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妓女与食客-----双生镜像下的趋炎附势

第三十二回原题为“李桂姐拜娘认女，应伯爵打诨趋时（7088字）”，故事情节：1）西门庆送客、宴请四宅老爹（1188）；2）桂姐认亲（1803）；3）伯爵打诨趋时（3003）；4）潘金莲惊官哥儿（1094）。此回明写李桂姐趋炎，妓女秒变干女儿，贯穿应伯爵插科打诨，一个附势的傍食客凸显。

一、主题故事

李桂姐与应伯爵斗嘴。西门庆送客，吩咐桂姐叫其他几个妓女下次也来。伯爵道：“造化了小淫妇儿，教他叫，又讨提钱使（即介绍费）。” 桂姐道：“你又不是架儿（跑街的），你怎晓得恁切？”应伯爵回应西门庆“俺两个还该早来，与哥做副东。”

李桂姐认亲张扬。“且说李桂姐到家，见西门庆做了提刑官，与虔婆铺谋定计”，买了礼物“要拜月娘做干娘”。“进来先向月娘笑嘻嘻插烛也似拜了四双八拜”，然后说“我情愿只做干女儿罢，图亲戚来往，宅裏好走动。”

吴银儿等后到，“那李桂姐卖弄他是月娘的干女儿，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箫两个剥菓仁儿装菓盒。”那桂姐一径抖搜精神一回叫：“玉箫姐，累你，有茶倒一瓯子来我吃。”一回又呌：“小玉姐，你有水盛些来我洗这手。”那小玉眞个拿锡盆舀了水，与他洗了手。吴银儿众人都看他，睁睁的不敢言语。桂姐又道：“银姐，你三个拿乐器来唱个曲儿与娘听，我先唱过了。”月娘和李娇儿对面坐着，吴银儿见他这般说，只得取过乐器来。

应伯爵三番问李桂姐。客人到了，应伯爵因问：“东家，李家桂儿怎不来？”西门庆道：“我不知道。”吴银儿敬酒，伯爵因问：“李家桂儿怎的不来？”吴银儿说桂姐已经做了干女儿。应伯爵说：“我教与你个法儿，他认大娘做干女，你到明日也买些礼来，却认与六娘做干女儿就是了。”应伯爵与妓女插科打诨后问主人：“今日李桂姐儿怎的不教他出来？”西门庆道：“他今日没来。”伯爵道：“我才听见后边唱。就替他说谎！”

应伯爵调侃李桂姐。桂姐听说应伯爵来了，发誓不出去。西门庆再呼后只得出来，“朝上席不端不正只磕了一个头，就用洒金扇儿掩面，佯羞整翠，立在西门庆面前”。应伯爵叫她与乔大户递酒，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婊子了，见大人做了官，情愿认做干女儿了。”郑爱香插口道：“应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干女儿，你到明日与大爹做个干儿子罢，掉过来就是个干儿子。” 伯爵骂道：“贼小淫妇儿，你又少使得，我不缠你念佛。”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骂这花子两句。”郑爱香儿道：“不要理这望江南、巴山虎儿、汗东山、斜纹布。” 西门庆骂道：“怪狗才东西！教他递酒，你斗他怎的！”

简评：此回以一场宴席为舞台，将李桂姐与应伯爵的趋炎附势刻画得淋漓尽致，勾勒出晚明市井阶层扭曲的生存图景。田晓菲说：“桂姐在众妓中最为趋炎附势、善于来事，在这一点上与应伯爵极相匹敌，所以词话本把桂姐儿和应伯爵在回目里并列也是有其道理的。”

李桂姐从倚门卖笑的头牌妓女摇身变为吴月娘的“干女儿”，表面是攀附权贵的谄媚之举，实则既借西门庆官势巩固地位，又通过身份转换在风月场中确立优势。她对月娘的刻意讨好与对其他妓女的傲慢反差，暴露出其精明算计的生存哲学；而应伯爵作为西门府的“首席帮闲”，则以插科打诨为工具，游走于大户人家与市井之间，他对李桂姐的调侃看似戏谑，实则是通过贬低他人来强化自己在西门庆身边的存在感，本质是对权力的依附与索取。

两人斗嘴交锋，恰似市井社会权力关系的微型缩影：李桂姐需要应伯爵在西门庆面前美言疏通，应伯爵则企图借妓女的逢迎来巩固自身地位。然而，应伯爵因无钱嫖妓遭妓女鄙夷，李桂姐也不愿真正与他交好，二者的冲突实质是金钱与权力博弈下的畸形共生。正如张竹坡所言，李桂姐认亲之举既暴露了西门庆沉溺女色的昏聩，也讽刺了吴月娘“不知礼仪”的愚昧；而应伯爵的滑稽谄媚，则撕开了帮闲阶层 “寄生式生存”的虚伪面具。作者借此揭示：在物欲横流的晚明社会，无论是风月场中的妓女，还是依附权贵的帮闲，皆以扭曲的姿态追逐利益，尊严与真情在权力和金钱的碾压下荡然无存，尽显世态炎凉。

二、精彩分享

1、只言片语

1）闲人曰：李桂姐认亲趋炎，应伯爵副东附势，一个是所谓“干女儿”，一个是纯粹傍食客。最终是潘金莲“巧手”，官哥儿受惊。

1、只言片语

1）闲人曰：李桂姐认亲趋炎，应伯爵副东附势，一个是所谓“干女儿”，一个是纯粹傍食客。最终是潘金莲“巧手”，官哥儿受惊。

2）张竹坡眉批旁批应伯爵：一叫吴银儿认李瓶儿为亲，“效颦妙甚；”二说到花子虚，“又认花氏之亲，更奇；”三说递酒是妓女的职责，“语中有刺；”四说桂姐不做婊子做女儿，“尖极，巧极。”其实还有一个做“副东”，可以批曰“趋奉入骨，占便宜亦成体面。”

3）文龙批：“此一回总而言之：上写趋炎，为世人之常情，下写怀嫉，实妇人之大愚。”

2、语言解读----嫖客与妓女的行话

1）李桂姐说了个“告水灾”，郑爱香说了个“丁八”，李桂姐又说了“硝子石望着南儿──丁口心”。月娘说“我不懂，不知说的是那家话”。

“告水灾”期望晴天，求晴，与求情谐音；“丁八，”“丁”谐音“定”，而“八”则分开，意思是分手；“丁口”是“可”字，“硝子石”是“石”谐音“实”，望着南儿的“南”谐音“难”，“丁口心”应为“可心”。这样三句连起来就是“求情（没有用），（依旧）分手——实难可心”。这三句话都是俚语。

2）郑爱香嘲笑应伯爵：“门背后放花儿──等不到晚了”。

“花儿”是指烟花，意思是在门后面黑影处就放烟花炮竹，不等天黑，太心急。

3）应伯爵针对郑爱香的嘲笑而说：“寒鸦儿过了，就是青刀马”。

“寒鸦儿”即含咽儿过了，就是挺（翻译即“口交”），“青刀马”疑即精液，俗谓走阳为跑马，此语为猥亵意味的笑话，比喻自己已经“在兴头上，挺着，等不得了”，这里取谐音，性事荤包袱，按应伯爵之前所说“时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马过，递了酒罢，我等不的了。”学者们多认为这是一种谐音黄色切口。

 4）郑爱香儿道：“不要理这望江南巴山虎儿，汗东山斜纹布。”

张竹坡眉批：“望作王，巴作八，汗同汗，斜作邪，合成‘王八汗邪’四字，盖婊子行市语也。”

5）郑爱香笑道：“这应二花子今日鬼酉上车儿，推丑东瓜花儿丑的没对了。他原来是个王姑来子。”

“鬼酉”合成“醜”（丑的繁体），“推”谐音“忒”，意同“太”，山东有些地方至今推、忒两字同音，这是说应伯爵丑，太丑，丑的没法说了。最后一句是俚语，据说是用“姑来”两字合音“怪”，说应伯爵原来还是个怪物。

3、精彩片段------潘金莲惊官哥儿

潘金莲自从李瓶儿生了孩子，见西门庆常在他房里宿歇，于是常怀嫉妒之心，听见李瓶儿房中孩儿啼哭，便走入来问道：“他怎这般哭？”一面接过官哥来抱在怀里，一直往后去了。走到仪门首，一迳把那孩儿举的高高的。

月娘忽抬头看见，说道：“五姐，你说的什么话？早是他妈妈没在跟前，这咱晚平白抱出他来做甚么？举的恁高，只怕唬着他。

那李瓶儿慌走出来，看见金莲抱着，说道：“小大官儿好好儿在屋里，奶子抱着，平白寻我怎的？

金莲道：“他在屋里，好不哭着寻你，我抱出他来走走。”这李瓶儿忙解开怀接过来。

月娘引逗了一回，吩咐：“好好抱进房里去罢，休要唬着他！”李瓶儿到前边，便悄悄说奶子：“他哭，你慢慢哄着他，等我来，如何教五娘抱到后边寻我？”如意儿道：“我说来，五娘再三要抱了去。”

那李瓶儿慢慢看着他喂了奶，就安顿他睡了。谁知睡下不多时，那孩子就有些睡梦中惊哭，半夜发寒潮热起来。

评点：自官哥儿诞生，李瓶儿母凭子贵的荣宠彻底刺痛潘金莲的神经，“举儿高高的”看似随意的逗弄，实则是精心设计的报复，她精准抓住婴孩脆弱的生理特点，以近乎公开挑衅方式，将嫉妒转化为对官哥儿生命的隐秘戕害。

在这场风波中，众人的反应形成强烈戏剧张力：吴月娘警惕斥责、李瓶儿惊慌失措、奶娘无奈辩解，皆暗示她们看透潘金莲的恶意却选择隐忍。而李瓶儿既未向西门庆揭露真相，也未对潘金莲采取反击，这种懦弱或许源于深知西门庆喜“家和万事兴”的心理，亦或是畏惧潘金莲的狠辣与善妒。她的退缩不仅助长了潘金莲的嚣张气焰，更埋下官哥儿悲剧命运的伏笔。

作者以极简笔触勾勒这场危机，却暗含多重隐喻：官哥儿的惊哭与病弱，既是潘金莲妒火的直接产物，也是西门府内部权力倾轧的象征。这个承载着西门庆子嗣希望的婴儿，在妻妾争斗的阴影下变得异常脆弱，恰似西门府浮华背后摇摇欲坠的根基。潘金莲的恶行未受惩戒，折射出大宅门中扭曲的生存法则 —— 在情欲、利益与权力的交织中，人性的阴暗面被无限放大，而无辜者终将成为牺牲品。

三、一家之言

1、从京城到清河：明代太监的文学投影与权力隐喻

有人说，刘内相、薛内相每每出镜，堂堂皇城宦官缘何屈尊于山东小县？

这一设定看似违背常理，实则暗藏作者对明代权力生态的深刻解构。

从历史维度看，明代太监外派监管地方经济的现象确有迹可循。司礼监常遣太监掌管织造、矿政、税务等要职，将皇权触手延伸至地方，小说中刘内相督管皇木、薛内相监守砖厂，正是对这类史实的文学转译，既映射了宫廷对稀缺资源的垄断控制，也暗喻着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无孔不入。但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简单复刻历史，而是通过“京城太监下县城”的荒诞设定，撕开封建官僚体系的虚伪面纱。

在文学层面，两位内相的出现堪称点睛之笔。他们与西门庆的利益勾连，暴露出地方豪强攀附权贵的丑恶嘴脸；其骄横跋扈的做派，更折射出宦官弄权对世道人心的腐蚀。当刘、薛二人在宴席上点唱“浮生若梦”的词曲，表面是不合时宜的戏谑，实则是以荒诞反讽荒诞 —— 权力阶层在醉生梦死中自我麻痹，却不知大厦将倾。这种矛盾性的塑造，使太监角色成为解剖明代官场腐败的利刃。

《金瓶梅》的虚构性恰在于将历史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作者刻意将皇城权力符号植入县城叙事，既是对现实的夸张变形，也是对世态炎凉的辛辣批判。刘、薛内相的存在，恰似悬在清河县上空的权力阴影，既揭示了封建体制下权力的畸形扩张，也警示着财富与权力交织下人性的堕落，最终指向全书“盛极必衰”的悲剧内核。

2、攀高枝与设棋局：李桂姐的野心与应伯爵的算计

在《金瓶梅》构筑的市井图景中，李桂姐与应伯爵恰似一对镜像，将“趋炎附势”的生存法则演绎得淋漓尽致。李桂姐以认吴月娘为干娘为跳板，从倚门卖笑的妓女摇身变为西门府的“半个主子”。她通过精心设计的“守时论”粉饰心机，用呼喝下人、指挥同伴的姿态宣示地位，甚至在宴席上以双重标准对待不同客人 —— 对普通嫖客敷衍，对有权势者则谄媚有加。这种变脸术不仅暴露其妓女攀附权贵的本性，更揭示了底层人物在权力体系中扭曲的生存逻辑：尊严与人格在利益面前，不过是可随时弃掷的筹码。

应伯爵则以更为隐晦的方式展现其生存智慧。他敏锐捕捉到李桂姐认亲背后的权力博弈，立即建议吴银儿认李瓶儿为干娘，看似是为他人出谋划策，实则是通过制造新的势力平衡，巩固自己在西门府的话语权。作为帮闲的“首席智囊”，他的插科打诨不仅是为取悦西门庆，更是将幽默转化为生存工具 —— 以戏谑掩盖算计，用调解矛盾的表象维持各方利益均势。无论是为西门庆出谋划策，还是在风月场中周旋，他始终精准拿捏着“依附”与“利用”的分寸，将帮闲之道升华为一门精致的生存艺术。

两人的交锋与暗合，恰似市井社会的微型权力场：李桂姐以美貌与心机为武器直接攀附，应伯爵则凭借智谋迂回渗透。他们的行为不仅勾勒出晚明社会扭曲的价值取向，更深刻揭露了在金钱与权力主导的时代，人性如何异化为追逐利益的工具。作者通过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将市井阶层的生存困境与道德崩塌，凝结成一曲荒诞而真实的世态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