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

诸多小说和影视剧中，身患绝症者面对将至的死亡，惊恐、绝望、绞心无奈。可我总觉得，那不过是个例。

二十多年前，我直面死亡时的那份放下、无碍与自在，竟是人生至佳的状态，是修行者难及的至高境界，至今想来，仍觉满心享受。

连续十多日，无论是快步疾走、蹬自行车，还是搭乘公交车，右胸总会因颠簸传来隐隐的痛感。爱人几番催促，让我去省城的医院好好检查一番。

在西安交大二附院，我先后做了胸透、B超、CT与磁共振。教授、副院长纪中正看着检查报告，再三叮嘱：“抓紧时间，和家人一块来住院详查，千万不能耽搁。”我心里犯嘀咕，自己能吃能走，能有什么大病？无非对症吃点药便好。瞧着纪教授那副“故弄玄虚、强拉病人住院”的模样，我心里满是反感，忍不住问道：“纪教授，我到底得的什么大病？”纪教授答道：“还未确诊，请尽快入院进一步检查。”我带着几分调侃，又追问一句：“纪教授，该不会是癌症吧？”纪教授缓缓抬头，目光沉沉地望着我，语气温和却字字千钧：“只是怀疑。”我心头猛地一震，语气也沉了下来：“那是良性，还是恶性？”纪教授说：“在这个部位，我们从未发现过良性肿瘤。”许是纪教授怕这句话给我的压力太大，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你们商洛保险公司有个姓刘的患者，手术后已经六年，至今身体还不错。”

按纪教授的说法，肝癌术后能活六年，已是奇迹。而医院走廊的科普专栏也写着，肝癌一旦被发现，往往已是晚期，患者的生命大多只能维持三个月。

我站在西安交大二附院大门外的莲湖路人行道上，手扶着粗壮的梧桐树，好像整个人被凌空在红尘之外，脑子一片空白。我努力从无意识中回归，凌乱地思索着：“癌症？只剩三个月的生命了，我就要走了……我还没能给爱人、孩子留下什么……我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思来想去，终究是无可奈何，“罢了，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尽力少给他们添麻烦。没了父亲的孩子，未必就没有出息……只愿上天能保佑我的爱人和孩子……”

诊断也有出错的时候，我单位的老王就曾被误诊为癌症。这样想着，我便打算下午去交大一附院和省肿瘤医院，让医生再看看我的CT与磁共振资料。

趁着中午的空档，我去了单位设在西安南稍门的办事处。党经理满脸堆笑地把我迎进门，打趣道：“王科长，你这精神头这么好，怎么听说你是来看病的？啥病啊？该不会是借着看病的由头，来西安见上学时的老相好吧！”

我将病历往他的办公桌上一甩，没好气道：“你自己看，是什么病！”我自以为是，认为他看不懂，打算待他追问起来，便说是糜烂性胃炎。

没想到，党经理扫了一眼病历，瞬间变了脸色，惊呼一声“啊——”，随即又强装镇定，嬉皮笑脸地问：“医生说是什么病啊？”

“你不是已经看了诊断结果吗？”我冷冷回了一句。

“医生的字写得太潦草了，我认不出来。”他急忙辩解。

“那你刚才‘啊——’的那一声，又是怎么回事？你分明看懂了病历上的那个代号，你倒是说说，你是怎么看懂的？”我步步紧逼。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党经理终于支支吾吾地说，他舅舅的病历上，也有过“Ca”这个代号。

“王科长，走，吃饭去！”党经理连忙转移话题。

“我不吃！”我断然拒绝。

“你，你……”向来口齿伶俐的党经理，此刻竟结结巴巴起来，“怎能不吃饭呢！”

“我打算下午去省肿瘤医院和一附院复查，怕检查需要空腹。来一趟西安不容易，不能耽误。”我解释道。

“那我陪你一起去医院吧！”党经理恳切地说。

“有这个必要吗？”我看了他一眼，“是我身体不允许自己去，还是我心态承受不住？你好好干你的工作吧。”

“那……那好吧。”党经理一脸无奈地应道。

在省肿瘤医院和交大一附院，我以病人家属的身份挂了号，让医生帮忙诊断。两家医院给出的结论，与交大二附院如出一辙：“癌症，恶性。通常情况下，患者的生命延续超不过三个月。”

从一附院出来时，我的心里反而异常平静，异常轻松，那是前所未有的平静与轻松。仿佛世间的一切都已被我放下，整个人都变得自在无比。

在省肿瘤医院对面的一家秦镇米皮店里，我一口气吃了两份米皮、一个肉夹馍，还有一碗馄饨。那一顿饭，比我以往任何一顿都吃得香、吃得饱，竟在无意间，品出了这人间烟火饭的鲜美、舒坦与幸福。

我睁着眼睛，却什么也没看，什么也没想，就这样搭乘长途汽车回了家。爱人见我回来，连忙问我诊断结果。我轻描淡写地说：“就是胃炎，医生说以清淡流食为主，少食多餐，养上两个月就好了。”爱人也曾向我要过病历看，可她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只是坦然地合上病历，递还给了我。显然，她没看懂病历上的内容，对我“胃炎”的说法，也没有丝毫怀疑。

为了能在有限的时日里，多看望几次父母，多陪伴他们一会儿，第二天我便请了假，回了老家。让我没想到的是，多年卧床不起的父亲，竟然在四弟的搀扶下下了炕，陪我说话；后来，又在三弟的搀扶下，送我到村口，看着我上了公共汽车。我看见母亲在偷偷擦眼泪，便问她缘由，母亲笑着说：“我是高兴啊，你大他能下床了。”四弟说他要进城去同学家取东西，便和我一同坐上了进城的汽车……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人间的亲情，竟如此温暖动人。

从老家看望父母回来，我却发现爱人像是霜打了的茄子，眼睛红肿，泪水像秋天连绵的阴雨，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心里满是疑惑，自己明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诊断结果……哦，一定是党经理！他肯定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单位，问了我的情况。说不定，爱人也已经把这个消息，想办法传回了老家。

我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原本安排好的一切——离家出走、自生自灭的计划，就这样彻底破灭了。我被爱人“挟持”着再次去了省城，住进了唐都医院。

住院的日子里，我时常站在九楼病房的窗口向下张望。心里想着，我没能给爱人孩子留下什么，若是从这里跳下去，至少能让他们免去一笔不必要的医疗费。可那窗户，即便开到最大，也容不下一个人钻出去。

一天凌晨三点，我轻手轻脚地溜出病房，打算去住院部的楼顶探探路。不料，刚到十五楼，就被一道紧锁的铁门拦住了去路，门口还有专人看守。这下，连在住院部楼顶了断此生的念头，也彻底破灭了。

在临窗的病床住了三天后，护士将我的床位调到了临门的位置。主治医生告诉我，我的手术并不复杂，医疗费不会超过一万元。

看着爱人那止不住的泪水，我改变了主意。若是医疗费真的不超过一万元，我愿意配合医生，努力活下去，为了父母，为了爱人和孩子，多活一段时间。可若是费用太高……

手术前一天，我特意去拜访了主刀医生。医生向我详细说明了手术的风险：有下不了手术台的可能性，有术后病灶复发的概率，还有后遗症的顽固性……谈话结束后，主刀医生站起身送我出门，随口问了一句：“病人现在的状态如何？”我顺口答道：“我就是病人。”主刀医生瞬间大惊失色，脸色变得惨白，一屁股跌坐在座椅上，好半天才从嘴里挤出一句语无伦次的话：“你是病人……你来找我干什么？”

“身体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况且，你看我现在的状态，咱们刚才的谈话，有什么不妥吗？”我有些生气地说。

“好，好……”主刀医生一边说着，一边用有气无力的手朝门外挥了挥，示意我可以走了。只是看他那模样，似乎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手术后，其他病人通常两三天就会被医生要求下床活动，可医生却始终没有这样要求过我。直到第五天，我实在忍不住，让爱人和表妹扶着我下了床。可令人沮丧的是，我的双腿根本没有一丝力气支撑身体，整个人一个劲地往下坠。

在医生说“手术相当成功，复发的可能性很小很小”之后，表妹把爱人为我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使原本轻松自在的我，瞬间被尘世沉重的负担与压力填满胸膛。我觉得我的爱人实在太傻了，就为了我这样一个如同废人一般的人，她求爷爷告奶奶，硬是筹了十万元，已花了八万多元（那时十一万元左右，就能买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房子）。在病房里，我忍不住对着爱人怒吼：“出去！出去！离我远点！”或许是怕我生气，爱人乖乖地走出了病房。我又对表妹说：“你放心吧，为了那笔沉甸甸的账，我一定会好好养身体，努力好起来。你去照看你嫂子吧，我没事。”表妹也听话地走出了病房。

出院一个半月后，我拄着拐杖，中途歇了两回，才勉强走到小区大门外。我用拐杖撑着身子，顺着东新街北段，望向繁华的北新街。看着北新街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景象，我再也忍不住，泪水如雨点般落下。我在心里伤感地念叨着：“这辈子，我怕是再也踏不进北新街了。未来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可能是末日。”

为了能在临终之前，再多为爱人和孩子挣上一百元、一千元……术后还不到三个月，我不顾爱人的苦苦劝阻，执意回到了工作岗位。可在办公室里，我连两个小时都坐不住，只觉得脊柱撑不起身体，脖子撑不起脑袋，整个人就像个废人。无奈之下，我只好回家继续无望地休养。终于，在半年后，我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可对于生命的延续，我依然没有半分信心。 

一晃二十年倏忽而过，连我自己都未曾想过，竟能跨越当年的生死之限，安然至今。只是这二十年间，周身的隐痛从未停歇，每至深夜卧床，痛感更甚，辗转难安。若疼得实在难熬，便起身在屋内缓步徘徊，或倚床浅盹，静待天光破晓。

这二十年里，我始终忍着病痛向阳而行，不负时光亦不负己。曾当选商洛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商州区人民陪审员，历任商州区义工联合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商洛市巾帼志愿者协会第一届支部委员会委员、商洛市各界爱心济困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获评商州区“双百”重点支持人才、商洛市“最美志愿者”。我亦以笔墨寄情，先后加入商洛市作家协会、商州作家协会、陕西省散文学会商洛分会、商洛市诗歌学会，作品散见于《黄河文艺》《华商报》《商洛日报》等报刊及各类文学网络平台，十余篇小说、散文、诗歌在各级征文赛事中斩获一、三等及优秀奖。

去年，心脏支架置入手术完成后，缠扰二十年的周身不适与疼痛竟奇迹般消散。如今的我，夜夜安眠无扰，更能踏遍山河、畅游四方，体魄一如常人。岁月已过花甲，余生长短无需深究，唯愿心无牵绊，向阳而行，认认真真活好每一个朝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