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工作的有机融合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突破企业党建与经营融合研究的 “功能互补” 范式，基于制度逻辑理论构建 “逻辑张力 — 互构机制 — 耦合形态 — 风险管控” 的整合分析框架，揭示中国情境下企业党建与经营有机融合的深层机理。研究将党组织 “政治逻辑” 与企业 “市场逻辑” 界定为两类异质但可共生的核心制度逻辑，通过理论抽样选取 3 家典型企业开展多案例比较研究，运用半结构化访谈、档案分析、参与式观察等方法，系统追踪两类逻辑在战略决策、运营管理、组织要素层面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有机融合的本质是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通过相互建构、相互妥协、创造性结合三大机制实现深度互构，并形成 “紧密耦合（国企）— 选择性耦合（混改企业）— 认知 - 关系嵌入（民企）” 三类差异化耦合形态；成功的融合需以 “结构性嵌入为基础、认知性嵌入为核心、关系性嵌入为支撑”，并通过 “领域边界管控、权责清单管控、能力适配管控” 规避 “过度融合”“仪式化融合” 等风险。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一是将党建融合研究从经验总结推向学理建构，丰富了制度逻辑理论在转型经济中的应用场景；二是提出 “政治 - 经济” 复合治理模式，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认知；三是为不同类型企业制定党建融合策略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企业党建；制度逻辑；多维嵌入；互构机制；制度耦合；复合治理；多案例研究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1.1 国内外研究脉络梳理

　　1.1.1 企业党建与经营融合的传统研究

　　国内关于企业党建与经营融合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策阐释类研究，聚焦 “党建入章”“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等政策的实施路径与效果，这类研究多围绕政策文本展开解读，为党建工作的落地提供了基础指引。第二类是功能效应类研究，探讨党建对企业绩效、风险管控、社会责任的影响，证实了党建工作对企业发展的正向赋能作用。第三类是机制设计类研究，提出 “党建 + 战略”“党建 + 创新” 等融合模式，为实践层面的融合操作提供了具体方案。但这类研究存在明显局限：多将党建视为外生变量，忽视了党建与经营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研究焦点集中于 “是否融合”“融合效果”，缺乏对 “融合机理” 的深层探讨。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围绕 “政府与企业关系” 展开，比如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企业政治关联的获取机制，以及制度理论视角下企业合法性的建构路径。这些研究揭示了企业与外部政治环境的互动规律，但国外研究缺乏对中国 “党组织嵌入企业治理” 这一独特制度安排的关注，难以解释党建与经营融合的中国逻辑。

       1.1.2 制度逻辑视角的组织治理研究

　　制度逻辑理论由 Friedland & Alford 于 1991 年提出，Thornton 等人在 2012 年对其进一步完善，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组织场域中并存的多元制度逻辑塑造组织行为”。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两类议题：一是多元逻辑的冲突与调适，例如企业中市场逻辑与家族逻辑的互动、公共组织中官僚逻辑与服务逻辑的融合；二是制度逻辑的嵌入与演化，例如逻辑如何通过结构、认知、关系等路径嵌入组织。这类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尚未将 “政治逻辑” 纳入企业多元逻辑的分析框架，难以解释中国企业治理的特殊性。

       1.1.3 嵌入性与制度耦合的应用研究

　　格兰诺维特在 1985 年提出 “嵌入性” 概念，Zukin & DiMaggio 在 1990 年将其拓展为结构、认知、政治、文化四个维度；制度耦合理论则聚焦多元制度的互动形态，将其分为紧密耦合、松散耦合、选择性耦合三类。国内学者将这两个理论应用于国企改革研究，分析了制度嵌入与耦合对国企治理的影响。但现有研究多将嵌入性视为单向过程，即党组织嵌入企业，忽视了 “企业反向塑造党组织运作方式” 的互构过程；对制度耦合的研究也多停留在静态分类，缺乏对耦合形态动态演化的分析。

       1.2 研究缺口与问题提出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当前学界在企业党建与经营融合领域存在三大核心缺口。一是视角缺口，缺乏从制度逻辑互构视角解释党建与经营融合的系统性研究，现有视角难以揭示融合的深层本质。二是机理缺口，未清晰揭示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互动机制，以及不同耦合形态的差异化成因，对融合过程的动态性把握不足。三是实践缺口，未针对不同产权类型、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精准化的融合策略与风险管控方案，研究成果的实践指导性有待提升。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核心研究问题：党组织的政治逻辑与企业的市场逻辑如何通过互构实现有机融合？不同类型企业的逻辑耦合形态存在何种差异？如何通过风险管控实现融合的可持续性？

       1.3 研究意义

　　1.3.1 理论意义

      第一，突破传统研究的功能主义局限，构建党建与经营融合的制度逻辑分析框架，为相关研究提供全新的理论视角。第二，拓展制度逻辑理论的应用场景，将政治逻辑纳入企业多元逻辑体系，丰富制度逻辑理论的内涵与外延。第三，丰富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理论，提出 “政治 - 经济” 复合治理模式，深化对中国企业治理独特性的认知。

      1.3.2 实践意义

      第一，为国有企业提供 “政治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的具体路径，助力国企在坚守政治使命的同时提升市场竞争力。第二，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提供 “逻辑平衡” 的策略，帮助混改企业协调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利益诉求。第三，为民营企业提供 “党建赋能合规发展” 的方案，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党建工作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选择

　　本研究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法，选择这一方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属于 “如何”“为什么” 的探索性问题，案例研究更适合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层机理。其二，党建与经营融合具有较强的情境依赖性，多案例比较可通过不同类型企业的对比分析，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其三，案例研究可通过过程追踪的方式，展现制度逻辑互构的动态过程，更精准地捕捉融合的内在规律。

       2.2 案例选择标准

　　本研究采用理论抽样原则，而非随机抽样，案例选择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典型性，案例需覆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三类主体，代表不同产权结构下党建与经营融合的差异化情境。二是差异性，三类企业的党建嵌入程度、市场竞争压力需存在显著差异，便于对比分析不同逻辑耦合形态的形成原因。三是可获得性，能够获取企业的公司章程、党委会议事规则、年度报告等档案资料，同时能够访谈企业党委成员、经营高管等核心人员，确保研究数据的真实性与丰富性。

　    2.3 案例概况

　　本研究最终选取三家企业作为案例样本，具体情况如下。

       案例 A 为紧密耦合型企业，是某大型国有能源集团，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央企，所处行业为能源开采与加工；其党建嵌入特征表现为党建入章，党委成员全部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三重一大” 事项党委前置研究实现全覆盖；该企业是国内能源行业的龙头企业，海外业务覆盖 30 个国家，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政治使命。

       案例 B 为选择性耦合型企业，是某国有控股上市高科技公司，所处行业为半导体研发与制造；其党建嵌入特征为党建入章，党委成员部分进入董事会，前置研究聚焦战略方向与技术安全两类核心事项；该企业是国内半导体行业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市场份额占比 15%，面临着突破技术卡脖子的政治任务与应对国际巨头竞争的市场压力。

       案例 C 为认知 - 关系嵌入型企业，是某领先民营互联网企业，所处行业为数字经济；其党建嵌入特征为未将党建写入章程，但设立了党支部，通过党建联建对接政府资源，企业创始人亲自担任党支部书记；该企业是国内互联网行业的新锐企业，年营收增长率超 50%，面临着平台经济规范发展的政治要求与快速扩张的市场压力。

       2.4 数据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三角验证法，通过多渠道数据收集确保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具体包括半结构化访谈、档案资料分析、参与式观察三种方式。

       半结构化访谈方面，研究团队共访谈 32 人，其中案例 A 访谈 12 人，涵盖党委常委 3 人、董事会成员 2 人、高管 4 人、中层党员骨干 3 人；案例 B 访谈 10 人，涵盖党委书记 1 人、技术总监 2 人、研发团队党员 3 人、人力资源总监 1 人、市场总监 3 人；案例 C 访谈 10 人，涵盖党支部书记 1 人、创始人 1 人、高管 3 人、党员员工 5 人。每次访谈时长控制在 60-90 分钟，访谈内容聚焦 “战略决策中党委的作用”“党建与经营融合的具体实践”“融合过程中的冲突与调适” 等核心议题，访谈结束后 24 小时内完成转录，最终形成约 10 万字的访谈文本。

       档案资料分析方面，研究团队收集三类企业的公司章程、党委会议事规则、董事会纪要、年度报告、党建工作手册、媒体报道等资料，共计 200 余份，形成约 50 万字的档案文本，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书面数据支撑。

       参与式观察方面，研究团队成员以 “党建顾问” 的身份，参与案例 A 的战略务虚会、案例 B 的研发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案例 C 的党建联建活动，共计 12 次，现场记录观察笔记约 5 万字，获取了大量鲜活的一手资料。

       2.5 数据分析过程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编码法，对访谈文本、档案资料、观察笔记进行三级编码，确保数据分析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第一阶段为开放式编码，将原始数据分解为独立的概念，共提炼出 “政治逻辑”“市场逻辑”“结构性嵌入” 等 120 个初始概念，通过合并同类项，最终得到 35 个范畴。

       第二阶段为主轴编码，挖掘 35 个范畴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内在关联，将其整合为 “逻辑张力”“互构机制”“耦合形态”“风险管控” 4 个主范畴，清晰梳理出各范畴的层级关系。

       第三阶段为选择性编码，以 “制度逻辑互构” 为核心范畴，构建 “逻辑张力 — 互构机制 — 耦合形态 — 风险管控” 的理论模型，确保所有主范畴均围绕核心范畴展开，形成完整的理论分析体系。

       三、理论框架：制度逻辑互构的分析模型

　　3.1 核心概念界定

　　3.1.1 制度逻辑

　　制度逻辑是 “塑造组织行为的深层规则体系，包括价值观、信念、规范等”。本研究将企业场域中的制度逻辑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逻辑，由党组织承载，核心导向为政治合法性优先与风险控制导向；价值观层面强调 “党的领导”“社会责任”“集体利益”；信念层面强调 “稳中求进”“底线思维”；规范层面遵循 “民主集中制”“前置研究制度”“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另一类是市场逻辑，由企业经营层承载，核心导向为经济效率优先与竞争优势导向；价值观层面强调 “股东价值”“客户至上”“创新驱动”；信念层面强调 “效率至上”“快速迭代”；规范层面遵循 “现代企业制度”“经理人激励机制”“市场竞争规则”。

       3.1.2 多维嵌入性

　　本研究采用 Zukin & DiMaggio 的三维嵌入性框架，将党组织嵌入企业的路径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结构性嵌入，具体表现为党组织通过 “党建入章”“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等形式进入公司治理结构，形成正式的制度安排。第二类是认知性嵌入，具体表现为政治话语与思维模式融入企业的战略决策、文化建设等环节，形成非正式的认知共识。第三类是关系性嵌入，具体表现为党组织通过党建联建、党员互动等形式构建企业与政府、企业内部的信任网络，形成非正式的关系网络。

       3.1.3 制度耦合

　　制度耦合是 “多元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制度要素的相互适应与协同”。本研究将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耦合形态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紧密耦合，表现为两类逻辑深度交融，政治逻辑全面嵌入企业的战略、运营、要素各层面。第二类是选择性耦合，表现为两类逻辑在特定领域深度结合，在其他领域保持相对独立。第三类是认知 - 关系嵌入型耦合，表现为两类逻辑未形成正式的结构嵌入，而是通过认知共识与关系网络实现非正式融合。

　    3.1.4 制度逻辑互构

　　制度逻辑互构是 “两类异质制度逻辑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塑造，形成新型制度体系的动态过程”。本研究认为，互构的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双向性，即政治逻辑塑造市场逻辑，同时市场逻辑也反向塑造政治逻辑；二是动态性，即互构过程随内外部环境变化持续调适；三是生成性，即通过互构形成超越原有单一逻辑的新型治理模式。

       3.2 制度逻辑互构的动力机制

　　两类逻辑的互构动力源于内在张力与外部压力的双重驱动。内在张力方面，政治逻辑的 “稳” 与市场逻辑的 “快”、政治逻辑的 “集体决策” 与市场逻辑的 “企业家决断”、政治逻辑的 “多元价值” 与市场逻辑的 “单一绩效” 构成的张力，是互构的内在动力，推动两类逻辑不断调适互动。外部压力方面，国家政策要求、市场竞争压力、社会舆论压力构成的压力，是互构的外部动力，倒逼企业实现两类逻辑的有机融合。

　    3.3 制度逻辑互构的演化阶段

　　本研究将制度逻辑互构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张力冲突期，在两类逻辑刚接触时，因目标、规则、价值观的差异产生明显冲突，具体表现为 “党委决策与董事会决策脱节”“党建工作与经营工作两张皮”。第二阶段是调适妥协期，企业通过建立沟通机制、划分权责边界，实现两类逻辑的相互妥协，具体表现为 “党委前置研究聚焦方向把关，董事会决策聚焦效率提升”。第三阶段是共生演化期，两类逻辑通过创造性结合，形成新型治理模式，具体表现为 “党建赋能经营，经营反哺党建” 的良性循环。

　    3.4 制度逻辑互构的分析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构建 “逻辑张力 — 互构机制 — 耦合形态 — 风险管控 — 复合治理” 的整合分析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逻辑张力是互构的起点，相互建构、相互妥协、创造性结合是互构的核心机制，紧密耦合、选择性耦合、认知 - 关系嵌入型耦合三类耦合形态是互构的中间结果，风险管控是实现可持续融合的保障，最终通过各环节的协同作用，形成兼具政治合法性与经济竞争力的 “政治 - 经济” 复合治理模式。

        四、案例对比分析：三类耦合形态的互构实践

　　4.1 案例 A：紧密耦合型 —— 国有能源集团的逻辑互构实践

　　4.1.1 企业背景与逻辑张力

　　某大型国有能源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央企，承担着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的重要政治使命，同时面临着 “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转型升级” 的激烈市场压力。该企业的逻辑张力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 “保障能源供应的政治任务” 与 “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目标” 的冲突，另一方面是 “集体决策的政治规则” 与 “快速响应的市场规则” 的冲突。

       4.1.2 互构机制的实践过程

       在相互建构机制的实践中，党委通过前置研究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碳中和目标，为企业划定 “不能碰的红线”，比如禁止投资高污染项目，同时为企业争取 “政策红利”，比如新能源项目补贴。经营层则通过海外并购的专业分析，倒逼党委提升决策的专业性。例如在某海外矿山并购项目中，党委原本倾向于 “快速收购”，但经营层提交的风险评估报告指出 “标的资产存在环保风险”，党委最终调整决策，要求 “先解决环保问题再收购”，实现了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相互塑造。

       在相互妥协机制的实践中，最典型的案例是高管薪酬制定。党委强调 “薪酬差距不能过大，要体现公平性”，这是政治逻辑的核心要求；经营层则强调 “薪酬要与业绩挂钩，要体现激励性”，这是市场逻辑的必然诉求。经过多轮博弈，企业最终形成 “基本薪酬 + 绩效薪酬 + 任期激励 + 社会责任奖励” 的复合薪酬体系，既满足了政治逻辑的公平性要求，又满足了市场逻辑的激励性要求，实现了两类逻辑的相互妥协。

　   在创造性结合机制的实践中，企业设立 “党员海外攻坚队”，将政治逻辑的 “先锋模范精神” 与市场逻辑的 “海外市场拓展目标” 深度结合。攻坚队成员不仅要完成 “开拓海外市场” 的经济任务，还要承担 “传播中国文化、履行社会责任” 的政治任务。在某非洲国家项目中，攻坚队通过建设学校、医院等公益设施，赢得当地政府与民众的信任，成功拿下价值 50 亿美元的矿山开采权，实现了 “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的统一，达到了有机融合的最高形态。

       4.1.3 耦合形态的特征

　　案例 A 的耦合形态为紧密耦合，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结构嵌入全覆盖，党委成员全部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三重一大” 事项 100% 纳入党委前置研究范围，政治逻辑通过正式制度全面嵌入企业治理。二是逻辑交融全方位，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在战略、运营、要素各层面深度交融，形成 “为国争光、为企创效” 的共同体文化，两类逻辑的边界逐渐模糊，实现了深度融合。三是考核机制一体化，高管考核中党建权重占 40%，且党建指标中 60% 为 “推动改革发展实绩”，比如 “新能源项目投资占比”“海外市场营收增长率” 等，避免了党建考核与经营考核的 “两张皮” 现象。

       4.2 案例 B：选择性耦合型 —— 国有控股高科技公司的逻辑互构实践

　　4.2.1 企业背景与逻辑张力

　　某国有控股上市高科技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地方国资委，持股比例为 51%，其余 49% 为社会资本，公司主营半导体研发与制造。该企业面临着 “突破技术卡脖子” 的政治任务与 “应对国际巨头竞争” 的市场压力，其逻辑张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技术自主可控的政治要求” 与 “追求短期盈利的市场目标” 的冲突，另一方面是 “稳扎稳打的研发策略” 与 “快速迭代的市场策略” 的冲突。

       4.2.2 互构机制的实践过程

       在相互建构机制的实践中，党委通过前置研究国家半导体产业政策，为企业划定 “核心技术必须自主可控” 的红线，同时为企业争取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支持，为技术研发提供了政策与资金保障。经营层则通过技术研发的市场分析，倒逼党委调整研发策略。例如党委原本倾向于 “全面布局各类芯片研发”，但经营层提交的市场分析报告指出 “聚焦汽车芯片领域更具市场前景”，党委最终调整决策，将研发资源集中于汽车芯片领域，实现了政治方向与市场需求的统一。

       在相互妥协机制的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研发投入决策。党委强调 “研发投入要持续稳定，不能因短期盈利压力减少投入”，这是保障技术自主可控的政治要求；经营层强调 “研发投入要注重效率，不能盲目投入”，这是应对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最终企业形成 “基础研究由党委保障资金，应用研究由经营层根据市场需求调整” 的投入机制，明确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不低于研发总投入的 30%，由党委纳入年度预算，应用研究投入则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调整，由经营层自主决策，实现了两类逻辑的有效妥协。

       在创造性结合机制的实践中，企业设立 “研发党支部”，将政治逻辑的 “攻坚克难精神” 与市场逻辑的 “技术创新目标” 深度结合。党支部将组织生活会开在研发一线，以 “破解技术卡脖子难题” 为主题开展讨论，激发研发人员的奋斗精神。在某汽车芯片研发项目中，党支部成员带头加班加点，攻克了 “芯片散热技术” 难题，使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市场份额从 5% 提升至 15%，实现了政治动员与市场目标的有机统一。

       4.2.3 耦合形态的特征

　　案例 B 的耦合形态为选择性耦合，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结构嵌入选择性，党委成员部分进入董事会，前置研究聚焦 “战略方向、技术安全、重大投资” 三类事项，日常运营事项则由经营层自主决策，政治逻辑的嵌入范围精准可控。二是逻辑交融精准化，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在 “技术研发、战略制定” 等核心领域深度结合，在 “市场营销、薪酬激励” 等外围领域保持相对独立，既保障了政治方向，又释放了市场活力。三是考核机制差异化，高管考核中党建权重占 20%，且党建指标主要为 “技术自主可控程度”“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完成情况” 等与经营相关的指标，经营指标权重占 80%，主要为 “市场份额、营收增长率” 等指标，实现了党建考核与经营考核的精准匹配。

       4.3 案例 C：认知 - 关系嵌入型 —— 民营互联网企业的逻辑互构实践

　　4.3.1 企业背景与逻辑张力

　　某领先民营互联网企业成立于 2015 年，主营数字经济平台服务，未将党建写入公司章程，但设立了党支部，企业创始人亲自担任党支部书记。该企业面临着 “平台经济规范发展” 的政治要求与 “快速扩张” 的市场压力，其逻辑张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平台经济规范发展的政治要求” 与 “追求用户规模的市场目标” 的冲突，另一方面是 “数据安全的政治要求” 与 “数据利用的市场目标” 的冲突。

       4.3.2 互构机制的实践过程

       在相互建构机制的实践中，党支部通过组织学习平台经济监管政策，为企业划定 “不能碰的红线”，比如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帮助企业规避合规风险，同时为企业争取 “政府数字化转型项目” 支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经营层则通过市场竞争的实践，倒逼党支部提升服务经营的能力。例如党支部原本倾向于 “单纯开展政治学习”，但经营层提出 “党建活动要与业务结合”，党支部最终调整活动形式，开展 “党员用户体验官” 活动，组织党员员工深入调研用户需求，为产品优化提供建议，实现了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的同频共振。

       在相互妥协机制的实践中，典型案例是数据利用决策。党支部强调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这是响应国家政策要求的政治责任；经营层强调 “数据价值挖掘与利用”，这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市场需求。最终企业形成 “数据分级分类管理” 机制，明确核心数据由党支部监督管理，禁止商业化利用，非核心数据则由经营层在合规前提下利用，实现了数据安全与数据价值的平衡。

       在创造性结合机制的实践中，企业将党的 “群众路线” 思想与市场逻辑的 “用户需求导向” 深度结合，构建 “用户需求调研 — 产品优化 — 用户反馈” 的闭环机制。党支部组织党员员工深入社区、企业开展调研，收集用户需求建议 1000 余条，其中 80% 的建议被纳入产品优化方案，使产品的用户满意度从 85% 提升至 95%，实现了政治理念与市场实践的创造性结合。

　    4.3.3 耦合形态的特征

　　案例 C 的耦合形态为认知 - 关系嵌入型耦合，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结构嵌入非正式，企业未将党建写入章程，党支部不参与企业正式决策，但创始人担任党支部书记，实现了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高层对接，为两类逻辑的互动提供了关键纽带。二是逻辑交融认知化，政治逻辑通过 “政策学习、价值观引导” 等形式融入企业的认知体系，使高管和员工形成 “合规发展” 的共识，这种融合不依赖正式制度，而是通过理念渗透实现。三是考核机制柔性化，企业未将党建指标纳入正式考核，但将 “党员履职表现”“社会责任践行情况” 作为晋升、荣誉激励的重要参考，比如在 2023 年晋升的 10 名高管中，有 6 名为党员，通过柔性激励实现了党建工作的价值转化。

       4.4 案例对比与跨案例分析

　　4.4.1 三类耦合形态的差异对比

       从产权结构来看，紧密耦合型企业为国有独资，选择性耦合型企业为国有控股，认知 - 关系嵌入型企业则为民营企业，产权结构的差异是耦合形态差异的根本原因。

       从党建嵌入路径来看，紧密耦合型企业以结构性嵌入为主，通过正式制度实现党建全面嵌入；选择性耦合型企业采用结构性嵌入与认知性嵌入相结合的方式，嵌入范围精准可控；认知 - 关系嵌入型企业则以认知性嵌入与关系性嵌入为主，通过非正式渠道实现融合。

       从逻辑交融程度来看，紧密耦合型企业实现了两类逻辑的全面交融，边界模糊；选择性耦合型企业实现了核心领域的深度交融，外围领域相对独立；认知 - 关系嵌入型企业则实现了非正式交融，融合程度相对较低但灵活性强。

       从考核机制来看，紧密耦合型企业采用党建与经营一体化考核，党建权重较高；选择性耦合型企业采用党建与经营差异化考核，党建权重适中；认知 - 关系嵌入型企业则采用党建柔性激励，不设正式的党建考核指标。

       从适用情境来看，紧密耦合型模式适用于承担重大政治使命的垄断性国企，选择性耦合型模式适用于股权混合的竞争性高科技企业，认知 - 关系嵌入型模式适用于市场竞争激烈的民营企业。

　    4.4.2 跨案例分析结论

　　通过对三类案例的对比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耦合形态的选择取决于产权结构与行业特性，不同产权结构、不同行业的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合的融合模式，不存在 “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统一方案。第二，互构机制的核心是双向塑造，政治逻辑为企业划定红线、提供资源，市场逻辑倒逼政治逻辑提升专业性，二者的双向塑造是实现有机融合的核心。第三，风险管控是可持续融合的保障，三类企业均通过 “领域边界管控、权责清单管控、能力适配管控” 规避融合风险，实现了政治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

       五、讨论：政治 - 经济复合治理模式的内涵与实践路径

　　5.1 政治 - 经济复合治理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基于案例分析，本研究提出政治 - 经济复合治理模式，其内涵是：党组织的政治逻辑与企业的市场逻辑通过多维嵌入与互构机制，形成的兼具政治合法性与经济竞争力的新型企业治理模式。该模式具有三大核心特征。

       一是二元性，该模式同时兼顾政治价值与经济价值，其中政治价值包括党的领导、社会责任，经济价值包括股东回报、市场竞争力，突破了 “非此即彼” 的二元对立思维，实现了两类价值的协同统一。

       二是动态性，该模式的耦合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内外部环境变化持续调整，比如企业从初创期到成熟期，可从认知 - 关系嵌入型耦合向选择性耦合、紧密耦合演化，始终与企业发展阶段相适配。

       三是情境性，该模式的具体形态取决于企业的产权结构、行业特性、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企业需要选择不同的耦合形态，才能实现最佳融合效果。

       5.2 融合的 “度” 与风险管控的三重路径

　　成功的有机融合需要精准把握 “度” 的平衡，避免 “过度融合” 或 “融合不足”，具体可通过三重路径实现风险管控。

       第一重路径是领域边界管控，核心是明确政治逻辑的 “核心作用域” 与 “适度退出域”。核心作用域聚焦战略方向、重大投资、高管廉洁、核心文化、风险管控等原则性问题，在这些领域，政治逻辑应发挥把关定向作用；适度退出域涵盖日常生产调度、具体营销策略、员工激励方案等操作性事务，在这些领域，应充分释放市场逻辑的效率优势。实践中，企业可通过制定《党委前置研究事项清单》《董事会决策事项清单》，清晰划分两类逻辑的作用边界。

       第二重路径是权责清单管控，核心是构建 “前置研究 — 决策执行 — 监督问责” 的闭环机制。在前置研究环节，党委对 “三重一大” 事项进行方向性、合规性审查，提出意见建议，但不替代董事会决策；在决策执行环节，董事会根据党委意见建议，结合市场情况作出决策，经营层负责具体执行；在监督问责环节，监事会、纪检监察部门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违规行为进行问责。实践中，企业可通过制定《党委前置研究工作细则》，明确前置研究的程序、内容、时限，避免权责重叠或责任推诿。

      第三重路径是能力适配管控，核心是培育兼具政治素养与经营能力的 “双通型” 人才。一方面要提升党务工作者的经营能力，通过轮岗锻炼、培训学习等方式，让党务工作者深入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市场竞争情况；另一方面要提升经营管理者的政治素养，通过政策学习、党建活动等方式，让经营管理者把握国家政策导向、强化政治意识。同时要优化人才选拔机制，选拔兼具政治素养与经营能力的人才进入企业管理层，实现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高层对接。

       5.3 不同类型企业的融合策略建议

　　5.3.1 国有企业：以紧密耦合实现 “政治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国有企业应坚持 “党的领导” 与 “现代企业制度” 的有机统一，通过 “党建 + 战略”“党建 + 创新”“党建 + 海外经营” 等模式，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具体实践中，要重点提升党委决策的专业性，建立党委决策的专业咨询机制，避免 “议而不决”；要将党建指标与经营指标一体化考核，设置 “推动改革发展实绩” 等量化指标，避免党建工作形式化；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设立党员攻坚队、党员创新工作室，激发企业内生发展动力。

       5.3.2 混合所有制企业：以选择性耦合实现 “逻辑平衡与效率提升”

　　混合所有制企业应聚焦 “战略方向、技术安全、重大投资” 等核心领域，实现党建与经营的深度融合，在日常运营领域则充分发挥市场逻辑的效率优势。具体实践中，要重点构建 “党委 + 董事会 + 经营层” 的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定期沟通会议制度，平衡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利益诉求；要将党建指标与经营指标差异化考核，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合理设置党建权重，兼顾政治价值与经济价值；要充分发挥党建的桥梁纽带作用，协调不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企业稳定发展。

       5.3.3 民营企业：以认知 - 关系嵌入实现 “合规发展与创新驱动”

　　民营企业应通过党建联建对接政府资源，通过政策学习强化合规意识，将政治逻辑转化为 “合规红利”。具体实践中，要重点将党建活动与业务结合，开展 “党员用户体验官”“党员技术攻关队” 等活动，避免党建工作与经营工作 “两张皮”；要通过柔性激励机制，激发党员员工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党员的政治觉悟转化为企业的凝聚力与竞争力；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政治引领作用，引导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六、研究结论、局限与未来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制度逻辑互构视角，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揭示了企业党建与经营有机融合的深层机理，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企业党建与经营的有机融合并非简单的机制嫁接或功能互补，而是党组织的政治逻辑与企业的市场逻辑通过相互建构、相互妥协、创造性结合三大机制实现深度互构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双向性、动态性与生成性的特征。

       第二，不同类型企业的逻辑耦合形态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 “紧密耦合（国企）— 选择性耦合（混改企业）— 认知 - 关系嵌入（民企）” 三类差异化模式，耦合形态的选择取决于企业的产权结构、行业特性与发展阶段。

　   第三，成功的有机融合需要精准把握 “度” 的平衡，通过领域边界管控、权责清单管控、能力适配管控三大路径规避 “过度融合”“仪式化融合” 等风险，最终形成兼具政治合法性与经济竞争力的政治 - 经济复合治理模式。

　    6.2 研究局限

　　本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局限。第一，案例数量有限，本研究仅选取了 3 家典型企业开展案例分析，虽能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层机理，但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第二，地域覆盖面不足，本研究选取的案例均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未涵盖中西部地区的企业，难以反映不同地域企业党建与经营融合的差异。第三，定量数据支撑不够，本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大样本定量数据对理论模型的验证，难以量化分析党建与经营融合的效果。

       6.3 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本研究的局限，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向展开。第一，开展大样本定量研究，选取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产权结构的企业开展实证研究，验证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量化分析党建与经营融合的效果。第二，开展纵向追踪研究，对企业党建与经营融合的过程进行长期追踪，分析制度逻辑互构的演化阶段与影响因素，揭示复合治理模式的长效机制。第三，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将中国企业的党建与经营融合模式与其他国家的企业治理模式进行比较，探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独特性与普适性，为全球公司治理理论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 Bingham C B, Kahl J, Dove V.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institutional pluralism: The contestation of care and science logics in medical education, 1967-2005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1, 56 （1）： 27-60.

　　[2] Friedland R, Alford R R.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 Symbols,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J].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1991: 232-263.

　　[3] Greenwood R, Raynard M, Kodeih F, et al.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1, 5 （1）： 317-371.

　　[4] Pfeffer J, Salancik G R.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 Reay T, Hinings C R. Managing the competing logics of professional and commercializing pressures in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9, 30 （7-8）： 797-820.

　　[6] 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M]. Sage Publications, 2014.

　　[7] Thornton P H, Ocasio W, Lounsbury M.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8] Zukin S, DiMaggio P.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9] 艾云。制度逻辑视角下的中国社会组织研究 [J]. 社会学研究，2019 （4）： 1-25+243.

　　[10] 蔡春，黄莎，马可哪呐。经济责任审计、代理成本与国有企业现金持有 [J]. 审计研究，2024 （2）： 3-13.

　　[11] 中共宁化县委组织部。 “国企帮民企、央企带县企” 党建结对共建的实践与启示 [J]. 党建研究，2024 （7）： 58-61.

　　[12]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党建驱动全球矿业服务企业管理升级的实践 [J]. 企业改革与管理，2025 （9）： 45-48.

　　[13] 李维安，李汉军。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组织治理效应研究 —— 基于 “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的视角 [J]. 中国工业经济，2020 （1）： 135-154.

　　[14] 丽水市产投集团党委。 “党建引领・双芯企园共同体” 构建国企民企协同发展新格局 [J]. 浙江党建，2025 （10）： 36-39.

　　[15] 刘慧龙。国有企业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效率研究 [J]. 金融研究，2017 （11）： 156-170.

　　[16] 牛彪，王建新。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与代理成本关系研究 [J]. 会计研究，2022 （3）： 98-109.

　　[17] 陈胜蓝，刘晓玲，马慧。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效率 [J]. 经济研究，2023 （4）： 132-148.

　　[18] 王彦超，李哲，余应敏。 “党建入章” 与企业战略响应 —— 基于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 [J]. 财经研究，2023, 49 （8）： 4-18.

　　[19] 张存满，王颖，张士运。国有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融合的路径研究 [J]. 经济体制改革，2022 （3）： 81-87.

　　[20]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