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过年的记忆

儿时过年的记忆

柯杨宗

过年，总是一个美好的字眼，但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多是喜忧参半，有苦有乐，有笑有泪。

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我，经历了那种饥不裹腹，衣不暖体，屋不阻雨，墙不挡风的困苦。那种成年人才能体会出的过年的辛酸，与天真无邪的儿童对过年的喜乐，交织在一起，“煎炒”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种特有的“年味”。

有钱没钱，都要贴上大红春联。每年过年的气氛，都是从春联开始热闹起来的。那时街上几乎是没有卖春联的，基本上都是卖红纸回家，请村上少有的“文化人”写春联。小时候，经常站在“文化人”旁边，看着他们挥毫沷墨，对“文化人”真是仰慕之极。后来，自己也成了村里的“文化人”，记得从初中开始，就学着写自家的春联，慢慢的就不断有村里的人，送来红纸请我帮他们写春联。那时候，感觉到能为村民们写春联是很自豪的，虽然没有回报，还要倒贴墨水，但还是乐此不疲的。每年从腊月廿三小年开始，我这个“文化人”就忙起来了，直到大年三十的上午，几乎每天都有村民送红纸来请我为他们写春联。

有吃没吃，都要招待好亲朋好友。过年最讲究的就是“吃”。在那个物质贫瘠的时代，只有到过年才能吃上鸡、鱼、肉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买猪肉都是要凭票的，依稀记得有一年过年，发了5斤猪肉票，可是家里穷得却没有一分钱去买。直到大年三十的上午，邻居“老苏”实在看不下去了，借来5块钱，我随姐姐才到镇上的食品站称回了5斤猪肉。

肉虽然称回来了，顶多是除夕年夜饭大家才沾点荤，诸如红烧肉、小圆子、红烧鸡、碗头鱼等，一概是不能吃的，是要留着招待客人的。家里人只能吃些自家种的蔬菜和自制的豆腐等。正月家里客人多，一直要到正月结束，每次招待他们，父母都是把家里最好的端出来。不过那个年代，客人也很少吃那些荤菜，不是不吃，而是知道主人家穷，纵然父亲母亲热情客气地招呼他们吃，但客人一般是不动筷子吃荤菜的。我等少不更事的兄弟姐妹们，看着那几样荤菜馋得流口水，但也都很懂事地从没去想吃要吃。

就这样，一碗红烧肉等总是端上端下，端来端去，甚至留到了农历二月初二开春种田的时候了。但那红烧肉、红烧鸡等早就变质变味不能吃了。

有穿没穿，都要换上一身新衣。过年对小孩子来说，最高兴的就是能穿上一件新衣裳，在村里的小伙伴们面前也能炫耀一番。而我一家兄弟姐妹八个，靠父亲在生产队挣工分养活都很困难，过年想穿一件新衣服，也是非常不易的。那时候，基本上是，哥哥穿过给我穿，我穿小了给弟弟穿。每年的冬天，妈妈总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拆拆拼拼，缝缝补补。

记得二姐出嫁的时候，把她婆家给她买的一件大襟（像现在旗袍一样对角的）花棉袄、一条前面无缝的裤子，留下了给我穿。平时，就用一件旧外套套住花棉袄穿。有一次在学校打篮球，打得满头大汗，其他同学都把外套脱了，我却不敢脱，被老师看到了，问我是不是傻子，一身汗了，衣服还不脱。他哪知道，我是不敢脱呀。上高中的时候，还穿着二姐留给我的那条前边没有开缝的裤子，被同学发现，引来同学们的哄笑，嘲笑我是“男女人”，当时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生产责任制后，家里的生活才有所好转，每年过年的时候，母亲都会请当地的裁缝师傅，到家里来为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缝制几件过年的新衣服。

给长辈拜年，从来没听说过压岁钱。现在人都时兴过年给小孩子红包压岁钱，在那个年代，我们对红包闻所未闻，更就别说压岁钱了。那时的钱基本上都是以分、角、元来使用的，现在早已是以百、千、万来使用了，所以完全是今非昔比。

记得每年的正月，我们兄弟姐妹从大年初一开始给长辈和亲戚家拜年。那时在乡下，拜年连糖果都很少见到，大多都是用自家做的山芋糖、米糖、炸蚕豆、炒花生等来招待拜年的人，最好的招待就是茶叶蛋了。最早时，茶叶蛋也只是端出来做做样子的，后来随着农村条件慢慢改善后，也可以吃了，一般到客人家是不能多吃的，主人再怎么客气也只能吃一个。

如今，每当过年时，儿时的记忆总是浮现在眼前，那种煎熬，既是一种困苦，也是一种成长。磨炼了我们不怕吃苦的意志，积极向上的精神，也鞭策了我们勇往直前，一路前行。

往事不堪回首，看看现在，我们每天都是过着胜过过去过年的生活，面对一点困难和挫折，这又算得了什么。有什么还要去抱怨、退缩？有什么不可以去面对？

让我们珍惜当下，脚踏实地，好好工作，勇往直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