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观中国

【随笔】

以文化观中国

★宋元浩

       打自穿草绿色军装算起，时光朝我远去了半个多世纪。在这短暂且快捷的生命旅程中，我感觉最深刻的是社会文化的提升与变革。

       1969年冬，我当上了全国“值班师”之一的英雄部队独立连的新兵。我们连队归属于特种兵建制。按理说，我们连兵员的文化素质与战斗部队相应是更高的，而实际情况却也很不如意。我们是个加强连队，全连拥有130多号官兵，可兵员的文化水平还够不上初中一年级。连里的8名干部（军官），指导员读过初一，连长只是个四年级生。我们这批新兵入伍后，增加了四名“高材生”（即读过高中的学生），我为其中之一。我们这伙农村孩子，当上了兵那阵子一直处于兴奋之中。其最主要的是肚有饭饱，菜有鱼肉，加餐吃饺子，假日可喝酒……

    新兵训练一结束，我被师政治部宣传科要去咬“笔杆子”，做新闻记者。当时，王股长表扬我脑瓜子活络，写作上路快，不仅有“豆腐块”新闻，而且还很快在《前线报》上发表了诗歌“处女作”《献上画卷献上心》。哈，这一家伙就把我这个新兵蛋子捧上了天。山花朝我盛开，战友为我鼓掌，遥远的恋人为我祝贺。可没想到，乐极生忧，我们连长吵着政治部的首长说：这个文化兵是我们从红色故都瑞金接过来的，先让他在我们连队摔打摔打吧。于是，好心的连长硬拖带拽地把我要回到了独立连里。从此，连首长把我当成重点苗子开始对我进行重点“栽培”。首先，连队团支部“委任”我当了宣传委员，评选上“五好战士”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其次，逢到在司令部大院看电影时，连长鼓动我打拍子，指挥大伙与兄弟连队拉歌。谁知，我起身一看，偌大操场上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几千双眼睛统统地朝着我看，好像那么多的陌生人非要在我的身上找出破绽来似的，我的心里一阵紧张，我生怕在这样的大场面中既为连长又给自己丢了面子。第二天在连里的饭堂上，连长又叫我向大家读一篇报纸。自此，连长要求我每天都要在饭堂上读自己写的新闻稿，表扬连队的好人好事……

    时至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我们原先的独立连由担任七年文书职务的“大秀才”创建了全国性老兵的微信群，我以“烂笔头”的昵称出现在群里。阔别半个多世纪后的老兵窃窃私语：“哦，‘烂笔头’就是当年在饭堂上读稿子的吧？瞧他的头发都掉光了！”哈，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化兵”，居然给人那么深的印象！

    在地方机关大院里上班，我又被安排做对台湾宣传工作。我原有的文化仅仅上过高二的上半年课程，根本没有大学文凭，而组织上却一直重用我在文化宣传岗位上。事实上，那个时代的干部因文化素质低，不仅个人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常常出现不少纰漏，闹出许多笑话。

    我们县里有一位兵武出身的干部，他在担任乡长职务期间，每天都到生产队去巡视田间管理。当他看到一大片水稻田的旱情相当严重，竟连泥土都晒得裂开了深沟，禾苗统统弯腰低头，枯萎得要死，如不及时抗旱，这片田就将颗粒无收。这位乡长心里十分焦急，可他因没有文化而不会使用文字做记录。为了缓解稻田的严重干旱，乡长召集乡村干部开会。他在大会上用客家话方言，半土半洋地罗里吧嗦地讲了七萝三担半，老百姓听他说禾田晒裂开了缝，就像是肚子饿了的婴儿似的哭裂了嘴那样。上面来的领导和记者都知道他是个文盲，斗大的字装不满一箩，却不晓得他凭着什么能耐而记得下全乡方圆30里地各处旱情的轻重缓急。当人们发现他在火柴盒子、香烟包装纸上用铅笔做了不少符号时，方才如梦初醒。首先，他因勤快走得多，而“路脚熟”；其二，他把全乡的版图都绘在了自己的脑子里；其三是最关键的一着，他勤于做笔记。他解释所记符号是：打“√”表示禾苗长势旺盛，可望丰收；打“0”说明田间管理不错；打一个“X”、两个“X”、三个“X”的分别说明旱情轻、重、严重的不同程度……

    还是那个时代，县政府主管农林牧副渔的副县长，是位德高望重的“长征老干部”。他可是个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煮皮带，躲过枪子、舔着鲜血、从死人堆里咬着伤痛走过来的英雄呐！可面对文化他却叫苦不迭，总说比“端着刺刀冲向敌阵更难千倍万倍”。秘书给他写好讲话稿，他又不照着念，而真正照着读时又往往出错。《讲话稿》上明明写的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可他却喜欢说“脱口秀”：“狗蚤臭虫一把抓”。他强调用地方俗话表达比纸上写的稿子更精彩。不过，他仅凭听觉常常会把村名弄错、写错。譬方，他把“富裕排”写成“无有派”，把“潮陂头”写成“草皮蔸”，他记住“新马太”就是家乡的“新苑”、“玛琪岗”和“泰方”……三个简简单单的外国中文名字，竟然让他记住了三个复杂的村镇，他自认为这是自己的一大优势，以此而乐。

    半个多世纪的文化变迁，不就证明东方大国跨入了和平发展的伟大征程？

（烂笔头2025·6·9草1888字符）