物理也正是这个道理，而这个道理也自然是在这个世界即《道德经》之作者所理解并以“域中”一词来涵盖的所谓“天地”产生之前就存在着了。
“寂兮寥兮”，宇宙也确实广阔，但广阔的程度一定会远远超过这“天地”一词所能笼罩的空间与时间。现代科学认为自然界的物质具有着无限的层次，每个层次都各有其规律，既然是“道可道非常道”，即凡可以道说的规律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那道就应该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体系，是一个或无数个不停止旋转着的连环，因此也就无所谓什么“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道德经》之所以如此说，正是因为其所见到和想到的物质之层面过于单薄的缘故。
而称道“可以为天下母”就更荒唐得可笑，一个物质的世界怎么会产生于一个抽象的道理呢？我们或许只好将那“母”字直接理解成“根”字，否则就还要去茫茫的宇宙中去寻找自己的父亲了。
接下来《道德经》又将道想象成了一只鸟。之所以要“强名之曰大”自然是因为那鸟儿太大。到底有多大呢？与庄子散文《逍遥游》中的鲲鹏会大致相当吧。如此大的鸟还要往很“远”的地方去，然后还要从那很“远”的地方再“反”回来，也实在是够累的了，也因此那鸟还真的并没有飞回来，只是作了个要飞回来的姿势，这就是所谓的“反者道之动”，太可惜了。
对人类的不自信使《道德经》虽然也将人与道、天、地并列在了一起，但却还是将人排在了最低一级的位置。所谓“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还好像是给了多大的面子，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却又无毫不留情地将人打入到地之下去，甚至连人是生活在地之上这一点起码的常识都忘了。
事实证明，人不仅是可以适应自然还是可以改造自然的，而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为所谓的道增添着新的内容，说是发现也好，说是创造也没什么不可。人不见得会永远做自然的奴隶，而终将是或已经是这世界的主人。因此我们应该在“道法自然”之后再加上“自然法人”，也不用管《道德经》的作者同不同意，因为那完全是为了人类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且人之胜天，其实在很多层面都早已是既成的事实，在此时再主张“回归自然”是会将人类美好的前程葬送掉的。
所谓的“地”、“天”和“道”，更是一些极不科学的概念，或许只是《道德经》的作者为了故弄玄虚而在人和自然之间生加进去的东西，除了在人与自然之间设置出一些障碍之外并没有丝毫的意义。
该死的“浮躁”!
——《道德经》批判之二十六
《道德经》第二十六章云：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于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持重为轻率的王，宁静为浮躁的主。因此君子行事从来非常稳重。即便住在很繁华的环境里，也一样不做任何出格的事。一个大
上个世纪末，在中国的文化界，“浮躁”一词的使用率是很高的，当然都是在批评。一时间“浮躁”几乎成了一种病，也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人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紧接着便是这种病的迅速漫延。从文化界到其它界，从中国到中国以外的国，最后几乎是全世界都参与了进来。结果是还没等新世纪到来就急着要举行庆典，闹出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笑话，也算得上是有史以来中国文化界对人类文明做出的一次大贡献了。
但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体现出了人们对二十世纪的极度厌倦和对二十一世纪的热切向往；而“浮躁”作为病之所以会发生在中国自然是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厌倦和向往都更强烈了一些罢了；之所以会闹出如此大的笑话，则是因为对于其它国家来说这种厌倦和向往也并不是不强烈的缘故。这是对于全人类都很没面子的事，所以很快就没人再提，我们作为始作俑者当然也是不提也罢了。但可怕的是这病还要漫延到二十一世纪来，说明其病因还并不如此简单。就是说如果“浮躁”是一种病的话，人类或许是很早或者说是从其成为人甚至还是从其成为动物时开始就染上了，不过是时常会表现成为极度的焦虑而已；那在当今的医学上倒也真的是要将其称为病的；而当其还只是“浮躁”的时候也还算不得什么，或许还是人的生命仍处于建康状态的证明。
据说和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来自于一个基本粒子一样。地球上的生命有多少万种，但也都是来自于同一个祖先——基本因子。到底是第一次分裂就分出了动物和植物两个门类还是先产生出植物然后再从植物中分离出动物来是直到现在科学界也仍弄不清楚的事。但从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古生物化石是一种单细胞的藻类植物化石来看，结论或许更应该是后者。但无论怎样也不妨碍我们做出这样的判定，即动物因为可以自由的活动便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这发展的机会首先表现为对异性的选择上，这种选择是整个生命都参与进来的直接的选择，而且还是一种双向的选择，比起植物的只是通过花粉间接且单向的选择来说就不知要高级多少倍了。
这是一种积极的追求而不是消级的等待。虽然由于社会的原因而曾经受到极大的限制，但这样的特性迟早要被彻底解放出来。现在这解放似乎是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实现了，而之所以能实现也正是因为人是人而时常会“浮躁”的缘故。人，当其生命被欲望充满的时候就如同是热锅上的蚂蚁，要其不“浮躁”怎么可以？不仅肉体会不停地打转，心也自然要生出翅膀来的。但是也许就是因为这心中的一想，原本乱爬着的蚂蚁就变成了飞鸟，而人就乘着飞机飞上了天，乘着飞船飞到了月亮上、火星上，最终还要在宇宙中遨游也说不定。当然，这似乎是已经超出两性之间的问题很远了。
由此看来，那些以“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终日行不离辎重”和“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所谓“君子”不是显得太过于狭隘和可怜了吗？他们那些所谓的“辎重”和现代人所拥有的财富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所住的那几间低矮的平屋和当今的高楼大厦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更不用说那些所谓的“车”是怎么样的车和所谓的“天下”是怎么样的天下了。做那样的车主和地主就以为怎么样了，还要整天提心吊胆的什么也不做地守着不是太不开眼了吗？
最令人讨厌的是那些坐在飞机上今天巴黎明天纽约嘴里却叫嚷着要“回归自然”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大师”们，好像他们成不了“巨匠”都是别人太过于“浮躁”造成的，其实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所谓的大师还要感谢这些已发展成极度焦虑的“浮躁”也说不定。就如同人们太向往新世纪之到来一样，尤其是在中国，经过了二十世纪的蛮荒之后，人们也迫切的希望着大师的出现，但因此却忘了真正的大师如果赶上青黄不接的季节是一百年也未必能出一个的，而他们不过是人们为了这对于“无”的厌倦和对于“有”的向往所闹出的一系列笑话而已。
当然伪大师的满天飞对于真正的大师也许正是个磨练。但如果这玩笑开得太大，对于真正的大师就不再是磨练而成了磨难。如果再进一步还会成为灾难也说不定。那是有可能会要了他们的命的。
我心爱的车子
——《道德经》批判之二十七
《道德经》第二十七章云：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善于行动的人不留痕迹，善于言语的人不出漏洞，善于计算的人不用工具，善于封闭的人不用锁却打不开，善于捆绑的人不用绳却解不开。因此圣人常常因为善于救人而使无论什么样的人都不被抛弃，也因常常善于救物而使无论什么样的物都能被利用。这是因为圣人能够顺其自然。所以善良的人，是善良人的老师；不善良的人，正是善良人可以取用的材料。不尊重老师，不爱惜可以取用的材料，虽有小聪明却是大糊涂。这是很深远且微妙的道理。
现代人比起古代人来不知要幸福多少。只要是稍微远一点的路就不再用劳动两条腿，从自行车到飞机，各种交通工具任你选。如果谁再能开上专属于自己的车子，还会被称为“有车族”，就和过去所谓的贵族一样了。古代人就不同了，顶多是骑马或乘马车，路又不好，布满了蹄迹与辙痕，要是从北京去趟天津，还不得走上一整天，而现在的城际铁路却不过是半个小时的事。仅这一点，就足够让我们来厚今薄古一大阵子的了。
但足以让现代人引以为骄傲的又岂止是便利的交通呢？电子计算机的机算速度可以达到每秒钟多少多少万次，再聪明的人脑也会望尘莫及。网络更将信息传递的速度提高到近于极点，几乎已经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这大爆炸和当初的宇宙大爆炸比起来也未必逊色多少，一旦随着航天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而膨胀，最终超出仍在膨胀着的宇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到那时，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将所有的黑洞都关闭，并将所有的白洞都打开，或通过虫洞穿梭于宇宙与宇宙之间进行所谓的逍遥游，而不是站在一棵大树的下面去通过想象来自慰。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工具的使用。能使用复杂的工具也正是人之所以能成为人的关键，虽然这复杂的程度是可以有天壤之别的。古人当然也已经是人，所能使用的工具当然是要比大猩猩之类的动物所使用的工具复杂得多了。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却只是近一两百年的事，电脑的普遍被使用更是近十几年的事。如果你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人，如果你的脑子没有进水，如果你正在电脑前敲打着键盘翱翔在网上，将现在的自己和以前的自己比较一下，如果你以前也算得上是个人的话，那现在就几乎要和神仙差不太多了。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因为你正在使用的工具和二十年前的你所使用的工具已不知要先进多少倍了，而比起两千年前的人们呢，那差别几乎是用天与壤也无法形容了。
古代的那些圣人也真不愧为圣人，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聪明来超越所处的时代。他们先是用自己的心来欺骗自己，即站到大树底下做逍遥游。但肚子饿了也还是要吃饭，又不愿意自己动手去劳动，便只好再用所谓的“善”为手段来愚弄他人：将他人的智慧之门关闭正所谓“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将他人的精神束缚正所谓“结无绳约而不可解”。他们因为比他人多了一点聪明而可以将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正所谓“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但他们的所谓“善行”其实就是不行所以“无辙迹”；他们所谓的“善说”其实就是不说所以“无瑕谪”，而他们所谓的“善数”之所以“不用筹策”是因为别人的大脑都已经被他们灌满了水。最终他们将他人作为工具来为自己服务，只要能达到目的，自然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用。好在他们也还诚实，还能很坦然地说：“天地不仁，使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使百姓为刍狗。”好像他们这样做还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其实却不过是在得了便宜卖着乖而已。这也的确是件很微妙的事。
在人类所使用的所有工具中只有语言的使用是最为普遍的，但最难于把握的也是它。为了怕出了漏洞让人笑话，圣人们的“述而不作”是最好的办法；尤其是在连纸也没有的古代，一旦被刻成简想改都难。《道德经》的作者也算得上是玩弄语言的高手，他的高首先高在尽可能的少说，其次是还要将话说得模模糊糊，让人似乎是怎么理解都可以，也因此便以为是做到了不仅没有漏洞而且连瑕疵也没有了。无奈时过境迁，在现代人的面前虽然还谈不上瑕疵一身也似乎要近于百孔千疮了。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就因为现代人所要过的是现代的日子。
正因为语言的难于把握，所以好的文章就被称为美文，是可以当成艺术品来欣赏的。但《道德经》是不是能被算在其内也还很难说，就因为其太过于简单的缘故。
圣人诞生记
——《道德经》批判之二十八
《道德经》第二十八章云：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无割。”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了解那阳刚，保持那阴柔，就成了众人向往的归处；成了众人向往的归处，天赋的本性不离散，人会变得如婴儿一般可爱；了解那清醒，保持那糊涂，就成了众人行动的准则；成了众人行动的准则，天赋的本性不减少，事会变得如开始一般有望；了解那尊贵，保持那卑贱，就成了众人投奔的圣地；成了众人投奔的圣地，天赋的本性便充足了，一切都恢复了混沌的模样。这混沌再散开而成众人，就如同器物一样各不相同。圣人因能使之各尽其用而成为领袖。圣人要成就的是大同，用不着再去分而治之。
周人从商人手中将天下夺过来之后共大大小小地分封了八百个诸侯国，就如同是盗贼得手后的分赃一样。诸侯国各自为政且相互争斗，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混战。但从由此产生了诸子百家也算是为中华精神文明的建设打下了一个基础来看，乱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尤其是这乱也可以看成是人类对财富的占有欲望的一次大爆发，让人类从“圣人”们的蒙蔽中觉醒过来，知道了财富的不可或缺和“道德”的可有可无，为中华物质文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有人将现在的世界比作当初中国的春秋战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必然会对人类的未来做出更为巨大的贡献。
但很快便有人说话了，尤其是是一些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大师们，他们往往以保护环境为名，最爱拿地震和海啸说事，认为那是大自然对人类欲望膨胀的报复，要人们“恪守传统，回归古典”，所叫嚷出的许多口号与《道德经》中所说的即便不是原封照搬也是如出一辙。也许他们早已不满足了“大师”的地位而要做什么“巨匠”甚至“圣人”了，但没想到一个不小心却做成了“魔鬼”，让“圣人”这一至高无上的名号一时间成了顶破帽子。
圣人本该是无所不通的智者，让普通人比也没有办法比的。但这样的无所不通的智者能有几个呢？于是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伪圣人，自然也会有“魔鬼”混杂于其间。他们的无所不通原来是要以其他人的糊里糊涂为基础的。在更早一些的时代，就连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补天造人的鬼话都没有人不信，那圣人做起来当然是轻松极了。但到了后来，人们都聪明起来之后，这圣人做起来也就有了一定的难度。他们要想办法让人们聪明起来的头脑再糊涂回去，让人们重新回归到纯朴的原始当中去，让人们重新去做小孩子即所谓“复归于婴儿”，去重新听他们讲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补天造人的故事，并认定那就是历史而他们就是那盘古和女娲；于是他们就不仅是无所不通的智者，而且还成了道德高尚仁者。
这样的地位虽然很令人向往，但做起来实在是有一点太过于劳累了。这也正是他们在后来并不能得逞的原因。于是圣人的名号与所谓的“为官长”渐渐地成了不相干的两回事。实际上是文人的马屁没有拍在点子上，送去的礼物又被退了回来，圣人的帽子反过来被扣在了自己的头上。所谓的无冕之王，看上去实在是有一点滑稽的。现在的那些所谓的艺术大师们也都不过是在表演着这样的一出滑稽剧，但那顶帽子却也还未必能戴在他们的头上，那就不仅是要滑稽得可笑而且还要滑稽得可怜了。
不过在上个世纪，这样的圣人诞生记在中国是着实地又被重演了一回的。社会也真的又回到了原始的纯朴的状态，每个人都成了天真幼稚的小孩子，但结果却对整个中华民族构成了一场浩劫，让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想起来都会睡不着觉。也同样，圣人的帽子却被扣在了一个短命文人的头上，让现在的一些人看着不顺眼，其实顶着那帽子的人自己也未必是很舒服的。
好在现在算是又从天下大乱变成了天下大治，但改革还是要进一步再进一步地来进行的。至于进一步更进一步的开放，那就是《道德经》的作者听也没有听到过的事了。
无可奈何做圣人
——《道德经》批判之二十九
《道德经》第二十九章云：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想要将天下抓在手里且有所作为，据我看来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天下是个神奇的东西，既不能对其有所作为，也不能将其抓住不放。天下之物千差万别：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有的要暖，有的要凉；有的强健，有的软弱；有的安全，有的危险。因此圣人不能过分地贪图安逸和享受，更不能做什么过分的事。
据说
人类最初的君王们肯定都是一些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蛮人，但不同的是他们的身边却出现了一些雅士。这些所谓的雅士或许都是一些四肢短小但大脑却因此灵活，尤其想象力颇为丰富的人。他们给君王编故事，说君王们是神人，说天是君王开的地是君王辟的，天曾经塌了是君王去补的，人曾经没了是君王用黄土捏的，等等等等。他们先是讲给君王们听，君王们听了当然会很高兴；然后再去讲给百姓们听，百姓们听了当然很感动。于是
但不幸的是总还会有四肢未必短小大脑也未必不灵活的人生出来，因此很快就出了问题。有些人开始对这些故事产生了怀疑，看出了这都是一些骗人的鬼话，产生了要取而代之的想法，他们名之为盗。但在同时也就有智者出现在了君王们的身边。他们是来给君王们出主意的。他们先精心的为君王们制作了一顶高高的帽子，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圣人。他们要将再顶在君王们的头上显然已经不太合适的神冠替换下来。他们对君王们说：君王们啊，伟大的圣人！你们虽然已将天下掌握在了手里但却不要有什么作为……最好是让社会保持在一种原始的状态，要让老百姓的智慧得不到发展，因此就不会对你们的圣明产生怀疑；甚至也不要太把天下当回事，要表现出一种若无其事或不得已而为之的样子，因此那些想把你们取而代之的人——盗就没有了，天下也就永远地掌握在你们的手里了。他们比那些雅士们高明得多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众人的可怕，他们甚至将
但这一次他们却并没有得逞，因为
那些智者们因此被甩到一边去了。“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果能及时地改变一下自己该多好。但人的才能是有限的，这些所谓的智者们便只好躲到深山老林中去做猴子或者到大沙漠里去晒干尸。他们在走的时候头上顶着的正是他们自己精心制作的那顶帽子，不过由于在他们
现在也还有着一些这样的智者，大多都是一些面对生活无可奈何的人。他们在心里或许也还在将自己当做圣人呢，但头上的帽子却不知飞到那里去了。
小农意识与庸人哲学
——《道德经》批判之三十
《道德经》第三十章云：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谓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以深邃的理性辅助君王做事的人，不会让君王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时以武力来显示和证明自己国家的强大，因为战争这种事最容易结下仇怨和招来报复。凡是军队住过的地方，一定会有荆棘长出来。大的战争过去后，一定会是一个荒年。善于用兵的人，把问题解决了就行了，不敢过分地使用武力去逞强。即便靠武力取得了成功，也不能因此而以为自己了不起，更不能因此而狂妄骄横，因为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这也正是之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在问题解决了之后不敢再去用武力逞强的原因。一个国家强大了的时候也就要开始走向衰退了，这是因为做事不够理性而没能使其不强大的缘故。做事失去了理性，就会很快地走向灭亡。
一个人想长生不老就想尽办法让自己在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停止生长，这是与宋人的拔苗助长一样荒谬的想法和愚蠢的行为；也当然不仅没有可能成功，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同样，因为认同强大了就会走向衰退的说法，一个国家为了维持所谓的长治久安便想尽办法让自己不强大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还都处与相对落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除了使用武力便没有更好的办法，软弱便意味着挨打甚至被吃掉的时代。而且世界最终是要实现全球一体化的，不论强大还是弱小，国家这个东西最终都是要灭亡的；因此，小国寡民的理想不过是小农意识的表现；即便可以称之为哲学，也不过是一种庸人的哲学而已。
小农意识的特点是自私与狭隘，其产生的基础是小农经济，说是自给自足，其实不过是维持温饱而已。周王朝建立之后的分封诸侯是小农意识，秦统一之后的修筑长城也是小农意识，那些主张要以弱胜强最终却被弱肉强食的就更是小农意识了。得到了一点点就心满意足，失去了一点点就心惊肉跳，最后所能做的就只剩下了对已得的那一点点的保和守，并且还自以为是深谙事理，岂不是太小里小气了么？而那被所谓的智者们以这小里小气的小农意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守为攻的哲学，不过是为了迎合为君王者们都想长治久安的自私与狭隘，来使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也能长久下去而编造出来的谎言。不幸的是
一定有人会以秦的不仅不长久而且很短暂来为这些智者们辩护，回答自然还是秦之所以不仅不长久而且很短暂是因为其小农意识虽然大了许多但还是没大出那个小去。靠一道围墙就想把外界与自己隔绝开然后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小日子本来就有点太小里小气了，竟然还要急急忙忙、风风火火地干，尤其是在人们刚刚从连年的战乱中安定下来没几天，被灭者正要找机会报复的时候，那不是在找死么！而要靠“焚书坑儒”来压制不同意见和铲除异己以确保自已的独裁就不仅是小里小气而且是几近于下流和卑鄙了。所以，秦的不仅不长久而且很短暂也就是理所当然之事了。
尤其是对二十世纪的历史还记忆犹新的中国人，他们对“争”这个字都是很敏感的。因为他们不仅对战争记忆犹新，对斗争更是记忆犹新，所以他们大都是很热爱和平和主张和睦的。从二十世纪末开始，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许多人都从农村进入了城市。随着市场化规模的扩大，几乎所有人都成了独立的经营者，所谓的“争”又以竞争的形式出现在了人们面前。与战争和斗争比起来，竞争来得更普遍，且激烈的程度也并不比斗争和战争逊色多少，尤其是对于那些并没有经历过战争和斗争的年轻人来说就更是如此。在这样的时候，当然也还会有一些人的意识仍然是自私狭隘的小农意识，也仍然会有一些自以为深谙事理的智者们跳出来向他们兜受以守为功、以弱胜强以及见好就收、知足长乐的庸人哲学，但更多的人却在逐渐地变得比秦始皇都更大起来；因此，他们的那些说辞就或许只能被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人当作自慰器来使用了。
在已往，小农意识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个人主义、家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现在是又有了更为高级的表现了。这一次是全世界的小农意识之大集合，美其名曰地球主义，即以保护地球为名反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其中尤以反对人工智能的研究最能表现出这一主义的狭隘与伟大。地球主义者实在是太热爱他们的地球母亲了，只是忘了在他们死去若干年之后他们的地球母亲也会死去的，而他们紧紧攥在手里的那一点点的所得与整个人类的所失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在与他们的对立面——宇宙主义较量中，地球主义也还处于明显的弱势，这与当年在小国主义与大国主义的较量中小国主义的处于明显弱势是一样的。如果真的像有人预言的那样，第三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就会在地球主义者和宇宙主义者之间打起来；那可以断定的是：如果地球主义者所信奉的还是要以守为攻和以弱胜强的庸人哲学的话，失败就当然还是要属于他们无疑了。
在中国的现在，与地球主义能联上手的是文化上的新古典主义。但在与当代主义的较量中，他们的弱势倒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只是不知道在最终走到世界上去的时候会怎样。
鳄鱼的眼泪
——《道德经》批判之三十一
《道德经》第三十一章云：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兵器是不吉利的东西，因此深通事理且品质高尚的人一般是不使用的，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深通事理且品质高尚的人做事以不过分为好，即便靠使用武力取得了胜利也不会因此而快乐。凡因此而快乐的人都是喜欢杀人的人。凡喜欢杀人的人，最终是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作为的。正因为兵器是不吉利的东西，所以谁都会憎恶它，所以深通事理且品质高尚的人不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用它去做什么事的。左为下，右为上。深通事理且品质高尚的人平时总喜欢居于左位，迫不得已而带兵打仗的时候却喜欢居于右位；做吉利的事时喜欢居于左位，而当所做的是不吉利的事时就要居于右位。在战场上偏将军居于左位而上将军居右位；因为将带兵打仗当成丧事来看待，所以在排坐位的时候所采用的也是丧礼的形式。深通事理且品质高尚的人是这样来面对杀人这件事的：如果杀人太多，就以悲哀的心情来缅怀被杀者；如果取得了胜利，就以丧礼的形式来犒劳幸存者。
“姑娘爱花，小子爱炮”是中国老百姓的俗语，但其中也藏着很深的道理。花是植物的生殖器，之所以美丽，一是因为结构的奇妙，二是因为色彩的鲜艳。作为植物之生殖器的花之所以要美丽，就因为它是植物的生殖器而不是动物的生殖器。植物不能移动但也要传宗接代，也要生存进化，因为不是动物所以只好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但只要开出的花朵美丽就不愁招不来蜂与蝶，只要有甘甜的蜜汁就不愁花粉沾不到蜂与蝶的脚上而被传递出去；就如同一个女人长得美丽就不愁嫁不出去一样。
动物与植物不同是因为可以自主地移动。因为能自主地移动所以动物有了更多的选择的机会，但由于其生活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是弱肉强食和强者为王，其可选择的空间也就还是很有限。就如同一个精子让一个卵子受精是以无数个精子的作废为条件一样，动物的进化是以少数强者的胜利和多数弱者的被淘汰或被奴役为基础的。人作为高级动物在最初的时候也比普通动物高级不了太多。为了维护一个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利益，战争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甚至一个人的名义由某一个个人所窃取或所代表着的时候，便有了战争中作为士兵的多数人为少数人的牺牲。这个少数人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一群人组成的集团，凡在这个集团中的人就都是既得利益者，也就都是杀人者。
但杀人者与杀人者也会有着些许的不同，可以简单地将其化分为两类：一类是既狗屁不通又品质恶劣的刽子手，他们是可以在杀人之前连眼都不眨一下而且在杀人之后还“居然都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的脸上都有着血污”的无耻之徒；一是所谓深通事理且还要品质高尚的“伪圣人”，他们在杀人之前和后或许都会眨一眨眼睛甚至还要挤出几滴眼泪来以表明自己的杀人是出于迫不得已，但实际上是在掩饰内心的胆怯并给自己留下个退路。但他们杀人时也同样会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因为那是个你死我活的战场；而且他们也绝不可能忘记胜利与失败对于自己是意味着什么；因为说到底无论他们此时坐在怎样的位置也仍然还都是二流的角色。因此，无论他们怎样为自己辩解都不能抹去那刻在他们脸上的恶名。他们所挤出的那几滴眼泪也都在同时证明着他们的虚伪，正是所谓鳄鱼的眼泪。
或许在他们的眼里，那些士兵和士兵手中的兵器都只是他们杀人的工具。或许直到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还没有跳出那个最初的时代。
但除此之外还更有甚者，即他们除了是杀人者之外还是吃人者。他们所吃的是人的灵魂，比起吃人之肉体的野兽来或许是有了许多的进步了。正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已往的中外统治者都一样，他们不但能将人变成杀人的工具，还能将人变成供他们驱使的牛马，而手段只有一个，就是吃掉人们的灵魂。那筵席当然是丰盛得不能再丰盛了。主位上坐的是君王——是专吃人魂的魔鬼，两边坐的都是所谓的“君子”。坐在两边的要么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要么是些在杀人前后还会挤出几滴眼泪的“伪圣人”。能将这许多的灵魂都集中到这里来也正是这些刽子手和“伪圣人”同流合污的结果。正是道与德和刀与枪的合作成就了这人魂的筵席。如果不是因为胃口有限他们几乎要将其吃得干干净净了，因为那是连骨头都不用吐出来的。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那个爱写日记的“狂人”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毫不留情地掀翻了那席案。
炮是枪的进化，或者从仿生学的角度来看比枪更像是男人的生殖器。“姑娘爱花”是希望自己能长得像花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让男人们发狂。“小子爱炮”则是希望自己的那东西也能变得像炮一样威力无比。人的世界之所以如此纷乱，细想一下也许都是这花与炮闹的，因此文明要最终战胜野蛮而获得未来，或许也还是要在这两件东西上多打一些主意。
还有那个吃起肉来要“脍不厌细”却又要“远庖厨”的某人，其伟大的虚伪也可归之为此类。
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道德经》批判之三十二
《道德经》第三十二章云：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道是永恒不变的，不可称呼的，不能造作的，而且还是极为渺小的；但虽然渺小，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它顺从。但如果做侯为王的人能保守住这道，任什么东西就都会对他顺从了。让自然恢复到原本的状态，天与地相互配合，空中就会降下甘露，用不着谁来发号施令，老百姓的生活就都会因得到了这甘露的滋润而变得幸福美满。这个时候再开始建立起制度和规定来使各种事物都得到相应的名分，由此使社会进入一种和谐的状态。当这种和谐的社会状态形成之后，要知道就此停止下来，正因为能够就此停止下来，所以也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发生了。如果打个比方的话，这永恒不变的道又是无处不在的，它能使人们的生活幸福美满就如同能让江河归海一样，都是非常自然的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老夫子在发出这样的感叹时一定还不知道不仅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且对于人来说，人所寄身的这个世界也是有限的；也一定还不知道不仅“礼”是不可以“复”的，而且对于人来说，一切都不可逆转，一切都不能重来。
但这位老夫子和那位老孩子比起来还是有了些进步的。他的“知不可为而为之”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悲剧精神，既崇高而又伟大；而那位老孩子的不知不可为而为之所表现出来的就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一旦被表演出来，一定是一出非常滑稽的喜剧，甚至还会有一点幽默的效果也说不定。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二者的区别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并不是像后来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对立。说二者是“龙凤呈祥”当然是再好听不过了，但说是“龙凤成翔”或许更为切实一些，虽然那龙与凤只是经过打扮之后的蛇与鸡，不靠人用手举竿撑也实在是飞不起来的。
翻开历史，人类是从猴子进化来的，中国人不过是人类的一个分支。这一个分支又会分出更多的分支。当这些分支的人员构成和生活方式变得较为复杂并且被相对固定下来之后就构成了氏族部落；如果能将数个这样的部落组合在一起并且再进一步拥有了自己的城池，能将自己的组合与他人的组合隔离开，国家也就产生了。
中国至少从夏商之际开始就有了这样的国家，而且在那时这样的国家除了夏商之外还有许多，夏商不过是因为地处中原而发展得较为强大因此使自己成了王国其它的国家都由于相反的原因而成了夏商的侯国而已。周灭商时联合起来的诸候国达到八百多个，灭商之后又先后分封了八百多个，可见这些国家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小了。当周天子失去了对那些侯国的控制而沦落为一个连普通的侯国都不如的小国的时候，那些都已成了王国的侯国不天天想着做下一个周天子就不错了，谁还会和周天子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呢？好在那老夫子只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要不就只好钻到深山老林里去做猴子了。
但那个老夫子的“老师”就不同了，他在那些候王们天天都想着做下一个周天子的时候却对他们说起道来。他要侯王们放弃已经得到而且正在享受着的一切去走回头路；要侯王重新回到一无所有的原始状态中去将一切都重新来过；告诉他们那样就可以给老百姓带来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们自己的幸福美满也会因此而长久。殊不知那些侯王们和猴王们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而有着的那一点点区别不过是更为自私狭隘和凶恶贪婪罢了。最不幸的是这老孩子是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所以就只好跑到大沙漠中去晒干尸了。
正所谓“反者道之动”，如果说那些侯王们之所以不能回心转意是因为脚下的路还没有走到尽头的话，那秦统一了中国之后该是一个重新来过的好机会了。虽然国是大了些，但不也正可以“大制无割”了吗？
秦始皇也真不愧为一个大大的英雄。为了让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他改分封制为郡县制来将大权独揽，通过“车同轨、书同文”将一切都统一起来，这真算得上是将那回头的路一下子就走到了尽头；如果秦还是一个小国的话，如果就此而停止下来之后，简直就可以被看作是要返朴归真了。但就是那一个大字大出了问题。正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乱也就不可避免了。于是他只好继续革命，用“焚书坑儒”来规犯人们的思想，以严刑峻法规犯人们的行为，尤其还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北修长城。正是这继续革命让他的江山不仅没有长久，而且连一个片刻也几乎没有得到。这无疑是一个更大的悲剧。
以武力建国，以刑力治国，是秦王朝用自己的短命给中国后来的统治者们蹚出的大国之路。如果它能维持得更长久一点的话，也自然会将老孩子的“道”和老夫子“礼”轮换着当作招牌来装点一下自己的门面，用以遮掩那挂在脸上的血污。从此之后，中国的统治者便几乎都是在被秦王朝蹚出的这条路上徜徉着；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会如此漫长，也实在是这一龙一凤的功绩；而由此形成的所谓传统文化也大都走不出这“五十步”与“百步”之间。但至今还有人死抱住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不放，并且还要以此来指引自己的人生以至于整个的社会生活，好像自己真的已经当家作主了而那从天而降的甘露又正不断地滋润着他们的生命一样，岂不悲乎！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夫子在发出这样的感叹时，一定不知道虽然这世界是有限的，但他的“知不可为而为之”所展现出的伟大的悲剧精神却至今还仍在感动着我们。而他的“老师”——那老孩子的不知不可为而为之所酿造出来的滑稽和幽默，也让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他人是地狱！
——《道德经》批判之三十三
《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云：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能认识他人，只算得上有智慧；能认识自己，才称得上是聪明。能战胜他人只算得上有力量，能战胜自己才称得上是坚强。知道满足，才称得上是富有；努力做事，只算得上有志向。守住所得，只算得上可长久；回归自然，才称得上能永恒。
人是社会型动物，因此每天都要和他人打交道。要想在和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取得成功，即求得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就要理解他人的心思，即认识他人。言为心声，用耳来听其言是认识他人最便捷的办法；但人的语言有着很大的欺骗性，所以就还需要在听其言之后再观其行。而人的行为又并不见得会立竿见影，而且在有的时候还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我们对他人的认识就因此有了一定的难度，我们的行为也就往往会因为不能充分的认识他人而经历不同程度的失败。这失败即便没有造成经济上的直接损失，也会浪费我们许多的时间和感情。但也有的时候会因为对他人缺少认识而让我们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蒙受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会说出“他人是地狱”那样一句很是绝情的话，就好像是在发誓再也不同他人打交道了一样。
但很快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将他人比为地狱的同时便也将自己变成了魔鬼，因为对于他人来说我们也是他人。而且我们还因此获得了两个自己，一个是正在被他人认识着的自己，一个是正在被自己认识着的自己。因为发现由于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而又增加了更多的不了解，就使自己成了自己所要面对的最难对付的他人，于是才有了“自知者明”和“自胜者强”等说法。
但由于人在各方面都受到的很大的局限，人的完全了解自己即便是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也还是不可能的，因此也就更不用说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认识和战胜自己了。况且，如果是在当人什么都还没得到的时候让其战胜自己的欲望并回归到所从来的生活中去也许还能被人接受的话，而当其已经有所获得的时候让其将已经得到的东西抛弃掉再回归到原来的生活中去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其接受的了。当《道德经》将这样的说法贡献给春秋时期的那些侯王们时，不正是在将自己变成一段颇为滑稽的笑料吗！
如此这般就真不如去到深山老林里做猴子了。虽然人已可以不像“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那么可怜，但也仍然还会生出“我生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的悲观来。于是人便可以放弃这一切，钻到深山老林里去做猴子，并借助想象来做一回“齐天大圣王”，是比那些侯王们还要大得多的。
用想象来过日子可以看成是一种“自欺”，但有时我们还会在自欺之后又来“欺人”，由此便产生了两样东西：宗教和艺术。但艺术是一回事，宗教是又一回事。艺术要人们来欣赏，宗教要人们来信仰，此二者与人们的生活又都不能同一。否则，就连深山老林里的猴子都做不成，只好到大沙漠里去晒干尸，再靠着梦幻去做古埃及的法老了。
生活需要的是实实在在。为了这实实在在就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为了“其乐无穷”就要百战百胜，为了百战百胜就不要仅知己知彼还要知天知地知道一切，最终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胜者。
在过去，胜者的最高标准也自然就是为王做候了。如果所做的王候还不够大，如果还有能力去做得更大一些，那是无论谁都会去努力的。如果已经做成了秦始皇自然是可以知足了，但要他因此而回归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事。得到了还要守住，即便不能永恒也要长久，所以要“北筑长城”，所以要“焚书坑儒”，所以要“严刑峻法”，为的不过都是一个长久而已。秦始皇也想到了要永恒，但不是通过战胜自己而放弃一切，而是要通过战胜自己而获得更多。于是便有了徐福出海，这或许正可以看作是中国科学探险的开始。
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让一切都成为了可能，人所要战胜的已不仅仅是自我，还要战胜其所将面对的一切。人类也将因此而不朽！
或许 我就是那道
——《道德经》批判之三十四
《道德经》第三十四章云：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被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之而不知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大道之所以被称为大道是因为她无所不在，她是那样的广博，将世间的一切都拥抱在怀里。这世间的一切无不是由她所生她却从不说出这秘密，她为这世界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却不求任何的回报。她化育着万物却不限制万物的行为，我们因此会以为她渺小得微不足道；万物都受益于她却不知她才是自己的君王，我们又因此能感到她的伟大无与伦比。因为她从不自以为大，所以才成就了她的伟大。
或许，我就是那道，是
云飘出的天道，是
水流出的地道，是
人走出来的人道，我时常会有
被万物踩在脚下的感觉，被
无情地践踏，被
残酷地蹂躏，但正因此，在那
撕心裂肺的一刻，万物
成为了万物，我是
万物之母，是谁在哭？
我是羊肠小道，也是
康庄大道，车水，马龙，人如
潮涌，我被无情地践踏，被
残酷地蹂躏，于是，我终于化作了
尘埃，将天地间的一切
都包裹了起来。于是，我是
一片云，我是一汪水，我是一阵
风，我是一团雾，我是
一个混沌，回归了自然之原本。
我在你的前边
也在你的后边，在你的左面
也在你的右面，在你的
头顶，也在你的脚下，如果你呼吸，我
就从你的体外进入到你的体内，如果
你吃喝，我就将你的口当作
恶魔之口，通过你的身体像一条
虫子，如果你繁殖，我就成了
你的后代，而子子孙孙是永远不会
穷尽的，如果你思想，我就给你一个
灵魂，让你知道我是谁，我会将你的生命
当成一个世界，在其间做一个
————无家的游子
我知道自己的来处，那是
太阳生起的地方，我也知道自己的
去处，那正是罪恶的渊薮，但
当我要掉转头颅时，一只猴子却从石缝中
跳了出来，他手中的棒子一挥，于是
玉宇澄清，尘埃落定，我只好
钻进它缀满了补丁的口袋
变成了一个臭气哄哄的虚无
（八戒，别老想着泡妞！）
我或许终将化作一个光滑的平面，而
你在上面舞着，作出一个最美妙的
动作，你不知道那就是我，我或许
终将化作一张柔软的床榻，而你在上面
睡着，做了一个最美好的梦幻，你不知道
那就是我，我或许会突然地
挺立，成一座高高的山岳，而你就成了
那山岳上的峰尖，你因此而感到世界的渺小
和自己的伟大，你不知道那就是我
我是大海里的第一滴水，所有的水
都流向我，于是我成了大海。我
是大漠里的第一粒沙，所有的
沙都飞向我，于是我成了
大漠，以及那具已风干了千年的
尸体，我为自己建筑了一座
高楼，却没有基础
我为他人挖掘了一口陷阱，却
成了自己的坟墓，或许我
也是那只修炼了千年的猴子——
皇帝的新衣
——《道德经》批判之三十五
《道德经》第三十五章云：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用之不可既。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只要将那永恒的道理掌握在手中，全天下的人就都会归附于你；人们的归附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只会给你带来和乐与安康。那永恒的道理说出来，都是些平平淡淡的言语；既看不到又听不到，但用起来却无穷无尽。
艺术之所以不能与生活等同在于它的不真，如绘画之只能看和音乐之只能听。画中的女人再美不能陪你睡，乐中的旋律再美不能当饭吃。宗教之所以不能与生活等同在于它的不实，如上帝与佛祖之只能信仰而不能追究，如老庄与孔孟之只可向往而不可施行。上帝的审判要在末日谁也看不见，佛祖的超度要在死后谁也摸不着。老庄要回归自然结果只好一个人去大沙漠里晒干尸或“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孔孟要恢复周礼结果只能“惶惶然若丧家之犬”或衣衫褴褛地去养其所谓“浩然之气”。
老庄的道与孔孟的儒或许还算不上宗教而只是一种学说，却已被一些没有属于自己的称得上宗教的宗教的中国人当成宗教来信仰了许多年了；而另外的一些现代人则将其捧得更高，仿佛那正是中国人在不远的将来要用以征服世界的利器。但翻开历史一看，却发现中国人从来也没有靠它们征服过自己，它们充其量也不过是充当了封建统治的帮凶而已；所相当的是一把软刀子，正可以作为中国两千年来封建暴政的补充。
秦以前，那么多的诸侯国，竟没有一个买它们的账。秦以法制国，对道与儒都近乎不屑一顾，而对于那些“不师今而学古”的人更是深恶痛绝。之所以只是“焚书坑儒”而没有焚书坑道，或许是因为修道者都去深山老林里做了猴子，而那些儒生们却还想凭着自己的两脚猫功捞个一官半职的缘故。但秦吸取了周的教训改分封为郡县，哪里还有那么多的官职供养这些废物呢？于是他们便不满了，于是便发生了那样的事，让伟大的中华文明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浩劫，也让现在又复活了的儒魂道鬼们有了事干。据他们说是凭着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了，那凭着一部《道德经》不是就可以征服整个宇宙了吗？
想起来秦之所以会被几个农民干掉，当然是因为其太过于偏激、刚猛而少了点中庸、阴柔的缘故。如果秦在当时不仅不“焚书坑儒”，而且还将钻到深山老林里去做了猴子的那些老子、庄子们都请回来，多设几个有名无实的官给他们去作天也不会因此而塌下来；至于他们的那些学说，都只是所谓“皇帝的新衣”，其实除了骗一骗老百姓使之更为听话之外，连他们自己也并不信以为真的。这样秦的统治就因此而“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了也说不定。而以徐福的出海寻药为起点，中过的科学技术就会发展起来，到现在也许全世界都是中国的了，也用不着再麻烦现在的那些人来搞什么复兴了。
但事实胜于雄辩。秦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们并没有哪一个会傻到光着屁股到处走的程度。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如狼似虎，政权一到手就立刻变成了狡猾的狐狸；那件“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用之不可既”的“皇帝的新衣”不过是成了他们偶尔披一披的外套而已。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会如此漫长，是因为每一个朝代都能比秦更长久，而每一个朝代之所以能比秦更长久，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比秦统治者更为中庸和阴柔；中国之所以没有统一了全世界是因为有了那么多朝代的更替，而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朝代的更替，只是因为他们还都只是封建的朝代而已。
事实证明，只有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社会才有可能不断地进步。但这进步的结果，也并不是中国的统一全世界，而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在法制的基础上将人类社会建设成一个既丰富多彩而又井然有序的集体，一起去迎接宇宙的未来。儒与道，如果谁还有此偏好，就用它们去玩一玩崇高和浪漫或许也还不错。至于那上帝与佛祖，还是不要再提了吧。
孤芳自赏与敝帚自珍
——《道德经》批判之三十六
《道德经》第三十六章云：
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鱼不可以脱于渊，国有利器不可以示人。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想要压缩它，就先来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就先来加强它；想要废除它，就先来推举它；想要夺取它，就先来给予它：这就是所谓的阴谋。所以要守住自己的弱小，促成他人的强大，等待他人的衰落，最终就能不战而胜。守住柔弱，就如同鱼不离开水。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就要保守住这个秘密，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战胜他人的最有力的武器。
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很像是江湖郎中说自己的专治疑难杂症，更像他们说自己囊中的灵丹妙药，是无论什么病都可以治的。如果他们只是给你捶捶腿、揉揉腰，或者那药即便不是人参鹿茸也不是驴粪球或羊粪蛋儿，然后赚你几个钱走也就罢了；但若是将你的脖颈扭来扭去像是要将你的头拧下来，或是再在那药里加上几两砒霜就不好了，因为那是会要了你的命的。
正如这“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的阴谋，也许正是因为被六国的正用和被秦国的反用才成就了秦的统一，而当秦因为过于刚猛而倒台时，那六国早就化成了灰烟了。如果那些儒士和秦统治者能再将这阴谋正反结合地用上一回，秦王朝虽然也许会灭亡得更快，但也许反会因此而“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而且也正是这也许，让这些儒士们即便是到了今天也仍有着不小的市场。因此，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不仅是太过于夸张而且也几近于欺骗了。不过这《论语》倒可以成为现在的那些公务员们的一件好披风，时不时地披上一披，正可以为自己的以权谋私来打一下掩护；否则稍不留神就会沦为阶下囚，去监狱里过和臭哄哄的猪们一样的日子。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社会已进入了科学、民主和法制的时代。
道学剩下的用处是逗人们玩玩。一是相当于智力玩具，但或许也是一种开发。虽然有些人会愈玩愈傻去“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却也说不定会由此为基础生发出个把科学家或哲学家来，前提当然又一定是对这个基础的否定。另一个用处是让那些想象力丰富的诗人和艺术家们拿去当作呼唤灵感的法宝。比如庄子的散文、陶潜的田园诗、石涛的山水画，都是人性回归自然的结果。其中尤以石涛的山水画将这意境表达得最为真切，在既“不可观”也“不可游”更“不可居”的深山老林中住着的那位隐士和猴子会有多大的区别呢？但意境只是意境而已，画出了这意境的人是并不居住在那里的。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只是艺术家们用来表达自我并去愉悦他人的手段。如果做得好，在古代还可以以此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如屈宋和李杜的诗，在现代就可以此来出名赚钱如那些所谓的大师和巨匠的画，但前提是不要太过于孤芳自赏，尤其是不要敝帚自珍。孤芳自赏还算得上是一种自慰，而敝帚自珍却无异于自戳。
据说美国的国防部藏有许多秘密，其中尤以关于外星人的一些事情最令人观注。这或许可以使美国人在未来的星际战争中领先一步，因此可谓是美国的利器了。据说日本的秘密是研究出了治一切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不到这些病发展到要灭绝人类的时候是不会拿出来的，而一旦拿出来时这世界的霸主也就非日本莫属了。这也算得上是日本国的利器了。中国有什么呢？或许这儒与道就是吧。但可惜不但已不是什么大秘密，而且还在被一些人不断的声张着。但若说他们是在卖国也还不够格，因为并没有谁来买。如果总是成不了交，最终就只好由他们自己来收藏，美其名曰中国之国粹，实乃一把破扫帚而已，而且还是个秃了头儿的。
敢问路在何方？
——《道德经》批判之三十七
《道德经》第三十七章云：
道常，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无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真正的道理是永恒不变的，因为没有名称，所以也不便于用太多的语言来讲述。如果做君王的人能以它为治国之本，就什么事都好办了。如果有人想造反，我们就用那真正的道理来镇压；那真正的道理虽然没有太多的言辞却因朴素而有力，是可以战无不胜的。一旦想造反的人都被真正的道理镇压住之后，其他的人也就不会再有造反的想法了。因为没有了造反的想法，老百姓就都会成为顺民，我们的国家就自然而然地恢复了常态，您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饭后一支烟，快乐似神仙”是吸烟者的口头禅，但这还指的是吸纸烟，如果吸的是鸦片会如何呢？一定是要飞到天上去了，但也不过只是一种自我的感觉而已。马克思有言曰：“一切的宗教都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鸦片。”意思当然是再说，宗教也同吸毒一样，虽然可以给痛苦的人带来美好的感觉，但在感觉到这美好的同时，那痛苦的人也在被这美好的感觉蒙蔽着，并被一支无形的手推进到一个更加痛苦的深渊里去。
据那些把《道德经》研究得更为透彻的人说，道学（或称玄学）与道教是不同的。又据把宗教研究得更为透彻的人说，道教和儒教一样，都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即便是现在，也还有人整天像吸食鸦片一样地捧着《道德经》和《论语》不放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也不难：因为那些人大多都是生活当中的失败者。他们当中有的是想当王的，也有的是想当官的，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在中途栽了跟头退了下来，有的是还没上路就倒下了而且就再也爬不起来，当然也有的是连那路在何方都不知道或不敢问，因此只好捧着那两部破书来自我陶醉，其实也是怪可怜的。
就是说，道学和儒学之所以与宗教不同，道教和儒教之所以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是因为它们原本都不是用来“麻醉人民的鸦片”而只是为王做官者的教科书，是教给为王做官者如何去统治人民的备课本，而这书与本的编撰者之所以要编撰这书与本，原本也是想要有所作为的。但谁知这书与本中的内容和当时统治者们的思想不对路：当时的那些侯王们在争权夺利的赛道上都已然进入最后的冲刺了，道学却要教他们再去重新开始；当时的侯王们都已然是老子天下第一了，儒学却来教他们如何做一个好官。这又岂止是不合时宜，几乎应该算得上是驴唇不对马嘴。因此，他们也只好一个“惶惶然若丧家之犬”，另一个去大沙漠里晒干尸了。
好在秦始皇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后来的统治者们也逐渐地醒过梦来，以他们的学说作为以法制国的补充，也使他们的后代还能偶尔地混上一口饭吃。尤其是他们的学说被他们的后人几经改造之后变得庸俗了许多，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也许道教和儒教都会成为中国的国教，那不论对他们的先人还是后人，也都算得上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了。
将道学与儒学比较一下，会觉得二者虽然是半斤八两，但儒学的温柔还是比道学的强暴能更让人容易接受一些。尤其是“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的话，大有在上个世纪流行于一时的许多标语口号的味道，听起来会让人不寒而栗。说起那时一句能顶一万句的“真”和补丁摞补丁的“朴”，除了会话太长之外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忌讳，还是不去说的好；但对于这道与儒的前途倒是还可以再有一些议论的。
现在喜欢在这方面做点文章的人所打出的旗号是要复兴中国的文化，具体的方案当然还是要以此来治国。但可惜现在中国的天下已经是人民的天下，因此那些“温柔”和“强暴”就都不适用了。因此有些人在“达则兼济天下”不成的时候就退一步想用之来“穷则独善其身”了，因为自己对自己是即便再怎么“温柔”和“强暴”也都与他人无关。但可恶的是这些人会耐不住那寂寞，一有机会就会到处游说，说他们因为读了《道德经》和《论语》就如何如何了。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临死拉上几个垫背的还算是高抬他们了，戳穿了都是在以此招摇撞骗，以求名利双收而已。虽然至今得逞的也不少，但前面的路一定是走不了多远的，因为那原本就是一条死路。
当年鏖战急
——《道德经》批判之三十八
《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云：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故攘臂以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道是事物的本原。德，仁，义，礼都是人的品性，分属于高低不同的层次。品性高尚者是能把握住道的人，对德不做刻意的追求，德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是表面上的无德实际上的有德。品性低劣者是失去了道的人，口中说的是积德的话手里干的却是缺德的事，是表面上的有德实际上的无德。高层次的德不去主动地做什么，因此即便顺从自然地做了事也不以为是自己做了事。高层次的仁会主动地做一些事，却并不一定非要取得成功。高层次的义会努力地做事但做每一件事都怀有一定的企图。高层次的礼做事不仅有一定企图而且还要得到相应的回报，否则便会采取强硬的手段来迫使他人就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人在失去了道之后才会去追求德，失去了德之后才会去追求仁，失去了仁之后才会去追求义，失去了义之后才会去追求礼。礼是人的最低层次的品性，是人的诚信已丧失殆尽之后的产物，是对人之诚信的补充和对人之行为人为的约束；因此礼的出现也正意味着社会动乱的开始。那些自以为有着先见之明的人所制定的礼法，是对道的虚饰，因此也正是邪恶得以产生的温床。因此一个好的君王会舍弃轻薄与浮华而追求敦厚与朴实，即能牢固地把握住作为事物本原的道，也就因此可以将自己的国家延续得更为长久了。
德、仁、义、礼等等，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都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了，因为它们都是事物产生过程中的事。现代人所关注的是事物的结果，那过程是怎样都可以的；甚至都不明不白也无所谓，只要所得到的结果是人们所预期的样子就好。
而且有许多事物不仅是无法弄明白也是没有必要弄明白的，如果非要将这些事物弄明白不可，那其实正是愚昧无知的表现。比如为了能用机器代体人脑来工作就要弄清人脑的工作原理，因此人脑到底是怎样工作的这一问题曾经让许多人搅尽了脑汁，而且直到现在也还是弄不明白。后来人们终于觉悟到只要知道了大脑的功能而制造出同样具备这种功能的机器就行了，于是就有了电脑。我们的大脑对于我们正相当于一个“黑箱”。我们利用感觉来输入，通过行为来输出，至于那由我们的智慧来完成的过程却是连我们的智慧也弄不明白的。电脑对于我门这些只会使用的的人来说又是一个“黑箱”，由于社会分工的愈来愈细，我们所面对的这样的“黑箱”会愈来愈多，这正是人类变得愈来愈聪明的结果。
现代人之所以对道还有那么一点兴趣是因为它曾被看作成事物的本原，就如同我们对宇宙的起源会有很大的兴趣一样。如果我们将整个的宇宙也看成是一个“黑箱”，它所有的运行过程我们就都可以不管；但对它相当于“输入”的开始和相当于“输出”的结果却不能不知道，因为那直接关系着生存于其间的人类未来之命运。但我们研究宇宙的开始却绝不是为了要回归它，而是要由此而更明白地去了解宇宙的结局。我们之所以要了解宇宙的结局也并不是为了去适应它，而是要去努力的战胜和超越它。而宇宙的开始和结局当然也可以是一对更黑的黑箱，但由于我们的着眼点还只能是这个宇宙，所以它们的是否更黑对与我们也就失去了的意义。尤其是因为我们或许永远都绕不到它们的后面去，即永远都不可能了解那开始的开始和结局的结局是什么，所以这两个“黑箱”就永远都是不完整的。也因此，如果我们将道看成是世界之本原并加以绝对化，那它对于我们来说也同样就永远都是不完整的，除非我们能使之逐渐地相对起来。所以，不论是古代的先贤们还是今天的后贤们，他们对道的拥抱和守候就都无异于抱残守缺，好在也并没有谁会真的那么做，大多也都是摆一摆样子而已。
相比只下，德、仁、义、礼就可爱得多了。孔子提倡仁政，要恢复周礼，正是对道的相对的背弃；而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又正是对道的温和的否定。因为要吃饭，而且还要“脍不厌细”，还要去养女人，因此便说“食色，性也”；因为需要钱所以好为人师，而且还要好师于人，还要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还要去“不耻下问”，以此表明学的重要性不亚于思；这又都无不是在与老子唱对台。孔子拜过
但在交往中的相互尊重并不意味着在思想上的相互退让，这或许又是古人高于今人之处。《道德经》对孔子所追求的仁和礼的批判更称得上是毫不留情。在中国历史上，道儒之争虽然没有像儒墨之争来得那么炸眼，但结果却要惨烈的多：一个是被另一个骂得“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正可谓“棒杀”；一个是被另一个吹得去大沙漠里晒了干尸正可谓“捧杀”。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炎黄之战在层次上可与之貔美之外，在形式上还没有哪一次战争可以与之并列呢。
从混沌到混蛋
——《道德经》批判之三十九
《道德经》第三十九章云：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也，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为贞而贵高将恐厥。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榖，此非以贱为本、以下为基乎？非乎？故至誉无誉。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自古以来凡是得了道的也都得到了道的回报。天空因为得了道而澄净，大地因为得了道而平静，人的精神因为得了道而通达，人的肉体因为得了道而充足，执掌国家的王侯们因为得了道而被众人拥戴。与此相反，天空如果得不到澄净就有可能坍塌，大地如果得不到平静就有可能崩溃，精神如果得不到通达就有可能迷失，肉体如果得不到充足就有可能枯萎，执掌国家的王侯们如果得不到众人的拥戴而徒居高位就有可能倒台。所以富贵要以贫贱为根本，崇高要以卑下为基础。因此执掌国家的王侯们会以孤、寡、不榖来自称，不也正是在以贫贱为根本、以卑下为基础吗？所以，对于一个执掌国家的王侯来说，最大的威望是没有威望。他既不要像玉器那样美丽，也不要像石头那样丑陋。
我们所寄身的世界是一个永远处于不停止的运动中的宇宙。一切事物的运动所形成的过程虽然都可以被化分成产生、发展和结局三个部分，但三个部分之间却是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并没有时空上的间隔。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产生为“一”，发展为“二”，结局为“三”；但“道”和“万物”呢，一个是少到没有的零，一个是多到完全的零，这两个零正应该是那开始的开始与结局的结局。人们经常会搅尽脑汁，试图将那两个零也弄明白，但因为怎么弄都还是两个混沌，所以在大多的时候也只好就顺其自然，由其混沌着去了。
宇宙时空的不可分割不仅体现在“一”与“二”和“二”与“三”之间，也同样体现在它们与两个不同的零之间。一个人出生之前是没有年令的，一出生便有了。在未满一年之前和已满一年之后或者更久一些，他的年令都是以天或小数点之后的数字来记算的，一直到十岁以后才会将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忽略掉。因此一岁只是0.999……岁和1.000……岁之间的一刹那，既在时间上没有长度，又在空间上没有厚度，是一个无法把握的概念。一个人记性再好也无法记住最初那几年的事。接下来的几年，或者一直到进入青春期，甚至直到十八岁成人，所经历的那些人和事除了养成了一些生活习惯之外对于他的一生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如果说他在这之前都还还算不上一个人也并不过分。
男人的第一次梦遗和女人的第一次月经才算得上其人生的真正开始，也就是“一”的真正的完成。那个时刻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是不确定的，而且也同样是0.999……和1.000……之间的一瞬间。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十八年都看作是那个“一”，但接下来的“二”才是人生最为精彩的部分。虽然因为一些具体条件的限制，人们在这个时候也许会将这个“一”再守上几年，但除非是生理上出了问题或是脑子进了水，任谁都不会将这个“一”没完没了的守下去。于是人们总是会告别这个“一”去经历那个“二”，或者去生人，或者去生事，最终活出了一个自我来。
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所生出的人和事就是由“二”生出“三”。这些人和事又会去再生出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来就是所谓的万物了，但这时人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了老年。所谓“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正说明那“三”与零之间联系的紧密。而且因为每个人的那一时刻都不一样，甚至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那一时刻的所在，所以就比“一”与零之间那一时刻更难以把握了。
老年人往往会表现出一些在孩童时具有的特征，如果再患上老年痴呆那就真的要与孩童无异。而这时，那些由他所生出的人和事也就都与他无关了。人的寿命因为科学的仍不够发达所以还被限制在百岁以内，如果都能活到预测的极限一百三十或二百岁，也许每个人就都会经历上这个老小孩的阶段。虽然自己以为是得了所谓的道，其实是连一个人都算不上了。
这道学的创始人老子据说就是活了二百岁的，因此说出的话都很像是出自于小孩子之口也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那些喜爱用这些话当作智力玩具来玩一玩的当然都未必能活到二百岁，但人是可以未老先衰的。而且据有人研究，活了六百岁的彭祖是只活了不到一百五十岁，这样算下来所谓的二百岁也不过就是五十岁，当然还要再加上躺在大沙漠里晒干尸的那些年；而生下来就须发皆白也正算得上未老先衰的极至了。还有那八十一年的孕育，无疑是在告诉我们他的母亲是一生下来就怀下了他，而他的父亲竟然会在一个幼女的身体上播种，自然要将其归入混蛋的行列了。至于那剖腹产，倒也不是中国的首例。
人们还习惯于用圆圈和箭头分别表示女性和男性，在表示数字时使用最为广范的阿拉伯数字的0和1正近似于这圆圈和箭头，而阿拉伯数字1与汉字一的区别又不过是一个立着一个倒着而已：因此，我们也可以将那生“一”的道理解成是个0，并将其当成个已非处女并且还已经生育了多胎的女性，或者也可以就干脆称她为人类的母亲。但这母亲又绝不是那母亲，因为她在生育了人类的同时还生育了其它的许多类。虽然这个母亲或许会比那个母亲更为伟大且长久一些，但因为是母亲我们也就没有整天去守候的必要了，尤其是当我们已经长大而且还不知道那父亲是谁的时候。
如果那道真的如我们所比喻的是一个女性的话，如果她至今还是个处女也因此还没有我们的话，那倒的确是还可以守上一守的。但如果只是个寡妇或是个被哪个混蛋始乱终弃的不幸的女人的话就不如早早改嫁或再嫁的好了。如果长得不错又并不是太老，稍稍的打扮一番或再做个什么手术，再因为具备一些表演才能而可以装出点淑女的样子来，说不定还会被哪个男人看上。要么就去当个娼妇，只要有混蛋买就把自己也当成个混蛋卖。总之都要比去守那活寡好上一万倍。
天空过于澄净了是玻璃顶没有雨下，土地过于平静了水泥板不长粮食，如果天上不下雨地上不长粮食，其他的一切也就都谈不上了。
常回家看看
——《道德经》批判之四十
《道德经》第四十章云：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事物在发展到达一定的程度时会掉过头来朝着相反的方想运动，这正是道的运动。对于事物的发展，柔弱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比刚强的东西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正是道的作用。世界上的一切都产生于实实在在的有，有又产生于空空荡荡的无，二者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
我们是人，人是动物，动物是生物，生物是有机物，与无机物合为天下之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是万物中之一物，亦不必问那“一”、“二”和“三”都分别是什么，它们一定会共同组合成一个“有”，然后生出我们，因此“道”自然该是我们的老家无疑了。
有的人将老家所在之处称为故乡，因为他们大多是从农村移居到城市来的。但现在的我们都是老城市人了，祖国或许有，因为有些人又去了国外；故乡却没了，因为那里的亲人早都死光了。如果父母还在，又同住在城市里，自己又没有成家，老家或家是都要常去看看的；但当父母已亡，自己又成了家，那“常回家看看”的话就用不上了，只好等再过一些年后对自己的子女們说了。最不幸的是那些父母已亡自己也未成家的人，那才叫无家可归的狗，只好先在人世间流浪着了。好在这样的人还似乎并不是很多。
家是我们所从来和所要去的地方。我们都是父母生养的，父母生我们用身，养我们用家，但我们所能回的只是家，而且也只能是去看看，然后便会跑出来，因为要去寻找、去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寻找到、建设好我们自己的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还可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但似乎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谁都不会因为不容易或太辛苦而随意放弃，有时还会经历很多次失败也不在乎，只因为那是另一个家的缘故。从一个家走出来又进入另一个家好像是兜了一个圈子，但作为当事人的我们却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因为这两个家已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那个家是父母的，是父母按照他们的意愿建设的，而这个家却是我们的，按照我和我的妻子或丈夫的意愿建设的，两种意愿之间虽然有共同之处但区别也许会更大，最大的区别是生活的方式，这方式最终会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或体系，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走出那个家进入这个家的最终目的。而一但我们在这个家站住了脚，那个家回不回去就不重要了，当然那个家也很快就会随着其主人的死去而在们的视线里消失，但其所创造的文化也一样会成为文化的符号或体系在我们的生活中或多或少的延续或永不消失，因为他们的文化符号或体系和我们的一起还会被我们的子孙们继承下去，条件是这符号或体系之中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存在着。这样我们只会离我们所走出的那个家愈来愈远，最终的结果是不仅再也回不去而且还会将其忘到脑后边去也说不定。这似乎已经谈不上什么“反者道之动”了。
当然我们有时想起来回家看看（也包括后来的自己的家）并不是为了想念父母，而是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使自己失去了自信即对自己能否寻找到或建设好自己的家产生了怀疑，要父母给自己以适当的鼓励；或者是自己的理想和现实距离太大回家来是为了要父母在物质上给予或多或少的帮助，目的达到了自然说父母和家好，否则还要埋怨几句之后再一走了之，这当然都无可厚非；况且当我们再从家里走出来后一定会以更大的努力去继续自己的追求，一旦在父母的鼓励和帮助下获得成功也还会反过来报答父母，这也似乎正合乎《道德经》阴柔进取的精神。但如果三天两头就回老家去蹭父母或者赖在父母身边不走，也许就要遭人耻笑甚至指责了。究其走出去又反回来的原因，自然也都是当事人的无奈之举，自己太软弱而所要克服的障碍太强大，只好来了个“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走了回头路。这样一来《道德经》倒好像是专为失败者所准备的哲学了。
对于一个强者来说“道”应该是他出发的一个点而不是套在他头顶上的环。且人是万物之灵，在为自己的肉体寻找到并建设好一个家的同时还要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到和建设好一个家，也正是在寻找到和建设好这后一个家时人与人拉开了更大的距离，因为很多人是并没有可以独立之灵魂的行尸走肉，而有些人却可以是不食五谷又无所不通的神明。肉体的家需要的配偶在这里便成了“对立面”，强者自然会在与“对立面”的对抗中义无反顾地前行，最终建设好自己的精神的家；弱者却也同样会“反者道之动”，要么与“对立面”妥协在某一点上停下来等死，要么走回头路，到老祖宗那里去讨饭吃，甚至还可以“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且自以为是个圣人。
对于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灵魂来说，他所寄身的那个肉体就是他的家。他时常要离开，但偶尔也会回来，但总有一天为了一个或然的理想，他会毅然决然地走上一条不归路，路的尽头不会是曾经生出“有”来的“无”，而将是另一个更为高级的宇宙。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道德经》批判之四十一
《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云：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而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德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明。夫唯道，善始且善成。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这些大道理，聪明的人听说了会勤奋地施行它；一般的人听说了因为半信半疑而没有行动；愚蠢的人听说了不仅不接受还会大肆地嘲笑它。但如果不被某些人嘲笑，也就不成其为大道理了。因此还是古语说得好：“得道于心的从外表看上去却仿佛是愚昧；遵道而行的在外人看起来却仿佛是到退；得道的人仿佛是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无知的人却觉得那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高尚的品德好似被践踏，广博的品德好似有欠缺，刚健的品德好似是软弱，质朴的品德好似不坚定。太洁白的东西仿佛有污渍，道与德的伟大正如大的方正没有角落，大的器物不成形状，大的声音用耳朵是听不到的，大的形象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大道理是隐藏在小道理后面的，而且也没有明确的说法，所以不易被人们理解。但只有它不仅可以为事物创造出一个好的开端，也可使事物收获到一个好的结束。
据传说，一场大洪水过去后，世界上只剩下了伏羲和女娲兄妹二人。要让人类重新开始除了兄妹结合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哥哥在得道于心之后便要遵道而行，但却在妹妹那里碰了壁。当他刚一提出来时妹妹还只是笑他；当他要动手动脚时妹妹就还会骂他是混蛋——野蛮、愚昧、倒退、缺德；他因不能强暴而显得软弱，只好在不能动之以情的情况下先服之以理，这服之以理当然是要讲一些大道理了。
但也正因为那些大道理太大，大到会让妹妹因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而半信半疑，所以在讲大道理的同时会加进一些小的动作也说不定。但总之妹妹最后还是同意了哥哥的请求，但提出了要以哥哥能抓到她为条件。也许是妹妹因大脑简单而四肢发达，也许是哥哥因参禅悟道而未老先衰，总之单凭两条腿哥哥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妹妹的。但哥哥却有哥哥的妙法，他知道那路是围绕着山的一个圆环，所以在大喊了一声“开始”让妹妹跑了出去之后，自己却连动都没动，或只是跑了几步就返了回来并向相反的方向跑去。这一段路虽然看上去崎岖不平，但因为不用跑很远所以对于他就成了康庄大道；结果当然是并没费多少力就将已经跑得筋疲力尽的妹妹抓住，让事物在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之后又有了一个好的结束；但前提却是哥哥“反者道之动”，单方面地取消了那开始与结束之间的过程。
接下来的事在最初的时候也许很简单，哥哥为了让人类能尽快的重新开始也许总是草草了事，但妹妹却以为哥哥还是在与自己玩那“反者道之动”的把戏而和他闹起来，骂他是笨蛋——虚伪、萎靡，软弱、残疾，让他不得不努力地去将开始与结束之间的距离拉开，并在其间塞一个有着一定长度的过程进去。当发现了那开始和结束虽然可以算得上是伟大但过程的经历却可以给妹妹和自己都带来快乐时，他便利用自己的智慧来发明一个又一个的招术。虽然每一个招术在使用之前都会经历一个被践踏和凌辱的过程，但他还是要一个再一个地发明，为的是去体验那无穷的快乐，为的是让妹妹在完事之后笑着说出一个“你真坏”来。这也正是现代人的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但现在大多都已进步到只有过程而没有开始和结束了，因为繁殖似乎早就不是他们生活的目的了。这或许是在告诉我们，正因为人是人，所以人类的发展过程将永不会结束。
于是这件事由于在开始与结束之间有了一个过程也才算得到了一个圆满。伴随着这圆满的产生，人类得以重新开始。那伏羲和女娲便成了人类的祖先，虽然由于近亲的结合使人类的身体至今还只能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但我们也实在不能对他们有什么埋怨。但他们为了维护住自己的尊严竟然在将那大道隐藏起来的同时将所有的小道也都隐藏了起来，说他们并没有经历那样的过程，说人类之所以能重新开始是他们智可通神的结果，说人是用黄土抟的，说天是用石头补的，说他们通过摆布几根小木棍便可以知晓世间的一切等等，最后让我们连他们精神的伟大也只好持表怀疑了。当然这也许并不是伏羲和女娲的主意，而是围饶在他们身边蹭饭的几个智者的功劳。目的除了是要更显出主子的伟大之外，还要更显出其他人的渺小来。
人是生命，如果其存在是有目的的话，其目的一定是对生之过程的经历。人生也许会有许多的不如意在，但快乐与幸福也多得很。如果再能不断的创造，这人生就会因被快乐与幸福充满而无限美好。创造除了可以使创造者本身和他的同时代人生活得更加美好之外，其成果还可以作为文明的一部分一代一代传递下去而使后来的人受益。更由于创造可以使创造者自己的生命以精神的方式得以永存，也就可以使所有有能力创造和有意愿创造的人都不会因肉体生命的有限而放弃对人生过程的追求。人类作为一个集体和一个个人的区别在于可以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繁殖而在肉体上绵绵不绝，而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由一代又一代、一个又一个的人所共同创造出的伟大文明，更可以带领最终的人类走到更为广阔的宇宙空间中去，从而获得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一切都是过程，人正因为可以经历这样的过程才有了存在的意义，而不是最终又回到所从来的地方去，让“反者道之动”能一次又一次地得逞。
所以，只想着见好就收、知足长乐、立地成佛、回头是岸等等，就好像是面对一部好书读过了开头就去读结尾然后就撇向一边去一样，说得轻松一点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说得严重了就是对生命的践踏和凌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再大的道也都是邪道，因为最终是要将人类引到邪路上去的。
天行健 君子自强不息
——《道德经》批判之四十二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云：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报阳，沖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榖，而王公以为称。固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由自然产生出的道创生出这世界的整体，这整体是一个混沌；由这个整体又分裂出因性质相反而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最宏伟的表现就是形成了天和地；由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又生出了第三方,这第三方最直接的表现方式是产生了气并由气的运动形成了风和雨；由这第三方化育出万物——无机物和有机物，植物、动物和人以及由人派生出的一切非物质的东西。这些东西本身都会再分裂出因性质相反而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相互作用而再产生出气来，气的协调运动可以使由这两方面构成的世界处于和谐的状态，既丰富多彩而又井然有序。人门所憎恶的不过是零丁、寂寞、吃不上饭而已，但为王做侯的人却要自称孤、寡和不榖，因为他们懂得事物发生和发展的道理。所以事物有时会因招损而受益，也会因受益而招损，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前人是这样教导我的，我也这样来教导后人。“横行霸道，不得好死！”我要将这句话当作教条，永不更改。
现代宇宙学认为，在两百亿年以前，宇宙本处于一个温度和密度都极为均匀且对称性也极高的死寂状态，这种状态也可以被看成就是《道德经》之所谓“无”，但这“无”当然也只是“似无”而已。正因为其“似无”所以才会“却有”，所“有”的正是极为均匀的温度与密度和极高的对称性以及又由此产生的那个要爆炸出整个宇宙的基本粒子，即由“道”所生出的“一”。或许那极为均匀的温度与密度和极高的对称性正是那基本粒子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或许那个基本粒子本就作为一个生命因子自然地存在于这似无却有的宇宙之中，宇宙的爆炸正为这生命因子的存在找到了理由，就如同后来人类的产生为这世界的存在找到了理由一样。人是万物之灵，因此那随后由“二”所生出的“三”及由“三”所生出的“万物”都可以理解成是人类为自己的产生所做的铺垫。
被现代宇宙学解释为大爆炸的基本粒子之裂变也可以被看作是《道德经》中被解释为“道生一”之后的“一生二”，世界因此而有了天地，而这样的天地在宇宙中是数不胜数的。但既然是爆炸就会有引爆者，就如同物质的运动需要一个最初的推动力一样，许多无神论者都在此时一转身变成了有神论者也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但如果我们认定宇宙的爆炸是为那个生命因子的存在找到了理由的话，那自然也就可以认定人类的产生也正是为宇宙的存在找到了理由；而当初引爆宇宙的正是宇宙自己，因为正是宇宙自己在无意之中孕育了那个基本粒子；反过来说，也是人类引爆了宇宙，因为人类也许正是那个生命因子中最为活泼的因素。所有的原因都会趋向于它的结果，但不是所有的原因都会有一定的结果，因此人类的产生是一种必然也同时是一种偶然，是幸运也是不幸。
不仅如此，现代宇宙学还认定通过大爆炸产生的宇宙是一个并不完美的体系，或者说宇宙已经从先前的温度与密度的极度均匀和极高的对称性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了；而对粒子运行轨迹的测不准也说明当初那个作为宇宙基本元素的粒子相对于它的环境来说一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因素。他因为有生命之因子揣在怀里而坐立不安甚至于四处乱窜，他轻浮且焦躁因此而“妄作”，象是一个劫持了核弹的匪徒，像是一个身怀绝技的飞贼，他强悍且霸道，没有知识文化更没有学
人类的幸运是以不幸为代价的。首先是其所寄身的宇宙之不完美，其次是人类自身的不完美。这不完美也就是缺陷，有时还会以近于邪恶的方式表现出来，自然会成为人类获得幸福和快乐的障碍。《道德经》的作者将宇宙的产生看成是一个很温柔的“和”的过程，因此而只看到人类的不完美却没有看到宇宙的不完美，因此会让人们一切都依照自然的法则行事，对那些损害人类幸福和快乐的邪恶无限制地妥协和避让，让人最终成了自然或他人的奴隶。但一个“或”字却又似乎暴露了玄机，说明那损益之间的因果互补只是一种或然而非必然，因此而让人们为了能得以生而放弃对邪恶的反抗就有些得不偿失了。那目的也似乎只有一个，为可以以“人之所恶”的“孤寡不榖”为称的王侯们去做牺牲品。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人最好是做一个充满活力的粒子，宁可如“强梁者不得其死”，也一定不能听任那些所谓“常规”的摆布而去一味地玩温柔，因为弄不好是要因此而断子绝孙的。
我们也是有神论者，但我们的神却正是我们自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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