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迹板桥霜

 到了每年的数九寒冬，赶上天气好，有太阳的早晨，就在我推开房门的当儿，只要瞧见房屋周围的草棵上面，扑满了细丽柔绒的薄霜，我一准会朝着村子的东北角那儿走过去，因为那里有一条由西向东，蜿蜒流淌的小河。在那一段弯曲舒缓的河床上面，有一座连通南北两岸的板板桥，历来是村民们进出村庄的必经之道，也是隆冬时节观看霜色的不二位置。

那是一座独木桥，呈半圆形断面，看上去有些窄，还不到八十厘米宽，但是比较长，差不多有十三米左右。它原来是一棵生长在村子西南角上，树龄已经超过百年的老樟树。由于原来的杉木老桥，埋设在河岸两边泥土里面的桥头，据说使用了十多年以后，已经出现了腐朽的迹象。生产队的领导，为了村民进出板板桥的安全，便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把那棵老樟树伐倒，随即剔去枝桠，一破为二，一半做了几件农具，另一半就搭在河上成了桥。

老家处于亚热带地区，无霜期时间长。到了冬天，虽然也会出现冷冻的霜雪天气，但是不怎么多，给人的感觉仍然是潮乎乎的，也就是人们平时念叨的阴冷。夜晚时分，赶上有月亮，板板桥那里的气温，比较其它地方，大约要偏低一、二度。小河上面流动的冷空气，不断与河里生发上来的水汽相互作用，只需经历一个夜晚的反复接触、不断融和，便会在板板桥的河岸两边，比较低矮的杂草竹木上面，形成匀润霜粉的同时，也会在那座粗糙桥体的木刺上面，生成无数参差错落，形态晶莹白嫩的霜芽出来，看上去似乎有了生命的迹象。它们到底是依托了流动的河水，氤氲的水汽，还是凭借了皎美的月光，板板桥的地理环境，彼此融合成为如诗如画的梦景，就让人不得而知了。

每逢赶上寒霜厚重的日子，板板桥周边起得早的老村民，便会从不同的方向走了过来，站在板板桥的两头，各自选好视角，极力远眺西北方向。因为那里有一座海拔最高，人们叫做大山坡的巅顶，在昨天夜里形成的冠状积雪以后，再收回目光，环视着板板桥河岸两边，那些已经被冰霜硬化，呈半耷拉状态的茎叶，禁不住会重复往年那一句“雪下高山，霜打平地”的俗语，再次来印证在寒冬里出现的少有境况。

打小我就知道，居住在板板桥附近的好心人，一代又一代，相继都会赶在拂晓之前，在那座板板桥的桥面上,从头到尾，均匀地撒上一层过筛以后，用于防滑的粗砺煤渣。让赶早进出村子的村民，在第一步踏上桥头的时候，内里立马便有了安全感，减少了滑落河水的担忧。头天铺撒在桥面上的粗砺煤渣，在桥面上保留的时间长了，同样会有一层似乎调和着溶溶月色的白霜，匀润在煤渣上面。等到进出的村民从桥上经过，或者肩挑手提，你来我往，或者身无他物，你先我后，不仅会在那里出现彼此谦让、相互客气的身影，而且会在粗砺的煤渣表面，形成大小不同、深浅有别，交叠错落的斑驳屐痕。这种看似极为简单平常的景象，一旦被眼光独到的诗人瞧见，再经过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美学理念，进行恰当取舍、反复推敲、发想提升，甚至“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的潜心付出，才有可能浓缩为“人迹板桥霜”这样的佳句。冷不丁就在这会儿，赶巧有着一两只从桥下迅疾而过的翠鸟，就在抛下“唧”的一两声飞鸣，甚至还没有等到人们反应过来的一刹那，便消逝在板板桥两边，竹木相互交错搭接起来，所形成的绿色穹顶下面去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也是这样的霜季，父亲要赶早去镇上办事，我也要去那里上小学，于是我们父子俩便起了一个大早，一前一后的出了门，趁着还没有隐身山后的月亮，要过那座桥。从我能够记事的幼年算起，许多年以来，不管是酷暑难当的炎夏，还是风雪扑面的数九寒天，父亲都要从那座桥上经过，老早就熟习了山乡周围长短不同、宽窄各异的桥面，以及那些曲折高低坎坷不平的路径。可我呢，刚刚走到桥头，一想到去年秋汛期间，那名滑落到小河里的同学，拼命扑腾挣扎的情景，再盯着桥面上明晃晃滑溜溜的白霜，心里紧张得不行，两眼惊恐的看着距离桥面五、六米高低，黑咕隆咚流淌着的河水，生怕一不小心，脚下再来一个呲溜，还不给掉下河去淹个半死，那个狼狈相就可想而知了。

父亲瞧见我一副怕兮兮的样子，自个儿朝后退了两步，前置了强劲的胳膊，抓紧了我的一双小手说，不要怕有我呢。虽说有父亲在背后给我打气壮胆，可是我的双脚还是不听使唤，颤抖着怎么也稳定不下来，即使是一小步也不敢迈出去。父亲再也没有说什么了，站定以后，稍一勾腰，搂紧我的双臂，给我来了一个向后转体的斜扬，顺势就把我揽进他的怀里，然后讪笑着说，胆小鬼是干不了什么事情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纪的增长，我读罢小学，进入另外一所学校就读去了，但是仍然要时不时地过往那座板板桥。就在我升入初中的第二年，不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于是，我们或者在老师的带领下，或者邀约几个好友，自个儿成立一个小分队，打起背包，积极投入到大串联的潮流中，象三十年以前的红军长征那样去磨练自己，徒步走过一个又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到大城市里去向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学习，“经风雨、见世面”。那会儿，我们满脑子成天都是“打到、火烧、炮轰”啊，以及“在灭资兴无，反修反修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口号和标语。因为，就在距离此前三、四年的时候，在全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中，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书画好手，经过走村串户地访贫问苦，便在我就读的学校里面，用插图和实物，再配上文字的形式，再现了解放以前贫苦的劳动人民，曾经发生过诸如逃荒要饭、卖儿鬻女、煮食人肉，为了逃避抓壮丁，当即用石灰弄残眼睛，用刀斧断掉食指，甚至逼人投环上吊等等的悲惨画面。

从此，便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反复辟反倒退的强烈印记，千万不能再次象父辈那样“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在批判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场次中，我也会义愤填膺地扬起冷峻的脸色，把紧紧攥握起来的小拳头，高高地举过自己的头顶，为了我们铁打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紧跟着台子上面的人呼口号。但是自己的脑袋里面，偶尔也会闪过一缕同情的念头，难道站在台子上面某个被刷了大字报，戴了高帽子，正在接受革命群众反复批斗的人，真正是那么的一无是处、可恶可憎，没有任何优点可言么，没准儿他们曾经也为我们这个社会，做出过有益的贡献啊。经过一段时期这样的耳濡目染以后，便在自己的脑袋里面，逐渐形成了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一种斗争形式。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两派的斗争已经趋于白热化，“文攻”演变成了“武卫”，很多地方真枪实弹地打了起来。到了一九七五年，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所有的派别停止了争斗，全国一下子便偃旗息鼓了。从此，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等到我一次又一次大串联回来，走进学校一看，除了偶尔有着三、五个，象自己一样处于观望的同学，出现在校园里面以外，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清寂的气氛里，“复课闹革命”的说法，成为了一纸空文。所有和我一样的同学，完全陷入了欲读不能，欲罢不忍的境地。在这样的情势里，我打发了差不多三年的蹉跎岁月，便毅然决然地报名应征入伍，渴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跨进那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去接受淬火锻打。经过一系列的体检和政审，我有幸收到了县革命委员会，当年十二月七日签发的《应征青年入伍通知书》，心里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

那年冬季，我辞别父母双亲，走过微霜遍染的板板桥。在镇上点名集合，胸前戴上大红花以后，我们在铿锵欢快的送行锣鼓声中，和同乡一起参军入伍的适龄青年，向北步行二十来千米。临近中午时分，我们赶到了县城的大礼堂，然后全身里里外外，换上了部队的服装。三天过后的那个早晨，我们便打起背包，辞别送行的亲人，跟随着部队的领导乘坐汽车，再换乘闷罐子火车，最后再换乘汽车，一下子参军走得远了。平时除了家书往来，能够知道家乡变化的只言片语，以及父母的鞭策和家里的境况之外，对于板板桥上发生的事情，我再也不知道了。

时间过得真快，到了超期服役那一年，我探亲回到村口，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木质板板桥被人抽掉了，小河上换成了一座双孔石板桥，但是人们不愿意改口新的桥名，仍然叫它板板桥。

  十来天的探亲假结束了，我揣着头天定购的车票，就要辞别双亲和弟弟妹妹如期归队了。母亲生性情感比较脆弱，听说我要走时眼泪汪汪的，几乎是带着哭腔嘱咐我一路要注意安全，出门在外一定要学会保重自己的身体，到了部队马上打信回来，免得家里人牵挂惦记，放不下心来。斜躺在躺椅上的父亲再也听不下去了，便一时恼了起来，几乎是冲着母亲说，哭什么，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是老祖宗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说法，他早迟还不是要回来的。烦不烦啊，哭、哭，就知道哭！从父亲的语气里可以听出来，他表面上是在制止母亲，实则是在宽慰自己，压抑自己的情感啊。男人嘛，好些都会这样，有泪不轻弹。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阅历的长期积淀，几十年以后，那一幅父爱如山，母爱似海的情景，反而变得越发的深沉和越发的鲜活了起来。

冒着晨雾，踏着寒霜，我走过了板板桥。可是就在我转上村道不久的时候，冷不丁觉得身后不远的什么地方，有谁在哪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似的。我禁不住回头一望，发现是父亲，站在距离我一百多米远的板板桥头目送我。顿时，我的心上一热，一下子感动得不行，愣在那里不知所措，脑袋里莫名其妙地涌动着异样的酸涩，觉得心里乱糟糟的堵得慌。那会儿自己怎么也想不清楚、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者预示着什么。想来也是，无论是以往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串联，还是我参军离开故土，父亲除了叮嘱几句同样是安全、健康这样的语言，从来都没有送过我呀，更何况是村子东北角上的板板桥头了。

我停住了脚步，木然的凝望着父亲，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朦胧中，我看见父亲戴着那顶七成新的棕色剪绒棉帽，身上穿着那件十多年以前添置的深灰色的双排扣大衣，独自站在霜雾中紧紧地盯着我，好象他要重新审视我，记取我当时的一举一动似的。就在我止步不前进退两难的当儿，父亲移步到了板板桥头那一棵，半高上面分叉的苦楝树下，朝着我的前方用力的挥了挥手，好像在说去吧去吧孩子，可是他当时的心境如何，或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自从那次父子俩在相距百米之外，进行最后短暂的神情交流以后，我与父亲再也没能见上一面直到永诀。即使是第二年初夏，我在部队上辗转收到，家人拍发他病危的加急电报，和稍后寄达的航空特快信件，但是等到我几次火车汽车的相继换乘，千里迢迢心急如焚地赶回家里，除了能够爬上村西后面的山腰，见到父亲那一处被石质板材封闭，和泥缝半干的坟穴，从此陷入父子阴阳两隔的悲怆境地之外，就是家里那一只他平时歇息的躺椅了。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追忆父亲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个冷霜铺地的早晨，眼前便会浮现父亲略显瘦高的身影，站在板板桥头挥手的那一瞬间，给我传递过来的精神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